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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時期高校遷徙辦學的歷史回顧及當代啟示

2023-04-25 02:46賀祖斌
關鍵詞:抗戰時期師范學院桂林

賀祖斌,楊 凱

廣西師范大學 a.教育學部;b.校長辦公室,廣西 桂林 541004

引 言

20世紀30年代日本發動了侵華戰爭,對中國大學進行了有針對性的轟炸和破壞,嚴重摧殘了中國的高等教育,成為人類文明歷史上悲慘的一頁。廈門大學鄔大光在首屆大學遷徙歷史與文化研討會上提出,自“中國第一所流亡大學”——東北大學1931年10月遷入北平起,中國高校的遷移史至今已近百年。1931年至1975年中國高等教育有4次遷徙:第一次是1931年至1945年抗戰時期100多所高校的大遷徙,遷徙原因主要是日軍侵略、戰亂頻仍,許多東部地區高校內遷至西南、西北地區。第二次是 1949 年前后掀起的一場延續大學文化傳統和遷徙教育理念的“復?!边\動,20 余所高校在中國臺灣“復?!?。第三次是1952年至1957年受院校調整政策的影響,為改變當時中國高等學校布局不合理的狀況,有200多所高校重新調整院系、專業的設置。第四次遷徙發生在1965年至1975年,由于中蘇關系緊張,一批位于沿海省份的重點大學科系根據國家三線建設需要,內遷至中西部地區創建分校。鄔大光對近百年來中國高校四次遷徙背后的特征和意義進行了闡釋,揭示其具有“無根”“斷裂”“延續性脆弱”的特征,同時指出“遷徙”是近代中國百年高等教育的基本特征[1],他的總結和歸納對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研究有積極的意義。鄔大光的總結和歸納雖然是一家之言,但對中國高校的遷徙階段進行了大致梳理,其中抗戰時期的遷徙最為艱苦。中國高校師生在那極其艱難的條件下西遷辦學,不停教、不停學,書寫了中國高等教育史上壯麗的篇章?;仡櫩箲饡r期高校遷徙辦學的歷史,對當今高等教育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啟示和價值。

一、抗戰時期高校遷徙辦學的歷史回顧

抗日戰爭前全國有高等院校(包括??埔陨蠈W校)108所??谷諔馉幤陂g,日本侵略者對高校實施了轟炸,高等教育事業遭到了嚴重的破壞和摧殘。從1937年7月抗戰全面爆發至1938年8月,有91所高校遭受日軍轟炸,其中25所被迫停辦[2]。1937年11月5日,中國著名教育家蔡元培、胡適、羅家倫、張伯苓、蔣夢麟、梅貽琦等102人聯合發表聲明,指出日本對中國大、中、小學的破壞,“誠所謂中國三十年建設之不足,而日本一日毀之有余也”[3]。繼續開辦的學校除少數散居內地各省或遷入上海租界外,絕大多數被迫內遷至西部地區。1944年,中國大專以上的高校增加到145所,但在整個抗戰時期,被迫遷徙的高校就有約124所??箲饡r期高校遷徙規模巨大、任務繁重、工作艱辛、損失慘重,成為中國高等教育史上悲壯的一頁。

(一)抗戰時期中國高校的3次遷徙

抗戰時期中國高校有3次遷徙辦學高潮。第一次遷移辦學自1937年抗戰爆發至1938年廣州、武漢失守,持續近一年半時間。高校集中的平、津、滬、寧、穗、漢等中心城市,都是當時的戰場,高校損失十分慘重。第二次遷移辦學是1941年11月至1942年上半年,持續約半年時間。1941年11月原避居于英美在華租界中的高?;虮黄韧^k,或遷往西南諸省,這一時期遷移高??傆嫿?0所。第三次遷移辦學是1944年國民黨正面戰場豫湘桂戰役大潰退時,迫使早先云集在廣西、貴州、湘西、粵北的大批高校急遷四川、黔北。除這3次集中遷移外,零散遷移或再遷移的高校還有近50所。

