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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思想政治教育價值引領:群體極化的破解之道

2023-05-15 19:35劉社欣唐時嬌
理論導刊 2023年5期
關鍵詞:價值引領網絡思想政治教育網絡輿情

劉社欣 唐時嬌

摘 要:群體極化由現實映射到網絡后,主要表現為“狂熱追捧”與“千夫所指”反向共生、“道德審判”與“道德綁架”相互疊加、“口誅筆伐”與“人肉搜索”一觸即發、“輿論反轉”與“情緒反轉”循環發生等網絡樣態,對網民價值觀的形成與發展具有重大影響。從根本上破解群體極化現象,關鍵是要充分發揮網絡思想政治教育的價值引領功能,將群體認知引領至“客觀性”與“主流化”。群體極化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其歷經“同質性思維萌發——導向性信息初構——主流性觀點匯聚——偏激性認知形成”四個生成階段。網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承擔階段性任務,做好拓寬視野的前瞻者、思想建設的引領者、輿論風向的掌舵者與網絡言行的規范者,切實引領網民價值解讀、價值判斷、價值選擇與價值轉化。

關鍵詞:網絡思想政治教育;價值引領;價值觀念;群體極化;網絡輿情

中圖分類號:G4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7408(2023)05-0116-07

基金項目:廣東省教育科學規劃課題“廣東高校意識形態工作話語權研究”(2018JKSTD02)。

作者簡介:劉社欣(1964—),男,湖南新邵人,華南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思想政治教育;唐時嬌(1999—),女,四川眉山人,通訊作者,華南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充分肯定了自黨的十九大以來網絡意識形態建設工作取得的突破性成就,指出“網絡生態持續向好,意識形態領域形勢發生全局性、根本性轉變”[1]10。同時,習近平立足向第二個百年目標奮斗的關鍵節點,對網絡輿論生態的構建作出了重要部署,指出要“鞏固壯大奮進新時代的主流思想輿論,加強全媒體傳播體系建設,推動形成良好網絡生態”[1]44。因此,夯實“網絡生態持續向好”的穩定局面是我們黨的重要思想戰略任務,需篤行不怠、敢于斗爭,瞄準以“群體極化”為代表的輿論亂象,實現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價值引領的精準發力。

一、成“繭”:群體極化由現實映射到網絡

群體極化,亦稱“冒險轉移”,是指群體決策比個人決策呈現更極端的趨勢,更容易偏向于冒險或保守之某一極端[2]。1961年,美國社會心理學家詹姆斯·斯通納通過將群體討論后的決策與未經群體討論后的個人決策相比較,得出了“群體討論后的決策較之討論前更具有冒險性”[3]這一權威性結論。伴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群體極化也由現實映射到網絡,主要表現為網絡輿情群體極化,即社會熱點依托網絡進行傳播的過程中,網民在熱烈的討論中形成主流傾向,并在彼此的認同中產生強烈的情感共鳴,從而使得網民的觀點與未經群體討論之前保持一致,程度上卻變得更為偏激與極端。

(一)“狂熱追捧”與“千夫所指”反向共生

縱覽當今的網絡輿論生態,人們在無形中形成了一種“標簽化”的網絡交流方式。所謂標簽化,即人們熱衷于為公眾人物以及輿論當事人定性,為其貼上“帥氣”“油膩”“高尚”“惡心”等符號化標簽,不允許個體處于標簽之外的中間地帶,否認個體的全面性。由此,網絡輿論對于個體的標簽描述往往呈現出一定的極端性,“狂熱追捧”與“千夫所指”反向共生于輿論生態。究其根本,兩者實則分別是群體極化網絡效應的正面反饋與負面反饋。一方面,以明星為代表的公眾人物呈現出光鮮亮麗的外部形象,往往會被貼上良性標簽,收獲正面的網絡評價。當良性標簽逐漸增多,人們沉浸在贊美式的討論氛圍中,對公眾人物的評價趨于完美化,在正面的極化效應中引發大量的粉絲追捧。此時若有質疑的聲音出現,往往會遭到粉絲群體的集體攻擊,將質疑者歸為良性標簽的對立面。另一方面,若相關公眾人物因外表形象發生變化或是出現道德問題時,又會極速被貼上相應的惡性標簽,“狂熱追捧”迅速演化為“千夫所指”。標簽的反轉將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不僅輿論風向發生變化,該公眾人物曾經被贊頌過的行為也會被進行相反的解讀,公眾人物在負面的極化效應中淪為眾矢之的。此時若有質疑的聲音出現,同樣會引發網民的群體攻擊,人們會將質疑的聲音視為對于群體的對抗,將質疑者與惡性標簽歸為同類。

