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典籍英譯批評:成績、問題與對策

沈 潔

(揚州大學外國語學院,江蘇 揚州,225100)

中國的傳統醫學歷史悠久,隨著中醫價值逐漸獲得認可,國際上有關中醫學的交流與研究日益增多。作為傳統醫學的重要載體,中醫典籍大多產生于距今久遠的年代,其內容兼具知識性、歷史性、文學性和文化性,具有獨特的文本特征,與同源文化中其他種類的典籍在思想、內容和文體等方面相互映襯、形成互文。中醫典籍英譯不僅能夠傳播本國傳統醫學的思想精髓,為世界醫學研究提供新思維、新方案,還有助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對外推廣和交流,推動世界文化多元發展,是中國文化“走出去”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典籍譯者身處于變化著的歷史情境之中,擁有不等量的中西醫文化和理論知識以及不同的翻譯觀、文化立場和英譯目的,必然會生產出有差異的譯文。評判這些差異涉及中醫典籍英譯批評。目前,國外中醫典籍英譯者多而批評者少,譯者與同行專家常因為自身的“異文化”立場而采納跨文化、跨學科(中西醫學)對比視角,重視解決英譯中的理解性障礙,表現出強烈的探古求知欲望。反觀國內,隨著中醫文化在海外傳播日漸廣泛,影響日益深入,中醫典籍英譯研究逐步向縱深發展,形成了諸多熱點,只是批評研究仍然“較為零散,缺乏整體性和系統性”[1]。本文擬對國內中醫典籍英譯批評研究的已有成績和存在問題進行梳理和回顧并探尋解決問題的相關對策。

一、成績和問題

(一)已有成績

過去,有關中醫典籍英譯的研究只零星出現。自2005年起,國家重大出版工程“大中華文庫”系列叢書開始選譯中醫藥文化典籍,“掀起了中醫藥文化對外傳播的新高潮,也帶動了相關英譯研究走向繁榮?！盵2]本文以“中醫典籍”并含“翻譯”或“英譯”為主題詞分別在中國知網(CNKI)中進行檢索,結果發現,2005年后中醫典籍英譯研究成果呈明顯上升趨勢,發文數量多次經歷跳躍式發展,見圖1(數據來源于中國知網)。

通過爬梳文獻(2000—2022年)我們發現,國內中醫典籍英譯批評研究有“顯性”和“隱性”之分?！帮@性”批評研究即明確以批評為旨歸,或依據翻譯批評理論和模式所開展的研究。此類研究數量不多,早期一般是譯者自身的所感所思(李照國[3-5]),或他人對譯作語言的述評和商榷(施蘊中等[6],蘭鳳利[7]等)?！半[性”批評研究則包含更為廣泛的內容,“翻譯研究只要與具體譯作、譯者或其他具體的翻譯現象有關,都具有翻譯批評的性質?！盵8]3此類研究大致遵循以下批評路徑:(1)借鑒多元理論,評論英譯策略,如蘭鳳利等[9],王彬、葉小寶[10],李孝英、趙彥春[11]等。(2)結合歷史處境,評價譯者行為, 如范延妮[12],楊麗雯、王銀泉[13],王爾亮、陳曉[14]等。(3)依據讀者接受,評判譯作優劣,如蔣基昌、文娟[15],殷麗[16],張晨晨、譚業升[17]等。

