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產業鏈重構之玄機

鐘飛騰

據韓國海關總署披露的數據，2023年4月韓國出口額為496億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4.2%。這是自去年2月出現貿易逆差以來，韓國連續第14個月錄得貿易逆差。這是非比尋常的現象！歷史上，韓國有兩次較大規模的貿易逆差，分別出現在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期間。但就規模而言，目前這一輪貿易赤字是史無前例的。

數據顯示，2022年韓國貿易赤字達到478億美元，而2008年貿易赤字規模為133億美元。去年的貿易赤字是14年前的3.6倍。今年第一季度，韓國貿易赤字額已達到224億美元！顯然，照此速度發展，2023年韓國貿易赤字規模仍將創新高。這對依賴出口創造了“漢江奇跡”的韓國而言，無疑是令人擔憂的。

從韓國的角度看，貿易赤字增加被歸因于能源和原材料進口成本上升、芯片等主要出口品的下跌。韓國方面認為，烏克蘭危機導致能源價格暴增，是韓國貿易赤字上升的重要原因。同時，烏克蘭危機以及新冠疫情也沖擊了全球經濟，導致對芯片的需求下降，因而韓國外貿表現不佳。根據筆者的研究，對韓國外貿格局更深層次的影響，來自中美戰略博弈。

貿易之變的韓國樣本

從韓國的貿易伙伴看，近些年也有一些大的變化。新冠疫情暴發前的2019年，韓國前10大貿易伙伴分別是中國、美國、日本、越南、中國香港、中國臺灣、德國、澳大利亞、沙特阿拉伯和俄羅斯。其中，中美日越四國分別占韓國對外貿易額的24.3%、13.5%、7.3%和6.6%，其余貿易伙伴均在5%以下。2022年，韓國的前十大貿易伙伴分別為中國、美國、越南、日本、澳大利亞、中國臺灣、沙特阿拉伯、德國、新加坡和中國香港。中美越日分別占韓國的外貿21.9%、13.5%、6.2%和6.0%，其余貿易伙伴的占比均在5%以下。

2019年至2022年間，韓國貿易伙伴的位次及比重發生了很大的調整。一是中國占比下降1.3個百分點，美國占比上升0.6個百分點，但中美仍是韓國第一和第二大貿易伙伴；二是越南占比上升0.6個百分點，躍居第三位，而日本下跌1.1個百分點，退居第四位；三是澳大利亞的占比上升1.8個百分點，從第8位躍居第5位，沙特的占比上升了0.8個百分點，位次從第9位升至第7位，新加坡的占比上升0.3個百分點，位次從第12位升至第9位；四是中國香港、中國臺灣、俄羅斯以及德國的占比分別下降1.2、0.8、0.7和0.4個百分點。

貿易比重和位次的變化，往往反映出重大的地緣政治危機的沖擊。俄羅斯在韓國外貿中的位次從2019年的第10位下跌至2022年的第15位，是這三年中位次移動最顯著的伙伴；德國的位次從第7位下滑1位，德國也因烏克蘭危機而降低了全球競爭力。韓國對俄羅斯和德國貿易額的下降，首當其沖的原因是烏克蘭危機。

中國大陸、中國香港、中國臺灣占比的下降，要比俄羅斯和德國更嚴重，顯然受到中美戰略博弈的影響，尤其是中國香港的位次已經從第6位下跌至第10位。隨著美國對華遏制、圍堵和打壓的力度持續加大，韓國企業在與中國相聯系的企業做貿易時，面臨著越來越大的不確定性。

特別是，在拜登政府接連出臺限制中國高科技產業發展的措施之后，在芯片領域擁有強勢地位的韓國企業，也面臨著美國日益加大的壓力，再加上韓國新政府極力取悅美國政府，韓企的選擇空間未來還將被進一步壓縮?？梢哉f，對這種不確定性的擔憂，很大程度上導致了韓國對“中華經濟圈”貿易額的大幅度下降，三地合計下跌了3.3個百分點。需要引起我們重視的是，從下降幅度看，中美戰略博弈對韓國外貿格局的影響，要遠遠大于烏克蘭危機的沖擊。

對這種不確定性的擔憂，很大程度上導致了韓國對“中華經濟圈”貿易額的大幅度下降。

另一方面，在韓國的貿易伙伴中地位上升的主要有美國、越南、沙特、澳大利亞、新加坡等。除了沙特和澳大利亞是因為原油、煤炭等價格上升所致，其他幾方均可以被視作韓國主動調整外貿戰略的結果。尤其值得指出的是，美國和越南占比的上升幅度是一樣的，盡管前者的分量要重得多。

