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文學的筆繪就新時代山鄉巨變

李明燊

摘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經進入新時代，這為鄉土文學創作提供肥沃和廣袤的土壤。書寫新時代山鄉巨變，是鄉土文學近十年來以及未來的創作方向，充分彰顯中國當代文學的使命與擔當。新時代鄉土文學如何理性審視重大主題與鄉土文學的關系及鄉土文學的“焦慮癥”，進而更好地書寫新時代山鄉巨變的新史詩，是當前鄉土文學創作和研究領域需要深刻思考和回答的問題。

關鍵詞：鄉土文學；新時代；山鄉巨變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已逾十年，每個人都是社會發展的見證者，文學描繪山鄉巨變的壯美畫卷，更是被深刻地打上時代變革的烙印。反映新時代的山鄉巨變，是近十年來鄉土文學創作所著力的領域，并展現出無窮的創作活力和洶涌的創作浪潮，呈現了中國鄉村日新月異的發展變化。同時，我們也不能回避新時代鄉土文學中存在的問題，應以充滿理性的態度審視這十年來的創作流變，進而用文學的筆更好地描繪新時代的山鄉巨變。

一、主題性與鄉土性相結合

近年來，圍繞脫貧攻堅、鄉村振興、美麗中國等主題書寫中國鄉村的發展變化，成為新時代十年鄉土文學創作的重要路向，呈現為主題性與鄉土性相結合的特點。同時，鄉土文學創作表現出更為豐滿的形象塑造、更為多變的敘事形態以及更具張力的語言表達，尤其注重鄉土敘事的在地性、有效性和及物性。優秀的文學作品是時代風貌的結晶，重大主題與鄉土文學相結合成就無愧于人民、無愧于時代的精品力作，是過去十年、當下以及未來我國文學創作的主調和方向。

主題性與鄉土性的結合，拓寬中國鄉土文學的書寫視域，主題的厚重感越發增強，作品縈繞著濃濃的家國情懷。60多年前，周立波的《山鄉巨變》聚焦湖南清溪鄉的農業生產合作社歷程，全景式書寫中國農民踏上集體化道路的時代風貌和農村的新變革。60多年后，作家余艷的《新山鄉巨變》是對周立波的《山鄉巨變》充滿歷史感和現實感的回應，作品立足新時代下新農村翻天覆地的巨變，再次呈現清溪村這個極具文學史意義和象征意義的村莊，生動書寫清溪人怎樣從困境中走出并破繭成蝶的生命軌跡，鮮活描畫農民生活和他們的精神風貌所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缎律洁l巨變》充分體現文學在新時代所顯示的重要作用，這種作用的發揮主要體現在重大主題與鄉土敘事的有力結合，在鄉風民俗的勾勒中突顯“主題”之于鄉土文學的意義，并使鄉土文學在弘揚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事業的主陣地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需要強調的是，近年來，反映我國脫貧攻堅壯舉、鄉村振興的主題與鄉土風貌相結合的文學創作層出不窮，呈現出的文學圖景蔚為壯觀。趙德發的長篇小說《經山?！?，全景式展現新時代的鄉村振興偉業，主人公吳小蒿在山海之間的楷坡鎮當副鎮長長達七年，經山歷海成長為一位既有社會擔當又有能力的基層干部。小說作為新時代鄉土文學，透視歷史并與社會現實相結合，以小切口的角度描繪了鄉村振興的壯美畫卷。老藤的長篇小說《戰國紅》是與脫貧主題相關的代表作，小說以遼西貧困村柳城村為背景，講述柳城村如何擺脫長期貧困落后的故事，刻畫駐村第一書記陳放、農村青年杏兒等典型人物形象，吟誦了鄉村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宏大史詩。湖北土家族作家田蘋的《花開如?！肥且徊咳轿恢v述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脫貧攻堅故事的長篇小說，書寫通過“尖刀班”與春樹坪人民三年的努力，不僅使春樹坪走出貧困，還令其成為全州鄉村振興的試點。這些主題性與鄉土性相結合的作品不勝枚舉，它們聚焦新時代鄉村生活，注重圍繞與鄉村相關的重大戰略、重大工程展開敘事，描畫美麗鄉村，呈現廣大鄉村民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所發生的巨變。由此，新時代文學書寫中的鄉土經驗越發豐富和多元，并為鄉土文學的多向度多維度發展創造有利的條件。