(二)“道德審判”與“道德綁架”相互疊加

“道德審判”指人們依照心中的道德規范與行為準則,對于輿論中心的當事人進行嚴苛的審視與評判。就審判標準而言,“道德審判”的審判標準源于人們心中的“戒尺”,它嚴于法律規范,又泛于方方面面。就審判主體而言,它不再局限于具有法律素養的法律工作者,而包括圍觀輿論事件的所有網民?!暗赖聦徟小毙纬傻目陀^原因在于網絡發言的匿名性,身體的“缺場”帶來的是非理性情緒的“上場”。但究其形成的主觀原因,則是群體極化所滋生的群體盲信。在輿論事件的發酵過程中,具有相似觀點的網民迅速通過“點贊”“評論”等方式聚集在一起。網民在高度的情緒共鳴中增強對于自我觀點的確信,并不斷收獲來自群體的信賴與支持。以此作為心理基礎,網民心中的樸素正義感趨于極端化,以嚴苛的道德標準對當事人妄加批判。同時,“道德審判”總是與“道德綁架”相互疊加,共同成為指向輿論當事人的“正義之刃”?!暗赖陆壖堋笔窃凇暗赖聦徟小钡幕A上,進一步要求當事人作出符合“道德標準”的行為選擇??v覽眾多“道德綁架”的案例,主要表現為“捐款數目與咖位不相符”“在重要紀念日期間發布娛樂性質內容”“在公共事件中未能摒棄個人利益”……究其本質,都是網民對于他人的嚴苛標準與現實之間存在落差,并將心理落差轉化為群體盲動,以道德的名義對當事人進行惡性解讀與批判。

(三)“口誅筆伐”與“人肉搜索”一觸即發

“口誅筆伐”與“人肉搜索”既是網絡暴力的典型形式,也是群體極化的直接后果。一方面,網絡場域的口誅筆伐不同于現實爭執的面紅耳赤,人人戴著面具交流,人人隔著屏幕對峙。但也正是由于發言的匿名性,網絡成為人們進行語言暴力的自由天地,成為情緒宣泄的最佳出口。正如馬克思指出:“‘精神從一開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質的‘糾纏,物質在這里表現為振動著的空氣層、聲音,簡言之,即語言?!保?]160-161網民們站在道德的制高點向當事人狂吐口沫,語言成為象征憤怒的雪球,源源不斷地滾向當事人。似乎語言越惡劣,雪球滾得越大,才越能彰顯個體的正義。另一方面,群體極化催生群體的“窺探欲”,“人肉搜索”一觸即發。部分網民甚至踐踏法律紅線,毫無畏懼地將輿論當事人的隱私信息曝光。例如,在“羅冠軍事件”中[5],羅冠軍的身份證照片被各大營銷號爭相轉發,不少網友直接在羅冠軍的照片上貼上“強奸犯”的頭銜,更有甚者直接將其惡搞為遺照。網民們的關注點并非強奸行為是否真實存在,而是直接陷入了一場制裁“強奸犯”的正義者狂歡。同時,“人肉搜索”并不停留于“曝光”,還將引發進一步的惡性解讀。即使是當事人在十余年前所發表的個人言論,個別詞匯都將被無限放大,以至于上升至人格層面,成為迎合群體意見的“有力證據”。

