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最后的手筆

張茜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廣州召開，討論與國民黨合作、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問題。

這次會議上最終達成的一致意見，基本滿足了孫中山對合作開出的條件，也就使得國民黨一大得以順利召開，并對國民黨進行了全面改組。孫中山將結束他自“二次革命”以來的倉皇歲月，開始擁有一個夢寐以求的組織嚴密的政黨。

遺憾的是，革命尚未成功，他就溘然長逝，未能瞥見令他深感憤怒和痛苦的、禍亂中國的軍閥，如何在他的軍隊的槍炮聲中，步步崩潰。

我們回顧第一次國共合作發動的國民大革命，那個波瀾壯闊的進程，一般都以中共三大為聚焦。但孫中山無疑也是一個關鍵人物，在當時條件下是民眾矚目的核心，中共三大，撬動了這個核心人物。

他那革命的一生，很少勝利，直到他遇上了中國共產黨和蘇俄。

當三民主義撞上現實政治

1912年1月1日，晚上10點，南京前兩江總督府彩燈閃爍，軍樂悠揚，時年46歲的廣東香山人孫文，在數百位觀禮者的熱烈歡呼聲中，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民選總統，他的就任誓詞雖短，但卻標志著中國政治史上一座極為重要的分水嶺：從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統一六國，稱皇帝算起，延續了2133年的“一家統治一國”的政治模式正式結束。

自此，這個古老的國家，開始走上由“帝制”轉向“民治”的艱難進程。

革命終結了不再適應時代要求的腐朽王朝，同時帶來了一套全新的政治理念。清末民初，近代中國社會文化，也隨之進入從帝制中國邁向民治中國的轉型啟蒙期。

1905年，孫文在《〈民報〉發刊詞》中首次闡明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主張同時進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推翻清朝君主專制制度，建立中華民國。

作為開國元勛的孫中山，帶著他周游世界所習得的民主代議制理想，欲施之于中國。而美國的總統制，從興中會開始，直至中華民國正式誕生之時，都被新派人士視為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萬靈法寶。事實上，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也是據此提出。

然而，回首百年，彼時，民國從滿清手中接過的是一個民生凋敝、列強環伺的爛攤子。

更為重要的是，半新半舊的轉型政客們，在對現代憲政政治的一知半解中，并沒能意識到，在清朝嚴格的政治控制和愚民政策之下，民間的政治力量，自始至終沒能獲得充足的發育空間和時間，直接導致了在一個文盲遍地的社會，“有議員而無選民”的滑稽狀況。

被戲稱為“八百羅漢”的議員們，也只是一批徘徊于轉型中期，從清朝帝制稍有新思想的半新人物轉到民國，仍背著入朝做官的老包袱不放的半舊政客，他們作為舊中國職業官僚的候補人，局限性明顯。

無論憲政派還是革命派，其自身的影響力及內部實踐，都處在極為混亂低效的階段。這也意味著，在袁世凱“養敵抓權”的政治策略奏效、清朝政權戲劇性地轟然崩塌之時，統一中國、凝聚社會、推行有效的政府管理，就變成了相當嚴峻的政治考驗。

1916年，袁世凱去世，民國失去政治強人，國內情勢迅速滑入北洋軍閥混戰的爛泥坑。

在各種看似偶然的政治亂局中，國庫空虛、軍閥干政，北京城上海灘刺客橫行，唐紹儀失蹤、宋教仁被刺，二次革命失敗，袁世凱急于稱帝，又很快慘淡收場，軍人集團開始分裂，一個軍閥割據的時期自此開啟。

屢敗屢戰的革命一生

1913年，宋教仁被刺，被激怒的孫中山不顧黃興等人的反對，在當時國民黨對該案司法議論未定的情況下，便力主發起二次革命，武力討伐袁世凱。

殊不知，3月25日，就在孫中山返抵上海，于悲憤中在黃興寓所召開國民黨高級干部會議時，袁世凱早已開始調兵遣將。強弱懸殊間，革命軍全軍覆滅，二次革命迅速失敗，袁世凱以煽動叛亂、破壞統一和貪贓枉法為由，發出拘捕孫文、黃興、陳其美等“亂黨”的通緝令。

孫中山逃亡日本，意味著民國初創早期，以美國為師、打造民主共和政體的實驗，以全盤失敗告終，國民黨被掃地出門，全國一致的共同愿望頓時化為泡影。

落腳日本后，孫中山反思革命所遭受的挫折。他把二次革命的失敗歸結為辛亥革命成功后，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黨內龍蛇混雜，紀律全無，“革命尚未成功，都是信徒們沒有決心去實行他的主義的緣故”。

由此，將國民黨改造成中華革命黨，確立自身“革命導師”的黨魁地位，便成為孫中山流亡日本期間的頭等事項。而在實際操作中，因國民黨要員對絕對領袖的無感，這一次改造不了了之。