這些“隱性批評研究”散見于有關中醫典籍英譯的譯史、文化、譯者、策略、術語和傳播研究等熱點當中,其中不乏由理論更新、方法創新帶來的真知灼見和新的評價意見,為系統開展批評奠定了重要基礎。例如,在微觀的翻譯策略層面,王彬、葉小寶[10]通過對比多名中外譯者對“氣”概念的不同英譯,旨在說明針對此類內涵豐富、所指多元的概念英譯應當根據其使用語境采用差異性的策略。黃培希[18]經過分析認為,副文本“通過闡釋、補償、變通等手段在譯本中有效地建構了翻譯文化,從而解決了翻譯過程中文化傳遞的種種困難”。張焱、王巧寧、張麗[19]將汪榕培的“傳神達意”翻譯思想與“深厚翻譯”(Thick Translation,也譯作“豐厚翻譯”或“厚譯”)概念相融合,進而分析和評價文樹德(Paul U. Unschuld)《黃帝內經》英譯本的翻譯策略、特色與譯文質量。蔣辰雪[20]同樣認為,文氏所采用的“深厚翻譯”策略具有“意義闡釋”“背景描述”“分層遞進”“深層鋪墊”等功能,能夠“賦予譯文能量”“促進文化交流”和“提升翻譯層次”。蔣基昌、文娟[15]和李潔[21]則采用問卷調查和統計學分析,獲取了中醫學專業外國留學生對中醫典籍多個譯本的滿意度。二者的實證調研結果不盡相同,分別形成了各有側重的評論觀點。

在宏觀的歷史、社會和文化交流視野下,范延妮[12]致力于總結近代西方傳教士譯介中醫典籍的原因、特征、外部影響因素和英譯所產生的積極或消極影響等,在此過程中形成對傳教士群體譯介活動的評價。袁瑋蔓[22]則描繪了晚清時期來華德國人對中醫典籍的譯介和解讀,肯定他們的譯介行為對“德國中醫研究、熱帶醫學和漢學研究”發展皆產生了重要影響。針對20世紀中期美國醫史學家威斯(Ilza Veith)首次系統英譯的《黃帝內經·素問》,王爾亮、陳曉[14]認為,“這部譯作得以出版,對中醫典籍的對外交流來說,已經是邁開了一大步,這一貢獻值得當今學者尊重?！边M入21世紀,德國醫史學家文樹德在英譯《黃帝內經》時尊重原文以單字表意的語言特征,盡可能按照原文語序逐字直譯,其與眾不同的翻譯風格在西方引起了較大爭議。張曉枚等[23]明確褒揚,稱文樹德“這種忠于原著、忠于歷史的翻譯態度對中醫古籍的翻譯和文化傳播意義重大,有助于西方學習中醫者領會這些詞匯的文化內涵”等等。

雖然此類隱性批評研究數量豐富,推動著中醫典籍英譯批評不斷取得新進展,但從整體而言依然存在顯著問題。

(二)現存問題

1.“顯性”批評研究缺乏理性指導

過去二十年,相較于蓬勃發展的其他研究熱點,針對中醫典籍開展的“顯性”批評研究并不多,顯得十分薄弱。在文獻檢索時段前期,肖平[24]、施蘊中等[6]、蘭鳳利[7]、李照國[5]等曾“談論”“評析”或“述評”《黃帝內經》的某些譯本。這類批評并無理論指導,而是建立在深厚學養之上的主觀鑒賞,形成了諸如“貼近原作、生動傳神”的評語,具有“品鑒式”或“糾錯式”的特征。目前,國內翻譯批評理論研究在整體上呈現出偏重文學的傾向,既沒有將文言文科技典籍的特殊性納入考察視野,也“沒有從理論層面針對‘中譯外’這一新的翻譯形式下的翻譯的標準觀與價值觀等根本性問題進行重新審視”[25]。這便導致中醫典籍英譯批評研究較少有深刻的理論探索,批評依然存在過去的“兩種不良傾向——‘文本比較批評’(顯微鏡式)和‘印象主義批評’(望遠鏡式)”[26]。在文獻檢索時段后期,部分研究者逐漸能夠有意識地探討批評的標準和方法,或利用批評理論指導研究,如胡艷[27],劉明等[28],郭添楓[29]等。這反映出針對中醫典籍英譯的“顯性”批評研究產生了理性化和理論化的意識與趨勢,但在研究的數量和質量方面都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2.“隱性”批評研究存在片面化和簡單化傾向