(四)“輿論反轉”與“情緒反轉”循環發生

網絡輿論反轉現象指網民對于熱點事件已經形成大規模的群體共識后,伴隨著真相的曝光,輿論風向迅速扭轉,群體共識朝反方向發展的輿論現象。近年來,網絡輿論反轉現象屢見不鮮,羅冠軍事件、榆林產婦跳樓案與重慶萬州公交車墜江事件等都是標志性事件。輿論反轉現象實則是群體極化的二次效應,即群體通過原有信息產生第一次極化效應后,因反轉信息披露、真相曝光,群體再次達到高度共鳴,從而迎來群體極化的二次效應。同時,“輿論反轉”總是與“情緒反轉”相伴相生,網民在兩次極化效應中也迎來兩次極端情緒,其往往表現為從極端的憎惡到極端的同情、從極端的支持到極端的反對?!拜浾摲崔D”與“情緒反轉”的循環發生將造成多維度的不良影響,直接沖擊新聞媒體公信力的塑造、當事人的社會聲譽以及社會秩序的穩定。就新聞媒體公信力而言,許多不明真偽的網民會將輿論反轉的成因直接歸咎于新聞媒體的不實報道,甚至引發群體聲討,從而使新聞媒體陷入社會信任危機。就輿論當事人而言,針鋒相對的事件當事人均是網民的討論對象,無論輿論風向如何,雙方當事人都處于輿論中心,遭遇網民無底線的解讀與批判?;蛟S當輿論反轉之后,一方當事人能獲得事實上的澄清與部分網民的安慰,但在翻天覆地般的輿論風暴中,當事人可能早已“社會性死亡”。就社會秩序而言,網絡輿論反轉的頻頻發生側面反映出網絡已經成為部分人借機炒作的重要場域,以微博為代表的網絡平臺已經演變為“網絡審判庭”。如果任由網絡發展為判定事實真相的重要場域,干擾司法,無疑將為社會秩序帶來不穩定因素。

二、突圍:網絡思想政治教育價值引領破解群體極化的內在邏輯

價值引領既是網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功能,也是網絡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訴求。網絡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質就是在網絡空間以符合社會要求的主流意識形態與核心價值觀念教育引導網民群眾,在多種思想價值觀念的碰撞中提高思想認識,凝聚價值共識[6]。因此,作為網絡思想政治教育基本功能的價值引領具有深刻的現實旨蘊,其旨在以主流意識形態占領輿論陣地,幫助網民廓清價值迷惘,并培養網民辨別是非與自主思考的能力。同時,價值引領不同于價值灌輸,其貫穿于人們思想動態的發展中,需置身于以“群體極化”為代表的輿論場域,在輿論浪潮中引領網民學會自主價值解讀、價值判斷、價值選擇與最終的價值轉化。

(一)群體極化與價值引領均以凝聚共識為目標靶向

群體極化與價值引領均以凝聚共識為目標靶向,以價值引領破解群體極化具有匡正群體認知的必要性。一方面,詹姆斯·斯通納結論中的“冒險性”亦指“極化性”,卻并非單純等同于“偏激性”。群體極化強調同向性的極化,即在群體本就有相似立場的情況下,進一步強化立場、凝聚共識。另一方面,網絡思想政治教育價值引領的本質也在于以主流意識形態凝聚群體共識,增強網民價值判斷的能力。因此,凝聚共識既是群體極化與價值引領的共同特征,也是兩者的根本沖突所在。群體極化將群體共識凝聚至“冒險性”與“極端化”,而價值引領將群體共識凝聚至“客觀性”與“主流化”。正如習近平在2018年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強調的,“建設具有強大凝聚力和引領力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是全黨特別是宣傳思想戰線必須擔負起的一個戰略任務[7]。為了確保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成為凝聚共識的根本靶向,亟須以價值引領抗衡群體極化所帶來的思想風險,發揮思想政治教育的強基固本作用,讓“客觀性”代替“冒險性”,“主流化”制衡“極端化”。

