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人，和1920年代的世界

施晶晶

100年前的6月20日，在黃花崗烈士墓前，一群年輕人唱起了歌。

領唱者之一是瞿秋白。他唱一句，其他人跟唱一句。

這是一首在蘇俄學來的新歌，名叫《國際歌》，瞿秋白最先將它譯成中文。

其中一個詞，瞿秋白譯得很特別，“International”作了音譯，歌詞唱著：用“英德納雄耐爾”，人類方重興。

如此翻譯，他有兩個考量：一是，此處音節有八拍，要是把“International”翻譯成“國際”，不容易唱。

更別具用心的是，“International”一詞，在西歐各國語言里幾乎同音。在漢語中用音譯，唱的時候，可以和其他國家譯本的唱詞保持一致，“使中國勞動人民和世界無產者得以同聲相應，收萬口同聲、情感交融之效”。

那一天，他們正是唱著這首歌，中共三大會議隨之閉幕。從此以后，在黨代會閉幕式上奏《國際歌》就成了傳統，延續至今。

百年前，這首歌在中共參會代表中間傳唱，也映射出那個革命年代一大鮮明特征。

當時，革命方興未艾，而中國革命的前途命運也鑲嵌在國際政治之中。變化的國際形勢、深度介入的國際力量，從未如此深刻、持續地影響一代中國青年—在那些尋求救亡圖存之法的知識青年中間，影響他們的思想，形塑著他們對于“政治道路”的選擇。

在外部力量的推就下，這群青年逐漸從愛國知識分子，轉變為積極的革命者。在行動中，他們也逐漸褪去稚氣，告別孤身奮戰，轉向務實合作，聚集到革命統一戰線前。由此，完整意義上的國民革命，才真正開始。

刀俎下的覺醒

1918年11月11日，德國簽署《貢比涅森林停戰協定》，正式宣布投降。這是影響世界歷史進程的一個關鍵節點—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此結束。

這一天，在簽署協定的巴黎，人們走上街頭慶祝勝利。幾天后，在同樣身為戰勝國的中國，勝利的歡騰也讓李大釗心潮澎湃。

在中央公園，他作了《庶民的勝利》的演講，慷慨陳詞道：“這回戰勝的，不是聯合國的武力，是世界人類的新精神……我們慶祝，不是為那一國或那一國的一部分人慶祝，是為全世界的庶民慶祝?！?/p>

那個年代，知識青年的胸懷很大，大到裝得下中國的前途命運，大到他們的心跳也和世界的脈動共振。

戰爭即政治。史無前例的一戰，改變了國際政治的格局。

歐洲國家受戰爭所累，經濟發展陷入停滯；遠離戰場的美國和日本，經濟崛起，也在向外攫取利益。新老資本主義大國，都在謀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同時，對殖民地的剝削，也逼近危險的臨界點。

那個年代，知識青年的胸懷很大，大到裝得下中國的前途命運，大到他們的心跳也和世界的脈動共振。

1919年1月，巴黎和會上簽訂的一系列條約，奠定了戰后的世界秩序。締造和平的過程本就艱難，而事實上，它所維持的和平秩序，也是不穩定的。

大會主席、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的“十四點和平綱領”，為全世界勾勒了理想藍圖，一時備受矚目。但這一理想，很快被列強劃分勢力范圍和報復的企圖壓倒，而弱小國家的利益就是刀俎上的魚肉。

當時的中國人深有體會。

起初，中國人對巴黎和會充滿期待，以為中國的正當權益將會得到尊重，有望從日本手中，拿回被強占的山東的權益。結果我們都知道，不僅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要求無人理睬，恢復對山東的主權，也成了泡影。

得知了決議，李大釗憤慨地寫道：“說什么人道、平和得了勝利，以后的世界或者不是強盜世界了……誰知道這些名辭，都只是強盜政府的假招牌……你自己的主張計劃，如今全是大炮空聲，全是曇花幻夢了。我實為你慚愧！我實為你悲傷！”