在取得令人可喜的成績的同時，我們也必須直視主題類鄉土文學創作中所存在的問題。近年來反映新農村建設和改革的作品雖然不斷涌現，但還沒有形成“芳林新葉催陳葉，流水前波讓后波”的革新圖景，無論是在內容表現上還是在敘事形式上，新作與舊作之間沒有本質上的差別，創新乏力、精品力作少，作品形象塑造的個體經驗不足，類型化、概念化、程式化的弊端雖有改觀，但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顯露出明顯的創作瓶頸。對于諸多主題性強的鄉土文學創作，我們應以審慎的態度加以思考，尤其針對“主題先行、鄉土弱化”的現象，應該引起足夠的重視。與重大主題相結合，是鄉土文學書寫新時代改革和發展成就的毋庸置疑的方法，但這種結合又會不可避免地弱化鄉土文學中的一些基本質素，如鄉風民俗、鄉愁寄托、地域情調等。除此之外，鄉土文學還有更為重要的基本質素，那就是“對于運命的掙扎”。茅盾曾對鄉土文學有一段極其深刻的論述：“單有了特殊的風土人情的描寫，只不過像是看一幅異域的圖畫，雖能引起我們的驚異，然而給我們的，只是好奇心的饜足。因此在特殊的風土人情而外應該還有普遍性的與我們共同的對于運命的掙扎?！盵1]自魯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導言》中對鄉土文學進行定義以來，百年中國鄉土文學誕生了無數經典，之所以能成為經典，其中關鍵在于它們珍視和直視中國鄉村蕓蕓眾生“對于運命的掙扎”，因為這最能夠引起中國鄉土子民的共鳴和共情，以及喚起那些遠離鄉村而生活在城市的人們對于中國社會發展更為深沉的思考和領悟。

優秀的文學作品是能夠經受得住歷史和現實檢驗的，它們歷久彌新，不會輕易被歷史和時代的洪流所淘汰。百年來，鄉土文學的發展建構起中國文學綿延至今的主線和傳統，并在近十年展現出強勁的創作活力和韌性，已成為記錄和反映新時代鄉村發展的重要陣地。在奮力實現共同富裕的道路上，鄉土文學應扛起新時代文藝的大旗，以自己獨特的方式續寫中國鄉村的新變，將重大主題下的鄉土文學以更為深刻、更接地氣、更具溫度的形式表現出來，更真切地書寫中國廣大農民的現實生活和奔向富裕路上所遭遇的荊棘坎坷。毋庸置疑，任何風土人情、地域特色的描繪，都應建立在對主題的表達之上，但這不應成為弱化鄉土質素的理由，因為這是鄉土文學存在的根本，也是更好地為時代續寫華章的關鍵所在。

二、未被治愈的鄉土文學“焦慮癥”

新時代鄉土文學并不是一個獨立于中國百年鄉土文學體系之外的斷代概念，相反，兩者是一脈相承、密不可分的整體。在承續百年來中國鄉土文學流變的基礎上，新時代鄉土文學也在新的歷史語境下探索著自身突破的進路，展現出文學內容及形式多維延伸的向度，但其中依然存在著我們一直無法回避的鄉土文學“焦慮癥”問題，即從城鄉對立化視角去審視現代城市文明對傳統鄉土文明“摧枯拉朽”式的沖擊，進而為鄉土社會的逝去反復吟唱悲情的“挽歌”，祭奠那消逝的“桃花源”。鄉土文學創作所顯露出來的這種病癥由來已久，甚至貫穿百年來中國鄉土文學發展的始終，至今尚未被治愈。

這種未被治愈的“焦慮癥”，源于鄉土文學作品中常出現的“廢墟之上的鄉村”：老去的鄉民和留守的一代回望記憶中的故鄉，他們與在其中生活一輩子的村莊一起，被革故鼎新的時代洪流所掩埋，于是，他們無奈地向過去說再見，卻又無法握住現在，更對未來充滿了迷茫，站在破爛不堪的鄉村路口上茫然而無措。這便是鄉土文學“焦慮癥”常常反映在作品中的一種意境。如格非的長篇小說《望春風》是這類敘事的典型代表，表現跋涉在歷史和現實裂變中的中國鄉村的隱痛，記錄傳統中國鄉土社會在時代變革中逐漸走向衰頹的歷程。格非書寫一個讓我們總想去回望而又回不去的鄉村：“故鄉每天都在死去。甚至當我第一次聽說，儒里趙村將被整體拆遷之后，我也沒有感到怎樣的吃驚。只有當你站在這片廢墟之上，真切地看到那美麗的故鄉被終結在一個細雨迷蒙的春天，我才知道，我當初的幻想是多么矯情、譫妄！”[2]這種焦慮源于作家經驗或想象中的鄉土，與其說這是對逝去鄉土社會的懷戀，不如說隱現著“蹇先艾敘述過貴州，裴文中關心著榆關”[3]似的鄉愁，卻“很難有異域情調來開拓讀者的心胸，或者炫耀他的眼界”[4]。

