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責在肩:近代兒童節中家庭育兒話題探析

任祖鳳

(福建師范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福州 350117)

1931年設立的“四四”兒童節,作為國民政府最先確立的代表特定年齡層的現代紀念日(青年節1939年才創設),既是專屬于兒童的特殊社會時間點,又是國民政府塑造現代小國民的重要場域,在近代中國節日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盡管目前學界關于近代兒童問題的研究積淀深厚,但具體到兒童節則非常有限。(1)專門探討的有:孫霞:《國家·社會·兒童:南京國民政府四四兒童節述評》,華中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范之凡:《兒童與近代中國的現代性——以兒童節的設立為中心討論》,臺灣佛光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14年。這兩篇碩士論文分別從國家與社會對立、影響節日的觀念基礎出發,對民國時期的兒童節進行了探討。李軍全的《節日與教育:中共兒童節紀念述論(1937—1949)》(《福建論壇》2016年第1期)一文主要關注中共兒童節紀念情況,其討論對象與本研究有異。這些不多的研究著意從主導兒童節開展的政府、社會團體出發對節日進行分析,希望通過對兒童節的理念宣傳、慶?；顒拥葐栴}層面的考察,勾勒節日在近代兒童觀塑造過程中發揮的作用。借由既存成果,我們對兒童節的性質、運作已有相當程度的把握。然而,與當前近代紀念日、節日研究普遍存在的問題一樣,既存研究只是從組織者行為結果的節日面貌(紀念活動、主旨宣傳)來考察,節日運作中的組織性因素基本被忽視了。實際上,只有將政府、學校、社會團體、家庭等不同組織者在節日中發揮的具體作用與輿論評價、兒童觀感聯系起來,才能對節日的運行進行更為多樣的類型與層次分析。也只有在此基礎之上,時代與節日互動的具體方式,各類組織者間的借鑒與競爭,近代節日的一般操作模式等更為宏觀、更能呈現節日多樣面貌的問題,才有有效討論的可能。因此,有必要從組織性因素出發,關注節日紀念的不同組織者為何、如何開展節日活動,相互間的聯系與差異何在,各自對節日而言的意義如何。

在這樣的思路下,兒童節紀念中家庭所扮演的角色、發揮的功能便頗值玩味。雖說兒童節宗旨具有強烈的政治性、社會性,節日慶祝也主要由公共機構發起舉辦于體育場、學校、街頭、公園等公共場所(2)關于政府、學校和社會團體在節日中發揮的作用筆者另有專文探討,此不贅述。,但兒童自身的特性,使得家庭以及母子關系對兒童的影響無從割裂。故而節日紀念中對此常有討論,以家庭為對象的活動開展普遍。這一現象表明,與其他社會群體性節日(婦女節、教師節)相比,兒童節開展于公領域的同時,也較多牽涉私人領域、家庭關系。本文首先結合節日的興起,勾勒奠定此后紀念活動開展的兒童節主旨、意圖(3)民族危機深化與全面抗戰爆發肯定會帶來節日主旨調整。不過與本來主要關注群體自身利益的其他群體性節日不同(最為明顯的是教師節,參見拙文《從職業困境到政治需求:民國時期教師節的國定化》,載《教育學報》2015年第2期,第122-128頁),由于兒童節設立動機主要基于國家、民族考慮,所以救亡主題的凸顯與原初立意無大沖突,節日紀念之側重雖因時而異,主旨則具有相當程度的持續性。,解釋家庭被納入紀念活動的觀念基礎;進而探討公領域借助兒童節對家庭改造的期待,分析其在塑造現代家庭功能、關系上的作用;最后論述節日引發的爭議及對貧困兒童的關注,借此考察公權力的滲透對兒童養育性質產生的影響。對這些問題的探究,不僅能更全面地把握兒童節紀念活動舉行、推廣的全貌,也可借此推進對兒童培育的目標觀念、資源調配,公領域對私領域的滲透和影響等一系列相關議題的認知。

一、兒童節的“社會革命”主旨

1931年3月7日,中華慈幼協會(以下簡稱慈幼會)呈文國民政府,請定每年四月四日為兒童節。該文陳述的理由主要有兩點:一是宣稱兒童是國家未來之主人翁,文化轉移之中心點,關乎民族強弱、國家盛衰;二是認為美、英、日都舉辦兒童福利事業、慶祝兒童節,本國雖有言論倡導,但兒童福利實際發展緩慢。[1]對此,國民政府很快做出回應,令教育部負責討論相關事宜。同年8月,教育部向全國頒布“四四”兒童節的紀念辦法[2],標志著中國的兒童節正式誕生。

