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粉絲：數字時代影視受眾實踐的新向度

文/ 王曉琳

反粉絲（anti-fans）是受眾群體的重要組成部分，既因其負面的情感投入表現出與粉絲和非粉絲（non-fans）的顯著差異，又因其參與行為產生了與粉絲之間的奇妙共通點。 傳統意義上的反粉絲是指厭惡某一特定對象的群體， 在數字時代的 “跨粉都”（trans-fandom）實踐中顯現出更加復雜、多變且規模宏大的新樣態。 美國粉絲文化研究學者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 用融合的概念對此做了闡釋，“橫跨多種媒體平臺的內容流動、多種媒體產業之間的合作以及那些四處尋求各種娛樂體驗的媒體受眾的遷移行為等”①。數字時代的粉絲文化呈現出融合的特征，融合文化不僅指涉更加復雜多樣的粉絲實踐方式，也“促進了公眾表達厭惡情緒的可見性，以及反粉絲的增長”②，召喚著受眾研究向度的拓展。中國的反粉絲現象也隨著媒介技術的進步和環境的變化日益顯著，具備明顯區別于西方的本土化表征，以影視作品和影視創作者為對象的反粉絲實踐最為典型。遺憾的是，在國內外的受眾研究中，粉絲文化研究成果頗豐且自成一派，卻忽視了對“反粉絲”群體的關注，尤其是國內對反粉絲實踐的研究處于起步階段。因此，探究影視領域反粉絲的生成、表現與發展彌補了受眾研究中長久缺失的視角，頗具研究價值。

一、“跨粉都”： 數字時代反粉絲的生成語境

在傳統意義上，粉絲往往被固定鏈接到某部作品、某位明星或某種文本類型的類別劃分中，限定為單一對象的粉絲。 然而，聚焦于當下身份的粉絲類別界定和社群邊界劃分難以描述數字時代粉絲的新樣態，尤其是影視粉絲無法再被圈定為某一影視創作者或影視作品的粉絲， 而是呈現出一種活躍于影視圈、 在影視領域的不同趣緣社群間自由遷徙的狀態。從空間維度來看，根據所粉對象（fan object）劃分粉絲社群的方式開始趨向于以不同文本對象間的趣緣關系和重合點勾連不同社群，數字時代的粉絲社群的邊界不再明晰，媒介技術的發展使得粉絲可以在各大趣緣社區中自由地“游牧”和“盜獵”，他們可能同時身為不同社群的成員，也可能對同一文本的整體和部分同時持有不同的情感態度及產生相應的行為表征。 隨著時間的推進，粉絲的實踐經驗會影響對所粉對象的認知態度，局限于對此時此刻情感的關注會丟失縱向延展度，粉絲當下對所粉對象的喜愛并非恒定不變，其粉絲身份不是與生俱來，未來的情感投入也充滿不確定性。 上述現象也更加鮮明地顯現在影視粉絲中，譬如一部電視劇的粉絲會被劇中演員的表現吸引，從而關注其參演的其他類型電視劇，進而可能因為該類電視劇在美學旨趣、價值理念等層面的品質而被其吸納為該類型劇的粉絲，這一類型作品后續的創作質量也決定著他們身份的延續或是轉變。 在數字時代，粉絲的界定和分類正不斷地重構和延伸，需要用發展的眼光在時空維度上重新確認、整體把控粉絲的定義和身份。 然而如何成為粉絲依然是粉絲文化研究較少關注的問題，粉絲及粉絲社群的發展也是其較少涉足的領域，因此，亟待從一種靜態的粉絲模型切換為動態視角。

