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余華《文城》的文本意圖

陳文斌

電子科技大學 外國語學院,四川 成都 610000

余華的《文城》首次出版于2021年,距離其上一部長篇小說《第七天》已有八年之久。全書分為兩個部分,“正篇”敘述林祥福尋妻前后的人生突變,“補篇”交代紀小美與林祥福結婚前后的波折經歷。故事的背景設置在清末民初的亂世,小人物的生死命運展現了民間生存的殘酷與溫情。作為余華最新長篇小說,《文城》的出版引人注目,但相關研究卻還在起步階段。當前涉及該作品主題的剖析往往錨定在內容層,由此忽略了《文城》敘述形式與作者意圖之間的深刻關聯。本文所要做的,恰是從文本總體敘述結構中揭示作者的深層意圖。

從現有研究來看,將余華的《文城》視作愛情故事或民間傳奇,顯然是將該文本意義淺化了。事實上,《文城》依舊貫穿著余華有關個體存在命運的思考,始終暗含著余華對中國傳統道德觀的反思。值得注意的是,對于這些思想的揭示,始終需要回到小說的總體結構與敘述策略中,也正是通過這些形式分析,余華及其作品的真實意圖才能顯露。

《文城》所指稱的對象并不存在。在文本內部,“文城”是一個根本不存在的地方,因而,“文城”本就是一個虛空,林祥福尋找“文城”的意義并不在于真的找到實在的“文城”,而在于找到與這個地方相關的人,以及與人相關的記憶。這種“尋找”母題并不新鮮,但《文城》從文本形式與思想內核都試圖在“尋找”母題之外,重回民間立場,揭示導致民眾苦難的悲劇內核。

一、榫卯結構與織補敘述

《文城》中的人物身份設定與小說結構鋪展是契合的。林祥福的木工技藝了得,不用釘子就能在一天內用榫卯結構做好一口棺材。同時,紀小美心靈手巧,可織補如新。作者有意將兩位主人公的身份設定為收拾舊物的手藝人,看似隨意,實則暗合對小說結構與敘述策略的設計。

《文城》的“正篇”扣留了太多的信息,以至于暴露太多“洞口”有待填補。由于作者的敘述策略就是將底本片段化呈現,讀者只能在“正篇”看到小美的兩次離開而不解緣由。小美為何攜款逃離?為何離去復返?為何再次不辭而別?林祥福為何始終尋而不得?“正篇”將底本戳開若干“洞口”,給人殘缺之感。讀者始終在等待謎團的解開,但作者卻無意于在“正篇”解釋真相,刻意設計“補篇”來織補“洞口”,還原故事全貌。

如將《文城》視為一個尋妻的故事,顯然是將整個文本的意圖意義表面化了。在尋妻的行為動因背后,更為深層的動因是尋求真相。這是對空缺意義的填補需求,林祥福想要弄清楚小美兩次離開的原因,由此他也陷入了尋而不得的困境?！傲窒楦＝涍^很多的吊橋、浮橋、梁橋和石拱橋,沿著運河向南而行,他與冬天一起渡過了長江,此后他的行程不再是一路向南的直線,而是徘徊不前的橫線,他在江南水鄉的城鎮之間穿梭,穿梭了二十多個城鎮,也穿梭了冬天和春天?！盵1]52-53時間與空間在尋找的過程中都變得蒼白,一切的尋找都化為徒勞。

從敘事策略而言,林祥福的尋妻過程已經預示了終點,因此,尋找的過程注定無意義。小說開篇就交代,“溪鎮通往沈店的陸路上和水路上,沒有人不知道這個名叫林祥福的人,他們都說他是一個大富戶?？墒怯嘘P他的身世來歷,卻沒有人知道”[1]3。既然早就交代了人物的落腳點,尋找本身只是一個架空的過程,小說最后的意義指向是“等待”,而非“尋找”。在文本內部,林祥福等待小美重回溪鎮以填補生命的缺憾;在文本外部,讀者等待被作者扣留的底本信息以填補遺失的真相。讀者與人物一樣始終在等待小美的出現,而身處文本內部的人物最終等待無果而死去。

