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視域下近代中國救亡與啟蒙關系的三維審視

王 鐵 柱

(1.天津音樂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 天津 300171;2.南開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天津 300350)

李澤厚先生在1986年《走向未來》創刊號發表了一篇文章《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在這篇文章中,李澤厚先生對近代中國啟蒙與救亡關系進行了歸納解讀。文章以五四運動蘊含新文化運動和學生愛國反帝運動兩個性質相反的運動為論證邏輯起點,提出五四運動開啟了啟蒙與救亡相互促進的歷史演進行程,但在近代中國知識精英遭受個體反抗的失敗及群體理想的困境后,思想啟蒙為政治革命讓步,時代的危亡局勢和劇烈的現實斗爭,迫使政治救亡全面壓倒了思想啟蒙,謀求對社會的激進式改造成為時代的路徑選擇,與此同時,啟蒙讓位于救亡成為近代中國的顯性問題。李澤厚先生進而認為,啟蒙與救亡的雙重主體的關系在五四后未得到合理解決,也未予以真正探討和重視[1]1-46。自李澤厚先生文章發表以來,針對李澤厚先生本文中的核心學術觀點,學界已展開了許多相關研究并取得了豐富的研究成果。啟蒙與救亡作為理解近代中國歷史發展進程的一個范式框架,李澤厚先生的這一思想理論具有非常大的學術貢獻。綜合考察對李澤厚先生進行批判的學術思想觀點不難發現,多集中在對李澤厚先生所論述的方法論思維的批判即啟蒙與救亡不是割裂獨立而是對立統一的。思想啟蒙與政治救亡何以成為關系?究竟是怎樣的一種關系?如何從這一關系框架下深刻理解中國共產黨推進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價值?這一分析思維框架對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具有何種歷史啟示?都是需要在李澤厚先生和學界已有研究基礎上進行“接著研”的學術任務。本文簡要從歷史維度、理論維度、現實維度對這一關系問題進行嘗試性思考,以求教于方家。

一、歷史維度:啟蒙與救亡關系的縱向審視

鴉片戰爭以降,近代中國社會性質發生了質的變化,中國逐漸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為拯救民族危亡,無數仁人志士尋找救亡之路,在經過器物革命、制度變革失敗后,救亡的探索進程逐步指向思想文化領域,中國人民在救亡圖存的歷史過程中也開啟了思想啟蒙。近代中國,救亡與啟蒙相互交織,成為鴉片戰爭后近代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場景。

對近代中國救亡與啟蒙關系的審視需要從“世界歷史”的背景場域進行審視。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生產方式的變革,尤其是以生產工具變革為肇始的生產力的發展,導致民族國家歷史向世界歷史的嬗變。因而對近代中國的社會變革審視,需要在世界歷史的大變革視野中釋析。馬克思主義認為,思想啟蒙屬于社會意識的范疇,社會意識依存于社會存在,社會存在的變化決定了社會意識的變革。從這一基本原理和方法論看,對思想啟蒙的審視同樣離不開對世界社會存在變化的論述。西方工業革命開啟了現代化工業大生產方式,這種物質生產方式的變革決定了政治上層建筑和思想上層建筑的變化。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具有能動反作用。從馬克思主義視角看,思想啟蒙屬于社會意識的范疇,西方思想啟蒙源于其資本主義經濟社會的發展。思想文化領域的啟蒙又促進了西方資產階級政治革命的發生,思想啟蒙、政治革命又與西方工業革命和生產力的發展形成緊密聯系。從歷史唯物主義這一闡釋理路審視,西方思想啟蒙為內源式啟蒙,其外部沒有救亡的使命包袱,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中曾發揮過重要的推動功能。