另一種“焦慮癥”表現在農民進城務工的小說中，這類作品也是近十年來鄉土文學創作的主潮之一。隨著城市現代化建設步伐的加快，農民紛紛逃離故鄉而進入充滿希望和誘惑的都市，書寫進城的農民工也成為新時代鄉土文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然而，在很多時候，現代都市在鄉土作家的筆下被塑造成鄉村對立面的形象。比如，我們可以從陳彥的長篇小說《裝臺》中窺見城市中的邊緣人，小說書寫了城市底層人的卑微、進城鄉下人的貧賤，他們改變自己來適應城市，卻始終未能被城市接納，也回不去故鄉，這也構成了此類敘事的一種程式化的范本。

當然，無論是“焦慮”還是“挽歌”，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對現實鄉村生活的反映，可以被定義為鄉土文學的苦難敘事。作為由農村走出的作家，閻連科多年來關注鄉村，他的作品也浸潤著濃濃的鄉情和深沉的鄉愁。長篇散文《她們》是閻連科對故鄉女性的一次全方位的勾勒，書寫他眼中的鄉村女性堅硬而又柔軟的人生，與其說這是閻連科對個體生命充滿個人化的記錄，不如說這構成了那一代人對鄉村苦難生活的共同記憶，苦難雖已遠去，但仍能泛起無數的漣漪。

鄉土文學創作所表現出的“焦慮癥”，體現了新時代鄉土文學中的憂患意識，是值得被肯定的，畢竟不懂居安思危的文學不是真正的文學。但新時代鄉土文學應該更多展現一些“新”的因素，不應止于憂患，在揭示現代化發展中存在的瑕疵的同時，理應建構起屬于新時代的新氣象，而非一味地重復吟唱鄉土的挽歌，顧影自憐于鄉村的牧歌。作家對中國鄉村發展的審視和思考由來已久，“懷鄉”也成為中國文學最重要的文化母題之一。由于許多中國作家都是從鄉村走出，因此，他們會深切感受到城鄉發展的巨大差距，鄉土文學的“焦慮癥”也正是來自這種落差所產生的情感波動。而值得注意的是，一種致力于苦難敘事的惰性審美已經形成潮流，新時代鄉土文學應該在突破惰性上有所發力，提出解決鄉村發展中出現的諸多問題的良策，有效破解“焦慮癥”所帶來的部分鄉土文學創作千篇一律的局面。傳統的觀點認為，文學的任務不是解決現實問題，而在于用銳利的目光發現問題、提出問題，但這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了文學自身的突破，鄉土文學應該在解決實際問題方面有所行動、有所作為。在歷史的長河中，“夢想家”總是多于“實干家”，當然，無論是前者還是后者，都沒有錯，這個社會既需要前者也需要后者，只是我們需要以實干家的精神，進一步推動鄉土文學在已有成就的基礎上走向更深更廣更真實的未來，在新時代治愈鄉土文學的“焦慮癥”。

三、書寫山鄉巨變的新史詩

鄉土文學如何通過中國鄉村的變遷與改革展現時代風貌，用文學的語言和形式書寫中國鄉村的歷史和現實，進而講好新時代的中國故事，創作出無愧于時代、無愧于人民的史詩級作品，這是新時代鄉土文學作家需要深刻思考的問題。新時代需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優秀鄉土文學創作，鄉土文學應成為歷史的見證者和記錄者，以鄉土文學的新變回應新時代的山鄉巨變，書寫屬于這個時代的新史詩。作家只有把視野放到人民身上，透視現實的肌理、深挖生活的本質、探索思想的高地，才能創作出有深度、有厚度、有溫度的佳作。我們需要直面當下鄉土寫作的困境，也需要更多關注農民的生活變遷和命運浮沉的扛鼎之作，這也是新時代鄉土文學的使命與擔當及創作的方向與目標。