(二)群體極化與價值引領均作用于思想的矛盾轉化

群體極化與價值引領均作用于”知情意信行”的思想矛盾轉化過程,以價值引領破解群體極化在作用機制層面具有可行性。群體極化作為一種社會現象,長期以來一直是傳播學與社會學的研究熱點,現有研究仍聚焦新聞媒體的傳播與網絡平臺的治理。但在脫域的網絡空間中,意識形態引導力的建構不再依靠“硬性命令式權力”,而取決于“軟性同化式權力”[8]。群體極化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源于許多網民尚未形成穩定與成熟的價值觀體系,從而極易被誤導與操控,若僅僅依靠新聞媒體與網絡平臺的外力規制,很難保證與網民的思想動態同向同行。反觀價值引領,其作為一種柔性手段,能作用于“知情意信行”的內在思想矛盾轉化過程,有效滲透至群體極化的生成路徑之中。一方面,群體極化的每一個生成環節都需要網絡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步引領。群體極化歷經“同質性思維萌發——導向性信息初構——主流性觀點匯聚——偏激性認知形成”四個階段,其本質就是網民思想矛盾的不斷發展與轉化。價值引領工作需貫穿網絡輿論發展的全過程,任何一個環節的脫節都將可能引發群體極化。另一方面,價值引領能有效滲透至群體極化的生成過程之中。價值引領作用于人的思想品德發展過程,旨在以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為根本導向,作用于政治觀、世界觀、人生觀、道德觀、法治觀五大思想子系統。網絡空間的價值引領不是空洞的說教,也不是直白的灌輸,它擁有比傳統思想政治教育更為廣泛的實踐場域與信息資源。因此,網絡思想政治教育可融入輿論場域,在輿論發生、發展、消融的過程中引領網民進行價值解讀、價值判斷、價值選擇與價值轉化。

(三)群體極化與價值引領存在此消彼長的博弈關系

群體極化與網絡思想政治教育價值引領存在此消彼長的博弈關系,兩者作用結果的相斥從根本上導致兩者無法和諧共生。一方面,群體極化的快速蔓延窄化了網絡思想政治教育的發聲空間,也成為了價值引領的現實阻礙。當群體極化由現實映射向網絡后,伴隨著信息勢不可擋的發酵速度,群體極化的覆蓋面與影響力也不斷增長。群體極化隱匿于網民的討論之中,極易在情緒助燃中快速占領輿論風向,將網民的思想觀念引至偏激境地。反觀價值引領,其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在涓涓細流般的價值滲透中實現情感與認知的雙重引領。因此,若不有效遏制群體極化的快速蔓延,網絡思想政治教育價值引領的話語權與行動空間將面臨被消解與壓縮的風險。另一方面,只有以價值引領作為破解群體極化的切入口,才能以強有力的正面價值占領輿論空間,營造風清氣正的網絡環境。群體極化所引發的“道德審判”“口誅筆伐”等行為歸根結底是片面的價值解讀與錯誤的價值選擇,是沒有尊重他人價值、澄清自我價值的體現。因此,唯有回歸價值引領這一核心層面,做好網民思想建設的引路人,才能進一步做好網民言行的規范人,從根本上破解群體極化。

三、破“繭”:網絡思想政治教育價值引領破解群體極化的階段任務

群體極化在思想交融的過程中不斷顯現,并在情緒的強烈共鳴中走向極端。因此,群體極化的形成歷經“同質性思維萌發——導向性信息初構——主流性觀點匯聚——偏激性認知形成”四個生成階段。這也啟示我們將價值引領貫穿于群體極化生成的各個環節,以前瞻性眼光把控全局,以戰略性思維對其各個擊破。