從世界歷史的大視野和社會形態上審視,鴉片戰爭前后,近代中國在生產方式上已落后于西方社會發展進程。西方資本—帝國主義憑借堅船利炮打開中國大門,在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各個領域進行侵略。背負著救亡圖存使命的各個階級的仁人志士,探尋著民族國家的救亡之路。從中國近代史的視野審視,新文化運動前的救亡探尋之路隱蘊著思想啟蒙的敘事,魏源、王韜、鄭觀應、康有為、梁啟超等知識精英群體,皆在救亡探尋之路觸及了思想啟蒙的時代問題。鴉片戰爭以降,近代知識精英群體在對中國救亡道路的探尋和對西方現代化的探求進程中內在地含蘊了思想啟蒙的學習與傳播。故而在早期階段,啟蒙與救亡的關系表現為救亡對啟蒙的開啟。

在探索救亡圖存的歷史進程中,各種思想學說、主義道路紛紛登場,都沒有找到正確的答案。歷史證明:沒有科學先進理論的思想指引,沒有科學先進理論武裝起來的先進政黨的領導,沒有先進政黨進行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相統一的實踐探索,沒有找尋到社會歷史變革的主體力量,舊中國的面貌還將存續。

馬克思主義認為,實踐與認識是辯證統一的,實踐的發展必然要求認識的前進,而認識的前進也推動了社會實踐的發展。從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這一理路審視近代中國救亡與啟蒙,可以發現近代中國思想史的發展總是以一種波浪式、螺旋式的軌跡行進。魏源的《海國圖志》宣介了西方政治制度和思想、徐繼畬的《瀛寰志略》也獨辟一章引介西方政治制度、洪仁玕的《資政新篇》同樣介紹了美國政治制度。社會實踐的發展會引發思想的進一步變革,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失敗激發了一批思想家對中國內部社會制度的反思,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對比了中西政治制度,尤其值得提及的是馮桂芬提出“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富國強兵之術”[2]211。后來的鄭觀應、馬建忠、王韜等同樣對中西社會政治制度進行了對比分析,這使思想精英們逐步認識到傳統的器物革命已無法挽回搖搖欲墜的將傾大廈,只有通過制度效仿才能力挽狂瀾。由此觀之,對救亡與啟蒙關系的思考認識遵循著一條波浪式前進、螺旋式上升的發展軌跡。因應近代中國救亡之路中的歷史,知識精英群體的思想也發生著嬗變。因而,對近代中國救亡與啟蒙關系的審視,離不開對歷史的觀照,在馬克思主義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方法論下審視,近代中國救亡與啟蒙的雙重交融譜寫著復調敘事,新文化運動前,這種復調敘事又是以救亡為主旋律而行進,思想啟蒙的隱蘊敘事邏輯也會在歷史實踐的發展中逐步突顯。

改良派直接與封建制度體系承續著“剪不斷”的聯系,他們的改良思想從本質上是在維護封建制度固有框架下的時代回應。馬克思主義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具有反作用。上層統治階級總是試圖依靠其政治與思想上的統治地位,通過國家政權,將社會經濟關系規制在利益和秩序范圍內。從這種理論邏輯視野下審視,改良派是帶著舊有制度的鐐銬推進社會的改革,他們的改革涉及政治、軍事、文化、教育、思想等方面,而一旦涉及最根本的土地制度,他們采取了折中含糊的改革路徑,正如李澤厚先生所指出的,從馮桂芬、薛福成、鄭觀應到康有為、嚴復等改良派思想家繼承著龔自珍、魏源等開明地主階級的思想路線,一直堅持反對農民革命,他們在土地問題上維護地主階級的利益[1]71。李澤厚先生認為,整個改良派思潮是中國近代最先反映近代意圖具有進步性質的早期自由主義,它的時代和民族特征與反帝救亡相聯系[1]70。李澤厚先生看到了近代中國改良派的思想啟蒙作用,然而囿于歷史和階級的局限性,這種思想啟蒙窒息于階級利益,馬克思說:“‘思想’一旦離開利益,就一定會使自己出丑?！盵3]286囿于舊有統治階級利益藩籬的束縛,改良派在探尋救亡之路中也逐步壓制了思想啟蒙。這種階級的局限性也使得救亡與啟蒙無法實現真正的雙重變奏。

