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盾音樂創作的海外傳播

●楊松權

（金華職業技術學院，浙江·金華，321017）

譚盾作為中國當代第五代作曲家①的重要代表，以頗具獨特的作品創作風格而蜚聲于國際樂壇，成為由我國作曲家游學海外并享譽中外的佼佼者，曾囊獲美國格萊美獎與奧斯卡金像獎、德國巴赫獎、俄羅斯肖斯塔科維奇大獎、英國安東尼亞斯基夫音樂獎、比利時佛蘭德原創音樂獎等諸多獎項。

雖然諸多鑒賞者對譚盾作品的評價并不盡相同。不可否認的是，無論將相關作品劃歸于“先鋒派音樂”之列，抑或是“反美（學）主義音樂”“噪音主義音樂”之類，其均飽含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寶貴元素，并突顯中國地域化的音樂形象，為中國音樂的海外傳播發揮了“傳承大國文化、弘揚大國精神”的重要作用?？梢哉f，譚盾雖常年遠居海外，卻用流淌著中華文化血脈的音符在世界的音樂舞臺上講述著中國故事。

譚盾在音樂創作及海外音樂活動方面身體力行，擔任著中國音樂走出去的文化使者重任，與我國當下復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及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政策指向不謀而合?；厮葑T盾多年音樂創作的海外從業歷程，其以一種聽覺及視覺符號化的形式推動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走出國門，而成為復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國際化傳播的主力軍。

長期以來，譚盾及其作品也成為學界備受關注的研究焦點，甚至出現了“譚盾音樂現象”等帶有個人稱謂的學術概念。相關研究可謂文論不乏、成果斐然，但更多是圍繞其創作活動、作品分析等方面而述，專事于海外傳播主題的研究相對較為鮮見。僅有張伯瑜的《芬蘭初春的雪——譚盾在芬蘭》（《人民音樂》1993 年第6期)、唐樸林的《解讀譚盾“中國音樂走向世界, 只有靠民樂”之說》（《中國音樂》2008 年第3 期)、光蓁的《譚盾獲聘香港“文化推廣大使”》（《人民音樂》2022 年第12 期）、王耀華的《中國當代音樂海外傳播作品的內容形式創新論》（《音樂研究》2018 年第3 期）和《新時期中國當代音樂創作海外傳播的成績、問題及其對策》（《音樂研究》2019 年第4 期）等少量文獻有所涉及。應該說，譚盾音樂創作對我國音樂的海外傳播具有重要借鑒意義，有關該問題的研究有待于進一步延申和細化。據此，本文旨在分析譚盾音樂的海外傳播成功之道，通過審視表層音樂事象的發展歷程來管窺其背后成因及內在邏輯，并希冀為相關研究提供些許啟示。

一、譚盾音樂作品海外傳播的成因探析

論及譚盾音樂作品在海外得以廣泛傳播的原因，可從內因、外因兩個方面進行闡釋。

筆者依照音樂傳播學中“傳者、內容（信息）、受眾、媒介、效果”的五要素結構，[1]（P80）將各類因素予以劃分而述。其中，在因果的辯證關系中，效果是傳播的結果體現，不歸屬于原因之列的探索范疇；傳播內容（信息）自身質量的高低是影響傳播效果的根本內因，當然，音樂作品也因帶有某些物化特征而具備客觀因素之屬性；傳者、受眾、媒介三個因素則是影響傳播效果之外因，前兩者以人的形式出現而帶有主觀因素之屬性，后者則與之相反。據此，本文僅以傳播內容（作品風貌）、傳受雙方（群體身份）及新媒介等因素為例而兼以闡述。

（一）內因——作品風貌之魅力獨顯

從本質化的主導內因而論，譚盾音樂作品之所以在海外廣傳，是因其自身獨具的文化風貌而使之魅力獨顯。譚盾在音樂創作中不僅注重中西方音樂元素的結構與重構理念，還在內容和形式上著力突破傳統框架的局限性。

首先，作品內容之中西互融性。自走上專業求學道路后譚盾即廣泛求教、博采眾長，在國內外分別受教于黎英海、趙行道、李華德和大衛·多夫斯基、周文中等先生。結合譚盾自少長于湖南楚地而深受本土文化熏陶之背景，為取“自家”之本、融“他家”之法的創作風格奠定了堅實基礎，可謂將中國民間文化元素和西方作曲技術的融合之舉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就此開辟出了一條中體西用的當代化創新之道。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可將其音樂作品稱之為“披著國外文化軀殼的中國文化靈魂”，亦如譚盾自己所言：“一直以來我都致力于植根中國傳統文化精髓，將東方古老而又深邃的藝術文化特性融入到西方藝術文化中?！盵2]事實上，在其音樂作品中，西方作曲技術只是一種音樂思想予以表達的轉換路徑和形式，而有關道家文化、楚文化、巫文化、儺文化及傳統音樂文化等帶有中華民族文化符號的音樂思想才是作品創作之本源。

