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給了中國什么

李少威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中國過去一切革命斗爭成效甚小，其基本原因就是因為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p>

1925年12月1日，毛澤東在《革命》半月刊發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第一段話便直指核心。

當是時，以第一次國共合作為基礎進行的統一中國的北伐戰爭，將在6個月后發動。中國共產黨的“三大法寶”之一—統一戰線，第一次發揮出巨大威力；硝煙四起，風云激蕩，十余年的軍閥割據、叢林政治在它的面前，如秋風下的落葉。

鏡頭陡然收縮、快退，回到廣州東山的一座兩層小樓。

1923年6月，約40個人正在這里召開一個秘密會議，會上，爭論激烈。

對于國共合作，他們沒有原則上的分歧，討論的焦點在于合作的方式。會議最后達成一致，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以實現國共合作，同時規定，黨必須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保持自己的獨立性。

由此，在一個階段里，敵友分明了：兩黨合作，聯合蘇俄，組建軍隊，發動農工，“打倒列強除軍閥”，以武力統一中國。

這便是中共三大。

一次在當時的政治場景下并不起眼的會議，讓中國現代史發生巨大轉折。未來中國革命過程中的主角—共產黨、國民黨，都在這次合作奮斗中實力崛起。歷史舞臺的中心開始轉移，依然盤踞在中國大地上的各路軍閥，雖然還在張牙舞爪，但黃昏已經降臨，末日也已不遠。

誰是敵人

鏡頭繼續收縮、快退，回到1921年7月的上海，12名正式代表，加上陳獨秀先生的代表包惠僧，以及荷蘭人馬林、俄國人尼克爾斯基，一同開會，宣告中國共產黨成立。

當時，中國的改良與革命，幾乎已經用盡了辦法。

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后，我們認為之所以失敗，是器物不如人，于是有了洋務運動。

30年自強，一朝敗于甲午，我們看到制度不如人，于是發生了百日維新，以及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

在思想改造這個最后階段，那個曾經高舉民主與科學大旗的“急進的自由主義者”—陳獨秀，最后和他的同事、學生們一起，轉向了馬克思主義。

民主共和，虛有其表，祭孔，登基，復辟……我們認為是國人思想依舊停留在封建帝制時代，新文化運動興起，最后結果是，“兩間余一卒，荷戟獨彷徨”。

舊世界所中的毒，沒有解藥。我們曾經以為的西式民主共和的榜樣，都在一刀一刀地從我們身上割肉。

國內，軍閥林立，除了人們熟知的直系、奉系、皖系，幾乎每個省、每個縣都有不同的軍閥，甚至一個縣就有好幾個軍閥。他們的共同特點都是爭戰不休、苛捐重賦，甚至竭澤而漁，摧毀民生。

全國軍隊數量，從1914年的45萬人，增加到1922年的250萬人。軍隊多意味著軍費開支大，到1925年，軍費開支已占全國工農業生產總值的 47%。

為了養兵，軍閥頻舉外債，而償還外債，最終又要靠增加賦稅。于是，出現了古今中外難得一見的“奇景”：關稅、鹽稅作為抵押品，均被外國日益加深控制；而對農民征收的田賦，預征到十幾年以后之情形，司空見慣，如在1926年，四川梓潼的田賦已經征收到1937年，透支11年。

老百姓本就貧無立錐之地，還要經受叢林政治造成的家破人亡。軍閥之間爭戰，奪得一片新土地者，因不知何日易手，乃無長久打算，采取的都是竭澤而漁的政策，搶掠一空，燒毀村莊、民宅。

比如，1918年，張敬堯攻占平江縣時，宣布“三日不封刀”，燒殺搶掠，屠戮百姓。

又如，1918年4月27日夜，北洋軍于醴陵一戰后，“首將城中財貨錢帛，掠擄一空，復將房屋橋梁，燒毀略盡；殺傷遍地，血肉成丘，日暗天昏，神號鬼哭”。5月9日，北洋軍又在醴陵“大肆誅屠，再燃劫火”，結果是“萬家無雉堞之遺，四處有燒傷之骨”。整個醴陵縣，22542人被殺。