制度效仿的失敗,也迫使知識精英群體審視以往救亡之路。先進知識精英從辛亥革命中發現,要廓清蒙昧、啟發理智,使人民群眾從封建桎梏中解放出來,這一時期承擔著思想啟蒙作用的新文化運動應運而生。新文化運動以西方的社會進化論與個性解放為思想武器,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等,通過對傳統糟粕思想的批判,動搖了封建思想的統治根基,開啟了遏制啟蒙思想涌流的閘門,在中國大地上掀起思想啟蒙的時代大潮流。雖然新文化運動成為中國社會前進發展的思想先導,然而仍以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為救亡方案,仍未跳出西方資本主義的圭臬。此時,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制度矛盾業已相當尖銳,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將這一社會制度矛盾暴露于世人,梁啟超先生《歐游心影錄》成為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全面審思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一部重要思想力作。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力的發展必然要求生產關系的變革。而資本主義對剩余價值的追逐,在資本邏輯主導下,搶奪市場、資源等就成為資本主義逐利性的外在表現。梁啟超先生通過所見所聞,反思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自由主義、進化論、科學主義、功利主義、國家主義等現代性,這位曾搬引西式文明的引介者,也在西方資本主義的大戰中反思了西方的科學理性主義膨脹所導致的物欲主義、信仰危機等。從人類社會發展史上審視,新文化派推進的思想啟蒙運動,無疑發揮了社會催化劑的功能。這一救亡范式的轉換,使救亡之路從政治上層建筑轉向思想上層建筑,思想上層建筑的變革對政治上層建筑乃至經濟基礎又會發生能動反作用。然而,五四運動之前的新文化運動,一方面打開了國人的思想閥門,另一方面,由于新文化派的資產階級局限性,所推進的思想變革啟蒙又使得“效法歐美”成為標尺,最終又成為馬克思批判法國啟蒙學派的“意見支配世界”的悖論那樣,成為一種抽象思辨層面的循環。此時,新文化知識精英群體由于在推進思想啟蒙的歷史進程中,未從根本上觸動生產資料所有制變革,因而在思想領域的啟蒙教育也就限于資產階級啟蒙學說的藩籬之內。

中國知識精英再次面臨“路”向何處去的時代苦惱之問,五四運動加速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且隨著工人階級的不斷壯大,這為中國共產黨的產生提供了思想和階級基礎。中國共產黨成立伊始,自覺將民族獨立與人民解放作為政黨使命,科學協同好救亡與啟蒙的辯證關系,實現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中國共產黨以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要求,科學協調救亡與啟蒙的內在關聯,在領導民族救亡中不斷推進民眾的思想啟蒙,而民眾思想啟蒙又匯聚了民族救亡的主體力量,實現了救亡與啟蒙的互動敘事邏輯。尤為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時期進行了以土地革命為主要形式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變革,這就使得中國共產黨在動員民眾進行政治革命的同時,領導民眾進行社會革命。經濟基礎的變革必然要求上層建筑的變革,此時,民眾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土地革命進程中,創建新型民主政權,不斷獲得政治民主意識,推進了救亡與啟蒙的雙重變奏。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注重對民眾的啟蒙。在根據地,面臨民眾識字率低、文盲率高的特點,中國共產黨采用軍隊宣傳隊、識字班、教唱歌等多元化、平民化方式,對民眾實施文化教育,在識字文化教育中灌輸民族國家觀念。值得注意的是,在根據地中國共產黨對婦女文化教育的開展,極大地實現了女性解放,這不僅促進了近代中國文明的發展,而且為近代中國提供了重要的主體力量。從近代中國的歷史脈絡中,中國共產黨正是科學處理了救亡與啟蒙的辯證關系,故而科學解答了近代中國民族獨立與人民解放這一歷史主題。

二、理論維度:啟蒙與救亡關系的學理闡釋

從歷史的縱向審視,救亡與啟蒙關系問題需在科學理論的指引下方能得到科學解答,因而思考近代中國這一關系問題需要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理論與方法論下予以觀照。從歷史唯物主義角度看,思想啟蒙屬于社會意識的范疇,救亡屬于革命實踐范疇,從歷史辯證法看,啟蒙與救亡又是對立統一、不可分割的。