在韓國看來，將部分貿易從與深受中美戰略博弈影響的香港地區、臺灣地區轉移到東南亞，可能是一種靠譜的避險策略。因此，在中美戰略博弈加劇的背景下，韓國外貿格局出現了明顯的向東南亞轉移的態勢。尹錫悅政府上臺后，將文在寅政府提出的“新南方政策”改為“東盟政策”，也強化了這種趨勢性變化。

東南亞為何重要

東南亞在國際經濟中具有獨特性。一方面，東南亞各國聯合自強，在地區一體化中生成了獨特的“東盟方式”，強調和平、合作和協商一致；另一方面，東盟不少成員國還是中低等收入國家，在工資水平上具有競爭力，且勞動力規模巨大。東盟總人口即將達到7億，陸地國土面積超過450萬平方公里。當然，全球低工資、倡導一體化的區域也不少，東盟成功的奧秘還有不少。如開放性，以及鄰近地區也是追求經濟增長的國家，區域內國家共同創造了推動共同發展的良好氛圍。

在中國人的印象中，東南亞地位似乎一直在上升。自21世紀初以來，中國與東盟率先建立自貿區，引領了東亞自由貿易發展趨勢。最近幾年，中國—東盟自貿區接連升級。2021年11月，習近平主席在北京宣布中國東盟建立全面戰略伙伴關系，希望全面發揮《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的作用，提升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水平。

2022年11月，時任中國總理李克強在柬埔寨金邊出席第25次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時宣布，中國—東盟自貿區3.0版談判正式啟動，雙方希望進一步提升貿易投資合作水平和質量，特別是希望進一步提升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的安全性。在政策變革的背后，其蘊含的基本動因是中國東盟互為最大貿易伙伴。

2020年以來東盟超過歐盟和美國，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中國海關數據顯示，2020年至2022年間，中國東盟貿易額已從6414億美元增長至9753億美元，而中美貿易額從5414億美元增長至7592億美元，目前兩者的差距約為2200億美元。

傳統上，東北亞的日本和韓國占了中國與鄰國貿易額的一半。從2020年至2022年，中日貿易額從3150億美元增長至3574億美元，中韓貿易額從2846億美元增長至3623億美元。中國東盟貿易額也超過日韓對華貿易額。對中國來說，貿易布局轉向東盟是一個全新的態勢，與以往很大不同的是，并非只是中國重視東盟。

韓國取代日本，成為中國在東北亞地區最大的貿易伙伴。這反映出兩個態勢，一是韓國追趕日本的速度加快。無論是韓國的產業水平還是經濟發展，其與日本的差距大幅度縮小，取代了一部分日企在華的市場份額。同時，中國也加大與韓國的合作力度，例如中韓之間達成了自貿區，而中日之間并沒有。

二是一定程度上，日本要比韓國更加緊密地追隨美國，因而更為擔心地緣政治的沖擊，提前做出了預防。日本企業早在中日釣魚島爭端時期就已經開始實施“中國+1”戰略，即在不舍棄中國市場的前提下，在東南亞、南亞等地區布局，以便“對沖”中國市場可能帶來的不確定性。

因此，中日韓三國均顯著加強了和東盟的產業合作，除了東盟自身地位的上升之外，其背后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中美關系的變化。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以來，中國企業就開始將東南亞作為規避美國貿易壁壘的重要基地。

其中，越南成為中美貿易摩擦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中越雙邊貿易額從2017年的約1200億美元躍升至2022年的約2350億美元，幾乎翻了一番。令人驚奇的是，2022年的中越貿易額甚至超過了中國與德國的貿易額，而德國經濟規模是越南的10倍以上。顯然，中越貿易的激增無法用經濟規模來解釋，其背后的動力是價值鏈貿易，它可以有效規避關稅戰，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用于應對地緣政治沖擊。

價值鏈貿易，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越來越顯著的國際貿易形式。教科書上在講授傳統的貿易知識時，多數時候以“南北”模式體現的，即發達國家出口制成品，發展中國家出口原材料。這個傳統的貿易模式主導了幾百年，也構成了很多人認識國際經濟的基礎，導致很多人想當然地認為發達國家主導國際貿易，只有與發達國家進行貿易才能致富。

然而，價值鏈貿易與大多數人在經濟學教科書中認識到的貿易形式不同，雖然發達國家在產業鏈中占有很大的份額，但并非唯一，也不完全是主導性的，否則很難解釋美國政府經常說的“過于依賴中國”。

