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戰略與防務研究中心建設發展及對中國高校智庫建設的啟示

秦顥庭 何韻瀟 付 滿

(1.國防科技大學國際關系學院, 江蘇南京 210039;2.南京財經高等職業技術學校, 江蘇南京 211200;3.國防科技大學國際關系學院, 江蘇南京 210039)

高校智庫是創立并依托于各類研究型高校的智庫,這種智庫可以利用依托院校的可靠知識和學術能力,為國家和社會政策制定提出理論基礎強,參考價值高的對策建議。目前,我國高效智庫數量不斷增加,研究成果不斷豐富,但是國內高校智庫的整體發展仍有很長的路要走,運行和建設經驗不足,研究成果的質效還有待提高。有鑒于此,本文以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戰略與防務研究中心(Strategic &Defence Studies Centre)為研究對象,分析其建設發展經驗,以期為中國特色新型高校智庫的發展和建設提供參考。

一、澳大利亞戰略與防務研究中心的發展歷程及基本架構

澳大利亞戰略與防務研究中心全稱為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亞洲和太平洋學院戰略與防務研究中心,是澳規模較為龐大、國內排名較高、歷史最為悠久的戰略研究、教育和評論學術機構,在研究亞洲戰略環境、澳在亞太地區的地位作用以及澳武裝力量運用等領域發揮了重要作用。

1.澳大利亞戰略與防務研究中心的發展歷程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戰略與防務研究中心由國立大學教授托馬斯·布魯斯(Thomas Bruce)于1966年創建,旨在推進澳大利亞及全球其他區域相關戰略與防務研究。進入20世紀70年代后,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戰略與防務研究中心的發展一度陷入瓶頸,甚至“幾乎沒有資金來源資助研究、出版和辯論”[1]3,中心人力極度匱乏,不僅缺乏行政管理人員,就連研究人員的數量也難以支撐中心的日常工作。1971年,奧尼爾(Robert O’Neill)擔任戰略與防務研究中心主任。奧尼爾任職期間,研究中心從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獲得了人力資源贊助,使得中心的日常研究工作得以順利開展,一方面極力擴展中心活動的受眾群,提升中心在澳政界和學界的影響力,同時嘗試與政府建立良好關系。1974年,研究中心獲得了時任國防部長的資助,中心學者也逐漸在澳大利亞各界嶄露頭角,獲得一定聲譽,由此,戰略與防務研究中心逐漸確立了其國內地位。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戰略與防務研究中心聲名鵲起。

進入21世紀,戰略與防務研究中心力圖在已有成就上繼續發展為國際化智庫,并在國際戰略研究、政策和公共辯論上發揮領導作用。該智庫未來十年的目標是在不斷變化和更替的國際戰略環境中,將自己打造成為亞太地區領先的,以大學研究、教育和外交活動為依托的戰略防務智庫,同時積極投資戰略發展研究和教學項目,在當前戰略研究中發揮領導性作用。戰略與防務研究中心也塑造了良好的學術氛圍,為相關學術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信息,以增強澳大利亞政策制定者對亞太地區的了解,使得戰略規劃者和分析人士能夠基于智庫提供的信息大膽、創新地應對未來挑戰[2]。

2.澳大利亞戰略與防務研究中心的基本架構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戰略與防務研究中心通過管理架構、人員模式等對智庫進行科學管理,實現智庫影響力的最大化。研究中心是典型的高校智庫,即高校內部設立的學術研究組織,其主要功能是生產政策知識、培育政策研究人才、將知識轉化為成果以影響決策[2]。研究中心作為國立大學獨立的一個系存在,隸屬于亞洲與太平洋學院的貝爾亞太事務學院。研究中心共有職員45人,其中6人為中心管理人員。