鴉片戰爭以降,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貫穿整個近代中國歷史進程,并對近代中國的社會變化發展起著決定性作用,這兩對矛盾同樣是相互交織,近代中國的社會主要矛盾決定了為了使中國人民站起來,必須推翻西方資本—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聯合統治的舊政權制度,爭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這也是近代中國的歷史任務之一。無數仁人志士為此進行了不屈不撓、英勇不屈的救亡圖存的道路探索。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真正的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它在發展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4]421。從馬克思、恩格斯這一論述中,可見真正的救亡革命是在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兩大領域進行。對于近代中國各階級在救亡與啟蒙過程的審視,也需要在這兩大領域的有機聯系中釋析。人類社會發展不以任何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洋務派、維新派、革命派在探索救亡道路進程中,客觀上實現了思想啟蒙的作用,正如劉景泉教授指出的:“近代中國將救亡圖存與向西方文化學習聯系起來思考的第一步,對以后中國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形成具有啟蒙作用?！盵5]24也就意味著在探求近代中國救亡之路進程中,客觀上也起到了思想啟蒙的作用,兩者是辯證統一的。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這一論證理路審視,洋務派、維新派、革命派在推進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在探求救亡圖存的道路中,由于對舊有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的維護,使他們的救亡之路始終束縛于舊有社會制度的藩籬規制。因此,這些群體階層的救亡探索不可能實現民眾對生產資料的占有,這一根本的約束,也使得他們在推進思想啟蒙進程中,是不愿甚至不敢真正對人民大眾進行思想啟蒙,因為他們的救亡主體力量往往只局限于上層主體,這就使得他們不敢發動民眾。洋務派希望通過“師夷長技以制夷”,維新派試圖通過開明皇帝力挽狂瀾,革命派希冀通過“先知先覺”實現革命,他們在探索民族救亡進程中,忽略了對民眾的政治動員,進而無法激發起廣大民眾的救亡力量。馬克思主義認為,民眾是社會歷史發展的主體,是社會變革的重要力量。在這一理論下觀照,以往救亡與啟蒙的范圍只是局限于上層精英,對于民眾是一種排斥和否定性態度,因而在探求救亡與啟蒙的進程中,兩者皆未徹底成功實現。緣何以往階級對這一關系問題的探求始終未成功突破,從馬克思主義視角看,正是階級的利益局限性使然。

思考啟蒙與救亡的關系,需要從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進行審視。而要從這一理論進行學理闡釋,則需要以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作為分析切入口,闡述馬克思主義何以在中國扎根,以及馬克思主義如何處理啟蒙與救亡的辯證關系。吳玉章回憶道:“從辛亥革命起,我們為了推翻清朝而遷就袁世凱,后來為了反對北洋軍閥而利用西南軍閥,再后來為了抵制西南軍閥而培植陳炯明,最后陳炯明又叛變了。這樣看來,從前的一套革命老辦法非改變不可,我們要從頭做起。但是我們要依靠什么力量呢?究竟怎樣才能挽救國家的危亡呢?這是藏在我們心中的迫切問題,這些問題時刻攪擾著我,使我十分煩悶和苦惱?！盵6]509由此發現,以吳玉章為代表的原資產階級革命派成員在面對辛亥革命果實被竊取、軍閥混戰的現實情形下,迫切需要一種適應中國現實需要的科學理論。

李澤厚先生認為,在馬克思主義廣泛傳播以前,中國近代先后出現過三種主要反帝反封建的社會思潮:太平天國的農業社會主義的空想、康有為資產階級自由派改良主義的“大同”空想和孫中山的小資產階級革命派的“民生主義”空想[1]104。李澤厚先生指出的三種啟蒙社會思潮,皆未實現救亡之目的,亦未真正實現徹底之啟蒙。且在救亡與啟蒙的歷史進程中,農民階級、資產階級改良派和革命派,由于缺乏科學理論的指導,他們都是在一種被動式的范式框架內探求,找不到何以科學處理救亡與啟蒙內在關聯的媒介。毛澤東說:“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后,中國人民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盵7]1516五四運動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近代中國知識精英群體最終選擇馬克思主義,在民族救亡的歷史背景下,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這一以變革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公有制、以人民為中心的新型政黨的產生真正實現了近代中國救亡與啟蒙互為推進為特征的主動性探求。