文化研究學者麥特·希爾斯 （Matt Hills） 提出“跨粉都”的概念，用以描述粉絲在不同社群間的流動狀態。 如果粉絲主體層面“改變生活”的“范式轉變”講述的是受眾首次成為粉絲的故事，那么粉絲“一切照舊” 的延伸式轉移則是用來描述后續一次次跨越文本的經歷。 “跨越”通常被理解為從對象到對象的互文性轉移， 轉移是基于自我連續性的話語，而不是基于轉換的不連續性，粉絲自我敘事的連續性來源于預先建立的粉絲身份和能力，通過接入點（access points）、互文性（intertextualities）和傾向性(predispositions)實現不同社群或圈層的跨越。③在互聯網語境中，粉絲的樣態更適合用“跨粉都”的概念來解讀，因為粉絲實踐已經成為青年群體的預設技能和文化習俗，他們習以為常地將粉絲的展演認知為日常生活的背景。 這些已經發展出粉絲文化身份的人并沒有固定的所粉對象和參與實踐的社群組織，只是通過不斷地尋找新對象來表達自己的態度、印證自己作為粉絲的身份。 對于粉絲個體而言，從普通受眾到粉絲的變革性的身份演進僅出現一次，更多情況下，他們都是沿襲粉絲的身份技能實現不同文本間的跨越。

“跨粉都”關涉成為粉絲的故事，也闡述了成為粉絲后的發展。 該概念在關注個體層面從一個社群到另一個社群的粉絲遷移的同時， 也啟示了對粉絲轉移帶來的社群結構變化的闡發。 在數字時代，粉絲進入新的社群網絡，就會面臨與其他社群成員的對話， 在社群內部鋪陳出不同行為規范和實踐邏輯的碰撞， 由此搭建起新的社群結構?！八^‘跨粉都’，正是在這種長期的對話、協商和沖突中， 在各種粉絲個體及他們周圍的參與者之間的張力中被形塑的。 一旦某種粉絲實踐邏輯被大范圍地規范化或日?；?， 就意味著這種邏輯在這些沖突和協商中獲得了大部分粉絲個體的合法化共識，‘粉絲文化’ 的定義也可能因此被不斷地改變和重寫。 ”④“跨粉都”的概念意味著粉絲在跨越不同社群的過程中可能會遭遇不同理念的沖突，粉絲的身份確認并非空穴來風，態度轉變和情感轉向也非一蹴而就， 而是生發于粉絲與新文本對象之間、 不同粉絲之間持續協商與對抗的遷移過程。 在粉絲持有的文化身份和實踐邏輯與新社群的規則并不完全相符的情況下， 粉絲的讀解有概率會出現兩種后果： 一是通過與社群內其他成員的不斷協商、磨合以形成共識；二是矛盾無法調和，引發對抗行為。 具體來看，影視粉絲對新文本的對抗并不等于全盤否定， 出于興趣的勾連和情感的驅動，粉絲也不會放棄觀看影視作品，而是針對整體中與自身觀念的相左之處進行批判或顛覆式解讀。 游走于電視劇領域的粉絲已經培養出自己的審美標準和期待視野， 并且具備參與意識和生產能力， 當一部電視劇出現與粉絲的理念不合之處時， 他們就會積極通過意見反饋和二次創作表達自己的觀念。 另一種情況是，秉持不同觀念的粉絲即使擁有不同的遷移路徑， 也可能在同一社群或圈層中交匯。 作為同行者的不同粉絲在接受同一文本對象時的相遇， 足以牽引出粉絲與粉絲之間的觀念交流或價值沖突。

“跨粉都”的觀念緊密鏈接著“反粉絲”的概念。雖然反粉絲并不是全部從“跨粉都”中生成，但流動的粉絲實踐一定程度轉換或激化了反粉絲行為的出現和反粉絲群體的壯大。 媒介技術的進步為粉絲提供了參與創作、反饋意見的平臺，粉絲在不同作品間自由地跨越也成為可能， 在跨越的過程中，粉絲不僅具備一以貫之的文化身份，也能夠顯現出對文本對象或支持或反對的情感態度和不斷變化的參與模式，發展出反粉絲的行為。 更為重要的是，粉絲的跨圈侵犯可能會引發其他社群或圈層的結構變化，影響內部成員的正常實踐，激起抵抗，甚至可能集結起反粉絲群體。 可以說，“跨粉都”的流動樣態啟發了影視受眾研究對數字時代反粉絲現象和反粉絲群體的溯源和思考。

