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中共紀念成吉思汗活動的成效探析

王多昕

（中共青海省委黨校，青海 西寧 810007）

前 言

成吉思汗在中國歷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影響，其以赫赫武功為全世界人民所熟知。 “九一八事變”以后，日本帝國主義步步緊逼，先后占領了內蒙古東北部，又在“七七事變”后將侵略范圍擴大到內蒙古中西部地區。 當時，日寇積極扶持德穆楚克棟魯普（即德王）、李守信、王英等蒙、漢奸，并試圖利用偽蒙疆政權將成吉思汗陵寢東移歸綏，以利用成吉思汗的巨大影響力誘騙廣大蒙古族群眾歸附，使偽蒙疆政權獲得統治的“正統性”。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成吉思汗有了新的身份象征和時代意義，成為了激勵各民族進行抗戰的精神寄托和意志載體。 1939 年6 月11 日，國民政府在伊金霍洛旗舉行了盛大的起靈祭典，成吉思汗陵墓西遷工作全面啟動。此舉得到了中共方面的大力支持和積極配合。此后，國共雙方都對成吉思汗進行了隆重的紀念活動，并形成了一整套規范化、儀式化、常態化的紀念程序，使“成吉思汗”成為超越其自身寓意的一個特殊政治符號。 相比于國民黨，中共對于成吉思汗紀念活動的效果更加顯著。

目前國內外對于成吉思汗的研究整體而言比較成熟深入。 但是，專門就紀念成吉思汗活動的研究卻是屈指可數。 雖然關注度低、成果少，但是整體學術質量卻很高。 尤其是相關學者突破傳統歷史學的單一界限，從政治學、心理學、文化學、民族學等視角對這一事件進行了全新的闡述和解讀，進而得出了一系列富有啟發性的結論。 例如，吳修申、宋江華詳細論述了中共紀念成吉思汗活動開展的歷史背景和基本過程。 通過對中共迎接成吉思汗靈柩的公祭活動和對成吉思汗的季節性公祭活動的深入分析，認為中共紀念成吉思汗的活動服務于政治、意識形態和情感的現實需要，對鼓舞蒙古族奮起抗戰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起到了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1]郭輝運用歷史學、政治學、形象學相關理論對國共兩黨的成吉思汗紀念活動進行了研究，認為將成吉思汗納入民族英雄系譜既有時代必然，也有歷史偶然，是民族危機的加深凸顯了成吉思汗形象及其象征意義的重要性。 而成吉思汗陵墓的遷移和相關紀念活動是國共雙方為了達成抗日目的的政治表演；[2]張若愚認為成吉思汗陵墓的西遷體現了民族主義的闡揚，相關的紀念活動也是國共雙方的政治競爭；[3]李俊領對中共陜甘寧邊區政府祭祀黃帝與成吉思汗的典禮進行深入系統的比較研究， 認為中共祭祀活動的操演策略與社會動員技術主要是模仿了南京國民政府的相關儀式，同時也體現出中共的思想策略特點。 而中共之所以祭祀黃帝和成吉思汗，主要是想通過儀式政治與國民黨形成競爭態勢，以此來獲得政權的正當性。 而且，中共同國民黨在黃帝與成吉思汗的主祭祀權上隱含著各自政權的正統之爭，哪一方掌控了主祭權，就等于在民族解放事業上擁有相對優勢的話語權和主導權[4]。

這一系列研究成果為本文的寫作和分析提供了相關學理支撐和論證基礎。但是，筆者選取抗戰時期中共紀念成吉思汗活動這樣一個微觀個案，并非是要單純地分析這一事件的來龍去脈，也不是針對特定歷史史實進行精確考證，而是希望以此為切入點闡述中共構建新的民族觀、推行新的民族政策的歷史根源、現實考量和實踐效果。所以，本文并沒有完全從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出發進行單純的理論闡釋。在筆者看來，中共對于成吉思汗的紀念活動是其自身民族政策、方針、思路的綜合運用，充分體現了自身策略的全局性和針對性、繼承性和創新性、理論性和實踐性的統一，因此具有國民政府成吉思汗紀念活動所不具有的鮮明成效和廣泛影響。

