鄂爾渾—葉尼塞碑銘的詩體文學性研究

崔 焱

(遼寧師范大學 文學院，遼寧 大連 116000)

鄂爾渾—葉尼塞碑銘是指保留在從鄂爾渾河到多瑙河、從雅庫特到沙漠地帶及葉尼塞河上游地帶的遼闊區域內的用古代突厥如尼文刻寫的眾多銘文。鄂爾渾—葉尼塞碑銘不僅是研究突厥語族語言文字的第一手材料，對研究古代突厥語言的詩體文學性也有著重要作用。

馮·加班提到鄂爾渾—葉尼塞碑銘時給予這樣的評價：“這些碑銘的風格并非取自粟特語，雖然其中充滿著頭韻和對句，但詩行工整。這應該說是口頭流傳的突厥文學—史詩和抒情詩的痕跡?！?1)[德]A.馮.加班《中世紀以來中亞的突厥文獻》，《突厥語研究通訊》，北京：中國突厥語研究會編印，1983年，第4頁。耿世民認為：“俄國有個別學者提出《闕特勤碑》《毗伽可汗碑》等是用韻文寫成的說法，并就這一點展開了討論。目前尚無定論。但散文中插有韻文或對仗這點是可信的，也不時有格言諺語的引用。這些用古代突厥文寫成的碑文可看作突厥語民族的第一批文學作品?！?2)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銘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36頁。土耳其學者阿拉特的著作《古代突厥語詩歌》也有韻文特征的相關研究。(3)R. R. Arat，Eski Türk iiri，Ankara：Türk Tarih Kurumu Basimevi，1965.

阿布都沙拉木·許庫爾·諾亞從敘事角度分析碑銘作者獨特的敘事策略，探討這種敘事策略存在的政治、社會和文化淵源。(4)阿布都沙拉木·許庫爾·諾亞《古代突厥—回鶻碑銘文獻的敘述特點》，《民族文學研究》2008年第1期，第64-67頁。高人雄，樊運景從碑銘的體裁特征、情感特征以及根植于文化土壤的題材特征角度探討其文學性。(5)高人雄、樊運景《古代突厥碑銘文的文學性探析》，《新疆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2期，第124-127頁。王立，張鐵山以互文修辭作為切入點，對互文修辭手法在“三大碑”中的運用進行系統梳理和分析，從而一窺古代突厥人文學發展的水平。(6)王立、張鐵山《從突厥“三大碑”的“互文”現象看其韻律特征》，《民族文學研究》2016年第3期，第124-132頁。楊波基于對古代突厥碑銘的審美解讀，探討了其以散文敘事為主，同時包含韻文的語言特征。(7)楊波《古代突厥碑銘文學的審美解讀——以〈暾欲谷碑〉〈闕特勤碑〉〈毗伽可汗碑〉為例》，《喀什大學學報》2017年第1期，第36-42頁。

一、 韻文對偶技巧

用韻技巧關乎于詩歌作品的藝術感染力和情感表達力。鄂爾渾—葉尼塞文是拼音文字，沒有聲調區別，且一個詞語由多個音節組成，音節的組成元素又分為元音和輔音，所以其詩歌的格律形式形成了不同于其他民族詩歌的特點。通過考察鄂爾渾—葉尼塞碑銘的韻文格律特點將其押韻方式分為三種：一種是押頭韻，這一奇特的押韻方式繼而影響到回鶻詩歌文學；一種是押句尾韻，即腳韻，這種方式最為常見；一種是頭韻和尾韻都押韻，這種情況不多見。一般每節由兩行或四行組成，兩行最為常見，四行以上比較少見，最多七行。

“對偶”的基本特點是把同類或對立的概念并列起來，講究語言要素的均勢對稱。鄂爾渾—葉尼塞碑銘語言中的同義詞、近義詞以及反義詞被充分應用在對偶修辭格中，使得所形成的語句在音節上避免了重復，也不顯得單調、乏味、枯燥，意境上又豐富了語言的表達內涵。下面將在押韻方式分類的基礎上，逐一梳理鄂爾渾—葉尼塞碑銘語言中的韻文對偶特征。

