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的亞洲觀與“轉向東方”政策
——訪談亞歷山大·盧金教授*

亞歷山大·盧金 崔 珩

【內容提要】將俄羅斯建成獨立的歐亞權力和世界影響力中心，是克里姆林宮的官方政策，也是大多數俄羅斯外交戰略專家思考的主要方向。盡管俄羅斯領導人和學術界早已意識到俄羅斯必須充分參與亞太地區日益增長的經貿合作，但是，俄羅斯轉向亞洲十分緩慢，這主要是因為“西方中心主義”的阻礙。在俄烏沖突影響下，美國和歐洲徹底砍掉了俄羅斯朝向西方的“頭”，迫使俄羅斯轉向亞洲，以至于出現了“全面亞洲化”的觀點。如果從只面向歐洲轉變為只面向亞洲，對于俄羅斯來說沒有意義。對俄羅斯有益的，是利用處于歐洲和亞洲中間的位置。世界經濟中心轉向亞洲并不意味著忽視歐洲。俄羅斯應該平衡兩個方向，將自身從歐洲的“窮親戚”變成歐亞之間的媒介，兼有世界不同部分的優勢，成為一種文明和文化的融合。

崔 珩：盧金教授，您覺得俄羅斯如何看待“亞洲世紀”？

盧 金：早在20 世紀60、70 年代，包括蘇聯學術界在內的全球學術界注意到亞太地區開始高速發展，圍繞日本經濟奇跡展開了大量討論并產生了一批論述，此后全球學術界又廣泛討論“亞洲四小虎”。當時的蘇聯國際問題學者提出，蘇聯可以在亞太地區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因為蘇聯是亞太地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過，這要求蘇聯必須投入大量精力發展俄羅斯的亞洲部分，才能充分適應新的形勢。許多著名學者就此撰寫了一批著作，包括葉甫根尼·普里馬科夫、波格馬洛夫院士（О.Т.Богомолов）、阿爾巴托夫院士（Г.А.Арбатов）、我的父親弗拉基米爾·盧金，以及來自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羅夫斯克的一批遠東學者等。蘇聯學者還注意到，中國自1978年實施改革開放以來，開始高速發展。但是，蘇聯學者的設想均未落到實處。戈爾巴喬夫上臺后，發展亞洲部分的想法很受蘇聯最高層青睞——1986 年，蘇聯最后一位領導人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著名演講中明確宣布了一項龐大的蘇聯開發遠東及融入亞太地區國際進程的計劃。但是，戈爾巴喬夫忙于其他的事情。不久之后，蘇聯就解體了，該計劃的大部分內容也便沒有了下文。

1991 年以后，上述情形實際上沒有變化。誰也不反對發展俄羅斯遠東地區以及激活俄羅斯在亞太地區的作用，21 世紀將是亞太世紀的觀念得到廣泛傳播的世紀。許多學者建言獻策，其中，卡拉加諾夫教授領導的團隊尤為活躍。國家計劃也被通過，但是執行效率十分低下。

原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行政長官維克多·伊沙耶夫院士在其著作中提供了1930—2009 年蘇聯和俄羅斯發展西伯利亞和遠東計劃的實施結果數據，沒有一個計劃被完全落實，部分計劃僅完成了10%～30%。

蘇聯的西伯利亞和遠東政策分為幾個階段。首先，使用囚犯和軍隊建設城市和基礎設施。不久，在中蘇關系惡化后，勃列日涅夫時期的蘇聯在西伯利亞和遠東建設了一批大型軍工企業，部署了重兵，并建立了相應的后勤系統。蘇聯給予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一些經濟福利，以吸引其他城市的居民移居到這里。

與此同時，西伯利亞和遠東的科研也在發展。早在1932 年，蘇聯科學院就建立了遠東分支機構，之后發展為蘇聯科學院遠東分院。目前（俄羅斯科學院）遠東分院擁有數十個科研機構，也從事俄羅斯東部發展的經濟規劃工作。

但是，開發計劃執行得很差，一切都像俄羅斯諺語所說的“人們在打雷前不會畫十字”（意為臨時抱佛腳）。蘇聯解體后、直到今天仍是如此，俄羅斯轉向與亞洲國家合作始終匆匆忙忙。

直到21 世紀第二個十年，情況才有所改善。在普京總統領導下，遠東開發起死回生。第一條東向的油氣管道——“東西伯利亞-太平洋”管道已經建成，該管道通向中國的支線，這便是“西伯利亞力量”天然氣管道。

十分矛盾的是，盡管處于冷戰時期，蘇聯仍然建立了西向的能源基礎設施，因為國家經濟主要面向歐洲。在某種程度上，這也是因為蘇聯在當時的亞洲沒有如同今日中國這樣的戰略經濟伙伴。