從目前的文獻資料來看,已存在節譯、編譯或全譯的中醫典籍有《黃帝內經》(包括《素問》和《靈樞》)、《黃帝八十一難經》(簡稱《難經》)、《傷寒雜病論》(分為《傷寒論》和《金匱要略》)、《千金方》《本草綱目》《針灸甲乙經》《瀕湖脈學》《脈經》《脈訣》《洗冤集錄》《溫病學》《神農本草經》《本草綱目》《救荒本草》《名醫必錄》《醫藥匯錄》《飲膳正要》《敦煌醫學卷》《汪機和石山醫案》[2],等等,而有關中醫典籍英譯的“隱性”批評研究大多仍以《黃帝內經》為主要研究對象。研究者們能夠有意識地運用諸如翻譯美學、接受理論、文化翻譯理論、文本類型理論、功能理論、紐馬克翻譯理論、生態翻譯理論、目的論等多種理論學說來歸納譯文特征和述評英譯策略,但就批評而言,研究不僅大量聚焦靜態文本的微觀字詞(文化負載詞、核心概念、中醫學術語)和特色修辭(比喻、借代、通感、對偶、頂真、排比、回環、疊韻、省略等),且其中存在不少浮于表面的理論借用,即僅根據少量語料便得出譯本“優劣”的結論,或套用理論,卻陷入了理論自證的循環。簡言之,因為“隱性”批評研究本身并非以批評為旨歸,所以缺乏整體性和系統性,雖然偶發評論,卻難以窺得全貌,常出現片面化和簡單化傾向。

3.缺乏批評的倫理關涉

在推動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時代語境之下,翻譯批評應當“以介入的姿態,關注并正視當下翻譯活動中存在的問題與不良傾向,發揮其應有的警示與建構力量”[30]?！敖⒁欢ǖ姆g價值觀是進行翻譯批評的基礎”[31],而“翻譯倫理研究有助于明確翻譯活動的本質、確立翻譯價值觀”[32]。中西方翻譯批評研究者都曾表達過對“翻譯倫理”的關注,如安托瓦納·貝爾曼(Antoine Berman)、韋努蒂(Lawrence Venuti)、皮姆(Anthony Pym)、許鈞、呂俊、侯向群、劉云虹、王大智、藍紅軍等。然而,從現有的研究成果來看,大多數中醫典籍英譯批評仍然是規定性或描寫性的。許多解釋性的批評研究似乎默認“只要具有文化和功能性的事實的基礎,一種行為模式就是合理的”[33],但事實上,任何描寫或解釋都難以將所有的因素考慮在內。批評的各方如果囿于自身所持理論和立場,得出的結論往往莫衷一是。大量翻譯史實告訴我們,翻譯活動不僅深受生活世界的影響,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著我們所處的世界。中醫典籍英譯批評不僅需要關注文本的語言特征和英譯結果以及譯者所處的歷史情境和行為效果,同時還要關照以翻譯為載體的跨文化交往的合理性,即倫理道德問題。只有如此,才能使批評超越特定的歷史、立場和特殊的文化,實現其指導未來實踐的導向性功能。

二、對策

新時期,翻譯批評研究在整體上已經“從單向批評走向雙向批評”“從關注翻譯的靜態結果走向關注翻譯的動態過程”“從注重文本分析走向注重讀者接受”“從經驗性的評判走向科學、理性的批評”[34]。本文認為,中醫典籍英譯批評應當與翻譯批評研究的總體趨勢相適應,加強理論建設,逐步建構起具有整體性、系統性、層次性和多元視角的批評模式,使批評者不僅能夠立足于文本,滿足批評的基本需求,還可以站在譯者的位置上,“設身處地地考察翻譯過程中的一些具體情況”,更可以“以第三者的身份超然于翻譯過程之外”[8]45,從而更加清晰、全面地把握現象之下的本質,針對譯文做出更加客觀、合理的評價?；谇叭说难芯砍晒?本文提出,中醫典籍英譯批評可以分三個層次依次展開,各個層次批評依據不同的標準,側重不同的內容,多維度評判典籍譯本及譯者行為,最終形成對批評對象的完整認識。

(一)尊重典籍文本特征,批評求“真”