二、澳大利亞戰略與防務研究中心的中心工作、重點研究領域及主要特色

與大型智庫相比,一些規模較小的智庫注重專業化發展,選擇專一領域作為主要研究方向[3]。澳大利亞戰略與防務研究中心與澳大利亞其他綜合性智庫相比,規模和體量較小,智庫專家也以國立大學教師為主,因此該智庫研究的領域較為專一。成立至今以來,研究中心在內容上聚焦戰略與防務問題研究,在地域上重點關注亞太地區發展態勢。在戰略研究領域,該研究中心主要聚焦于澳大利亞防務、軍事研究和亞太安全,致力于在這三個主要方面獲得國際認可,為澳大利亞政策制定提供參考。中心還提供面向國際的本科生與研究生戰略和防務課程,為澳大利亞和亞太地區的軍隊、地方機構培養領導人物,為學術界培養人才。

1.澳大利亞戰略與防務研究中心的中心工作

澳大利亞戰略與防務研究中心的中心工作就是通過各種方式產出相關政策思想,為政府建言獻策,同時為公眾提供優質思想產品,達到啟發民智的作用。落實到具體工作中,研究中心主要靠出版刊物、舉辦研究課程等途徑傳播思想產品。

澳大利亞戰略與防務研究中心主要以刊物、書籍為主要研究產品。出版產品可分為三類:《重心》系列刊物、《堪培拉戰略和防務文集》和《戰略與防務研究中心工作文件》。

《重心》系列是研究中心的旗艦出版物。該系列旨在提供高質量的分析文章,并就與澳大利亞直接有關的戰略政策問題進行辯論,同時加強學術界和政界之間的接觸和對話,使人們能夠更加關注澳大利亞和亞太地區面臨的重要戰略問題?！吨匦摹废盗械奈恼麻L度約為1500—2000字,其主要受眾是澳大利亞政策制定者,因此每一篇文章或報告都包含至少一項政策建議。這一系列的文章不接受自由投稿,只有收到中心邀請的學者或政治家才能為《重心》系列刊物供稿。

《堪培拉戰略和防務文集》是研究中心出版的專題刊物,包括全球與東南亞軍備控制、區域戰略關系和澳大利亞防務政策等主題。這一系列的出版物通常篇幅較長,內容詳實。最早一輯可以追溯到1968年,2010年以后《堪培拉戰略和防務文集》逐漸為其他刊物所取代。雖然此類刊物目前已經停止出版,但是其出版數量卻十分龐大,在近四十年間共出版176期,涉及的內容也十分廣泛,因此《堪培拉戰略和防務文集》至今仍然是學者進行防務戰略研究參考的主要資料。

《戰略與防務研究中心工作文件》與《堪培拉戰略和防務文集》屬于同一時期的出版物,目前也已經不再出版。相比《堪培拉戰略和防務文集》,《戰略與防務研究中心工作文件》的篇幅更為短小,文字也更加精煉,通常以免費或收費較低的電子讀物的形式呈現。如今部分《堪培拉戰略和防務文集》與《戰略與防務研究中心工作文件》依然可以搜尋到免費的電子版本。

除上述三類出版物外,戰略與防務研究中心還有其他種類的出版物,包括書籍、會議論文、政策文件等。

戰略與防務研究中心的部分研究成果會以演講、公開課、研討會的形式呈現。這些演講或是課程部分由中心學者承擔,部分由外請知名專家學者承擔,而研討會則會邀請多個專家學者對某一個議題展開討論。除了單獨開設的講座以外,中心設有不同主題的系列講座,例如“戰爭研究研討”系列講座,以澳大利亞戰爭史或軍事史為主要內容,也有對當今世界沖突或摩擦的研判思考。中心伊芙琳·高推出“亞太安全研究中的女性”系列講座,邀請了亞太安全領域的前沿女性學者,意在“幫助女性在國際安全中發揮‘正?；饔?促進性別平等”[4]。部分講座和研討會的音頻和視頻也會發布在其官方網站上,任何人都可以觀看學習。此外,自2021年3月起,中心推出“系列公開講座”。這一系列講座不僅面向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學生和教師,還會面向澳大利亞公眾開放。講座結束后,中心會以網絡視頻或音頻的形式將講座內容發布到互聯網上,通過官方網站進入中心YouTube頁面即可看到講座的視頻記錄,智庫以這種方式增加受眾群體,是為了能夠激發公眾對澳大利亞戰略與防務問題的討論。

2.澳大利亞戰略與防務研究中心的重點研究領域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戰略與防務研究中心聚焦戰略研究,主要涉及三個方面,分別是軍事研究、澳大利亞防務和亞太安全。該智庫認為,戰略研究就是“在政治背景下對軍事力量的分析”,其研究重點關注兩大問題:一是在所有國家都面臨的社會、經濟和技術優勢下,政治目的和軍事手段如何相互作用? 二是對于國際體系的發展,戰爭和其他有組織暴力的起源和影響是什么?

