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渴望親密，卻最終選擇孤獨

談炯程

《自我決定的孤獨：難以建立親密感的社會》

在2018年特蕾莎·梅首相任期中，一個名為孤獨部的新部門在英國誕生了，起因是2017年喬·考克斯孤獨委員會的報告，指出超過900萬英國人時常被強烈的孤獨困擾。其后在2021年，日本亦設立“孤獨與孤立對策擔當室”，并新設“孤獨與孤立事務大臣”一職。

孤獨已然是我們時代的重大公共問題之一，以致英國不得不調用行政的力量去應對。

德國作家伊麗莎白·馮·塔登的《自我決定的孤獨》，以學術隨筆的形式，展開對孤獨的一系列社會學考察。塔登以身體政治的角度切入孤獨，引述哲學家、醫生、心理學家愛德華·?？怂沟恼f法，將軀體（Leib）與身體（K rper）區分開來。前者提示著人生物性的存在，后者則是一個向各種話語敞開的場域，不論這話語是否從屬于彼此殊異的文化與意識形態，還是被裹在消費的糖漿中，它們都在這一副身體上角力著。吊詭的是，后現代環境之下的人，往往只生活在身體中，被技術形塑著，卻忘記了軀體的存在。人在更廣義的范疇中，成為了笛卡爾筆下思維的機器。

故而，作者的介懷，并非僅僅在于作為一種病理現象的孤獨，而是人的身體在“無接觸社會”中的處境，以及孤獨的社會、歷史成因。

塔登的論述，建基在西方高度發達的技術現實之上，她所書寫的德國社會，早在上個世紀后期，就由現代而至后現代。當然，此處的現代與后現代之分，不僅僅體現在技術上，關于它們的學術討論汗牛充棟，我們無法簡單概括，只能提出其中一個要點作為切口。

后現代社會的特點之一就是去中心化。以城市建設為例，19世紀中葉，歐洲各國不約而同地開始了城市的現代化改造，在法國有歐仁·奧斯曼的巴黎改造計劃，這一計劃一直持續到奧斯曼身故后的1927年，而德語世界則有維也納的環城大道。以一種人為規劃確定世界的邊界，不斷劃分層次，剝出階級，將人作為一個元素，作為人口擺置到不同的功能區中。但這一傾向的典型之一巴西新都，巴西利亞，如今卻被蕪雜的貧民窟包圍，仿佛大海深處附滿藤壺的鯨骨，不啻對中心化的一種反諷。

而當我們回顧現代性時，若將目光從那閃耀的玻璃幕墻移開，移向低處，我們便可看到隨著城市虹吸周邊地區的人口，市民們的居住空間也日漸收窄。譬如20世紀初的柏林，幾乎在一夜間成為一座擁有200萬人口的大城，彼時有近100萬柏林人生活在公寓中，這些公寓如同膠囊，平均每個房間里有4人居住。

故而城市的美學，在那偉大的城市詩人波德萊爾筆下，是一種瞬間性的美學，是在雨后的水泊中短暫映出的天空，城市人的孤獨，也應該是人群中的孤獨，而非在一望無際的海洋中面對星空的孤獨。在哲學家齊美爾眼里，城市化意味著我們被判決為一群自由的陌生人。

當然，這些圖景，如今已經是另一種田園牧歌。后現代社會的趨向，是人愈發遺忘自己作為軀體的存在，遺忘皮膚、肉與血。我們可以想象一個等待心臟移植的人，將機械心臟放在他的背包里。那背包發出嗡鳴，仿佛在吮吸，似乎是它擁有了生命，而將人的軀體變成了宿主，人成為機器，機器則成為人。

《自我決定的孤獨》從對觸覺的討論開始進入，仿佛穿過一道窄門。當塔登訪問觸覺研究專家格倫瓦爾德時，格倫瓦爾德表示，他對數字技術的過度發展極為反感，因為我們企圖用移動端的操作取代一切，技術的傲慢使得，“我們在一個平坦、光滑的世界里腐爛”。

對格倫瓦爾德來說，觸覺是人類所有感官中最重要的。一個失明或失聰的人，仍可以在世上摸索著生存，雖說會更加艱難，但他們依然能作為人活下去，并尋回不完滿的尊嚴。而喪失觸覺，卻是致死的。因為觸覺直接參與人的發育過程，不單喚起人與人之間的親密感，我們也透過觸覺認知方向與空間，營造肉身的邊界。

