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馬克思基于“勞動—資本”辯證法的人類文明觀

寇東亮

（陜西師范大學 哲學學院，陜西 西安 710119）

從人類文明思想的演變和發展來看，基于“勞動—資本”辯證法來理解人類文明及其發展規律，尤其是分析現代資本主義文明的本質及其限度，揭示人類文明發展的一般趨勢，構想人類文明的共產主義理想形態，這是馬克思人類文明觀創新的核心內容之一。馬克思主義文明觀是我國社會主義文明建設的指導思想，深入研究馬克思基于“勞動—資本”辯證法的人類文明觀，推進21世紀馬克思主義文明觀的發展，對于探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中國式現代化，深刻理解當代中國創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態，都具有重要的思想引領、學理支撐和理論支援意義。

一、唯物史觀“社會關系”辯證法與馬克思人類文明觀的變革

近代西方思想家理解文明的主導原則是理性主義的，他們更多基于抽象的人性論假設和理性預設，側重從人的自我意識、理念、精神、文化等角度理解文明的根據、本質、意義和動力，把文明的基礎和本質或歸于“道德自由的實現”（盧梭），或歸于“人類精神的進步”（孔多塞），或歸于“自由精神的生成”（黑格爾）。恩格斯批評道，在這種理性主義文明觀中，“迅速前進的文明完全被歸功于頭腦，歸功于腦的發展和活動”[1］。另外一些經驗主義或唯物主義思想家則試圖從勞動、財富、政治、技術、種族、民族等要素理解文明，把文明的基礎和本質或歸于“民族風俗的改良”（伏爾泰），或歸于“高雅公民生活的塑造”（弗格森），或歸于“工商業的發展”和“國民財富的增長”（斯密）。但這種經驗主義文明觀總體上遵循實體主義思維方式，沒有正確區分和理解各種文明要素的自然性與社會性、物質性與精神性等屬性之間的本質關系，最終無法找到理解文明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方法。

馬克思和恩格斯從社會實踐與社會素質的統一中理解文明。恩格斯指出，“文明是實踐的事情，是社會的素質”[2］。在馬克思主義語境中，“實踐”與“社會”都不是某種“實體”，而是與人的存在本質內在契合的諸“關系”集合。一方面，“實踐”作為物質活動，表征的是一種人與世界的感性對象性關系，是一種總體性的“關系的關系”，即人與自然的關系同人與人的關系這兩種關系的關系，可謂“關系間性”[3］。另一方面，“社會不是由個人構成，而是表示這些個人彼此發生的那些聯系和關系的總和”[4］。作為“關系的總和”，社會是“一切關系在其中同時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會機體”[5］。馬克思強調，社會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實踐與社會是一體共生的，作為“關系的總和”的社會有機體，是人的對象性活動的產物?！胺彩怯心撤N關系存在的地方，這種關系都是為我而存在的；動物不對什么東西發生‘關系’，而且根本沒有‘關系’；對于動物來說，它對他物的關系不是作為關系存在的”[6］。因此，在馬克思那里，“社會關系”邏輯可以說是作為人類社會歷史運動的邏輯的歷史辯證法[7］。在唯物史觀“社會關系”辯證法中，文明是一個關系范疇，文明在其現實性和本質性上表現為人類“關系”的不斷演進、提升和優化。

列寧把馬克思關于“社會形態”及其“自然歷史過程”思想的建構方法概括為“兩個劃分”和“兩個歸結”?！皟蓚€劃分”即把一切社會關系劃分為思想的社會關系與物質的社會關系，再從物質的社會關系中“劃分出生產關系，即決定其余一切關系的基本的原始的關系”；“兩個歸結”即“把社會關系歸結于生產關系，把生產關系歸結于生產力的水平”，列寧認為通過“兩個劃分”和“兩個歸結”，馬克思“才能有可靠的根據把社會形態的發展看做自然歷史過程”[8］。唯物史觀的革命性變革，從根本上說，是本體論意義的革命。這一革命性變革的理論邏輯進程在于，從“社會存在”到“社會關系”再到“社會生產關系”?！吧鐣a關系本體論”是唯物史觀的內核[9］。唯物史觀“社會關系”辯證法，是馬克思理解文明及其發展規律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依據。