一、紀念成吉思汗活動與民族共生關系的密切

蒙古族同漢族及其他民族在中國歷史上就具有共生關系。共生并非簡單地指雙方在空間上有交錯，而是指生產和生活上的依存關系。這種依存關系是雙方增進認同的基礎。從不同的社會經濟形態角度來看，北方游牧民族想要生存、發展壯大，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對中原農耕文明的交易和掠奪，以獲得食鹽、鐵、茶葉等基本生活物資。除非是遠離中國北方進行西遷以完全割裂同中原農耕文明的聯系。而中原農耕文明隨著人口的增加和土地占有沖突的加深，想要大面積地發展農業生產，必須要有馬匹、牛等牲畜。想要獲取這些牲畜主要是通過同少數游牧民族的交易和戰爭。這使得雙方在經濟上有了密切的共生關系。從政治的維度來講，馬匹為提升中原農耕文明的政治整合能力，在逐步改變戰爭方式的同時，也為進行大規模的統一戰爭創造了基本條件，使中原農耕文明的軍事張力大大增強。這在一定程度上也保障了農耕文明的存續和發展。 此外，北方少數游牧民族政權想要實現對農耕文明的有效統治，就必須實行漢化或者部分漢化，來換取儒家士族的支持。少數游牧民族政治和文化的輸入極大地沖擊農耕文明的保守機制，為其運行帶來了新的實踐邏輯。 農耕文明的封閉機制作為一種自我保護的單一模式，在外部沖擊之下進一步有了對外溝通、交往交融的內在動因。這一方面促進了局部生產力的發展、人口的流動，同時也促進了新的文化政治形式的產生和繁榮。 新的人口和生產方式的涌入必然會造成對現有資源的爭奪。 這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人口的流動，客觀上促進了新區域的開發，同時也推動了中國地域面積的擴大和中華文化圈影響力的提升。

少數民族入主農耕地區以后想要獲得長遠發展， 最好的辦法就是接受農耕文明的生產方式和行為模式，因為這是維持其統治和獲取穩定利益成本最低的方式。所以，這種共生關系是兩種文明、兩個民族之間交往交融的關鍵紐帶。而日本同中國則不存在這種共生關系，因此也就不具有蒙古、滿族那樣“以夷變夏”的可能，無論再怎么包裝“大東亞共榮”理論也無法掩蓋其侵略的實質。 因此，中共構建新的“民族觀”首先必須基于這種歷史經濟所形成的共生關系。 早在1936 年的時候，中共就明確提出“歡迎回蒙民族與蘇維埃聯合，成立抗日聯邦政府?！盵5]為了號召蒙古族人民抗戰，中共進一步提出：“時機緊迫了！全國人民及全國軍隊立刻與蘇維埃紅軍聯合起來，開始抗日的神圣的民族革命戰爭！ 保衛華北與內蒙！ 聯合蘇聯與外蒙古人民共和國，反對共同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6]而中共開展蒙古族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基于共生關系進行了區域劃分，將工作的重點放在了內蒙古以及國內其他蒙古族聚居地區。對于外蒙古，中共明確指出：“現在的蒙古民族問題，乃是內蒙古及寧、青、新蒙古問題。 ”[7]抗戰全面爆發以后，蒙古族同漢族的這種共生關系發生了新的變化。由于內蒙古并不具有獨立發展的自生秩序，其必須在內地的支持下進行抗戰以獲取必要的戰爭資源、進行戰略配合和軍事部署。 這又促成了蒙古族和內地一種新的戰時共生關系。[8]

中共紀念成吉思汗，就是想通過儀式化的不斷操演，強化日寇侵略之下各民族生死依存的這種共生關系，使其了解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要性，為中共各項民族政策的開展營造普遍認同、自覺遵守的良好氛圍?；谶@樣的現實考量，中共在進行成吉思汗紀念活動的過程中刻意地忽略民族共生關系在演化過程中的沖突與殺戮，沒有拘泥于成吉思汗歷史功績的評述。 這在1939 年成吉思汗陵寢西遷至延安的祭祀活動中體現得尤為明顯。 例如，中共發布的祭文中并沒有像國民政府一樣，對于成吉思汗的歷史功績進行概括總結，而是單純地從抗日的背景闡述民族團結外御欺辱的重要性，并進一步闡釋了中共在抗日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此外，在祭祀過程中，中共還于成吉思汗的靈堂中央位置懸掛著寫有“世界巨人”的橫幅，兩側則是“蒙漢兩大民族更親密的團結起來！ ”“繼承成吉思汗精神堅持抗戰到底”的標語。在靈車駛來以后，中共還組織了大量群眾高呼“保衛伊金霍洛，保衛內蒙，保衛中國”“蒙漢聯合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①等口號。這種方式也是在提醒廣大民眾，蒙古族與其他民族在抗戰中的共生關系。而中共的這種基本思路也反映在了蒙古族干部的培養實踐過程中。 中共在1938 年底明確要求：“要盡力社會發展培養蒙民干部，其文化程度高者，進步有為者，可送到邊區受訓。 ”②1940 年7 月24 日，成吉思汗紀念館暨蒙古文化陳列館在延安落成，中共再一次組織了規?？涨暗募o念活動。 這一方面彰顯了中共對于蒙古族人民的重視，也體現了中共密切民族共生關系的宏大政治格局。 1941 年，延安成立了“延安民族學院”，來此就讀的蒙古族學生因為中共的這一行為備受鼓舞，深切感受到了中共對少數民族的關懷和黨的政策的英明正確。 這極大地提升了蒙古族人民對于邊區政府的政治認同， 為中共培養少數民族干部創造了諸多有利條件。