(一)頭韻對偶

1.《闕特勤碑》北面第11行

(1)k?zd? ya? k?ls?r t?da

眼睛流淚，我強忍??；

(2)k??ül t? s?γ?t k?ls?r yanturu

心情難過，我強抑住。

這兩行押頭韻k，每行均為4個詞。對偶方面k?zd? ya?“眼中淚”對應k??ült? s?γ?t“心中苦”。

2.《毗伽可汗碑》東面第2行

悲痛欲絕的

(2)türük b?gl?r bodun ?girip s?vinip

突厥諸官和人民歡天喜地，

(3)to??tm?? k?zi yüg?rü k?rti

他們呆滯的眼睛變得有神了。

3.《翁金碑》第11行

對我弟、我子這樣教導說了。

(2)qa? yor?p el teris qaγanqa adr?lmaduq ya??lmaduq

(你)父從未離開(和)背叛過頡跌利施可汗。

(3)t??ri bilg? qaγanta adr?lmal?m azmal?m

愿我們也不要離開(和)背叛天汗陛下，

我這樣教導了。

第(1)(3)(4)行隔行押頭韻t，(1)(3)行每行5個詞，第(4)行3個詞。對偶方面第(2)行adr?lmaduq“未離開”對應第(3)行adr?lmal?m“未離開”。

(二)尾韻對偶

1.《闕特勤碑》東面第5行

其弟做了可汗，

其子也做了可汗。

之后，弟不像兄，

子不像父。

昏庸的可汗登了位，

壞的可汗也登了位。

其梅錄也是昏庸的、壞的。

2.《闕特勤碑》南面第2行

(1)ilg?rü kün toγs?qqa birg?rü kün ortus?nγaru

往前(東面)到日出，往右(南面)到日中，

(2)qur?γaru kün bats?qga y?rγaru tün ortus?nγaru

往后(西面)到日落，往左(北面)到夜中。

這兩行押尾韻ortus?nγaru，兩行均為6詞。對偶方面ilg?rü“往前”對應qur?γaru“往后”，birg?rü“往右”對應y?rγaru“往左”，kün ortus?nγaru“日中”對應tün ortus?nγaru“夜中”。

3.《闕特勤碑》北面第11行

(1)k?rür k?züm k?rm?z t?g

我的眼睛好像看不見了，

(2)bilir biligim bilm?z t?g

我的智慧好像遲鈍了。

這兩行押尾韻t?g，每行3個詞。k?züm k?rm?z t?g“眼睛看不見”與biligim bilm?z t?g“智慧遲鈍”對應，形成對偶。

4.《闕特勤碑》南面第10行

使窮人變富，

(2)az bodun?γ ükü? q?lt?m

使較少的人民變多。

5.《闕特勤碑》東面第2行

(1)ba?l?γ?γ yüküntürmi?

使有頭的俯首敬拜，

(2)tizligig s?kürmi?

使有膝的屈膝投降。

這兩行押尾韻-mi?，每行2個詞。對偶方面ba?l?γ?γ“有頭的”對應tizligig“有膝的”，yüküntürmi?“俯首敬拜”對應s?kürmi?“屈膝投降”。

6.《毗伽可汗碑》東面第18行

(1)üz? t??ri basmasar

當上面上天不塌，

(2)asra yir t?linm?s?r

下面大地不裂。

這兩行押尾韻-masar/ -m?s?r，每行3個詞。對偶方面üz? t??ri“上面天空”對應asra yir“下面大地”，basmasar“不塌”對應t?linm?s?r“不裂”。

7.《暾欲谷碑》第一石西面第12行和東面第 22行

(1)tün ud?s?q?m k?lm?di

夜里睡不著覺，

(2)küntüz olurs?q?m k?lm?di

白天坐不下來。

這兩行押尾韻k?lm?di，每行3個詞。對偶方面 tün“夜里”與küntüz“白天”對應，ud?s?q?m“睡覺”與olurs?q?m“坐下”相對。前后句相互補充，形成一個完整的時間段和行為狀態，從而表達出“晝夜都坐臥不安”的完整含義。