較為典型的案例是，作品《地圖》的創作素材源于湘西土家族、苗族、侗族等少數民族的風俗文化。譚盾在采風中對原生性的民間音樂予以聲像記錄，并在演出中直接播放影片而使之與交響樂隊的演奏融為一體。使得我國民間文化以初始樣態的形式在音樂創作中得以極致化運用，并通過借助管弦樂隊演奏形式為之開拓出一條走向國際的合理路徑。此外，諸如室內樂《風·雅·頌》《鬼戲》、鋼琴作品《看戲》《古葬》、歌劇《九歌》等諸多作品無不是立足于民族器樂曲、民歌、戲曲等傳統音樂文化形式的基礎而進行創作?？梢哉f，其“以中為本、以西為用”的跨文化創作理念，使作品被賦予了中華文化符號的獨特意涵，在海外傳播中以東方文化飽含的神秘感和敬畏感而備受觀眾青睞。

其次，作品形式之獨辟蹊徑。譚盾有著敢為天下先的音樂創新精神，在創作中著力突破傳統概念下諸多元素的既往束縛，打破了一系列不成文的潛在規定。從音樂表演形式來看，譚盾力圖以更為豐富的想象力和創造力賦予作品新穎的聽覺及視覺感受，甚至是花費大量心血投身于高科技音樂作品的創作。這種新奇少見的音樂形式吸引著大批觀眾的審視目光并刺激著其充滿期待的聽覺神經。

當然，有關作品形式的創新可謂比比皆然、無所不含，其大膽的嘗試甚至會成為一種帶有顛覆性的創新概念。較為典型的體現有：其一，在樂器選用方面，塑造出“一切自然物均可入樂”的可能性。如在《水樂》表演中將水盆、水管、水鑼、水音琴、木制碗等多種器皿或樂器置于水中演奏，甚至還有以提琴琴弓擦奏鑼體而獲得特殊音效之創舉。同時，在《紙樂》表演中通過揉紙、搓紙、晃紙、甩紙、擊紙以及不同紙質樂器的演奏而產生各種奇妙聲響。此外，在其他作品中還有將樹葉、石頭、陶土等作為樂器而奏的諸多案例。其二，觀眾在某個特定的演出環節變身為表演者，擴大了表演者這一概念的有限邊界，也使之成為偶然音樂流派類型的中國化實踐。如在《鳥樂》中表演中將鳥鳴、觀眾模仿鳥鳴的口哨聲（或手機微信鳥鳴）和樂隊所奏之聲融合為一體進行現場即興表演，提高了觀眾的有機參與性和臨場感受度。其三，延伸數碼、多媒體等技術在音樂領域的應用觸角，以先進科技引領音樂創作新格局。如作品《女書》以“音樂3D”和“時空3D”為主要創作理念，展現了影視之間、音樂與影視之間、古老的女書文化與未來文化之間的三維藝術空間對位。[3]同時，元宇宙交響樂作品《五蘊天地》則采用了“元樂隊”進行演奏，不僅在全景聲的音頻聲場上有順時針、逆時針的流動，甚至還有東西南北方向上的穿透和打通。[4]此外，在相關作品演出中還通過服裝、布景、燈光及道具等舞美設計塑造相應的音樂環境，提高觀賞者身臨其境的聽覺及視覺體驗感。

（二）外因——傳受群體之身份互構及新媒介的出現

從音樂得以海外廣傳的外因而言，包括了除音樂本體（作品）之外的諸多外部變化條件，并發揮第二性的影響作用。其中，傳受群體所持有的文化身份及主觀意識的對稱性具有重要影響作用，成為音樂傳播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外因。鑒于此，音樂海外傳播活動的傳授雙方之身份問題也應成為相關研究中不可忽視的關注點。

首先，從傳播者角度而言，該群體身份往往會影響受眾的感知和態度，即身份的權威性不僅影響傳播內容的可信度（可鑒度），而且決定著傳播內容的廣度和深度。[5]（P21）因此，依照“身份即傳播”的觀點來看，在音樂領域的鑒賞層面也存在著“名人門前賞客多”的擇樂消費現象，以此決定了作品傳播的受眾廣度。

