賡續歷史文脈，創造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
——“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研討會綜述

秦雅萌

“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研討會于2023年6月14日在中國現代文學館召開。本次會議由中國現代文學館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共同舉辦。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現代文學館館長李敬澤，中國現代文學館常務副館長王軍出席會議并發言，來自地方文學館的代表，以及十余位國內高校與科研院所的專家學者共同參與研討。

李敬澤在發言中指出，習近平總書記站在黨和國家事業全局的高度，站在中華文明永續傳承的高度，深刻闡述一系列重大問題，提出一系列極其重要的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重大理論創新成果，是指導我們推進新時代文化建設和文學工作的綱領性文獻，為學科發展和學術創新打開了廣闊空間。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對中華文明及其突出特性的深刻闡述，既是對中華文明歷史的深刻總結，也是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根基所在。我們要深刻領會總書記關于“兩個結合”，特別是“第二個結合”的重要論述，作為我們重新認識中國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發展歷程的根本指引。

與會者中既有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研究者，也有古典文學、外國文學、思想史和文化史領域的學者，他們共同在跨學科、跨領域的文明視野中展開了對文學的重新思考，圍繞講話所提出的重大理論命題及其所帶來的思想解放，在深入理解中華文明發展歷程的基礎上創造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以及自覺將文學研究與創作作為講好中國故事、擔負新的文化使命的重要路徑等主題展開了充分研討。

一 建立總體性視野，闡釋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將中華文明的特性提煉為“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如何在中華文明的總體視野中理解上述突出特性，是本次研討會的討論重點。多位與會學者就此提出自己的認識，其中又以對中華文明的“連續性”與“包容性”兩個方面的探討最為集中、熱烈和深入。

李敬澤指出，要以中華文明傳承發展的總體性視野看待現當代文學學科、把握新時代文學的方向道路。不能就文學談文學，要在人類文明和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宏闊視野中認識文學。中華文明的“連續性”之于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要打破過去嚴格的學科劃分、僵化的學科壁壘和斷裂性的研究范式，總體性地把握中華文化與中華文明在發展變化中的連續性，在此基礎上進行更有效的跨學科、跨領域研究。

沈衛榮（清華大學）認為，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對于中華文明五大特性的概括，是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最好總結，也是當下我們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核心基礎。文化的傳承和發展是每一位文化學者必須擔當的使命，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為研究者指明了方向和道路。從西域歷史語言、藏學和佛教學的學科視角來看，在中國古代歷史上，中華民族對本土和外來文化兼容并蓄，形成了豐富多彩的中國傳統文化和偉大的中華文明，這正是由中華文明強大的包容性所決定的。

梁展（中國社會科學院）強調，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是習近平總書記在新時代新征程上對文化問題所做的一次全面系統的論述，是中國共產黨在新時代文化發展問題上提出的總的方針、策略，是黨的歷史上關于文化傳承發展問題的又一篇光輝的、里程碑式的文獻，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和政治性，提出了許多新觀點、新思想和新方法。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第一次以黨的正式文件的形式提出了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主張?；仡櫄v史，歐美學者中致力于人類文明理論研究較為著名的有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德國思想家斯賓格勒和美國學者亨廷頓，但無論是文明體系論、文明形態史，還是文明沖突說，西方中心主義仍舊或多或少構成了上述學說的基礎，而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高瞻遠矚地將中華文明放置在世界文明發展的歷史長河中，主張融合世界上先進的文明形態的優長，以文明之間的交流互鑒超越文明等級論與文明沖突說，賦予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以宏闊的創新空間。

