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振興視角下信陽城鄉居民收入渠道拓展策略研究

曹錦陽

(信陽師范大學 商學院,河南 信陽 464000)

1 引言

居民收入增長是衡量居民幸福感的重要指標。2023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多渠道增加城鄉居民收入。提高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尤其是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能夠更好地釋放消費潛力,提振市場信心,切實發揮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基礎性支撐作用。數據是生產要素的數字化拓展,數據要素成本降低會影響居民消費行為。著力擴大國內需求,重點是要把恢復和擴大消費擺在優先位置。而經典經濟學認為,由投資和消費構成的內需,是經濟增長的“主引擎”。多渠道增加城鄉居民收入,關鍵在于更好地發揮消費的基礎性作用和投資的關鍵性作用。我國作出鄉村振興的戰略部署,重點就是要改善農民的生活,而改善農民生活的關鍵問題是提高農民的收入。2021年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明確提出,合理調節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目標扎實邁進。實現共同富裕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重要特征,是全體人民群眾的共同期盼。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是推動共同富裕取得實質性進展的關鍵。在激發消費潛力方面,需要進一步支持促進消費市場回暖升級。一是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讓老百姓有錢消費。二是支持增加適銷對路商品的供給,讓老百姓樂于消費。三是促進銷售渠道和物流暢通,讓老百姓方便消費。政府應該鼓勵數字共享的發展,包括推進數字共享住宿、數字共享汽車、數字共享辦公等,這能為居民提供更多的收入來源。在實現居民收入增長的同時,重點關注社會公平和可持續發展的態勢,是實現改革目標的關鍵。國內對城鄉居民收入探索目前依然處于發展階段,大部分學者比較注重對城鄉收入不平衡、居民收入差距原因、城鎮化發展進程影響等因素以及發展機制的研究。綜合現有研究可以發現,如何讓農民增加收入,成為推進實現鄉村振興戰略的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一方面,需要通過發展農業產業,提高農產品的附加值,讓農民獲得更多的利潤。加大對農村科技創新的支持,提高農民的技能水平和知識儲備。另一方面,需要加大對農村教育的投入,提高農民的受教育程度和文化素質,提升其市場競爭力。同時,通過銀行、信用社等金融機構為農民提供更加全面的金融服務,包括貸款、保險、儲蓄等,提高其經濟保障能力。此外,通過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讓農民在生病、退休等方面得到更好的保障。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難點、重點在農村,重點是提升農村居民教育水平,改進農村教育質量、提高農村居民經營性收入。只有持續快速提高農村居民收入,加快縮小城鄉差距,逐步提高人口眾多的農村低收入群體的重心,才能有效減少低收入群體占比,相應擴大我國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從而推動整個社會收入分配從現在的葫蘆型格局向橄欖型結構轉變。近些年來,各種面向“三農”問題的政策效應持續增強,農村居民勞動收入和經營性收入不斷提高,這是帶動農民收入增長的兩大主要源泉。而在當前經濟發展形勢下,積極推進科技創新和數字經濟發展,持續拓寬居民收入渠道,讓城鄉居民有更多的收入,成為提高消費水平和刺激內需的重要途徑之一。

2 當前信陽市增加居民收入的運行態勢與特點趨向

2.1 居民收入呈現較快增長

一是全市居民收入實現“翻一番”。 黨的十八大以來,信陽市大力推動經濟發展提質提速,為城鄉居民收入增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據信陽市統計局調研了解,2021年信陽市全體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3948元,比2012年增加了13139元,累計增長1.22倍,順利實現“翻一番”。分城鄉看,2021年信陽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3480元,比2012年增加16629元,增長98.7%;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6595元,比2012年增加9519元,增長134.5%。二是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雙向驅動。黨的十八大以來,信陽市城鄉居民收入保持穩定增長態勢,全體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計增長90.4%,年均增長7.4%。據信陽市統計局調研了解,信陽市人均GDP由2012年的2 2347元增長到2021年的49435元,扣除價格因素,年均實際增長7.06%,居民收入年均增速明顯快于人均GDP增速。從河南省看,城鄉居民收入增長雙雙“跑贏”全省平均水平。三是城鄉居民收入增長與城市經濟發展同步。據信陽市統計局調研了解,2012—2021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一直比全省高1.0個百分點左右,其中2018年遠高于全省水平2.6個百分點;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自2015年來一直高于全省,其中2020年遠高于全省水平4.1個百分點。2022年信陽市累計辦理退、緩、減、免稅費25.52億元,稅收紅利助力民營企業進一步發展。城鄉居民收入增長保持與城市經濟發展同步,經濟發展帶來的紅利惠及全體居民,民眾的幸福感、獲得感進一步增強。

