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方式綠色轉型：邏輯必然、核心意涵與實踐路徑

黃志斌 婁博華

摘要：發展方式綠色轉型是深入貫徹新發展理念的內在要求、擺脫工業文明現代性危機的必由之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環節，涵涉經濟增長的綠色低碳化變革、資源利用的節約集約市場化轉向和生產消費系統的超循環化鏈接。實現發展方式綠色轉型應以優化產業結構在其源頭突破、以完善制度體系為其提供保障、以綠色技術創新對其注入動力，不斷開拓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質量發展新路徑。

關鍵詞：發展方式綠色轉型；綠色發展；新發展理念；邏輯必然；核心意涵

中圖分類號：Ｆ１２４．５；Ｄ２４? ?文獻標志碼：A? ? 文章編號：1001-862X（2023）02-0005-00９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強調，“必須牢固樹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站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謀劃發展”［１］50，并將“加快發展方式綠色轉型”作為首要之舉進行了系統部署，深刻回答了為什么要加快發展方式綠色轉型、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方式綠色轉型、怎樣實現發展方式綠色轉型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為我國新發展階段進一步推動綠色發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提供了價值歸依、基本遵循和行動指南。這需要學術界以高度的理性自覺，從學理上對上述“為什么”“是什么”“怎么做”三個基本問題予以深度研究，闡明發展方式綠色轉型的邏輯必然、核心意涵與實踐路徑。

一、發展方式綠色轉型的邏輯必然

既往工業文明在“主客二分”發展范式下造成全球性資源環境危機的客觀事實，人民群眾盼望在高質量發展中享有高品質生活的現實需要，這些都昭示出發展方式綠色轉型在理論貫徹、歷史發展和實踐指向上的必然性。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上，發展方式綠色轉型具有理論、歷史、現實的邏輯必然。

就理論邏輯而論，發展方式綠色轉型是貫徹新發展理念的內在要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理念是行動的先導，一定的發展實踐都是由一定的發展理念來引領的?！保郏玻萦笪覈洕鐣】党掷m發展，必須在發展理念和發展思維上率先突破。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上，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基于對當代中國發展難題的破解和對國內外發展經驗教訓、發展大勢的深刻洞察，系統構筑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新理念，為我國發展方式全局性、根本性、方向性、長遠性變革提供了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中彰顯著愈益顯著的引領作用。這決定了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必須持續深入貫徹新發展理念，深刻把握綠色發展在新發展理念集合體中的邏輯關聯，加快發展方式綠色轉型。從理論構成看，“綠色發展”是新發展理念集合體中的一項，重在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馬克思說過：“歷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個現實部分，即自然界生成為人這一過程的一個現實部分?！保郏常?94自然孕育了并哺育著人類，對自然的一味索取和破壞必然會招致自然的報復。人類欲求持存與發展，就得尊重、順應、保護自然，與自然相諧而行、一體而進。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４］等生態智慧，意指人與自然的并生并育，包孕著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思想基因。就此而論，綠色發展理念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因應當代中國發展中生態環境問題，將馬克思主義生態思想同中華優秀傳統生態文化相結合的重要創新成果。這一理念在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的貫徹落實，內在地要求我們以自然為根，視人與自然為生命共同體，打破“一味犧牲生態環境換取發展”的思想窠臼，超越“唯GDP論英雄”的狹隘發展觀，致力于發展方式的綠色轉型。其核心在于堅定不移走生態優先的高質量發展之路，構建起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在發展社會生產力、創造經濟社會財富、收獲“金山銀山”的同時，綿延自然生產力、保護自然生態財富、葆有“綠水青山”，形成“綠水青山”與“金山銀山”的良性循環。在此基礎上，再通過社會機體諸要素的互動協同，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全面綠色轉型。從理論貫通看，“綠色”發展理念與“創新、協調、開放、共享”等發展理念具有深刻的內在關聯?！皠撔?、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是一個邏輯嚴密、辯證統一的有機整體，加快發展方式綠色轉型必須對新發展理念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把握綠色發展同創新、協調、開放、共享發展的相互作用?！熬G色發展”對創新發展、協調發展、開放發展、共享發展具有約束和牽引功能，決定著發展的成色，必須將其貫徹到發展的全方位、全地域、全過程。綠色發展能夠有效激發科學技術等方面的創新，在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協調平衡上優化生態空間和資源配置，在“一帶一路”等國際合作中通過提供豐富的綠色國際公共產品來提升開放的深廣度和可持續性，在代內和代際彰顯生態公平正義與發展成果共享。而創新、協調、開放、共享發展則為綠色發展提供與之對應的“理論、制度、科技、文化”支撐、運作航標、外部條件和價值取向?！爸挥袕倪@種普遍的相互作用出發，我們才能認識現實的因果關系”［５］482，讓發展方式綠色轉型融入發展全域的深層次變革。從理論導向看，綠色發展是新發展理念集合體中重要的價值規范之一?！柏瀼匦掳l展理念是新時代我國發展壯大的必由之路?！保郏保?0在新發展階段，我們要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展，應當也必須將綠色發展作為一種價值規范予以深入貫徹，引導全體人民自覺投身于發展方式綠色轉型的偉大實踐，推動自然生產力和社會生產力的協同共進，實現自然生態環境和人工綠色產品的雙重增綠，讓廣大人民群眾在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中共享高品質生活。