在軍事研究領域,戰略與防務研究中心將近幾十年的軍事問題進行集中考慮,認為武裝沖突是一個持續的、多樣化的問題,不僅涉及美國等超級大國,很多小國和非國家行為體也參與其中。該智庫認為,戰爭和有組織的暴力行為只增不減,而沖突的范圍也極有可能持續擴大,因此理解這些問題對軍事力量的研究非常有必要。戰略與防務研究中心擁有一支專門從事軍事行動研究的學術團隊,在作戰、軍事和戰爭歷史、軍事文化、情報研究領域均有涉獵,主要研究對象包括澳大利亞、歐洲、亞洲和美國。戰略與防務研究中心的軍事研究致力于讓政策制定者和專家學者們更好地理解過去的武裝沖突是如何展開的,未來的武裝沖突又會有怎樣的連續性和革命性。智庫著重強調軍事行動、軍事文化和軍事歷史的基礎性作用,認為這對研究未來可能出現的動蕩至關重要。

在澳大利亞防務領域,戰略與防務研究中心側重于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的概念性基礎工作,出版了諸多與澳防務相關的學術性著作,希望借此推動澳大利亞防務政策的辯論和發展。研究中心的澳大利亞防務研究圍繞兩個核心問題展開,即澳大利亞應該擁有一支什么樣的武裝部隊?要擁有這樣的武裝部隊需要怎么樣的條件?而針對這兩個問題的研究,該智庫同樣推崇跨學科研究方法的使用。針對澳大利亞防務研究,研究中心以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為依托,將傳統的學術優勢帶入相關問題的研究之中,并將其與政策制定者的實踐工作和經驗教訓相結合,實現防務戰略問題學術與實踐的并行發展。

亞太安全研究領域是戰略與防務研究中心的重點研究領域。該智庫認為,隨著中國等亞洲國家的崛起,經濟中心自西向東移動。然而,由于后殖民時代和冷戰時代分歧與矛盾根深蒂固,領土和資源沖突日益緊張,因此東亞很有可能成為“大國博弈甚至戰爭的舞臺”。在此背景下,研究中心將關注重點放在了美國、中國和日本之間的戰略關系上,同時對朝核等矛盾沖突點進行深入研究,對核擴散、海上安全等戰略性問題、跨國安全的挑戰與合作、經濟與安全聯系等問題展開討論,試圖增加政策制定者與民眾對亞太地區關鍵問題的了解,以期在制定政策時明確優先事項。近期,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戰略與防務研究中心針對亞太安全問題成立了亞洲安全研究科研與發展網絡,意在建立一支從事亞洲戰略與安全問題前沿研究的專家學者隊伍,在國際上形成體系,有效地將區域研究有關知識和概念分析相結合。該項目以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為基地,招攬來自世界各地主要大學的知名學者、博士生和研究人員,通過一系列培訓、交流和合作計劃展開相關研究。

3. 澳大利亞戰略與防務研究中心的主要特色

澳大利亞戰略與防務研究中心不斷改革與創新,在功能上定位準確,在內容上獨具特色,與其他澳大利亞智庫相比具有非常鮮明的特色。

第一,依托高校,為軍隊培養防務人才。由于戰略與防務研究中心依附于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并作為一個獨立的系存在,因此該智庫還負責學校的部分教學內容。1975年國際關系系成立之后,戰略與防務研究中心為該系碩士生提供戰略與防務相關的課程。1984年起,中心開始招收博士生,兩年后在芝加哥麥克阿瑟基金會的資助下著手設立碩士生專業課程。