兒童節作為一個新興的現代節日,促使其產生的觀念背景既牽涉理念,也關乎現實,對它們的回應、應對也就構成了節日創設的基本目的。一方面,當時流行的“少年中國說”及“青春中華觀”不容忽視。(4)相關理念的研究參見:梅家玲:《發現少年、想象中國:梁啟超“少年中國說”的現代性、啟蒙論述與國族想象》,載《漢學研究》第19卷第1期;朱俊瑞,吳秋華:《少年中國與青春中華——20世紀初知識分子對中國形象的重構》,載《東南學術》2000年第1期,第94-99頁。這兩種觀點都旨在重塑中國的國家形象,尤其是把對青少年的期許與民族的美好未來相聯系。由于兒童身上具有很強的可塑性,時人相信通過教育可以改變兒童,進而改變中國的未來。陳鶴琴就曾宣稱:“我們應當用很好的教育去教育他(孩子),……那么老大的中國,未嘗不可以一變而為少年的國家!”[3]一些社會人士還建議將近代國族象征之一“醒獅”作為兒童的徽號。[4]可見,人們在兒童身上寄予了復興國家、民族的厚望,因此而凸顯的兒童重要性有力推動了兒童節的誕生。當時就有文章指出,兒童作為未來國家之主人翁、民族精神之繼承者、社會文化之創造者的特殊身份是促使兒童節產生的首要原因。[5]官方紀念儀式中常見的“兒童是新中國未來的主人翁”[6]一類標語,亦是此種觀念的具體呈現。

另一方面,兒童節的產生受近代家庭革命論的影響甚大。從20世紀初開始,隨著國家話語的崛起,傳統家族形象逐漸負面化,最終被視為阻礙國家、民族發展的桎梏。受此影響,人們普遍認為兒童一直處于家族奴役之下,生活極其痛苦。(5)張耀翔就認為,中國之父母對于子女,“得任意驅使之,玩弄之,督責之,據之為私產,視之為家仆,乃至售之為奴婢,獻之為祭品?！币娛现?《論吾國父母之專橫》,載《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6期,第637頁。時人創設兒童節的目的之一,即是將兒童從傳統家族制度中解放出來,使之成為國家的小國民。慈幼會會員王貫中曾表示,提倡兒童節的主要原因是希望兒童牢記“兒童為國家而生,非為父母家族而存”[7]?；诖?當時有論者建議在紀念兒童節時,全中國兒童都應宣誓“永遠忠于國家,公爾忘私,群爾忘我”[8]。這鮮明體現出時人希望強化兒童國家屬性的意愿。

兒童節產生后受到社會各界廣泛關注,各大報刊如《申報》《大公報》《中央日報》等紛紛在節日當天發表社論或推出紀念特刊,就節日意義展開廣泛討論。這些紀念文章往往具有類似的敘述模式,即過去兒童地位低下、生活痛苦,只是父母為防老而撫養的私有物,自從兒童節誕生以后,社會開始重視兒童,考慮其利益,改善其生活,為其創造美好的未來。[9]在這一模式中,過去、現在與未來三個不同的時間點處于一條“發展”“進步”直線上,過去的“黑暗”事實正突顯現狀的正當、合理,且沿此可以走向“光明”的未來。姑且不論時人對過去兒童地位的認知與歷史事實是否相符,其揭示的真實社會觀念變遷是,近代“國家—國民”意識凸顯之后,人們希望將兒童從過去的家族制度中解放出來,使之成為國家的小國民,從而服務于國家復興任務。在這一認知中,兒童的重要性被充分闡發,足以構成社會革命的一個具體部分。

