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分配制度的出場邏輯、價值意蘊及其實踐路徑

李玉瑩 馬佰蓮

[內容提要] 20世紀90年代中國社會提出了第三次分配,十九屆四中全會以來逐漸將其提升到分配制度層面,賦予其更高的時代使命。從新時代新征程黨的中心任務的視角來看,這一制度的出場具有深刻的理論邏輯、歷史邏輯和現實邏輯;第三次分配制度有利于激活和補充原有分配制度,有利于建設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具有更好地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長遠價值。在新時代落實和推進第三次分配制度,需要充分發揮企業、社會組織和個人等社會力量,結合資源募集、渠道拓寬、機構管理、效果監管等環節以構建其實踐路徑。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從現在起,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1]21。在完成這一中心任務過程中,分配制度作為實現共同富裕的基礎性制度將會發揮愈來愈重要的推動作用,其中第三次分配制度能夠凝聚全體人民磅礴力量,在新時代具有長遠價值。

第三次分配是在20世紀90年代由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提出的,它是指一種存在于由市場和政府主導的收入分配制度之外,依靠個人信念、道德、社會責任心及對某項事業的特殊感情而進行的個人收入轉移[2]265。進入21世紀,隨著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深入,各界對第三次分配的關注度逐漸提高。十九屆四中全會將第三次分配寫入黨和國家的正式文件,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將第三次分配上升為基礎性制度安排,二十大報告再次強調“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協調配合的制度體系”。近年來,學界從經濟學、社會學、倫理學等視角對第三次分配進行了多維闡釋,但是關于第三次分配在新時代何以上升為制度層面的邏輯必然性鮮有論述,對置于完成現代化中心任務進程中的第三次分配制度的價值意蘊和實踐方式的研究尚不多見。

對此,本文力圖在現有研究的基礎上,從新時代新征程黨的中心任務的立場上,系統考察第三次分配制度的出場邏輯和價值意蘊,并在此基礎上探究其實踐路徑,以期深化和拓展對這一主題的研究。

一、新時代第三次分配制度的出場邏輯

隨著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深入,第三次分配的內涵得以豐富和擴展。劉鶴同志指出,“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文化、習慣等影響下,社會力量自愿通過民間捐贈、慈善事業、志愿行動等方式濟困扶弱的行為,是對再分配的有益補充?！盵3]一些學者進一步探索第三次分配的內涵和實現方式,認為其配置的資源不僅包括收入和財富,也包括時間、技能等市場化要素,涉及科技、教育、文化、衛生、環保等多個領域[4],還有學者認為文化藝術、社會企業和共享經濟也可以納入廣義的第三次分配范疇[5]。當前第三次分配已上升到制度層面,這一制度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中的理論創新和制度創新?；谶@一理解,我們將第三次分配制度的出場邏輯概述為如下三個方面。

(一)馬克思主義分配理論是第三次分配制度出場的理論邏輯

馬克思主義分配理論堅持科學性與價值性的統一。馬克思基于社會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把握分配關系,他指出,“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而生產條件的分配,則表現生產方式本身的性質?！盵6]436也就是說,消費資料的分配方式是由生產方式決定的。在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資本家無償占有工人生產的剩余價值,分配的實質是剝削。這種分配方式具有歷史暫時性,在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社會中,它將被按勞分配所替代;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的共產主義社會,則實行按需分配。在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運行規律的過程中,馬克思恩格斯始終立足于無產階級立場,以人的全面發展為價值旨歸。他們揭示了“資產階級行善就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7]479;而對于無產階級之間的互助行為,二人則贊揚其舍己救人的美好品德?！八麄冏约壕褪敲\多舛的,所以他們能同情境況不好的人。在他們看來,每一個人都是人?！盵7]438在馬恩二人看來,這種基于人道主義的援助才是慈善的初心,才是真正的善。但是由于資產階級處于統治地位,其偽善行為使得慈善被污名化,甚至掩蓋和否定了無產階級之間的互助美德[8]。只有在消滅私有制、消除異化關系的共產主義社會,才能破除道德困境,實現人的全面發展。而實現這一目標,則需要保持歷史耐心,在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逐步完成。

