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英漢翻譯教材的問題與對策

夏 穎

(山西師范大學，山西 太原 030032)

教材是承載學科知識的載體，也是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的重要工具。 教材決定了一代人的語言能力和文化基礎，有什么樣的教材就會培養出什么樣的學生；構建什么樣的教材體系，就是倡導什么樣的內容、什么樣的價值。 一本好的教材，不僅是傳授知識之道器，還可以作為哺育一代人，甚至幾代人的精神營養劑。 同時，教材編寫和出版還承擔著構建中國話語體系、學術體系和知識體系的責任[1]。 因此，教材的編寫事關重大，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目前，我國翻譯教材數量繁多，令人目不暇接，然而，要想找出一本適合師生使用的翻譯教材卻并不容易。早在1999 年穆雷就指出，幾乎所有的翻譯教師都對當前的翻譯教材不滿意，時至今日，翻譯教材的編寫仍然是我國翻譯學科建設和改革面臨的一大難題。

一、 我國翻譯教材的發展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翻譯教材

我國翻譯教學大約起始于明代四夷館，當時的譯字生所使用的教材大概是兩種語言的對照讀物[2]，沒有系統的翻譯教材。 后來京師同文館課程的主要內容就是學習翻譯，學員使用的翻譯材料主要源于傳教士和教會學校已經翻譯的西學書籍。1904 年出版的《華英翻譯捷訣》是我國近代第一本翻譯教材，這本翻譯教材不僅在教學理念上強調專業教學和人文教育的重要性，而且在選材方面也貼近社會現實。 在現在看來，《華英翻譯捷訣》的編寫理念仍然不過時。 就編排體例來說，這本教材是中英文選段混排，并輔以難點注解、技法講解，后世乃至今日的翻譯入門教材，仍然沒有突破這個基本框架[3]。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翻譯教學大多是將翻譯當作外語教學的附屬品，相應的翻譯教材更是屈指可數。

(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翻譯教材發展

陶友蘭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翻譯教材發展分為六個時期。 1949—1979 年為初創時期。 這段時間內的翻譯教材有陸殿揚先生用英文編著的《翻譯:理論與技巧》(1958)。 這本教材翻開了我國翻譯教材的第一頁，是20 世紀50 年代唯一一套公開出版的翻譯教材，對后來的教材編寫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1980—1989 年為發展時期。 這期間的翻譯教材主要有張培基編寫的《英漢翻譯教程》(1980)。 另外，綜合性基礎翻譯教材有31 本，科技翻譯教材有20 本。 這期間的翻譯教材編寫主要以對比語言學理論為指導，通過兩種語言的差異來討論如何進行語言轉換。 翻譯教材中的理論闡述較少，著重微觀翻譯技巧的描寫。 1990—1999 年為繁榮時期。 到了20 世紀90 年代，我國改革開放進入了深化階段，這期間的翻譯教材顯著增多，超出了以往任何一個時期，如柯平的《英漢與漢英翻譯教程》(1993)等。 這期間的翻譯教材另一個明顯特征是實用類教材的增多，如范仲英的《實用翻譯教程》(1994)、馮慶華主編的《實用翻譯教程》(1997)等。這期間出版的翻譯教材理論部分的闡述與之前相比更多、翻譯概念和編寫體例也有所創新。 2000—2005 年為多元化時期。 進入新世紀，我國國際地位提高，亟須翻譯人才引進國外先進理論與技術，并向世界傳播中國聲音，各種針對翻譯人才的考試和培訓越來越火，越來越多的翻譯教材爭相出版。 據范守義的不完全統計，這期間我國出版了72 本筆譯教材、25 本口譯教材以及244 本應試類翻譯教材。 綜合性的教材有何剛強主編的《英漢口筆譯技藝》(2003)；實戰型的口譯教程有梅德明的《英語口譯教程》(2003)；應用型教材有潘紅的《商務英語英漢翻譯教程》(2004)。 多元化時期翻譯教材的理論闡述高屋建瓴；翻譯實例更加實用；翻譯技巧更加全面。 2006—2015 年為翻譯教材的專業化時期。2006 年設立翻譯專業，次年設立翻譯碩士點，翻譯專業到2007 年才形成獨立完整的學科體系。 一個專業的發展，系統的建材建設必不可少，關于翻譯本科和碩士的教材也相繼出版，口筆譯教材也在市場上占據一席之地。 2016 年至今為職業化時期。 這一時期的翻譯教材要求與市場需求接軌，與翻譯技術融合，以項目案例為核心內容，并要服務于國家戰略。 涌現的翻譯教材有王華樹的《計算機輔助翻譯教程》 (2016)，陶友蘭主編的《翻譯技術基礎》(2021)、《翻譯項目案例教學》(2023)，任文等編寫的“理解當代中國”系列翻譯教程(2022)等。 縱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我國翻譯教材的發展，眾多學者扎根翻譯研究，在編寫教材的道路上潛心鉆研，為翻譯教材在外語教學領域開辟出一片天地。