伴隨節日成立所頒布的官方紀念辦法,規定了節日紀念活動的基本組織模式。根據該辦法要求,全國的學校、社會教育機構、家庭都要承擔兒童節慶祝。(6)《教育部制定兒童節紀念辦法》,載《中央日報》1931年8月18日,第2張第1版。(下文關于兒童節紀念辦法的內容皆見于此)。該辦法具體內容為:各個學校要對學生講述本國革命先烈、歷史偉人及世界著名科學家、發明家的童年軼事,借此向學生灌輸忠孝仁義的道德觀及科學研究的精神。此外,學校還應表演能夠體現節日宗旨的短劇或游戲,舉辦運動會、健康比賽、成績展覽會等足以吸引兒童興趣的活動。各個社會教育機構則應舉行兒童節紀念會,兒童福利調查展覽會,兒童健康比賽、智力比賽等,以便向社會廣泛宣傳兒童福利、救濟事業,向家長介紹關于兒童(包括嬰兒)健康、教養方面的科學知識,有條件的還可放映以兒童生活為題材的電影或戲劇。各個家庭應舉行兒童節懇親會,長輩要贈送兒童禮物,為其準備節日食物。兒童則通過放風箏、踢毽子、打球等游戲來慶祝自己的節日。這也是與兒童聯系最為緊密的三類社會組織,國民政府顯然是希望通過社會多方,及兒童自身的共同行動,營造多層次的節日慶?？臻g,使得節日的人群覆蓋面、相關理念的宣傳效果都能得到更好的保證。其中家庭在兒童節中的地位頗值玩味。如上文所述,節日旨在使兒童國家化、社會化,政府、學校、社會團體這樣的公領域機構自然成為節日紀念的主要組織者。傳統上兒童所從屬的唯一社會組織——家庭,在此語境中是革命對象(7)受家庭革命論的影響,當時社會上有提倡用學校教育取代家庭撫養,或是認為兒童公育才是大勢所趨。例如陳劍恒:《明日的中國兒童社會》,載《申報》1938年4月3日,第4版。,不承擔主要節日慶祝任務理所當然。不過家庭作為社會的基本組織單位很難被取代,再加上當時學校教育尚未普及,家庭對兒童節與兒童培養而言,仍被視為可資利用的資源。(8)具體到兒童成長方面,有部分人士認為學校、家庭二者可以合作互補,以培養出優秀的小國民。例如,劉宏謨:《家庭中兒童的心理衛生》,載《兒童節特刊》1937 年特刊,第7-8頁。因此,官方和社會輿論不僅要打破舊家庭的教養方式,還希望結合近代觀念對家庭功能、意義進行重新評估、定位。于是,家庭經常作為被改造對象出現在兒童節紀念中。

二、培養小國民:家庭撫育職能的公共化與科學化

為了幫助家庭科學、合理地撫育兒童,兒童節紀念不僅面向兒童,還針對家長開展宣傳。在官方制定的節日紀念辦法中,要求各小學向家長印發有關兒童教育及衛生的有色畫片;各社會教育機關應公開演講“為父母之責任與義務”“保胎保產保嬰之常識”“訓練賢父良母之辦法”等內容,及散發相關宣傳冊。[10]上述規定主要指向父母責任、培養方法兩方面內容。

在實際紀念中對前者的落實辦法,是政府通過節日輿論嘗試對父母進行道德說教,將育兒與國家、民族相聯系,將私人行為上升為公共問題,力求在觀念上轉變其認識的措施。例如,1937年天津市舉行的紀念會上,政府發言人呼吁每一位家長盡最大的努力,將兒童培養成優秀的國家公民。[11]官方散發的節日傳單也強調兒童是國家未來主人翁,而非父母私人財產,要求家長須合理教養兒童。[12]直到節日創立十幾年后的1943年,《中央日報》刊發的紀念文章仍呼吁父母應確立新時代兒童觀,把子女真正看作國家的主人。[13]此外,在官方的節日宣傳中,還經常出現“兒童不只是父母的兒童,也是國家的兒童”“不好好教養子女,是一樁罪過”等標語口號。[14]言說者從國家層面出發,希望父母明了兒童是國家、社會重要一員,自身擔負有將其培養成優秀小國民的責任。在這樣的語境中,教育子女的公私雙重意義顯露無遺。

至于培養方法之所以受到重視,當然與家長肩負著養育小國民的重任聯系在一起。當時的流行觀點認為家庭對兒童的培育應包括如下內容:養成兒童良好的生活習慣,留心其飲食起居衛生,鍛煉其體魄,陶冶其性格,助長其求知欲望,引導其自治能力,培養其愛國信念、堅強意志、勞動精神、合群思想、社會意識等。[15]大體說來,家庭培養涉及兒童身體、品德和智識三方面內容。(9)清末嚴復最早提出“德、智、體”三育概念,見嚴復著:《論教育與國家之關系》,《嚴復集》第1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67頁。到1915年,《婦女雜志》發表《家庭教育簡談》(1915年第1卷第3號)一文,將家庭教育的內容分為德育、智育和體育三個部分?！暗?、智、體”的劃分方式逐漸成為國人對家庭教育內容的基本認識。為了幫助家長順利完成教養重任,官方、社會團體靈活運用標語、傳單、宣傳文書及紀念活動等方式展開宣傳。

在培育兒童健康身體方面,一些地方的節日紀念會專門安排了對家長(尤其是母親)的宣講、培訓環節。例如,1932年,河北省立第二女子師范學校的節日紀念儀式參加者基本都是母親和孩子,大會除例行節日主旨演講外,重點宣講了育兒知識。[16]1935年,天津三八女校小學部舉行母親會來慶祝兒童節,其內容只是由該校教師向各位母親介紹兒童節的意義、撫育孩子的正確方法。[17]這類紀念活動雖然關注點還是兒童,實際面向的對象卻是兒童的母親,現代育兒知識的傳播成為其主要任務。為擴大宣傳效果,部分地區(如四川井研、武隆縣)還在兒童節當天組織流動宣講隊,向民眾講解科學的育兒方法。[18]

