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人文視域下的《潞河游記》與曹雪芹朋友圈

內容提要：新的數字環境有助于進一步復原曹雪芹的交游情況和生活世界，推進對以往紅學疑案的認識。從地理活動范圍、人際關系疏近、生活時間范圍推算，敦誠《四松堂集》卷四《潞河游記》出現的“松齋白筠”并非在脂本上撰寫評語的“松齋”。從《紅樓夢》早期流傳渠道看，墨香不可能通過松齋閱讀到脂本系統的《紅樓夢》?？梢?，即使是在相對較小的曹雪芹泛交游圈中，同名異人情況也是常見的。運用數字人文視角有助于提醒學者關注“例外”、通過可視化方法深化推演精度，并在數據充足的情況下進一步復原“曹雪芹的朋友圈”及“諸公”的小說評點過程。

關鍵詞：數字人文 《潞河游記》 曹雪芹 脂硯齋 松齋

近年來，學界廣泛運用“e考據”等新方法研究《紅樓夢》文獻和文本問題，已經有不少研究成果。在新的數字環境下，盡可能地復原曹雪芹的交游情況和生活世界，并用可視化方法加以展現，有助于進一步把握文獻正訛與文本性質，探索解決文史難題的新方法。

《紅樓夢》早期脂評本上，除署名脂硯齋、畸笏叟的批語外，尚有少量署名松齋、梅溪等人的批語，亦被認為是曹雪芹（？—1763？）至親好友所作，即可歸類為廣義的脂批。其中，對松齋這位評點者，吳恩裕、吳世昌根據敦誠《潞河游記》一文，認為松齋即白筠，是相國白潢（1660—1737）之后人①，亦是曹雪芹好友敦敏（1729—1796）、敦誠（1734—1792）的朋友，故其熟悉曹雪芹并在脂本上做批語，是非常順理成章的事情。此后紅學家普遍接受了這一論斷。不過，陳慶浩等學者懷疑《潞河游記》中的“松齋”時間較晚，不可能是評《紅樓夢》的松齋②，可能只是偶然同名。至從曹寅《楝亭詩鈔》中另找到一位“松齋大兄”，則進一步說明了這種常用別號的重復率頗高③。但上述研究仍屬基于印象的判斷，并未舉出確鑿的理由證實或證否這一點。事實上，近些年紅學研究的典型案例已多次提示研究者，某人未必與自己“朋友的朋友”相識。在新的數字環境下繼續挖掘資料，結合數字人文方法細致考索，或可進一步深化對本問題的認識。

一 《潞河游記》基本情況與“松齋白筠”之為晚出孤證

在今天可見的紅學文獻中，“松齋白筠”僅一見于《潞河游記》，該文收錄在敦誠《四松堂集》卷四①中。文中列及與敦誠同游者，有凱亭、墨翁、松齋、子明、貽謀眾人。其中，墨翁（墨香，額爾赫宜，敦誠族叔，1743—1790）、子明（敦敏，敦誠胞兄）、貽謀（名宜孫，敦誠堂弟，1740—1777）均在《四松堂集》中屢見，凱亭（傅雯）、松齋（白筠）則是在集中首次出現。在《潞河游記》一文中，敦誠自述先與傅雯、墨香、敦敏三人會合，飯后墨香往約白筠，敦誠、敦敏、傅雯同游天將寺，眾人先在貽謀處會合，隨后又受邀抵達松齋白園。按照《四松堂集》刊印時的注文體例，凱亭（傅雯）、松齋（白筠）二人是首次出現，標明了其本名。再考慮到《潞河游記》文中有“墨翁往約松齋”和“抵松齋園亭，乃其先相國白公（潢）之別墅也”②等語，且《四松堂集》中并未無涉及松齋的其他材料，可推測敦誠此次是通過墨香的介紹，首次訪問松齋之園亭，甚至有可能是初識。從敦誠交游情況及文意推度，敦敏、貽謀等人此前認識白筠的概率亦較低，白筠應是墨香的好友，與敦誠兄弟偶爾一約，此外并無太多交集。