(三)頭韻、尾韻同時押韻對偶

1.《闕特勤碑》南面3-4行

(1)ilg?rü ?andu? yaz?qa t?gi sül?dim

向前(東)我曾征戰到山東平原，

幾乎到達海濱。

(3)birg?rü toquz ?rsink? t?gi sül?dim

向右(南)我曾征戰到九姓焉耆，

幾乎達到吐蕃。

這4行詩句押韻整飭、形式整齊。第(2)行和第(4)行均以t起頭，押頭韻，每行3個詞。第(1)行和第(3)行每行5個詞。這4行均以-dim結尾，同時押尾韻。對偶方面ilg?rü“向前”對應birg?rü“向右”，?andu? yaz?“山東平原”對應toquz ?rsin“九姓焉耆”；taluy“海濱”對應tüpüt“吐蕃”。

2.《暾欲谷碑》第一石西面第14、15行

把薄的東西穿透是容易的，

把細的東西折斷是容易的。

(3)yuyqa qal?n bolsar topulγuluq alp ?rmi?

要是薄的東西變成厚的就難了；

要是細的變成粗的，要折斷就難了。

上文所述表明，鄂爾渾—葉尼塞碑銘的韻文對偶形式充分體現了音律對仗結構均衡的詩體特征。呈現出的特點是其押韻技巧十分豐富，頭韻和腳韻稠密多樣。這種特點使得碑銘語言凝練，句式整齊，音韻和諧，富有節奏感和音樂美，加強語言的感人效果，因此更能讓讀者接受，在心中引起共鳴，產生上下句之間相互預知的情境，留下深刻的印象。

尚和求穩、喜雙成對、整齊有序的漢民族文化心理對韻文對偶修辭建構了深刻影響，而韻文對偶對語言文化發展和詩詞歌賦的成熟產生促進作用。趨向中華文化的均衡、整齊、有序的心理，表現在修辭上就是語言整齊劃一、安排有序。鄂爾渾—葉尼塞碑銘語言中出現的韻文對偶現象體現了碑銘作者傾慕漢語的表達方式，表現出民族之間思維上、審美追求上的互動塑造關系。

二、重章疊句的運用

重章疊句是詩歌的常見表現手法，即上下句或者上下段用相同的結構形式反復詠唱的一種表情達意的方法。這種手法具有回環反復的表達效果，有著音韻美、意境美和含蓄美。鄂爾渾—葉尼塞碑銘中出現的類似《詩經》中重章疊句的修辭手法，目的在于深化主題，強調情感。

鄂爾渾—葉尼塞碑銘語言在句式、章法和韻律上所具有的形式整齊的特點，說明其確實經過整理加工。語言的重復性與順序性、音樂性相結合，表現了碑銘語言簡單靈活的特質。下面將逐一考察。

(一)《闕特勤碑》南面第11、12行

sab?m ?rs?r b??gü ta?qa urtum

我把所有的話都刻寫在(這)永久的石碑上，

angar k?rü bili? türk amt? bodun b?gl?r

突厥現在的人民和諸官，愿你們看后都知道，

這時諸官看了以后，你們還要犯錯嗎？

m?n b??gü ta? tikdim

我立起這永久的石碑，

我從唐朝皇帝那里請來了畫工，讓他們裝飾了，

他們沒有毀壞我的話，他們派來了唐朝皇帝的宮內畫匠。

我令他們建造了宏偉的建筑物，我讓他們在其內外都繪上動人的畫。

ta? toq?td?m k??ült?ki sab?min urturt?m

我令他們打造了石碑，讓他們刻下了我心中(要說)的話。

on oq oγl?nga tat?nga t?gi bun? k?rü bili? b??gü ta?

愿十箭的子孫和外族，臣民看到這個都知道。

我打造了永久的石碑，

?rig yirt? b??gü ta? toq?td?m bititdim

在這人來人往的地方建造了永久的石碑，我讓人寫下了我的話。

愿你們看到后都知道我組織人打造了那石碑。

bu bitig bitigm? at?si yolliγ tigin

書寫此碑文的是其侄子藥利特勤。

這部分b??gü ta?“永久的石碑”反復多次出現，回環往復，一唱三嘆。詩句似斷實連，韻律回旋蕩漾，回環復沓，突顯動作的進程和情感的變化，體現出建造石碑的重大價值。

(二)《闕特勤碑》東面第3行

bilg? qaγan ?rmi? alp qaγan ?rmi?

他們是英明的可汗、勇敢的可汗。

據說他們的梅錄也是英明的、勇敢的。

b?gl?ri y?m? bodun? y?m? tüz ?rmi?