周展安（復旦大學）主要討論了對中華文明連續性的理解，并基于此提出了從歷史大勢中汲取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資源與動力的問題。他將連續性的文明史視野作為認識歷史大勢、理解現代文學的必要視野，認為中國歷史大勢呈現為一種“平鋪的”“下沉的”趨勢，越來越趨近于“人身”和“人事”，曾被視為“愚者、貧者、賤者”的民眾也逐漸進入思想視野。這一歷史大勢具體表現為從封建制到郡縣制、從貴族門第社會到平民社會、從禮制到禮教的演化等整體性社會結構的演變，也表現為從經學到理學、從理學到心學、從心學到清代的實學等思想文化的變遷。中國現代文學正是誕生在這一下沉式的歷史大勢之中。以往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多基于一種斷裂的歷史意識，但若深入考察，現代文學所具有的斷裂性仍是深植于連續性之中的，是中國歷史大勢中頗為重要的一環?，F代文學從誕生之際便關注“社會問題”， 采用現實主義的書寫方式，重視民眾主體意識的鍛造，勾畫世俗人生的生死欲求，就是承接了趨近于“人身”與“人事”這一大的歷史脈動。20世紀學術史上對于中國現代文學與古代文學之間的連續性問題的討論，如周作人將新文學的源頭追溯至明代的公安派與竟陵派，胡適認為白話文的歷史應溯源至佛經的翻譯乃至漢代民歌等，還主要局限在形式的角度。若深入考察，則可以說中國現代文學繼承的是經過章太炎、梁啟超等中介的清初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的傳統，是顧、王、黃對“四海困窮”，對“亡國亡天下之辨”，對“小人之欲”，對“理勢”和“理事”等等的關心，是王夫之所說“六經責我開生面”的抱負。中國現代文學不是順勢對清代文學和近代文學的繼承，而是對清代的經史學的繼承。因此，對于歷史連續性問題的關注，需要從形式、內容、思想、社會等多維度、多層次展開，現代文學所承接的具體傳統也需要加以仔細爬梳和辨析。

周興陸（北京大學）認為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有關中華文明的論述高屋建瓴，在中國共產黨百余年的歷史中，是對中國文化、中華文明特性最為全面、深刻、準確的闡述。他認為，要對中華數千年的文明史、文化史作全面、完整、通盤的梳理和總結，打破人為設置的古代、現代的壁壘，呈現連續的中華文明史?？v觀歷史，中國的思想創新主要有復古以求革新、別求新聲于異邦、汲取鮮活的民間傳統這三種途徑，但無論是哪一種創新路徑，都應對所采用的資源加以甄別選擇，進行創造性轉換或本土化改造，使其成為適應新時代、具有生命力的資源。中華文明的統一性則意味著中國數千年的思想文化都統一在“中華文化”這一大的文明體系內，今日需要更為自覺地提倡、更加有力地維護中華文化的“道統文脈”。研究者應將中華文明的特性內化為自身的問題意識，并切實有效地應用在學術研究之中。

張翔（首都師范大學）指出，中國文化傳統的開放性與包容性特征，不僅體現在綿延的中華文明史中，更體現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歷史進程中。中華文明以不斷容納、消化和整合差異性文化的方式推陳出新，永葆自身的活力。中國傳統文化是對世界不同脈絡的文化吸納整合的結晶。中國文化傳統的容納、消化和整合能力，也在近代中國面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之際得到空前強度的激發和發揮。正是這一開放包容的氣度，使中國社會保持了通過政治運動重建國家的想象力和行動力，在運動發起和展開的過程中表現出很強的知識消化能力，這是中國在百年之間即能在“列強環伺”的格局之下成立人民共和國、重新走向復興的文化基礎。在經驗、膽略、胸懷與識見的不斷積累過程中，中國變革呈現出極強的自主性，并整合了自身傳統，吸納了全球經驗，構成近代中國歷史上的寶貴探索。

二 迎接中華文化的能動時代，創造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

應當如何鞏固文化的主體性，有效地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在創造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的過程中充分發揮文化的能動性，是研討會的另一討論重點。