作為一種分配方式,第三次分配是在中國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分配理論的繼承和發展中逐步凸顯的。新中國成立至改革開放前,我國在計劃經濟體制基礎上實行平均主義,這種分配方式在特殊歷史條件下具有一定的客觀性,但并不適合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家長久而持續的發展。改革開放時期,為調動人民的生產積極性,中國確立了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并建立起再分配調節機制。黨的十六大以后更加關注分配公平,完善再分配調節機制,以慈善為實現方式的第三次分配在這一時期發展起來。黨的十八大將社會公平放在更突出的位置,注重人的全面發展等價值向度,提出共享發展理念,強調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這一時期黨和政府挖掘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中的內在倫理稟賦,充分發揮共享發展理念的道德內涵[9],提出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制度體系。目前,第三次分配在我國整個分配格局中所占的比重相對較小,西方慈善事業的發展也充分證明第三次分配對縮小貧富差距的作用是有限的。但是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第三次分配與西方慈善具有本質區別,其區別在于我國的第三次分配始終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分配原則,與原有分配制度協調配合,并以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為價值旨歸。

(二)傳統互助倫理和美好社會構想及實踐是第三次分配制度出場的歷史邏輯

中國式現代化是賡續古老文明的現代化。在中華文明的歷史長河中,第三次分配制度傳承著中華民族的互助基因,延續著共享共榮的文化血脈。中華民族的互助基因集中表現于善舉等倫理實踐。古代的善舉主要包括賑災濟貧、布施、修橋筑路、辦學、義田義莊等,既有政府為彰顯仁政的德治措施,又有民間為主體的宗族鄉里間的自愿援助行為[10]。善舉的文化根源,是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儒家講求倫理德性,推崇仁愛思想,重視義利觀念及其踐行,堅持道德的善是人類實踐的根本目標[11];儒家仁愛思想滋養出“德治”“守望相助”“扶貧濟困”等倫理的理念,并由此延申出了義利觀,講求義在利前,以利濟義,回報社會。這些思想觀念在血緣、地緣關系中形成一種熟人文化,進而形成小范圍的人與人之間的互相依賴關系[12]。既有的互助倫理實踐和思想觀念也深深影響著外來文化。比如佛教文化傳入中國伊始就與儒家思想融合并世俗化,佛教內在的“慈善”思想轉化為外在的廟宇布施等具體行為,尤其活躍于兩漢魏晉南北朝等社會動蕩時期。

傳統互助倫理思想與古往今來中國人民對美好社會的構想及實踐具有密切關聯。中國人民向往人人富足的“小康”生活與和諧的“大同”社會,在實踐中提倡以“兼濟天下”的社會責任感和奉獻精神,在實施效果上追求社會倫理秩序的和諧統一?？梢哉f,第三次分配代表了中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集體性、自覺性的現實追求[13]。在追求共同富裕的過程中,一方面,血緣親屬以及鄰里社區間基于道德情感的個人贈予和互助幫扶的第三次分配行為始終存在;另一方面,第三次分配的范圍和內容不斷擴大,集中表現為公益慈善事業和志愿服務的迅速發展。從2009年至2022年的《中國慈善發展報告》可知,我國慈善組織、志愿者人數以及社會公益資源總量呈現逐年增長態勢,至2021年,全國社會組織總量為90.09萬個、實名注冊志愿者總數為2.22億人、全國社會公益資源總量預測為4466億元。在新時代,慈善出現了公益性轉型,在發揮濟貧扶困的傳統作用的同時,更加注重生態保護、傳統文化傳播等公共利益;分享經濟以社會合作和市場交換的混合方式提供了資源配置的新形式,也展現出作為廣義第三次分配的發展空間[14]?；ブ凸蚕碛^念的發揚以及廣泛的實踐有效推動共同富裕進程,促進美好生活構想的逐步實現。

(三)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時代需要是第三次分配制度出場的現實邏輯

第三次分配制度的出場遵循理論與實踐的統一,與新時代中國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具有密切關聯。從我國宏觀經濟發展狀況來看,改革開放政策為中國創造了發展奇跡,為第三次分配制度的出臺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由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可知,1978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為3678.7億元,2022年這一數值已上升至121萬億元,我國經濟總量持續擴大。2021年我國脫貧攻堅取得全面勝利,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實現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階段性目標。黨的十八大以來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逐年增長,2022年數值達36883元。一直以來中國高度重視基礎設施投資和建設,已經基本建成現代化的交通運輸和通訊網絡服務體系[15]?？梢哉f,宏觀經濟狀況為第三次分配制度的出場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從經濟社會發展的微觀層面來看,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市場主體爆發性增長,成為經濟持續發展的動力來源,也為第三次分配提供了主體基礎;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已扭轉了最初的資本短缺狀況,資本要素展現出促進社會主義生產力發展的活力,引導資本有序健康發展成為新時代任務之一,在此背景下第三次分配制度能夠激發社會道德力量,有助于引導資本向善和財富向善。