除了利用紀念會、游行,各級政府、社會團體還在節日當天舉辦兒童健康比賽,也是著眼于普及育兒知識、優化宣傳效果。(10)關于兒童健康比賽的研究,可參見:盧淑櫻:《科學、健康與母職:民國時期的兒童健康比賽(1919—1937)》,載《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5期,第31-38,163頁。這類活動開展辦法是聘請醫師根據兒童的身體發育、營養狀況判斷兒童健康與否,并通過報刊刊登合格者照片進一步宣傳。比賽主辦方往往會根據比賽中存在的問題,舉辦健康講座、發放宣傳資料。[19]顯然,比賽的主要目的不是選出優勝者,也非僅僅甄別兒童健康與否,而是希望讓家長明了健康標準,普及科學育兒辦法,以求改善兒童整體健康狀況。正是因為抱有此種愿望,在政府和社會團體的支持下,兒童健康比賽逐步擴散到內地基層地區,參加者也囊括一般家庭。(11)例如四川茂縣、秀山、彭縣等地鄉鎮都舉行健康比賽,見四川省檔案館藏:《四川部分縣市政府呈報“四四”兒童節舉辦情形及經費開支狀況與省府公函指令》,檔案號民186-01-0304,1942年,第46、65、68頁。另湖南各地也舉行了健康比賽,見《全省各縣定今年兒童節舉行兒童健康比賽會:省府公布辦法可為全國模范》,載《湖南婦女》1941 年第3卷第1期。此外,健康比賽還能將兒童健康作為社會問題加以呈現。1935年,慈幼會等團體在上海工人聚集的閘北區舉辦的兒童健康比賽顯示,工人家庭兒童的健康存在諸多問題。報道這次比賽的記者不免感慨,政府和社會亟需重視貧困兒童的成長。[20]抗戰爆發后,受戰爭及惡性通貨膨脹的影響,健康比賽反映出的兒童健康狀況愈發令人堪憂[21],甚至一般公職人員子弟也存在營養不良問題。于是,要求政府重視全體兒童健康的呼聲屢見于報端。[22]據此看來,揭露問題也是健康比賽能夠發揮的“隱性功能”。

兒童道德品質的培養與健康身體的養成同樣重要(12)相對來說,官方的節日宣傳側重兒童的身體健康,對此有觀點曾建議“不要盡講些健康之道”,“應提倡一下敬愛國旗、崇拜英雄、合作精神等等的美德”。見《提倡國魂的兒童節》,載《北平晨報》1935年4月6日,第11版。,故而兒童節的相關宣傳還包括家庭如何涵養兒童品德的內容。陳鶴琴曾建議家長深入了解兒童在生理、心理方面的特征,以培養他們優良的習慣和品性。[23]也有紀念文章從國家利益出發,批評中國大多數父母都不稱職,呼吁家長要重視自身的道德修養、以身作則,以便養成兒童良好的品性,造就優秀的小國民。(13)梅倪逢吉:《兒童節與父母責任》,載《國聞周報》1936年第13卷第13期,第1-6頁。類似的言論還有《兒童節告父母:如何教養你們的子女》,載《華北日報》1947年4月4日,第2版。上述言論針對的是一般品德之養成,隨著民族危機的加深,家庭要為培養兒童愛國主義服務的觀念逐漸受到社會重視。如1935年《大公報》刊文提倡“國兒教育”,強烈要求家長向兒童灌輸國家觀念。[24]還有文章建議家長在兒童節期間于家中張貼民族英雄、國內外偉大人物的圖片,以及反映國難的地圖或漫畫,從而激發兒童的愛國情懷。[25]抗戰時期出于抗戰動員的需要,在國民政府大力倡導下,節日紀念側重向兒童及其家庭宣傳民族主義和國家觀念。[26]這些舉措在客觀上有利于促進家庭的愛國主義教育。