《潞河游記》只說“記寒食之游”，并未明標寫作時間。不過，《四松堂集》的編纂體例比較明晰，大致是先分體，再編年排列。故此文寫作時間應在《雀林游記》（乾隆壬辰六月撰，1772）之后，《西山游記》（乾隆甲午夏撰，1774）之前，即1773或1774年的寒食節。該文中提及“因各題一絕句”，不知具體何指；但文中提及此日降雨“時屆寒食，春云蔽岫，輕煙暗野，涼風拂面，細雨飄絲……復登舟而西，俄聞如瀑聲，如驟雨聲，如萬壑松聲，知豐閘近矣。比艤岸，而貽謀倚樓久佇矣。相與共飲，天水青碧之色，潑入座間，與酒腸俱寬”。③從《四松堂集》今存作品看，惟系于乾隆癸巳年（1773）的《雨中泛舟》所說天氣稍似——詩中提及“薄暮東皋風雨急”④，《四松堂集》中“東皋”屢見，即“潞河之東皋，宗室問亭將軍博爾都園”⑤，地點、天氣相合。故此文頗有可能是該年之作。

如果我們認為脂本上的“松齋”就是敦誠等人認識的白筠，那么就能夠以“松齋”為紐帶，連接脂硯齋周邊人物與曹雪芹的交友圈。這當然是一個極富有誘惑的研究進路。不過，就現有統計數據看，《四松堂集》人物的出現頻次與親密程度存在某種正相關性。通過對敦誠《四松堂集》的文獻考辨與可視化呈現，可認為敦誠與曹雪芹關系親近，且對此段友情極為看重，其表述應當得到充分重視。如在1757年至1764年間（這是《四松堂集》中明標與曹雪芹交游的時間段），曹雪芹出現次數僅次于敦誠之兄敦敏，證明他在敦誠交游圈中處于相當重要的地位。⑥

就《四松堂集》全書統計，最常與敦誠同游的是敦敏、貽謀二人。敦敏是敦誠的胞兄，宜孫是敦誠的從堂弟①，二人也是《四松堂集》出現人物頻次的前兩名，三人之間交游圈重合度極高。敦誠在作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的《寄大兄》中提及：“每思及故人，如立翁、復齋、雪芹、寅圃、貽謀、汝猷、益庵、紫樹，不數年間皆蕩為寒煙冷霧。曩日歡笑，那可復得！時移事變，生死異途。所謂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也?！雹跁r隔十數年，在一眾已逝的親厚親友中，敦誠仍不忘提及曹雪芹，正是借以凸顯曹雪芹在他心目中的分量。上述諸人又同見于敦誠與龔協之聯句，可見兩作相互呼應，所述大概率亦是同一交友圈中之人。此前的《哭復齋文》（1776）中，敦誠則在紀念復齋（吉元，1727—1776）的同時，提及兩件與曹雪芹有關的要事。其一，“未知先生與寅圃、雪芹諸子相逢于地下，作如何言笑，可話及仆輩念悼亡友之情否”③，即吉元、敏誠（寅圃，1727—1770）、曹雪芹三人是互相認識的，這也進一步證明前述“寒煙冷霧”之友可能多關系密切。其二，在吉元去世之“前月二十九日，先生約我輩泛舟潞河，盡一日歡笑……仆近輯故友之詩文，凡片紙只字寄宜閑館者，手為錄之，名曰《聞笛集》。惟先生翰墨為多，時一披閱，儼然如相對揮麈”。④此《聞笛集》雖佚，但其中頗可能收錄有曹雪芹等人之文墨，據這些信息亦可推考曹雪芹與二敦兄弟的共同好友。

可見，《四松堂集》雖然只是一個收錄信息相對有限的樣本，但對理解敦誠交游圈的遠近親疏等情況，實具有一定的參照意義。因此，認為此松齋即彼白筠，目前只是晚出的孤證。反倒是從巧合程度來看，《楝亭集》同時出現松齋、綺園二名，更值得研究者深思?！斎?，這并不代表評書者松齋、綺園可能是曹寅之親友，只是希望說明：在相對狹小的范圍內，已經出現了多位同字號的人士，足以提示研究者在考辨時需要格外慎重。

