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俠江湖、民間世界與新形式的發生
——論田耳長篇小說《秘要》

曾 攀

內容提要：長篇小說《秘要》不僅塑造了邊緣場域中的底層群像，而且將其置于混雜紛亂的民間世界與武俠江湖，展露了一個充滿異質性的黑書界域。小說重點聚焦武俠黑書的生產流通、寫作出版、索引考據，以其中的俠義精神灌注而成人物主體的精神底色，借以包裹潛藏于地下的隱而不彰的經驗世界?？梢哉f，田耳嘗試以一種“新形式”去寫“武俠”甚至寫小說，圍繞著武俠黑書本身及其周邊而生成的新的敘事形式，其摻雜著文化政治、軍事歷史、民間江湖的傳奇性元素，又以類型化的“武俠”之俗對撞嚴肅小說之雅，在雅俗的交雜與形式的熔鑄中，呈現黑書及黑話所意欲更新的修辭話語，憑借邊緣的文化邏輯補益現實世界的倫理象喻和價值訴求，重新揭示作為潛流卻始終澎湃奔涌的生命形態。

一

本雅明在《講故事的人》里專門提及：“似乎一種原本對我們不可或缺的東西，我們最保險的所有，從我們身上剝奪了：這就是交流經驗的能力?！?瓦爾特·本雅明：《講故事的人》，載漢娜·阿倫特編《啟迪》，張旭東、王斑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95頁。小說固然可以無所不包，敘寫并傳遞多元化的經驗，但這樣的“交流”卻未必能夠真正形成有效的“講述”，甚至這個過程需要警覺虛偽、虛空乃至虛無的寫作，人云亦云已是不堪重負的堆砌，虛與委蛇更讓虛構本身陷入空洞，“因為感情的松弛擴展越是取代（我們較為接近地把其稱為神話的）成分的內在氣魄和形體，聯系就越少，就越會產生一種無論是可愛的、無藝術性的自然產品，或者脫離藝術、脫離自然的造作物”2瓦爾特·本雅明：《經驗與貧乏》，王柄鈞、楊勁譯，百花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第4頁。。經驗的匱乏及其流動的受阻，勢必帶來種種沖突、遮蔽、操控以及背反和篡改，因而不可或缺的是相互纏繞的“交流”與“聯系”，從更深的層次召喚出經驗及其傳遞的可能性。

20世紀中國的武俠小說，在雅俗之間游走、融通，包裹著傳統的文化經驗與現代的形式表達，“武俠小說作為一種小說類型，由于投合孤立無援的中國人的俠客崇拜心理和喜歡緊張曲折情節的欣賞習慣而可能風行，經由書商和作者的通力合作批量生產，很快成為20世紀中國最受歡迎的通俗藝術形式”3陳平原：《千古文人俠客夢》，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67頁。。20世紀70年代末港臺的武俠小說開始在內地流傳，至于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蔚然成風，洞開了新的天地，尤其注重對人物主體的內在心理描寫，展現他們身上多元立體的性格，以此顯影當代中國的精神躍遷，同時裹挾著顯明的文化政治的兆象。經此，武俠小說得以在多樣性熔鑄中“交流”江湖俠義、歷史意識、宗教觀念等，進而“聯系”當代中國總體意義上的情感結構以及復雜幽微的精神扭結。

田耳的長篇小說《秘要》以20世紀80年代前后直至21世紀為時間線，講述武俠小說的側面與背面，沉潛在關于“黑書”的民間世界，卻饒有興味地將武俠精義和江湖情志灌注其中，以傳奇式的懷舊呈現不同社會層級的經驗世界。小說里，“我”在博冠樓征集部一室從事收藏行業，四處鑒別搜羅藏品，流連于舊書及收藏品網站，一頭扎進了盜版書的江湖，后者是一個名曰“黑書界”的場域，魚目混珠，繁蕪龐雜，對應著其中人物的身份階層與生活世界，也代表了“一種時代的氣息”，也即“八十年代的即視感”1田耳：《秘要》，上海文藝出版社2023年版，第12、7頁。，武俠世界疊加黑書江湖，不同話語呼嘯而過，交織、碰撞、融匯，最終凝聚并形構于田耳元氣淋漓的敘事里，展露的是一個生機勃勃的俗世民間，那里混沌駁雜卻充滿無盡的可能。