《文城》分為“正篇”與“補篇”,兩者的存在構成了榫卯結構,小說的總體架構有意識地遵照榫卯結構來布置,兩者互補才能構筑總體?！罢比鄙俚男畔⒂伞把a篇”來填充,也正是基于“補篇”的加入,“正篇”中擱置的敘述空隙被銜接起來從而顯得合理。無怪乎作者將林祥福設定為“木工手藝了不得”[1]19,而林祥福不用一根釘子在一天內做出一副棺材正是依托于榫卯結構的機巧。作者在文中多次提及“棺材”一事,從田東貴的棺材,到林祥福的棺材,再到“補篇”中紀小美的棺材,棺材既與死亡直接相關,同時作者在安排每個人物的棺材(死亡)時,也正是在利用敘述上的織補交代清楚人物如何走向生命的盡頭。

“正篇·九”不厭其煩地敘述了林祥福的學藝過程,將木工行當中的分工與講究敘述得頗為細致。此處,借陳箱柜之口言明:“干我們這一行的,不光要做衣櫥箱匣桌椅板凳,還要學會特別的本領,就是能收拾舊物?！盵1]30此處的鋪墊,實現了文本內多處情節鋪墊的意圖:一者,收拾舊物成為林祥福安身立命、置業安家的本領,由此他可以立足溪鎮,這呼應了小說開頭大富戶的身份安排;二者,借助這項本領,林祥福在溪鎮可以探尋小美的可能居所,給予了尋找路徑的合理性;三者,失去小美的林祥福本就不再完整,尋找另一半,讓生活重回過去美好成為他的人生訴求,收拾舊物未嘗不是他自己的存在狀態。

木工、榫卯、收拾舊物,這些字眼看上去還只是情節上的巧合,但共時性地看,總體結構上的“正篇”與“補篇”明確地在建構兩個模塊,兩者的存在可以實現榫卯的契合。同時,歷時性地看,沿著敘述流,“正篇”暴露出來的諸多“洞口”都隨著“補篇”的展開得到一一修補。這種織補敘述修復了原有的底本缺漏,還原了故事的總體與真相。

榫卯結構與織補敘述是技巧上的有意為之,正補的契合與敘述的填補都是為了服從講故事的目的,這樣的敘述策略實際上是為了建構兩套不同的道德標準?！罢迸c“補篇”不僅相互依賴以成整體,而且相互沖突形成道德倫理上的沖突。孰是孰非不再基于一個人的視角,道義真相有待不同價值標準的沖突解釋。因此,榫卯結構與織補敘述不只是技術層面的操作,更透露出余華小說創作的深層意圖,且這種意圖支撐了《文城》的主題指向,即不同道德觀的矛盾沖突并不阻礙其合理共存,這就是民間生態的復雜本質。

“正篇”部分聚焦林祥福的人生軌跡,讀者看到的是小美的欺騙、攜款潛逃、再次欺騙、丟棄女兒,林祥福成為徹底的受害者,而他的堅持尋找、吃苦耐勞、英勇赴義都顯得道德完備,即使是尋找私窩,也通過其性功能的喪失抹去他私欲的道德虧欠?！罢敝械牧窒楦Ｔ诘赖律蠜]有缺失,而生理上的性能力缺失與生活中失去小美是同步的,正是因為小美的離開,家庭結構不再完整,林祥福將自己的一生投注到尋找與等待中,這些行為都是傳統的家庭倫理道德在起作用。

“補篇”部分重敘了另一套道德標準,這套標準從小美的立場出發,自有其合理性。小美的童養媳經歷使她一直處于缺愛狀態,“眼睛里已經沒有金子般的顏色”[1]250喻示了小美自身的不完整性。在小美的道德倫理中,誰對她有愛,她就愛誰。阿強的離家出走填補了小美對愛的缺失,因此,兩人共同遠走他鄉就是對過去壓抑生活的逃離。追尋美好生活的主體亦有可能摧毀他人的美好生活,這就是《文城》在書寫的辯證觀。小美雖已與阿強成親,但與阿強分離后,她與林祥福相依相伴,“當林祥福去田里查看莊稼回來,站在她面前時,她的思緒就會從阿強那里跳躍出來,來到林祥福這里?！趽鷳n阿強的時候,也在等待林祥福從田里回來”[1]296。如此種種,感情的變化表面上是愛情不忠,但結合小美作為童養媳的身份,以及被家人拋棄的命運,接受林祥福的愛和接受阿強的好是一樣的。這兩個人都是為了她,也正是為了她,她才愿意以身相許,這是身體作為商品的童年經歷所造就的。小美離開林祥福,回到阿強身邊,也是在維系她自己的家庭倫理道德。