二 從活動范圍看白筠與敦敏、敦誠兄弟的關系

曹雪芹及其泛交游圈中的諸多人士，多數均在北京生活，故部分當代論者有時認為，同居一地者必然交際頻繁。但是，考慮到古人交通方式的實際情況，其活動范圍當遠小于今人，故好友之間即使區隔不遠，也可能較少會面。再加上詩集所能記載的，只是人生行跡的極小部分，故不能簡單地據此斷定人際關系究竟是疏是近。然從活動范圍看，白筠與敦氏兄弟存在產生交集的地理空間，但除《潞河游記》外卻并未發生實際聯系，由此可推論其大概率并非同一核心交游圈中的密友。

吳世昌曾錯誤地將《潞河游記》系于乾隆甲申年（1764）⑤，大概是因為忽略了敦誠、敦敏兄弟常在潞河一帶游玩、題詠。潞河即通惠河（北運河），指北京通州到天津三岔河口一帶，位于北京通州。據史料記載，敦誠之城內住宅在宣武門內馬尾巴斜街⑥，敦敏之住宅則在宣武門內太平湖畔槐園（即今天西太平街及太平湖東里附近）⑦。二人居所距離潞河均有一定距離，但因敦誠、敦敏祖上英親王阿濟格之墓“在潞河之陽”⑧，有“南甸之先塋”⑨，故每逢清明，輒來拜謁，并順路游覽。敦誠《四松堂集》中保存的潞河記游即無慮數十次，有時明言潞河，有時則只提及附近地名，如“東皋”“南甸”等。

敦敏、敦誠兄弟在潞河一帶的同游友朋不少。且敦誠喜好結朋觀景，每過潞河，常常在附近泛舟，“向嘗小舟往來直沽、普瀉間，因為《東皋竹枝詞》數章”①，應對周邊較為熟悉。此《竹枝詞》“為墨翁叔所鑒賞……翁為誦出，一字不爽”②，可見墨香即使不常與敦氏兄弟同游潞河，也應熟知附近情況。

從地理位置看，敦氏兄弟拜謁的英親王阿濟格墓（八王墳）位于潞河北岸，今址為北京儀器廠，二人之母葬于水南莊（今屬朝陽區），“南甸草堂”蓋即此地。松齋所住之白潢別墅（白園）具體位置不詳，但大致在東便門外大通橋以東的通惠河北岸附近，相去不過數公里?！堵汉佑斡洝匪d敦誠行程路線是：

南甸→（西上）天將寺→（西上）豐閘③ 貽謀處→（東下）天將寺→（東下）松齋園亭→（東行）南甸

而松齋本日之行程則是：

白園（家中）→（與墨香西上）豐閘→（東下）天將寺→（東下）松齋園亭

慶豐閘距離水南莊三公里左右，但時人如欲泛舟，舍通惠河而無由，附近繁華熱鬧，如麟慶（1791—1846）《鴻雪因緣圖記·二閘修禊》中稱：“其二閘一帶，清流縈碧，雜樹連青，間以公主山林，頗饒逸致，以故春秋佳日，都人士每往游焉?！揿痈?，于是或泛小舟，或循曲岸，或流觴而列坐水次，或踏青而徑入山林，日永風和，川晴野媚，覺高情爽氣，各任其天?！雹芷鋾r代雖稍晚，但亦大致可看作是敦氏兄弟在潞河一帶的活動半徑，白潢別墅并未超出其范圍。

曹雪芹的行跡雖難以完全確定，但其很大可能曾在“河干”與敦氏兄弟會面，故敦敏有《河干集飲題壁兼吊雪芹》（1765春作）之詩，其中明確寫及“登樓空憶酒徒非”⑤。觀此詩題目，“集飲”是現實發生之事件，“吊雪芹”則是全詩之意，故很有可能是敦敏在此觸景生情，憶及與曹雪芹之交游，因有題詠。