二、反粉絲：作為另類粉絲存在的參與者

以動態的視角重新審視數字時代的受眾模型可以發現，反粉絲、粉絲與非粉絲并非涇渭分明，而是相互交融，彼此流動、跨越和遷徙。 一方面，受眾可能對同一作品或圈層兼具反粉絲、非粉絲和粉絲的三種不同情感傾向和實踐表征。 受眾在接觸影視作品后都會有程度不同的或肯定或否定的評價態度或傾向，即使是作為非粉絲的受眾也可能參與粉絲或反粉絲實踐。 粉絲或反粉絲對作品并非全盤認同或批判，也可能對作品中的某些元素進行批判式“盜獵”或肯定地再創作。 另一方面，受眾的身份是動態的。 互聯網語境中很難將受眾限定為某一部作品的粉絲或反粉絲，媒介技術的發展和自媒體平臺的崛起為其賦權， 他們積極地在不同的趣緣社群、圈層和作品中“游牧”。 對同一文本內容喜愛、厭惡或是無視的態度也并非恒定，可能隨著實踐經驗的積累和認識變化而轉變。 因此，在數字時代，無法根據受眾某一時刻、對某一對象的情感來簡單斷定其在反粉絲、非粉絲和粉絲之間的歸屬問題，三者已然發展為一種文化身份或技能。

詹金斯的“文本盜獵”觀念較早地關注了媒介粉絲的反粉絲行為， 搭建起粉絲與反粉絲的橋梁，指出粉絲往往會獵取文本中對自己有價值的部分加以再創作，做出區別于文本原意的內容生產。 文化研究學者格雷（Jonathan Gray）更為具體地關注了反粉絲的存在， 闡明其在受眾研究中的重要價值。 他明確了反粉絲的定義，將反粉絲群體描述為那些強烈不喜歡特定文本或類型的人， 認為其空洞、愚蠢、道德缺失或是沒有美學價值。⑤他進一步提出了用以闡釋媒介文本及其受眾的原子模型。原子的結構包括原子核和核外電子，原子核內包含質子和中子， 中子不帶電， 且并非每個原子都有中子。 仿照此結構，格雷把關聯著負面情感的反粉絲比作帶負電荷、圍繞原子核旋轉的電子，將受正面情感驅動的粉絲視為原子核中帶正電荷的質子，非粉絲因其具有觀看欲望、但也可能對文本不甚熟悉而介于二者之間、兼具二者特征，被他視作帶正電荷的電子反粒子。 格雷在認真考量受眾結構原型的基礎上，將借鑒原子結構提出的受眾模型作為可視化工具，提供了一種思考媒介文本與受眾關系的方式。該模型以簡單化和理想化的形式去再現受眾結構原型的各種復雜結構、功能和聯系，連接起受眾理論和實踐應用的橋梁，卻是以舍去了受眾原型的一些次要的細節、 非本質的聯系為代價。 譬如，在原子的結構中， 帶正電的核電荷數 （質子數）等于帶負電的核外電子數，但同一媒介文本中表達喜愛的粉絲與表達厭惡的反粉絲的種類和數量即使在數字時代不斷的跨越和遷徙過程中也很難保持動態平衡，例如影視作品就有可能出現粉絲數量遠大于反粉絲的情況。

更為重要的是，闡釋受眾結構的原子模型無法避免地將同一媒介文本的粉絲與反粉絲建構為對立面，忽視了二者的關聯性和共同點，同時也將基于不同情感導向和態度立場的各類反粉絲實踐混為一談。 實際上，粉絲的跨圈侵犯有幾率激化反粉絲群體的生成，同一媒介文本的反粉絲與粉絲之間可以實現部分轉化，不同反粉絲實踐的原因不同，行為表征也有所差異，造成的影響也不盡相同。 因此， 發掘粉絲與反粉絲群體的聯系及二者在文本關注層面的共通之處， 考察不同反粉絲現象的細微差異， 可以更加準確地理解反粉絲的參與模式和行為邏輯。