就歷史邏輯而論，發展方式綠色轉型是擺脫工業文明現代性危機的必由之路。資本主義主導的工業文明的興起將人從原始文明、農業文明的蒙昧與非理性狀態中解放出來，曾在不到一百年的發展中，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６］，作為一種“進步力量”加速了人類文明進程，但也使資本對自然剝奪的“普遍合法化”蔓延開來?！八凑兆约旱拿婷矠樽约簞撛斐鲆粋€世界”［６］，將人的主體張揚、技術理性泛化、資本極限擴張與資源環境勾連［７］，讓人類沉迷于征服自然的喜悅之中。這種在資本主義制度和生產方式下單純追求資本增殖與對“人制天”的狂熱尊崇及其對大自然的粗暴“祛魅”，在事實上導致了“天人關系”的逐漸失衡對立，工業文明“創造性破壞的歷史被寫入了資本積累真實的地理學景觀之中”［８］。在此文明范式下，自然赤裸裸地淪為喪失獨立特性而被人絕對控制的“上手之物”（“加工材料”和“儲備物”），人類通過從自然中攫取低熵的物質和能量而把高熵的廢物垃圾拋給自然［９］，來滿足資本肆無忌憚的膨脹和逐利，造成了物質變換過程中“一個無法彌補的裂縫”［1０］，進而使具有生態危機、社會危機、人的危機典型特征的工業文明現代性危機全面凸顯和持續加?。?１］，呈現出一系列生態破壞、環境污染、氣候變暖、資源匱乏等問題，最終威脅到整個人類的生存發展?！拔覀儾灰^分陶醉于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保?２］313舉世震驚的“八大公害事件”和“六大污染事故”就是現實的警示。于是，資本主義社會開始尋求工業文明現代性危機的解決之道，但其推行的各種環境保護行動和一些綠色思潮因未觸動資本主義制度框架，甚至滋生出新的生態帝國主義，終究無法超脫人、自然“主客二分”的發展悖論與改變“當前危機是全球資本主義的危機”［1３］的事實。欲求真正擺脫工業文明現代性生態危機，唯一可行的出路是摒棄西方現代化老路、探索“沿著社會主義方向改造社會生產關系”［1４］的發展新路，以人民生態福祉為旨歸，廣泛汲取民智、匯聚民力，創造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新形態，“這種社會的支配力量不是追逐利潤而是滿足人民的真正需要和社會生態可持續發展的要求”［1４］。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偉大壯舉，而發展方式綠色轉型正是在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上推動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向縱深發展、實現“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３］185的治本之策。其所關涉的綠色政治、綠色生產、綠色消費、綠色技術、綠色文化、綠色承諾等系統性變革凸顯了在協調人與自然關系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必將鑄就“人友天”高階和諧的美麗中國，并為工業文明現代性發展提供“東方轉型”的全新選擇。