再就游覽感悟看，眾人在白潢別墅“憑吊久之，獨凱亭有樽前泉下之思”①?！伴浊叭隆?，典出李商隱《九日》“十年泉下無人問，九日樽前有所思”，原詩暗涉令狐楚、令狐绹父子對義山的不同態度。傅雯（凱亭）為當時有名的指畫家，乾隆初年曾行走宮廷，頃被革退②，鄭燮贈詩云：“長作諸王座上賓，依然委巷一窮民?！雹酃矢钓Υ颂赜懈锌?，或許與生平經歷有關，惟其詳情則不易知。但就文意而言，敦誠等人的興味卻只在“主人具雞酒甚殷，極歡而罷”一面，同游者之間的情感并不相通。

由此可做出初步判斷：白筠并非敦誠、敦敏兄弟交游圈中的重要人物，其與二敦結識時間較晚且關系較疏。

三 從交游圈關系和《紅樓夢》早期讀者群體看脂本“松齋”之非白筠

今存脂本上涉及“松齋”的批語有如下三條：

1. 甲戌本第十三回眉批：“語語見道，字字傷心，讀此一段，幾不知此身為何物矣！松齋?！雹?/p>

2. 庚辰本第十三回眉批：“語語見道，字字傷心，讀此一段，幾不知此身為何物矣！松齋?！雹?/p>

3. 庚辰本第十三回眉批：“松齋云：好筆力。此方是文字佳處?！?/p>

盡管學界對甲戌本、庚辰本的文本性質、成書先后仍有不同看法，但在認脂本為真文物的前提下，題署甲戌（1754）、庚辰（1760）的兩部脂硯齋批評本均有署名“松齋”的批語，且筆跡與同版本上的其他眉批一致，并非另外有人補錄。由此可證，松齋批語應見于甲戌本、庚辰本的共同底本，并與早期脂硯齋評語時間相去不遠。

從內容看，松齋評語“語語見道，字字傷心”，似乎代表著評者對作者生平身世所知熟稔。而另一“松齋云”則應是批評者轉引松齋之評。從字跡看其他眉批出于一手，則亦當出自脂硯齋手筆，由今本抄手整體過錄?；蚩赏茰y，松齋批語寫成于乾隆甲戌前后，而“松齋云”則形成于乾隆甲戌之后、庚辰之前。

但不管怎么說，就常理分析，在曹雪芹創作、脂硯齋批評的時間段內，“松齋”應處在較為親密的位置，其作為《紅樓夢》脂本的早期讀者，必然與脂硯齋熟悉，而且對于曹雪芹創作《紅樓夢》的經過、本旨較為了解，很可能亦是曹雪芹的好友。

在紅學家未提出松齋即白筠的可能之前，胡適曾推測松齋即脂硯齋的別署；偽靖批所捏造之“杏齋”（乾隆三十二年前已卒），周汝昌一度疑“杏”為“枩”字之訛。這些假設的共同指向是，就年齡論，松齋應是曹雪芹的平輩或長一輩，雖無文獻依據，卻合乎閱讀感受——大抵是脂評中“諸公”之屬。

那么，如從現在掌握的年齒及人物關系來看，“松齋即白筠”這一假設有明顯疑義。如前文所述，盡管《潞河游記》行文無法體現白筠的具體身份信息，但可以確定的是白筠較晚才成為二敦兄弟的好友。如白筠在一二十年前便與曹雪芹、脂硯齋等人相識且關系密切，但曹雪芹的好友二敦兄弟遲至雪芹逝后十年方才要通過晚輩墨香的介紹相識，且并未就此有任何交流，則顯得有些曲折迂遠。

從另一方面說，將白筠介紹給敦誠等人認識的墨香（1743生），輩分上雖是敦誠的叔父，《四松堂集》稱之為“墨翁”，但年齡實比敦誠（1734生）小九歲，在曹雪芹逝世時不過二十歲出頭，與曹雪芹大概率亦無直接交往。故他結識之白筠能夠遠較敦誠、墨香等人為大，與曹雪芹平輩論交并批寫《紅樓夢》的可能性是極低的。