二、紀念成吉思汗活動與新型政治秩序的構建

面對日寇的入侵， 內蒙古低水平的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決定了其無法依靠自身演化出粉碎侵略的社會政治秩序，而是要通過外部強大的實力對其進行政治秩序的輸出，進而推進各項改革。 這既是自我生存的需要，同樣也是自我發展的需要。 單向依靠自身發展實現社會、政治、經濟秩序的重構，必然要付出高昂的時間成本。 在日寇進攻下，內蒙古很難獨立堅持下去。 因此，國共兩黨在這一時期都面臨著向蒙古人民聚居區輸出政治秩序的任務。對于這個問題的認識，中共明顯較國民黨更加清晰深入。1940年的時候，中共就已經充分認識到蒙古民族在政治上很少權力和獨立性。 “蒙古民族現在保存著的盟旗制度，是一種很落后的統治，無論是政治上、軍事上及文化上，都表現它的軟弱無力，因而不能不成為帝國主義與異民族統治壓迫的附屬物。 ”此外，中共還進一步指出：“蒙古民族的解放須要有外部革命力量的援助；蒙古民族解放運動的勝利，必須與中國革命結合起來才有可能。 ”[9]由此可見，中共隨著抗戰的深入已經將蒙古人民的解放問題納入了中國革命整體范疇，并將其作為一個重要內容來推行落實。 這使得中共民族工作的政治空間感和格局感進一步擴大，在向內蒙古輸出政治秩序方面同國民黨有了競爭優勢，而且思路也更加清晰、方向也更加明確。

進行政治秩序的輸出和重構，必須要在增進雙方認同的基礎上進行。 沒有認同的基礎便強行輸出和重構政治秩序，其本質與日寇侵略行為無異。所以，中共充分利用成吉思汗的紀念活動，對成吉思汗的精神品行進行了全新的闡述，以此來消除蒙古族人民的抵觸情緒和警惕心理。 例如在1940 年中共舉行的成吉思汗夏季公祭活動中，吳玉章便強調：“我們在抗日戰爭三周年的今天紀念他，就是要發揚民族團結御辱的偉大精神，團結國內各民族爭取抗戰勝利?！敝斓略谥v話中指出：“紀念成吉思汗，要學習他團結御辱的精神，要實行民族平等，使國內各民族共同攜手，為中華民族解放而斗爭。 ”高崗在講話中也進一步指出：“我們要實行民族平等政策，在政治上、經濟史、軍事上幫助蒙古同胞進步，共謀發展。有些人想挑撥蒙古弟兄和我們的摩擦造成民族仇恨，這是極端狠毒的陰謀，我們要密切團結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10]此后，成吉思汗也逐步實現了由“世界偉人”“宇宙巨人”向“中華民族英雄”的轉變，中共及蒙古族人民對成吉思汗的認同實現了一次極為重要的重構與超越。 而且通過梳理1940年以后中共對于成吉思汗的紀念活動，可以明顯發現宣傳民族團結的理念和政策成為了主題。這表明中共強化了對蒙古族人民政治理念和秩序的輸出。 在1941 年發布的《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中，中共明確提出：“依據民族平等原則，實行蒙回民族和漢族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平等權利，建立蒙回民族自治區。 ”這種政治構想已經在實際中開始執行。[11]由此可見，中共在政治秩序輸出的思想理論和實踐上已經領先于國民黨。