俄羅斯開始采取統稱為“轉向亞洲”的一系列措施。盡管俄羅斯領導人十分重視亞太地區，但不足以使俄羅斯迅速而充分地參與亞太地區日益增長的經貿合作。盡管俄羅斯的經貿合作也開始轉向亞洲，但是這種轉向非常緩慢。2022 年2 月之后，形勢突變，烏克蘭沖突的升級導致俄羅斯與西方的關系幾乎完全崩潰。在此情況下，俄羅斯別無選擇，只能調整其對外經濟關系，不僅僅轉向亞洲，也轉向未參與美國和歐盟對俄制裁的友好國家。日本、韓國和新加坡等美國盟友在2014 年后要么根本沒有加入制裁，要么只實施輕微的制裁，而上述國家現在采取更加強硬的立場，意味著它們不再是俄羅斯的伙伴。因此，盡管俄羅斯迅速轉向東方，但這是不得已而為之，也不是轉向整個東方，僅是其中的一部分。這與蘇聯時代以來主張積極發展與亞洲國家關系的人士的基本思想矛盾，他們認為俄羅斯應該平衡自身與東西方的關系。在西方的麻煩應通過轉向亞洲來彌補，而且轉向亞洲應該有助于俄羅斯遠東的發展。俄羅斯的優勢在于成為歐亞的橋梁。葉甫根尼·普里馬科夫早在1996 年首次提出中俄印三邊合作，在他去世前幾個月的最后一次演講中講道：“能否說俄羅斯轉而定位為東方？我認為并非如此，俄羅斯期望與美歐的關系正?；?，但是忽視重要性不斷提升的中國以及亞太經合組織其他國家是不明智的?！币簿褪钦f，在普里馬科夫看來，俄羅斯應該與高速發展的亞洲國家發展關系，但是不應犧牲與歐洲關系，而應將其作為對俄歐關系的補充。普京總統也曾多次這么講過。2016 年6 月，在提出大歐亞伙伴項目時，他指出，該項目“對歐洲當然是開放的，也是有利的?！彼?，對俄羅斯有利的是，利用該國處于歐洲和亞洲中間的位置。俄羅斯由片面面向歐洲轉變為片面面向亞洲的一部分，對于俄羅斯來說沒有意義。俄羅斯將無法發揮過境通道的作用，國內發展也將缺乏動力。如果俄羅斯將所有的精力強行從歐洲轉向亞洲，不僅無助于加速發展，還可能導致更加嚴重的停滯，因為過去所有的重大經濟突破（如日本、韓國和中國的“經濟奇跡”）都是在與世界先進國家合作的條件下實現的，而其中大多數的先進國家仍然是西方國家。

我一再批評俄羅斯外交思想的西方中心主義，不過，這里的問題相當深刻。不是說俄羅斯從未發展與亞洲國家的關系，而是只有當俄羅斯與西方關系惡化并希望向西方施壓時，俄羅斯才會發展與亞洲國家的關系。我們的一些政客和公眾人物懷有極端荒謬的蒙昧和仇外心態，他們的目的是恐嚇西方和報復西方，因為西方不承認俄羅斯是它們中的一員。這也是一種西方中心主義，只不過表現方式全然不同。只有當俄羅斯的政治家和外交官明白，發展與亞洲的關系對俄羅斯自身有利，并不涉及與西方的關系，與世界各國發展順暢互利的關系對俄羅斯有利，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不特別對待任何一個國家，不特別親近，也不特別疏離，俄羅斯才能真正擺脫西方中心主義。

崔 珩：俄羅斯是否做好了迎接“亞洲世紀”的準備？在宏觀政策上，自普京在其第三個總統任期開啟“轉向東方”以來，已有較長一段時間。那么，在思想和學術研究方面，俄羅斯學者有哪些回應？

盧 金：將俄羅斯建成獨立的歐亞權力和世界影響力中心是克里姆林宮的官方政策，也是大多數俄羅斯外交戰略專家思考的主要方向。2013 年9月，普京總統在“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會議上指出，“歐亞一體化是整個后蘇聯空間成為全球獨立發展中心的契機，后蘇聯空間不是歐洲或亞洲的外圍”①Заседани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19 сентября 2013 г.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19243。

大約十年前，轉向歐亞和反西方主義實際上是邊緣化的，而現在已經成為俄羅斯外交政策思想的主流之一。這樣的轉變反映出，對20 世紀80 年代選擇的歐洲新自由主義的失望以及俄羅斯新的歐亞取向。這是一個漫長而痛苦過程的結果，也是對國際形勢的反應，并來源于普京總統或者整個俄羅斯精英階層與生俱來的“反歐洲主義”。由于西方在蘇聯解體后的政策，俄羅斯實際上陷入絕境，面臨著抉擇：要么完全屈從于美國及其盟友的地緣政治目標，并放棄自身的安全關切；要么拋棄親西方立場而轉向其他政策。這種處境不符合俄羅斯對自身作為大國在世界事務中作用和地位的認知，決定了俄羅斯逐漸放棄以親西方取向為特征的20 世紀90 年代政策，轉而將俄羅斯變成“獨立的權力中心”。就像普京總統在2019 年2 月國情咨文中所談到的，“如果俄羅斯沒有主權，那么俄羅斯將不再是一個國家。某些國家可以沒有主權，但是俄羅斯不可以”①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20 февраля 2019 г.http://www.k 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9863。

上述俄羅斯不可能成為非主權國家的論斷尚未講透。俄羅斯的軍事力量大體上符合該愿景，但是經濟發展明顯滯后。如果俄羅斯要成為歐亞大陸獨立的權力中心，俄羅斯領導層和統治精英必須至少在以下四個方面改變其傳統思路。

第一，必須了解并從戰略層面上思考該地區（亞洲）的重要性，而非出于形勢需要利用非西方的外交和對外經濟政策，例如，向西方展示其他機會，從而向其施壓。俄羅斯必須理解歐亞地區對于自己國家的重要意義。2014年以來，形勢有所變化，看起來大多數政治和經濟精英都認識到，俄羅斯與歐洲的關系將長期嚴重惡化，俄羅斯有必要重新調整，至少將部分聯系轉向非西方國家。俄羅斯領導人越來越多地將本國定位為歐亞國家（而不是歐洲國家）的表態，以及近年來俄羅斯外交政策綱要內容的變化，均表明了上述變化。