墨香本人雖與二敦兄弟關系親密，但就現有資料看，密切交往已是較晚之事。黃一農業已指出：“額爾赫宜其人不見于現存敦敏《懋齋詩鈔》付刻底本之殘本（收詩至乾隆三十年乙酉），而在敦誠《四松堂集》底本中，則最早出現于三十九年甲午的《九日置酒宜閑館，客為嵩山、蕖仙（即臞仙）、方仰齋（體祖）、墨翁叔（諱額爾赫宜，字墨香）、子明兄、汝猷、貽謀兩弟、蘭莊，是日微雨》，最晚在五十三年戊申的《南溪感舊，記乙未初夏同墨翁、嵩山于此射鳧、叉魚，倏爾十三年矣》……知在乾隆二十七年（曹雪芹卒年）才二十歲的額爾赫宜，其時尚未加入敦敏和敦誠的交游圈?！雹侔?，此說略有可商之處——敦誠《鷦鷯庵筆麈》“夜宿槐園……與墨翁、子明小酌靜補堂……壬午八月初七日記”（1762）②，時在曹雪芹逝世之前，可見二人此前應已結識，其時間很可能距離“丁丑春漁陽道中”（1757）③不遠。敦誠《鷦鷯庵雜志》亦提及“丙戌秋七月同景國公友莊、白侍御素村、綿參領（盛）暨叔父墨翁游昆明湖”④（1766），其時間均遠早于前引乾隆三十九年詩。且從邏輯說，某一人名在他人詩集中首次出現或并未出現，并不必然代表二人此前尚未相識。如《四松堂集》卷一首次提及敦誠之兄敦敏，亦詳標其身份①，與曹雪芹、敦誠俱相識的吉元亦遲至《四松堂集》卷二之乙未（1775）詩方出現簡介②，均為反例，證明這只是《四松堂集》為讀者提供便利的一種注釋體例。

不過，就《懋齋詩鈔》《四松堂集》等文獻看，敦敏、敦誠兄弟有幾個固定的交游圈和活動地點，墨香的加入相對較晚，這一判斷大致可靠。就《四松堂集》吟詠、題寫情況看，墨香與敦誠的交往主要集中于乾隆甲午（1774）至己亥（1779）間，此時墨香三十余歲，已經相對成熟，又并未外放鳳凰城任職，故詩酒流連尤多，成為敦誠交游圈中頗為重要的好友。

約言之，如果松齋白筠是能夠連接《紅樓夢》早期讀者圈和曹雪芹（泛）交游圈的重要人物，那么早期曹雪芹（泛）交游圈讀者獲觀《紅樓夢》，應與松齋存在一定的淵源關系?，F有資料可確定墨香在《紅樓夢》早期傳播中地位重要，但墨香因與曹雪芹、脂硯齋不直接相識，故不太可能從曹雪芹處獲觀小說。若墨香所識之白筠，即為脂本作評語之松齋，則其由此渠道閱讀到《紅樓夢》早期抄本的概率頗大?？赡艿膫鞑ヂ窂綖椋?/p>

曹雪芹→脂硯齋→松齋→墨香→永忠

如依此推論，墨香等人所見當然是脂本系統之傳抄本。墨香似無別集傳世，并未留下讀《紅樓夢》的明確感想，但其好友永忠（1735—1793）的《因墨香得觀〈紅樓夢〉小說吊雪芹姓曹三絕句》詩，說自己是通過墨香才讀到《紅樓夢》的。

永忠的第一首詩云：“傳神文筆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淚流?？珊尥瑫r不相識，幾回掩卷哭曹侯?！雹鄞嗽娮饔谇∪晡熳樱?768），距離曹雪芹逝世不久。此詩作為確證《紅樓夢》作者是曹雪芹的早期文獻，價值頗為重要，但亦說明永忠并無機會接觸曹雪芹，相關信息必是通過墨香轉述而知。故由永忠之題詠，可上推墨香之所見、所藏小說版本。永忠此詩稱小說之題名為《紅樓夢》，當然與“至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仍用《石頭記》”之系統不同。再從永忠之第二首絕句“顰顰寶玉兩情癡，兒女閨房語笑私”④來看，其側重點仍在寶黛之“情”?？梢?，其關心點并不在脂評大量暗示的家族本事和興衰之感上。