武俠江湖自然指示著一種烏托邦或異托邦屬性，由此延伸出來的，還有廟堂和權力中心以外的民間世界，對于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武俠小說而言，社會規制特別是版權問題，加之出版行業本身的約束，使黑書市場獲得了廣闊的生存空間，并且在出版和流通中形成相對獨立的文化系統，“黑書”不可能進到新華書店系統，而且因為發行渠道的阻滯而只能走民間批市。盡管面臨諸多壓制，但由于受到人們的熱捧而大為流行，這在小說里滋生出一種世紀末的隱秘狂歡?！斑^得幾年，鎮上家家戶戶都有了電視機，最受歡迎的只能是港臺武俠劇，每一部都刀光劍影，光看武打就讓人一個勁兒叫爽，劇情簡直是免費奉送的，哪能不好？”2田耳：《秘要》，上海文藝出版社2023年版，第12、7頁。20世紀中國武俠小說特別是1980年代港臺武俠，成為《秘要》的人物心理預設以及故事的邏輯起點，田耳不僅通過武俠小說的閱讀、接受來展開那個江湖世界，而且還將重心放在文本的創作、出版和流通的過程中，如此便跳出狹窄的文學范疇而走向寬闊的文化政治與社會歷史視域。

田耳此前的長篇小說《天體懸浮》《被猜死的人》，無不將人物寫得幽暗深邃，無論是撲朔迷離的案件中的警察形象，還是養老院吊詭可怖的老人群體，都指向特定的群像與事件，述及其平靜安然的表面之下的暗流涌動。到了《秘要》則不僅洞開了不為人知的武俠江湖，同時還原泥沙俱下甚至藏污納垢的黑書世界。田耳小說還是一如既往地寫小人物，只不過在《秘要》里，那些主流之外的人物更是沉潛在仿佛湮沒無聞的社會圈層，在那里他們經歷著喑啞、沉默，在并不被主流認同甚至不具有合法性的場域中，人的存在的可能性也時常被遮蔽乃至被剝奪；然而，這樣的人群卻在田耳的小說里聲色盡顯，他們為生計奔波卻始終恪守理念，為兄弟朋友兩肋插刀不計得失，更為武俠黑書的存續發展而堅忍守持，活脫脫一個當代版的現實武俠世界。就如詹姆斯·伍德所說：“在這樣的世界里，作家的任務就是要把探險從這些緩慢的退卻中拯救出來：把意義、色彩和生命力還給大多數平凡的事物——還給足球靴和草地，還給起重機、樹木和機場，甚至是還給吉布森吉他、羅蘭牌擴音器、老味道牌洗浴用品和愛潔清潔劑?！?詹姆斯·伍德：《最接近生活的事物》，蔣怡譯，河南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46頁。田耳的小說恰是能夠洞悉細碎、微弱的聲響，從紛繁復雜的現象里細致分疏那些低到塵埃的經驗，排除外部的雜音噪聲而將“意義、色彩和生命力”重新歸還給平凡的大多數又或特異的極少數。

在《秘要》里，黑書藏家同時也是玩家，遵循的是一套地下的游戲規則，他們深諳其中的定規與漏洞，左右奔突且醉心于斯，“一種冷門收藏項目剛熱起來，操作得當，很多藏家原本不玩，卻被一股吸力拉過來，價格抬升越快，走貨越容易，買漲不買跌的規律，在藏界更是立竿見影”2田耳：《秘要》，第106、200頁。，關鍵在于他們投射了深切的情感、懷抱，也因此得以超克現實的艱困處境。對于一群飽經風霜的文化邊緣人，那個黑書場成了他們的避風港，加之武俠小說所自然攜帶出來的價值和情懷，最終塑成一種真正意義上的經驗主體，他們的對立面是“有權有勢者”和“習以為常的事”，他們需要回應的是“暫時的、有風險的事”，在“創新、實驗”之中背向“威權”的所在。3愛德華·W.薩義德：《知識分子論》，單德興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57頁。他們在現世遭遇挫敗和悲劇，只有那個充滿風險而且需要不斷創新與實驗的武俠世界可以賦予新的想象，因為那里包裹著正義、忠信、豪情，懲善揚惡、家國大義亦是題中應有之義，甚至超越善惡、死生、悲歡，于是乎武俠之義理逐漸滲透于主體的情感結構，拯救靈魂于焦渴、干涸之中。推進一步說，正如小說中的黃慎奎所言，“一代人總有一代人的玩物”4田耳：《秘要》，第106、200頁。，也可見其中的時間變幻與歷史屬性，而且一代人交付心力于其間，形成某種廣泛而堅固的集體意識，并參與到文化質地的澆鑄之中，衍變為歷史的癥候以及時代的精神狀況。