(一)同質性思維萌發期:做好拓寬視野的前瞻者

同質性思維的潛在萌發,是群體極化生成的第一個階段。同質性思維是指網民在日常的網絡交往中,形成了相似的信息解構邏輯與問題研判思維,從而在面對輿論事件時,極易具有相似的認知與感受。同質性思維源于“繭房式”的網絡信息環境與“回音式”的網絡交流環境,兩者共同構建了群體極化的認知基礎與結構基礎。一方面,“信息繭房”隔絕了認知環境的多元圖景,也進一步降低了辯證思維形成的可能性?!靶畔⒗O房”概念出自凱斯·R.桑斯坦于2006年出版的《信息烏托邦》一書,其指出“我們只聽我們選擇的東西和愉悅我們的東西的通訊領域”[9],即大數據通過“監視”公眾瀏覽信息的過程,洞察與歸納出人們的興趣導向,從而營造出人們“愛看”“想聽”的“The Daily Me(我的日報)”?!靶畔⒗O房”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人們的信息獲取,人們能最大限度滿足信息的獲取需求。但“信息繭房”也使人們桎梏于同質化的信息泡沫中,在狹隘的視角下形成單一、片面的思考方式。具有相似興趣的人們在大數據的引導下,進入相似的“信息繭房”,共同生活在狹窄的信息泡沫中,形成群體式的同質性思維,圈層也由此形成。另一方面,“回音式”的交流方式在無形中增強群體的凝聚力,也進一步加劇了群體思維的同質性。當人們進入相似的“信息繭房”之后,會在群體安全感之中進一步暢快表達。同質性的表達方式類似于回音式的交流,即群體成員互相認同彼此的觀點,群體思維也在群體認同的作用下愈發趨于一致。因此,同質性思維實則源于群體狹隘的考察視角與片面的邏輯思維,是群體極化形成的萌發階段。網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此過程中則應做好拓寬視野的前瞻者,提供異質化聲音、擘畫多元化圖景,引領網民對網絡海量信息進行辯證與全面的價值解讀。

(二)導向性信息初構期:做好思想建設的引領者

導向性信息的初步形成,是群體極化生成的第二個階段。網絡輿論的形成依托于熱點信息的發布,即人們生存在由網絡信息組建的“擬態環境”中?!皵M態環境”由美國傳播學者李普曼于20世紀20年代提出,即在公眾和真實世界之間,存在著一個自己制造的或者他人構建的“擬態環境”,公眾的輿論僅僅是對于“擬態環境”的反應,而非直接的和確定的外部世界[10]。但鑒于目前的媒體環境,擬態環境呈現出碎片化與流量化兩大特征。一是“千人千報”的信息發布機制導致網絡信息碎片化,網民在先入為主的信息中形成認知雛形。網絡環境的突出特征是言論的自由化,人人都是麥克風的掌握者,人人也都是信息的發布者,由此形成了“千人千報”的發布機制。人們所接收的信息或許來自權威報道又或許來自無良媒體,或許接受價值引領又或許遭遇價值侵襲,人們所接收的信息呈現出一定的隨機性。同時,在沒有經過系統分析的初步階段,人們的認知往往取決于先入為主的信息,即更愿意相信最先接觸到的信息。由此,隨機性的零碎信息具有初步的導向性,接收相似信息的人群逐步形成了相似的認知雛形。二是不良媒體的營銷手段導致網絡信息流量化,群體在媒體的導向性轉述中選擇站位。媒體作為信息的主要發布者,往往比普通網民更能敏捷地察覺到熱點所在。一些不良媒體深諳商業邏輯,一貫秉承“流量為王”的報道理念,以導向性的敘事手法吸引人們的關注。眾多不良媒體為了迎合社會熱點而制造大量的同質性信息,甚至不惜遮蔽事實真相。人們在傾瀉而出的導向性信息中迅速達成共鳴,導向性的群體認知也由此初步構成。因此,導向性信息的初構實則源于網絡信息的碎片化與導向性,網民陷入被動性的價值判斷。對此,網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此過程中應做好思想建設的引領者,增強網絡信息的完整性與科學性,引領網民進行主動與正面的價值判斷。