與此同時,居民收入差距較大成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不可忽視的現象。據國家統計局數據可知,2021年中國基尼系數為0.466,處于差距過大階段。與之相對照,1978年這一數據值為0.27,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貧富差距總體上呈波動上升,至今仍處于高位[16]。改革開放以來,由于我國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還不夠高,市場機制有待完善,因此勞動在初次分配中占比較低,教育資源和人力資本在地區和城鄉間分配不均,雖然以稅收、轉移支付、社會保障等方式進行再分配調節,但是我國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較大。此外,社會財富向發達地區、壟斷行業和資本所有者及高收入家庭集中趨勢加強,更強化了居民間的收入不平等狀況[17]。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必須堅決防止兩極分化,加快形成橄欖型分配結構。為此,要發揮分配制度的基礎性作用,一方面要提升按勞分配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大再分配調節力度;另一方面要挖掘第三次分配的潛力,發揮其金額不受限制、方式更加多樣、行為更加溫和的優勢,改善資金、人力、物力的現有分配狀況,實現三次分配協調配合,從多維度多層次縮小居民收入差距,優化收入結構,從而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

二、第三次分配制度的價值意蘊

在以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中心任務的新時代新征程中,第三次分配制度不僅具有激活和補充原有分配制度的作用,更彰顯出超越單純分配范疇的能力,其道德和文化基因有利于促進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并在精神文明和生態文明等方面展現出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長遠價值。

(一)第三次分配制度能夠匯聚人民力量以激活和補充原有分配制度

唯物史觀認為人民是推動社會發展的根本力量,實踐活動是人類歷史生成的源泉。人民的主動性、創造性、凝聚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戰勝一切艱難險阻、創造舉世矚目的奇跡的內在動力。巨大的人口規模一方面給中國式現代化帶來挑戰,另一方面也孕育著“全國一盤棋”的潛能。共同富裕進程正是在中國共產黨帶領下,在全體中國人民團結一心、埋頭實干中向前推進的。當前我國已經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在此背景下如何發揮分配制度的基礎性作用、鞏固脫貧成果、全面推進鄉村振興、解決市場經濟中“政府失靈”等系列難題,都需要調動全社會的力量,在多領域進行精準化建設。

第三次分配能夠激活欠發達地區的初次分配,促進其潛力釋放和動能轉換。區域、城鄉發展不平衡現狀和居民收入差距是我國現代化進程的阻礙性因素。勞動性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份額下降,但資本、技術等要素在功利性的市場導向下能夠獲得更多收益。一些農村地區或中西部地區由于缺少獲利性大的要素,常常在市場競爭中處于劣勢地位。一方面,第三次分配可以給予這些地區資金支持,通過社會性企業的資產和設施投資增加落后地區的要素所有量和就業機會,加大落后地區社會性的投資吸引力和人員就業率;另一方面,第三次分配可以給予這些地區技術和知識幫助,通過支教、志愿者服務等向低收入群體提供長期性、周期性、有針對性的技能培訓,提高勞動者素質,使其更能適應市場化需要,從而促進落后地區的現代化進程。

第三次分配有助于彌補再分配難以面面俱到的局限性,更好地兼顧分配效率和公平。再分配的調節范圍涉及經濟、文化、教育、福利、衛生、環保等多方面,并且對于經濟效益少的部門,其市場調節能力弱,更需要政府調節的介入。當政府難以兼顧或調節措施不得力時,第三次分配可以起到一定的彌補作用。比如熱心于教育、環保、醫療衛生的企業、個人和社會組織可以為該領域提供物資援助、人力幫扶和技術指導,從而促進該領域的協調運轉。其次,當應對自然災害等突發性事件時,第三次分配能夠凝聚社會各界人士的力量,一定程度上能夠增強信息流動性,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和準確性。由以往我國應對地震、洪澇、疫情等的經驗可知,民間捐助和各地馳援能夠及時緩解政府調度的壓力,在時間和空間上與政府力量協調配合。