當前,戰略與防務研究中心設有學士學位、榮譽學位(1)榮譽學位是本科課程完成后向更高學位或職業過度的中間課程,類似于高中升至大學的預科。主要是進一步強化本科課程,著手培養學生的自主研究興趣和能力。、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項目。中心提供的學位課程注重學術與現實問題的結合,例如在碩士培養階段,中心希望通過相關培訓,使得碩士生能夠建立戰略與防務的分析框架,并用于地區和全球戰略及安全問題的分析。研究生階段有三個主修課程,分別是亞洲新“強權”政治、戰略研究概念與方法論以及亞洲世紀核戰略。選修課程包括訴諸武力:了解軍事力量、戰略與東南亞:防務與安全動態以及中國的防務和戰略挑戰等[5]。

在軍事教育方面,20世紀70年代以降,戰略與防務研究中心便開始承擔軍官教育,尤其在對澳大利亞軍隊防務戰略課程的培訓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近年來,中心為聯合參謀學院(Joint Services Staff College)、澳大利亞皇家空軍學院(Royal Australian Air Force College)以及澳大利亞皇家海軍學院(Royal Australian Navy Staff College)提供培訓。以聯合參謀學院為例,中心作為軍官培訓機構與聯合參謀學院聯系十分緊密,很多中心研究員都會去聯合參謀學院講課,中心主任也同時兼任聯合參謀學院的學術顧問,中心成員還積極協助聯合參謀學院進行課程改革。此外,澳大利亞國立大學與澳大利亞國防學院(Australian Defence Force Academy)合作緊密,中心與國防學院的軍事課程人員組成學術團隊,為相關培訓設置課程并完成教授任務。除澳大利亞軍官以外,該課程還為外國武裝部隊交流學員和澳大利亞政府工作人員提供課程,學員完成五門課程的學習后即可獲得相應的軍事職業教育證書。

第二,充分利用旋轉門機制優化人才隊伍結構。和眾多西方智庫一樣,戰略與防務研究中心同樣擁有“旋轉門”制度。這種人才流動制度有利于構建“知識”與“權力”之間的雙向關系,在智庫和權力機構中形成強大人際關系網絡,不僅有利于權力機關的決策參考,也有助于智庫朝著更加務實的方向發展。自成立以來,戰略與防務研究中心的管理成員大多擁有軍事機構工作經驗,第一任中心主任托馬斯·米勒(Thomas Bruce Millar)曾服役于澳大利亞帝國部隊(Australian Imperial Force),并隨部隊前往巴布亞新幾內亞、印度尼西亞等國執行軍事任務?，F任管理和研究人員中,中心主任布倫丹·薩金特(Brendan Sargeant)曾擔任國防部副部長,多次參與國防政策的制定與執行。除此之外,他還擔任過澳大利亞駐美大使館國防政策參贊、國防信號局情報副局長等重要職位,也是2013年澳大利亞國防白皮書的主要作者之一。中心副主任加特·普拉坦(Garth Pratten)曾就職于澳大利亞陸軍訓練司令部(Australian Army’s Training Command),2010年任職于英國國防部,并被派遣至阿富汗,為國際安全援助部隊南部地區司令部編寫戰爭日記。他也曾任教于迪肯大學(Deakin University)和英國桑赫斯特皇家軍事學院戰爭研究系,在擔任主要職位的同時擁有深厚的學術造詣。中心軍事和國防研究項目負責人安德魯·斯圖爾特(Andrew Stewart)與英國軍方和國防部合作密切,為高級文職指揮官擔任顧問,也曾擔任英國軍方高級指揮和皇家國防研究學院學術研究主任。

迷宮式密封，迷宮橡膠件內側裝有板簧，在板簧的作用下將密封件壓緊在罐壁上進而達到密封作用，每一個密封件下部均有擋堰，克服浮盤上下運動時油品進入到密封內，儲運中應用較少。