第二，必須制定并積極推行經濟政策，確保經濟高速增長，以支持爭取世界政治大國地位的努力。在這方面成功的希望很小，甚至可以說根本不存在。俄羅斯經濟的增長指標明顯滯后于全球平均水平，也低于其他世界中心競爭者——印度和中國以及部分后蘇聯國家的水平，這不利于俄羅斯提升對本地區國家的影響力。經濟效率問題不僅關系著如何在當前困難的條件下發展與歐洲國家的經貿合作，也涉及如何加強目前與大多數亞洲國家相對薄弱的經濟聯系——這將有助于加快俄羅斯的發展速度。如何促使與中國的合作更加平衡的討論已經持續了二十多年。今天，許多人寄希望于歐亞經濟聯盟在對接絲綢之路經濟帶重大倡議框架下與中國開展合作。

第三，必須對中國奉行巧妙而平衡的政策，既與這個最重要的伙伴維護緊密合作，又不過度依賴中國，俄羅斯才能成為獨立于中國的影響力中心。當前，俄羅斯的平衡外交路線是正確的，但是缺乏足夠的經濟成就作為支撐。俄羅斯依舊主要向中國出口原材料，使得一部分專家擔憂俄羅斯將成為中國的原料附庸，假如俄羅斯沒有其他的出口產品，那么俄羅斯主要向中國出口原材料的情況不可能有所改變。

第四，歐亞地區其他國家理應承認俄羅斯是該地區的領導者。在這一方面，俄羅斯擁有足夠的實力。大多數中亞和高加索國家清晰地認識到，俄羅斯是該地區唯一的安全保障者。在發生嚴重的恐怖主義襲擊或者伊斯蘭極端主義分子試圖奪取政權時，除了俄羅斯，任何其他國家都不太可能援助當地的世俗政權。例如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雖然彼此之間存在沖突并對俄羅斯多有怨言，但仍然爭先恐后地與俄羅斯發展軍事和戰略合作，這就是原因所在。中亞國家更是清楚俄羅斯支持其打擊恐怖主義的重要性，中亞的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均是集體安全條約組織成員。俄羅斯在歐亞地區的文化影響力可上溯到蘇聯乃至沙皇時代，至今仍然十分強大。中國在經濟領域越來越多地擠壓俄羅斯的影響力，但是不會威脅俄羅斯的安全，盡管俄羅斯作為歐亞地區獨立的經濟中心的地位存疑。

俄羅斯作為歐亞國家的歷史經驗也不多。受到19 世紀上半葉歐洲革命的刺激，俄羅斯尋求獨特發展道路的想法剛剛萌芽。在彼得一世之前，幾乎沒有人討論過首都在莫斯科的這個國家屬于亞洲還是歐洲。自從接受東正教以來，俄羅斯自視為基督教文明的一部分，盡管基督教文明既在歐洲，也有一部分在亞洲。正如普希金恰如其分地評論，彼得一世尋求打開“一扇通向歐洲的窗戶”。在普希金看來，這使得俄羅斯在當時以歐洲為舞臺的世界政治中成為主要玩家。彼得一世選擇歐洲不是為了讓俄羅斯融入更加先進的歐洲，而是為了使俄羅斯變為一個大國。1767 年，葉卡捷琳娜二世在《起草新法典委員會命令》中指出，“俄羅斯是歐洲大國”，正式明確革新后的俄羅斯屬于歐洲。只是在尼古拉一世時期，由于害怕歐洲革命的影響，俄羅斯提出了“東正教-專制-民族性”三位一體的意識形態，強調俄羅斯原生的社會和政治結構，包括絕對獨裁者拋開中間人直面人民、在完全不同的精神基礎上關心人民。這種理念反對將社會劃分為彼此對立的群體，也不認為代議制機關應該在最高權力面前保護社會群體的利益。其他思想流派的代表同樣強調俄羅斯的特殊性、非歐洲性，其中包括非官方人士和公開的反對派：斯拉夫主義者、泛斯拉夫主義者、民粹派以及脫胎于民粹派的社會革命黨等。

弗拉基米爾·列寧及其繼任者并沒有認為蘇聯社會在文明程度上與西方社會有什么不同，他們只是認為在自己社會發展的階梯上取得了領先。另外，蘇聯禁止或者不鼓勵強調俄羅斯社會有別于西方的思想，特別是在20 世紀20 年代移民群體中產生的“歐亞主義”理念或馬克思主義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蘇聯領導人批評資本主義西方以及與蘇聯陣營相對抗的帝國主義北約，但是，蘇聯領導人和西方自由主義者相信，歷史朝著共同理想統一運動，蘇聯領導人不認為蘇聯是發展道路不同于歐美的某種特殊文明。

蘇聯解體和俄羅斯“民主運動”的勝利，根本不表示俄羅斯放棄西方向度和不再相信俄羅斯是世界歷史單線進步的一部分。區別在于，俄羅斯現在不被視為先進國家，而是世界進步等級遠低于西方“文明世界”的落后國家，即將成為依附西方的學生。這種觀點是對蘇聯實驗失敗的反應，根本不是轉向另一種意識形態范式。不過，上述觀點顯然與積累了彼得一世改革和其他類似改革經驗的俄羅斯西方主義傳統相矛盾，歷代改革的目標都不是使俄羅斯從屬于西方大國，而是利用西方的成就將俄羅斯改造成為與西方并駕齊驅的大國。

