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參與山鄉巨變的歷史經驗與現實路徑

曲美潼 徐志偉

摘要：“山鄉巨變”是描述新中國鄉村社會變遷的一個關鍵詞。新中國成立初期，文學有力地介入“山鄉巨變”的進程并積累了寶貴的歷史經驗。當下文學若想有效地介入鄉村現實，重獲歷史能動性，就需要吸納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一些重要歷史經驗，并在全新的時代語境下使其實現創造性轉化，從而打造本民族的鄉村寓言和鄉土敘事新經典。

關鍵詞：山鄉巨變；鄉土文學；新時代；社會主義

“山鄉巨變”是描述新中國鄉村社會變遷的一個關鍵詞，它不僅指涉農村政治、經濟方面的巨大變化，更指向農民文化生活領域的變革。新中國成立初期，大批作家參與到“山鄉巨變”的進程之中，積累了豐富的歷史經驗。然而，隨著20世紀80年代“告別革命”思潮的興起以及城市文化對于鄉村文化空間的侵占，這些豐富的歷史經驗逐漸被遺忘，文學創作與鄉村的文化需求漸行漸遠，以農民為表現主體的文化生產呈現出匱乏的狀態。當下文學若想有效地介入鄉村現實，重獲歷史能動性，就需要吸納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一些重要歷史經驗，并在全新的時代語境下使其實現創造性轉化。

新中國成立初期，文學參與“山鄉巨變”的重要歷史經驗，概括起來主要有三點：其一，從作品的內容來看，新中國成立初期的農村題材創作以鄉村和農民生活為表現對象，近距離地描述鄉村實踐和農民革命，揭示其內部的復雜性，對鄉村和農民的主體性進行張揚。新中國成立之前，現代文學對于鄉村的表述在整體上呈現“他者化”的傾向，鄉村被視為現代化發展過程中的阻礙。五四運動時期，在啟蒙話語的宰制下，以魯迅作品為代表的鄉土文學創作對鄉村采取一種遠距離的審視態度，將鄉村視為封建、落后的象征，農民成為“國民劣根性”的代表，其主體性被剝奪。20世紀30年代，隨著資本主義的入侵，茅盾、葉紫等作家雖然對農村革命運動進行了關注，但文本對于鄉村變革過程的表述浮于表面，未能深入鄉村肌理揭示其內部形態的多樣性。這種遠距離的鄉村想象模式在新中國成立后被打破，趙樹理、周立波等作家近距離書寫山鄉巨變，表現農民生活，還原并介入農村革命的歷史現場，發掘、利用民間話語資源，在創作中賦予農民主體性地位。經由他們，文學完成從被動表現農村生活到積極參與鄉村建設實踐的轉變。以《山鄉巨變》和《創業史》為例，這兩部作品以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為中心，呈現特定時代背景下鄉村變革的細節，表現鄉村生活內部和農民思想發生的深刻變化，展示農民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的決定性作用，由此，農民的主體性得到極大地張揚。

其二，從創作主體的角度來看，新中國成立初期，作家們主動走出書齋，進入勞動生產現場，深度參與鄉村建設，逐步建構起創作與生活的有機聯系。早在延安時期，一些作家就開始嘗試以勞動者的身份參與鄉村建設，將文學與生產實踐相結合，逐步形成“在運動中寫運動”的創作模式。新中國成立后，這一模式被進一步發揚，比如周立波在參與大海棠鄉農業初級合作社基層工作的過程中創作《山鄉巨變》；柳青在指導皇甫村“勝利農業社”的基礎上創作《創業史》；趙樹理在協助監漳村試辦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基礎上創作《三里灣》。從土地改革到合作化運動，一大批作家走出書齋置身于時代洪流內部，下沉農業生產實踐一線，與農民深入接觸，以文學的方式參與對農村現實問題的思考之中，“回到那種文藝與生活相互生產的關系中去，從民眾正在切身經歷的歷史內容的實質中，去找尋一種能夠勾連起鄉村世界的‘常與‘變的形式感”[1]。在這一過程中，文學逐漸擺脫“文本中心主義”的話語表達模式，沉入生活現實，成為生產與勞動世界的有機組成部分。

其三，從文學傳播的角度來看，新中國成立初期，文學在參與農民文化生活建構的進程中，不斷拓展文本的關聯域，促成文學的通俗化和多元化傳播。周立波曾在《為了廣大的農民》一文中提出：“我們的作品除了做到內容正確外，還要盡量地采用群眾喜聞樂見的風格，和使用群眾歡喜的方式?！盵2]在新中國成立初期，與周立波持同樣觀點的作家為數不少，他們大都摒棄以往的啟蒙和精英姿態，將廣大農民群體作為潛在的閱讀接受者，注重汲取評書、快板、戲曲等民間文化資源，以更加通俗的表達方式縮短文學與群眾之間的距離。此外，為了便于農民接受，文學還被改編為電影、連環畫、廣播劇、秧歌劇、戲曲等藝術形式。以《白毛女》為例，這一作品在20世紀40年代到70年代經歷從文字到歌舞劇、電影、戲曲等多種形式的改編，實現從文字到音畫的轉化，全方位地調動、激活民眾的感官，極大增強作品的動員能力。藉此，農民也由文字的被動閱讀者轉變為演藝活動的主動參與者，其在文藝活動中的位置發生根本性的改變。