二、 英漢翻譯教材存在的主要問題

編出好教材，對編者要求條件很高，教材科學性與規范化等的要求也很高，教學有不同的目標，不同使用者有不同的需求，所以要編出受較多師生歡迎的教材是非常困難的[4]。 筆者以“英漢翻譯”為關鍵詞從山西師范大學圖書館下載翻譯教材二百余本，對這些教材內容進行分析，總結出這些翻譯教材主要存在以下問題。

(一)教材同質化現象嚴重

教材同質化，是指不同教材的內容、性能、外觀甚至營銷互相趨同的現象。 在眾多已經出版的譯學作品中，有些在內容上存在彼此雷同的弊端，有些討論翻譯問題的專著其實也都老生常談，缺乏創意[5]。 部分學者編寫翻譯教材是為了應對職稱評審、學術評定，導致大部分的翻譯教材形式和內容都大同小異。 翻開基礎入門翻譯教材的目錄，大多都是先對翻譯相關概念進行介紹，如翻譯的定義、翻譯的標準、翻譯的性質；其次，將英漢兩種語言進行對比；再講解詞、句、不同文體的翻譯及用到的策略和技巧。 翻譯教材千篇一律，原理一樣，只是提供的示例不一樣。 這樣的教材不僅會在市場上混淆人們的視線，也是對資源的浪費。

(二)大多遵循自下而上的編寫順序

蒙娜貝克是西方著名的翻譯理論家，在翻譯教學領域造詣頗深，她編寫的《換言之——翻譯教程》遵循的是自下而上的編寫順序，也就是以簡單的單詞和短語開始，而不是以位于其文化背景中的文本開始[6]。 這本教材不僅在西方國家得以廣泛傳播，而且對國內的翻譯教學影響深遠，部分學者受到貝克教材編寫思想的啟發，轉而應用到我國英漢翻譯教材的編寫上。 因此，國內許多英漢翻譯教材都遵循自下而上的編寫順序，即從詞到短語到句子再到不同文體的翻譯。 而在霍恩比看來，文本分析在翻譯中至關重要，應該遵循自上而下的編寫順序[7]，即從宏觀到微觀，從文本到符號，將文本類型和上下文等內容作為討論翻譯問題和策略的起點。 貝克也認為自上而下的編寫順序在理論上更有效，但是對沒有接受過語言訓練的人來說很難，因為一次性要考慮的因素太多了[6]5-6。 對英語專業來說，這樣的擔心顯得多余了，因為英語專業不僅學習翻譯，還學習語言學、跨文化交際、基礎英語等學科，翻譯不是一門孤立的學科，而是與其他學科相互交融的。 此外，詞句的理解需要相應的語境，因此從文本分析開始有助于學生對整體意義的理解。

(三)教材形式傳統

21 世紀是科學技術快速發展的世紀，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壯大，傳統文字版教材已經不能滿足師生教學的需求。 盡管有多媒體技術輔助教學，但大多數課堂只是將教材上的內容轉移到多媒體上，并沒有做課外的延伸，看似運用到計算機輔助教學，其實還依舊限制在紙質教材的內容里。 高校中，學生與互聯網的關系更加緊密，部分學生在學習時不再單純依賴紙質教材，而是根據自己的興趣和未來發展的需要選擇互聯網平臺，通過知識付費等方式進行學習，實體店也出現客源減少的現象，這對紙質教材市場來說無疑是巨大的打擊。

因此，我國翻譯學科要改革，教材改革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針對以上教材的問題，筆者提出幾點編寫的建議，希望對翻譯教材編寫有所啟發。