以依附他人意識形態為基礎的政策不可能持續很久。俄羅斯的幅員、歷史和政治文化要求國家更加獨立?？陀^安全利益被西方忽視，促使俄羅斯轉向更加積極的政策。西方正在變化，少數人的權力支配著西方的世俗意識形態，導致西方以“政治正確”為借口，出現不正常社會形態的專政和限制言論自由。然而，俄羅斯普遍接受以傳統的宗教方式解決問題。這兩種方式的分歧越來越大，進而也成為俄羅斯重新思考外交政策的重要原因。最終，世界地緣政治形勢發生變化——世界政治和經濟中心開始轉向亞太地區，許多國家也開始轉向亞洲：美國、歐盟國家、澳大利亞。

在經歷了20 世紀90 年代的經濟和政治動蕩后，俄羅斯開始更加關注安全，至少是周邊地區的安全。盡管西方聲稱任何國家無權建立勢力范圍，但是莫斯科官方至少從21 世紀初就開始意識到，美國以普世主義和單向發展（однолинейный прогресс）的理念遮掩自己那想要將全世界納入自己勢力范圍的意圖。①См.Выступление и дискуссия на Мюнхен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по вопросам политик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10 февраля 2007 г.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24034多極化構想和不同文明發展道路的多樣性理念，變得更加符合俄羅斯和其他不滿西方壓迫的大國的利益。世界發展的多中心和文明多維度理念在非西方國家被普遍接受，只是時間問題。

作為上述趨勢在俄羅斯的體現，20 世紀20 年代產生的歐亞主義理論開始流行起來。歐亞主義最初在哈薩克斯坦廣受歡迎。在那里，它成了十分有爭議的理論。這個理論認為，俄羅斯人與包括其他斯拉夫民族在內的歐洲人不同，因為俄羅斯人與神話中的草原“圖蘭人”元素雜糅在一起，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文明。歐亞主義將草原部落提升到文明的層次，由此形成古典的歐亞主義學派。該學派的集大成者、蘇聯歷史學家列夫·古米廖夫成為被崇拜的對象（哈薩克斯坦用古米廖夫的名字命名歐亞國立大學；在古米廖夫一百周年誕辰之際，哈薩克斯坦發行了一張印有其肖像的郵票；努爾蘇丹·納扎爾巴耶夫總統經常在著作和講話中引用古米廖夫的語句）。后來，隨著俄羅斯與西方關系惡化，歐亞主義在俄羅斯流行起來。歐亞主義的經濟理念不完全是西方類型的市場經濟，而是國家自上而下的調控，同時允許農業和小型工業中的個人創造性，這一點十分重要。歐亞主義理念起源于俄羅斯移民論證布爾什維克的高效政策——新經濟政策——的必要性，歐亞主義學派希望新經濟政策持續下去，并走向否定共產主義。歐亞主義的模式符合建立大型國有企業的普京經濟政策以及大多數中亞國家的模式。早在20 世紀90 年代，歐亞主義話題便在知識分子群體中迅速傳播開來，但是，認識到歐亞地區對于俄羅斯復興的實際意義，而不是浪漫神話的價值，以及俄羅斯在與西方國家關系惡化的背景下能夠融入歐亞地區，尚需時日。

俄羅斯的歐亞主義思想有一系列優勢。第一，致力于成為世界政治的獨立一極，符合俄羅斯歷史上確立的對本國在國際事務中角色和地位的認知。普京時代俄羅斯領導層始終強調，俄羅斯一直是獨立國家，從未受制于外部政治操縱，即便俄羅斯曾自認為是歐洲的一部分。這確實符合俄羅斯外交政策的歷史傳統。蘇聯歷史也使得俄羅斯人習慣于生活在一個大國，因此，20世紀90 年代從屬于西方的境地，使得大多數居民和很大一部分精英憤憤不平。目前俄羅斯的經濟體系在很大程度上也符合歐亞主義理念。歷史上歷次突破性改革都是在國家的支持下實現的，國家在經濟中發揮了最重要的作用。在葉卡捷琳娜二世時期、亞歷山大二世時期、維特和斯托雷平改革時期以及新經濟政策時期，情況均是如此。

俄羅斯轉向本國所在的區域并更加關注亞洲，有助于俄羅斯實現發展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的戰略任務。雖然俄羅斯多次宣布開發西伯利亞和遠東，但是仍然遠未實現。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俄羅斯轉變為歐亞大陸團結和一體化的中心，有助于保障俄羅斯的安全和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從而為俄羅斯爭取到和平的政治發展和高效的經濟發展。歐亞經濟聯盟的進一步發展和潛在擴員、歐亞經濟聯盟與中國“絲綢之路經濟帶”倡議的對接、上海合作組織效率的提升以及與中國開展大歐亞伙伴項目的合作，在俄羅斯轉變為歐亞大陸團結和一體化中心的進程中應當發揮重要作用。