在“補篇”中,小美內在的道德價值依舊是向善的,“林祥福把一切給予了她,她卻偷走林祥福的金條,又帶走了林祥福的孩子,她心里充滿不安和負罪之感”[1]302?；诘赖绿澢?小美做出把孩子送回去的決定,她甚至不畏死亡,自言:“即使殺我,他也會等到孩子生下來?！盵1]303人物的悲劇性在背叛的痛苦中呈現,童養媳的痛苦經歷、遠走他方的被迫逃離、丟棄女兒的無盡思念,使得小美本身也是值得同情的弱者。

“正篇”與“補篇”填補清楚因果關系,雙方都在為最初的家庭負責,也都在為別人而活。兩個主要人物在各自的篇章中秉持著自己的道德標準,在榫卯契合中將各自的命運交疊在一起,最終只能以死亡為結局斷開兩者之間的羈絆。如果說“世事難料是《活著》非常重要的一個主題”[2],那么《文城》傳達的一個主題就是因果輪回?！痘钪穼€人拋擲在時代動蕩的歷史變局中,展現個人在不同歷史階段的悲劇困境;《文城》試圖在不可逆轉的時間流中,交叉兩段人生,展現雙方如何成為導致彼此悲劇的根源,這是一種相互羈絆的宿命式悲劇。歷史、命運、他者在不同層面導致了個體悲劇,而渺小的個體永遠無法掙脫出來,這就是余華小說的悲劇內核所在。

總結來看,余華小說始終貫穿著一種命運般的悲劇,當然,個體的無力感只是最淺的層面,人與人之間互為悲劇才是民間生態的深層架構。即使個體一心向善,也無礙于個體與個體之間構成惡的戕害。不同的價值觀與道德感混雜在一起,使得民間迸發出極強烈的生命摩擦。

二、陷入解釋漩渦中的生命真相

林祥福與紀小美互相羈絆的一生促成了彼此的悲劇。在祈求蒼天時,小美為了彌補自己的負罪感祈求得到林祥福的寬恕,最終凍死在城隍閣前的雪地上。而若非為了尋找小美,林祥福也不會放棄家業遠走他鄉,最終客死異鄉。兩人都是因為對方的出現脫離了“本該如此”的人生軌跡。這種因為生命交疊釀出的命運悲劇在本質上是兩套不同倫理道德標準的元語言沖突造成的。

“正篇”聚焦林祥福的人生軌跡,在以他為主體的生命故事中,小美是必須尋得的人生伴侶,帶女尋妻,追求幸福生活就是一套自洽的道德倫理標準?！把a篇”聚焦紀小美的人生軌跡,在以她為主體的生命故事中,沈祖強(阿強)是她的丈夫,林祥福是生命中的過客,棲身林家懷有一女,是在阿強不知生死情況下的自然選擇,她順應了自己的情感,也真的可能愛上了善良的林祥福。兩種不同的元語言集合沖突造成了解釋漩渦,“兩套元語言互不退讓,同時起作用,兩種意義同樣有效,永遠無法確定。兩種解釋悖論性地共存,并不相互取消”[3]。站在他們各自的立場上,他們都是善良且可憐的人,我們無法通過否定一方來肯定另一方,兩套道德標準自有其合理性,也正是通過對兩者的對照,讀者可以看到生命的本真狀態就是互為他者。

許子東評價《活著》的情節規律是“只有厄運,沒有惡性;只有美德,沒有英雄”[2]153。在《文城》這部小說中得做個調整:沒有厄運,因為命運的好壞都是相對的;沒有美德,因為各自道德在元語言解釋下都消解了美好。在情節上,《文城》也刻意塑造了一大批惡貫滿盈的土匪,也渲染了奮力守城的英雄色彩。如果要總結《文城》的內容,那便是沒有厄運,沒有美德;時有惡性,時有英雄。由此可見,《文城》似乎填補了《活著》沒有觸及的道德命題與情節可能,成為其作品可能性的一種新嘗試。

回到小說本身,在同一個文本層次,林祥福為愛尋找,小美為愛逃離,兩者之間的交叉注定走向悲劇。如果認為余華只是書寫一場愛情悲劇,顯然低估了《文城》本身所建構的文本意圖。林祥福做木工收拾舊物,小美從事織補工作修補殘缺,作者有意將兩人暗合。林祥福五歲喪父,十九歲喪母,始終在尋找情感的依托,而小美的出現就是這一填補。小美的童養媳身份讓她與父母的情感切斷,父母成為一種虛空的存在,缺愛同樣是小美的生命狀態。