中共在紀念成吉思汗的活動中，還通過一系列手段方式逐步打破文化、歷史、民族認同相分離的畸形結構，避免出現不利于抗戰持久進行的新的民族認同“歧視鏈”。 這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有效消除外蒙古獨立以及偽滿洲國成立后國人對于滿族和同滿族關系密切的蒙古族人民的懷疑輕視態度。 因此，在紀念活動過程中，中共還積極宣傳蒙古族的抗日行為，并對其給予了高度肯定和贊揚。 由此可見，中共的民族政策有一個鮮明的指向， 那就是蒙古族民族不需要放棄自身的民族身份來獲得相應的政治身份和社會身份。 中共以抗日為基本目的，以民族平等團結為主要原則的“大民族觀”的重構，使傳統民族身份的外延進一步擴展，蒙古族作為中華民族偉大抗戰和解放斗爭的主體地位得到了承認和明確。 因此，這一新的民族身份的認同超越了狹隘的民族觀念并被賦予了全新的歷史責任和使命擔當。這樣，中華民族的地理和疆域空間整合能力以及凝聚力增強了，反對外族入侵的強大民族自信心也提升了。這在后來中共建立內蒙古民族自治區的過程中發揮了非常關鍵的作用。

新的民族認同是獲得政治權力的基本動因， 而這個動因只有在主體地位被認可且主動參與政治秩序構建的時候才能發揮作用。這與服從于強權被動納入政治秩序的實踐模式完全不同。而基于新的民族認同的約束力和凝聚力往往更加持久。 被動納入政治秩序則是將一個個封閉的小群體簡單粗暴地整合成了一個松散的整體。外在政治實力則是對單位個體自我發展演化邏輯的暫時性壓制，一旦強權基礎被動搖，政治秩序的穩定性基礎也就不存在了。這也是中國歷史上中原王朝在征服草原文明以后無法建立穩定的政治秩序加以常態化統治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中共在成吉思汗的紀念活動中格外注重蒙古族民眾的主體地位，基本按照蒙古族的文化傳統和風俗習慣謀劃每一個細節。 例如在1942 年5 月5 日的春祭活動中，主祭人有兩個，一位是中共代表吳玉章，另一位是蒙古族愛國人士、邊區政府委員那素滴勒蓋。在講話中，那素滴勒蓋指出：“在今天成吉思汗春祭大會上，我感到非常興奮，過去少數民族在中國是不能被承認是一個民族的，他沒有地位，為人所輕視，但今天在邊區就不同了，享受自由，受到尊重。 ”[12]由此可見，中共對于蒙古族主體地位的承認進一步提升了其對新民族身份的認同、對中共領導的認同、對邊區政府的認同，這也為中共大量培養蒙古族黨員干部創造了有利條件。 此后，中共對于內蒙古地區的政治秩序輸出和重構較為普遍地依靠以烏蘭夫為代表的蒙古族干部。從這一角度來講，中共相比于國民黨在理論策略上和實踐上更具歷史視野和全局眼光。

三、紀念成吉思汗活動與統戰整合功能的發揮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僅是全面抗戰的政治基礎， 也是中國社會各個階層堅持持久抗戰的動員組織機制。 所以，毛澤東指出：“為了在目前過渡期間以及到了將來的新階段，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是表示其對于困難之無能，而是表示其具有克服困難之偉力，就必須認真地鞏固統一戰線與擴大統一戰線。并且應該懂得，長期的戰爭必須有長期的統一戰線才能支持，戰爭的長期性與統一戰線的長期性是不能分離的?！盵13]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鞏固同樣需要各民族的廣泛認同和普遍遵守。在政治和軍事功能之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還要發揮歷史、文化、民族認同的粘合功能。 抗戰爆發以后，日寇積極拉攏蒙古上層，為其侵略行為尋找合理性，曾試圖搶占成吉思汗陵墓并將其遷至日占區。 一旦此項陰謀實現，日本策動并支持德王成立的偽蒙疆聯合自治政府， 就可以利用成吉思汗在蒙古族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和深刻影響，為自身傀儡政府塑造政治上的正統性，進而幫助日寇確立侵略中國的歷史合理性和文化正當性，以達到欺騙和裹挾蒙古族人民的目的。這一險惡用心會極大地削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造成中國抗日力量的分散，有助于日寇分化瓦解中國的抗日意志和政治聯合，甚至教唆鼓動國內其他民族進行國家和民族的分裂行為。雖然日寇搬遷和控制成吉思汗陵墓的陰謀最終并未得逞，但是依然可以利用成吉思汗進行愚民宣傳。日寇廣泛利用歷史上長期存在的“成吉思汗是否為中國人”的爭論，過度強調成吉思汗和蒙古族的單一民族身份特征，將自身侵略行為包裝成異族對中華民族的融合同構，以漢族接受蒙元政權統治為由，試圖讓國人接受并認可日寇的侵略行徑。