顯然，俄羅斯外交政策的長期趨勢是轉向構建世界政治中的歐亞獨立一極。俄羅斯外交政策的決策者和知識界現在形成了一種共識：俄羅斯外交政策的轉向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早在20 世紀90 年代下半期便應該調整，至少在北約轟炸南聯盟后，西方的意圖昭然若揭，它們沒有將蘇聯解體作為構建所有人普遍接受的世界秩序的機會，而是視其為奪取世界絕對霸主地位的大好時機。但是，由于西方主義的慣性過于強大，俄羅斯領導層在經歷了幾次危機后（2008 年格魯吉亞危機、2014 年烏克蘭危機）才意識到必須調整外交政策。在此期間，歐洲和美國在很大程度上不僅喪失了在意識形態上的領導地位，也不再具有技術優勢，歐美國家受到中國和其他非西方國家的強力擠壓。因而，假如彼得一世活到今天，他很可能不會打開通向歐洲的窗戶，而是朝向亞洲，只不過他的行事風格將更加果決。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必須砌死通向歐洲的窗戶。相反，俄羅斯的前進方向是歐洲和亞洲兩個方向的平衡，將俄羅斯由歐洲的“窮親戚”轉變為結合世界兩部分優勢的、代表著文明和文化交融的歐亞中間人。

崔 珩：普京總統在2022 年的東方經濟論壇上強調，亞太地區的國家已成為新的經濟和技術的增長中心，也是人才、資本和產業的吸引區。俄羅斯學者如何理解亞洲對于俄羅斯的意義？在您看來，“亞洲世紀”的概念是否已被俄羅斯學者接受了？

盧 金：俄羅斯的亞洲部分占全國領土面積的三分之二，但是，與歐洲相比，亞洲部分沒有充分發展。鑒于世界經濟中心逐漸向亞太地區轉移，早在蘇聯時期就已經出現了利用上述情況發展西伯利亞和遠東的想法。由此，俄羅斯亞洲部分的經濟應成為亞太地區經濟的一部分。

20 世紀70 至80 年代，蘇聯學術界開始關注上述觀點。我的父親弗拉基米爾·彼得羅維奇·盧金曾積極參與討論。在蘇聯學術界向國家領導提供大量學術著作和報告后，蘇聯國家領導人發表了政治宣言。1986 年戈爾巴喬夫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著名演講就是其中之一，他提出將亞太地區納入建立全面國際安全體系的總的進程。戈爾巴喬夫的演講部分采納了我父親撰寫的內容。葉甫根尼·普里馬科夫、奧列格·博戈莫洛夫院士以及其他當時著名的西方問題學者也支持轉向亞洲。他們完全不主張與西方決裂，但認為俄羅斯應該更積極地發展東部。

俄羅斯與西方國家的關系自20 世紀90 年代開始惡化，到今天達到（對抗）巔峰，這是俄羅斯轉向亞洲的另一個因素。由于對俄羅斯按照西方模式西方化的能力感到失望，在過去的二十年間，美國及其盟友無視俄羅斯的態度，將俄羅斯推向東方，近期又斷絕了所有可能的聯系。

長期支持轉向亞洲的人士對此情形感到沮喪，他們是愛國者，認為俄羅斯應該像雙頭鷹一樣同時朝向西方和東方，這曾經是20 世紀90 年代末到21 世紀初流行的口號。但是，今天美國和歐洲實際上已經砍掉了俄羅斯朝向西方的頭，導致俄羅斯被迫地、無可奈何地轉向亞洲，以至于原本在俄羅斯十分邊緣的“全面亞洲化”支持者崛起。

崔 珩：您長期關注、研究中國，圍繞21 世紀以來的中俄關系發表了一系列在國際上很有影響力的文章，基于您對中俄關系的理解，您如何認識中俄關系的當代意義？

盧 金：中國和俄羅斯的走近顯然是長期的，因為這是一個自然的過程。中俄接近時間很長，早在蘇聯末期，以著名的1989 年戈爾巴喬夫訪華為標志。中俄接近首先帶來兩國關系正?；?，并且一直持續至今達到互信的戰略伙伴水平，即便領導乃至政權更迭也未對其產生影響。

在客觀條件上，中俄是擁有超過4000 公里國境線的大型鄰國。中俄正在積極發展貿易（2010 年后中國成為俄羅斯最大的貿易伙伴），投資于彼此的經濟，并且在國際舞臺上進行合作。

在客觀條件之外，當然還有主觀原因，包括美國及其盟友對中俄的敵對政策造成的主觀意愿。在我看來，哪怕是從美國國家利益出發，敵視中俄的政策也十分奇怪。

尼克松與基辛格、卡特與布熱津斯基等實用主義者在掌權時通常試圖分化中俄同盟，讓兩個國家相互疏遠，再拉攏較弱的國家（當時是中國）對抗較強的國家。至少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迫使中俄聯手來應對施加給兩國的壓力，這就難以理解。而西方仍舊一意孤行。顯然，這是因為西方政策過度意識形態化——缺乏任何理性思考，更遑論地緣政治考量。

正是西方政策在促使中俄走近，并且中俄走近的速度大大加快，許多人已經聲稱，中俄事實上已經結盟。不過，我不能茍同，因為正式的結盟包括共同防御義務，俄羅斯和中國這樣的大國不太可能接受這樣的義務。

不過，中俄之間存在著相當廣泛的相互關系體系，實際上這在盟國間都很少出現。中俄設有五個政府間委員會負責副總理層次的會晤；中俄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每年舉行會議；所有的政府部委間均建立了聯系；大學和科研機構擁有直接聯系；數十個城市和地區簽署了合作協議；在俄羅斯已經很難找到任何一家與中國伙伴無關的組織或企業。我們將這種緊密的相互關系稱為戰略伙伴關系。即便中俄關系惡化，總的來說目前沒有任何理由，破壞這樣的體系依然十分困難。