2.2 城鄉相對差距逐步縮小

一是城鄉收入差距明顯縮小。黨的十八大以來,信陽市認真貫徹落實積極的就業政策,隨著脫貧致富、鄉村振興戰略持續推進,在農村居民收入增長速度連續10年快于城鎮的同時,城鄉居民收入的量化指標,居民收入城鄉結構和內部結構持續得到優化。據信陽市統計局調研了解,2013—2020年,信陽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計增長70.7%,年均增長6.1%;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快于城鎮居民2.0個百分點。城鄉居民收入比值由2012年的2.38縮小至2021年的2.02,縮小0.36。分時期看,城鄉居民收入比值在2013—2017年累計下降0.07,2018—2020年累計下降0.22,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縮小進程明顯加快。二是工資性收入主導地位穩固。據信陽市統計局調研了解, 2021年,信陽市居民人均工資性收入為1 1529元,比2012年增長90.6%,年均增長7.4%。工資性收入占全部收入的48.1%,比2012年下降了7.1個百分點,盡管工資性收入占比小幅下降,但其始終穩居主導地位,對收入增長的“壓艙石”作用持續顯現。信陽先后與杭州、溫州、蘇州、揚州、東莞等沿海發達地區簽訂了長期勞務合作協議,實施定點對接、訂單培訓、崗位拓展。三是財產凈收入和轉移凈收入的增收作用凸顯。據信陽市統計局調研了解, 2021年,信陽市居民人均轉移凈收入為5409元,比2012年增長243.5%,年均增長14.7%;其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由2012年的14.6%提高到2021年的22.6%,提高8.0個百分點。2021年,信陽市居民人均財產凈收入為1224元,比2012年增長958.4%,年均增長30.0%,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由2012年的1.0%提高到2021年的5.1%,提高4.1個百分點,日益成為居民持續增收的強大“助推器”。

2.3 消費升級態勢趨于明顯

一是居民消費持續擴大。大力開展消費提振行動,舉辦專題展銷,開展文化旅游消費季活動,推動汽車、家電等實物消費,持續加大旅游休閑、教育培訓、健康養老、家政服務、文化體育等服務消費供給,推進跨區跨境、線上線下、體驗分享、電子商務、智能家居等信息消費,積極培育綠色消費風尚,促進居民消費增長。據信陽市統計局調研了解,2021年,信陽市居民人均消費支出16689元,比2012年累計增加9559元,增長134.1%,年均增長9.9%。二是服務消費快速增長。據信陽市統計局調研了解,2021年,信陽市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娛樂支出1461元,比2012年增長253.1%,年均增長15.0%,年均增速快于全部消費5.1個百分點;居民人均醫療保健支出1049元,比2012年增長346.8%,年均增長18.1%,快于全部消費年均增速8.2個百分點;交通通信支出1465元,比2012年增長117.2%,年均增長9.0%。從占比看,上述三項服務消費占全部消費的比例由2021年的20.0%提高至26.4%,年均提高0.71個百分點,恩格爾系數明顯下降。三是著力塑造“美好生活看信陽”品牌。據信陽市統計局調研了解,2013年底,信陽市有建檔立卡貧困村920個,貧困人口21.7萬戶,78.3萬人,貧困發生率10.88%。截至2020年底,信陽市920個貧困村全部出列,所有貧困人口全部脫貧,所有貧困縣全部摘帽。