(二)抗戰時期幾所著名高校遷徙辦學

抗戰時期,由于日軍轟炸、掠奪,中國大多數高校遭到破壞,甚至有部分高校被迫停辦。在遷徙過程中,有幾所著名高校遷徙的歷程異常艱辛。

(1)西南聯合大學。西南聯合大學幾乎與中國抗戰共始終,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北平、天津失陷后,根據國民政府教育部決定,平津地區3所大學——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和私立南開大學,搬遷至湖南長沙,聯合成立長沙臨時大學,同年10月25日開學。1938年4月,經過艱辛的長途跋涉,又西遷到昆明,改稱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在滇辦學經過了整整8年時間(1938年5月4日開學至1946年5月4日結束)。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在昆明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堅持“剛毅堅卓”的校訓精神,培養了大批對經濟建設、高等教育發展和科學研究作出巨大貢獻的杰出人才,他們中的許多人已然成為蜚聲中外的一流學者。值得敬佩的是,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一直保持并引領著“大學自治,學術自由”的現代大學理念。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時期擔任校務委員的3位校長:清華校長梅貽琦、北大校長蔣夢麟和南開校長張伯苓,對現代大學理念的發揚產生了重要影響。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凝聚了一大批如雷貫耳的大師:文學院有朱自清、陳寅恪、羅庸、劉文典、聞一多、王力、吳宓、錢鐘書、朱光潛、傅斯年、錢穆、吳晗、湯用彤、馮友蘭、金岳霖、沈有鼎、賀麟、熊十力等;法商學院有張奚若、潘光旦、費孝通等;另外,其他學科有吳有訓、葉企孫、吳大猷、華羅庚、陳省身等。如果說現代中國有過一所最接近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學,那它就是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2)浙江大學。1937年8月13日,淞滬會戰爆發,戰火波及浙江。同年11月,杭州告急,浙江大學決定遷往建德。日軍繼續南侵,浙江大學被迫再遷贛中,師生一路頂風冒雨,歷時25天艱辛奔波,到達江西吉安。1938年夏,日軍侵占九江等地,浙江大學被迫第三次遷至桂北。1938年7月,浙江大學師生到達廣西宜山。1939年底,南寧失陷,浙江大學決定第四次遷徙,遷往貴州遵義、湄潭等地。1940年2月,浙江大學部分師生抵遵義開課,農學院、理學院、師范學院遷湄潭,另有永興、青巖分校。1938年11月1日,校長竺可楨在廣西宜山的開學典禮上,作了《王陽明與大學生的典范》的演講,并提出要以“求是”兩字為校訓。根據他的倡議以及校務會的決定,浙江大學最終確定了“求是”為校訓。竺可楨對“求是”的內涵解釋:“求是精神首先是科學精神,但同時又是犧牲精神、奮斗精神、革命精神”[4]。自此,“求是”校訓成為浙江大學人的行動標桿??箲鸪跗谡憬髮W撤離杭州西遷時,僅有文理、工、農3個學院16個學系;遷至貴州后,學生總數由1937年的633人發展到2 171人。浙江大學的遷徙辦學,是對貴州教育事業影響最大的事件。

(3)同濟大學。同濟大學抗戰期間六次遷校,譜寫了可歌可泣的歷史篇章。1937年“八一三”事變前,同濟大學將學校原在吳淞的主要教學儀器和圖書等,分別搶運到上海市區。1937年9月,同濟大學決定暫遷浙江金華。11月,因日機不斷空襲金華,同濟被迫第三次遷校,遷至江西贛州。1938年7月,九江危急,同濟決定第四次遷校,新校址在廣西賀縣的八步鎮(今賀州市八步區),但未能恢復上課。1938年12月,學校第五次內遷到云南昆明。然不到半年,1940年夏,因日機經常侵擾昆明,學校決定第六次轉遷,10月啟程,最終遷到四川南溪李莊。1941年3月,同濟在南溪李莊上課,六次遷校整個行程10 000多公里。1946年同濟大學遷回上海。從1940年9月至1946年4月近6年間,同濟大學共畢業學生3 000多人。曾在南溪李莊就讀的同濟學生發展成各行各業的精英人物,其中成為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院士的就有8人。在那段時間,同濟的工學、醫學、理學、法學等學科也獲得了較快發展。

(4)武漢大學。1938年至1946年,武漢大學西遷樂山文廟辦學。1938年2月21日,武漢大學商討遷校問題,商請教育部暫遷四川樂山,于暑假后酌情再遷貴州貴陽,并決定在重慶、宜昌兩地分別設立遷校辦事處,先將部分重要的圖書、精密儀器運往四川。為賡續文脈,武漢大學600多名師生沿江而上,受到了樂山人民的慷慨接納。武漢大學西遷樂山的8年期間,王星拱、周鯁生、朱光潛、葉圣陶等一大批知名大師學者帶領武漢大學秉持“唯學術是永久的事業”的理念,弦歌不輟,培養出了12位知名院士,使得樂山時期的武漢大學成為民國“四大名?!敝?。1946年,武漢大學回武昌時,學生從西遷時的600余人增加到1 700人;教職工則由200人增加到600人。樂山辦學8年,鑄就了武漢大學校史的輝煌一頁,使之成為當時國內最完整的一所大學[5]93。

