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公共服務對生育率的影響
——基于面板分位數模型的檢驗

周慧,管國鋒

(安徽財經大學 經濟學院,安徽 蚌埠 233030)

引言

當前,我國面臨嚴峻的人口形勢,集中表現為:人口的老齡化和低生育率。建國初期,農民分得土地,工人穩定就業,人們結婚生育的愿望強烈,國家政策性鼓勵生育,此后人口劇增。其后實施了計劃生育政策,人口政策的 “一松一緊” ,使得人口結構在一增一減疊加作用下,出現了嚴重的老齡化問題。從長期來看,提高生育率及生育意愿是解決 “少子化” “老齡化” 等人口問題的根本手段。生育率受到外部環境以及個體健康狀況、收入水平、家庭觀念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傮w來看,造成低生育率的主要原因包括,一是生育觀念的轉變。少生優生成為社會生育的主流理念,傳統 “多子多?！?“養兒防老” “大家庭” 的育兒和家庭觀念受到挑戰。二是育兒成本的增加。一方面隨著經濟社會發展,住房、醫療、教育等育兒顯性成本顯著提高,與此同時,適育人群大多處于事業發展的關鍵時期,育兒產生巨大機會成本降低了育齡人群的生育意愿。另一方面過去的幾十年,我國經歷了人類歷史上最為波瀾壯闊的城鎮化發展,大量人口在遷移過程中,家庭規模 “被動” 減小,家庭觀念淡化、父母對育兒過程的支持不足,對年輕人育兒決策產生較大消極影響。

近年來,我國人口增長持續放緩,國家在短時間內相繼開放 “單獨二孩” 和 “全面二孩” 政策,但政策效果遠遠低于預期值。國務院《關于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中提出要提高優生優育服務水平,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發展普惠托育服務體系,以規范公共服務體系配套政策來促進生育意愿的提高。我國人口正從紅利期轉為負擔期,要充分發揮公共服務體系對生育意愿的積極作用,減小人口 “老齡化” 和 “少子化” 帶來對社會經濟生活的負面影響。從國家層面來看,加強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整合公共服務資源,為家庭生育提供強有力的保障,是提高生育率的重要突破口,有助于提高群眾的生育意愿與地區生育率,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

一、文獻綜述

生育率受諸多因素的影響,現從經濟發展水平、個體微觀決策以及生育政策三個角度來對生育率的影響因素研究進行梳理。(1)經濟發展對生育率的影響。在短期,經濟發展實現了家庭收入增長,提高家庭撫養能力,進而提高了人們的生育意愿,對人口增長率產生顯著影響。然而在長期,生育觀念從量向質轉變,導致人口增長率與經濟發展水平之間呈現負相關關系(張效莉等,2006)。城鎮化的快速推進,對生育水平造成了負面影響(楊華磊等,2020),人口及經濟重心的區域聚集,帶來租金價格上升,對生育率的抑制作用突出。經濟重心的轉移導致人口流動規模呈現不斷擴大趨勢,對生育推遲產生顯著影響。(2)個體生育行為的微觀決策。隨著社會發展,女性對待生育的態度逐漸趨于理性,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及外來文化和生育政策的影響,出現的 “丁克” 家庭更是極大地沖擊了中國的生育觀,女性的生育觀念發生轉變(張燾,2017)。從女性個體特征考慮,生育對她們意味著重大的家庭責任,工作與家庭潛意識角色沖突是職業女性拒絕生育二胎的重要原因(陶巍巍等,2017)。教育程度的提高會完善女性的獨立人格,增強了女性生育的自主性,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女性生育水平(張品,2009)。不同地區女性對生育態度存在差異。盡管城市及農村育齡女性對二胎生育意愿均不高,但農村女性生育意愿與城市女性意愿相比較高,且經濟因素都是影響女性二胎生育意愿及行為的主要因素(高楊等,2020)。(3)生育政策的影響。適齡女性對全面放開二胎政策的了解情況、是否有對生育的補助政策等都會對生育意愿產生影響。其一,養老保險制度會對城鎮職工的生育意愿存在顯著的擠出效應,在養老保險制度中嵌入生育補貼機制,提高制度靈活性,作為輔助提高參保居民生育意愿。其二,從教育保障來看,民眾對優質教育資源的追逐、教育成本的飆升導致生育意愿難以落實。盧洪友等(2018)通過兩期世代交疊模型,研究公共教育投資對居民生育率的影響。結果表明,政府通過加大對教育服務行業的投資,能夠降低居民的教育成本,從而縮小不同收入人群的生育率差距。其三,公共財政醫療支出及生育補貼等對生育率的提高有著顯著的作用,因此醫療政策也成為提高生育意愿的重要一環。其四,生育事件對城鎮女性就業具有一定的負面影響(莊渝霞,2020),保障女性勞動權益,避免女性就業歧視,完善相關制度法律法規能夠有效提高生育意愿。