反粉絲與粉絲并不是純粹的對立關系， 二者總是相伴而生、相輔相成，存在共通之處。 一方面，粉絲會進行局部的反粉絲實踐， 甚至可能在特定情況下徹底轉換為反粉絲， 或是通過跨圈侵犯將其他社群成員激化為反粉絲。 正如前文對 “跨粉都”的解讀，數字時代的技術進步和環境變化使粉絲在不同媒介文本間的自由跨越成為可能， 面對新的影視文本，粉絲有可能是整體文本的粉絲，特定部分的反粉絲，他們對部分內容持反對意見，就會通過諸如批評、 盜獵式閱讀等方式進行反粉絲實踐。 粉絲進入其他社群后，也可能會因為侵犯其他成員的利益而遭到他們自我防御式的抵抗行為，催化出強大的反粉絲群體。 另一方面，對于同一影視文本而言，粉絲與反粉絲仿佛一體兩面，粉絲的身份代表著對其正向的情感投入， 反粉絲則關聯著厭惡的負面態度， 雖然粉絲與反粉絲的情感取向相異，但二者的實踐都是基于情感驅動，對媒介文本的強烈關注或參與程度相似。 反粉絲可以被反向理解為與粉絲的所粉對象相對立的媒介文本的粉絲， 或是持有相反價值觀念的粉絲。 因此，反粉絲是一種另類的粉絲。

不同的反粉絲現象具有內在邏輯的差異。 依據反粉絲的實踐邏輯為標準進行劃分， 可以區分出兩種類型的反粉絲。 一種類型是針對某一影視作品或創作者的反粉絲。 他們反對某一具體的對象， 是因為該對象體現出的價值理念和審美標準與自身的期待視野相左， 力求通過對抗來表達自己的美學理想。 另一種類型的反粉絲反對的是某一影視作品或創作者的狂熱粉絲， 通過與過度迷戀者劃清界限來宣布自我與他者的區隔， 確證自身未被粉圈邏輯裹挾的身份獨立性。 值得注意的是，反粉絲實踐也可能會出現一種隱藏邏輯，無論是何種反粉絲類型， 其行為表征的情感基底都可能是來源于對另一對象的鐘愛， 即反粉絲可能是其他影視作品或創作者的粉絲， 通過對所粉對象的競爭對手或其粉絲表達厭惡， 來實現對所粉對象的情感表達和自我粉絲身份的確認。

與粉絲相同， 反粉絲也顯現出積極參與的實踐表征。 影視領域反粉絲常見的參與模式存在三個向度。 第一，反粉絲對影視文本或創作者的接受。 反粉絲實踐受到負面情感的驅動，可能并不熟悉原始對象，甚至其了解程度僅限于從解說視頻、吐槽視頻等二次創作中間接獲取信息，但這并不意味著拒絕關注和參與。 學者將反粉絲發自內心地鄙視、厭惡但無法停止觀看的模式定義為仇恨觀看 （hatewatching）。⑥帶有希望的仇恨式觀看描述了反粉絲在接受影視作品和創作者時的復雜心理。 雖然反粉絲關聯著厭惡的情緒，但不可否認的是，其反對態度是由于對對象的期望未能得到滿足，仇恨觀看是一種心懷希望的觀看形式，在通過批評行為來表現自我的同時，也暗藏對媒介文本的期望。 第二，反粉絲與粉絲的協作。對同一部影視作品來說，粉絲與反粉絲指涉了兩種相反的情感態度，反粉絲的批判式反饋配合粉絲的正向肯定，從正反兩方面完善了影視作品的評價內容。 第三，不同類型的反粉絲之間的互動。在同一部影視作品的觀看過程中，不同類型的反粉絲實踐可能相遇并發生對話，實現不同價值理念的相互影響，以及不同實踐邏輯和行為策略的互動交融。