(三)主流性觀點匯聚期:做好輿論風向的掌舵者

主流性觀點的強勢匯聚是群體極化生成的第三個階段。在歷經了價值解讀與價值判斷之后,網民面臨進一步的價值選擇。在此過程中,意見領袖發揮著主導作用。一是當輿論熱點初步形成時,大部分網民還不清楚如何表明立場。然而,一些信息獲取速度快、熱點敏感性強、話題參與度高的意見領袖則能迅速發聲,經過表層分析后選擇站位。大部分網民則基于“羊群效應”的心理暗示,將主流意見模糊等同于正確的價值選擇,從而在心理暗示下使自己的觀點與主流觀點保持一致。二是基于沉默螺旋理論,持有不同意見的部分個體因恐懼被群體孤立與討伐而趨于緘默。沉默螺旋理論由德國傳播學家伊麗莎白·諾爾—諾依曼于20世紀70年代提出,主要指“如果一個人感覺他的意見是少數,可能會因害怕被他人孤立而不說出自己的意見,于是少數意見愈少,多數意見愈多”[11]。人作為各自獨立的個體,面對熱點事件持有不同觀點本應是人之常情,但若個人的選擇與主流觀點不相融甚至相斥的時候,則極易被視為對整個群體的對抗,從而陷入被孤立與討伐的困境?;诖?,持有不同意見的個體往往趨于緘默,主流之聲則會在群體的簇擁中愈發響遏行云。因此,主流性觀點的產生實則源于從眾心理的引導與群體權威的震懾,網民為獲得群體認同而盲目進行價值選擇。對此,網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此過程中應做好輿論風向的掌舵者,避免“意見領袖”的過度干擾,引領網民進行客觀與自主的價值選擇。

(四)偏激性認知形成期:做好網絡言行的規范者

當主流性觀點在情緒的指引下進一步演變為偏激性認知時,意味著群體極化最終形成,非理性的情緒宣泄是其中的關鍵性導火索。一是群體在主流立場的思想交融中會產生強烈的情緒共鳴。主流性觀點的匯聚并不是觀點的簡單相加,而是情緒的彼此強化。個人在討論的過程中不斷收獲來自群體的認同,也在群體的簇擁中陷入“掌聲陷阱”。二是群體間的情緒共鳴一旦形成,則會在不斷的思想交融中愈演愈烈,直至上升為過激化的情緒宣泄,網民們不再致力于事件的真實解構,而是沉浸于討伐他人的“正義者狂歡”。因此,偏激性認知的最終形成源于認知的凝聚與情感的共鳴,網民在情緒的導向下進行錯誤的價值轉化,從而引發網絡暴力等道德失范行為。對此,網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此過程中應做好網絡言行的規范者,守護網絡疆土的底線與邊界,引領網民進行良性與積極的價值轉化。

四、涅槃:網絡思想政治教育價值引領破解群體極化的實踐理路

在群體極化的四個生成階段中,網絡思想政治教育承擔著戰略性的價值引領任務。同時,任務的踐行需要落實到具體的實踐理路中,需進一步瞄準“信息繭房”“網絡信息”等群體極化的生成因素,實現價值引領的精準發力。

(一)引領價值解讀,破壁“信息繭房”

“信息繭房”的形成是網民的興趣使然,也是算法時代的技術趨勢。雖然我們無法破除“信息繭房”存在的客觀必然性,但這并不意味著網絡思想政治教育沒有施展的場域。網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做好拓寬視野的前瞻者,關鍵在于引領網民進行多元性的價值解讀,突破“信息繭房”所造成的單向思維。一方面,網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融入”輿論熱潮,以辯證思維對輿論事件進行價值解讀,提供異質性、多元化的聲音。要客觀分析輿論當事人的不同立場,透視輿論當事人的心理變化,剖析輿論當事人的行為成因,同時號召網民保持客觀立場,不聽信一家之言,遏止情緒的“漣漪效應”。另一方面,網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通過線下課堂與輿論引導相結合的方式,引領網民對海量信息進行全面與客觀的價值解讀。馬克思指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保?]135人不是抽象的個體,“現實中的人”是喜怒哀樂的集合體,其存在于社會環境中,在不同的社會關系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因此,以割裂的視角對個體進行評價有失偏頗,要引導人們接受大部分個體都是處于“威猛英雄”與“兇惡壞人”之間的中間地帶,尊重每一個具有瑕疵卻獨立鮮活的個體。