命運的悲劇在于兩個合適的人在不合適的時間相遇,這是《文城》對命運悲劇的一種演繹。小說特意加入了一段相親的情節,林祥福與劉鳳美如果結合,他的命運將被改寫。但現實是,“當女方的父親問他是不是留下來吃飯時,他顯然是想留下來,可是媒婆的眼色改變了他的想法”[1]10。事后,媒婆以懷疑劉鳳美可能聾啞為由,扼殺了一種人生軌跡的可能性。

小美第一次離開后,小說插入了媒婆重來的情節——媒婆交代了劉鳳美嫁到城里開聚合錢莊孫家的出嫁場面,繪聲繪色地描述了劉鳳美嫁妝的豐厚,并發出一聲聲感嘆:“媒婆說到這里哎的一聲,說當初試探時,劉家的小姐只要答應一聲,如今小姐便是林祥福的人了?！盵1]35如果錯失一種美好未來的可能性是一場悲劇,那作者顯然不想止步于此?！傲窒楦Ｏ肫鹉嵌尾示?正是他把彩緞拿出來放在劉家廳堂的桌上,才沒有了這段姻緣,才有了后來小美的來去匆匆。這天晚上,那段彩緞在林祥福腦子里時遠時近,揮之不去,最后他覺得這都是緣分,都是命?！盵1]35劉鳳美也好,紀小美也罷,小美成了一種可能性的代名詞,無論誰出現,其實都是命定的安排,這種對命運本身的無力感貫穿在《文城》的總體基調中。

事實上,余華在其小說中始終貫穿著對“緣分”與“命”的思考,而這恰恰是極具中國傳統思想的命題。誠如王德峰所言:“緣分這一漢語的詞語,把一對對立的范疇——偶然性與必然性——統一在一起?！盵4]換言之,人物之間的相遇是一種偶然性(有可能),但人物之間相遇并結合又是一種必然性(真發生),這恰是余華對于“命”的解釋:個體無法左右“緣分”,但始終又被“緣分”所左右。人的“活著”始終與“命”羈絆在一起,這一觀念也支撐了余華所有的民間敘事。

作者似乎有意在人名上做文章,劉鳳美、紀小美、李美蓮,三位女性人物的名字中都有一個“美”字。由此,“小美”成了一種空泛所指,它可以指向任何一位女性,“小美”與“阿強”這種隨意的稱呼指向了所有人,即我們可以成為其他人眼中的“小美”與“阿強”,這就是存在本身的狀態。

《文城》中的人物本就具有象征意義,在小說文本中,“文城”是假的,“小美”與“阿強”也是假的,溪鎮是真的,紀小美與沈祖強也是真的?！皩τ嗳A作品來說,一以貫之的主題也是各種意義構筑體系之間的可能的替換和對抗?！嗳A的對抗雙方是以虛實來劃分的:虛的總比實的真理性更強?！盵5]這一判斷在《文城》中繼續得到驗證,“正篇”與“補篇”敘述了兩條生命軌跡,也建構了兩種不同的意義標準,虛假的東西反而比真實的東西更有意義,因為虛假背后是真實,真實背后卻是虛假。真與假、虛與實之間雖有沖突,但人物命運的交疊使得彼此都被翻轉了。

林祥福為了不存在的文城而活,為了尋找隱匿真實姓名的小美而苦苦等待。小美陷入現世的痛苦中祈求不存在的來世解脫,最終凍死在雪地中,虛最終壓倒了實。林祥福在錯失劉鳳美后本已認命,即“這都是緣分,都是命”[1]35。但遇到小美之后,他不再認命,語氣堅決地對小美說:“如果你再次不辭而別,我一定會去找你。我會抱著孩子去找你,就是走遍天涯海角,也要找到你?！盵1]44這顯然已經是對命運的抗爭,積極主動地追求自己認定的人生意義。

反觀紀小美,她從為自己的幸?；钪綖樗说男腋；钪?。作者刻意敘述了小美童年的轉變,小美的“幸福不是因為自己成為新娘子,是因為第一次穿上嶄新的花衣裳”[1]242。而在婆婆的訓導下,“曾經令她朝思暮想的花衣裳已經埋葬在這個墳墓里了”[1]250,經歷寄人籬下的六年,“她在沈家已經習慣任人擺布”[1]255,最終流連上海,小美“不惜以賣身來養活阿強”[1]288。小美的主體性在不斷喪失,她不是為自己而活,是為了他人而活,她活在用身體“哺育”阿強的觀念中,也活在用來世補償林祥福的虧欠中。小美是一個悲劇式人物,她做了很多錯事,但最終卻都不是為自己而活。