譚盾的音樂職業生涯呈現出國內、國外兩條線索相互交織而促之功成名遂的特殊身份，線索是其1957 年生于湖南長沙，1977 年考入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攻讀學士及其后的碩士學位，1986 年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藝術學院攻讀博士學位，而后僑居美國?？梢哉f，譚盾在整體上形成了“中國學生—中國籍留美學生—美籍華人工作者”的一系列身份轉換，并通過諸類作品的發布和諸國音樂實踐活動的參與使之一步步成為國際音樂圈的“新寵兒”。事實上，自1983 年譚盾以弦樂四重奏作品《風·雅·頌》參加國際韋伯室內樂作曲比賽獲二等獎后已在國際舞臺漸露頭角，而赴美后又受邀于蘇格蘭、荷蘭、英國、法國等國家的全球性頂級交響樂團擔任指揮，使其聲名大噪并成長成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著名作曲家、指揮家。此外，其榮獲第73 屆奧斯卡金像獎和第44 屆格萊美獎的電影音樂作品《臥虎藏龍》，具有巨大商業價值而在大眾化市場中得以廣泛宣傳，進一步使其成為家喻戶曉的當紅人物。無疑，譚盾以頗具影響力的特殊身份及兼有創新元素的現代作品成功吸引了規模愈發龐大的聽眾群體。

其次，從受眾者角度而言，譚盾音樂作品以其中外兼容的特性為多重屬性的受眾者帶來認同感和新鮮感。其一，對于海外華人而言，相關作品以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在精神為之賦予一種歸屬感，而西方音樂創作的外在形式則為之給予一種新潮感。其二，對于外國聽眾而言，西方作曲技法雖是眾人所熟悉的音樂創作形式，但作品中帶有中國風貌的文化內容卻成為吸引眾人眼光的至尊法寶。從本質上說，若將譚盾作品視為一種音樂文化編碼符號，不同海外受眾群體以“自我”或“他者”的身份鑒賞視角均能窺探到自行解碼的切入點，形成了與自身審美習慣、聽覺期待相互應和的高頻接受度。

此外，譚盾音樂的海外傳播之宜是孕育在網絡信息化的時代背景之下。尤其，20 世紀90 年代后逐漸興起的電子媒介、網絡媒介突破了信息傳播的時空界限，并增加了傳播過程的迅捷性和受眾選擇的自主性?？梢哉f，新媒介的出現為譚盾音樂的跨時性、跨域性傳播奠定了堅實基礎，為更加廣泛、深入的傳播創造了外在客觀條件。

因此，在譚盾音樂作品的海外傳播中，因其本人身份的特殊性及傳受雙方在某個共質認同點或異質吸附點的交叉重疊性而使之形成一種自發運行的內在機制，并不斷建構著以群體身份屬性多樣為特征的音樂文化傳播圈，形成以作品“創作、傳播、受眾、再傳播”為一體的有機循環鏈條。同時，在當代新媒介的作用下，為音樂在更寬時域、更廣地域、更大群體的海外傳播提供了巨大的空間。

二、譚盾音樂海外傳播的當代啟示

承前文，譚盾音樂海外傳播是一項具體的音樂實踐活動，其成功之道自然可在理論層面予以梳理，并轉換為一種指導實踐活動的借鑒性理論。

（一）建構中國性的聽覺符號

王耀華先生將中國當代音樂海外傳播作品歸納為兩大部分，一是當代中國人創作的具有鮮明中國音樂風格特點的音樂作品，二是經過當代中國人詮釋、整理和改編的中國傳統音樂作品。[6]（P51）相關概念對音樂風格之中國性、作品來源之中國傳統音樂素材性予以了強調?？梢哉f，如何體現出作品的中國性是一個重要且復雜的命題，而譚盾深耕文化故土的音樂創作為此帶來一定啟示。

當把音樂作品被具象化為一種具有特定文化意義的信息，所謂傳播中的信息則即可被視為帶有中國傳統文化內涵的聽覺符號。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王耀華所提的音樂海外傳播之中國性，在本質上也可視為一種帶有國別屬性的聽覺文化符號進行跨區域、跨群體的互動現象。