(5)交通大學。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軍開始全面侵華。山河破碎,國難當頭,交通大學也被迫流亡,先后遷校至湖南湘潭、湖南湘鄉楊家灘,遷至貴州平越改名為國立交通大學貴州分校。1944年,日軍發動了豫湘桂戰役,學校不得不再次遷移四川璧山(今屬重慶)辦學。

(三)抗戰時期內遷至廣西、貴州的諸高校遷徙辦學

抗戰初期,由于廣西地處南疆,還未受到戰火的影響,很多高校先后內遷至廣西。比如:國立同濟大學1938年7月遷至廣西賀縣八步,1938年11月再遷至云南昆明。國立浙江大學1938年7月遷往廣西宜山,1939年7月遷貴州遵義,并在湄潭設分校。江蘇省立教育學院,1938年9月遷廣西桂林,后遷四川璧山;1941年因經費困難而停辦,入川后與原國立社會教育學院合并。廣東省立教育學院,1937年下半年首遷廣西梧州,二遷藤縣,三遷融縣,1939年8月遷粵北乳源,9月改名“廣東省立文理學院”,年底遷廣東連縣。國術體育??茖W校,前稱“中央國術館體育??茖W?!?首遷湖南長沙,二遷廣西桂林,三遷廣西龍州,1940年遷重慶北碚。私立無錫國學專修學校,1938年2月首遷桂林,后遷廣西南部北流縣,1941年8月又遷回桂林新址,1944年秋遷蒙山縣,年底,又遷北流縣。私立華僑工商學院,1943年秋遷柳州復校,柳州淪陷后,遷往四川江津。私立華中大學,1938年秋遷桂林,1939年春遷云南大理。國立中山大學,1938年冬沿西江進入廣西,先后經過龍州等地。國立交通大學唐山工程學院與北平鐵道管理學院,武漢淪陷后,由湖南湘鄉楊家灘遷徙,先后經過廣西桂林、柳州、龍州等地,于1939年2月中旬到達貴州平越。

云集桂林的大批文化人和文化團體造就了著名的桂林抗戰文化城。1938年10月至1944年9月桂林淪陷前,先后來桂林從事過抗日文化活動的進步文化人士共有1 000多人,其中著名的作家、詩人、畫家、戲劇家、音樂家、科學家達200多人,集中了當時全國1/3的知名人士。在出版方面,在抗戰時期的桂林出版、發行的報紙達21家,登記在冊的各種出版社、書店有179家,大小印刷廠109家,出版圖書種類達幾百余種,駐桂林的新聞機構,著名的有新華日報社桂林分館、救亡日報社、國際新聞社等。據當時據當時文獻記載,“西南以至全國的精神食糧三分之二由此供應”[6]。在文化戲劇方面,在桂林活動過的戲劇團隊有70多個。1944年舉辦的西南劇展,有來自全國各省的32個文藝團隊近千人,3個月共演出178場。在教育方面,有國立廣西大學、國立桂林師范學院、廣西省立醫學院、江蘇省立教育學院、私立無錫國學專修學校等,當時全國國立大學共有41所,桂林就有2所。

抗戰時期,遷徙至廣西的高校后又因局勢遷徙到貴州。遷往貴州的高等院校主要有:浙江大學(遵義、湄潭)、國立交通大學唐山土木工程學院與北平鐵道管理學院(平越)、國立桂林師范學院(平越)、國立廣西大學(榕江)、大夏大學(貴陽、赤水)、湘雅醫學院(貴陽)、之江大學分校(貴陽)等,這些遷徙高校對貴州的教育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7]。