黑書還成了歷史縫隙中秘密流通的一種形態，如小說里提到大維出版社當時為內地的機構采買重要物資，便順道捎來一些港版書籍，那些私下印行的武俠小說，也會當成禮物贈人。高滄的《天蠶秘要》便是彼時從港臺流入內地，從而在那個敏感的歷史時段凸顯自身可供索引探究的價值，這便使得田耳視域中的小說沾染了歷史、政治、軍事、文化的多元色彩而愈加傳奇化。由此可見，“黑書”何嘗不是以一種新的形式，去探尋幽微卻又宏大的精神“秘要”，同時成為歷史破冰之裂縫處的重要兆象，見證了時間與人心的切換、轉圜、革變。

二

自提供黃慎奎書目開始，年過半百的紀叔棠開始入職博冠樓成為職場新人。而黃慎奎是開四海書店的黑書權威，他書目里排名第一的黑書缺本便是高滄的《天蠶秘要》，高滄神秘而傳奇，是解放初抵達中國臺灣的老兵，本名黎本忠，軍情局第四處駐港四組情報官，被邊緣化后投身武俠小說寫作?！疤煨Q”也許是黎本忠被策反后的新代號，在文本里藏匿關于軍事情報的內容，試圖通過小說的方式將機密傳遞出去，但最終未獲證實亦一度隱沒無聲?！拔摇焙图o叔棠等黑書中人都來自底層，開車的不過是柳微、寶駿，言談舉止中，底層的意味和民間的氣息撲面而來，盡管紀叔棠后來不聲不響入手了銀灰色捷達，但還是在時局的巨浪中艱難汩渡。與這些人物相呼應的，是高滄的《天蠶秘要》《白骨紅綾》，黃慎奎的《披風過客》，荒神（小說考據應是黃慎奎另一筆名）的《碧血西風冷》，陳青云的《陰魔伏尸洞》，署名金庸的《鐵杖流星》，署名梁羽生的《追魂千里仇》等黑書代表，其都指向地下江湖的混亂無序與曖昧不明。

黃慎奎的滿腹才華一腔熱血，卻沒有得到主流雜志的接納，他唯有轉向黑書市場，無意中翻騰激蕩如魚得水。在1980年代，他搖身一變成為作家，大多數人因此對他“高看”一眼。包括小說提到的當時的“嚴打”、萬人空巷的露天電影、作為“特定的符號”的港臺以及油頭粉面的萬之鋒等，無不透露出時代的訊息，田耳試圖將現實世界的經驗現象提至一個總體性的宏觀層面，從瑣碎和細膩中抽象出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直至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的歷史顯影。黃慎奎的《碧血西風冷》誕生于1991年，意欲交由正規出版社出版，但卻患病遲疑，且這個時間武俠熱逐漸冷卻，黑書市場不斷走低，正版武俠品類規范亦頗為繁多，黑書被擠壓到了越發狹窄的角落，既有的生存場域發生劇烈動蕩。作為第一本電腦排印的黑書，《碧血西風冷》的沉浮歷程，不僅成為黃慎奎個人生命史，同時更指向行業的命運與歷史的動向。