公共服務對提高生育意愿的重要作用主要體現在:(1)經濟效應。完善的公共服務制度能夠促進產業聚集,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增加居民人均收入。研究表明,家庭勞動收入水平越高,二胎生育意愿越高,且家庭的經濟水平在所處社會中越低,生育意愿越低(李明,2020)。由于公共服務具有 “非盈利性” 及 “非排他性” ,家庭可將原本用于教育、醫療等方面的支出用于母嬰產品的消費,因此公共服務通過間接提高收入對提升生育意愿起到顯著作用。(2)滿意度效應。生育行為與居民對公共服務的滿意度有著密切的關系。公共服務滿意度對居民的意愿生育數量和二胎意愿均有促進作用(梁城城等,2019),但不同類型的公共服務滿意度對居民生育意愿的影響有所不同,公共醫療和公共就業對提升育齡群體的二孩生育意愿兩個方面顯著性最強(魏煒,2020)。因此要改善政府的公共服務,滿足公民的公共需求,做好相應的支持措施,提高居民對公共服務的滿意度,將實際的生育潛力發揮出來。

綜上所述,現有文獻從理論與實證兩個層面探討了公共服務與生育意愿之間的關系,但缺乏對不同公共服務類型與生育率之間的量化分析。邊際貢獻在于,將研究視角轉為生育政策下公共服務的實施與生育意愿之間聯系,闡述二者之間的影響程度,具體包括:(1)描述生育率條件分布特征,分析公共服務不同層面對生育率的各分位數影響效應;(2)基于 “二孩政策” 下公共服務影響生育率的效果評價,提出 “三孩政策” 完善公共服務政策體系以提高生育率的路徑。

二、數據說明、變量選取與模型構建

(一)數據說明

選取我國285個地級市為樣本,采用2008-2019年的地級市面板數據,以社會、教育、醫療、住房、就業及生活綜合保障作為一級指標構建地級市公共服務質量評價體系,并設置地區虛擬變量考察公共服務對生育意愿的區域異質性。數據來源于2008-2019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經網數據庫等,樣本變量及描述性統計如表1所示。

表1 樣本變量及描述性統計

(二)變量選取

被解釋變量:生育率。核心解釋變量:公共服務質量綜合指數,構建各項公共服務質量指標體系,具體指標如表2所示?？刂谱兞?區域虛擬變量,考察公共服務對生育率影響的區域異質性。地區收入水平,采用地區居民可支配收入來衡量某地區收入水平的高低;女性受教育程度,采用全國各地區女性就業人員受教育程度來表示,用以下公式計算:Wel=6×小學+9×初中+12×高中+16×大專及本科+20×研究生;做對數處理。公共服務質量評價的具體步驟如下:

表2 中國地級市公共服務質量評價指標體系

對正向和負向指標進行處理:

其中,i代表某一地級市,j代表某一項公共服務質量指標,max{Aij}為所有年份中指標的最大值,min{Aij}為所有年份中指標的最小值,Aij是通過標準化處理后得到得無量綱值。

計算第i年j項指標的比重,用Bij表示:

計算信息熵及其冗余度Cj:

其中n表示評價年份,根據上式計算指標權重εj:

最后得到評價公共服務質量指標的計算公式:

通過上述方法測算出285個不同地級市的一級指標下某項保障程度指數。其中QPSi表示i地級市的某項保障程度指數,其值越大,表明保障程度較好,公共服務質量評價較高。

(三)模型構建

采用固定效應分位數回歸模型進行實證能夠得到不同分位點上各項指標對出生率的影響分布規律,全面的評估出影響家庭生育的各項服務指標?；鶞驶貧w模型設定如下:

BRit為被解釋變量生育率。QPSit為解釋變量,主要關注αit系數。N 為控制變量個數,γn為控制變量系數,Controlit表示與生育意愿相關的控制變量,μi 表示個體固定效應,δt表示時間固定效應,εit為誤差項。借鑒R.Koenker(2004)提出的面板分位數回歸模型,設定面板分位數回歸模型如下:

其中,Qτ(BRit)為生育率水平的τ分位數,αiτ為公共服務對生育率的τ分位數估計系數,γnτ為控制變量對生育率的τ分位數估計系數。為描述生育率從低生育率至高生育率的階梯式上升,選取分位點τ分別為10%、25%、50%、75%、90%。

三、實證檢驗

(一)單位根及面板協整檢驗

為防止出現偽回歸,保證估計的平穩性和有效性,采取LLC、ADF 和PP 檢驗三種單位根檢驗。當各項變量都通過這三種檢驗方法時,序列平穩。結果表明大部分變量零階不平穩,對變量進行差分后,一階差分序列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拒絕原假設,差分序列平穩。由于變量一階平穩,進行協整檢驗以判斷變量間是否存在長期均衡關系。采用Pedro-ni、Kao和Westerlund檢驗對各項變量進行面板協整檢驗。所有協整檢驗結果均在5%顯著性水平上拒絕原假設,生育率與各項公共服務之間存在協整關系,排除模型存在偽回歸問題的可能。

(二)模型選擇

為了選擇模型的特定形式,使得回歸估計更為準確,首先通過固定效應模型中的F檢驗判斷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還是混合效應模型?；貧w結果F 檢驗p值為0.000,強烈拒絕原假設,固定效應模型優于混合效應模型。其次對模型進行隨機效應檢驗。Hausman檢驗p值為0.006,拒絕 “個體影響與回歸變量無關” 的原假設,表明固定效應模型優于隨機效應模型。

(三)固定效應面板分位數回歸

由于旨在分析不同等級生育率的影響效應,反映各項指標對生育率的貢獻程度,因此采取固定效應面板分位數回歸模型,結果如表3所示。

表3 面板分位數模型回歸結果

(1)社會保障,各分位點處的系數均顯著為負, 表明社會保障對生育率存在抑制作用。隨著社會養老保障制度的不斷完善,對傳統子女贍養產生替代,從而對生育子女產生擠出效應,導致生育率下降。隨著生育率分位數水平的提高,回歸系數從-7.885下降到-3.652,表明生育率分位點增加,社會保障對生育率反向作用逐漸降低。(2)教育保障,在分位點Q10、Q25處的系數顯著,分別為6.135、5.146,表明在中低生育率水平下,教育保障增加,能夠提高生育率。當前子女撫養教育成本較以往大幅增加,而提高公共教育投入能夠降低生育凈成本,從而提高社會生育水平。在分位點Q75、Q90處系數顯著,分別為-6.912、-6.309,表明在高生育率水平下,進一步增大教育保障支出會降低生育率,提高教育水平在高生育率地區會對生育需求產生抑制。(3)醫療保障,各分位點處的系數均顯著為正,與群眾生育意愿呈現出正向關系,表明醫療保障制度的完善有助于提高生育率。醫療設施、環境等方面的落后,是造成低生育率的原因之一。加大醫療財政投入,改善地方醫療環境,醫療水平的提升與衛生環境改善,很大程度上幫助女性降低生育死亡風險,降低新生兒死亡率,且現代醫療技術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無法生育的問題。(4)住房保障,Q25、Q50、Q90處的系數均顯著,分別為5.829、3.696、4.521,表明住房保障的提高對生育意愿存在正向促進作用。無論在低生育率還是高生育率地區,當人們處于生育年齡階段時,往往考慮購房因素,高房價均會對生育決策產生抑制,其政策啟示在于,增加保障性住房和緩解住房壓力是提高生育率的重要手段。(5)就業保障,各分位點上的系數均顯著為正,表明保障就業對改善低生育率存在正向影響。一般而言,生育會擠占女性工作時間和精力,女性合法權益與生育后就業機會保障,降低因生育而導致的就業中斷風險,對于提高生育率具有重要作用。(6)生活綜合保障,各分位點上的系數均顯著為正,表明各生育率水平下,生活綜合保障對改善低生育率均存在正向影響。增加基礎公共服務建設,在當前我國生育率低于合理水平的情況下尤為重要。

此外,居民收入水平在低分位點Q10、Q25處,回歸系數分別為1.299、0.436,并不顯著,高分位點Q75、Q90 的回歸系數分別為-1.346、-1.934,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對生育率具有負向影響,就個體生活理念而言,人們更愿意將收入用于滿足自身需求,生育行為的替代效應大于收入效應。女性受教育程度在各分位點上的檢驗結果均顯著對生育率產生負向影響。傳統家庭及生育觀念對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產生影響相對較小,她們更傾向于利用自己的專業特長,實現較高的自我價值,因而選擇少育或者節育。