他們的諸官和人民也是正直的。

這部分bilg?“有智慧的”和alp“勇敢的”出現兩次，以強調可汗領袖的英勇才干。

(三)《闕特勤碑》東面第1、10行

üz? k?k t??ri asra yaγ?z yir q?l?ntuqda

當上面藍天、下面褐色大地造成時，

?kin ara ki?i ?γl? q?l?nm??

在二者之間(也)創造了人類之子。

在人類之子上面，坐有我祖先布民可汗和室點密可汗。

這部分用極具精煉且優美的語言展現了該民族起源時的神圣場景。

《闕》東10：

üz? türk t??risi türk ?duq yiri

上面突厥的上天，(下面)突厥的神圣水土(神)

這部分描寫了天地、水土之神的強大力量?！皑箊? k?k t??ri(上面神圣藍天)”和“üz? türk t??risi(上面突厥藍天)”重復，“yaγ?z yir(下面褐色大地)”和“türk ?duq yiri(突厥神圣土地)”重復，上下文形成呼應，反復詠唱，表現出樸素的自然崇拜。

(四)《闕特勤碑》東面第15、18行

qaγanl?γ?γ qaγans?ratm?? yaγ?γ baz q?lm??

使有可汗的失去可汗，征服了敵人，

tizligig s?kürmi? ba?l?γ?γ yüküntürmi?

使有膝的屈膝，使有頭的頓首(投降)。

這部分在15行和18行中重復出現，以突出困頓的情勢。

(五)《闕特勤碑》東面第19、20行

為了不要讓我們祖先統治的土地、水沒有主人。

k?km?n yir sub idisiz qalmazun tiyin

為了不要讓曲漫山的土地、水沒有主人。

這兩部分……yir sub idisiz bolmazun tiyin“……土地、水沒有主人”重復，營造氛圍，增強音樂性。

(六)《闕特勤碑》東面第23行，《毗伽可汗碑》東面第19行

yaraql?γ qantan k?lip yańa altd?

(否則)帶武器的人從哪里來趕走(你們)？

sü?üglüg qantan k?lip?n süra altd?

帶矛的人從哪里來驅走你們？

這部分yaraql?γ“有武器的”對應sü?üglüg“帶矛的”，形成對偶；qantan k?lip yańa altd?“從哪里來驅走你們”和qantan k?lip?n süra altd?“從哪里來驅趕你們”重復，只將yańa“回來”替換成了süra“驅趕”，回旋反復，抒發情感。

(七)《闕特勤碑》東面第32行

最初，他騎tad?q?n 啜的灰馬進擊，該馬在那里死了。

?kinti ??bara yamtar boz at?γ binip t?gdi ol at anta ?lti

第二次騎始波羅的灰馬進擊，該馬在那里死了。

第三次騎y?gin silig官的帶有馬衣的栗色馬進擊，該馬在那里死了。

這部分ol at anta ?lti“該馬在那里死了”重復了三次，以表現戰事的激烈，引發共鳴。

(八)《暾欲谷碑》第2石西面38行

n?k? t?z?rbiz

為什么我們要逃走？

ükü? tiyin n?k? qoorquur

我們為什么因為他們人多就懼怕？

biz az tiyin n? bas?nal?m

我們為什么因為人少就要被打??？

這部分n?“為什么”重復三次，形成排比，加強反問語氣，體現出進攻的決心和信心。

(九)《庫茲埃里克霍夫》

kinim qada??m ?sizim ? oγlan?m ?sizim ? ürüngüm qaram ?sizim yüz ?lig ?rim ?sizim? b?? bodraq yunt ?sizim ?

嗚呼，我的親族呀！嗚呼，我的孩子們??！嗚呼，我親愛的人??！嗚呼，我一百五十名英雄??！一千匹褐色的馬，啊。

?sizim“遺憾”作為語氣詞表示惋惜，出現5次；感嘆詞?“啊”出現3次，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不舍之情，產生共鳴。

不斷重復的韻律加強了抒情效果，使讀者的情感如同潮汐般層次分明。鄂爾渾—葉尼塞碑銘對重章疊句的運用與《詩經》等漢語文經典的不謀而合展現了中華民族文學多元一體的文學藝術魅力，揭示了中華文學多民族創作-傳播-接受的特征。