張清華（北京師范大學）認為，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提出了諸多關于中華文明與中華文化的新論述，既強調傳統、守正、堅定的本土立場，又強調現代、開放、包容的世界視野，再度拓展、深化和豐富了“中國式現代化”理論?；赝麣v史，“中體西用”原則的提出，盡管未能給中國的現代化提出真正的解決方案，但其中已隱含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基本邏輯；此后“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的說法，同樣將世界性、現代化與中國性、本土化并提，是“中國式現代化”邏輯進一步的歷史顯形。以此回看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走向，確乎具有新的戰略性意義，可以讓我們對以往發生的歷史有更清晰和理性的認識。在此基礎上，應吸納中華文明的優秀成果，構建充滿活力的當代文學，將上述論述作為考察當代文學發展歷史的新視角，作為理解當代文學，構建當代文學的研究范式、研究路徑、研究方法和評判體系的指導，進而以此引領當代文學未來的發展。從某種意義而言，中國當代文學的變革所走的正是一條“中國式現代化”的路徑，當代文學的內部存在著某種“平衡機制”，即在獲得某種世界視野的同時，立即以一種本土化邏輯回應，例如20世紀80年代的現代主義思潮與“文化尋根”運動之間的平衡、先鋒文學之后的“現實主義轉向”、新世紀以來“底層文學”的覺醒等，出現了運用新思維來觀察和認識傳統文化的新思潮，這是基于20世紀以來中國文化的內在邏輯而發生的，即中國社會和文化需要現代化的轉型，但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又不能失去自身的主體性。要堅定文化自信，持續挖掘和借鑒中國優秀的文學傳統、文化傳統；要從總體上加深對中華文化、中國文學傳統的再認識，從新的戰略高度重新加以思考，找到構建中華文化大框架中“文學共同體”的方向與載體。這是當下文學創作與研究的新課題，也是未來中國文學的光明前景之所在。

梁展以習近平總書記講話所重點闡述的“第二個結合”為視角，探討了“兩個結合”間的內在關系，認為“第二個結合”的理論解決了如何將中國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學說相結合這一長期困擾理論界的難題，并為“第一個結合”賦予了歷史的維度，是對“第一個結合”的深化。同時，“第二個結合”也表明中國傳統文化中包含了豐富的社會主義因素，以及傳統儒家文化與社會主義的深度契合?！皟蓚€結合”意味著中國文化成為一個不斷生長和更新的有機生命體，這一點充分體現了講話的重大創新。以社科院外文所積極推動的中希文明互鑒與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亞非拉文學翻譯運動方面的學術工作為例，學界目前正對非西方的、非歐洲中心的、能夠表達第三世界國家人民心聲的世界文學實踐展開研究，并以此原則來培育新人，借此進一步提升文化擔當意識，為建設中國話語、學科和學術體系貢獻力量。

周興陸認為，準確理解“兩個結合”首先要澄清的是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認識?！鞍疡R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并不意味著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每一個論述都可以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符合。歷史上，思想界與學術界曾機械地理解、照搬馬克思主義，造成了一些問題。我們應當更為準確地理解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即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看待問題，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看待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也就是在世界觀和方法論上應該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唯物史觀。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不只是馬克思、恩格斯的經典論述，還包括中國共產黨的基本理論，即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今天我們說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就是堅持用辯證唯物主義和唯物史觀的觀點和方法認識中華文化，堅持人民性立場，堅持社會主義方向作為衡量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標準。

周興陸在剖析“兩個結合”的基礎上頗具新意地提出了“中華文化的‘能動’時代”的說法。王國維曾將儒學自先秦到宋代的發展歷程概括為中華文化從“受動”向“能動”的飛躍。20世紀中國勇于向國外學習的百年歷史，也是近現代西方文明為我所用的歷史，但我們不能甘于“受動”的地位，處于被闡釋的地位，而應該主動迎接、創造中華文化的新的“能動”時代。當前黨和國家提倡堅定文化自信，建設哲學社會科學的“三大體系”，提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提出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都預示著這一中華文化的“能動”時代的到來。但是，這一新的“能動”時代的到來，無法自然而然地實現，而是需要全社會，特別是從事思想理論、學術文化建設的人自覺地擔當和努力。要擺脫過去“以西釋中”、步趨西方的學術模式，改變過去沉湎于故紙堆、非考據不足以言學問的治學路數，站在中華文化的本位立場，面對當代社會現實，打開視野，以我化人，以中化西，建設性地思考中國未來文化的發展，從中華文化的“天人之際”“家國情懷”“安心立命”的人文思想出發，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