兩套價值觀念注定沖突,沖突的結果必然是悲劇。林祥福為了尋找與等待小美可以背井離鄉,他追求現世的家庭圓滿。紀小美的逃離與躲避是因為她的身體只能為一個人而活,城隍閣的雪地中,她在心里對林祥福說:“來世我再為你生個女兒,來世我還要為你生五個兒子……來世我若是不配做你的女人,我就為你做牛做馬,你若是種地,我做牛為你犁田;你若是做車夫,我做馬拉車,你揚鞭抽我?！盵1]339她將生命卑微到塵埃里,將自己的身體作為工具和籌碼填補她的虧欠與痛苦?，F實的需要與來世的回報在同一個文本中形成沖突,他們站在各自的道德立場上,在心中都背負彼此,負重而活。

林祥福與紀小美的人生悲劇具有象征意義,他們在各自的生命中都有缺憾,他們無法互相填補缺憾,又因為缺憾而注定悲劇。文本之外的讀者能透視兩套不同的意義標準,這些標準在自己的篇章中自洽,但事實上卻彼此相悖。元語言沖突所造成的解釋漩渦就是生命的本質狀態:每個人都有一套自己安身立命的意義體系,存在即合理,但存在本身又是以他者為參照的,這就注定了不同意義體系之間是對抗的。小說敘述了虛構人物尋找虛構地方的故事,實際上傳達的是生命與命運的真實狀態。如此,“虛”再次證實自身比“實”更有價值和意義。

三、“活著”的意義歸宿

從結構上看,《文城》的榫卯結構與織補敘述讓“正篇”與“補篇”相輔相成,也正因如此,作為同一文本的不同構成部分,“正篇”與“補篇”通過兩條人生軌跡構建了兩種不同的意義體系。林祥福的尋找與等待,紀小美的離開與躲避,各有其意義訴求,一方意義訴求的達成必然造成對方意義的失落。同時,兩者在各自的意義世界中都走向悲劇,同情與憐憫任何一方,又不得不以犧牲另一方的意義訴求為代價。由此,文本從情節結構與敘述內容上使得兩套意義體系相沖突,從而形成了解釋漩渦,雙義并存,讀者最終明白兩者共存的現實卻又無法和諧兼容彼此。

對于《文城》的評價,不論褒貶,都將其視為愛情小說。不可否認,林祥福與紀小美之間存在過短暫的朦朧愛情,認可其藝術價值者指認:《文城》“將人物的命運捆綁在一個凄美的愛情故事之中,其本身就把浪漫主義自然而然有機地融入作品之中”[6]。批判其平庸者則認為:“從根本上來說,《文城》就是一個愛情故事,但是為了賦予這個故事一種傳奇性,就需要在敘事的框架內增添很多故事性,所謂亂世才能出傳奇?！盵7]有意思的是,不論是贊揚者還是批判者都關注《文城》的愛情故事和傳奇性。但是,從形式上的榫卯結構與意義上的解釋漩渦來看,愛情與傳奇都是次要的,人物與情節都是象征性的,真正重要的是形式結構建構的文本意圖。

狹隘地將《文城》視為愛情故事,只能將《文城》的意義淺化?！段某恰匪獙崿F的象征是一種人生悲劇必然性,民間個體難以掙脫命運的戲弄,活著與死亡都是一種偶然,也蘊藏著一種必然。陳思和指認余華由先鋒寫作轉向民間立場,是“知識分子把自身隱蔽到民眾中間,用‘講述一個老百姓的故事’的認知世界的態度,來表現原先難以表述的對時代真相的認識”[8]。事實上,《文城》并沒有突出男女主人公之間的愛情真諦,林祥福對小美的需要最開始就是肉體上的。在父母墓前,林祥福訴說了兩人結合的緣由:“爹、娘,我把小美帶來了,你們瞧一瞧,我要娶她為妻,你們答應吧。小美是苦命的人,她的爹娘都死了,只有一個哥哥,哥哥去了京城,很久了還沒有回來接她,她是我的女人了,我要娶她為妻,你們答應吧。娘,小美像你一樣會織布,她織出來的布和你織出來的一樣結實……”[1]21-22林祥福訴說的結合理由都是功能性的。再者,在小美懷孕期間,庚帖敬放灶臺的儀式是為了檢測兩人是否有緣:“這一個月內若是家中一切平安,萬事順心,不出任何事故,就是我們八字相合,命運相配。這期間家中哪怕是摔破一只碗,也要算我們八字相克,我們的緣分也就是走到盡頭了?！盵1]42如此看來,女性在家庭中的功能實現,以及緣分命運的陳腐觀點,早就解構了所謂的愛情真諦。林祥福的尋妻之路既是對女兒缺少母親的家庭結構的需要,也是對命運安排的苦守。