中國投資不太被允許進入俄羅斯市場、俄羅斯優先考慮殼牌和英國石油等西方企業的情況已經終結。在第一輪烏克蘭危機后，俄羅斯遭受制裁，許多西方企業退出了俄羅斯市場。與之形成對比的是，中國企業開始受到歡迎，現在中國企業在俄羅斯采礦業正在投入數百億美元。當然，這對俄羅斯很有吸引力。

以上所述并不意味著俄羅斯看不到與中國合作的難度。俄羅斯很少有人相信中國會突然大發善心地動用自己的資金拯救陷入財政困境的俄羅斯，或是搞出對自己不利的合作。相反，中國捍衛本國利益是自然而然的，有時候還表現得十分強硬。中俄在石油天然氣供應談判期間就條款和價格拉鋸很長時間。俄羅斯清楚，過度依賴作為單一買方的中國可能會給俄羅斯帶來問題。此類問題已經出現，例如，在“藍溪”管道啟用后，土耳其就要求俄羅斯降低天然氣出口價格。受到俄羅斯針對歐洲的反制裁措施的影響，俄羅斯向歐洲出口的農產品有相當一部分轉向中國。在此情況下，中俄貿易額將進一步提升，然而俄羅斯對中國市場的依賴也將增加。莫斯科也意識到，中國有自己與西方的關系。出于經濟發展的考慮，中國需要與西方開展合作，中國不會為了俄羅斯的利益破壞與西方的關系。一個蓬勃發展且有政治上差異的中國對于經濟停滯不前的俄羅斯構成一定的挑戰。俄羅斯還注意到，近期中國積極的外交政策部分來源于國內民族主義抬頭，這里也包括軍方。

俄羅斯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在不同情況下，俄羅斯可能會主張更加克制的政策。俄羅斯領導層和精英看待中國和西方的態度一直存在差異。但是，西方國家的反俄路線嚴重削弱了親西方派的地位，鞏固了反西方派的影響力。舉個例子，即便西方取消制裁（在可預見的未來幾乎沒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緩和對俄政策、俄羅斯的“親西方”派得到加強，并部分恢復被破壞的關系，俄羅斯與西方也不可能回到俄烏沖突前的狀態。首先，俄羅斯與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積累的關系是不可逆轉的，沒有人會拒絕與中國伙伴簽訂利潤豐厚的合同。其次，西方國家的信譽嚴重受損，幾乎沒有人愿意與隨時可以用政策決策給自己帶來嚴重損失的國家簽訂數百萬美元的合同。再次，社會輿論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大多數俄羅斯人開始認為美國和歐盟懷有敵意，蓄意危害俄羅斯。

上述因素和俄羅斯領導層中各派力量的平衡，決定了未來五到十年的總體戰略，但是，總體而言，與中國關系的顯著提升和深化是不可避免的。西方的敵對政策使得俄羅斯別無選擇。北約東擴和北約的軍事組織逼近俄羅斯邊境；在西方支持下，在烏克蘭掌權的反俄激進分子支持北約東擴，只是因為北約承諾使烏克蘭脫離俄羅斯的勢力范圍。這一切在莫斯科看來都是對俄羅斯現實而直接的威脅。面對西方的經濟訛詐、威脅以及毫不掩飾地強迫俄羅斯改變其確信無疑的國際問題立場，俄羅斯別無選擇，只能轉向亞洲，主要是轉向中國。另外，可以說，制裁在這里發揮了非常明顯的作用，因為制裁推動了這一早該落地卻至今受到習慣于西方傾向的精英阻撓的進程。

俄羅斯精英認為，在目前形勢下，來自中國的挑戰遠少于來自西方的挑戰。中國積極與包括鄰國在內的亞洲其他國家發展經濟、政治合作，中俄雙方從合作精神出發真誠交換意見，中國經常關照俄羅斯的愿望和關切，這些足夠彌補來自中國的挑戰。

總之，目前還看不到俄羅斯恢復與西方全面合作的前景，因為雙方相互誤解太多。俄羅斯和西方的世界觀分歧越來越大。在這種情況下，俄羅斯只能尋求某種“和平共處”。這個蘇聯術語意味著：第一，不討論理念問題，因為這只會加深分歧，每個人仍然會堅持己見；第二，只討論避免武裝對抗的問題（例如烏克蘭?；饤l件、軍事領域建立信任的措施、裁減軍備等），在對俄羅斯和西方均構成威脅的國際問題（例如國際恐怖主義）上可以合作；第三，開展互利經貿合作的談判，避免可能被用于政治施壓的長期項目。

“和平共處”的關系體系在中國和西方之間早已存在（至少從20 世紀70 年代末開始）。西方在1989 年對中國的一些制裁持續至今。各方在意識形態上的爭論沒有意義，在理念問題上只是各說各話。但是，這并不妨礙中國和西方開展大規模的經貿合作，盡管其中有不少問題。這也不會阻礙中國和西方在一些國際問題上開展合作，盡管在其他一些問題上雙方分歧嚴重，經常相互指責。如果沒有“和平共處”，將出現新冷戰，并且在俄羅斯戰略利益區邊緣（如烏克蘭）和俄羅斯影響力仍存在的世界其他地區，時不時地升級為武裝沖突。