(二)第三次分配制度有利于建設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第三次分配制度的道德和文化基因使其具有超越單純分配制度范疇的能力。第三次分配有利于實現社會主義條件下市場與道德的高水平平衡。當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有待完善,市場秩序仍需進一步規范。有學者指出我國市場經濟中存在倫理思想困境、拜金主義、貪污腐敗等個別不良現象[18]。當前我國迫切需要回應市場經濟中出現的道德問題,最大程度減少資本運行帶來的消極影響。為此,需要“強化社會責任意識、規則意識、奉獻意識”[19]43,實現道德與利益更高水平的動態平衡。相較于采取強制性措施的再分配,第三次分配更加溫和且形式多樣,同時能夠在社會范圍內弘揚無私奉獻、樂于助人的經濟倫理精神,重塑正確的義利觀,有利于促進市場倫理道德規范,建設高水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而推動中國式現代化進程。

文化作為上層建筑受經濟基礎的影響并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第三次分配制度能夠塑造和諧的社會文化,推進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設。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設過程中,民眾精神情緒對經濟社會健康發展具有重要作用,由此,我國提出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與和諧社會理念。從理論層面看,人對需要的衡量是以社會為尺度的,貧富差距拉大的社會現實使得相對貧困的群體在與富裕群體的對比中產生“相對剝奪感”,這種感知容易誘發不滿情緒,不利于社會和諧穩定發展。正如馬克思在《雇傭勞動與資本》所指出的,“一旦在這座小房子近旁聳立起一座宮殿,這座小房子就縮成茅舍模樣了”[7]729,并且房屋的擴大速度會隨著文明程度的發展而不對等式增加,落差感隨之擴大。公益慈善、文化藝術、共享經濟等第三次分配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弱勢群體的獲得感和幸福感,而且有利于提高捐贈者的滿足感,從而雙向協調社會關系,營造和諧的社會氛圍。

(三)第三次分配制度具有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長遠價值

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充分不平衡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成為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這一美好生活需要不僅包括物質需要還包括精神需要,不僅包括對人與人平等自由關系的需要還包括對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關系的需要。資本主義社會塑造的文明形態是資本邏輯主導的,這種文明形態具有競爭性、逐利性以及對自然的掠奪性;而中國式現代化創造的是一種有別于資本主義文明的人類文明新形態,追求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和諧發展,具有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的鮮明特點。

第三次分配制度有利于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馬斯洛需求理論認為當低層次生存需要被滿足后,人們會追求更高層次的情感需要、自我實現和超越的需要。也就是說,當物質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精神文明的重要性愈加凸顯。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我們迫切需要實現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協調發展。除了上文提到的塑造和諧社會氛圍的作用以外,第三次分配還可以在文娛領域發揮作用,通過文化社會組織、舉辦大型公益文化藝術活動,線上運營等方式為大眾提供優質多樣的作品和服務,豐富大眾的精神生活;同時這些活動形式能夠為現代社會中的人際交往提供時間和契機,增進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交流,有利于滿足人們的精神需要。

第三次分配制度有利于建設生態文明。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要求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其中生態文明是重要組成部分,要求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但是生態建設的短期收益較低,并且需要長期投入人力物力加以維護,因此生態建設不僅需要依靠政府力量,也需要動員社會力量。當前“螞蟻森林”等生態公益平臺、高校環保志愿者組織顯示出社會力量在生態保護領域的潛力。進一步探索第三次分配在生態建設領域的實現方式,可以引導企業、社會組織為生態建設持續性注入資金和提供長期志愿服務,從而實現社會力量與政府力量的合力作用;并且這些企業和組織的生態保護實踐有利于弘揚責任意識和奉獻精神,激發全體社會成員更加活躍地參與到生態建設之中。

三、新時代新征程黨的中心任務下第三次分配制度的實踐路徑

二十大報告強調“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協調配合的制度體系”,并提出要“引導、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業、社會組織和個人積極參與公益慈善事業”[1]47,這進一步指明了當前第三次分配的參與主體和主要參與形式。從資源募集、渠道拓寬、機構管理、效果監管等環節來看,構建第三次分配制度的實踐路徑需要從如下五個方面著力。

(一)以穩定的經濟發展和收入預期激發全體人民參與意愿

第三次分配需要調動全體社會成員的積極性、實現參與群體的廣覆蓋,這意味著不僅要引導高收入人群投身慈善事業,也要激發中低收入群體的參與動力,實現人人對“善”的向往。然而目前我國第三次分配仍存在規模較小、參與人數較少、水平較低的問題,亟須動員廣大人民群眾參與其中。