不過，我們卻正在進入漠視觸覺的世界，即使缺少善意的觸碰，會使得兒童與老人陷入孤立，人們也不以為然。仿佛觸碰本身，正在淪為一種可疑的冒犯，常常帶有莫名的意味?，F時席卷西方的第三波女性主義運動，也常以負面的觸覺經驗為基點：因為聽覺從其原理上，是聲波在耳膜上的震顫，故聽覺也算是觸覺的一種，而觸覺最莫測的形態，是性。所以，圍繞著觸覺，一系列法條建立起來，將它圈禁在一個更明確的區域里。

從根本上，我們不再相信他者，也不再相信作為解放的愛欲。一種積極的生成性的愛欲，讓位給自我保護的消極自由。人們不再相信啄木鳥與樹之間的友誼神話，而是看到樹皮上被鑿出的累累傷痕。

也許將來，我們會認為起于2019年末的新冠大流行是“無接觸社會”的助產士。長達三年日常生活被無情中斷的經驗，構成一種無形的內心的災異。我們愈發習慣，也愈發依賴移動端，于是，即使是身邊人，也變得不可觸碰，即使是切近的經驗，也無法言說。

但越過一道界碑，并不能直接抵達終點，即使在“無接觸社會”中，親密感的存在也是必要的，它使我們不至于在虛無中溺水。

《自我決定的孤獨》結束于哈特穆特·洛薩的共鳴理論。洛薩的巨著《共鳴》長達800多頁，系統地檢視了當代人的處境。依照塔登的闡述，共鳴理論的核心即在于人也像弦一樣，可以被世界觸碰，也可以去觸碰世界。

不過，觸碰的前提，并非不設防。暴力同樣是一種觸碰，但它與共鳴所需要的觸碰有本質區別，暴力不表達，只否定。無論伴隨怎樣的聒噪，暴力最可怕之處，就在于它將被施暴者拋入無聲之中。曾幾何時，人類對多數暴力保持沉默，而暴力也總與宏大敘事勾連。隨筆家蒙田認為，作惡本身就是作惡者的懲罰。同樣，暴力本身的否定性力量，需要施暴者不斷合理化他的行為。

作為一種深入臟腑與靈魂的觸碰，塔登也像無數德國知識人一樣，強調音樂的作用。音樂可以作為共鳴的最佳例證。其中，她著重強調了一首發表于1779年的老歌《奇異恩典》（Amazing Grace）。

這首歌可以說是作者約翰·牛頓的精神寫照。牛頓從英國皇家海軍退役后，卷入大西洋奴隸貿易。一次風暴，幾乎將他殺死。在戰栗的甲板上，他一邊操舵，一邊祈求上天的垂憐。當殘損的“灰狗”號終于靠岸時，或許，他的心中也響起這首歌的最初幾個詞：“我曾迷失，如今被尋回；我曾失明，如今能看見?！?/p>

在余下的生命中，他最終成為了一名廢奴主義者。而這首歌在新英格蘭被修葺過曲調、句式后，作為黑人精神的象征被傳唱至今。

奴隸貿易作為一種充滿暴力的生產形式，同樣在奴隸們的身體上運行，它不單爭奪奴隸的身體，將他們當成貨物，用烙鐵打上記號，也爭奪他們的靈魂，使他們中最優秀的人也不得不成為法農《黑皮膚，白面具》一書中描述的神經官能癥患者。這是最非正義的暴力觸碰。

盡管牛頓沒有將《奇異恩典》當成一首反奴隸制的歌曲來寫，但這首歌早已擺脫開牛頓最初為它設定的那副意義的重軛。它不再需要以約翰·牛頓的生平作為腳手架搭建起來，它自身就是無比圓滿的屋子，為無數彷徨的弱者提供空間。

而也許，后現代的社會構建只是鋪設在一塊不斷消融的浮冰之上，正如塔登在結語中告訴我們的，這塊浮冰在孤獨的此岸與暴力的彼岸之間漂移，無論撞上哪一邊，這塊薄冰都會崩解。

我們在冰上筑起雪屋克服無邊的寒意，時刻注視腳下的裂縫。每一個人都是冰上的一個小小節點，既是聆聽者，也是發聲者。這時，我們會想起米開朗基羅畫筆下那若有若無的觸碰，正是藉著這觸碰，我們才被造。

塔登并非全然認同格倫瓦爾德關于現代技術帶來墮落的理論。這位執拗的理論家，讓我們想起巴伐利亞的童話國王路德維希二世，在政治上失勢時，他將全部心力投入新天鵝堡的建設。

或許現在，觸覺就是存放我們孤獨心靈的新天鵝堡。一座近似來自童話中的城堡，藉著與孤獨同樣重的迷狂，在圖紙上被勾勒出來，現代技術被埋在它精致的墻壁里。它的造型一如舊時風貌，正如觸覺一般不變，但透過通信技術與日益完善的立法，它被重新提純，略去令人不快的部分。一種屬于愛的觸覺，將再次贏得這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