無疑，在我國音樂的海外傳播中，創作具有典型聽覺文化符號的作品將成為主流趨勢。值得注意的是，符號作為具體事物的抽象化與概念化媒介，包含能指（符號形式）和所指（符號內容）兩個層面。從該立意點來講，并非只要在音樂創作中加入我國民族器樂、聲樂元素就能被定義為帶有中國聽覺文化符號的作品?；蛘哒f，在聽覺文化符號的架構中，除了遵循符號之“形式”的存在性，而且要注重符號之“內容”的側重性。而后者要求音樂從業者深深根植于中國傳統文化，關注到我國各民族人民的生活方式、風俗禮儀、信仰追求、價值觀念等諸方面之事宜，甚至是需要“走進田野、觀察局內”以獲得深刻的文化感悟和體會。2014 年，譚盾在作品《女書》進行國內首演時接受采訪并說道：“其實我是個很有使命感的人，希望自己能像貝拉·巴托克弘揚匈牙利民族音樂一樣，把中國的傳統音樂帶到全世界?！盵7]同年，譚盾在《南方都市報》的采訪中還說道：“其實我每次做東西的初衷都是一樣的，即跟中國傳統文化的保護緊密相連。我們要保護長城，我就做《秦始皇》；我們要保護女書，我最近就做了《女書》；我們要保護湘西這些古老的文化，我們就做了《地圖》?！盵8]

此外，在認知我國傳統文化基礎上，還應提煉出具有中華民族精神和氣質的音樂創作元素，以此彰顯聽覺文化符號中典型的中國元素。

（二）拓寬音樂作品的創新邊界

在當代經濟全球化的格局影響下，文化發展也呈現出多元化、裂變化及共享化趨勢，在人們音樂審美的追求中也承載了更多以“新”為主題的心理期待。正如王耀華先生所言：“如果從發展觀點來看的話，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創新’, 因為我們探討的是‘當代’音樂的傳播，而不是‘古代’音樂的傳播，‘創新是時代發展的靈魂’?！盵6]可以說，當代某些音樂作品之所以廣受追捧，在某種程度上難以脫離帶有創新性元素的加持。

事實上，無論是音樂家，抑或是觀眾，在表演和鑒賞中均成為以人為中心而感受音樂的主體。尤其，受眾群體對音樂作品的鑒賞期待性及評價態度決定了作品傳播、再度傳播的外動力之強弱，而創新點的呈現將是刺激感官體驗的一個不可缺少的核心要素。如譚盾音樂作品正是以前所未有的形式引領著一種新式的文化潮流，無論在內容，抑或是形式上均有創新性元素的體現，甚至是已將音樂表演從傳統概念下單純的聽覺藝術轉向了視、聽、感高度融合的整體性藝術。當下的音樂創新已不局限于創作層面，而是在樂器種類、演奏技法、人聲唱法、編配形式等方面都呈現出從“常規形態”走向“非常規形態”的趨向，并成為一種帶有綜合性、互融性、復雜性的多元素互構探索。尤其，由自然環境（表演空間場域）、人（表演者、鑒賞者）、思想物化體（音樂作品）通過彼此交互而呈現出三者契合的共質點，使之成為在音樂海外傳播廣度基礎下，通過文化語境的質子勾連而不斷增強傳播深度的綜合現象。

當然，音樂作品創新也并非是重而無基的思想虛構，更多是在解構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對文化因子進行的重組和整合。從本質上說，傳統文化應作為文化創新的根基，而文化創新則是對傳統文化邊界的拓展，以傳統文化為根，以創新文化為葉，根深才能葉茂。

結 語

綜上，譚盾音樂作品以自身蘊含的中華文化風貌而使之顯赫于國際樂壇，其從業歷程的縮影即是以“國際化音樂語言”“獨出心裁的陳述方式”“中國故事”為核心特征的民族音樂文化在海外傳播的個人踐行史。這不僅為中國音樂走向世界開拓了一片新天地，也為傳承民族文化血脈、提升民族文化自信做出卓越貢獻。

譚盾音樂作品海外傳播的成功之道也為相關從業者帶來一定啟示：譚盾在各種光環加身之后也并未迷失自我，而是篤行不倦、埋頭創作。如其本人所言：“自己就像一個鎖匠，每天苦苦研究中國傳統文化，想著要用它打磨出一把怎樣精彩絕倫的鑰匙，好去打開人類的心門，打開世界各種不同的燦爛文化之間尚未完全敞開的大門?！盵9]

誠如二十大報告中所指出：“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堅守中華文化立場，提煉展示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和文化精髓，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10]。

因而，在全面復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時代背景下，相關從業者也應從譚盾音樂作品的海外傳播歷程中汲取養料，踐行以中國傳統文化為基底、以創新形式為動力的音樂創作及海外傳播活動之準則，為我國傳統文化在音樂創作領域進行創造性轉換與創新性發展的探索而揚帆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