不得不指出的是，武俠小說所包孕的江湖與廟堂、正義與邪魔、仗執與逍遙等，也延伸出民間與官方、邊緣與中心的二元分化，也即在那個隱蔽的、地下的以及底層的場域里，激蕩著不同聲部的交響，他們的隱憂與悲歡、掙扎與死生，都被黑書幽暗的執念所沖淡甚而覆蓋。正如小說中的柯姐所言：“一個行當，只要能夠把人變得不一樣，賺不賺錢都斷不了香火?！?田耳：《秘要》，第217頁。制售黑書的成功“秘要”在于走傳奇化的路徑，制造屬于自身的神話以提升價格／價值，因而在小說里，從天下第一缺《天蠶秘要》，到高滄的傳奇人生；從驚險的情報機關，到驚奇的俠義世界；如是等等。一方面囤積居奇以拔高作者的知名度并最終提高書籍的價格，另一方面則是滿足讀者大眾的獵奇心理并契合整個歷史轉型時期的國民風尚?？梢哉f，《秘要》展開的恰恰是兩種層面的隱秘世界，一個是武俠小說本身隱含著的關于“秘密”的內在形態，“武俠小說中的江湖世界，大體上可分兩種：一為現實存在的與朝廷相對的‘人世間’或‘秘密社會’，是歷史上愛管閑事的俠客得以生存的空間；一為近乎烏托邦的與王法相對的理想社會，那里的規矩是憑個人良心與本事替天行道、懲惡揚善”2陳平原：《20世紀武俠小說》，載《千古文人俠客夢》，第73～74頁。；另一個則是黑書江湖里諸多桀驁不馴的生命形象及他們的行跡功過。如此形成兩種難以規訓的獨立主體，他們仿如藏身在陰影之中，卻與現實世界構成隱秘的回響，巴赫金提到拉伯雷小說的人物形象含納著“特殊的、原則性的和無法遏制的‘非官方性’”，無論是高滄、黃慎奎，又或是紀叔棠和“我”，《秘要》中的形象同樣背身遠離既定規制之內的境地，特別是其中提到的“影子寫手”，也就是站在黑書背后的最重要的寫作群體，他們居于江湖之中，實則隱沒其外，周旋場域之內卻杳然無聲音，“在而不屬于”的存在境況，使他們無不試圖掙脫那個隱匿的甚至是湮滅的狀態。他們作為“看不見的人”卻不甘于以此謀生，更想有朝一日現出真身，乃至借之揚名立萬。正如巴赫金所說：“任何教條主義、任何專橫性、任何片面的嚴肅性都不可能與拉伯雷的形象共融，這些形象與一切完成性和穩定性、一切狹隘的嚴肅性、與思想和世界觀領域的一切現成性和確定性都是敵對的?！?巴赫金：《拉伯雷的創作與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的民間文化》，載《巴赫金全集》第六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頁。反觀作為職業群體的“影子寫手”，其追尋的寫作的要旨、武俠的精義、個體的訴求，形成了自身內部的嚴肅性，然因其置身陰影中的行業以及內在的局限性，時常為外在的壓抑所消解，但也因此，他們無形中構成了對抗既定的穩定性、嚴肅性、現成性的因素，而且對應著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民間文化傳統所涌動的生存現實、情緒狀態、文化探索，同時也意味著新時期以來文學寫作的暗流以及由此流淌出來的關乎雅與俗、明與暗、中心與邊緣的文化經驗。

實際上，在黑書界人士與書籍打交道，甚至自己創作小說的過程中，盡管他們始終遭受現實生存危機與身份認同危機，但某種程度而言大體屬于民間的文化人。陳思和提出知識分子的民間性體現在“知識者自覺屬于社會人群的一員”，并且“一旦在行業領域發生各種社會力量的博弈局面”，知識人的“民間立場”就變得尤為重要，在這個過程中秉持“民間性總是一個內在的指標”就顯得異常關鍵，因為這涉及一種非同于專業的或官方的視角和方法，“民間性能使知識分子在廟堂面前保持清醒的距離和批判性的認識，而不會在權力的腐蝕下與之同流合污”1陳思和：《論現代知識分子崗位的超越性和民間性》，《南方文壇》2023年第3期。?！睹匾防锏娜宋餆o疑暗合著其中的價值理念，他們熱衷于黑書的策劃、出版，對于武俠小說的熱忱以及親自下場寫作，都可以指向非常廣泛的民間世界，并且在特定歷史時段的知識傳播中扮演獨特的角色，這就涉及一種寓于民間的民間性，以及關于知識者的概念和屬性的拓寬。不僅如此，在黑書中同樣可以發掘異樣的美學特質，“現在，黑書已被易總確定為潛在的爆款，我便打足精神，反復把玩兒，要自己好好體味這批黑書封面上負載的年代感。順著易總的提示，果真看出它獨具的美，甚至像以前的人一樣質樸熱情——我必須看出某種美感，這是我的職業道德”2田耳：《秘要》，第19頁。。在進入審美視域與主體經驗時，武俠小說以及《秘要》敘事本身的意義也得以凸顯，無論是國民黨特務機關里黎本忠／高滄的特務／小說家的雙重身份，還是涉及情報工作的人物身上文化政治的隱秘立場，抑或是《天蠶秘要》以及高滄本身，虛虛實實、真真假假，敘事者拋出了問題卻并不試圖提供真相，如是亦契合著民間世界的混沌曖昧，通過不斷的懸置以及由此生發的懸疑，其背后卻是堅硬如鐵的精神韌性，由是可見高滄、黃慎奎等人閱盡滄桑甚至生命將盡時所開啟或完成的武俠創作，實踐的是“一種蓄意的、非創造性的、反對性的創造性”，其中顯露出的是某種不相妥協的英雄主義。3愛德華·W.薩義德：《論晚期風格——反本質的音樂與文學》，閻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版，第5頁。