正如林祥福在得知劉鳳美嫁人后的感慨:“這都是緣分,都是命?！盵1]35“命運”這個關鍵詞在文中頻繁出現,這些民間人物都被他們所指認的命運所牽弄,也篤信命運安排的必然性。匪禍軍患的描寫已經脫離了所謂的尋妻的凄美故事范疇,占據文本篇幅比重較大的土匪暴力、血腥殘殺、受辱壓迫又有何意義呢?小說簡略地交代了背景:“清王朝坍塌之后,戰亂不止,匪禍泛濫?！盵1]84由此,小說展開了各種荒誕的暴力行為,批評者找到了攻擊的依據:“《文城》這本小說敘事上最大的弱點,因為采取了傳奇故事的框架,加上動亂時代的背景,好像往這個框架里塞進一些人物就可以了。但是如果這些小說人物的動機不清楚,心理不明朗,行為也會覺得不可信,自然每個人物都是扁平的,我們沒有感覺到人性的復雜之處。這就是余華的一大敗筆?！盵7]當然,與寫實主義的史詩架構不同,《文城》并不要做《白鹿原》那般,每個人物在遭遇苦難時都有個性鮮明的選擇與判斷。

《文城》中的人物遭遇時代動蕩與暴力苦難時近乎都是失聲狀態,小人物一一死去:林祥福被一刀刺死,紀小美凍死雪地,田大也客死途中,陳永良遠遁江湖,死里逃生的顧益民也只是留守原地再無作為?！坝嗳A的目的就是要在小說中把這些欺騙蒙障之物統統揭除, 讓人們實實在在地正視苦難。這才是余華小說的殘酷性所在?！盵9]《文城》中的人物并沒有訴說各自的苦難,但他們的人生都是被動的,主角的死亡并不具有英雄色彩,林祥福的主動赴死并沒有換來顧益民的得救,紀小美的祈求凍死也沒有換來林祥福的幸福。主角的死亡都讓人感到意外,沒有英雄色彩的渲染,沒有偽飾的情節波瀾,留下的只是民間的真實。無論做出什么選擇,命早就不在自己手中,人就如提線木偶一般被命運左右,這就是民間最普遍且平常的苦難。

結 語

余華曾被問及:“假如可能的話,在你閱讀過的文學作品中,你愿意成為哪一部作品的作者?”他自己的回答是“我愿意成為《圣經》的作者”[10]13。在這次訪談中,余華談到了古老藝術所具有的偉大的單純的力量,他以自己閱讀的一則《圣經》故事為例展開:“我讀《圣經》時讀到這樣一個故事,深受震撼。它里面講到一個人,有非常多的財產,有一天這個人突發奇想,帶著全家人去了一個遙遠的地方,把自己的全部家產托付給了一個他最信任的仆人。他在外面生活了二十年后,他老了,想回家了,就派一個仆人回去,告訴原先那個管理他家產的仆人,說主人要回來了……”[10]7

《文城》顯然借用了這一框架,填充新的內容并改寫了結局。林祥福將全部家產托付給了田大,遠赴南方是為尋找不辭而別的“妻子”,最后預感到自己的死亡,寫信讓田大帶他回家。在這則故事中,迎接主人的田大死在半路上,田氏兄弟遵守了諾言帶著兩具尸體回鄉?！段某恰诽匾馀c《圣經》故事形成一種互文關系,置換了文化語境后的中國民間,散發著人最樸素的善,也正是因為善,悲劇顯得更苦?！段某恰返慕Y局是這樣的:“車輪的聲響遠去時,田氏兄弟說話的聲音也在遠去,他們計算著日子,要在正月初一前把大哥和少爺送回家中?！盵1]348這樣的收尾將全文回溯到了“離鄉—還鄉”的結構中,魯迅的影子在這里浮現。由此,宗教故事與鄉土敘事糅合在一起,來自歷史的聲音伴隨著死亡氣息飄蕩在鄉土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