(二)引領價值判斷,主導“網絡信息”

網絡信息既是網絡思想政治教育價值引領的根本依托,也是影響網民價值判斷的直接依據。因此,網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做好思想建設的引領者,關鍵在于深植網絡信息的信仰底色,以主流信息引領網民進行價值判斷。一方面,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提升價值引領信息的科學性。習近平指出,要“弘揚以偉大建黨精神為源頭的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用好紅色資源,深入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宣傳教育”[1]44。網絡信息是“中國故事”的重要資料來源,也是彰顯中國人精神力量的文字標本。這就要求網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首先要做好“信息生產”工作,摒棄流量化思維,堅持“真實性”報道原則。同時,要進一步做好“精神生產”工作,成為黨和人民的“喉舌”。要以高度的政治站位對網絡信息進行凝練與升華,使之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相融合,在“常思常明”中強化網民對于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政治認同。另一方面,構建主流意識形態的傳播機制,增強價值引領信息的實時性。正如習近平指出的:“宣傳思想陣地,我們不去占領,人家就會去占領?!保?2]為應對西方國家以擴大事態、激化矛盾等方式解構主流意識形態,亟須緊緊依托大數據繪制群體畫像,在社會熱點形成的萌芽階段及時進行背景解讀,壓縮其滲透空間。同時,官媒、民媒與自媒體之間應建立良好的溝通關系,形成合力,實現信息之間的共享與互通,提高信息的實時性與權威性。

(三)引領價值選擇,抗衡“意見領袖”

在群體極化的形成過程中,意見領袖能迅速破解熱點并進一步引領價值選擇,其出現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然而,大多數意見領袖也置身于圈層的“信息繭房”中,其觀點往往帶有片面性。若將引領價值選擇的任務完全交付于意見領袖,則極易導致輿論風向陷入失控境地。對此,網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做好輿論風向的掌舵者,關鍵在于通過重塑話語權威來引領教育對象價值選擇。一方面,網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與“意見領袖”正面抗衡。若“意見領袖”的觀點存在偏激之處或隱含擴大事態的風險,網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主動出擊,在發聲中匡正其價值選擇。這就要求網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提升自身理論素養,及時對社會熱點進行背景調查,為網民提供彰顯系統性、全面性與客觀性的價值選擇。另一方面,網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使“意見領袖”為我所用,即透視“意見領袖”的敘事邏輯與評析風格,探尋“意見領袖”的引領之道。這就要求網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既“融入”圈層,又“跳脫”圈層。在引領內容上有超乎普通“意見領袖”的站位高度與理論深度,在引領風格上能關注網民的興趣所在,以貼近網民愛好的情感性敘事風格提升價值引領的實效性。

(四)引領價值轉化,消退“偏激情緒”

非理性的情緒宣泄不僅導致群體極化的最終形成,還進一步使網民將偏激化的價值選擇轉化為網絡暴力。對此,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指出,要“提高全社會文明程度,實施公民道德建設工程,弘揚中華傳統美德”[1]44。網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做好網絡言行的規范者,關鍵在于做好思想上的價值引領工作,糾正網民的失范言行,強化網民的道德感知力與道德自塑力。一方面,以沁潤人心的“軟方法”化解網民的情緒瘀堵,向網民厘清合理探討行為與網絡暴力行為之間的界限。網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善于對典型的輿論反轉案例進行剖析與解讀,向網民揭示輿論當事人所遭遇的不可逆轉的心理創傷,從而引發網民的同理心,強化網民的道德感知力。另一方面,以強有力的“硬手段”規范網民的網絡言行。依托紅色門戶網站以及相關公眾號,以案例紀實等方式揭示道德失范行為所應承擔的法律后果。同時,網絡平臺與各大高校要實現信息互通,對于道德失范現象線上平臺及時提醒、線下高校及時遏制,實現線上線下的雙重聯動,在嚴密的道德防線中強化網民的敬畏之心,提升網民的道德自塑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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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曉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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