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文明的核心呈現于社會關系，文明的基礎和本質首先是物質的社會關系的進步。恩格斯把人類文明進程概括為實現“兩次提升”，即“在物種方面把人從其余的動物中提升出來”和“在社會方面把人從其余的動物中提升出來”[10］?！拔锓N方面”的提升，凸顯的是人與自然的關系，標志著人在自然界的地位；“社會方面”的提升，凸顯的是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標志著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就人類文明的演進來說，“物種方面”的提升是前提和基礎，人類通過一般物質生產勞動已擺脫物種意義的動物狀態，使自己成為萬物之靈。人類在“社會方面”的提升是關鍵和根本，它構成文明的深層本質和根本標志。馬克思三大社會形式理論從全面性和總體性的人與人的社會關系角度勾畫了人類文明形態的一般歷史形式，即“人的依賴關系”文明、“物的依賴關系”文明、“自由個性”文明。馬克思五種社會形態理論根據生產關系尤其是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性質，揭示了人與人的社會關系自由平等的五種不同文明狀態。

馬克思和恩格斯立足“社會關系”辯證法，揭示包括奴隸制、封建制和資本主義在內的所謂“文明時代”的本質及其限度。恩格斯批評道，奴隸制、農奴制、近代雇傭勞動制，是建立在私有制和階級對立基礎上的“文明時代的三大時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11］。在這些所謂“文明時代”，人與人的社會關系是對立的和對抗的，表現出更多的“動物性”。馬克思稱“中世紀是人類史上的動物時期”[12］，封建制度是“動物王國”，它把“人類分成若干特定的動物種屬”[13］。資本主義文明不僅沒有實現其自我標榜的“理性自由平等”王國，相反，其通過資本對勞動的全面統治和剝削，使人類歷史更深度地陷入“動物時期”。但是，馬克思通過分析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及其發展趨勢，駁斥了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把動物界“生存斗爭”法則說成是“證明人類社會永遠不能擺脫自己的獸性的決定性論據”的論調[14］，強調“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是社會生產過程的最后一個對抗形式……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就以這種社會形態而告終”[15］。青年恩格斯在1846年致布魯塞爾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的信中預見道，“文明能夠逐步發展到共產主義”[16］。三十多年后的1880年，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中自信滿滿地描繪了共產主義文明的總體圖景：“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個體生存斗爭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義上才最終地脫離了動物界，從動物的生存條件進入真正人的生存條件?！盵17］

二、“市民社會”勞動原理與作為“軸心”的“勞動—資本”關系

文明概念的問世是與近代商業、新型城市、市民社會、民族國家的崛起同步的?！拔拿饕辉~首先指的是一種過程，即個人、國家和所有人類走向教化（civilized）的過程，然后它也指代這一過程帶來的結果”[18］。文明在原初意義上指稱社交、禮貌、文雅、教養、行為得體等“市民社會”特性。布克哈特把文藝復興以后的近代西方歷史概括為“人的發現和自然的發現”的歷史[19］。洛克最先從理論上闡發了“人的發現與自然的發現”的勞動原則，經古典經濟學到德國古典哲學，勞動日益成為市民社會的建構性要素，勞動的創世意義不斷得以確證。勞動是創造“財富”的源泉，是“價值”的實體，是“教養”的本源。勞動、財富、資本、價值、教養等，成為近代思想家理解市民社會及其“文明”本質的基本范式。