這些都不是個例，而是從湘軍開始的軍閥傳統。攻占天京之時，曾國藩的命令就是“三日不封刀”。

百姓的血汗養出的軍隊，居然成了百姓最大的敵人。而帝國主義通過控制軍閥債務控制中國政治，致使軍閥成了帝國主義的代理人，每個大軍閥背后，都有一個外國靠山。

北洋時期的所謂民國，誰是人民的敵人，再清楚不過了。

叢林政治之下，誰握有軍隊，誰的軍隊實力強，誰就是王者。于是，各大軍閥輪番上陣，爭奪政權，北洋政府不斷易手，國家治理有若兒戲。

“器物—制度—思想”，都已嘗試殆盡，所謂共和民主，不過是給本就分裂的中國提供了更加分裂的合法借口。

在思想改造這個最后階段，那個曾經高舉民主與科學大旗的“急進的自由主義者”—陳獨秀，最后和他的同事、學生們一起，轉向了馬克思主義。

這是最后的一根稻草，事實證明，它也是中國革命新局面的亮光。徹底摧毀舊世界繼續存在的社會根基，建立全新的生產關系，是唯一的希望。

但是，中共一大時的共產黨人，尚不真正明了“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

馬克思根據歐洲尤其是英國的現實經驗，深刻總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即生產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制之間的矛盾。在這一矛盾作用之下，生產效率的提升、工人的努力工作，都會降低勞動力價格，使得更多工人失業，工人階級日益貧困，社會兩極分化日益嚴重。所以說，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就在不斷生產自身的掘墓人，工人階級一無所有的境地，決定了他們具有徹底的革命性，必將起而埋葬這個不公正的社會。

中共一大基本照搬了這一原理，認為中國的社會革命，就是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為了革命純粹，甚至在《第一個決議》中表示，“不同其他黨派建立任何關系”，“對現有政黨，應采取獨立的攻擊的政策”。

這時的共產黨剛剛呱呱墜地，對政治依然十分幼稚；對比成熟期，延安時期毛澤東所說的“所謂政治，就是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敵人搞得少少的”，可謂天壤之別。

但是，誰沒有一個童年呢？

誰是敵人，沒有十分清晰的認知。其實，毛澤東在1919年從無政府主義的“民眾的大聯合”中“夢醒”，正是拜軍閥張敬堯所賜；其他共產黨人也是深苦于軍閥統治而投身暴力革命，但對敵人缺乏基本的勾畫。為了推進革命，他們甚至曾經寄希望于直系軍閥吳佩孚、廣東軍閥陳炯明。

兩年之后就不一樣了，在廣州，中共三大上，他們已經認清民族民主革命是跳不過去的一個階段，明確宣告與國民黨合作，建立聯合戰線，實行國民革命?！八^國民革命，就是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幾個階級聯合一致，共同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革命?！?/p>

敵人，清楚了：打倒列強，除軍閥。

誰是朋友

回頭看西方資產階級革命，也是一個“聯合朋友攻擊敵人”的邏輯。

宗教籠罩一切，林立的封建領主在宗教庇蔭之下威權永固，國王無法統御國家，迫切希望政治統一。而對于新生的資產階級而言，他們需要的是統一的市場，但卻被封建領主分割得七零八落。

宋慶齡回憶，孫中山先生之所以決定和共產黨合作，是因為他“把國民黨比作一個就要死的人，他說這種合作將會加強和恢復它的血液的流動”。

于是，歐洲資產階級革命就典型地表現為一個進程：新生的無權的資產階級，和王權聯合，前者借錢給后者，后者用獲得的資金進行反對宗教統治和封建割據的統一戰爭，最終建立一個專制國家；這個專制國家由于有資產階級這個債主，為了保障他們的權益，而將他們引入議會，形成現代代議制政治；資產階級從而成為政權的“股東”，金錢一步步支配政治。

但是，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國，既沒有宗教統治，也沒有事實上的封建割據（嚴格意義上的“封建”早在秦朝就已被終結），資產階級受到抑制，而抑制他們的正是淪為帝國主義代理人的皇權（王權）。如果按照一般規律，資產階級找不到天然盟友，他們的敵人也跟西方截然相反。

而且，中國的“市民社會”沒有良好發育，民間資本的發展，只是在專制權力意識到改革必要性之條件下的附帶發展，還受到外來資本的排擠，力量弱小，于狹縫中生存。

所以，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以“排滿”為旗幟，就很好理解了。它起初所反對的是滿族專制政權，進行的是多民族國家內部的民族革命，而不像西方典型的反宗教的政治革命和反封建的民主革命。

如此，“驅除韃虜，恢復中華”這一政治綱領，也就水到渠成。但其中也透露了問題的實質，即對敵人的設想也是階段性的，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便以為使命完成。后來加上的“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同樣顯得含混不清：“民國”如果目的在于“平均地權”，則表現了一種中國傳統的空想社會主義性質，沒有太多的資產階級革命內涵。