中國共產黨對救亡與啟蒙關系的主動性探求解答內蘊了三層含義:一是中國共產黨人找到了實現救亡的思想武器“馬克思主義”?？茖W性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鮮明特征,也是能指導中國共產黨科學處理好救亡與啟蒙關系問題的重要方法論指南。馬克思主義科學性源于對人類思想文明成果的批判與揚棄。法國啟蒙思想學說是馬克思主義形成的重要思想來源,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法國啟蒙學派的抽象人性論,將實踐置于思想啟蒙之中,將思想啟蒙置入現實的實踐場境。中國共產黨在科學解答救亡與啟蒙關系問題時,不是從抽象的人性出發,而是從現實的個人、現實的中國、現實的社會出發。在運用馬克思主義進行救亡與啟蒙的過程中,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立足“現實的個人”,充分分析近代中國的社會階級構成,將農民階級的生存問題置于革命救亡的重要位置,將土地革命作為救亡的重要現實路徑。同時,中國共產黨遵循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性,不拘泥于救亡與啟蒙的思辨爭論,而是在打碎舊有政治上層建筑以解放生產力的同時,不斷推進思想上層建筑的變革,進而實現救亡與啟蒙的雙重變奏。二是中國共產黨人“學會運用”馬克思主義即結合中國具體實際來指導如何探尋救亡路徑。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立足中國實際進行民族救亡道路的探尋,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新革命道路的探索,使民族救亡擁有了嶄新面貌。在革命根據地,中國共產黨通過多元化方式對民眾進行文化思想啟蒙,在促進民眾文化思想覺醒過程中,激發了他們的民族國家意識,不斷匯聚和壯大了民族救亡的主體力量,實現了救亡與啟蒙的有效互動。三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救亡之路是主動出擊探求救亡之路,正如有學者指出的:“只有為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所武裝的新興的中國無產階級,才會使這一主題的認識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盵8]5-6這就意味著馬克思主義為中國共產黨人找到一條新型革命救亡路徑,且中國共產黨人在探求這條救亡之路進程中不斷推進主體思維領域的豐富與發展,實現了救亡與啟蒙有機統一的新型革命范式。鴉片戰爭后,近代中國工人力量從萌芽到發展,代表了先進生產力,在促進近代中國社會形態變化過程中,也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準備了階級基礎。近代中國,無產階級與農民的同盟關系,使無產階級在領導革命進程中,也不斷對農民階級的思想進行矯正規訓,使兩大階級同盟在民族救亡中實現思想啟蒙。以往階級的探尋,由于未曾在科學理論的指導下進行,在處理救亡與啟蒙關系問題中,皆以形而上學的范式推進,因而無法徹底實現民族救亡與民眾啟蒙。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伊始就將馬克思主義作為思想武器,同時以這個思想武器對民眾進行文化思想啟蒙,在新民主主義時期,以馬克思主義為思想指南,推進了救亡與啟蒙雙重敘事邏輯的展開。馬克思主義是實現近代中國在更高位置、更深層次、更大領域實現救亡與啟蒙相互推進、互為發展的重要媒介。

三、現實維度:啟蒙與救亡關系的實踐探求

中國共產黨實現了救亡與啟蒙實踐主體的范式轉換。在探索救亡與啟蒙的歷史進程中,洋務派、維新派、革命派等基本忽略民眾的社會實踐主體作用。李懷印先生指出:“改革者無論身為朝廷官員還是知名學者,均為社會精英而非普通民眾,而后者在革命敘事中是推進社會進步的主要力量?！盵9]86歷史的發展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洋務派的效法歐美軍事技術進程,客觀上也發揮了一定的思想啟蒙作用。效法歐美軍事技術,必然涉及現代工業、翻譯出版、新式學堂等,陳旭麓先生認為,“這些東西是封建文化和封建制度的對立物,雖然力量有限,但終究打開了缺口,促進了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10]106。洋務派在推進器物變革的實踐中,客觀上推進了近代中國的思想啟蒙,生成了社會變化發展的思想酵母。維新派的變法自強希冀通過開明皇帝實現救亡,同樣也忽略了人民大眾的主體作用。資產階級革命派推翻了統治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王朝統治,然而在進行革命進程中同樣只是注重上層精英的作用,將民眾當成要被拯救、被啟蒙的群體。從社會縱向發展看,這些派別的探索推進了近代歷史的前進,然而他們未曾根本上將民眾作為歷史發展的主體力量,故而在處理救亡與啟蒙關系問題上,常處于一種內在的張力勢態,造成以往階級在探尋啟蒙與救亡的進程中只注重上層人士的作用,忽略人民群眾的作用。階級利益的固有藩籬,造成他們在探尋民族救亡中,不敢對廣大民眾實現真正的思想啟蒙。