經歷了巴黎和會的失敗，五四運動在全國爆發。多個城市，學生罷課、商人罷市、工人罷工，沖擊了北洋軍閥政府的統治地位，迫使它最終放棄了在和約上簽字的打算。

這也是一次庶民的勝利。經此一役，對軍閥政府倍感厭惡的知識分子，看見改變中國現狀的一絲可能性，主動和工農結合的知識分子開始登上政治舞臺。

1919年，這是中國革命者的覺醒之年。

但罷課罷市罷工，不能收回山東及青島的主權，救亡圖存、追尋主權獨立完整，需要更明晰的路徑。

路徑選擇

什么才是適合再造中國的路？這是當時中國知識分子關心的問題。

留過洋的知識分子就外來新學說、新思想展開了大討論。當時，德、奧、俄三大專制帝國的垮臺，人們對民主的呼聲持續高漲；工人運動、社會革命運動在多地爆發，社會主義思潮日漸澎湃。

1919年4月，陳獨秀就在隨筆里寫下預感：“歐洲各國社會主義的學說，已經大大地流行了。俄、德和匈牙利，并且成了共產黨的世界。這種風氣，恐怕馬上就要來到東方?！?/p>

中國思想輿論界，也受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而這兩股思潮，也是對抗專制統治和列強欺凌的武器，并在他國運動實踐中得到了印證。

可思想理論怎么轉化為實踐，具體手段是什么，和平改良還是暴力革命？對這個問題，很長時間，中國年輕的知識分子們沒想清楚。

受過專制和暴力的害，尚“文”的知識分子，對暴力、專政本能地反感，往往傾向于用溫和的方式來改造中國，不樂見流血沖突。

因此，1917年，當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政權在俄國誕生之后，中國知識分子情緒復雜。

一邊是社會主義，被認為是進步的、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大勢所趨，第一個社會主義政權石破天驚地出現了，而不只是一種思潮，自然引人歡欣和矚目。

為此，1918年，李大釗先后發表《庶民的勝利》《Bolshevism的勝利》兩篇文章，熱情贊頌著俄國十月革命的新精神，把它擺上了圣壇。

“1789年的法國革命，是19世紀中各國革命的先聲。1917年的俄國革命，是20世紀中世界革命的先聲?！?/p>

“人道的警鐘響了！自由的曙光現了！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Bolshevism這個字，雖為俄人所創造，但是他的精神，可是二十世紀全世界人類心中共同覺悟的精神?！?/p>

但另一邊，俄國建立社會主義政權，是通過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實現的。對一向優先主張和平、反感暴力的知識分子來說，這樣的手段難以接受和理解。后來，毛澤東在致在法諸會友的信里也形容，俄國式革命用的是“恐怖的方法”。

1920年之前，陳獨秀、李大釗等人還不愿意階級斗爭，他們設想的改造社會的方案，是從自己做起，要造成完全公正廉潔的人格，再推己及人，改造一個公正廉潔的社會。他們強調自己作為無產階級的腦力勞動者，有必要提攜無產無識的體力勞動者，“令資本家要把勞動者當做同類的‘人看待”。

1917年，當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政權在俄國誕生之后，中國知識分子情緒復雜。

接受“革命的社會主義”，是一點點發生的。

1921年，毛澤東在信中表達觀點：“絕對的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以及德莫克拉西主義，依我現在之看法，都只認為理論上說得好聽，事實上是做不到的?！痹谒磥?，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采，單要采這個恐怖的方法”。暴力革命是手段，不是目的，更何況他們是第一個社會主義政權，難免倉促。

從漸進改良轉向激進革命，在外來思潮的蕩滌下，新青年的思想轉變，經歷了一個緩慢的過程。

西邊不亮東邊亮

還是蘇俄送來了思想催化劑。

列寧不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可以僅僅在一國之內完成。為此，他提出：俄國革命必須喚起國際革命，必須從我們僅僅一國的革命轉變成世界革命。

讓“無產階級政權和蘇維埃共和國”在資本主義世界的包圍下生存，是一個現實問題。

起初，列寧把希望放在歐洲，想營造星火燎原之勢。通過共產國際，俄國布爾什維克幫助歐洲各國革命派建立共產黨，并推動革命，工人運動一時間風起云涌，但又在強大阻力面前，逐漸陷入停滯。