從作品內容對于鄉村主體性的建構，到作家走出書齋、深入生活現場的創作行動，再到創作形式的通俗化與傳播方式的多元化，新中國成立初期的鄉土文學創作有效地參與山鄉巨變的歷史進程并積累豐富的經驗。這些經驗理應成為當今的作家探索“新鄉土寫作”的重要參照。

今天的作家要想真正參與到山鄉巨變的進程之中，首先應該充分發揮其能動性，深入農村生活現場，并在創作中拓展多學科視野，全方位把握鄉村社會的新變化。20世紀80年代以來，很多作家受到“純文學”和人道主義思潮的影響，追求對人性和深度自我的探索，致使作品的思維模式和視角相對單一。從創作內容和表現對象來看，很多作家在尋根文學思潮中對于傳統文化和地域特色的重視和新歷史主義思潮中對鄉村“全景式”“景觀化”的追求，使得這一時期的鄉土敘事在整體上呈現荒蕪化、奇觀化、神圣化等特征。當下，很多作家對于鄉村的書寫很大程度上受到20世紀80年代形成的鄉土想象模式的影響——或遠距離審視鄉村，對記憶中的鄉土進行“還原”；或對鄉村進行烏托邦化的處理，缺乏對鄉村現實的把握。鐵凝在新時代鄉村題材創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新時代的新鄉村，召喚著我們邁開雙腳走進去，但走進去不是單向的觀看，作家也不是游客，我們要在這個過程中更新我們的知覺結構……牧歌或挽歌的方式，獵奇化、景觀化的方式，都不足以真實全面地表現中國鄉村正在發生的巨大變化。我們必須用不斷更新的眼力、腦力重新認識鄉村，寫出巨變?！盵3]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文學創作，探索了作家深入鄉村建設一線“實地調查”的路徑，當下的作家可以將這一歷史經驗與新時代的社會發展背景相結合。一方面，作家應該走出書齋“到農村去”，了解新時代鄉村不斷變化的現實，積極參與構造文學與農村生活的有機聯系；另一方面，作家要突破固有的創作視角，拓展自己的眼界，吸納多學科知識，全方位地把握鄉村，回應當下鄉村發展和建設中面臨的多層次、多領域的問題。在這方面，近年來，一些作家已經作出了表率，比如，葉廣芩深入秦嶺山區，關注關中一帶的山鄉變革，親歷鄉土社會的轉型，在《青木川》等作品中表達對山鄉巨變的時代語境的思考；韓少功近年來扎根鄉土，在汨羅親自耕種，與農民打成一片，以貼近鄉土的方式寫下《山南水北》等作品；李迪深入湖南十八洞村，堅守脫貧攻堅一線，忍受病痛完成《十八洞村的十八個故事》。這些緊貼鄉土、扎根鄉野的寫作實踐既有宏闊的視野，又有豐富的細節，無疑重新激活了文學的潛能。

其次，今天的作家應該注意把握新的時代脈搏，書寫新的鄉村主題、新的鄉村人物、新的鄉村觀念。在主題方面，當下中國已經完成脫貧攻堅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任務，在現階段，鄉村振興成為國家現代化過程中的重要任務，鄉村正站在全新的歷史起點。新中國成立初期，很多作家緊跟時代的腳步，與當時氣象一新的社會主義農村文化建設形成一種良性互動，創作大量具有時代性與人民性的作品。當下的文學創作也應該不斷地把新的時代主題納入視野，結合國家的鄉村振興戰略，表現社會主義新鄉村建設過程中面臨的危機與挑戰。在人物塑造方面，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文學或以單個“農村新人”形象為敘述核心，形成如梁生寶、蕭長春等統領故事情節發展的典型人物；或打造系列人物群像，以多元人物類型的出場支撐鄉村場景的建構和鄉村故事的開展，其中既有經驗也有不足。新時代文學在介入山鄉巨變的過程中對于“新人”典型的樹立，應該揚長避短，自覺突破僵化的“制度性人格”塑造模式，把握農村“新人”形象的代際傳承，建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過程中的“農民典型”，呈現出新時代鄉村建設者的精神高度。在這方面，關仁山在《麥河》《金谷銀山》等作品中對于曹雙羊、范少山等新型農民形象的塑造為我們提供了良好的范例。在思想呈現上，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文學帶給當下文學的啟示在于：要樹立起整體性的歷史觀和時代觀，對文本敘事的理想性和史詩性進行不懈的探求。新時代文學在表達“新思想”的過程中，應當注重激發文學創作的生產性和行動性，使筆觸深入山鄉內部，關注鄉村文化政治的推展情況，對其中可能潛伏的危機進行呈現，并對鄉村的可能形態進行前瞻性的思考。文學創作“重點不是寫出了什么，不是寫作的內容，而是‘寫這個行為本身就有能力意味著對現實的參與和改造”[4]。新時代文學在呈現鄉村正在發生的深刻變化的同時，更應當注重思想層面對于時代語境的參與、介入和預判，以最大程度發揮文學之于鄉土現實和未來的能動性。