為了回擊日寇利用民族身份擴大侵略行為的政治陰謀， 國共兩黨在這一時期都進行了規模宏大的成吉思汗紀念活動，以表明中華民族的內在統一性和民族利益的一致性，也宣誓了國人堅決反對日寇策動蒙古族分裂國家的堅定立場?？梢哉f，國共兩黨的紀念活動是同日寇爭奪民族構成和民族身份的解釋權以及中華文明之正朔。 相比于國民黨，中共在成吉思汗的紀念活動中更加注重抗日宣傳。 通過比較雙方的祭文，可以發現中共方面更加突出抗日這一主題，且寓意更加直接明確，并刻意地忽略了成吉思汗作為封建帝王的傳統政治身份，將其還原為中華民族的一個典型先進個體。 此外，中共將成吉思汗個人精神品行意志放在民族團結抗日的特定語境下， 將成吉思汗的赫赫武功歸因為以團結奮進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實現。 所以，成吉思汗的民族英雄身份已經超越了蒙古本民族的范疇，上升到了整個中華民族的層面。 只有在這個層面，成吉思汗的民族英雄身份才能得到廣泛認可，才有了繼續存在的現實語境和社會基礎。 因此，在1941 年中共舉行的成吉思汗紀念會上，羅邁（李維漢）就提出全國人民要“學習成吉思汗‘團結內部，擊退外敵’的民族精神”，“要幫助蒙古族同胞復活成吉思汗的民族精神”。[14]而這里所謂的“復活”， 其實就是指對成吉思汗民族身份的重構和對成吉思汗傳統個人英雄主義認同崇拜的超越。這一做法也得到了廣大蒙古族干部群眾的認可， 并逐漸強化了對成吉思汗“團結御辱” 精神的認同。1944 年中共舉行的成吉思汗春祭活動中，烏蘭夫在紀念文章中指出：“那種反抗侵略，團結御侮的偉大精神，實是使弱小的蒙古民族，一變而為威震寰宇的強大民族的重要因素，繼續這種光輝的傳統，是我們每一個成吉思汗的子孫在今天對日抗戰中應有的精神?！盵15]但是，成吉思汗到底反抗了哪種侵略，中共卻并沒有明示。 中共在紀念過程中明顯忽略了成吉思汗反抗侵略的具體行為， 也沒有進行歷史學意義上的考證和說明，只是突出其精神的一面來激發蒙古族人民反對日寇侵略的內在動因。 由此可見，中共對于成吉思汗精神的重構完全是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體系范疇中進行的， 書寫和宣傳旨在配合抗戰的需要，及增進廣大蒙古族人民對于統一戰線的認同。這充分體現了中共統戰策略的應變性和靈活性。而“注重精神、弱化行為”的做法也在每一次中共舉行的成吉思汗紀念活動中得到了延續和深化。

號召蒙古族人民認同和服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及接受中共的相關政策理論， 不能簡單地依靠成吉思汗的紀念活動和輿論宣傳來實現，而要使廣大蒙古族人民群眾全方位地參與其中，進而以實踐主體的身份構建鞏固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因為，中共深知大部分蒙古王公對抗戰抱著“漢強隨漢”“日強隨日”的兩面態度。[16]所以，蒙古族支持抗戰并不能停留在口頭表態的層面，而應該按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行為要求積極開展各項實踐。 通過梳理中國歷史， 可以清晰地發現蒙古族尤其是上層王公對于中央政府的認同本質上是面向政權，而不是廣義上的國家。這也可以視為對權力的認同。他們對于中央政權的參與度越高，往往越具有超越本民族的認同感。 所以，中共在進行成吉思汗紀念活動包括抗日政權的建立，都給予了蒙古族王公、上層人士充分的尊重，并將其視為民主政權的重要組成部分，納入到新的政治秩序的構建中去。 這一思路延續到了后來的民族工作中。 中共大力培養和使用以烏蘭夫為代表的蒙古族黨員干部， 也為內蒙古民族自治區的建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為了提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號召力，中共還于1940 年3 月成立了蒙古文化促進會，以此作為增進蒙古族人民抗戰認同的制度化機構。這是一個極其高明的舉措。 蒙古文化促進會的成立以及成吉思汗紀念堂暨蒙古文化陳列館的建成，使中共紀念成吉思汗、開展民族工作有了具體的實物載體。 因為，成吉思汗陵墓西遷至甘肅以后，國民政府有了名義上的成吉思汗主祭權。 蒙古文化促進會、成吉思汗紀念堂暨蒙古文化陳列館以及延安民族學院有利于中共同國民黨爭奪蒙古族的抗日資源、推行自身的民族政策。