三、新向度：中國影視領域的反粉絲實踐

“跨粉都” 提供了一種受眾研究的動態視角。一般情況下， 影視領域的反粉絲總是隨著影視作品或創作者在公共領域的顯現而出現， 而數字時代“跨粉都”實踐催化了反粉絲群體的發展。 粉絲在不同社群或圈層的跨越遷移中的進入和離場牽引出不同實踐規則或行為觀念的對話， 反粉絲行為由此生發出來，進而發展出規模宏大的反粉絲群體。 同時，作為另類的粉絲，反粉絲也在數字時代表現出類似于“跨粉都”遷移的表征，在不同社群和圈層流動的過程中實現組合與重構，甚至可以在不同社群的遷徙中發展為一種固定的文化身份。在中國影視領域， 當下反粉絲群體的實踐已經發展出獨特的景觀。

第一類實踐表現為對影視作品或創作者不滿的反粉絲，對其進行帶有希望的仇恨式觀看，在媒介平臺和互聯網技術高速發展之前就已顯現出來，并在互聯網語境中得到進一步發展。 例如，當下仙俠劇的部分受眾因憎惡該類型電視劇的套路化、同質化創作和價值觀建構等問題而成為反粉絲，但他們并不會就此放棄觀看，而是以批判的視角試圖找尋作品偏離自己審美理想和期待視野的關鍵點，并積極在社交平臺發聲，力求通過自己觀點的表達來助推該類型劇作的良性發展。 與此相似，在芒果TV的“乘風破浪”系列節目中，王心凌和美依禮芽等承載著主要受眾群體對于流行音樂、偶像劇、二次元和非主流文化等青春記憶的參賽選手總是能喚醒致敬青春的熱忱， 卻在前期未能得到節目組的重視，曝光度和成績排名落后，節目主要受眾群體發展出針對節目的反粉絲行為，通過線上投票、在視頻平臺制作和觀看切片以及模仿視頻來表達不滿、 反饋意見， 成功影響了節目組后續的內容編排。 綿延十季的《夢想改造家》因其充滿人文關懷的節目內核培養出一批忠實觀眾， 第八季第6期《改造西北 “空巢之家”》 卻因為改造脫離業主需求、缺乏以人為本的設計理念而遭到批判，引發大量受眾在網絡平臺發送表達反對觀點的彈幕、在節目賬號處進行文字評論和發布專業角度的點評視頻等反粉絲實踐， 佐證了粉絲并非無條件包容所粉對象的被動接受者， 當內容與其審美心理和價值理念相悖時，他們就會與反粉絲一同進行反粉絲實踐以表達自己的不滿和希冀。 值得欣慰的是，節目組接納了反對的聲音，在回訪環節針對各類質疑進行解答，也解決了因疫情延誤工期和設計失誤而遺留下的種種問題， 其積極回應的態度廣受好評，及時維系了粉絲的好感度。 可以說，反粉絲的仇恨式觀看在表達厭惡情緒的同時也隱藏著對影視作品或創作者的期望，并且其實踐行為在數字時代體現為更加豐富多樣、參與度更深且行之有效的觀看與反饋。