(四)區域異質性分析

為進一步分析不同地區公共服務對生育率的影響,設定東部、中部、西部三個分樣本進行回歸。根據表4回歸結果,社會保障系數均在5%顯著性水平為負,回歸系數值較為接近。教育保障與醫療保障的回歸系數均在5%顯著性水平為正,數值為:西部＞中部＞東部,主要原因在于西部地區教育資源相對匱乏、醫療條件較為落后,對家庭生育意愿造成一定影響。對于住房保障,考慮到人口流動的因素,東部地區產業眾多且較為發達,人口集聚,建立有利于生育的住房保障制度,加大多子女家庭保障性住房供給,會對生育意愿產生積極影響。不同地區的住房保障結果同樣表明地區的異質性。就業與生活綜合保障在三個地區均呈現出正向作用,需要說明的是,西部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對生育率影響顯著。地區收入方面,東部地區表現出了對生育率的抑制作用,而在中西地區表現出促進作用。原因可能在于不同地區對生活品質要求和子女撫育觀念方面的差異,生育行為所帶來的養老保障和人力資本積累效應大于生育的機會成本。女性受教育程度均呈現出對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西部地區的作用效果不顯著。

表4 地區異質性回歸結果

(0.004) (0.000) (0.000)Ls 2.583** 1.233* 11.197***(0.047) (0.077) (0.003)Ril -0.084** 0.674* 1.296**(0.017) (0.073) (0.040)Wel -16.772*** -8.390*** -0.888(0.000) (0.005) (0.345)常數項 124.33*** 63.243*** 30.365***(0.000) (0.002) (0.000)樣本數 1452 960 1008

(五)內生性與穩健性檢驗

1.內生性檢驗

為保證模型回歸分析具有更強的穩健性,考慮到作用機制在生育行為之前且生育推遲帶來的 “進度效應” 對生育率的影響,因此將各個解釋變量滯后一期研究其對生育率的影響。如表5所示,各個解釋變量及控制變量系數顯著,表明結果具有穩健性。

表5 內生性檢驗

2.剔除特殊城市樣本

由于不同城市發展程度等方面存在差異,故選取直轄市、省會城市作為特殊城市,現剔除30個城市進行穩健性檢驗,回歸結果見表6。各項公共服務對生育意愿的影響仍然存在且與表3結論無較大差異,表明結果具有穩健性。

表6 穩健性檢驗

四、研究結論與建議

通過上述分析,得出以下結論:社會保障與生育率呈負相關。低分位點,教育保障與生育意愿呈現出正向關系,高分位點產生負向影響。醫療保障、住房保障、就業保障、生活綜合保障水平在全分位點上對改善生育率均存在正向影響。地區收入水平在低分位點時沒有顯著影響而在高分位點時將會抑制單個家庭的生育意愿,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對生育率產生反向影響,部分公共服務保障指標存在區域異質性現象?；谝陨涎芯拷Y論,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保持經濟平穩快速發展,保障家庭生育撫育能力。宏觀經濟穩定發展,有助于合理引導積極預期,經濟形勢不樂觀,將可能會對居民的生育行為帶來沖擊。實證結果表明,家庭的收入水平直接影響撫養能力,將收入分配結構改革劃入發展規劃,提高最低工資標準。要堅持 “房住不炒” 定位,給予多生育家庭購房一定的優惠措施,對于降低生活成本具有重要作用。第二,改變當前個人生育觀念,提升居民生活滿意程度。首先要鼓勵適齡女性生育并提供育兒補助,改變生育觀念。其次保障育齡女性各項權利,社會競爭激烈,受過高等教育女性更愿意參加工作來提高自己的收入及地位,因此對于育齡女性所在工作場所可以采用彈性工作制,根據生育時間和孩子年齡來決定工作的時長。此外,開展對計生家庭的上門服務,關注家庭訴求和意見,對工作中出現的問題及時解決,幫扶獎勵措施及時完成,不斷提升家庭生活的滿意度,有助于提高育兒體驗。第三,完善公共服務政策配套,打破生育政策實施壁壘。明確城鎮化對生育水平影響的作用機制,防止城鎮化進程對生育率的擠出效應,建立配套生育支持措施。在此基礎上,不斷完善教育資源在各級各類教育間的配置問題、提升醫療保障工作能力及重視孕婦及嬰幼兒健康水平、給予生育女性津貼補助、建立公立托育機構等多項公共服務配套服務。東中西部地區人口規模與人口結構不同,經濟發展公共服務水平差異較大,生育政策要因地制宜,保持地方生育計劃與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