亞當·斯密承接洛克“勞動—財產權”學說，提出“勞動—財富”原則，認為勞動是一切商品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從而奠定了一般勞動價值論。但斯密又強調，資本是積累的勞動，是資本家或其先輩通過自己勞動和節約而獲得的財富，因而財富是勞動與資本共同創造的。斯密強調資本的增加是由于節儉。在如此理解的勞動（包括作為積累的勞動的資本）價值論意義上，斯密必然把工人階級貧困的根源歸于工人的懶惰、縱欲、浪費等道德因素，把貧富差距問題視為一個是否擁有資本和擁有多少資本的問題。按照這一邏輯，工人的普遍貧困是不值得同情的。斯密等古典經濟學家的交換公平論、自由權利論等，無視和遮蔽了“勞動—資本”關系中的支配、統治和剝削的本質，成為一種自由主義和功利主義意識形態，這在客觀上走向對資本主義永恒合理性的理論辯護。

德國古典哲學家尤其是黑格爾試圖通過“勞動—教養”原理，解析和解決市民社會及其矛盾。黑格爾有意把德國文化的“教養”因素注入古典政治經濟學勞動概念，把勞動和教養勾連起來，賦予勞動概念一種人類精神的自我塑造和自我解放的意義。黑格爾從精神現象學角度把勞動規定為相對于自然的“否定性行動”，作為人與自然之間的一個“中間環節”，勞動是人對自然的一種加工和塑造，是一種“理性活動”。在黑格爾看來，市民社會不僅僅是一個基于“需要體系—勞動分工”的商品生產和交換世界，更是一個基于主體間的相互承認的人倫世界。由此，在黑格爾那里，勞動“既不是特殊意義上的體力勞動，也不是特殊意義上的腦力勞動，而是在絕對本體論的意義上充滿精神的”[20］、人類精神自我發展的一個積極的、必然的中介環節。黑格爾通過“勞動—教養”的精神哲學邏輯，試圖化解和遮蔽市民社會中貧富差距、賤民等深層問題。

馬克思認為，只有通過政治經濟學批判，才能真正理解市民社會，而勞動是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核心范式。古典政治經濟學和黑格爾都沒有完整把握勞動、資本等概念所具有的歷史規定和社會形式，而是把勞動、工資、資本、利潤等更多作為生產要素意義的“實體”來理解。馬克思則揭示了勞動、資本等生產要素的“關系”本質：“對象作為為了人的存在，作為人的對象性存在，同時也就是人為了他人的定在，是他同他人的人的關系，是人同人的社會關系?！盵21］馬克思強調，“經濟學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間的關系，歸根到底是階級和階級之間的關系”[22］。所以，在馬克思看來，作為政治經濟學批判“特定范疇的不是勞動，而只是勞動的社會形式，勞動的社會結構，或者換句話說，是人們在參加社會勞動中的相互關系”[23］。通過對市民社會各個要素及其關系的現實考察，在對古典政治經濟學關于“勞動—財富”和德國古典哲學關于“勞動—教養”等學說的批判中，馬克思深刻認識到，勞動、商品、貨幣、資本等范疇及其本質，是由它們在市民社會中的客觀關系決定的。由于市民社會中資本和勞動日益分離，資本與勞動的關系根本上是對抗性的，資本日益成為支配、統治和剝削勞動的社會權力。因此，近代市民社會日益成為“資本主義”社會，以至于可以說，“‘現代社會’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國度中的資本主義社會”[24］。

列寧認為，創立于19世紀40年代的唯物史觀，在《資本論》問世前可謂是一種科學“假設”，在《資本論》問世以后才成為“科學地證明了的原理”[25］。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把作為唯物史觀內核的生產關系具體化為資本和雇傭勞動的關系，強調“關于資本和雇傭勞動的概念的問題，是在現代社會制度的入口處出現的基本問題”[26］。恩格斯后來概括道，“資本和勞動的關系，是我們全部現代社會體系所圍繞旋轉的軸心”，而資本與勞動的關系問題在《資本論》中“第一次得到了科學的說明”[27］。馬克思“勞動—資本”辯證法突破了近代西方思想家力圖通過“勞動—財產權”“勞動—財富”“勞動—教養”諸理論框架把勞動與資本的關系解析為法權意義或道德意義的自由平等關系的意識形態局限性，從物質的社會關系尤其是生產關系角度，揭示了“勞動—資本”關系在特定社會歷史形式中所具有的社會性質和階級本質，為理解現代文明及其發展規律提供了一個新的理論視野。