二、抗戰時期國立桂林師范學院的遷徙辦學個案分析

在抗戰時期,由于日本侵略者的不斷侵犯,身處西部的高校也難幸免,如今筆者所在的廣西師范大學前身也經歷了遷徙辦學過程,本文以個案的形式進行簡要論述。

1936年,廣西省立師范??茖W校(今廣西師范大學前身)并入廣西大學。1941年,學成歸國的曾作忠痛感廣西教育的落后,決心振興桑梓教育事業,造福社會。曾作忠(1895—1977),廣西桂林人,教育家、教育心理學家,華盛頓大學心理學博士。他提出創辦一所師范學院或師專的建議獲得了廣西省政府的同意,遂毅然從西南聯大辭職,負責新校的籌辦工作,聘請著名教育家林礪儒作為指導。1941年12月5日,重建的廣西省立師范??茖W校順利開學,曾作忠任校長,開啟了廣西高等師范教育新篇章。1942年4月1日,廣西省府同意將廣西省立師范??茖W校改名為桂林師范學院,1943年8月1日,學院奉教育部命令,改省立桂林師范學院為國立桂林師范學院,直屬教育部并承擔西南各省中等學校師資培養。國立桂林師范學院是當時全國6所國立師范學院之一。在院長曾作忠、教務主任林礪儒等帶領下,校風學風民主進步,知名學者云集,聘請了謝厚藩、汪澤楷、穆木天、歐陽予倩、張畢來、譚丕模等大批專家教授來校授課。

1944年,日本侵略軍在太平洋戰爭中接連失利,為打通大陸交通線,發動了豫湘桂戰役。隨著日本侵略軍的逼近,1944年6月,桂林大疏散,作為一所國立學府,桂林師范學院堅持教學,服務抗戰,決心保存教育文脈,遷徙辦學。兩年左右的時間里,學院經過戰火紛飛的遷徙辦學之路,再到重建家園,經歷了一段特殊的辦學歷程。

(一)柳州三江丹洲復課辦學(1944年10月—1944年11月)

隨著日本侵略軍的逼近,1944年6月,桂林大疏散,國立桂林師范學院踏上了輾轉遷校之路。根據戰時形勢的變化和教育部的意見,曾作忠院長帶領學校疏散委員會審時度勢商量路線,協作分工密切配合,教務主任林礪儒率領師生先行撤離,曾作忠院長墊后搶運圖書儀器設備,并處理后續事宜。一路上,曾作忠照顧教授、家屬、病號坐車或坐船,自己始終堅持與學生一道徒步行軍,翻山越嶺。1944年10月4日,桂林師范學院師生大部分遷至三江丹洲,經過修繕與安置,開學復課,同時在丹洲招新生,并在《柳州日報》刊登消息,并發函告知師范學院學生到丹洲上課。開課時,教室里只掛了一塊小黑板,沒有桌椅,學校給每個學生發一張短凳,學生自習集中在食堂進行,條件非常艱苦。

(二)貴州平越復課辦學(1945年1月—1946年1月)

由于形勢的急劇變化,在丹洲復課一個月后,國立桂林師范學院被迫再次遷徙,疏散委員會決定,1944年11月16日,師生沿榕江河北上,目的地是貴州平越。先后經過榕江、忠誠、寨蒿、朗洞、白祼、劍河等地。12月,院長曾作忠率領部分師生先行到達劍河,得知交通大學貴州分校已經遷離平越到四川璧山辦學,于是決定借用交大舊址安頓下來準備復課。1945年1月,曾作忠率領部分師生于15日到達平越,后續人員于2月22日到達。1945年3月,桂林師范學院在平越交通大學舊址正式復課。

1945年7月27日晚,院長曾作忠在平越接到貴陽來電,說桂林已獲光復,消息震撼了整個平越城。1945年11月,曾作忠率部分員工先回桂林籌備遷返事宜,發現六合路校址蕩然無存,便向廣西省政府借得位于明代靖江王城內的省府舊址辦學,曾作忠帶領師生一邊修繕教室,一邊續招新生和保送生300余名。11月25日,曾作忠主持召開了桂林分部一年級的開學典禮。1946年4月1日,曾作忠院長在學校院慶紀念會上總結了這段歷史:“師生被迫遷徙,跋山涉水于巒煙瘴雨之中,奔馳逃遁于冰天雪窖之下,漂泊在千里以外者,前后二年,弦誦之聲,不絕如縷?!盵8]這段西遷歲月,為廣西師范大學樹立起了嚴謹求實、民主進步的校風學風,凝聚起了團結一致、勇往直前、百折不撓、勇于擔當的“西遷辦學精神”,極大地激發了師生們的愛國主義精神、集體主義精神、服務社會意識。