東亞地區由于擁有良好的勞動力、善于治理和執行融入國際市場政策的政府，以及大量善于經營的（華人）企業家，成為“世界工廠”，生產了世界上很大一部分的制成品。

一方面，價值鏈貿易的主導者當然還是大型的跨國公司。在美國學術界，以這些大公司為原型總結的貿易理論，被稱為“新新貿易理論”，基本上興起于21世紀初，以區別于20世紀80年代的新貿易理論（也被稱為戰略性貿易政策）。新新貿易理論通過對大型跨國公司的跨國經營行為的分析，試圖將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和國際貿易融合起來，認為國際貿易大部分都是由大型跨國公司完成的，具體體現為產業內貿易和企業內貿易。

另一方面，在大型公司主導的同時，很多中小企業通過現代通信信息技術，以及改善了的交通基礎設施，很便捷地加入了跨國公司主導的生產鏈，從而在沒有國際知名的品牌和先進技術的前提下，就參與到更大的市場中，有效地促進了本地的發展，從而進一步證實了政府為企業融入國際市場提供優惠和便利政策的正當性。東亞地區由于擁有良好的勞動力、善于治理和執行融入國際市場政策的政府，以及大量善于經營的（華人）企業家，成為“世界工廠”，生產了世界上很大一部分的制成品。

東亞產業鏈的中國因素

東亞的中小企業之所以能很快地加入地區生產網絡，也離不開中國的作用。無論是從地區和平環境的塑造，還是為地區國家提供有助于融入地區生產網絡的基礎設施等，過去20多年中國都扮演了積極的角色。例如，1997年東亞危機期間中國宣布人民幣不貶值，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中國率先穩定和擴大國內市場，并在2013年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發起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這些國際合作平臺和國際公共品，為中小國家進入國際市場提供了很多機會。

東亞地區這種勃勃生機已經持續數十年，其背后的原因不僅是美國執行開放的政策，為亞洲很多國家提供了市場，也在于東亞擁有一種鼓勵勤勞致富的文化和制度，這種文化的發源地顯然是中國。否則，我們很難解釋，為何世界上其他地區沒有像東亞這樣獲得好的發展，接連出現幾波經濟奇跡。無論是20世紀60年代的日本，還是80年代的東亞“四小龍”，在當時那個階段都可以被稱為“經濟奇跡”。不過，其影響力無法與中國經濟崛起相提并論。

中國目前的經濟總量超過18萬億美元，龐大的市場規模正在打破美國對自由貿易解釋的“壟斷”。因為中國的經濟規模，不僅可以改變世界市場的價格，而且以其主權獨立性和綿延數千年的文明傳統，具有與前幾輪東亞經濟奇跡完全不在一個量級的政治影響力。

在這種情勢下，美國相當一部分人士認為，中國正在挑戰美國的霸權地位，因而拜登政府采取了一種“去中國化”的措施。英國的《經濟學人》甚至提出了一個“亞洲替代供應鏈”的新名詞，試圖制造分裂亞洲的輿論。但事實上，將中國從亞洲生產網絡中踢出去是很難的。

今年5月初，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韓國首爾發布新一期《亞太地區經濟展望》時表示，2023年亞洲經濟增速有望達到4.6%，比2022年提高0.8個百分點，也要比2022年10月的預測提高0.3個百分點。IMF預測上調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國的再度開放和經濟重啟。

IMF還強調，今年亞太地區（不包括美國）經濟體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將達到70%，這一比例要顯著高于前幾年。IMF預測，2023年中國經濟增速將達到5.2%。通常情況下，中國經濟增長每增加一個百分點，亞洲其他地區的年均增長會提升約0.3個百分點。

通過進一步的制度創新，將中國從“世界工廠”轉向“世界市場”，不僅是中國產業升級的需要，也有助于拉近與周邊鄰國的關系，塑造東亞的產業鏈。

需要注意的是，IMF還特意強調，今年中國經濟增長帶動的溢出效應與以往有所不同—以往靠的是投資品需求，而今年主要是中國國內消費需求的增加。換句話說，IMF的這一表述，事實上承認了中國政府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效果。

目前，中國的人均GDP已超過1.2萬美元，東部沿海地區不少城市的人均GDP超過2萬美元。中國擁有的中等收入群體規模超過4億人口，加起來要比東亞地區其他發達經濟體的總人口還多。因而，中國事實上已經成為一個龐大的消費市場，可以帶動更多人口進入經濟圈，從更深、更廣的分工中提升經濟發展質量。通過進一步的制度創新，將中國從“世界工廠”轉向“世界市場”，不僅是中國產業升級的需要，也有助于拉近與周邊鄰國的關系，塑造東亞的產業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