三、“資本雇傭勞動”與馬克思資本主義文明批判

1847年，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斷言：“當文明一開始的時候，生產就開始建立在級別、等級和階級的對抗上，最后建立在積累的勞動和直接的勞動的對抗上。沒有對抗就沒有進步。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規律”[28］。馬克思把這種文明稱為“建立在勞動奴役制上的罪惡的文明”[29］。這種“勞動奴役制”在歷史上先后以奴隸勞動、徭役勞動、雇傭勞動等不同形式出現，資本主義雇傭勞動是“勞動奴役制”的現代形式，也是“勞動奴役制”的極端表現形式。

歷史地看，相對于奴隸勞動、徭役勞動，資本主義雇傭勞動推進了人類文明的發展和進步。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度把人從封建的人身依附關系或宗教的人神依附關系中解放出來，使人的勞動成為財富、價值甚至創世的根本動力?！百Y本的文明的勝利恰恰在于，資本發現并促使人的勞動代替死的物而成為財富的源泉”[30］。在資本主義雇傭勞動中，“勞動尺度本身在這里是由外面提供的，是由必須達到的目的和為達到這個目的而必須由勞動來克服的那些障礙所提供的。但是克服這種障礙本身，就是自由的實現”[31］。資本主義雇傭勞動的目的對工人來說是工資，對資本家來說是資本增殖。在這種勞動中，“自由的實現”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方面是法權意義的自由。勞動力成為商品，是貨幣轉化為資本的關鍵，是剩余價值生產的前提和基礎。而勞動力成為商品則是以自由勞動者的存在和勞動力的自由買賣為前提和基礎的。為此，資本主義政治解放必然要賦予勞動者以法權意義的形式自由和形式平等。另一方面是市場意義的自由。競爭是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價值規律的實現形式，自由競爭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基本原則和強大動力。在自由競爭中，商品生產者之間會形成普遍的社會聯系和交往、多方面的需要、社會性的能力素質等。因此，馬克思說，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度“榨取這種剩余勞動的方式和條件，同以前的奴隸制、農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有利于社會關系的發展，有利于更高級的新形態的各種要素的創造”[32］。

從一般歷史演進來看，資本主義社會關系總體上表現為“物的依賴關系”。人與人的社會關系是通過商品、貨幣、資本等相互的利益沖突和競爭而形成的，人與人的關系呈現為物與物的關系。在資本主義社會，“個人自由同時也是最徹底地取消任何個人自由，而使個性完全屈從于這樣的社會條件，這些社會條件采取物的權力的形式，而且是極其強大的物，離開彼此發生關系的個人本身而獨立的物”[33］。但是，就本質而言，“資本是資產階級社會的支配一切的經濟權力”[34］，是資本主義社會起決定作用的生產關系。資本主義是一種“資本”無償占有“勞動”剩余價值的現代剝削制度?！皠撛熨Y本關系的過程，只能是勞動者和他的勞動條件的所有權分離的過程，這個過程一方面使社會的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轉化為資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產者轉化為雇傭工人”[35］。工人是勞動力的人格化，資本家是資本的人格化。