“中醫藥走向世界,準確翻譯是第一步?！盵35]中醫典籍英譯批評對求“真”有著很高的期待和需求。這與中醫典籍原文的文本類型、學科屬性和語言語體特征等皆有很大關聯。首先,作為古代科技類文本,中醫典籍以闡發基礎理論和指導臨床實踐為第一要務,其語言釋義的開放度較低,同時受到語言的自為性規律和中醫學理論學說的雙重限定與規范。其次,中醫典籍所著述的醫理學說自成一體,且迥異于西方醫學。正確理解和傳遞中醫學思想理論,而非簡單粗暴地“以西釋中”,或生硬地逐字對譯,是對譯本求“真”的基本要求。再次,中醫典籍大多使用古文撰寫而成,隨著時間推移和語言發展,其文字表意便產生了一定的模糊性;同時,中醫學理論闡發獨具“取象比類”思維,使得典籍文本兼具大量文學表達特征,這不僅給譯者造成了理解上的困難,也形成了英譯策略選擇當中的“文”“質”之爭,批評有必要對此予以客觀呈現。綜上,中醫典籍英譯批評必須從文本出發,批評求“真”。

何為批評求“真”?劉云虹[36]將“求真”作為批評主體應當樹立的一種精神,即要求批評主體有“真知灼見”,有“真實情感”,并有“真誠、熱情和高度的責任感”。周領順[37]則將 “求真”定義為“譯者為實現務實目標而全部求取原文語言所負載意義真相的行為”。本文所指的批評求“真”與中國傳統譯論中“案本”“求信”的翻譯要求意思接近,是在靜態的文本語言分析和對比中評判譯文是否真實傳達和完整保存了原文的信息。根據尤金·奈達(Eugene A. Nida)對翻譯的定義,這里所說的“原文的信息”(source-language message)同時包含“語義”(meaning)和“文體”(style)兩方面內容。就中醫典籍英譯批評而言,求“真”便是以“真”為標準,一方面,評判譯文語義是否在宏觀層面符合中醫學醫理學說,在中觀層面沿用了中醫學概念體系和在微觀層面正確傳達了字詞句義;另一方面,判斷譯文語言是否保留了典籍原文“取象比類”的思維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文體風格,如大量使用的形式性修辭和意象性修辭。

(二)挖掘譯作實然價值,批評論“效”

批評若站在譯者的立場,便需要超越封閉的文本對比,盡可能將一切外部影響因素納入研究范圍。譯者既是“語言人”,也是“社會人”,其翻譯行為既需“求真”,更要“務實”,譯者行為是否“合理”可以從行為效果的維度加以說明。無論翻譯發生于何種復雜的歷史情境之中,歷時來看,譯者所采用策略的效果、譯文在目的語社會中的接受效果、譯者的目的達成效果和文化在異域的遷移效果皆有據可循。站在旁觀的角度我們會發現,譯者既受到種種影響因素的制約,也可能產生反向作用,產生出其不意的效果?！胺g批評是與價值判斷密不可分的?！盵38]從自然主義的觀點來看,價值“被解釋為事情在它們所完成的結果方面所具有的內在性質”[39]。批評論“效”首先是將譯者置于特定的歷史情境中,對譯者的翻譯行為加以描寫、分析、解釋和評價;其次便是考察譯者行為對雙方社會、歷史、文化以及學科發展所產生的影響和做出的貢獻,以更加全面地認識和評判譯作的實然(已然)價值。