可西邊不亮東邊亮。東方殖民地和落后國家的獨立運動熱潮，出乎意料地給了列寧新的希望。

光1919年，中國以外的世界，也有很多大事件。

這年3月，朝鮮人不滿日本殖民統治，揭竿而起，尋求解放，史稱“三一運動”。當時，反抗的浪潮席卷朝鮮半島，據稱有200萬以上群眾參加了上千起反日示威和武裝起義。

4月，在印度，甘地號召民眾總罷業，并絕食抗議《羅拉特法案》—該法案是英國當局壓制革命活動的具體措施。5月，土耳其也發起了獨立戰爭，抵抗列強瓜分奧斯曼帝國……

一條新的路徑逐漸在列寧腦海里清晰。

1920年，共產國際二大會議上，他指出：必須要推翻整個資本主義統治，蘇維埃革命才能達成最后的勝利；除非戰勝世界帝國主義，任何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都無法獲得成功，因此，兩者理當結成聯盟—共產國際和共產黨應該支持落后國家的民主運動。

由此，蘇俄開始向包括中國、朝鮮在內的遠東地區“輸出”革命。

也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革命有了一個外部有利因素。

1921年4月，維經斯基一行進入中國，接觸了李大釗和陳獨秀等人，也通過他們與中國有志變革的知識分子建立了聯系，讓他們了解：運用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手段來改造社會的思想邏輯與實際效力。

也是在這一時期，一部分知識青年完成了思想轉變。

“用和平方法去達共產目的，要何日才能成功？假如要一百年，這一百年中宛轉呻吟的無產階級，我們對之如何處置……任其為三分之一資本家所魚肉，其何能忍？”毛澤東就表達過這樣的看法。

就這樣，共產國際推動共產主義運動的行動，和中國知識分子根本改造中國的迫切愿望，結合起來了。

結合的標志，是1921年7月，在嘉興南湖一只畫舫上，中國共產黨成立。一股新生力量開始萌芽。

不過，這股力量起初極其弱小，它作為共產國際的中國支部而設，離不開蘇俄的支持和援助。到1922年，黨員也不足200人。距離中國革命者急切想要實現的目標，顯然力有不足。

新的問題出現了，怎樣增強為革命而戰斗的力量？

促成國共合作

在蘇俄看來，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剛剛成立不久，力量還太弱小。相比之下，擁有20多萬黨員、發動過多次革命的的國民黨，有一個在全國聲望很高的領袖，已經建立廣東革命根據地。

如若共產黨能和國民黨合作，推動國民黨革命化、共同革命，對蘇俄來說，無疑是最有效率的辦法。列寧正是這樣考慮的。

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提出，讓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結成革命統一戰線。但接受這個提議，對共產黨、國民黨都不容易。

1922年4月，陳獨秀寫信給維經斯基，提出六條反對理由，比如，兩黨宗旨、政策不同，此舉對共產黨未來發展不利，國民黨內部矛盾突出等，不能相容。人數更龐大的國民黨內，始終也有反對的聲音，擔心共產黨指手畫腳，有意取而代之。

單憑400多名黨員，如何有效地發動革命？這是共產黨員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問題，為了推動革命、改造中國，需要切合實際的政策和策略。

西邊不亮東邊亮。東方殖民地和落后國家的獨立運動熱潮，出乎意料地給了列寧新的希望。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代表說服了陳獨秀等人，他們這才決定勸說全體黨員加入國民黨。

李大釗撰文說：“中國現在很需要一個普遍全國的國民黨，國民黨應該有適應這種需要……結成一個向軍閥與外國帝國主義作戰的聯合戰線……要使國民黨普遍于全中國，不要使國民黨自畫于廣東?！?/p>

國民黨之所以也同意合作，同樣有蘇俄動員的身影。

1923年4月，蘇聯就承諾，將向孫中山提供200萬盧布的援助，并派出政治和軍事顧問，提供軍事物資，幫助國民黨擴充實力。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向孫中山提議，創立軍官學校，建立革命軍的基礎。