馬克思主義認為,“個人是什么樣的,這取決于他們進行生產的物質條件”[7]520。歸根到底,人們參與第三次分配的積極性受到物質條件即對經濟發展和個人收入預期的影響。當前就業、住房、教育、醫療與養老等民生問題制約著社會大多數成員的經濟行為,這些生活壓力與傳統儲蓄觀念相結合而構成了第三次分配的阻礙因素。為消除這一基礎性的現實障礙,首先,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貫徹新發展理念,加快構建以擴大內需為戰略基點的新發展格局,維持我國宏觀經濟穩中向好的發展態勢,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其次,必須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提高勞動分配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規范財富積累機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努力尋求效率和公平的動態平衡,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完善覆蓋全民的社會保障體系,提高群眾普遍獲得感和安全感,在具有經濟活力的社會中為擴大第三次分配的規模創造現實可能。

(二)以財政激勵機制引導企業和高收入群體參與公益慈善事業

第三次分配是一種社會成員基于道德調節的自愿性行為,但是僅僅依靠社會力量和道德因素難以提高第三次分配的質量和規模,需要采取針對性較強的財政政策,遵循適度原則加以激勵。

首先,企業參與公益慈善事業是我國第三次分配的主要途徑,以財政激勵機制鼓勵企業投身公益慈善有利于引導大規模物資和人力進入第三次分配。其一,針對企業所得稅捐贈制度中非貨幣捐贈額計量不規范、結轉扣除期限短、可全額扣除公益性捐贈范圍窄的現實問題,可以延長企業捐贈結轉的扣除年限,將對養老院、福利院等的捐贈納入當年可全額扣除公益性捐贈范圍[20];其二,要簡化慈善捐贈所得稅減免程序,解決出具捐贈票據難等問題,暢通申請稅收優惠的渠道;其三,引導企業參與模式向更適應市場機制的方向轉變,鼓勵其建立基金會和開拓共享經濟商業模式,以擴大企業參與規模。

其次,針對高收入群體參與第三次分配的自愿性不高的現實狀況,一方面可以提高個人所得稅捐贈支出的扣除比例、允許超額部分延期結轉[21]、建立個人慈善賬戶等,激發個人捐贈的積極性;另一方面,可以通過調整房地產稅、適時征收遺產稅等方式[22],反向激勵高收入人群將更多個人財產用于第三次分配,緩解貧富差距的代際傳承趨勢。

(三)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營造互助共享的文化氛圍

第三次分配與正確的價值觀和財富觀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關系,崇尚無私奉獻、互助共享的社會氛圍有利于第三次分配制度的落實和推進。

首先,要加快對傳統互助倫理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型發展,發揮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凝聚人心和匯聚民力的強大力量。其一,大力弘揚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在全社會形成共同認知情感的凝結,引導民眾強化“推己及人”的觀念,增強全民的責任擔當和奉獻精神;其二,傳統慈善倫理文化中也存在親親原則等舊思想和徇私舞弊行為,這些封建文化與現代化建設不相容,需要予以摒棄或革新。其三,第三次分配絕不是推崇不勞而獲和“養懶漢”,要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日常生活,在全社會形成崇尚勞動、講求誠信、勇于奮斗的積極向上氛圍,提高全民的思想覺悟、道德水準和文明素養。

其次,以正確的輿論引導激發社會正能量,發揮榜樣的帶頭作用。第三次分配的實現是一個長期而緩慢的過程,需要發揮輿論宣傳引導和榜樣的激勵作用。為此,要以公益廣告、媒體宣傳、榮譽表彰等形式塑造崇尚奉獻的輿論導向,為兼顧商業價值和社會價值的企業家精神成長提供肥沃的土壤,培養企業家精神,激發高收入群體從“他律”走向“自律”。

(四)以網絡慈善和信托福彩等形式拓寬第三次分配渠道

新時代條件下,慈善的公益性轉向愈加明顯,第三次分配不僅具有解難紓困的作用,還在文化娛樂、生態建設等領域具有較大的發展空間。為推進第三次分配制度有效落實,需要創新其實踐方式,拓寬實現渠道。