周展安認為，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對于認識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和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具有綱領性的指導意義，對從事中國現代文學與現代思想研究的學者而言，尤其需要反復咀嚼。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提法是今天所特別強調的，同時也是具有原創性的，在理論與實踐層面均具有巨大潛能?；厮莠F代中國的歷史，盡管尚未明確提出“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概念，但對其摸索和探求自中國現代文學的開始階段已經出現，并貫穿于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過程，得到格外豐富的呈現。1908年，魯迅在《文化偏至論》中所提出的“取今復古，別立新宗”即是這一探求的起點，也代表了現代中國知識人的普遍選擇。這一歷史事實有助于進一步理解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論爭問題。從魯迅“取今復古”的角度，也即從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這一落腳點來看，文學史與思想史上看似進路不同、分歧不斷的論爭，實際上可以獲得整體性的把握。對立的雙方或多方實則都感應著處于生死絕續之中的中國而觸發其思想，也都暗含著救亡的憂思與赤誠，旨在謀求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建設，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各自的文學觀念，這一共同的出發點使得現代文學史上的論爭始終呈現為一種“斗而不破”的狀態。此外，中國現代文學還創造了以關注底層民眾文化表達為核心的“化野為文”的新傳統，具體體現為清末對“風”“俗”“風俗”的討論，五四時期對歌謠、戲曲、兒歌、白話等的關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對民間、大眾語、方言、地方文化、民族形式等的研究，它們連綴為一條對底層民眾文化表達之關注的線索。這些文化表達原本是被排斥在固有的“文”的體系外部的“野”的存在，而在中國現代史的波瀾中，這些“野”的文化表達逐步取得了“文”的地位，不僅如此，它們甚至要取代固有的“文”的系統而成為一種新的“文”。上述議題普遍而集中地存在于中國現代文學史中，是當下思考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問題時需要時時回顧與汲取的重要資源。

李斌（中國社會科學院郭沫若紀念館）的發言圍繞著如何認識和實踐“創造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而展開。首先，“創造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為20世紀中國文學與文化提供了新的評價角度與標準。長期以來，學界曾以革命性、文學性、世界性等范疇評價“五四新文化”“左翼文學”“延安文學”“十七年文學”“新時期文學”，往往各執己見，難以達成共識，而如果將其置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這一視野來看，則會獲得全新的、整全的理解?！拔逅男挛幕薄白笠砦膶W”“延安文學”“十七年文學”“新時期文學”都可被視為“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在逐步形成過程中所出現的重要文化形態。這些彼此關聯又各有側重的文學文化形態，使得正在形成中的“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有了充沛而堅實的基礎。也因此，當我們回望和研究“五四新文化”等文化形態時，它們對于形成“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的探索，在探索中遇到的困難、所提出的解決方案等，就提示著學者考察具體文化形態的尺度，也應成為研究中核心的問題意識。其次，理解“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離不開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特別強調的“第二個結合”，即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正是這一關鍵結合，成為生成“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的路徑。在這一思路下，“五四新文化”對于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態度，“左翼文學”和馬克思主義的關系，“延安文學”、“十七年文學”和世界文學的關系，特別是如郭沫若的《馬克思進文廟》等嘗試探討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文本，就值得重點分析和探討。再次，“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蘊含著豐富的理論價值和方法論意義?！拔覀冞@個時代的新文化”是一種“嶄新的文化”，既不等同于沒有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也不等同于現代化之前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而是在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基礎上，有著一個長期探索、逐步明確的過程?！拔覀冞@個時代的新文化”也是一種正處于創造與形成過程中的、具有未完成性的文化?！拔逅男挛幕钡任幕螒B作為“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的探索過程，也具有未完成性。因此，相比于針對已完成的文化形態所采取的“從源到流”的考察方式，其未完成的特性決定了“從流溯源”的研究方法，也即更需要具備當下性的思考。從這一角度來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既是歷史研究，更是形塑“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的創造性活動。最后，以“創造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為視角去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需要進一步思考其與“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關系?！皠撛鞂儆谖覀冞@個時代的新文化”是內在于“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建設之中的?！爸腥A民族現代文明”是人類發展史上的一種新型的文明形態，這種文明形態不僅是中華民族探索的結果，也將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示范意義。文明是一個共同體在經濟形態、制度法律、精神信仰、文學藝術等方面的綜合性表現。雖然文學作品的評價標準是多元的，但如果從“文明”的角度來看，文學藝術只有與這一文明內部的其他元素相適應、相促進、相協調，才是這個文明的有機組成部分。從建構“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角度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必然需要注意其與“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內部的其他元素之間的關系，強調其作為“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特質，這對于引導當代文學的創作和批評，形成內在于“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具有重要意義。這不僅是文學史研究和文學批評的責任，也是我們“賡續歷史文脈、譜寫當代華章”的使命擔當。