傳統的救亡道路,由于忽略了民眾的作用,沒有從根本上實現救亡圖存的目標。五四運動中工人階級的參與,展現了民眾在救亡中的巨大力量,極大激發了廣大民眾的民族國家意識,逐步實現了救亡與啟蒙關系式實踐路徑中的主體范式轉換,即由原來的精英式實踐路徑向大眾化路徑的轉換。中國共產黨成立伊始,以馬克思主義群眾史觀為指引,在實踐中廣泛發動工農民眾運動,在領導民眾參加革命實踐中,形塑民眾的革命觀念和民族國家意識,推進革命救亡與民眾啟蒙的復調行進。中國共產黨人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推行人民群眾革命實踐路線,正如毛澤東所強調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盵11]1031中國共產黨人在鄉村通過多元化路徑實現民眾由傳統“血緣”關系向現代“政治”關系的遞嬗,對鄉村民眾通過識字教育、婦女解放、參與民主政權建設等方式,極大激活了民眾現代啟蒙意識,逐步形塑了民眾的民族國家意識,充分調動民眾積極參與中華民族救亡進程中,實現救亡與啟蒙在人民邏輯下的更高層次的相互推進。李懷印指出:“現代化的前提則是民族國家的建立;只有在民族國家建立之后,經濟起飛、政治參與擴大和社會整合才有可能?！盵12]371中國共產黨救亡之路遵循人民邏輯,積極通過多元化方式激發民眾的民族意識和救亡行動。在中國近代史上,中國共產黨還積極通過文藝工作激發民眾的現代民族國家意識和現代國民意識。黨領導和影響下的愛國進步文藝作品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對于民族國家意識、現代國民意識等,同樣具有重要宣傳效能。中國共產黨摒棄了洋務派、維新派、革命派等忽略民眾的革命救亡舊道路,而注重通過啟蒙廣大民眾一起參與民族救亡行動中。張靜如先生認為,中國共產黨的發展過程即實現中國社會現代化的過程,中國共產黨推進中國社會現代化的進程可以理解為“變被動社會現代化為主動社會現代化”[13]64。馬克思主義賦予中國共產黨探索中華民族救亡新道路的思想武器,在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廣大民眾也不斷獲得了現代啟蒙意識,從而真正使中國人民的精神由被動變主動。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民眾參與民族救亡的實踐,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對民眾進行文化思想啟蒙教育,使這一時期的民眾以一種主動性精神姿態投入民族救亡的偉大實踐。

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救亡與思想啟蒙中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在“化”革命救亡實踐進程中,不斷地激活了民眾的救亡意識、政治民主觀念等,進而實現了革命化與現代化的雙重螺旋推進。這種“化”實踐后的理論逐步形成為“中國化”和“實踐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而為中國革命救亡實踐和思想文化啟蒙,提供了更為具有民族風格和特征的思想指南。