例如,當威斯1949年著手英譯《黃帝內經·素問》時,西醫在全球范圍內強勢盛行,而中醫在國內一度面臨生存危機,毋寧談交流與傳播。威斯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其所屬社會文化和“醫學共同體”的解釋傳統影響,加之當時在美國,可參考的資料匱乏,且“中國留學生當中難以找到同時通曉中國古代文獻和哲學,并接受過舊式‘小學’訓練之人”[40]xi,威斯無奈之下只能獨自應對理解和解釋原文的困難。除了在英譯過程中“自制術語詞典”(未公開出版)和“參考相似的語句”之外,還“因時制宜”地采用了一些具體的英譯策略。譯文雖然存在較多對句法、字詞和修辭的誤解,卻在目的語社會中產生了深遠而持久的影響,不僅多次再版,且在全球圖書館的館藏量高達1 044本[16]。盡管威斯“以西釋中”的英譯不能解釋和概括《黃帝內經》所包含的全部經驗,但這一策略符合當時目的語社會讀者對中醫學的整體認知水平和接受能力,能夠滿足讀者的閱讀期待和需求,因此在目的語社會得到了廣泛接受,甚至在中醫發展處于頹勢的歷史時期為中醫文化西傳做出了特殊的歷史貢獻,從而產生了不可忽視的“效”值。

(三)重視批評導向作用,批評向“善”

許鈞[41-42]指出,翻譯倫理應該注意發揮積極的導向作用,建立起新型的批評者與被批評者之間的關系。事實上,倫理指導思想貫穿批評的全部過程。在批評的第一層次,批評者求文本之“真”便遵循著“信”的倫理;在批評的第二層次,批評者論功能之“效”便遵循了“利”的倫理。但是,僅僅滿足了“信”的翻譯批評常常與翻譯現象脫節,僅僅滿足“利”又造成了翻譯批評指導實踐乏力。因此,批評者有必要在批評的第三層次將價值評判的重心從已然轉移至未然,站在更高的旁觀角度,在具有“導向性”的倫理規范之下對批評對象的價值重新加以審視與評判。本文提出,中醫典籍英譯批評的導向作用應當表現為批評在道德倫理層次向“善”的追求。

“善”是一個傳統的道德倫理概念,但本文所向之“善”并不囿于中國傳統倫理道德中指向個體內省與自我修身的目標,而是從交往倫理角度考慮,兼具理想與應用維度的“規范合理”之“善”。這一增添的內涵主要來自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的“商談倫理學”。呂俊[43]在其專著《跨越文化障礙——巴比塔的重建》中首次將哈貝馬斯的“商談倫理學”引介入翻譯批評研究領域。哈貝馬斯特別強調,任何理解和解釋“只有反思性的參與才能確?？陀^性”[44]182,而只有“規范合理”才是具有反思性的行為。對中醫典籍英譯而言,批評向“善”是要“在參與交往活動各方的普遍共識基礎上建立起‘規范’”,使翻譯活動“成為‘規范合理’而非僅僅‘目的合理’或‘策略合理’的行為”[45]?！吧陶剛惱怼笔蔷哂小耙幏逗侠怼钡慕煌鶄惱?它包含強弱兩種形式,既尋求滿足“每一個人的共有的利益”[44]222,也指對話雙方經由平等“商談”而達成的階段性共識。據此,批評首先是以相互尊重和平等對話作為評價翻譯交往行為的最高標準和追求,其次應當尊重交往雙方通過各種形式業已達成的階段性規范共識,如世界衛生組織(WHO)推動下達成的中醫概念術語標準化統一成果。如此一來,中醫典籍英譯批評所向之“善”才能夠既被參與“對話”的各方接受,還具有開放性和超越性,并最終在強形式的理想化標準與追求驅使下,為翻譯的未來走向提供有益引導。

三、結語

中醫典籍既是歷史性的文本,同時兼具自然科學的內容和人文寫作的形式,研究者對典籍的文本屬性和英譯功能有著不同的認識,所持有的批評標準便存在較大分歧。針對中醫典籍英譯批評的現狀和問題,本文認為,批評首先必須建立在一定的理論基礎之上,而非個人的感悟或鑒賞;應當盡量保持“旁觀者”的相對客觀,避免落入惟目的是從或主觀相對主義的窠臼;應當建立起多層次、多元一體的批評模式,使批評在走向理性化的同時更加系統和全面。當然,批評模式當中的規范和標準應當既具有理論上的普遍性,又能滿足應用方面的特殊需求,同時還要具有一定的開放度,才能夠在擴大研究語料和語種范圍的過程中逐漸由特殊走向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