3 當前增加居民收入的影響因素和瓶頸問題

3.1 城鄉居民財產性收入不平衡問題較為明顯

一是從財產性收入視角來看,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財產對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的貢獻率較低。據國家統計局調研了解,2021年,我國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財產凈收入為469元,占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5%左右,低于全國平均8.8%的水平,更低于城鎮居民10.7%的水平。同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財產凈收入達到5052元,是農村居民的10余倍。農村居民財產性收入長期偏低,不僅制約了農民收的入增長,也加劇了城鄉收入的不平衡。近年來,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比持續下降,但收入絕對差距并沒有縮小,且仍在持續擴大。財產性收入差距的擴大,成為城鄉居民收入絕對差距擴大的重要因素。二是從財產性收入構成來看,農村居民財產性收入來源渠道依然單一。據國家統計局調研了解,城鄉居民收入絕對差距自2008年突破1萬元后,到2021年擴大至2.8萬元,其中,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財產凈收入差值占城鄉人均可支配收入差值的16.1%。2010至2021年間,城鄉居民可支配財產凈收入差值增量趨于明顯,而對城鄉人均可支配收入差值增量的貢獻率也比較高。農村居民的金融資產主要表現為銀行存款,財產性收入中利息、租金、土地征用補償占比較大,但土地等一些重要資產的價值,始終沒能得到凸顯。三是從農村居民內部收入差距看,財產性收入差距對收入不平等的影響也在增強。農村居民群體之間的財產性收入呈現出“兩小兩大”的特征,差距存在擴大趨勢,即大多數農民家庭財產性收入基數小、增幅小,少數高收入家庭農村居民財產性收入基數大、增幅大,表現出顯著的非均衡特征。不論是基于我國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的長期態勢,還是從收入分配制度、農村集體產權制度等改革進程來看,影響農村居民財產性收入的因素增多,未來面臨著許多新的挑戰。

3.2 低技能勞動者工資水平漲幅因素趨多

新一輪科技革命帶來了勞動階層內部收入分化的問題。一是中低收入群體主要收入來源面窄,工資性收入和經營凈收入占比持續不穩定。據信陽市統計局調研了解,該市城鎮和農村居民工資性收入占比分別為55.7%和36.6%。無論是城鎮還是農村居民,工資性收入仍然是主要來源渠道。但農村居民轉移凈收入對收入增長貢獻率僅達50.79%;城鎮和農村居民經營凈收入對可支配收入增長貢獻率分別為6.3%和10.02%,貢獻率并不高。例如,信陽市西亞超市連鎖管理有限公司2022年營業收入與疫情前相比同比下降7.8%,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經營性收入增長的作用。二是低技能勞動者工資增長緩慢,與勞動力市場的運行方式有關。隨著AI新技術的廣泛應用,人力資源數字化持續推進,人力資源價值的科技含量加大,一些“加班密集型”就業群體的工資自然會出現下降趨勢。而中小企業運行成本較高,從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工資上漲的阻力。同時,參與就業的普通人力資源價值縮水,工薪報酬水平低于其貢獻水平。

3.3 調整分配格局改善居民收入的空間較大

一是優化減稅降費調整,需要改善部門分配關系。據國家稅務總局調研了解,非金融國有企業再分配收入、民營企業再分配收入占比,比2018年分別提高了0.2個百分點、1.6個百分點。而減稅降費后,2019年政府部門再分配收入占比較2018年下降1.7個百分點,利用空間反而減弱。二是推動消費內需渠道,需要牽引經濟增長的動力要素。一方面,消費內需渠道需要拓寬,有時在短期經濟下行中,企業和政府向居民讓渡收入難度較大,影響了消費的需求;另一方面,經濟增長的動力要素需要牽引,居民部門杠桿率快速提高,利息負擔有所加重,限制了消費渠道。據國家統計局調研了解,2018年末,我國住戶部門杠桿率為60.4%,債務余額約55.5萬億元,其中,房貸占比為54%。按照平均收益率5.4%折算和分析,2019 年產生對應利息額約為3萬億元。2019年,居民新增收入額度僅有3.3萬億元,但絕大部分新增收入不占主導,往往有被利息抵消的可能。面對數字經濟市場數字化,充分釋放居民消費潛力,將是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要戰略基點。[1]

3.4 農村居民財產性收入增長面臨一些制約因素

一方面,農村居民家庭財產積累的收入來源不足。財產與財產性收入是存量和流量的關系。我國農村居民財產性收入偏低的原因,首先在于缺乏市場價值較高的財產,而財產積累主要通過持續性和穩定性的收入增長來實現。我國農村居民家庭財產積累速度慢,與收入水平不高以及非經營性債務增長過快、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有較大關系。據《中國家庭財富調查報告(2019)》可知,2018年我國家庭人均財產約為20.9萬元,其中,城鎮和農村家庭人均財產高低不均衡,占比分別為29.3萬元和8.8萬元,城鎮家庭人均財產是農村的3.3倍,且城鎮家庭人均財產增長速度快于農村。另一方面,農村大量資源不能有效轉化為資產。據信陽市統計局調研了解,信陽市城鎮和農村居民的財產凈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分別為8.0%和0.8%,財產凈收入占比極低。這主要是因為農村居民的財產權利不完整,市場化轉化通道不暢。市場化程度與城鄉財產性收入差距有較強關聯性,市場化水平提高會抑制差距的擴大。突出表現在農村市場體系不健全,特別是要素市場建設滯后,產權保護、市場準入等基礎制度還存在短板,要素價格形成機制不健全,農村資源資產化、資本化轉化通道不暢通,居民財產參與產生收入的機會不多等方面。解決這些瓶頸問題,也是持續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的必然所需。