三、格言諺語的引用

辯證思維發達是整個東方民族思維發展的共性，古代突厥民族也不例外。發現和認識事物矛盾雙方是樸素辯證思維的前提。鄂爾渾—葉尼塞碑銘語言中，存在著一些通過事物矛盾表達深邃道理的箴言、格言、諺語，體現了古代突厥先民對事物矛盾的辯證認識，下面將進行考察。

(一)《暾欲谷碑》第一石西面第5、6行

turuq buuqal? s?miz buuqal? ?raqda b?ls?r

如果在遠處區分瘦公牛和肥公牛。

?miz buqa turuk buqa tiyin bilm?z ?rmi? tiyin

人們就不知道哪個是肥公牛，哪個是瘦公牛。

這里引用的諺語為了體現尋求“上天的智慧”，是否要敦促他(頡跌利施)成為可汗。鄂爾渾—葉尼塞碑銘語言雖然不像標準的“三段論”結構能夠直接推出結論，但在當時的語言環境或論證參與者來說，一樣能夠達到表達思想，實現說理的目的。碑銘語言中格言、諺語幾乎都有這方面的特征，充分體現了古代突厥民族在思維表達過程中比較普遍使用隱喻推理的特點。

(二)《暾欲谷碑》第一石西面第13、14行

薄的東西穿透是容易的，把細的東西折斷是容易的。

要是薄的東西變成厚的，透就難了；要是細的變成粗的，要折斷就難了。

這段引用的俗語是運用思辨性思考和象征的修辭對現實環境的分析，展現了暾欲谷卓越的軍事才能。

(三)《毗伽可汗碑》西面

(我悲痛)如夏天天上之鼓作響，

如山上的鹿鳴叫。

這部分中將“悲痛”比作“天上之鼓作響”和“山上的鹿鳴”，善于運用意向性思維，在感性認知的基礎上形象地概括真理性認識。

(四)《鐵爾痕碑》南面第5行

他們說：“如果權力在好人手中，普通人民得享平安…… ”

“如果權力在惡人手中，對普通人民則是禍水?！?/p>

此處通過具體的假設來分析現實境遇，具象性思維背后的辯證邏輯十分嚴密、完善。

(五)《毗伽可汗碑》東面第18行

弟弟不認識其哥哥，

?rti oγl? qa?in bilm?z ?rti

兒子不認識其父親

此處通過兄弟和父子互不相識，來比喻國家之大。這種“以小見大，以淺喻深”的隱喻，以形象事例，推出抽象道理，體現了思維的邏輯性。

通過對鄂爾渾—葉尼塞碑銘中格言諺語引用情況進行考察，能夠了解到古代突厥民族善于運用比喻推理，意向性思維作為主導，辯證思維較為發達的思維特征。其格言諺語與東方民族在思維方式上的共同特點就在于以具體現象之間在某一性質方面的一致性為依據，用隱喻的方式，表達更為深刻的、抽象的思想。這在“所表達的事理，不顯山、不露水地來說明、諭證與其具有同一性的某一事理”(13)張曉芒《先秦諸子的論辯思想與方法》，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55頁。方面，與漢語言的古代寓言故事或由此演變的成語很相似。

四、結語

從突厥語的內部形式來看，勒內·吉羅指出：突厥語結構本身就使整個分句形成了一個發音清晰的三項式，產生了兩種內部聲調，這一事實本身就使突厥語句子非常悅耳媚聽了。(14)[法]勒內·吉羅著，耿昇譯《東突厥汗國碑銘考釋》，烏魯木齊：新疆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1984年，第221頁。通過上文分析，總結出鄂爾渾—葉尼塞碑銘的詩體文學特征：第一，押韻方式多樣，對偶整齊均勻，形式上詞數勻稱、頓挫感強，內容上凝練集中，概括力強；第二，通過重章疊句的和諧篇章構建，達到了深化意境，強化情感的效果；第三，碑銘語言對格言諺語引用方面的可以窺見古代突厥民族用辯證思維和形象隱喻傳遞智慧、認識世界的方式。這些文學特點都可以在漢語文的詩學傳統中找到蹤跡，展現了中華文學交融的歷史縮影，鄂爾渾—葉尼塞碑銘的詩體文學性探究對于推動以文學力量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研究進程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