“資本是一種關系，而且是一種對活勞動能力的關系”[36］。勞動力即勞動能力的耗費，亦即活勞動，被資本所支配和統治?！百Y本是死勞動，它像吸血鬼一樣，只有吮吸活勞動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勞動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37］。資本積累必然產生貧富“兩極分化”?！盎顒趧又徊贿^是這樣一種手段，它使對象化的死的勞動增殖價值，賦予死勞動以活的靈魂，但與此同時也喪失了它自己的靈魂，結果，一方面把已創造的財富變成了他人的財富，另一方面只是把活勞動能力的貧窮留給自己”[38］。所以，馬克思說，在資本主義時代，“整個的人類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對生產的關系中，而一切奴役關系只不過是這種關系的變形和后果罷了”[39］。資本主義“勞動—資本”關系是一種建立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的對抗性的階級關系，體現的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因此，馬克思強調，在談論資本主義文明時代的所謂自由時，必須追問：“這是誰的自由呢？這不是一個人在另一個人面前享有的自由。這是資本所享有的壓榨工人的自由?！盵40］

資產階級思想家極力否認資本主義文明的階級對抗性質和階級統治本質。這一點集中表現于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謂“資本—利息、土地—地租、勞動—工資三位一體”公式。在這種“三位一體”公式中，勞動和資本似乎是必要的，都被視為社會財富生產的承擔者。于是，資本主義生產便成為一種自然的、和諧的和永恒的經濟形式。在這里，既不存在資本對勞動的剝削，也不存在資本增殖（即利潤）對價值規律的背離；土地、資本、勞動等生產要素在競爭中形成各自的自然價格如地租、利息、工資等。馬克思批判道，關于勞動與資本的階級統治和剝削關系，政治經濟學家“花言巧語地把這種絕對的從屬關系描繪成買者和賣者之間的自由契約關系，描繪成同樣獨立的商品占有者即資本商品占有者和勞動商品占有者之間的自由契約關系”[41］。這樣一來，資本對勞動的統治、壓迫、奴役、剝削等，就被一種基于獨立的商品占有者之間平等和自由的買賣關系所遮蔽，“勞動—資本”的對抗性所導致的貧富問題，被歸結為道德問題，即懶惰與勤奮抑或奢侈與節儉。馬克思深刻揭示道，追求剩余價值，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絕對目的?！柏敻?，財富，第三還是財富——不是社會的財富，而是這個微不足道的單個的個人的財富，這就是文明時代唯一的、具有決定意義的目的”[42］?！百Y本”通過剝削“勞動”的剩余價值，確立自己的統治和支配地位?！拔拿鞯倪M步只會增大支配勞動的客體的權力”[43］。資本成為資本主義社會支配一切的社會權力。在資本主義社會，“勞動—資本”關系表現為一種極端對抗和高度剝削的關系。

在資本主義時代，資本對勞動的統治和剝削，必然進一步在世界歷史進程中演變為一種所謂“征服—教化”的殖民主義侵略邏輯。資本主義“文明”概念的建構與現代歐洲民族國家的建立是同步的。近代西方思想家把文明的本質歸結為某種特定文明要素本身的自我推演、自我發展和自我擴張，由此滋生“文明—野蠻”“自我—他者”“中心—邊緣”等二元對立模式的普遍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文明觀。歐洲資本主義國家聲稱要為世界提供一個普遍主義的文明標準和尺度，他們把資本主義文明視為一種高級的、普遍的和普世的文明形態，把其他文明視為低級的、落后的和應被消滅的文明。于是，在資本主義文明概念中，“征服和教化成為一對同義詞”[44］。馬克思在批評英國對其他民族的侵略和統治時諷刺道：“當我們把目光從資產階級文明的故鄉轉向殖民地的時候，資產階級文明的極端偽善和它的野蠻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現在我們面前，它在故鄉還裝出一副體面的樣子，而在殖民地它就絲毫不加掩飾了?！盵45］