從這方面來看，《秘要》不僅寫奇書，而且寫奇人、奇事，高滄生命及創作的撲朔迷離、臺島風云的突變轉圜、地蝎堡戰役的內外交困，等等，重要的是，黑書也好，人事也罷，均是彼此穿插且相互照應的，紀叔棠講述黎本忠經歷時，便能在特定時刻翻開《天蠶秘要》，找到相近的原型與相應的故事。不僅如此，對黑書的接受過程也恰恰揭示出某種隱秘的社會心理，因為很多時候，禁忌與圖騰是互為表里的，從武俠黑書的出版流通可以見出，對理想世界的追尋常常隱蔽于非正規產銷渠道以及非合法性的經驗價值之中。陳平原就曾談道：“通俗文學中最有價值的并非作家已經說出來的政治見解或宗教觀念，而是其中所表露的那些作家尚未意識到或已經朦朧意識到但無法準確表達的情緒、心理和感覺?！?陳平原：《關于一種小說類型學的武俠小說》，載《千古文人俠客夢》，第207頁。俗世民間的寫作，武俠江湖的構造，以及對廟堂／中心的遙遙相望式的反抗，都指示著黑書江湖與生命經驗存在著不可割裂的關聯。那些不可言喻和無法言明的所在，便使得黑書的存在意味著雙重篡改及悖謬，一方面是黑書界對原著和名作者的直接套用、挪用，以實現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則存在著黑書的寫作／制作者的自我壓抑與主體性反撥，譬如對于眾多地下寫作者而言，無盡的盜用之后，他們的理想仍是寫一部屬于自己的不朽的武俠著作。

三

如前所述，田耳不僅在小說中觸及黑書江湖的“秘要”，黑市的書籍從策劃、印刷、出版直至最后進入流通環節成為商品，武俠小說在彼一世界中也意味著文化政治的轉喻與歷史命運的轉化；而且對于武俠世界的準入、深耕以及登堂入室，也需得其要領、尊其規約，從而獲取另一重意義上的“合法性”。也就是說，黑書界自有一套話語系統和運轉機制，在行業共識和江湖規矩之外，也多有個人經驗及黑話秘要，這些元素在特定的場域中是可以有效流通的，高滄、黃慎奎等人的武俠小說沒有任何規約的確認，卻自成一格，在民間性的徑向中亦屬“合法”；不僅如此，這些黑書在邊緣化的且充滿危機的審美性中，還牽引出特定的時代性，從而使得小說在追憶與追述中不至于虛無縹緲而顯出必要的歷史縱深感，在那個全民追逐武俠小說的時期，時間之幽深，江湖之邈遠，使得“武俠”同時成為鄉愁與幻想，足以回溯經驗個體的生成及總體情感的衍變。而且，對武俠精神的求索甚至作為“想象的共同體”，出現在主體的“覺迷”并參與到精神的建構之中。