在“驅除韃虜、創立民國”之后，“平均地權”流于空言，如前所述，軍閥橫行，各據一方，反而形成了封建割據的局面。政治版圖裂成碎塊，為了養兵自重，軍閥政權對工商業的盤剝空前絕后，在一戰期間逐步發展起來的資產階級，苦不堪言。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結束了清朝形式上的統一，卻也間接導致了軍閥割據。

越是往后發展，中國人民對統一的愿望就越是強烈起來，西方經典意義上的民主革命從而具足了因素。

對于孫中山而言，民國建立之后誰是敵人，是從血的教訓中日益清晰化的。他力圖推行黨派政治，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組織天才宋教仁有望成為黨派政治下的內閣總理，接著就被槍殺；辛亥“首義三武”中的張振武、蔣翊武，如此英雄，都被袁世凱逮捕處決；袁世凱登基，張勛復辟，北洋分裂，軍閥林立，孫中山“二次革命”失敗后被迫逃亡，后又試圖與各種軍閥合作，被利用，也被驅趕。

他意識到過往革命，均不徹底?！按蟮治覀兏锩?，在起初的時候，奮斗均極猛烈，到后結果，無一次不是妥協。即舉‘排滿‘倒袁‘護法三役而言，我們做革命都是有頭無尾，都是有始無終，所以終歸失敗?！?/p>

其中問題，就是不知敵友，不清楚革命任務，沒有堅強的組織和熾烈的信念。

國民黨人，在辛亥革命之后，便以為一切均已結束，萬事大吉，到了分享果實的時候了，以至于，宋教仁被殺之后，孫中山、黃興被通緝，占據國會多數的國民黨員竟依然投票選舉袁世凱為正式大總統，隨后全部被掃地出門，國民黨員被追殺屠戮。孫中山痛感國民黨內部組織渙散、沒有凝聚力和戰斗力，試圖在國民黨基礎上組建中華革命黨，建立忠于領袖的強大組織，結果又造成了更嚴重的內部分裂。

根據列寧的“民族殖民地革命”理論，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民主革命，有利于拱衛蘇俄社會主義政權。在東方，蘇俄主要遭受日本帝國主義威脅，因此尤其重視中國。

而共產黨人就大不一樣，他們雖然人數稀少，并且處于非法狀態，但是信仰堅定，服從組織，一往無前，絕不妥協。

孫中山從中感覺到了區別。宋慶齡回憶，孫中山先生之所以決定和共產黨合作，是因為他“把國民黨比作一個就要死的人，他說這種合作將會加強和恢復它的血液的流動”。就這個意義而言，孫中山拒絕黨外合作而堅持黨內合作，除了堅持國民黨的獨大地位之外，或許也包含了希望共產黨人作為鯰魚鉆進國民黨軀體，攪動局面，讓“一個就要死的人”重煥新生的意圖。

如果沒有孫中山的堅強決心，第一次國共合作就無法實現。這個飽受軍閥絞殺、欺騙、反叛之苦的革命者，最終站到了與軍閥勢不兩立的一邊。

敵人的敵人就是我們的朋友，共產黨人最終也選擇了孫中山，和他的國民黨。

合作與啟示

正如前述，中國政治社會經濟狀況的特殊性，決定了孫中山領導的革命與西方經典意義上的民主主義革命有差別。而僅靠他自己和國民黨，也無力完成這一任務。

國共第一次合作之時，國民黨人在籍的有20多萬，但大多“不知在于何所”，少數地方有國民黨人在高層活動，此外除了孫中山周圍一群追隨者之外，沒什么有形組織。

這樣的政黨，顯然沒什么凝聚力和戰斗力。

孫中山一直相信中國的民主革命要成功，必須借助外國援助，人生經歷使他對英美尤其抱有期待。但是，最終讓他迷夢破滅的也正是英美帝國主義。

此時，蘇俄出現了。十月革命之后，中國人注意到了一種新的道路選擇，而在經歷巴黎和會上的屈辱之后，左翼精英們對蘇俄在帝國主義強權之外創造一種新的政權，實現一個平等的社會，并且在列強圍攻之下猶能保持國家獨立，格外驚嘆，也格外向往。

蘇俄的首要經驗，在于以黨建國。一個組織嚴密、紀律嚴明、信仰堅定的現代政黨，把民眾組織起來，保衛國家，保衛政權。

這就是孫中山所缺乏的，他有一個革命領袖的名聲，領導著一個全國最大的政黨，但卻因內部渙散、脫離群眾，而像是一個四肢無力、半身不遂之人，始終只能做半拉子革命。

而此時，根據列寧的“民族殖民地革命”理論，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民主革命，有利于拱衛蘇俄社會主義政權。在東方，蘇俄主要遭受日本帝國主義威脅，因此尤其重視中國。他們最終看中的聯合對象，正是孫中山和他的國民黨，而實現聯合的方式，則是支持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結成統一戰線。