4 增加信陽市居民收入渠道途徑的有效措施與對策建議

4.1 優化市場發展環境,打造有效就業平臺

一是擴大有效就業渠道,優化收入增長趨向。增加居民收入的根本便是擴大就業。需要以凸顯數字經濟發展和數字化轉型為重要抓手,以就業帶動收入增長。通過促進農民工就地就業創業,大力發展農村電子商務,積極培育特色民宿市場,鼓勵支持發展夜市經濟,提升農民工等低收入群體的專業技術水平和生產盈利能力。通過進一步落實人才政策,吸引高層次人才落戶信陽,以促進人才要素流動,為新產業發展注入活力,激勵大眾創業。二是優化市場環境,優化提升勞動力報酬水準。著力健全科學的工資水平決定機制、正常增長機制、支付保障機制等,重點完善與企業信用等級掛鉤的差別化工資保證金繳納辦法。通過搭建數字旅游公共服務體系,推動旅游業融合發展,全方位激發旅游消費活力,在信陽市持續打造一批特色景點,如“文新茶文化園”“馬媽媽休閑觀光農場”等,提高農村居民經營凈收入[2]。三是發展平臺經濟,優化新經濟降低就業門檻。數字經濟發展模式多元化,依然需要大力發展新經濟尤其是平臺經濟。首先,從數字化轉型的技術視角,大力支持服務業、勞動密集型企業、小型微型企業和創新型科技企業發展,適度提高人力資源的價值水平。其次,從零工經濟的發展視角,優化發展“地攤經濟”,大力發展夜市經濟,激發消費潛力。同時,進一步擴大失業保險覆蓋范圍,把零工就業平臺納入就業補貼政策。

4.2 放大比較優勢,賦予農民更加充分的財產權益

一是發揮比較優勢,彰顯驅動效能。其重點體現在,通過放大比較優勢,凝聚“加法”效能。信陽市政府需要放大比較優勢和既有產業優勢,對接全市現代產業體系,拓展數字經濟領域的戰略性新興產業,依托區位交通優勢和產業集群,優化區域產業鏈,做強職業技能培訓,吸納更多群體融合就業,激發鄉村振興戰略活力。通過降低支出成本,化解“減法”因素。吸引農民變市民、流動人口成為常住居民,需要從根本上在住房、社保、交通、教育、醫療等領域,逐步降低消費支出成本,真正使新市民群體擁有獲得感、歸屬感。通過疊加激勵政策,釋放“乘法”效應。打造信陽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豫東南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高效對接長三角和大灣區,以蘇信合作為紐帶向東發展,重點加強創業創新示范基地、孵化器等平臺建設,依托減稅降費、融資服務、科技產業發力等措施,打好內在的疊加激勵政策組合拳。引入高校畢業生、科技人才等群體,激活乘數效應。二是完善社保體系,提高轉移凈收入。通過完善和落實基本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基本醫療保險、大病保險等政策,積極實施參保精準擴面計劃,加快實現法定人員全覆蓋,確保社?；鹗罩胶夂椭Ц赌芰Ψ€定。要充分發揮社保的轉移支付作用、縮小居民收入差距。要完善社會保障管理體系和服務網絡,加快建立涉農資金統籌整合長效機制,穩步提高土地出讓收入用于農業農村的比例。三是拓寬投資渠道,提高財產性收入。通過鼓勵引導農村居民正確理財、積極理財,增加銀行存款、有價證券以及房屋、車輛等所獲得的財產性收入。要著力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從根本上推動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盤活農村集體經濟與資源資產,探索和創新農業經營體制機制,高質量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在法定渠道上拓寬農民財產性收入來源。

4.3 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切實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4.3.1 進一步推進收入分配制度 改革應進一步理順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之間的關系,提高初次收入分配中勞動報酬所占比例。健全和完善最低工資保障制度,通過立法和制度建設,確實保障勞動者收入隨著國內生產總值、財政收入和物價的發展水平而不斷增長。改善收入結構,限制規范高收入,使行業間、地區間、部門之間的收入分配趨向合理。凸顯服務鄉村振興戰略,需要通過有效拓展普惠金融服務邊界和構筑金融知識常態化普及機制等措施,切實提升居民金融素養水平和結構優化。