面對中國，俄羅斯別無選擇，只能加強全方面合作。目前，西方對俄羅斯的威脅是真實的，而中國對俄羅斯沒有任何威脅。應該考慮到未來可能出現的挑戰，并盡可能緩解挑戰。

崔 珩：俄烏沖突是否會成為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徹底改變世界歷史的走向？俄烏沖突極大地影響著現存的國際秩序，您認為這場危機之后，國際秩序的走向會是如何？

盧 金：烏克蘭沖突不是現代世界正在發生的主要進程，而是美國和西方無可爭議的世界霸主地位逐漸被削弱的眾多表現之一，但卻表現得十分突出。今天我們看到的還不是霸權交接的階段，而是西方中心世界分裂的開端。多個中心同時崛起，有能力對抗舊霸主的統治。這就是多極化的確立——將取代20 世紀90 年代確立的“單極時刻”。崛起的中國與美國的對抗只是上述進程的明顯表現之一?！靶尬舻椎孪葳濉蹦Ｊ绞窃诓豢紤]世界體系的情況下討論中美對抗，但真實的情況遠比“修昔底德陷阱”復雜。

正在我們眼前發生的進程的結果很難預測。歷史經驗表明，在大多數情況下，多極化帶來戰爭，以新的霸主勝出終結。上述前景在核武器時代十分危險。不過，在此類情況下并非總是發生武裝沖突。有時，在一個多極世界，通過達成國際協議，能夠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維持相對穩定并避免一場大戰?！锻固胤ダ麃喓图s》簽訂后、維也納會議后、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一段時間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均是如此。只能寄希望于國際“主要玩家”找到辦法創建一種考慮到新崛起者利益、并被各方接受的爭端解決機制。

崔 珩：您認為中國和俄羅斯應該如何看待國際秩序變遷？

盧 金：世界最重要的新中心之一是以中俄為基礎的，正出現在歐亞大陸。那些一貫支持加強大歐亞地緣經濟穩定的學者，通常將大歐亞視為一個國際社會。

形成上述理念的模式和靈感的源泉，過去和現在都來自美國及其歐洲盟友在北大西洋形成的那種獨一無二的國際關系狀態。上面所提到的準則——對話、共同的行為方式、制度——均被遵守，并且對國家間政治關系的發展產生了決定性影響。因此，如果我們使用英國學派的術語，將大歐亞視為一個新興的國際社會，那么研究者的假設是，大歐亞參與者間的關系和互信水平應該達到現在跨大西洋伙伴關系的水平。雖然一些研究者認為歐亞國際體系正在朝著這個方向發展（例如，他們援引中俄伙伴關系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為例證），但是，這一趨勢的穩定性是不確定的。這也是本文（要探討的）關鍵問題之一。

在傳統的西方研究框架下分析國際社會形成和發展問題，許多假設實際上都否定了國際社會可以出現在歐洲-大西洋以外的地區。地緣政治理論的創始人認為，歐亞大陸的統一似乎只能通過主要大陸強國的軍事政治擴張來實現，“誰控制了中心地帶誰就能控制世界島；誰控制了世界島誰就能控制世界?！雹僮g者注：這句話出自布熱津斯基的《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一書：“直到最近為止，有影響的地緣政治分析家們還在爭論陸地力量是否比海洋力量更重要，以及歐亞大陸的哪個具體地區對控制整個大陸最為關鍵。最有名的分析家之一哈羅德·麥金德（Harold Mackinder）是關于這一問題的討論的先驅。他在20 世紀初就提出一些相連的歐亞‘支軸地區’（據說包括全部西伯利亞和大部分中亞地區）概念，稍后又提出中東歐‘中心地帶’概念。這些地區被認為是取得歐亞大陸主宰地位的重要跳板。他的中心地帶概念通過以下著名格言得到廣泛傳播：誰統治了東歐誰就可以控制中心地帶；誰統治了中心地帶誰就能控制世界島；誰統治了世界島誰就能控制世界?！盵美]布熱津斯基：《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33 頁。而主要大陸強國建立起了世界統治地位，也就意味著西方的失敗。

按照美國主流學者的觀點，蘇聯解體為美國提供了主宰歐亞大陸的唯一機會。布熱津斯基認為，美國的主要地緣政治獎品是歐亞大陸。500 年以來，歐亞大陸的國家和民族擁有對世界事務的支配性影響力，他們為爭奪地區主導地位而相互爭斗，并試圖獲得全球權力。今天，一個非歐亞國家在歐亞大陸發揮著主導作用，美國的全球主導地位取決于美國能否長期有效地維持在歐亞大陸的支配地位。

所以，美國學者立即對俄羅斯的發展設置了地緣政治限制。美國不允許俄羅斯（以及中國、德國）過度加強在歐亞大陸的影響力，即便這些國家是出于善意的；除美國外，任何大國的影響力都應該是有限度的?；粮裨苯亓水數乇磉_過上述觀點。

因此，西方學界的文獻通常對中俄的接近持批評態度。中俄關系失衡加劇的論點廣為流傳：假如中國不斷強大，俄羅斯將成為中國的小伙伴和衛星國，如果俄羅斯不接受上述地位，將導致中俄兩個大國的沖突。大多數西方學者認為，中俄合作的主因不是渴望合作和區域一體化，而是對本國在世界秩序中的地位的不滿以及聯手對抗美國的統治。這種基于對抗的同盟無法形成“通過對話、采取規范關系的共同規則和制度、思考共同利益建立的體系”，即國際社會。大歐亞是一種地緣政治建構，便不可避免地成為地緣政治矛盾的犧牲品。