此外,家長對兒童知識學習負有責任,同樣是節日宣傳關注的議題。由于近代以來兒童獲取知識的途徑越來越依賴于學校教育,家長大多將自己的教育職責簡化成為子女挑選一所好學校。[27]對此,節日相關宣傳強調,為了服務于優秀小國民的培養,家長不僅要確保兒童在學校接受教育,也需在家里提供科學現代的教育。[28]還有論者直言:“兒童教育還要看各地小學教師和兒童家長,能否切實負起這個重大的責任,教師和家長同為兒童教育的實行和指導者?！盵29]官方張貼的節日標語也宣稱:“要有好好的子女,須有好好的家庭教育?！盵14]家庭不僅要明白自身的教育職責,還需處理好公領域與私領域之間的關系,尤其是與學校的關系。時人就如何平衡學校和家庭之間的關系展開了初步思考,流行觀點認為兩者之間應加強聯絡,互相監督、密切合作,共同擔負起保育兒童、教養兒童的責任,完成為國家培養小國民的工作。[30]這些言論嘗試對家庭的教育職責進行重新定位,只是相關建議多停留于原則探討,較少涉及具體操作層面。

上述討論可見,時人對兒童的家庭教養抱有很高期望,與之對應的是家長需掌握豐富且駁雜的育兒知識。有鑒于此,慈幼會專門在1936年兒童節當天出版《中國父母之路》一書,供家長參考、借鑒。[31]官方也會在兒童節期間散發宣傳材料,向家長系統介紹現代科學的教養方法。[32]當時甚至有人提出成立兒童訓導顧問機構,推進所謂“父母教育”工作,以期養成“賢良”的父母。[33]可以說,為了培養出合格小國民,時人希望通過兒童節改造家庭這一養育兒童的私人領域。正是基于此種考慮,一篇紀念文章直接宣稱兒童節的意義是“督促你們(兒童)的父母用合理的方法,來管束你們,領導你們,使你們走上成功之路?！盵34]在這樣的論調下,兒童節作為向家庭宣傳、普及兒童撫育知識契機的價值更為突出。

三、重視兒童:小國民屬性下家庭內部關系的調整

兒童節不僅旨在改變家庭的教養方式,還試圖提高兒童在家庭中的地位,改善家長和孩子之間的權力、情感關系。

政府頒布的節日紀念辦法規定:“提倡各家庭于是日舉行懇親會”。所謂懇親會本是家族間紀念重大事件、歡迎重要人物或者聯絡親情的集會活動,后來學校邀集家長,就學生情況相互溝通亦稱懇親會。紀念辦法既然明確提及各家庭舉行,應指家庭聚會無疑。此舉的用意當是希望提升兒童的家庭地位,使兒童也能成為家庭集會舉行的理由與中心話題,以此來促進家庭親屬關系的調整?？紤]到懇親會是僅次于祭祀的家庭日常儀式性活動,此項建議若真能落實,兒童節便能借助這種形式植根于常規家庭活動之中,其意義不可謂不大。不過遺憾的是,由于家庭懇親會私密性過高,資料的缺乏使得我們很難對其進行有效地考察,其具體落實情況、運行樣貌也就無從知曉。

官方紀念辦法立足家庭的另一項規定,是兒童節當天長輩需贈送兒童禮物,為其準備節日食物。由于只有當節日成為有利可圖的商機,商家才會致力于營造節日經濟氛圍,因此,當時兒童節消費的基本情況,可從各個商家推出的促銷活動中窺知一二。1933年的兒童節,上海中國國貨公司舉辦了“兒童游樂市”活動推銷國貨。媒體報道:兒童游樂市內除了設有培養兒童對領袖崇拜之情的“中山公園”“中山大道”“孫中山雕像”,主要景觀是足以吸引小朋友興趣的“動物園”“百樂洞”“音樂座”“圖書館”“喔喔路”等地。[35]游樂市的核心區域“國貨大道”陳列著各種兒童用品,包括衣服、化妝品、藥品、食品、玩具。據記者觀察,該活動頗為成功,不時有家長給孩子購買節日禮物。[36]又如記者對1937年上海兒童節的描述是,這一天“南京路就如同圣誕節一樣熱鬧”,有購買能力的兒童認真挑選他們心愛的玩具、食品,因為“他們知道兒童節是他們的,是最快樂的一天。在他們心目中,也許和新年同樣看待吧?！盵37]