可見，如果以“松齋白筠”聯通兩個不同的圈子，除時間存在一定差異外，還會在《紅樓夢》傳播、理解這一問題上，引發非常明顯的不協調感。

四 松齋身份考辨對《紅樓夢》早期傳播渠道的啟發

脂本上參與批書的評點家均僅有別號，自脂硯齋而下，以至畸笏叟、梅溪、立松軒等，均無法與曹雪芹現實中的親友或同時代人形成對應，這是《紅樓夢》早期流傳中一件頗為吊詭的現象。此前研究認為松齋即《潞河游記》所提及之白筠，或是希望有助于將兩個閱讀圈子會通，然就當下所見松齋的身份信息看，二人僅是偶然同名，無法認定為一人，只需要通過簡單的可視化工作，就很容易發現會通兩個圈子的困難性和疑點。

陳維昭《紅學通史》指出：“這兩個差不多同時存在、同時與曹雪芹有著近乎‘零距離的閱讀圈子卻是互不謀面、互相隔閡、置身于老死不相往來的兩個世界！他們似乎并不知道對方的存在?！幦ψ幼x到的是《石頭記》系統的本子，永忠圈子讀到的是《紅樓夢》系統的本子。不僅題名不同，故事的內容也很不一致。似乎曹雪芹有意以秘密的方式分別向兩個閱讀圈子提供不同系統的手稿?！雹?/p>

從“松齋即白筠”變為“松齋非白筠”，可以進一步認定兩個圈子互不相知，并且降低了墨香通過松齋閱讀《紅樓夢》的可能性。如前文所述，墨香、永忠顯然讀到的是《紅樓夢》系統之抄本，二人與曹雪芹并無實際交往，故必是通過他人轉介而得。從同時期長篇小說傳播的一般規律來看，《紅樓夢》在曹雪芹生前既未成為商業化的出版物，且又可能涉及“礙語”，自然首先應在友朋圈內小范圍流傳。即，曹雪芹現實中的親朋好友，雖未留下他們閱讀、傳播《紅樓夢》的明確記載，但確應為小說流布做出了相應貢獻。

就現有資料看，與墨香相識且可能從曹雪芹處得觀《紅樓夢》者，有兩大候選方向。其一，是敦敏、敦誠兄弟。余英時在《敦誠、敦敏與曹雪芹的文字因緣》一文中舉出十例證明二敦詩文與《紅樓夢》的互相發明之處，部分論證雖稍嫌主觀，但從二敦兄弟與曹雪芹的親密程度來看，至少不能排除可能性。其二，是怡親王弘曉（冰玉主人，1722—1778）。論者或認為弘曉與己卯本之抄寫關系密切②，且有可能撰寫多首題紅詩③，此外他與二敦兄弟、墨香、永忠等均有密切聯系。然就兩個讀者圈“老死不相往來”這一情況看，似不宜簡單認為脂本與怡府有關，仍有待進一步推敲。

上述兩說均無強有力的文獻確證。但該傳播者大概率需要滿足的條件是：第一，與曹雪芹相識且為好友，因此有閱讀、傳抄小說的條件；第二，在曹雪芹逝世后，將該書繼續傳播給墨香等好友；第三，所讀小說是《紅樓夢》系統而非《石頭記》系統。

從時間線推測，此人要么在“仍用《石頭記》”（1754）之前已抄閱小說，且此后并未就此問題與曹雪芹溝通，故不知曹、脂已用新書名取代舊書名；要么“仍用《石頭記》”的影響僅限于脂硯齋一系，并未影響此后曹雪芹手中可向外流傳之抄本。就現有材料及邏輯關系看，后者的成立概率較大。那么，假如我們相信《石頭記》與《紅樓夢》只是“微有異同”的同一部書，其主要情節差別不大，在脂評中所提示的“不能得見”或“迷失”之內容，有無可能保存于曹雪芹其他好友的傳抄本中，并見諸他人之題詠、轉述？其中自有大量想象空間。

假如我們依照流行假說，認為敦敏、敦誠兄弟自在右翼宗學學習（1744年前后）就與曹雪芹結識，維持了近二十年的友誼，并得到機會閱讀曹雪芹的《紅樓夢》書稿，那么其相知之深應是可以想見的。然而，二人對于脂本情況卻是缺乏了解的——“松齋”即為一證。