審視以往階級的救亡與啟蒙實踐路徑軌跡,不難發現,維新派和革命派、文化派等在探索救亡與啟蒙的實踐探索中,有兩方面缺陷:一是在將西方思想運用于近代中國時,卻未意識到西方思想啟蒙學說所生成的社會實踐背景。這正是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舊唯物主義思想家只是空喊詞句,使以往階級在處理救亡與啟蒙關系中,表現出形而上學性。在近代中國歷史進程中,救亡與啟蒙是辯證統一的,兩者是內在地交織在一起的。這就意味著,救亡與啟蒙是無法割裂的,不是簡單的孰先孰后,亦非是彼此獨立的。正如有學者指出的:“所謂‘救亡與啟蒙’不是應當孰先孰后的問題,它們是同一主題的兩個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同一過程?！盵14]34鴉片戰爭以降,中華民族在面對內外交困的時代場境,從器物革命—體制改革—政治革命—文化救國這樣一條救亡探求之路中,救亡作為重要的歷史時代任務,客觀上促進了近代中國思想啟蒙。在這一邏輯進路中,為救亡而向西方所學習的各種現代器物、政治體制、思想學說等,反過來又進一步推進了近代中國救亡的深化拓展。二是他們未曾找尋到實現救亡與啟蒙沿著正確行進路徑的科學思想武器。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提供了思想和時代條件,中國共產黨人選擇馬克思主義作為思想武器開啟了新型革命救亡實踐道路。生產資料的私有制決定了上層建筑的狹隘性。由于洋務派、維新派、革命派對傳統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的維護與固守,造成他們在推進救亡和啟蒙的進程中,始終是在“狹隘”的范圍內行進,無法從根本上呼喚和激發民眾的社會變革主體力量。他們也無法從根本上找到實現民族救亡和民眾啟蒙的科學道路,洋務派對現代器物的學習、維新派對現代政體的效仿等,都由于傳統制度的藩籬和自身階級利益的狹隘性,造成“他們就絕對不是反對現實的現存世界”。與此相反,以馬克思主義為思想武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實現精神由主動變被動的同時,積極喚醒民眾的現代意識,使原處于“馬鈴薯”狀態下的個體,成為中國共產黨人的強大動員力量。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為思想武器,對農民進行文化思想啟蒙,不斷賦予廣大農民以救亡觀念,激發他們的救亡意識,逐步突破傳統農民血緣關系的藩籬,使廣大農民在參與民族救亡實踐和新政權建設中,不斷建構新型政治人際關系。中國共產黨正是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指引下,在民族救亡的實踐歷程中,不斷實現解構與建構的辯證統一,譜寫救亡與啟蒙的互動邏輯敘事。正是在民族救亡實踐中,對農民的文化思想啟蒙,使得農民不再是“馬鈴薯”狀態,而不斷生成為孕育新社會的重要主體力量?！拔ㄓ兄袊鸟R克思主義才能與中國的歷時性實踐建立起本質的關聯?！盵15]131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對于革命救亡與現代啟蒙的雙重實踐探索,不僅在于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守,更重要的是自覺運用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解決問題。中國共產黨立足革命實踐,直面各種現實問題,科學解決好革命救亡與現代啟蒙的對立統一關系,帶領民眾推進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政黨與民眾共同構建以人民為主體的新興政權,民眾的社會關系實現了由傳統血緣關系到現代政治關系的形塑,實現了民眾革命救亡與現代啟蒙的雙重實踐推進。正如亨廷頓所言:“政治現代化意味著增加社會上所有的集團參政的程度?！盵16]27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在實踐中解決現實問題,帶領民眾進行政治現代化的實踐探索。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所推進的革命救亡實踐,內蘊了政治現代化的元素,實現了革命化與現代化雙向推進、救亡與啟蒙的螺旋式上升的客觀結果。從馬克思主義視角看,中國共產黨在近代中國革命實踐中所內蘊的“啟蒙”,不是社會思想文化形態的突進式嬗變,而是思想文化現代化元素的不斷積累。中國共產黨正是科學運用了馬克思主義,領導民眾在進行土地變革和救亡的革命實踐中,激活了民眾的思想啟蒙,激發了他們的革命救亡力量,從而使近代中國救亡與啟蒙的實踐探索有了正確的行進路徑。馬克思主義所代表的先進性、科學性和現代性,使中國共產黨人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進程中,推進了近代中國民眾最廣范圍、最深層次的現代思想啟蒙,使其在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新革命道路中形成救亡的民眾“合力”,徹底解決了近代中國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歷史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