在《秘要》里，人們對于黑書及其透露出來的武俠世界充滿了狂熱，當然也出于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以降的商業時代對經濟利益的追逐，那是一個現實與幻想交相融匯且能夠彼此推進的時代，紀叔棠矢志不移地挖掘海濱出版社的遺址，終于得到了犒賞，收獲一大批珍貴的黑書，雖然隨后遭遇了波折，但他始終沉迷其中無法自拔，滋生理想主義的以及美學意義上的幻覺，“我們用日神的名字統稱美的外觀的無數幻覺，它們在每一瞬間使人生一般來說值得一過，推動人去經歷這每一瞬間”1尼采：《悲劇的誕生》，周國平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6年版，第108頁。。最明顯的，黃慎奎病重彌留之際，紀叔棠與平日里的幾個兄弟力圖幫其完成未竟的書稿，如是這般歃血為盟式的代筆續寫，行俠仗義者人人各具秉性，語言風格參差不齊，但卻是整個小說最回腸蕩氣的所在，“雖然只是續寫別人作品，頂多算碼字民工，我仍當自己像作家。對鏡子照一照，自嗨一下，竟發現長相本就是作家……其實，作家該有什么樣子，我又哪里得知？到作協的網上找一找，竟然發現，長什么樣的都能當作家”2田耳：《秘要》，第240頁。。這里存在的誤認與自認，折疊著種種拼湊嫁接里顯影的心志，以及錯雜假借中的理想，以黑書冒充原創、以合寫假作獨著、以槍手自比作家，真假虛實之間，奏響了癡癲肆意的狂想曲，也是一場拉伯雷意義上的酣暢淋漓的狂歡。他們身上勠力同心的使命感，頗有些豪氣干云的氣勢，主體情感結構中的那種長期浸淫于武俠小說的精神能量于此刻被徹底召喚出來。

話說回來，小說中那些自成體系的地下黑書文化并非遺世獨立的存在，其實際與明面上的官方系統相互對應，因為最終的商業目的是殊途同歸的，由是必須在各自的路徑里保持品質的上乘、流動的暢通，其中出版物的宣傳以及網站的運營，也需要盡可能地迎合大眾期待，符合彼一時代的審美需求。除此之外，黑書界還有非常專業的一面，除了出版印刷上的學問，還有就是黑書鑒定。紀叔棠進軍黑書界成為首位鑒定師，而且身份是首席，其中當然頗有悖謬之處，他對黑書的鑒定或只能稱為“鑒偽”，因為“鑒真”本身已是某種背反式的虛無。也就是說，對黑書和假貨的鑒定，存在著一種內在的撕裂，具體而言，鑒定是權威的、合法的，但因其所鑒定之物的不合法，加之“鑒定師”本身也是一種無法界別的認定，從而體現為某種偏離乃至荒誕，就如同紀叔棠們手里掌握著諸多的“秘要”，但是如是之經驗／價值卻是被主流所質疑和排斥的，而且隨時面臨分崩離析的危殆。但是在田耳那里，自始至終試圖維護潛隱的經驗所累積出來的“秘要”，因為那里承載著無數邊緣個體的生計、念想，也包裹著他們情感抉擇和精神奔突，主體性的秉持與抱負得以詢喚的背后，是由于其間展開了他們原已封閉了的生命可能與未來想象。

除此之外，紀叔棠、徐瀚默等人在黑書界鉤沉索隱、饾饤考據的功夫，也同時對應著“學術研究”的路徑。黑白、正反、真偽之間常常不是涇渭分明的，不同話語有對稱也有交錯，邊緣和中心及其價值的參照更是無法截然分化，“紀叔棠若是在國營印刷廠，黃慎奎若是入職新華書店，兩人閱讀檔次必會相應提高；但命運決定了他倆只能待在黑書一行，也就成天跟武俠打交道，以黑書會友”1田耳：《秘要》，第76、329頁。。這就意味著除了商業上的考量，小說還延伸出另一重至關緊要的維度，那就是人物身上的理想、執拗，以及靈魂搖擺中的守持。光明磊落的英雄主義，不得不與難見天日的黑書江湖相遇，黑書界表面是沉潛不明的經驗世界，但卻由于其中的知識傳輸、商業行為及主體性生成，促使人們的精神屬性和價值認同得以轉化出來。從類型小說到小說類型，從黑書版本的假借到武俠小說的虛構，從原創或假借的作者到書商的博弈，在浮出水面與沉潛水底的多元話語角逐中，形成了田耳小說敘事不斷折疊、變形與重塑的結構性張力。