再就《紅樓夢》讀者身份來看，既然題為《紅樓夢》的小說版本是通過曹雪芹的好友，又傳至其好友的好友，并繼續向外逐漸傳播，那么這一系列版本的“權威性”也是可預期的。也就是說，假如有紅學家打算認定兩個系統“老死不相往來”，并由此高揚脂本的權威價值時，程高系統的小說版本也同樣可能得到更高的評價——其應屬于曹雪芹的另一傳世版本，而非“無名氏”之續補。限于材料，本文無意于系統討論這一議題①，但此邏輯關聯似應得到研究者的注意。

五 余論

應該承認，在數千條今存的脂硯齋批語中，“松齋”批語數量極少，文學批評價值有限，且可供考索的資料不多。不過，研究脂本相關資料時，學者常常面臨文獻不足征之苦——盡管學者普遍堅信脂硯齋的可靠性、權威性，但卻沒有資料能夠判定脂硯齋及其周圍“諸公”的具體身份，亦無法清晰確認脂硯齋的批書流程和抄本的形成方式。對“松齋”文獻的梳理與學術史反思，有助于促進對這些問題的思考。

經過本文的討論，我們似乎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從文獻分析和人物關系等角度看，脂硯齋評本上的“松齋”，應并非《四松堂集》中的“松齋白筠”。這一判斷絕非個例，而有助于學者重新構擬曹雪芹的交游圈，以及《紅樓夢》的早期傳播可能性。敦氏兄弟與“松齋白筠”相識這一信息，似乎也可證明他們與評書者“松齋”及脂硯齋的不相識。再進一步說，脂硯齋在批書時所引述、提及的“諸公”批語，大概率均與敦氏兄弟朋友圈無涉。

本文題目雖含有“數字人文視域”一詞，但由于現有材料本身并不足以成為“大數據”，故相關推演仍需要依賴人力。不過，從思維方式層面，近年流行的數字人文方法，確實有可能為傳統文獻研究提供某些借鑒。茲臚列數種角度，以供方家評騭：

其一，對考據之“例”與“例外”的省思。傳統研究中，運用語例證明某一用法、某一觀點，實屬慣常；但如果同時考慮到“鏈條斷裂”和“抽樣作證”兩方面，就會認識到此類論證方法將面臨更復雜的挑戰。以本文所涉“松齋”為例，不同文獻中的“松齋”距離不遠（均是曹雪芹“朋友的朋友”），但卻并非同一人。對此，研究者應時刻保持謹慎態度與學術敏感性。

其二，可視化呈現方法能為推演提供更多方便。在傳統文獻研究中，繪制版本譜系圖的研究為數甚多，但人際關系研究則往往以“交游考”的形式呈現。此類文獻羅列方式，或因不夠直觀，而導致某些聯系易被學者忽略，或忽視同一交友圈中可能存在的時間、空間差異?？梢暬绞娇梢蕴峁└嗨悸放c可能性的進境。

其三，欲真正復歸歷史語境，至少還應做的工作是——進一步擴充數據總量，以建立“曹雪芹的朋友圈”。目前，對曹雪芹好友生平、作品的個案研究，已有極臻深入之佳作，但在數字人文視域下，還應將個案研究會通為數據網絡，并以更為嚴密的方式對上述信息加以統一規整。比如，若用可視化方式呈現，“曹雪芹—（好友）—脂硯齋”這一關系標注，與“曹雪芹—（著者）—紅樓夢—（評點）—脂硯齋”這一關系標注，就有明顯差異，然而目前似乎并無可靠標準可資借鑒。解決這些問題，除需要盡可能地對現有文獻竭澤而漁外，還應在底層設計、根本邏輯上有所思辨，并在呈現過程中不斷完善。

（張昊蘇，南開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乾嘉時期江浙藏書家生態探賾”（項目編號：18BZW098）、2022年度南開大學文科發展基金科學研究類項目“乾嘉時期小說文獻與文學思想研究”（項目編號：ZB22BZ0301）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