此外，新時代文學若想保持對現實的介入并參與到山鄉巨變的進程之中，還應該充分考慮傳播的通俗化問題。一方面，文學內部和外部的力量應當共同推動當下的鄉土寫作朝著通俗化的方向發展，作家在創作過程中應當轉變思維方式，把廣大農民群體視為潛在讀者，注重文字表達的通俗化，使新時代的文學創作得以下沉鄉土，在更廣闊的鄉村文化空間中引起共鳴并產生效用。以此為基礎，文化管理部門在制度設計上應當注重對基層作家的培養，縮短創作與生活之間的距離，打破作者與讀者之間的界限。同時，文化管理部門也應加強對于山鄉巨變相關主題創作活動的引導，促使文學更專注地表現正在變革的時代語境。2022年，中國作家協會啟動了為期五年的“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鼓勵文學“展現新時代中國農業、農村、農民在經濟、生活、文化等方面的巨大變化”[5]，這一計劃正是從國家層面為正在進行的和即將生成的創作介入山鄉巨變的時代語境提供政策上的支持。另一方面，對于那些已經“經典化”的鄉土文學作品，在傳播過程中應當注重采用靈活多樣的藝術形式，拓展文學表達的通俗化形態，提高文學“隨物賦形”的能力，拉近與農民的距離，全方位調動農民的感官，使文學真正進入鄉村空間，成為農民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新中國成立初期，文學曾通過轉化為圖像和聲音等通俗化的形式，被農民群體廣泛接受，產生過巨大的影響力。當下，我們身處于融媒體時代，數字資源大批量取代紙質資源，網絡和手機的普及使得文字被視聽形式大面積覆蓋。與此同時，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也使得鄉村文化空間逐步被都市話語主導的文化占領，農民日益喪失參與文藝活動的熱情和動力。針對這一系列的變化與危機，新時代文學在傳播過程中可以結合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文學經驗，推動其自身不斷朝著數字化、影視化、戲劇化的方向延展，以更加通俗生動的形式滲入農民的生活中，在更廣闊的鄉土空間中發生影響。從《平凡的世界》等名著的影視化改編、到扶貧攻堅劇《山海情》的熱播，再到情景史詩《偉大征程》融匯音樂、舞蹈、戲劇等多種藝術形式對于共產黨百年征程的呈現，新時代文學在傳播過程中的被多元化貼近大眾已經初見成效，并在社會、經濟、文化等領域獲得了多重效益。

雖然，當下我們面臨的時代語境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但鄉村振興仍然是中國社會主義發展過程中最為艱巨的任務之一，從“農業大國”到“農業強國”的轉變，促使我們站上了更高的歷史起點，因此，文學對于鄉村發展建設主題的呈現也遠未完成。從作家創作到文本內容再到文學傳播，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文學經驗啟示我們：文學若想有效地參與鄉村現代化道路的想象和山鄉巨變的歷史進程，就要深入農民的生產生活，以鄉村題材為切入點，重構以鄉村為主體的文化。此外，在借鑒歷史經驗的同時，我們還需要充分考慮新的時代條件的變化，不能僵化地照搬歷史經驗?！靶聲r代的中國鄉村，意味著鄉土中國的現代轉型，意味著如潮不息的城鄉互動，折射出中國與世界的廣泛聯系，指向歷史與未來的生成和運動?！盵6]“山鄉巨變”在脫貧攻堅的時代進程中已生成嶄新的精神氣象和宏闊的歷史前景，在此基礎上，探索文學參與鄉村振興的現實路徑，書寫鄉土社會現實中的危機與困境，是新時代文學需要應對的挑戰。文學應該擔負起自身的責任，結合歷史經驗參與到鄉村的現實語境中，探索介入山鄉巨變的新可能，努力打造本民族的鄉村寓言和鄉土敘事新經典。

參考文獻：

[1]路楊.“生產者的藝術”：延安文藝的經驗與啟示[N].文藝報，2021-05-26.

[2]周立波.周立波文集（第5卷）[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5：559.

[3][6]鐵凝.書寫新時代的“創業史”——在全國新時代鄉村題材創作會議上的講話[N].文藝報，2020-07-21.

[4]周展安.行動的文學：以魯迅雜文為坐標重思中國現當代文學[J].文藝理論與批評，2020（5）.

[5]羅建森.中國作協“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在湖南益陽啟動[N].文藝報，2022-08-03.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百年中國鄉土文學與農村建設運動關系研究”（編號：21&ZD262）研究成果

作者單位：哈爾濱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