四、“圍繞著勞動這個太陽旋轉”與馬克思共產主義文明構想

1875年，針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及其發展趨勢，馬克思一語雙關地指出：“只要社會還沒有圍繞著勞動這個太陽旋轉，它就絕不可能達到均衡?！盵46］馬克思這里所說的“勞動”，是指不同于資本主義雇傭勞動的、以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根本目的的自覺、自主的自由勞動；這里所說的“均衡”，是指在消除了資本對勞動的統治和剝削的共產主義（包括社會主義）社會中人與自然、人與人的關系的和諧和優化狀態，即“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的斗爭的真正解決”[47］。只有“圍繞著勞動這個太陽旋轉”，人類社會關系才能真正“達到均衡”?！皣@著勞動這個太陽旋轉”的“均衡”，是馬克思關于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文明的一個總體性的科學認知和價值判斷。共產主義文明就是“圍繞著勞動這個太陽旋轉”的文明，這種文明包含特定的主體立場、本質規定、價值取向和實踐路徑。

就文明的主體立場而言，共產主義文明是超越階級對立的“虛假的文明”而走向階級消失的“真正的普遍的文明”[48］。這種“真正的普遍的文明”在主體性目的方面表現為，通過工人的解放實現普遍的人類的解放?！吧鐣乃接胸敭a等等解放出來、從奴役制解放出來，是通過工人解放這種政治形式來表現的，這并不是因為這里涉及的僅僅是工人的解放，而是因為工人的解放還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49］。這種“真正的普遍的文明”在主體性活動方面表現為，它要求人人都必須勞動，“把勞動無例外地分配給一切社會成員，從而把每個人的勞動時間大大縮短，使一切人都有足夠的自由時間來參加社會的公共事務——理論的和實際的公共事務”[50］。

就文明的本質規定而言，共產主義文明是以自由勞動為本體的人類社會關系全面自由平等的文明。在人與自然的關系方面，人類的物質生產勞動“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于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一種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于和最適合于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51］。在人與人的關系方面，人們將結合成為“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52］。恩格斯把共產主義文明的上述本質概括為，人“成為自己的社會結合的主人，從而也就成為自然界的主人，成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53］。

就文明的價值取向而言，共產主義文明是以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根本目的的文明。人“把勞動當做他自己體力和智力的活動來享受”[54］，勞動成為人的生活的第一需要。人類勞動的真正目的，在于創造真正的財富。所謂真正的財富，就是“在普遍交換中產生的個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產力等等的普遍性”，就是“人對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謂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的統治的充分發展”，就是“人的創造天賦的絕對發揮”[55］，等等。

就文明的實踐路徑而言，共產主義文明就是“勞動的解放”的文明。所謂勞動的解放，就是以生產資料公有制取代生產資料私有制，“消滅那種將多數人的勞動變為少數人的財富的階級所有制”[56］，實現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有機結合，使全體社會成員共同占有和平等利用生產資料，進行自主的、聯合的、社會的勞動。共產主義文明的生成和發展將是一個持久的實踐過程，在這一歷史進程中，“只有完全失去了整個自主活動的現代無產者，才能夠實現自己的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動，這種自主活動就是對生產力總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來的才能總和的發揮”[57］。在社會主義社會，無產階級必須消解資本的階級性質，使資本“變為公共的、屬于社會全體成員的財產”[58］，使其成為“擴大、豐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種手段”[59］。同時，在這一歷史進程中，要用“勞動的政治經濟學”取代“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60］，建構“工人階級政治經濟學”，為共產主義文明實踐提供科學的理論根據。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明是共產主義文明的當代實踐形態，是人類文明新形態。在這一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創造過程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微觀基礎的勞動和資本要素，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必須看到，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資本與勞動的關系也出現一些沖突和矛盾，一方面，資本存在無序擴張、野蠻生長、肆意操縱、牟取暴利等問題；另一方面，也存在勞動被資本無限駕馭和遮蔽、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降低等現象。因此，在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進程中，如何正確理解和有效處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資本和勞動的關系，尤其是，“既不讓‘資本大鱷’恣意妄為，又要發揮資本作為生產要素的功能。這是一個不容回避的重大政治和經濟問題”[61］。馬克思基于“勞動—資本”辯證法的文明觀，是我們進一步深化相關問題研究的理論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