在這一時期，中共還特別注重通過成吉思汗的紀念活動向民眾宣傳自身正確的抗戰思想和路線，利用良好的民族團結抗戰氛圍來揭露和抨擊國民黨的反共行為。相比于國民黨單純就紀念而紀念的行為，中共對于成吉思汗的紀念活動更像是一場集紀念、宣傳、動員、引導、教育為一體的綜合性展演。 所以在紀念活動中，中共還廣泛地邀請其他民族代表和群眾參與。 例如在1941 年的公祭活動中，中共代表朱德與蒙、回、藏、滿、苗等族代表齊聚成吉思汗紀念堂開展紀念。 朱德在高度肯定和贊揚成吉思汗的同時也宣傳了中共的民族平等團結政策， 抨擊了國民黨的反共行為和對孫中山民族政策的歪曲。 這使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治領導的權威和形象得到了其他少數民族的認同和支持。 蒙古族代表阿拉騰扎布就在紀念活動中指出：“國民黨恭維成吉思汗， 但同樣的壓迫蒙民”，“他們的恭維成吉思汗全是假的，是欺騙蒙古民族的政策，只有中共尊重成吉思汗，尊重蒙古民族是言行一致的”。[17]中共的這一行為使國民黨的反共政策失去了存在的現實合理性，也使其在民族大義方面處于被動局面，避免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破裂。

1.1一般資料 選取了30例血管性帕金森綜合征患者進行分析,均是2015年4月至2017年4月來我院接受治療的患者,共有12例女性和18例男性患者,年齡63至86歲,平均(72.3±2.8)歲。我們將患者分成了對照組和觀察組,兩組均為15例患者,兩組普通資料比較不具有統計學差異性,可以開展分析。

四、紀念成吉思汗活動與信仰引導作用的強化

長期以來，宗教人士在蒙古各級政權中有著非常高的地位，屬于特權階層之一。 宗教思想對于提升蒙古族的內部凝聚力和整合力，以及維護民族統一和政權穩定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是，蒙古統治階層也積極地利用宗教實行剝削壓迫以維持自身的利益， 從而造成了蒙古族長時間處于經濟文化社會相對比較落后的境地。 蒙古族人民對于成吉思汗的崇拜和認同，以及對薩滿教、藏傳佛教的皈依，本質上并非一種理性信仰。雖然其對增進民族認同和區域穩定起到了一系列積極作用，但是面對中國工業化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任務，這種非理性的信仰有著顯性的束縛力，極易造成狹隘的民族、文化、歷史觀的根深蒂固。 因此，中共通過對成吉思汗的紀念活動，充分激發了蒙古族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在初步消除交往交融的認知和觀念壁壘以后，幫助其樹立真正的理性信仰，也就是在抗日這個共同任務的實踐過程中積極地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和黨的理論政策。