第三,重視跨學科研究,歷史學淵源深厚。戰略與防務研究中心認為,戰略和防務研究以跨學科研究為基礎,但是戰略研究是一個快速發展的領域,隨著冷戰結束、新興大國不斷崛起、全球化浪潮迭起,當今世界防務和政治關切也在不斷變化,而這些變化更多是戰術而非戰略性變革,因此軍事歷史研究為當代的挑戰提供了一定的經驗教訓。因此,縱觀戰略與防務研究中心的發展歷程,歷史研究始終貫穿在其研究內容之中,多數在中心任職的學者都有深厚的歷史學科背景,中心也出版過很多歷史相關書籍。中心創始人托馬斯·布魯斯就是國際關系系的任職教員,但他在碩士時期對軍事史有著深入的研究,曾出版《澳大利亞防務》《和平與戰爭:1788年以來的對外關系》等專著。第二任主席是軍事史博士,曾出版《越南任務》《1950—1953年朝鮮戰爭中的澳大利亞》?，F任的管理和研究人員中,大多數也有歷史學研究背景。智庫出版的著作中,很多都與軍事史或防務史有直接關系。中心認為,歷史研究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用于支持當代戰略和防務研究的重要工具[6]30。作為戰略和防務的參與者之一,研究中心也始終著眼當前現實問題。中心的主要研究方向從成立之初的澳大利亞防務、全球安全和地區安全轉變為澳大利亞防務、軍事研究和亞太安全,而無論研究領域如何改變,歷史研究始終貫穿其中,為這些當代問題的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礎。

三、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戰略與防務研究中心建設發展對中國高校智庫建設的啟示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隨后,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提出我國智庫建設的問題與目標,掀起了國內研究智庫的熱潮,標志著我國智庫的發展進入了新階段。在中國特色新型高校智庫的建設過程中,積極借鑒國外高校智庫的發展模式,對我國高校智庫的全面提升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1.拓寬智庫新媒體渠道,增強公眾參與度

近年來,各大高校智庫都在新媒體領域進行了深入探索和廣泛拓展,在增加受眾和影響力方面成效顯著。在新媒體時代,傳播方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傳統媒介已經不足以滿足人們的需求。國內智庫在新媒體環境中已經逐步拓寬了自己的傳播渠道,將微博、微信、抖音等公眾日常使用的新媒體平臺,當作自己的宣傳陣地,讓更多民眾能夠接收到智庫傳播的思想價值,從而引導輿論導向,凝聚社會共識。但是國內智庫在新媒體使用中吸引力仍不夠強,公眾互動率較低。國內智庫可以借鑒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戰略與防務研究中心在利用YouTube等新媒體傳播中的經驗,利用新媒體平臺中的留言、評論功能和普通受眾進行廣泛互動和交流,在開放式的平臺中捕捉用戶關注的熱點問題,同時借助新媒體平臺新功能,推送符合民眾口味和需求、創新趣味的智庫產品,打破智庫在公眾心中不可企及的形象。智庫在新媒體使用過程中,不僅僅要學會利用文字傳達思想,還要靈活使用圖片、視頻、表情符號等多模態傳播形式,拉近智庫和廣大公眾之間的距離,使得群眾能夠自愿自覺地接受智庫成果,增強其參與度。

2.建構智庫話語,找準話語策略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在《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中指出:智庫應“樹立社會主義中國的良好形象,推動中華文化和當代中國價值觀念走向世界,在國際舞臺上發出中國聲音,發揮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在公共外交和文化互鑒中的重要作用,不斷增強我國的國際影響力和國際話語權[7]?！倍捳Z權的提升,不僅需要硬實力的強大支撐,更需要軟實力的有力輔助。在西方大國聯手鼓吹“中國威脅論”,不斷詆毀拉踩中國的背景下,中國在國際上處于話語弱勢地位,而智庫是提升國家軟實力的重要載體之一,對國家提升國際話語權、增強輿論影響力具有重要作用。高校智庫不僅要重視國內宣傳,更應重視對外傳播,在國際平臺上擔當中國聲音的傳遞者、中國故事的講述者。各大智庫應積極主動參加跨國交流活動,利用其他國家能夠理解、易于接受的話語策略傳播中國聲音,講好中國故事。在國外智庫輸出“中國威脅論”等錯誤言論和不當評論時,中國智庫應正面回應,利用自身學術和科研優勢,用事實和數據加以反駁,同時在研究方向和議題設置上把握主動權,在國際輿論場上搶占先機。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中國智庫學者出現在國際會議和場合中。與此同時,智庫學者需要提升語言表達能力,用清晰的邏輯和語言闡釋觀點,同時具備基本的跨文化交流素質,在國際場合中能夠積極自如地與外國學者進行學術交流,凸顯智庫學者在提升國際話語權中的重要作用。