就現實邏輯而論，發展方式綠色轉型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環節。進入新時代，我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同時也面臨著“兩大轉變”，即：從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變，從環境問題日益顯現向綠水青山轉變。［1５］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將這“兩大轉變”有機關聯，強調指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綠色化、低碳化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環節?！保郏保?0從“有沒有”轉向發展“好不好”、質量“高不高”，其關鍵在于立足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實問題的解決，加快發展方式綠色轉型，實行生態優先、節約集約、綠色低碳發展。其一，我國能源對經濟社會的保障能力較弱，迫切需要推進能源生產和消費的綠色轉型。隨著經濟社會的迅速發展，我國已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費國，大量化石能源需要進口，且對能源的需求持續剛性增長。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1年能源消費總量52.4億噸標準煤，凈進口總量11.2億噸標準煤，比2012年增長83.2%，年均增長7.0%。破解我國能源保障能力較弱對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制約難題，必須立足我國能源稟賦，調整優化能源結構，著力能源清潔低碳高效利用，推進工業、建筑、交通運輸等重點領域節能降耗減排，積極發展清潔能源、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探索能源生產和消費新模式。其二，人民群眾對優美生態環境愈發強烈的期盼，迫切需要公共產品的綠色轉型?？疾旖洕鐣哔|量發展的核心標準之一是人民群眾在優美生態環境中的幸福指數。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良好的生態環境是最公平的公共產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保?６］在新發展階段，面臨生態環境保護任務依然艱巨的客觀事實，更需堅持“不能只講索取不講投入，不能只講發展不講保護，不能只講利用不講修復”［1７］255的原則，深入推進環境污染防治，持續優化自然生態系統，最大限度地增殖綠色發展空間和優質生態產品，讓人民群眾在優美生態環境中享有更多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進而激勵其參與并推動高質量發展。其三，現代化產業結構的構建，迫切需要技術創新的綠色轉型。創新是引領經濟社會發展的第一動力。推動產業結構現代化轉型，意味著對依賴物質資源消耗、規模粗放擴張、高能耗高排放之傳統產業的改造升級，對高端智能、綠色環保、系統集成等現代化產業的發展壯大。在這個過程中，必須構建市場導向的綠色技術創新體系，推動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鏈、人才鏈深度融合，加快節能低碳循環前沿技術研發、推廣和轉化，在全球科技創新合作中強化中國關鍵綠色技術攻關，最終讓綠色技術創新“關鍵變量”轉化為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最大能量”。