想要使蒙古族人民從這種非理性信仰中逐漸擺脫出來，實踐難度非常大。 機械地、生硬地以命令或者強權的方式進行剝離，極易造成民族隔閡的加大，反而不利于抗日大局。在中國封建社會，統治集團往往采取認可其貴族和宗教的地位，并適當吸收部分宗教信仰成為政治秩序構建的一部分，以此來尋找相互認同的最大公約數。但是，對于信仰無神論的中共而言，這種增進認同和強化管理的方式明顯不適用。中共可以尊重蒙古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文化傳統，但是絕不會吸收其宗教信仰來重構自身的信仰體系。那么， 如何找到一個雙方認可的思想結合點和深化交流的認同點就成為了中共民族工作的一個關鍵問題。在抗戰的歷史背景下，成吉思汗這一政治符號無疑是最合適的。而且，中共在當時環境中沒有辦法通過立法的手段建立起民族統一團結的普遍行為準則[18]。 所以，圍繞抗日進行理性信仰的引導對于中共顯得尤為重要。這是中共爭取民心民意的基礎和先決條件。中共在紀念成吉思汗活動中進行的理性信仰引導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基礎的正確抗戰觀、馬克思列寧主義及毛澤東思想的實踐觀、以反對大漢族主義為核心的新型民族觀、認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觀。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以國共合作為中心，聯合團結國內各民族、各階級、各團體、各黨派、海內外愛國人士、僑胞進行堅決抗戰的政治基礎，也是各種抗戰力量的動員組織體系。 針對蔣介石國民黨對待日本方面的政策和搖擺反復的態度，中共在一開始就堅定了持久抗戰、反對妥協的基本路線，并克服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統戰政策方面的“關門主義”。 這使得中共的民族政策具有了超越以往的政治格局和廣泛基礎。面對蒙古族人民，中共提出既要團結底層蒙古族人民，也要團結蒙古上層和宗教人士。中共在紀念成吉思汗的活動中，向廣大蒙古族民族宣傳抗戰的意義和目的，并指出在日寇的侵略之下無論是漢族還是蒙古族都難以保全。例如，中共在1939 年中共對成吉思汗的祭文中就明確指出：“日寇逞兵，為禍中國。 不分蒙漢，如出一轍。 ”這一表述有利于蒙古族人民認識到只有服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才是本民族的唯一出路。 在國民黨的政策日趨反共以后，中共格外注重通過紀念成吉思汗來抨擊國民黨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行為，并從民族的視角分析蔣介石反共政策的根源，進而引導廣大蒙古族人民同國民黨的倒退行為做堅決斗爭。在中共看來，國民黨的反共政策與其狹隘的民族觀密不可分。反共分子從本質上來講就是大漢族主義者及頑固分子，他們在蒙古民族中實行“防共”“反共”的政策，極力推使蒙古上層王公“防共”“反共”，壓迫與破壞共產黨八路軍在蒙古民族中的抗日行為，甚至勾結日寇打擊我黨與八路軍。3○

在紀念成吉思汗的過程中，中共還格外注重宣傳和傳播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 在中共看來，蒙古族民眾想要實現最終解放，必須要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下才能完成。 但是，中共并沒有強迫機械地推廣馬克思列寧主義， 而是利用成吉思汗這一特殊政治符號使蒙古族人民首先了解馬列主義對于中國革命的現實意義。 此外，中共也廣泛地利用成吉思汗紀念活動積極宣傳毛澤東的核心和領袖地位，以推動毛澤東思想的全面傳播。 例如在1940 年7 月的夏季公祭活動中，紀念現場不僅懸掛了成吉思汗的畫像，兩旁也懸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的畫像，形象地營造了古今世界巨人薈萃一堂的場景。這一做法既凸顯了成吉思汗的偉人形象，也強調了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同成吉思汗精神存在諸多一致性，明確了中共對于成吉思汗精神的繼承和發揚關系。 此外，通過比較國共雙方的成吉思汗紀念活動，可以明顯看出蔣介石是以一種“帝王”的姿態來紀念成吉思汗，以達到其“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目的。而中共則注重精神的弘揚和思想的傳播，雖然紀念活動也很隆重，但卻不是簡單地通過外在形式的奢華予以展現，而是在莊嚴肅穆的基礎上營造抗日的時代氛圍，將紀念活動由對“帝王”的敬仰和崇拜轉變為對其精神的認同和發揚。