與此同時，西方施加的外部壓力迫使俄羅斯、中國和其他歐亞大國在一個更加復雜的政治組織中尋找新方法來協調利益。一些學者認為，在美國及其盟友同非西方大國對抗的背景下，對抗西方的政策將導致“歐亞極”的形成。這種對抗長期存在和大歐亞制度化環境的持續發展，將從實際上促使歐亞共同體的出現，就像冷戰期間歐洲-大西洋共同體的出現一樣。

中俄合作的結構基礎是中國和俄羅斯的戰略聯系，這構成了中俄合作的地緣政治潛力。當今中俄的走近是現代國際關系體系轉型的根本特征。在過去數年間，中俄關系的性質越來越多地被描述為戰略伙伴關系，近似于沒有共同防御義務協定的非正式聯盟，但卻是不斷深化的、基于對共同威脅和必須協調聯合行動的認知的戰略同盟。在俄羅斯最堅定支持上述聯盟的人的設想中，俄羅斯是世界上領土最大的國家和軍事強國之一，可以在中俄關系中成為“硬實力”和“硬安全”的來源，而中國的經濟實力可以成為經濟增長的源泉。除了中俄關系本身的重要意義外，中俄走近也成為一系列多邊機制出現和發展的前提——上合組織、金磚國家、“一帶一路”倡議和歐亞經濟聯盟等在地區和全球層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最終，合作在機制發展方面的頂峰也正是大歐亞共同體。

中俄接近的根本政治基礎是兩國在冷戰后全球秩序問題上有相似的觀點，兩國都認為全球秩序存在缺陷，對于全球秩序理想的未來前景有著相似的看法。

今天，中俄關于世界秩序發展方向的共識不僅持續，而且進一步強化，構成了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思想內核。中俄對國際秩序變革有共同觀點，有兩點值得關注：一方面，兩國擁有共同的多極化外交思想和塑造國際秩序的理想模式，其基礎是美國教授吉爾伯特·羅茲曼提出的“平行的同一性”。另一方面，中國和俄羅斯對多極化的興趣的基礎，是渴望打破單極體系，也就是說，在由美國及其西方盟友掌控的世界中，中國和俄羅斯看不到實現其政治經濟發展目標的機會。中國和俄羅斯作為最大的國家擁有獨立的國際議程觀和戰略目標雄心，中俄相信它們可以在多極環境中有效活動，認識到理想的多極世界將不再有單一領導者，多極世界將由多個動力系統管理，并主要借助聯合國平臺就全球問題進行互動。安理會應該在多極化的世界秩序中發揮中心作用，正如20 世紀聯合國正式成立前所設想的那樣。

因此，從兩個大國的視角出發，權力中心間的關系應該是競爭性的，而不應是對抗性的，這樣，國家才能保留其獨特的經濟模式、意識形態和政治結構。中國的“新型大國關系”理念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類似的觀點?！靶滦痛髧P系”最初是為中美關系設計的，不過，中國理論家認為，它也可適用于中國與大多數（即便不是全部）二十國集團（G20）國家的關系。

然而，直到現在中國和俄羅斯觀念上的接近也沒有披上地緣政治的外衣，這是因為，一方面，中俄沒有動力采取更加積極的行動；另一方面，在地緣政治方面沒有具體的適用合作領域。中俄在歐亞大陸擁有共同目標和共同利益，主要是維護自身安全，因而，歐亞大陸出現的不穩定和社會經濟衰退成了中俄觀念上接近的基礎。上海合作組織成立于2001 年，作為擁有廣泛議程的一般性政治對話平臺，在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爆發后，將打擊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作為該組織活動的中心內容之一。不過，上合組織框架內發展經濟合作的議程長期停滯，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俄羅斯和其他成員國擔憂中國經濟實力快速增長。

不過，在21 世紀第二個十年之初，提出和推動區域發展議程對于中俄來說都變得明顯必要。俄羅斯開始在后蘇聯空間積極發展自己的一體化項目，在2010 年成立了關稅同盟，2012 年轉變為歐亞經濟聯盟，現在涵蓋俄羅斯、哈薩克斯坦、白俄羅斯、亞美尼亞和吉爾吉斯斯坦。這一組織與集體安全條約組織、上海合作組織一道為中亞的后蘇聯共和國和后蘇聯空間的其他國家，提供保障安全和經濟發展的制度性基礎。在俄羅斯看來，這些機制無疑將俄羅斯的領導地位制度化，成為近鄰國家安全和經濟發展的源泉。

中國在2013 年啟動了其主要的經濟倡議“一帶一路”，迄今為止，該倡議已經發展成為實際上覆蓋整個歐亞大陸的最為宏大的經濟項目之一?！耙粠б宦贰逼鸪跤卸鄠€維度，除了在中歐陸海通道框架下發展交通物流基礎設施和發展陸上沿線經過的中國西部省份等官方公開的目標外，這個宏大倡議也有一系列政治任務。比如嘗試在歐亞大陸建立友好安全的環境。在中美地緣政治沖突日益加劇的情況下，歐亞大陸作為可靠的、非敵對的后方特別重要?！耙粠б宦贰睂⑹菦Q定歐亞大陸廣闊大陸空間一體化進程的主要經濟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