國內高校智庫學者大多由校內教授、研究員,博士生等人員組成,高校智庫決策通常由行政領導主導,因此在智庫運行過程中,時常會面臨智庫成果應用性不強,智庫決策和管理專業性不強的問題。因此,高校智庫的人才結構也需要具備多元化特征,滿足當前復雜形勢下的跨學科需求和綜合研判需求,完善智庫管理與運營的體制機制。高校智庫不僅僅需要專家學者進行學術研究,還需要廣泛吸收傳播領域專家、媒體工作者、專業管理人員、將智庫的人才隊伍打造成多元化、復合化的高端專業隊伍?！蛾P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指出:要“推動黨政機關與智庫之間人才有序流動,推薦智庫專家到黨政部門掛職任職”,然而實際情況是當前中國“官方智庫‘旋轉門’渠道較為通暢; 體制外智庫‘旋轉門’渠道略顯狹窄; 地方智庫與黨政機關的‘旋轉門’渠道尚不順暢; 黨政機關人員與智庫專家‘單向旋轉’”[8]。其中,高校智庫的研究成果普遍與現實需求缺乏聯系,研究過程中注重理論而缺乏與現實的結合,針對性不夠強。有鑒于此,高校智庫應依托現有資源,在政府機構、私營企業、其他智庫中形成強大的人際網絡,建立雙向合作機制。此外,行政部門和智庫應該提供人才雙向交流渠道,將政府官員任職智庫作為職業履歷中的重要經歷,并且在政府官員進入智庫工作期間,完善其保障工作,為其解決后顧之憂,打破身份壁壘。智庫人員進入政府任職,也應充分考慮人員的現實需求與困難,讓學術人員能夠在政府工作崗位上,最大限度地發揮其學術優勢。

4.提升智庫成果質效,加強智庫決策支撐作用

“智庫成果質量是智庫競爭力的核心要素,生產出高質量的思想成果是智庫贏得聲譽和地位的基礎和前提?！盵9]智庫作為決策的“第五種權力”[10],在生產政策思想、支撐科學決策上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而智庫的研究成果質量,直接影響到其對決策的支持力度。高校智庫在進行研究的同時,應該始終明確自身定位,即國家決策的智囊團、思想庫,相關問題研究應針對國內外重要公共政策問題,在科學方法的指引下提出對策建議。智庫在注重理論研究的同時,應積極與政府、地方各個決策部門展開交流合作,注重研究成果的實際意義,有針對性地為黨和政府的依法決策做出有力支撐。決策部門應及時將需求、意見、回應反饋給智庫,形成二者的良性交流互動。此外,政府各個部門可根據自身需求,為智庫設立研究項目,引導智庫研究方向,并適當提供經費。智庫還可組織與自身研究方向相對應的交流研討會、培訓班,展開智庫間、智庫與政府間、智庫與地方機構間的交流,將研究成果最大化利用。

智庫對于一個國家的發展起到的作用日益重要,世界各國普遍重視[11]。隨著國際傳播與公共外交的主體逐漸朝著多樣化發展,各國政府決策層越來越依賴智庫提供的專業研究和信息,智庫也成為了講好中國故事,促進文明交流互鑒的重要載體之一[12]。因此來自不同國家、不同領域的智庫在各自的領域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戰略與防務研究中心在曲折中不斷探索與發展,如今已經具備一套非常完整的高效智庫發展機制。該智庫依托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和學術資源,其運行機制、經費來源、研究領域已形成了一套獨特的體系,并且成為促進防務戰略發展,加強政府、私營企業、學術部門溝通合作的重要力量。對該研究中心進行全面的研究,總結其特色,對建設中國特色新型高校智庫具有積極意義和啟發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