四

小說里，作為“我”的老板的柯姐也是頗值得考究的人物，她的男友是影子寫手，但是卻忽然人間蒸發不知所終，到底意難平的她為了尋覓男友而走上了黑書之途?？陆阋蜃陨淼脑怆H而變得偏執、怪異，深入影子寫手界而成為業界標桿，“柯姐看得太多，竟能從用詞、行文和習慣性表達等方面，分辨出大陸作者和港臺作者之間必然的、微小的區別”2田耳：《秘要》，第76、329頁。，而這背后，則是情感和生活世界的內外對應?？陆阍谟柍狻拔摇钡膶懽鲿r，曾一針見血地提出寫1980年代的武俠小說，結尾卻出現了“異次元空間”。不僅如此，在她的引導下，多人續寫合著的小說雖說良莠不齊，但也足見武俠黑書居于拼湊、堆疊的隱秘肌理，充斥著穿越與交混，階層的夾縫與幽明的場域不時撕裂著既已存在的情感結構，那是1980年代及其延伸出來的價值形態，也呈現出世紀之交的精神征兆，同時成為傳統武俠小說甚至包括文學本身盛衰轉換的映射。何以在如是之歷史換喻中轉場、轉換、轉身，成為小說所試圖傳達出來的文化“秘要”。

世事蒼茫，紀叔棠后來離開了黑書界，經營家庭的同時開起了奶茶店，而“我”陷于佴城的瑣屑生活里迫切逃離，彼此在韋城再度相遇，“我”開始了自己的寫作，紀叔棠也重新操辦四海書店，兩人恍如隔世般都受到了某種精神的統攝，他們再一次追懷1980年代，追尋武俠與黑書之“秘要”。當然田耳也非故弄玄虛，小說除了高滄的《天蠶秘要》，還有徐瀚默的遺著《秘要：高倉系列武俠小說玄機考略》，也就是說，從武俠小說的寫作到其考辨、研究，形成了一種足以自我闡釋的內循環的自足系統，就如黎本忠（高滄）小說中是否挾帶軍情，以虛構之文本包孕實際之機密，這或許也是“秘要”所在，但是故事到底還是沒有交代最后的答案，也許暗合了小說的現象和經驗的表述，暗喻和轉喻的切換之中，指控卻是難以成立的所在，透露著小說本身往往在“似與不似”中，其中的諸多真相亦是如此，“物資采買和信息傳遞，兩者本就極難甄別，何為采買點，何為聯絡點，也在似與不似之間”1田耳：《秘要》，第211頁。。以至到了最后，“我”和紀叔棠成為深文周納的索隱派，不斷假設和求證徐瀚默與余湛群是否認識，兩人是否聯手陷害黎本忠，但這樣的“研究”仍是無疾而終。經驗的彼此對釋與循環再生，不僅是主體性生成的關鍵，也是敘事自身的有效性及核心命題，更關系著情感結構的形塑與重建。因此，如何激發個體或群體經驗的不同維度，探索自足性界域的可關聯與可再生形態，成為文學的、性靈的同時也是文化與歷史的“秘要”。

總覽全書，有意思的是除了紀叔棠不咸不淡的婚姻家庭，幾乎沒有異性間的情感，有的只是兄弟之間類英雄的情感以及對黑書的執念。而偏執于黑書甚至在小說人物身上演變為無法克服的病癥，但也時常意味著俠義的氣質、未竟的理想與精神的療救，“據說淘書癖是一種病，曾有書癡將自己收藏的書送去拍賣行上拍，結果書一離手就后悔不已，后在拍賣會上瘋狂地拍回每一本藏書”1田耳：《秘要》，第305～306頁。，欲望的主體隨著對象的消逝與重現而不斷自證其身，田耳所倚重的淘書癖與收藏癥，實際上為潛藏于民間或底層而被一定程度剝奪、壓抑、消除了欲望的經驗主體重新賦形。更有意味的是，欲望的消解及其重新開掘的過程，恰恰對應著后革命時代商品經濟視域中的文化轉場與階層分化，以及在這個裂變中的創傷經驗和自我診愈。