張翔強調，應重視中國思想現代道路形成的經驗，以夯實文化傳承發展的基礎。習近平總書記對“兩個結合”的深入系統闡釋打開了廣闊的理論視野，為研究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和文學史等均提供了理論指南。近代中國的革命運動呈現出中國變革的自主性，以及中國自主變革對自身傳統和全球經驗的整合與吸納?！皟蓚€結合”的歷史，更體現著廣泛的國際性的氛圍與基礎，即中國在遍及全球的民族解放運動浪潮中形成了“世界人民大團結”、共同奮斗和全球合作，在與全球其他國家和地區之間進行文化交流互鑒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當前中國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需要應對國際霸權主義的挑戰，“兩個結合”正提供了應對這一挑戰、重建國際新秩序、推動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本理論視野，即以文化上的世界視野和胸懷為基礎，在推動世界和平、反對霸權主義的世界歷史進程中，形成國際性的團結。從這一角度而言，張翔建議，中國的文學館與博物館的建設，也可注重介紹和展陳域外文明，加強對近代以來中國與世界文化交往互動的文物整理與研究，為展示中國與全球其他文明間的交流積累更多經驗。

三 繼承轉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講好新時代中國故事

多位學者結合自己的研究領域、學術方法、學科范式等，圍繞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對自身研究的啟發作了主旨發言，既涉及中國近現代思想史、文化史，也包含中國現當代文學中的現代通俗“歷史小說”、當代諜戰題材小說、當下的網絡文學等特定的文學類型。

彭春凌（中國人民大學）的思考由“埋首故紙堆”的思想文化史學者如何進行文化傳承這一切身問題而觸發。從近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角度，她強調了“求真”在文化傳承事業中的重要價值，將“求真”視為歷史學研究的基本原則和生命線。盡管近年來后現代主義元史學理論強調歷史學的“敘事”特征，認為歷史書寫極大地受到書寫者主觀情境的影響，但這并非宣告“求真”的失敗或失效，反而時刻提醒著研究者“求真”之艱難與珍貴。因此，研究者需要時刻對自身思維的惰性和觀念的偏見進行反省，力圖破除“我執”和“法執”所帶來的各種偏弊。同時，追求真理也是一代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不懈追求，唯其如此，中華文明才能延續數千年至今而仍舊生機蓬勃，某種意義上，正是知識分子的“求真”品質為中華文明的連續性貢獻了力量。

彭春凌進而提出，唯有“求真”才能真正講好中國故事。以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而言，只有以更堅強的毅力、更厚實的基本功，扎根豐富的國內國外、中文外文的原始史料，以更開闊的視野去打開優秀傳統文化的視界，講出前人還沒有講過的故事，才能做出一流的學術成績，并在此基礎上講好中國故事。以章太炎的學術與思想為例，彭春凌分析了近代國學與近代科學的關系，進化學說與中國民族革命及民族國家建構的關系等話題，認為中國近代國學是與時俱進，涵容科學革命以來人類近代優秀文明成果的產物，中國近代思想史凸顯了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創新性和包容性?；谶@些歷史事實，彭春凌提出了通過理解和理清19世紀以來全球知識流動脈絡來研究近代史的新思路，即在建立全球思想流動的圖景的基礎上，展開討論鑲嵌在其中的近代中國思想學術，打破此前僅在中西、中日之間建立雙向關系的“二元性”視野，同時把握知識流通（也包含阻隔、選擇、交叉等）全球連鎖的社會史途徑與近代思想內核延展（也包含沖突、變異、調和等）跨語際流變的思想史途徑，繪制出一部流動的人類精神的史詩。因此，在近代以來人類命運的共同體中講好中國故事，是新一代歷史工作者面臨的艱巨任務。歷史研究可在“求真”、在講好中國故事的過程中，打開詮釋近代國學，理解近代中國文化的空間，在深入體察習近平總書記所總結的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的基礎上，以扎實的研究成果，做好文化傳承工作。