在政府的提倡、商家的推動下,兒童節當天家長給兒童購買禮物已然成為一種流行于發達城市中的消費文化。(14)當時社會上流行“有糖果吃,有表演看,穿新衣裳”的過節風氣。見心:《在兒童節想到的傷心事》,載《申報》1934年4月4日,第2版?？箲鸨l后,經由官方努力,兒童節的消費文化逐漸傳播到內地與基層。戰時資料顯示,節前官方多會通知各商店、書店對攜帶兒童的顧客實行打折促銷[38];各影院也需免費或半價招待兒童及其家長觀影[39]。這一消費模式逐漸成為慣例,一直延續到戰后。[40]在物價飛漲的戰爭年代,商品打折的吸引力可能較之以往更大。一些兒童所寫的兒童節紀念文章,也提到家人給自己準備各種禮物。[41]盡管此種行為很可能是自發性的,即民眾依據對節日的習慣性理解,將以往針對所有家庭成員的節日購買行為集中到兒童身上,但紀念辦法的引導,多少也起到了促進作用。因此,贈送禮物的規定可作如下意義總結:一方面基于家庭的撫養職責,要求其盡可能為兒童提供更好的物質條件;另一方面,禮物贈與是親人之間親密關系的體現,借助禮物贈送,人們建構和再生產互相之間的社會關系。(15)禮物與社會人際關系的復雜糾葛是人類學研究中較為成熟的領域,具體到中國的代表性成果參見閻云翔著:《禮物的流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借由上述專門為兒童召開懇親會、購買禮物的安排,國民政府希望家庭能夠按時慶祝兒童節,使其成為家庭中的一個固定節日。對此,社會輿論多予以支持。有論者明確希望“兒童節成為家庭間的令節,和端午、七夕一樣?！盵42]也有論者呼吁全國的家長都要反思,“在這一天里,究竟與兒童發生什么關系,有什么幫助兒童的地方?”[43]還有文章對家庭紀念兒童節的具體辦法提出了建議,其內容包括布置優美良好的家庭環境、贈送兒童有意義的玩具以及向兒童講述節日的由來和意義等。[25]在倡導家庭應當重視兒童節的基礎上,輿論進一步對家庭中的兒童設施提出了要求,認為家庭應該為兒童添置家具、玩具等專屬器物,有條件的還可設置兒童活動室,倡導改變過去以成人為中心的家庭環境。[44]正如天津志達學校散發的節日傳單所宣稱的:“家庭一切設施,要以兒童為中心,處處要為兒童設想?！盵45]通過懇親會、節日禮物和家庭設施等,時人力求提高兒童在家庭內部的地位。

兒童節改進家庭的另一目標,是促進家庭成員之間的情感親密度。五四運動以來時人普遍認為,傳統家族制度是經濟利益的結合,成員之間缺乏真正的親情聯系,父母撫養子女主要著眼于“養兒防老”“傳宗接代”這樣的功利目的。為了改變此種“陋習”,官方頒布的紀念辦法曾明確要求學校在家長懇親會上表演親子關系短劇。一些兒童節紀念文章提出父母應懷著一顆慈愛之心去撫養孩子,而不是一味地考慮經濟利益。[46]也有文章從育人的目的出發,強調親子關系應以感情為基礎,這能杜絕家庭成員在經濟上的依賴行為,最終培養個人的獨立精神。[31]12相較于以往由物質條件支配的撫育模式,時人更看重親子間的交流,認為情感聯結才是撫育兒童的關鍵。

無論是提升兒童的家庭地位,還是重視親子交流,這些都挑戰了傳統家庭模式,希望構建更為“合理”的現代家庭:家長應該尊重兒童[47],不能將其視為“玩偶”[14]或是“累贅”[48]。對于節日的此種努力,時人多予肯定。如有觀點認為:“兒童節成立以來,荏苒十載,賴各界人士之努力,家庭父母漸知兒童地位之重要而一改往日之漠視眼光?！盵49]一首贊美兒童節的白話詩還用簡潔明了的方式,將節日誕生前后兒童所處的家庭地位作了鮮明直觀的對比,認為節日提高了兒童的家庭地位。[50]

上述討論顯示,面對特定目標帶來的公領域對兒童養育事務的強勢介入,兒童節紀念活動就家庭作用與地位的界定展開了積極探索、塑造。節日相關措施和輿論希望家長學習現代科學的教養方法,盡可能給予兒童良好的物質和教育條件,以便將其培養為合格小國民。這使得兒童節希望在以下兩方面改變家庭。第一,父母的身份與家庭的性質。通過節日紀念可以發現父母的身份愈漸豐富,他們同時承擔監護人、看管者、保護者、養育者、教育者、品德仲裁者等多重角色。家庭也隨之成為一個兼具養育與教育的場域,不僅要確保兒童在學校接受教育,還得在家里提供相應的知識、人格教育。第二,家庭內部關系。在節日的設計下,父母需要為兒童召開懇親會、準備節日禮物,在兒童身上投入更多的時間、精力,以此提升兒童的家庭地位、增進父母與子女間的情感聯系。(16)關于現代家庭變革的研究,參見:尼爾·波茲曼著,吳燕莛譯:《童年的消逝》,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菲力浦·阿利埃斯著,沈堅,朱曉罕譯:《兒童的世紀》,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在這樣的認知中,家庭需要承擔繁重的教養任務,其重要性并不遜于學校。