然而，從主張有限權力的“五權憲法”主張，到“黨中所有的高級干部不由選舉產生，而由黨魁直接指派”和“服從孫先生，再舉革命”的轉變，非常清晰地表明了孫中山對革命的認識和態度轉變。

列強環伺下的護法嘗試

國內，袁世凱趕走孫文后，開始醞釀復辟帝制，大做特做他的皇帝夢。

但以“白朗起義”為代表的農民暴動四起，放眼民國，滿目瘡痍、民不聊生。同期，日本和沙俄虎視眈眈、蠢蠢欲動，意欲瓜分我蒙古和滿洲地區，而英國策動美國，為阻撓日俄在華利益范圍的擴大，對中國實施武器禁運，同時又企圖卷土重來割裂西藏。

1916年，袁世凱去世，民國失去政治強人，國內情勢迅速滑入北洋軍閥混戰的爛泥坑，日本侵吞中國的野心大增，俄國迎來十月革命，中國夾在日俄之間。

正當前路未卜之時，護法軍政府在廣州成立，1917年9月1日，孫中山當選護法軍政府大元帥，但未獲實權；1918年5月，他辭去大元帥一職，離開廣州奔赴上海；1920年，陳炯明從福建打回廣東，邀請孫中山于1920年11月重回廣州。孫中山將陳的部隊改編置于自己的管轄，并于1921年5月5日就任中華民國政府非常大總統。

此時，孫中山主張武力統一中國，遭到陳炯明等人的反對；1922年4月，孫中山免去了陳炯明的廣東省長、粵軍總司令的職務；6月，陳炯明部下圍攻總統府，孫中山乘永豐艦離開廣東。

1922年8月，孫中山在上海發表宣言討伐陳炯明，倚重蔣介石、許崇智等人，自福建入廣東，聯合滇軍、桂軍取得軍事勝利。陳炯明于1923年1月撤離廣州退守東江；2月，孫中山回到了廣州；6月12日，中共三大在廣州舉行。

這次軍事勝利作為孫中山一生中為數不多的戰捷，其背后依仗的恰是蘇聯的力量。

聯俄之路上的雙向奔赴

十月革命后，蘇維埃俄國與德國簽署《布列斯特條約》，以割地賠款的低姿態，退出世界大戰獲得“和平”。在列寧的領導下，蘇維埃俄國表明其在處理國際問題上堅持的“民族平等”“民族自決”和“廢除秘密外交”等原則，塑造了蘇維埃政權不同于英美日法帝國主義的嶄新形象。

在亞洲，出于抗衡日本的需要，經1918年第五次蘇維埃大會決定，蘇俄開始向中國積極釋放友好信息。1919年7月，《加拉罕第一次對華宣言》正式發表，宣布廢除與日本、中國和各協約國締結的秘密條約，把沙皇俄國“從中國人民那里掠奪的一切交還中國人民，廢棄一切在華特權”，同時宣布放棄庚子賠款的俄國部分，提出的要求是中國政府斷絕同舊沙皇政權的一切聯系，并派出代表與蘇俄談判建交。

共產黨人承孫中山先生遺志，作為他未竟的革命事業的最忠實繼承者，一往無前。

當時，愛國志士和民眾，還沒能從中國在巴黎和會上遭受的屈辱中緩過神來。這一對華宣言，可謂沖擊巨大。

1921年底，在由美國主導的華盛頓會議上，《九國公約》聲稱“尊重中國之主權與獨立及領土與行政完整”，實質是要提升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華影響力，這也增加了蘇俄的壓力。

蘇俄開始加緊和中國其他更具影響力的政治人物進行接觸，以求合作。陳炯明、吳佩孚、張作霖、孫中山等都在其考察視野內。而這之中，唯有李大釗的好友孫中山，對與蘇俄合作表現出強烈興趣。

1922年，孫中山托友人向共產國際捎信，稱：“在這些日子里，我對中國革命的命運想了很多，我對從前所信仰的一切幾乎都失望了。而現在我深信，中國革命的惟一實際的真誠朋友是蘇俄，蘇俄是我危難之中的惟一的朋友”。

1923年1月26日，《孫文越飛聯合宣言》在上海的發表，拉開了孫中山聯俄策略的帷幕。

蘇聯的軍事援助隨之而來，孫中山得以守住廣州，后創辦黃埔軍校，援助軍火不斷，也成全了蔣介石的兩次東征凱旋。雖然孫中山沒能活著看到他武力統一中國的愿望從形式上實現，但這個功勞算到他晚年聯俄聯共策略的成功上，并不過分。

而共產黨人承孫中山先生遺志，作為他未竟的革命事業的最忠實繼承者，多年以后，真正領導中國人民實現了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