中共三大，正是在多方合力之下的結果。此前在二大、西湖會議上，已經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交鋒。是共產國際代表幫助中國共產黨人認識到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現實，從而認識到現階段的敵人不是資產階級，恰恰相反，資產階級是需要團結的對象，中共要團結他們一起去對抗真正的敵人—封建軍閥及其背后的帝國主義。

三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黨綱草案》，第一條是“取消帝國主義列強與中國所訂一切不平等的條約……”，第二條則是“肅清軍閥，沒收其財產，以辦公益的生產事業”。

這個認知轉變之發生，陳獨秀先生在黨的三大上作報告時表述得很明白：“起初，大多數人都反對加入國民黨，可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代表說服了與會者。我們決定勸說全體黨員加入國民黨。從這時起，我們黨的政治主張有了重大的改變。以前，我們黨的政策是唯心主義的，不切合實際的。后來我們開始更多地注意中國社會的現狀，并參加現實的運動?！?/p>

血淋淋的教訓，更加直觀而具體。

中國共產黨一成立就投身工人運動，試圖仿效蘇俄路徑，實現以點帶面的連鎖革命，但是，京漢鐵路工人罷工失敗，被吳佩孚鎮壓，以屠殺告終，林祥謙、施洋壯烈犧牲。這使他們認識到，僅靠工人階級的有限力量無法承擔起革命使命，必須尋求新的同盟軍。

而孫中山從京漢鐵路工人罷工中看到的，則是積極的一面：他從中發現了共產黨人強大的組織能力，以及不屈的革命信念。

雖然對蘇俄道路并不完全接受，但他對社會主義本來就沒有排斥。早在1903年給朋友寫信時，他就提到：“歐美今日之不平均，他時必有大沖突，以趨劑于平均，可斷言也。然則今日吾國言改革，何故不為貧富不均計，而留此一重罪業，以待他日更衍慘境乎？”所以他表示：“所詢社會主義，乃弟所極思不能須臾忘者?！?blockquote>帝國主義一次次在孫中山面前展露獠牙，孫中山最終轉變為一個徹底地反對帝國主義的全新的民族主義者，在他生命最后的時光—北上之途，無一日不宣傳反對帝國主義。

于是，雙方（準確地說是三方）最終走到了一起。蘇聯派來了政治顧問，與共產黨人一起幫助改組國民黨，按照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的組織方式讓國民黨脫胎換骨；同時運來了槍炮，派來了軍事教官，送來了大筆資金，建立黃埔軍校，讓國民黨第一次擁有了一支完全服從指揮的現代軍隊。

孫中山身邊的事實，一再證明這種聯合的必要性和正確性。關余（關稅余額）矛盾、沙面罷工、商團事件……帝國主義一次次在孫中山面前展露獠牙，孫中山最終轉變為一個徹底地反對帝國主義的全新的民族主義者，在他生命最后的時光—北上之途，無一日不宣傳反對帝國主義。

出師未捷身先死，孫中山和蘇聯、中國共產黨人費盡心力建立的軍隊，最后落到了右派野心家蔣介石手中，于是北伐中途生變，中國雖然形式上統一，但“革命領袖”已經率隊投靠了帝國主義，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終歸以失敗定性。

革命雖然失敗，但共產黨人已經成長。三大掀開了波瀾壯闊的國民大革命的序幕，讓中國共產黨甫一誕生就走進了中國政治舞臺中央，得到了開闊的政治鍛煉，組織和黨員規模迅速發展。黨員人數從決定合作時的420人，發展到蔣介石清黨之前的5萬多人。屠殺之后，人數大幅減少，但留下來的都是一批打不倒的戰士，幸存下來的則是一個打不垮的政黨。

馬林、陳獨秀在三大上所主張的“一切工作歸國民黨”，與當時的中央為了維持統一戰線而步步退縮的錯誤直接相關。后來的中國共產黨，吸取了“右傾”錯誤教訓，第二次國共合作時，當王明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口號時，共產黨人沒有再退讓半步。

“以斗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妥協求團結則團結亡”是黨內的堅強共識，統一戰線的根本問題—無產階級的領導，被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央領導集體所堅決主張，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完備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

正是在這一理論指導下，共產黨領導人民，打出了一個新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