四、無力的家庭:對貧困兒童的培育討論

盡管兒童節紀念活動著力宣傳適宜小國民培養的家庭環境,塑造現代家庭關系,可是全國家庭的實際情況千差萬別。時人發現數量眾多的貧困家庭很少參與兒童節紀念,也很難實施上文提到的種種教養兒童的措施。1934年,《時事新報》記者對兒童節當天上海的各種紀念活動作了一次較為全面的考察。面對商場、娛樂場所的打折促銷活動,記者不禁感慨:“這些個兒,與咱們的窮孩子有什么關系?兒童節只是小少爺,小姐的兒童節呵?！盵51]還有論者指出,上海婦女教育館舉辦的節日母教比賽影響力僅局限于上流社會,那些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勞動婦女,繁重的工作勞動使其根本不可能給孩子一個良好的成長環境。[52]可以說,國民政府舉行的兒童節紀念雖然旨在通過改造家庭來培養小國民,但節日也體現出優勢階層試圖通過育兒現代性來鞏固其階級地位的傾向。國民黨的宣傳喉舌《中央日報》就對參加兒童節紀念的私塾兒童予以負面評價[53],而對那些未能參加紀念的底層兒童,則使用“妒忌”“羨慕”等詞來形容他們的心情[54]。

與《中央日報》的報道不同,受當時流行的“經濟民主”(17)“經濟民主”追求的是“經濟上的平等”“社會的公平與正義”等。相關研究參見陳驍:《激辯憲政與民主:抗戰末期的憲政運動(1943—1944)》,收入周錫瑞主編:《1943:中國在十字路口》,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213-246頁。思潮影響,部分媒體輿論對兒童節紀念中存在的階層差異問題展開了廣泛討論,希望借此引起政府、社會對貧困兒童教養問題的重視。對此問題既有直白的呼吁,例如來自上海第五區卷煙業工會的伊明望在節日紀念儀式上發表演說,希望政府和社會各界合力幫助眾多生活清苦的工人子弟。[55]其他更多的言論則是通過問題分析,強調政府、社會介入的必要性。比如,有記者針對上海閘北區兒童節健康比賽呈現出的底層兒童健康問題指出,在家庭無暇、無力有效撫養兒童的情況下,政府和社會不應袖手旁觀。[20]在更為激進的觀點看來,“兒童不是私人的,他是屬于社會國家的,紀念兒童節,要用國家和社會力量來培植他們”,因此,要求政府、社會通過實際工作改善兒童生存處境合情合理。[56]由此看來,伴隨著國家主義的盛行,公權力向私人領域的滲透,兒童養育的性質也隨之由單純的家庭事務變為關乎國家前途的政治社會問題。時人期冀的理想狀態是,培育兒童責任同屬于家庭與國家、社會,如果貧困家庭無法盡其責任,政府與社會則應施以援手。

從全體兒童出發,如何改善“無教無養的兒童”現狀[57],成為不少兒童節紀念文章關注的話題?！渡陥蟆房d的一篇紀念文章指出,目前國人最應努力的是使全部兒童都能夠吃飽穿暖,享受義務教育,有最基本的安全保障,免受自然或人為的傷害等等,兒童工作的目標應該是“雪中送炭”,而非“錦上添花”。[58]也有論者著眼于政策和法律的保障作用,要求政府重視貧苦兒童的教養問題,盡快制定和頒布保護兒童權利的法律,實施有利于兒童福利的政策。[42]《大公報》發表的社論倡導政府和社會團體救濟子女眾多的貧困家庭,收養難童、嚴禁棄嬰,改善兒童生活。[59]

然而,國民政府在兒童養育方面的表現很難讓人滿意。(18)《新蜀報》發表的社論就批評政府在兒童教養方面的嚴重失職,強烈要求政府盡快作出補救。見(社論)《兒童節敬陳二事》,載《新蜀報》1945年4月4日,第2頁。尤其是抗戰勝利后,由于國民政府措置不當,致使物價飛漲,教育經費大幅削減,給兒童成長造成非常不利的影響。此時的兒童節不僅沒有給兒童帶來福利,還呈現出與現實環境格格不入的面貌。有人撰文宣稱:“(兒童節)對大多數衣食不周,一把眼淚,一把鼻涕過日子的孩子和父母,簡直是個深刻的諷刺?！盵60]面對全國大多數兒童苦苦掙扎于饑餓線上的現狀,兒童節更像是突顯兒童群體困境的特殊日子,時人不禁疑惑:紀念節日的意義何在?[61]