三、 英漢翻譯教材編寫建議

(一)編者加強自身素質創新

教材往往是由這一領域有資深研究的專家編寫，不僅要考慮教材的指導思想，而且要考慮使用者因素，教材內容能不能為使用者理解和接受，能不能給使用者帶來不一樣的效果。 英漢翻譯教材同質化是目前市面上翻譯教材最大的問題之一，想要改變翻譯教材“你有我有，特色全無”的現象，需要教材編寫者加強自身的素質，創新教材編寫理念。 通過對翻譯教材的分析，不難發現大部分翻譯教材的編寫理念“一脈相承”，無非是語法翻譯法、交際教學法、建構主義、認知心理學、市場營銷和可讀性理論等系列理論。 教材編寫者要熟悉翻譯教材編寫理論，掌握翻譯教學和研究的成果，確定教材的編寫目的，最后潛心編寫教材。 要做到“人無我有，人有我新”，編寫者不僅要掌握教材編寫理論和翻譯相關理論，還要學會融會貫通，學習國內外先進理念和研究成果，進行理念創新，融入教材中。 這一過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要進行翻譯教材的創新，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二)注重教材編寫的語境

紐馬克(1982)指出:“語境在所有翻譯中都是最重要的因素，其重要性大于任何法規、任何理論、任何基本詞義?！盵8]語言從來不會孤立存在，每一種語言都需要結合相應的環境去解讀，這就是人們常說的語境[9]。 學生進行翻譯時，并不是單個的字詞翻譯，而是句子、段落，或者一整篇文章，這就意味著翻譯不是死板或者天馬行空的，而是要依托相關的語境。 魯迅曾說:“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擠出來的是奶、血?！睂@句話中“?！钡姆g也頗有爭議，有人認為應該翻譯成“cow”，因為只有奶牛才能擠出奶；有的人認為應該翻譯成“cattle”。 這就要發揮語境的作用，結合語境不難看出，這句話是魯迅借牛喻人，吃苦耐勞的老黃牛象征著艱苦奮斗、勤勤懇懇的勞動人民。 所以，這里用“cattle”更為合適。 教材編寫將詞句等小單位融合進整體的語篇中講解，并輔助相關翻譯技巧和翻譯方法，不僅能夠讓學生對字詞句的使用更加準確，也能對整體文本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從而增加譯文的準確性。

(三)改進教材形式

21 世紀是互聯網快速發展的時代，也是信息爆炸的時代。 傳統紙質教材承載有限的知識已經不能滿足學生翻譯學習的需要，若堅持傳統的文字教材，必然被市場淘汰。 因此要改變教材形式，采用“文字教材＋教學平臺”的模式以適應時代發展的要求。文字教材主要用來呈現課程標準中的要求，是師生教學活動開展的依據。 教學平臺以互聯網為載體，具有信息更新方便、資源容量大等特點，可以將教學內容中動態性、多樣化、靈活性的內容存儲在教學平臺上，這樣不僅可以為師生提供豐富的資源，而且可以作為教學平臺，彌補文字教材內容有限和更新周期長的缺陷。 以文字教材為核心，以教學平臺為輔助教學資源，二者相輔相成，密切配合，從學生的需求出發，重視使用者反饋，這樣才能實現優勢互補，不斷完善教材，真正體現出這套教材的優勢。

四、 結論

深化教育領域綜合改革，加強教材建設和管理，完善學校管理和教育評價體系，健全學校家庭社會育人機制。 加強師德師風建設，培養高素質教師隊伍，弘揚尊師重教社會風尚。 推進教育數字化，建設全民終身學習的學習型社會、學習型大國。 在當下，翻譯人才培養、翻譯學科、翻譯專業的發展已經成了國家之急需[10]。 2022 年末，由華中農業大學外國語學院、湖北省翻譯工作者協會和《當代外語研究》編輯部聯合舉辦的“首屆全國翻譯教材研究學術研討會”舉行，這是我國翻譯教材研究路上的一塊里程碑，意味著我國對翻譯教材的研究邁上了新的臺階。 翻譯教材在翻譯學科領域的地位十分重要，一定程度上會影響翻譯教學質量。 目前，我國翻譯學科與專業齊全，涉及本科、碩士和博士，涉及理論與實踐、歷史與現實、中國與世界、流派與體系，涉及各個層次，在科學性、系統性、思想性、文化性等多方面，都值得總結發展和繼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