邵燕君（北京大學）探討了中國網絡文學如何繼承與轉換傳統文化資源的問題，指出中國網絡文學雖在全球媒介變革的背景下誕生，但繼承與轉換中華傳統文化資源也是其內在需要之一，這主要表現在歷史穿越和東方玄幻兩個類型中。前者以當代人的視角，借助“穿越”設定，或改變歷史軌跡，修復歷史創傷，或探索歷史原貌，展現歷史知識，以古今對話的方式實現對傳統文化的繼承與轉換；后者則是將西方奇幻小說、中國武俠小說、電子游戲、日本動漫等世界范圍內的大眾文化資源熔于一爐，極具包容性和可塑性，具有打造東方新世界和中國人的精氣神的潛能。網絡文學要想真正有效傳承與轉化中華傳統文化，需要深入理解傳統文化精神，同時精準地調用網絡時代的文化資源。通過創作與世界網絡文藝底層邏輯相通的網絡文學，達到既有利于中國網絡文學的海外傳播，更有助于講好中國故事、傳揚中國精神的目標。

張蕾（蘇州大學）聚焦中國現代通俗文學中的“歷史小說”與文化傳統的緊密關聯，指出中國現代文學自身所包含的啟蒙傳統與人文精神，是當下重要的文化資源，中國現代通俗文學正是中國現代文學中與傳統文化關聯最為密切的文類之一，通俗文學繼承和改良了傳統文化，印證著中華文化的“連續性”。創作通俗文學的作者們大多是傳統文人氣質濃郁的作家，他們的創作與生活是研究傳統至現代轉化的一個不可忽視的方面，而通俗小說在市場大受歡迎，關系到傳統在普通民眾中間的流播、影響情況，值得細致研究。通過梳理古典小說傳統延續到現代小說創作中的表現，現代小說吸收傳統小說資源并獲得創新性發展的脈絡，又借鑒艾略特對“傳統”與“當代”，“過去”與“現存”的辯證看法，張蕾提出從中西文化交匯的歷史語境中研究現代通俗小說與中國古典文學傳統之關系的思路，并以梁啟超、吳趼人、曾樸與德齡等人的創作實踐與批評主張為線索，討論了從傳統以敘述歷史為對象的“演義”轉化為現代的“歷史小說”的文學史進程，指出古典文學中的“演義”傳統作為現代“歷史小說”不可回避的文化資源，滲透到作家的創作之中，并在現代語境中被改造和革新。

劉月悅（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討論了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于當代文學批評的意義。她試圖破除把當代文學視為某種域外文學資源的中國化的這一理論預設，以新世紀以來的諜戰題材小說為例，認為其產生與中國古典英雄傳奇有著隱秘深刻的關聯。從小說中的人物塑造方式和技法來看，諜戰題材小說繼承和發展了古典傳奇中對英雄人物身上“勇武”與“美德”兼備的理想化想象。但二者間也存在相當的差異，這些差異表現了當代文學在塑造我們時代的新文化方面的重要特征：古典傳奇多賦予英雄人物以“異能”或“超能力”，以夸張手法凸顯英雄之勇武，但異而不妖、夸張而不離奇，屬于“人力”而非“神跡”的范疇，是民眾樸素的對拓展自己身體邊界的向往；而中國當代諜戰傳奇除表現英雄人物的勇武外，還注重其智識的表現與個體的成長，征用了古典英雄傳奇中“英雄”與“國家”的同構關系，通過對于“敵方”的選擇與設定，展現不同時代的地緣政治格局與民族國家認同。劉月悅概述了從古典英雄傳奇到革命英雄傳奇再到諜戰英雄傳奇的發展脈絡，認為這一研究有助于挖掘傳統文化、傳統文學的源流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影響，進而堅定文化自信。

研討會最后，李敬澤總結，文學館工作和現當代文學研究工作都要認真學習、領會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真正做到學懂弄通做實，自覺擔負起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使命，以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為指導，提高站位，認領任務，結合工作和研究的實際，深入思考“做什么”“怎么做”。李敬澤強調，學習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精神，要求我們提高思想站位和政治站位，堅定文化自信，增強文化自覺，肩負起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新的文化使命。在新時代新征程上，我們這一代人要堅持守正創新，秉持開放包容，不斷打開新的視野、擁抱新的經驗，在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中賡續歷史文脈、譜寫當代華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