由于兒童養育事務即小國民培養,已然高度政治化。對兒童節紀念活動的批判與質疑,自然會引發時人對當時政治、經濟制度的反思。對于國民政府舉行的兒童節紀念活動,《新華日報》即犀利指出,社會上有許多童工、流浪兒童根本不知道兒童節,也享受不到最基本的權益,這是社會不合理制度的表現。[62]中共對當時兒童節紀念活動及國民政府的批判(19)出于國共第二次合作的需要,中共于抗戰爆發后開始紀念“四四”兒童節,其紀念活動的重點是對兒童實施政治教育,旨在動員兒童走出家庭,參加革命。相關研究參見李軍全前揭論文。,得到廣大進步人士的響應。陶行知公開呼吁要爭取“民主的兒童節”, “對于兒童幸福要做到全體兒童人人有分”。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他認為最根本的途徑是要實行民主的政治經濟制度,從而徹底地扭轉兒童節紀念中的不平等現象。[63]還有觀點明確提出,應當建立新的政治制度,進而制定新的兒童節。[64]可以說,對國民政府兒童節紀念活動的批判、反思,已融入到戰后爭取民主的社會潮流中。到1949年,隨著國民政府在大陸的統治宣告結束,“四四”兒童節也最終成為歷史。(20)新中國成立后,人民政府根據國際民主婦女聯合會1949年11月的決議,將每年的6月1日定為兒童節,廢除“四四”兒童節。

綜上所述,受“經濟民主”思潮的影響,輿論對國民政府未能有效幫助貧困家庭撫育兒童倍感失望。在相當一部分人看來,兒童節紀念的意義已經大打折扣。此時的節日,往往成為人們宣泄其對現實不滿的契機。

五、結 論

受近代相關流行思潮的影響,過去一直處于無聲無息狀態的兒童逐漸進入人們的視線,“四四”兒童節隨之興起。在時人看來,兒童節象征著新的開端,是兒童與過去“黑暗歷史”決裂、走向美好未來的標志,而節日主旨之一則是將兒童從“傳統家族”中解放出來,使之更好地成長為“現代國家”的“小國民”。為了實現上述目標,兒童節成為政府向家庭宣傳、普及兒童撫育知識的特殊渠道。一方面,通過知識宣講、標語傳單、健康比賽等措施,政府希望家長學習現代科學的教養方法,盡可能給予兒童良好的物質和教育條件,將其培養為“德、智、體”全面發展的小國民。這要求父母身兼多重角色,責任愈廣。另一方面,在官方設計下,父母需為兒童召開懇親會、準備節日禮物、添購專屬物品。此種資源投入的要求,有助于提高兒童的家庭地位。為打破傳統“養兒防老”觀念支配的撫育模式,政府還試圖通過節日增進父母與子女間的情感聯系?？傊?通過兒童節的紀念措施和輿論宣傳,官方旨在構建一個更為“合理”的現代家庭。

盡管應該肯定國民政府塑造現代家庭的努力,但其局限性同樣突出。國民政府制定的紀念辦法未充分考慮不同家庭間物質基礎的差異,故其實際結果是將數量眾多的貧困家庭排除在外。這便導致兒童節紀念效果相當程度上表現為,優勢階層通過育兒的現代性鞏固自身的社會地位。此種狀況與社會追求的公平正義理念相悖,因此呼吁國民政府出臺相關政策法律,救濟貧困家庭、改善貧困兒童的生存處境,逐漸成為節日紀念文章的流行話題。然而,國民政府的表現難孚人望,尤其是抗戰爆發后兒童群體的生存處境受大環境影響日益惡化,導致輿論借此批評政府的聲音漸趨尖銳,甚而將問題引向對現存政治社會制度的反思。在此背景下,改善兒童生存處境的努力,已融入到當時爭取民主的社會潮流中?？梢哉f,隨著國民政府的權力向私領域滲透,兒童養育由私人家庭事務變成公共性的政治社會問題,這在加重家庭之于國家責任的同時,也必然使國民政府承受更多的治理期待、面臨著間接的政治風險。

總之,作為近代政治、社會轉型期特殊思潮下的產物,“四四”兒童節既關注批判傳統育兒方法,更致力于就家庭如何科學地教養兒童展開積極思考,構建了與學校教育同樣重要的家庭教養職責,最終重塑了家庭在兒童教養中的地位。這當中牽涉的公私領域職責范圍劃分及其關系構建,依然是今天需要因應的問題。盡管不同時代對兒童的具體期待有異,探尋兒童教育中學校與家庭的有效合作方式、合理平衡點則是共通的。至于兒童節紀念活動中凸顯的教育公平性與階層固化問題,則對國家與社會提出了教育資源分配干預與公共資源投入要求。此外,在今天兒童節之于家庭較多偏重休閑娛樂的狀況下,節日作為宣傳、教育途徑的功能仍值得發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