小說行將結束時提及將“郊野”視為蠻荒之地，那里是遭受瘋狂遺忘的所在，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與無人問津或隨時會被湮滅的破敗景觀，流露出稍縱即逝的邊緣經驗。郊野與城市存在著顯赫的對照、糾葛甚至“搶奪”，郊野衰頹卻飽含野性，斑駁而毫不齊整，貌似敗落里充溢著勃動的生命，這是紀叔棠們及其所寄居的那個場域的內在屬性，也即他們在精神上或現實里寓居的那個武俠世界、民間圈層以及其中不斷被撕裂卻又掙扎著彌合的經驗世界，隱喻的是天地玄黃之際的懸而未決，涌動著種種可能與離題、合規與非法、明亮與暗黑、躁動與頹喪。正是在繁雜的反撥與有序的更新中，活的經驗得以衍化為生命的印證以至靈魂的救贖，這是小說之以虛御實、無有阻隔的顯像，更是新的“形式”得以憑借此而呼之欲出的“秘要”。

五

小說最后，“我”與銀發蒼蒼的紀叔棠參加臺北書展，意欲造訪80多歲高齡的黎本忠（高滄），盡管素未謀面，卻已如仗劍天涯出生入死后的惺惺相惜。從邊緣之地走出來，自然有惶惶不可終日的處境，時而也在岌岌可危處夾縫求生，而那里呈現出一個同時涌動著陳腐與激情的民間世界，好就好在，他們最終都著上了武俠精神的底色，以至再狼藉失措也不會墜落潰散，這或許代表一代人精神奔襲與靈魂探詢的“秘要”，循此得以抵御歷史的洪潮而不被沖刷得過分蒼白或碎裂。這場臺北之旅既是尋蹤高滄，同時又投射出臺港武俠小說的影響及其反饋，其呼應著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泥沙俱下，使得文化的潛流始終充盈他們的襟懷，甚至構成精神的底座，沖決狹隘的道途與淤積的阻塞，最終敞開生命的可能與新的情感界域。

本雅明曾指出費希特與浪漫派思想一度形成的親緣關系，將“反思”視為一種對于形式的反叛并立意新塑某種知識與意識，“把人的精神的行為方式提高為意識的行為……通過這種自由行為，那種自身已是形式的事物——那種智力的必要行為——被納入一種新的形式，即知識的或意識的形式，如此，這一行為便是反思的行為”1瓦爾特·本雅明：《經驗與貧乏》，王柄鈞、楊勁譯，第37頁。。拉伯雷的《巨人傳》里有一個“酒客醉話”，“我要是不喝，就干得慌，也是等于死。死后我的靈魂會飛到一個水池里。干的地方，靈魂是待不住的”，酒神的狂歡灌注于個體的靈魂，以開啟新的生命和靈魂狀態，這也是為什么拉伯雷將管酒之人稱為“新形式的制造者”2拉伯雷：《巨人傳》，成鈺亭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25頁。，如酒神精神般的靈魂解放往往得以探求真切超拔的存在形式。在《秘要》里，紀叔棠等為代表的“黑書人”以及高滄、黃慎奎為代表的新武俠寫作，因其超越了現世的煩擾而尋得新的自由，也因為沉浸于那個明暗不定的邊界而不是陷溺其中，由此得以擺脫實在界的泥沼以及精神的束縛，并且憑借武俠、民間、邊緣的內在姿態，開啟一種真正具備文化身份和價值屬性的主體塑造，田耳正是借此構筑了新的經驗與生存、情感與意義的形式空間。

茅盾曾在《讀〈吶喊〉》中評論魯迅的小說為創造“新形式”的先鋒，他還援引丹麥批評家勃蘭兌斯的觀點，認為寫作者包括接受者應對“新形式”進行創造并加以認同。3雁冰：《讀〈吶喊〉》，《時事新報·文學》周刊第91期，1923年10月。反觀田耳的長篇小說《秘要》，何嘗不是以新的形式去寫“武俠”以至寫小說，以一種“小說中的小說”結構新的敘事形態，摻雜文化政治、軍事歷史、民間江湖的傳奇性元素，融通小說之雅俗以新創武俠之形式，呈現黑書及黑話所意欲更新的修辭話語，周旋于邊緣場域與底層世界，循此更新邏輯的狀態與倫理的訴求，揭橥雖為潛流卻始終勃動奔涌的生命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