毛澤東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和領導人有著捍衛中華民族利益的堅定決心和根本立場。但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明顯超越了傳統“民族主義”思想和認識的局限，從中國具體國情出發構建新型民族關系。中共在成立以后基本接受了斯大林關于民族問題的相關理論，也參照蘇聯進行了民族工作的一系列實踐。但是，抗戰爆發以后，中共的民族觀就開始逐漸擺脫斯大林思想的束縛，開始以一種更加宏大的視野和包容的態度開展民族工作。 這充分體現了中共對于斯大林民族理論的超越。 中共的民族思想也受到了孫中山民族理論的影響。 孫中山提出：“我們要擴充起來，融化我們中國所有各民族，成個中華民族?！盵19]孫中山的“大中華觀”進一步強化了“中華民族”這一基本理念，也體現出了民族融合的開放性。但是，其理論蘊含著深刻的民族“同化”思想，而且是以漢族為主體對其他民族進行吸引，進而逐步達到“多族化一族”的目的。 此后，隨著“中華民族”觀點的廣泛傳播，中國社會又出現了“中華民族是一個”的理論，否認中國國內的漢、蒙、回、藏、滿等是民族，而將其稱之為“種族”。[20]中日民族矛盾進一步加深以后，蔣介石為了增強抗日的民族凝聚力，利用國家主義思想，公開宣傳“中華民族是一個單一民族”的思想。 相比于國民黨的民族“同化”政策，中共則是強調中華民族的“復合性”特征，強調多民族的平等團結交融。在中共看來，團結的基礎并不是以民族身份來定性的，而是在承認中國人這個前提下，“不分民族，凡是反對帝國主義，主張愛國和團結的都要和他們團結?！盵21]所以，中共在紀念成吉思汗的活動中充分尊重蒙古族的文化傳統和生活習慣， 而不是完全以自身的思維模式和行為要求來進行祭祀活動。 例如在1939 年的祭祀活動中，中共特意安排了達爾扈特誦經的環節，使廣大蒙古族群眾感受到了中共平等相待的合作誠意和團結奮進的政治胸襟。 此外，在紀念成吉思汗的活動中，中共還積極批判大漢族主義思想，堅決反對民族壓迫和歧視，從而贏得了蒙古族人民的好感。 由此可見，中共基本上完成了對傳統“民族主義”的超越，開始基本按照“多元一體”的模式構建新型民族關系。

幫助蒙古族人民樹立認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觀，也是中共開展成吉思汗紀念活動的重要目的。在1939 年祭祀活動的祭文中，中共就明確指出：“艱苦奮斗，共產黨人?；突途V領，救國救民。 祖武克繩，當仁不讓”，以此來塑造中共堅決抗戰的政治形象。 此外，中共在紀念活動中有一個鮮明的特點，就是盡量淡化國家政權、政府合法性等問題。 中共沒有從意志形態分歧、政治目的對立的角度去硬性區分國共兩黨的優劣，而是從是否堅決抗戰、是否踐行民族平等團結的理念出發，展現本黨的鮮明特色。 中共既不刻意制造同國民政府對立的傾向，也不從國家政權的角度強調對國民黨政權的政治認同，而是將民族情緒、精神置于抗戰這個大的語境下，通過宣傳中共的民族政策、邊區政府的各項措施等方式讓廣大蒙古族人民群眾逐步認同中共領導的政治權威。 這種“和風細雨”的方式既起到了統戰的效果，也發揮了中共理性信仰引導的作用，為抗戰結束以后國共雙方在內蒙古地區的角逐創造了有利條件。

結 語

通過系統地梳理和回顧歷史， 可以發現中共抗戰時期對于成吉思汗的紀念活動并非一個孤立的政治事件，而是將其符號化以推動自身的形象塑造，并在此過程中積極地宣傳黨的理論、政策、主張，為突破“大漢族主義”的狹隘思想和建立更具認同感、號召力、引導性的新型“民族觀”創造了條件。 雖然國共雙方都在紀念成吉思汗，但中共的紀念活動更加立體豐富，是集宣傳、抗日、形象塑造、民族工作于一體的規?；?、系統性的實踐。 因此，中共對于成吉思汗的紀念活動無論是內容表達、政治意涵還是運行邏輯、實施效果都要優于國民黨。 雖然在抗戰結束以后中共并沒有開展成吉思汗的紀念活動，但是將成吉思汗符號化以推動自身形象塑造的各項工作卻得到了進一步繼承和發展。 通過紀念成吉思汗， 中共拉近了同蒙古族人民群眾的關系，深化了雙方的交往交融，并培養了一大批蒙古族的黨員干部。 這為后來內蒙古民族自治區的建立和各項民主改革開辟了道路。 此外， 中共通過紀念成吉思汗并圍繞其進行的一系列實踐，重構了民族關系和民族理念，實現了對成吉思汗的認識由“只識彎弓射大雕”到“民族英雄”的超越， 也實現了對國民黨狹隘民族觀以及斯大林民族理論的超越。 這有力地推動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同中國民族工作的融合，進一步拓寬了其理論視野和實踐維度。 與此同時，廣大蒙古族人民群眾對于中共重構的“民族觀”的認同也進一步加強，這為當下筑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奠定了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