4.3.2 財政補貼政策轉向 “以民為本”應有計劃地、逐漸地減少出口補貼,減少的出口退稅改為居民消費補貼,防止通脹降低中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水平;建立與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聯動的居民消費補貼機制,提高居民消費補貼的相應額度。通過加強普惠性、基礎性、兜底性民生建設,持續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農產品價格波動不僅會影響農民收入,還會影響城鎮居民消費,進而給人們日常生活帶來影響。應保持農產品價格穩定,避免持續大幅度異常波動,增強農產品市場信息透明度,有效增加居民收入,逐步縮小收入差距。

4.3.3 進一步深化推進個稅改革 直接稅是調節居民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一方面,在個人所得稅方面,優化提高個稅起征點。通過采用個稅起征點與通貨膨脹率掛鉤的辦法,有效保障家庭基本生活需求,有序擴大消費增量和能力。如在個稅計稅方面進行優化,將其家庭成員及其年齡結構、子女數量等納入進來,以整個家庭為單位來確定納稅基數,有助于為其適當減輕稅負。通過政府改革個人所得稅制度、加大民生領域財政支出和轉移支付力度,以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3]。另一方面,在個人工資增長方面,優化個人所得稅的減免政策。審慎實施匯算清繳制,較大幅度降低創新型勞動所得稅稅率,保護創新型人才勞動積極性。同時,設置差異化減除費用,重點突出在居住、教育、醫療、育兒、養老等支出領域[4]。為提高我國個人所得稅調節收入分配的精準性,需要借鑒國際先進稅制經驗,充分考慮納稅人實際負擔、納稅人收入等因素,完善我國個人所得稅減除費用制度。通過深化稅收制度改革,形成稅法統一、稅負公平、調節有度的稅收制度體系[5]。

4.3.4 持續提升居民收入支撐 一是優化居民收入結構,消化分配不利影響。進一步提升居民財產性收入增長和占比,推動我國居民收入增長長效機制的形成。同時,依托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導向,消除新技術對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響因素。而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有利于農村居民消費結構的轉型升級[6]。二是增加居民收入與減負并舉,釋放消費內在潛力。重點在于提高消費能力,完善消費環境,提振消費信心。實施就業優先戰略,健全有利于更充分更高質量就業促進機制,擴大就業容量和從業質量,加快完善再分配機制,調整和優化收入分配結構,依法拓展居民收入增長渠道,持續增加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健全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圍繞公共教育、社會保險、醫療衛生、住房保障等領域,減輕居民負擔最大化。而整個國家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制度安排,歸結于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構建[7]。三是強化消費者權益保護,實現居民安心消費。解決好社會主要矛盾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前提,人民群眾美好生活是共同富裕的價值取向。包括農民在內的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民族復興的根本基礎,也推進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目標[8]。而今數字金融指數靈敏度,在于對農村居民消費均產生正向影響,覆蓋廣度、使用深度的促進效應略強于數字化程度;數字普惠金融有助于增加農村居民收入,促進農村居民消費結構的轉型升級。通過探索多元化的營銷模式,推動農民專業合作社、龍頭企業與農民建立緊密利益連接機制。尤其政府需要找準特色產業發展方向,聚焦差異化發展,優化人力資源配置,推動特色產業發展納入目標考核,構建良好的利益聯結機制。[9]同時,加強產品安全追溯體系構建,推進消費領域信用體系建設,全面營造放心的居民消費新環境和居民增收新路徑,有效賦能鄉村振興戰略的目標實現。

5 結語

居民收入水平是直接影響市場容量大小的重要因素。推動農民持續增收是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任務,也是破解城鄉居民收入不平衡的根本所在?？h城是連接城市與鄉村的天然載體,縣域是統籌新型城鎮化建設與鄉村振興的戰略支點。多渠道增加城鄉居民收入,增強消費能力,充分釋放消費潛力。重點要加強普惠性、基礎性、兜底性民生建設,持續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不斷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城鄉和區域居民收入差距持續縮小,收入分配格局明顯改善;持續完善消費市場環境,推動消費結構優化升級。驅動城鄉居民收入持續增長,一定能夠更好釋放消費潛力,從根本上提振市場信心,形成共促高質量發展合力的態勢。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和精準性,改善收入和財富分配格局,提升人力資本水平和人的全面發展能力,千方百計增加就業機會。多渠道提高信陽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尤其是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是恢復和擴大消費的重要基礎和廣闊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