10月，蘇聯政治顧問鮑羅廷一行到達廣州，向孫中山介紹俄國革命的經驗。對于畢生追求“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又經歷過多次失敗的孫中山來說，其中自然有他苦心求索的方法。

到訪僅僅數日，孫中山就公開承認國民黨“缺乏組織”，此后要用黨員協同軍隊來奮斗，效法俄人。他任命鮑羅廷為“國民黨組織訓練員”，改組國民黨；他也同意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增加革命力量。他視共產黨人為國民革命的同志。

事實上，與共產黨合作，也有助于改組工作?！捌鸪?，國民黨人只力爭借助武力擴大地盤，不懂得搞群眾運動?！?924年，李大釗在共產國際會議上報告：“我黨黨員和團員以個人身份加入了國民黨，其目的是為了改組它，改變它的綱領，并使它能夠密切聯系群眾?！?/p>

以中共三大、國民黨一大為標志，擱置疑慮的國共兩黨開始了第一次合作。

并五指，攥拳頭

在國民黨一大上，孫中山以“徹底的革命”強調了今后革命與以往的不同。

對內，“終要把軍閥來推倒，把受壓的人民完全來解放”。對外，則強調了反對帝國主義，“現在因應帝國主義來謀革命的成功的時代已經成為過去了，現在是拿出鮮明反帝國主義的革命綱領，來喚起民眾為中國的自由獨立而奮斗的時代了”。

陳獨秀也認識到：“敗壞困苦的中國，須有各階級群起合作的大革命，才能夠依群眾的革命熱忱和創造能力涌現出一個獨立的統一的新國家?！?p>

這個新國家，不能單靠軍事行動僥幸得來，那是一種投機行為；它更不是暗殺某個人就可以成功的，那是莽夫的義烈之舉，和報仇泄憤沒差別；二者都不能推倒統治階級、建立一個穩固的新政權。

民國成立后，為維護共和國，孫中山先后投入護國運動和護法運動，卻未能成功。后人分析，他遭遇挫折的重要原因，一是沒有認清革命的對象，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二是沒有廣泛的發動群眾，特別是沒有下層的工農群眾中的工作，未能形成有組織的持久的群眾運動；三是沒有一個堅強有力的黨。

陳獨秀直言不諱：沒有革命的大群眾所擁護之憲法，都等于廢紙。他堅信：“中國人，不首先解除列強及軍閥之重重奴辱，別的話都無從說起?！?/p>

今天，這些道理已是歷史常識，但在當時，卻是一群革命者幾經探索和歧路之后，才領悟的血淚教訓。

孫中山也轉向更鮮明地反對帝國主義。國民黨一大上，他一度不滿宣言審查委員會將“對外政策”項下的收回租界、收回海關、廢除不平等條約這些具體內容刪去。

單憑400多名黨員，如何有效地發動革命？這是共產黨員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問題，為了推動革命、改造中國，需要切合實際的政策和策略。

“我們籠統地說，革命的目的在求中國自由獨立，大家尚不感覺有什么顧慮。一說到要收回租界、收回海關、廢除不平等條約，大家深恐得罪了帝國主義，便戰栗恐慌起來了……帝國主義所加于中國民族的束縛不解除，中國還有什么希望可以自由？可以獨立？”

有一種力量，叫“擰成一股繩”。一場新的國民革命運動很快掀起浪潮。

把“解除國內國外一切壓迫”，明確為“打倒列強，除軍閥”的具體任務，國民革命有了新的、清晰的目標和路徑。

力量在積聚。

改組前，國民黨還只是偏處海外、局限于廣東的組織，后發展成為在國內擁有近百萬黨員的全國性大黨；也從過去不得不借助地方軍閥勢力，發展成為擁有40萬兵力的武裝力量。中共三大之后，4年時間，共產黨也擴員到將近5.8萬人，在工農運動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國共兩黨都從狹小的圈子里走了出來，投身更廣闊的大革命志業。

北伐戰爭開始了，潮水開始真正改變它的流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