第二類是反對粉圈邏輯規訓的反粉絲實踐，是互聯網時代特有的景觀。該類型的實踐表現為反粉絲為抵御粉絲的跨圈侵犯做出抵抗，不管其表層的反對對象是作品、創作者還是某些粉絲，其行為的內在邏輯都是反對平臺資本和媒介技術規訓出的粉圈氛圍。 面對攜帶著粉圈規則的粉絲在 “跨粉都”實踐中進入新社群或圈層后，試圖用其行為邏輯來規訓其他成員以致新舊價值觀念和實踐邏輯無法調和的情況，原始成員可能會因為利益受到侵犯而成為其所粉對象的反粉絲，以具體的實踐行為抵御跨圈入侵，并且有可能在不同圈層與社群的流動中實現反擊。影視領域最為典型的是明星粉都的成員在游走于明星主演的電視劇粉絲社群中時，明星粉絲限定對影視作品做出有利于其偶像形象的解讀，將惡意抹黑的評論與客觀公允、發自內心的真實讀解混為一談，以舉報、刷屏和控評的方式消除上述與其意見相左的觀點，這必然與其他影視受眾的多樣化闡釋相悖，由此從影視受眾中集結出一批反粉絲在互聯網平臺通過發布評價、顛覆或解構原意的解讀以及諷刺性的文字、圖片和視頻等形式發表對明星演技或粉絲盲目吹捧亂象不滿的觀點，以維護自己的審美理想、 評價權利和再生產自由，并對粉絲的侵犯行為做出反擊。 背靠大公司、依托于自媒體平臺發展且擁有粉絲身份的新型意見領袖將粉絲社群內部作為禮物互相分享的二創視頻和周邊轉化為商品，粉絲的數據貢獻也被當成用以牟利的產品，粉圈逐漸顯現的商業邏輯激起了粉絲社群內部的反粉絲實踐。

第三類是發生在受到粉圈規則支配的社群范圍的內部斗爭， 其內核是體現粉絲社群排他性的反粉絲實踐。 在粉絲遷移的過程中，作為同行者的粉絲可能會在同一影視作品或創作者的接受過程中分化為新對象的粉絲和反粉絲， 二者還會因為秉持不同的文本解讀方式、 審美理想和新價值觀念而互為反粉絲。 粉圈規則的排他性意味著來自不同社群或持有不同接受觀念的粉絲在相遇時會或主動或被動地被引導、建構為對立場面，粉絲只能在同類型對象中擇一喜愛。 數字時代中國粉絲文化的一個奇異的現象是， 同一部電視劇的演員或角色之間總是被視作互為競爭對手， 不同演員或角色的粉絲之間并不能共融，團粉、CP粉與唯粉之間也互相排斥， 尤其是流量明星的粉絲被要求不能“多擔”（同時喜歡很多偶像），各家粉絲社群也被要求“圈地自萌”、互不干擾。 由此可見，出于不同審美理念進而選擇不同喜愛對象、 被建構為競爭對手的兩家粉絲， 原本可以在互聯網平臺的不同社群和圈層中自由地跨越遷移， 但是在資本邏輯的規訓下為維護自己的所粉對象、 表達情感和證明身份， 他們不由自主地沿襲流量規則來為偶像爭奪資源， 致力于通過數據比拼和網絡霸凌來謀取“流量戰爭”的勝利，以求獲得資本的關注，雙方試圖抹黑對方、貶低競爭對手價值，并輔之以流量數據的形式證明對方的劣勢， 二者互為反粉絲實踐。

縱觀中國影視領域反粉絲實踐在數字時代的面貌可以發現，反粉絲群體在互聯網平臺抗爭的內核正是粉圈邏輯的排他性和互聯網為受眾賦權的包容性之間構成的矛盾。 粉絲與反粉絲、反粉絲與某一媒介對象之間的對立，究其根本是源于資本入場后試圖對互聯網平臺的規則進行的改造，首當其沖的就是依托于互聯網平臺發展起來的粉絲文化，行業資本利用粉絲作為互聯網用戶可以積極參與實踐的便利，通過內容營銷、職業粉絲和“大粉”引導等粉絲運營策略加強粉絲社群的組織性及排他性， 將粉絲的情感勞動異化為用以牟利的數據勞動。 粉絲情感投入程度被置換為粉絲勞動的數據貢獻量，在算法規訓下粉絲的喜怒哀樂往往隨著數據的多寡而變化?；ヂ摼W資本通過為粉絲提供情感報酬來將被剝削的粉絲勞動裝點為公平交易。 實際上， 大公司回報粉絲的勞動報酬僅投入了微小的成本，偶像營業時簡單的一個動作、眼神和照片都能被視為激勵粉絲繼續勞作的福利， 甚至偶像借由粉絲異化勞動獲得的榮譽都能在粉絲運營中被建構為想象性回饋， 粉絲真情實感的付出換回的可能是偽造的感恩和工業流水線式的情感回贈，甚至出現粉絲始于情感驅動卻未能獲得正向情感反饋，反而因為在流量爭奪戰中身處劣勢而產生負面情緒的情況。 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代表學者達拉斯·斯麥茲（Dallas W. Smythe）基于馬克思主義理論框架提出的“受眾商品論”對當下互聯網時代的粉絲文化仍然具有啟示意義， 傳播媒介生產的娛樂產品是吸引受眾的免費午餐，更為重要的產品是他們提供給廣告商和投資方的受眾信息，其中卷入程度更深的粉絲被視作最有價值的商品。 粉絲在享用免費午餐的時候不僅是在收獲快樂，還在為各大公司創造價值。