三、抗戰時期高校遷徙辦學的歷史意義和當代啟示

(一)抗戰時期高校遷徙的歷史意義

高校在抗日烽火歲月中,為了保存中華民族薪火相傳的火種,不得不作出遷徙辦學的舉措,在遷徙辦學路上廣大師生克服了難以想象的困難,為國家培養了一大批后備人才。

一是為中華文化保存了火種。西遷高校雖然圖書資料、儀器設備遭日寇轟炸、搶劫,損失慘重,但學校仍然堅持不停教、不停學,培養了一大批杰出人才,保存了中華教育的火種,為日后恢復中國高教事業、延續中華學脈保存了有生力量。比如:僅西南聯大畢業的學生就中有諾貝爾獎獲得者李政道、楊振寧,“兩彈一星”功勛獎獲得者鄧稼先、趙九章、朱光亞等8人,還有著名哲學家任繼愈、思想家殷海光、翻譯家王佐良,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黃昆、劉東生、葉篤正,以及黨和國家領導人宋平、王漢斌、彭珮云……在后來西南聯大師生中,有171人(其中學生92人)成了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院士。

二是客觀上促進了西部高等教育發展??箲鹎?高校大多集中在東部,西部很多省份甚至沒有高等教育,當地接受高等教育的學生人數就更少。如武漢大學在武昌時據統計僅有1名樂山籍學生,1938年春遷往樂山后第一年招生,就有樂山籍學生5人,隨后學生數量逐年增加,至1946年已有30余名樂山籍學子加入新生隊伍中來[5]95。來自發達地區的院校,向西部落后地區傳播了先進的教育理念與科技文化知識,開啟了當地的民智與新的學風,促進了西部高等教育的發展。

三是激發了師生的愛國熱情,磨煉了品質意志。面對校舍簡陋、設備不足、生活艱苦、空襲頻頻的困難,廣大師生并沒有被困難嚇倒,仍然心系國家。如國立桂林師范學院遷徙貴州平越期間,學校在遷徙歲月艱苦辦學的同時,積極響應中國共產黨提出“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號召。學校中的一批愛國民主人士和進步學生,積極開展抗日救亡活動和民主運動,為國家培養出大量專業人才和革命志士。

綜上,抗戰時期高校遷徙雖然是一次民族危機下被迫避難的選擇,但對保護中國高等教育有生力量、客觀上促進西部高等教育發展、弘揚民族精神具有重大作用,高校遷徙辦學對保存民族復興火種具有重要價值。

(二)抗戰時期高校遷徙的當代啟示

一是黨的領導始終是辦好教育的根本保障。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指出:“抗日戰爭時期,九一八事變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漸超越國內階級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在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略我國、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關頭,黨率先高舉武裝抗日旗幟,廣泛開展抗日救亡運動……,成為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直到取得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最后勝利?!盵9]抗戰時期,許多高校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聘請了許多黨員教師投入教學,保存了教育火種。如今,我國高校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高校,肩負著為黨育人、為國育才的重大使命,我們要始終堅持社會主義辦學方向,始終堅持黨的全面領導,把高校建設成為黨領導的堅強陣地。

二是愛國主義始終是辦好教育的鮮明底色。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廣大青少年中開展深入、持久、生動的愛國主義宣傳教育,讓愛國主義精神在廣大青少年心中牢牢扎根,讓廣大青少年培養愛國之情、砥礪強國之志、實踐報國之行,讓愛國主義精神代代相傳、發揚光大?!盵10]抗戰時期各遷徙高校身處民族危亡的艱難環境,師生高揚愛國的旗幟,秉持知識分子“興教不忘民主和進步”的精神,為民族前程共赴國難,西南聯大校歌唱出的“千秋恥,終當雪”“多難殷憂新國運,動心忍性希前哲,待驅除仇寇,復神京,還燕碣”便是對當時中國高校師生民族情懷的真實寫照。今天,高校更要高舉愛國主義旗幟,繼承愛國主義光榮傳統,引導青年以社會實踐等多種方式重溫紅色記憶,厚植愛國情懷,激發強國動力。

三是立德樹人始終是辦好教育的根本任務。各遷徙高校在抗日戰爭異常艱難的條件下,為國家建設和發展儲備和培養了一大批人才,書寫了教育救國的壯麗篇章。高校的根本任務就是要培養對國家和社會有用的人才,肩負起強國的歷史使命。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越是往前走、向上攀,越是要善于從走過的路中汲取智慧、提振信心、增添力量?!盵11]今天,高校更應該始終堅持立德樹人根本任務,堅持引導青年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個人價值融入國家民族命運之中,凝聚起為國奮斗的磅礴精神力量,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貢獻。

抗戰時期我國高校遷徙辦學,雖然歷經磨難但仍弦歌不輟,為中國革命、建設培養了大批人才,在遷徙辦學過程中形成的那種團結一致、勇往直前、百折不撓、勇于擔當的精神,已凝鑄成黨和國家振興教育事業的寶貴財富,永遠值得我們繼承和發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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