首先,合理利用網絡平臺開拓第三次分配線上發展空間。在時代浪潮下,第三次分配逐漸由過去依靠傳統慈善機構轉變為線下線上雙結合的方式。網絡平臺具有不受時空限制、傳播度廣、時效性強等優勢,大數據和云計算有助于及時發現第三次分配受眾群體、提高資源匹配精準度。為進一步擴寬線上第三次分配的發展空間,一是要結合流媒體創新相關平臺運營方式,利用區塊鏈和云計算等技術整合零散信息、實現精準推送,綜合利用照片、推文、視頻、直播等形式,擴大宣傳和感召范圍,實現線上高效籌集物資、廣泛征召志愿者等目的;二是以政策激勵引導第三次分配與鄉村振興戰略有效對接,探索鄉村地區的互聯網公益新業態,以公益直播帶貨等形式提高落后地區閑置資源利用率,釋放其發展動能。

其次,探索慈善信托和福利彩票的創新性發展方式。近年來不少學者研究慈善信托或福利彩票對推進第三次分配所具有的價值和實現路徑。信托具有保值增值的作用,能夠促進科研和教育等長期公益事業的發展。當前我國慈善信托存在東西部差距較大、結構和方式不合理、文化藝術相關信托比例小等問題,因此需要通過加強信托機構與其他金融機構合作、實現委托人多元化等方式以加快慈善信托生態建設[23]。相對于面向高凈值人群的慈善信托,福利彩票具有參與門檻低、籌集速度快、面向普通公眾等特點[24],從而能夠調動更廣泛的社會力量參與第三次分配。據國家統計局數據可知,2021年中國福利彩票銷售額為1422.5億元,提取公益金443.6億元,有力地推動了社會公益發展。當前福彩業的轉型升級需要在革新產品設計理念、豐富市場和渠道、增加公益金提取比例等方面著力,以帶動第三次分配發展。

(五)以法律手段和自我治理提升公益慈善組織運營能力

第三次分配涉及諸多主體及利益關系,需要借助法律法規的強制力量予以引導和規范。在新時代,第三次分配出現形式多樣化、參與人員廣泛化、物質資源與非物質資源相結合等新變化。在探索第三次分配多種實現方式時,一是要緊跟第三次分配領域的新情況新問題,增強不同領域間法律的協調聯動性,廓清模糊領域,形成對第三次分配參與主體和全過程的配套法律制度建設,嚴肅調查和處理違法違規行為。二是要警惕資本邏輯對第三次分配的侵蝕,警惕平臺壟斷和去中心化,完善《反壟斷法》及其配套法律法規。三是要規范慈善等信息發布和審核流程,以行政許可的方式建構平臺準入與運營的市場[25]。

相比于難以測算的個人間的第三次分配,我國官辦慈善組織、民間慈善組織和社會創業組織所構成的第三次分配組織體系更能顯示出第三次分配的制度化發展趨勢[26]。但是個別組織的行政效率低下、貪污腐敗問題對整個公益慈善事業的社會風評產生了負面影響。當前提高第三次分配的質量迫切需要提升相關組織的治理能力,提振人們參與第三次分配的熱情和信心。其一,相關組織要完善在資源整合、物資流動、供需對接等全流程方面的績效管理體系,引入合理有效的評估標準,明晰項目策劃、人員配置、物資調動等流程安排,提升資源整合強度和供需匹配精準度。其二,相關組織要重視人力資源要素,通過技能培訓、考核等方式培養管理型人才和高效而專業的工作人員,提高組織運行水平和效率;其三,相關組織要完善自身在錢款往來、物資調配、責任劃分等方面的規章制度,提高物資動向的公開透明性,避免體系內部惡意競爭,增強自身安全性和公信力,從而提升參與者的信任度和滿意度。

四、結語

第三次分配制度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提出的一種制度設計。這一制度設計具有馬克思主義分配理論的理論淵源,符合中國優秀文化的歷史傳統,呼應了新時代中國社會發展問題和需求,對于新時代新征程黨的中心任務的實現無疑具有重要實踐意義。然而,第三次分配畢竟是一種“在道德、文化、習慣等影響下,社會力量自愿通過民間捐贈、慈善事業、志愿行動等方式濟困扶弱的行為”,支撐第三次分配的動力之大小強弱則是由道德的性質、動機以及水平決定的。今天,中國社會并沒有根本改變其作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客觀事實。既有事實和經驗告訴我們,提高勞動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再分配仍是分配制度改革的重中之重。因此,在推進第三次分配制度落地和擴大的同時,我們應該注意到其道德推動力的效力不確定性和建設長期性等現實問題,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遵循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在堅持公有制和按勞分配原則的基礎上不斷推進第三次分配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