十年來，新時代鄉土文學經歷了華麗的轉身和蛻變，已具有較為廣闊的視野，表現出思想的深度，無論是在主題的豐富性還是在內容的表現力上，都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自身的革新和飛躍。厚積薄發的鄉土文學在繪就新時代山鄉巨變的路上奮力向前，作家們也展現出高昂的創作激情。比如，河北文壇“三駕馬車”之一的關仁山最新創作的長篇小說《白洋淀上》，在主旋律創作中捕捉到文學書寫新時代山鄉巨變的新視角，該小說以雄安新區為地域背景，在燕趙文化的熏染下，書寫了百年來白洋淀和周邊地區民眾的奮斗之路，記錄了鄉村青年的成長歷程，續寫了中國農村建設和變革的時代華章。

當然，新時代山鄉巨變的文學表達，不止于對現實鄉村新變的呈現，也包括對傳統鄉土社會和鄉村歷史文化等的書寫，如徐則臣的《北上》、胡學文的《有生》、張煒的《獨藥師》等充滿史詩性的鄉土文學之作，全方位書寫傳統鄉土社會的歷史演進和文化沿革，展現源遠流長、生機勃勃的中國傳統文化，觸摸鄉土肌理。諸多此類作品將中國鄉村廣袤大地的豐饒富庶、廣大鄉民的淳樸敦厚、鄉村文化的豐富樣態，通過文學的方式呈現在讀者的眼前。這樣的鄉土社會是寄托著作家無限鄉愁的鄉土，甚至充滿了傳奇色彩，但實際上這并非現實的鄉土，而是文學中被建構起來的鄉土意象，因此，這種鄉愁是鄉土社會藝術化與理想化的文學流露。但這也正是文學的意義所在，以文學的視角思考中國鄉村幾千年來不斷賡續的歷史和文化，通過歷史思辨當下，是新時代文學書寫山鄉巨變的重要指向。

新時代鄉土文學的內涵與外延都在發生著變化，但不管怎樣變，鄉土文學的本質依舊是“文學”，用文學的語言書寫山鄉，用文學的方式描摹鄉村，以作家的真誠與真實，去書寫鄉土、洞察社會、透視人心。美國作家加蘭曾說：“為一切時代而寫作的最可靠的方法，就是通過最好的形式，以最大的真誠和絕對的真實描寫現在?！盵5]說到底，“為一切時代而寫作”的根本在于文學性與現實性碰撞后所生發的永恒性，這樣的作品無論在任何時代都不會過時。就新時代鄉土文學而言，作家要飽含對時代的熱望與熱愛，用手中寫意的筆和純凈赤誠的心，去真實地書寫“現在”，擘畫屬于新時代山鄉巨變的新史詩。

無論是書寫當下鄉村變革，還是追溯傳統的鄉土，新時代十年鄉土文學的演進都展現出百舸爭流的態勢，內容不斷豐富、主題越發厚重。既面向歷史又面向現實和未來的新時代鄉土文學，正在拓寬自身的眼界和格局，并有向更為深廣的藝術領域探索的空間。其中，鄉土書寫的個體經驗應主動呼應時代的主題，彰顯個體的家國情懷、社會責任、時代擔當。鄉土文學是新時代詮釋中國式現代化、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的關鍵所在。中國鄉村具有豐富的歷史、文化、自然和社會資源，是文學創作取之不盡的素材，其建構起中國文學的傳統美學風范，并影響著廣大讀者對鄉村的認知和審美意識。在承續鄉村傳統的基礎上，新時代鄉土文學要建構起屬于這個時代并具有廣闊視野的美學表達范式，鄉土文學要積極促進藝術表現方法和審美闡釋的創新，為新時代文藝事業注入強大的動力和新鮮的活力。

參考文獻：

[1]茅盾.茅盾全集（第二十一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89.

[2]格非.望春風[J].長篇小說選刊，2016（06）.

[3][4]魯迅.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導言[M].上海：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9.

[5][美]赫姆林·加蘭.破碎的偶像[A]//劉保端等，譯.美國作家論文學[C].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84.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百年中國鄉土文學與農村建設運動關系研究”（編號：21&ZD262）研究成果

作者單位：民盟中央群言雜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