影視行業同樣受到數據的波及，“可供變現的特定數據仿佛成為最受看重的價值衡量尺度，被相關從業者用來衡量文創內容的價值、‘流量明星’的價值乃至粉絲與愛豆的情感聯結所蘊含的商業價值， 各種行動者的行為邏輯也因此受到唯數據論的深刻支配”⑦，粉絲不可避免地拜倒在數據的面前，在情感的驅動下努力貢獻流量數據。 面對異化的粉絲裹挾著數據的氛圍向各圈層奔涌而來的現狀， 加之積極參與實踐的粉絲可以影響內容生產，甚至決定其他受眾觀看內容的局面，影視受眾并不是任人宰割的糕羊， 反粉絲群體的大規模實踐正是在此背景下生發出來， 他們在原有的非粉絲和粉絲群體中集結形成， 對粉圈邏輯的入侵予以反抗，自發地維護對影視作品和影視創作者的創作自由和評價自由， 有助于影視領域內容生產、傳播與評價生態的健康發展。

結語

對反粉絲群體的關注是影視受眾研究的重要一環。 反粉絲不一定熟悉文本，但一定對影視作品或創作者具有關注度和參與度。 在數字時代多方行為主體相互作用的復雜局面中，反粉絲實踐雖然囊括受到商業邏輯支配或極端情緒驅使的惡意抹黑、造謠和謾罵等負面行為， 但也具有顯著的積極意義，不僅關聯著帶有希望的仇恨式觀看行為助推影視作品內容品質的進步，還顯現出抵御粉圈邏輯入侵，維護影視生產、傳播與評價體系健康發展的自覺性。 如何平衡互聯網的開放性和資本入局后試圖掌控受眾參與意圖的逐利性，調和粉絲與反粉絲之間的矛盾， 對受眾實踐予以適當的引導和規約，將反粉絲的正面價值最大限度地發揮出來，從而營造清朗健康的創作、傳播和接受環境是影視行業的從業者和管理者亟需解決的問題。

注釋：

①[美]亨利·詹金斯：《融合文化：新媒體與舊媒體的沖突地帶》，杜永明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30頁。

②Melissa A. Click，“Introduction:Haters Gonna Hate，”Anti-fandom: Dislike and hate in the digital age, New York：NYU Press，2019, p.1-22

③Matt Hills，“Returning to ‘becoming-a-fan’stories: theorising transformational objects and the emergence/extension of fandom，”The Ashgate research companion to fan cultures，London：Routledge, 2016, p.9-21.

④尹一伊：《從“跨粉都”到“飯圈”：論中國網絡粉絲實踐的形成》，《電影藝術》2021 年第6期，第86頁。

⑤Jonathan Gray，“New audiences,new textualities:Anti-fans and non-fans，”InternationalJournalofCultural Studies, vol. 6, no. 1 ,2003, p.64-81.

⑥Jonathan Gray， “How do i dislike thee? Let me count the ways，”Anti -fandom: Dislike and hate in the digital age,New York：NYU Press，2019, p.25-41.

⑦林品：《數據拜物教下的流量明星與飯圈文化——從“抵制肖戰”輿論浪潮中的話語耦合現象談起》，《文化研究》2021年第3期，第8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