二、發展方式綠色轉型的核心意涵

發展方式綠色轉型是一場改善發展質量、提升發展效率、轉換發展動力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強調的是經濟社會運行過程達到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統一，在總體上是要站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謀劃發展，實行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協調共進，形成高質量發展新格局，其核心意涵可以展開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經濟增長的綠色低碳化變革。經濟增長是整個社會發展的基礎，標示著經濟財富、社會財富的增殖，沒有經濟增長，何談國家富強、社會繁榮、人民共同富裕；經濟增長方式的綠色低碳化變革是發展方式綠色轉型的基石，預示著經濟財富、社會財富與自然財富、生態財富的協同增殖，沒有這樣的變革，何談“產業優”“百姓富”“生態美”相得益彰的整體綠色發展。我國改革開放40余年經濟跨越式增長，GDP總量已躍升、穩居全球第二，綜合國力、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但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尚未根本解決，人與自然關系不協調、綠色低碳發展不充分問題依然突出，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的協調共進任重道遠。根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生產力是生產方式中最活躍最革命的因素，是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而生產力的發展離不開資源環境、人民智識、社會支持等因素。邁入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在綠色發展理念引領下，加快發展方式綠色轉型的首要內容就是通過綠色環境資本、綠色人力資本、綠色社會資本三種要素的有機補益，解放和發展綠色生產力，謀求具有包容性的綠色低碳增長，“徹底改變過去那種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換取一時經濟發展的做法”，“從根本上緩解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之間的矛盾”［１８］53，保障我國經濟社會的健康持續運行，并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提供最公平最普惠的綠色福利。經濟增長歸根到底是生產力的發展，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突出綠色環境資本的“材料對象”功用，關涉勞動對象這一生產力實體性要素的生態化使用，充分體現了“勞動和自然界在一起才是一切財富的源泉，自然界為勞動提供材料，勞動把材料轉變為財富”［５］550的人與自然辯證統一的綠色生產力觀，強調的是對土地資源、水資源、生物資源、礦產資源等勞動對象的攝取不能殺雞取卵、竭澤而漁，而必須遵循自然休養生息規律和循環再生機理，嚴守生態紅線，將資源環境承載力限度納入經濟增長決策中，促使能耗減量化、生產清潔化、廢料資源化，以減少對大自然的損害，實現經濟增長“含金量”和“含綠量”的雙重提升，并回饋、綿延大自然的盎然生機。綠色人力資本是實現經濟綠色低碳化增長的“智技依托”，關涉勞動主體這一生產力實體性要素的生態化發展，強調的是在綠色發展理念深入人心、人們對優美生態環境的追求愈加普遍和強烈，公眾共同參與環境治理、共同建設美好家園、共同享有發展成果的社會環境中，秉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充分依靠人們在心靈、知識、智慧、技能、態度、經驗和創造力上的綠色低碳自覺，發揮綠色人力資本在技術創新、環境管理、產品開發、文化營造等方面的能動性，釋放綠色生產力動能，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以綠色智技卓越的“生態人”加快經濟增長的綠色化低碳化變革。綠色社會資本則是導引經濟綠色低碳化增長的一種“發展規范”，按照世界銀行對“社會資本”的界定，可將綠色社會資本的內涵延展為有益于社會經濟發展的綠色制度政策、綠色價值觀念、綠色集體組織等，關涉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反作用。具體而言，就是通過健全約束和激勵并舉的綠色低碳標準體系、認證體系、財稅金融體系、統計體系、市場交易體系，促使生態環境等外部化成本得以內部化，同時倡導簡約適度、綠色環保、節能低碳、文明衛生的消費理念和生活方式，并積極構建綠色產業示范基地、綠色技術創新聯合體、區域綠色聯盟、綠色倉儲運輸集散中心等，努力在制度保障、價值規范、組織支持上形成大幅提高經濟增長的綠色化程度和低碳化水平的強大合力。

二是資源利用的節約集約市場化轉向。資源是經濟運行的基本物質條件，推進各類資源節約集約利用是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題中之義。市場是調節資源配置的有效手段，市場化機制在資源優化配置和節約集約利用上不可或缺。因此，資源利用的節約集約市場化轉向就成為了經濟增長綠色低碳化變革的必要延伸，也成為了發展方式綠色轉型的重要內容。作為資源需求大國，我國資源總量大、品類豐富，人均資源占有量卻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能源對外依存度高，而發展方式綠色轉型正是通過改變、優化資源利用方式，以最少的資源環境代價來取得最大的經濟社會效益，化“有限供給”為“多元持續”，既造福當今、又澤被子孫的一項重大部署。對此，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強調，“推進各類資源節約集約利用”，“健全資源環境要素市場化配置體系”［１］50，指明了發展方式綠色轉型中資源利用的節約化、集約化、市場化導向。首先，資源利用的節約化意涵“節流”和“開源”兩個維度的合而為一。過去，我國在加速工業化和城鎮化過程中消耗了大量能源、水、糧食、土地、礦產等資源和原材料［１９］，導致資源環境約束長期趨緊。進入新發展階段，保障國家資源安全和推動綠色高質量發展就不能只是一味“節流”抑或一味“開源”，而是既強化生態環境增值核算、倡導簡約適度社會風尚、減少資源奢侈消費，又加緊戰略性資源和可再生資源勘探開發、大力推進資源節約和循環利用技術攻關、加快產業升級擴大綠色清潔產品有效供給，將“節流”之策和“開源”之道同時貫穿于經濟社會發展的全過程和各領域之中。其次，資源利用的集約化意在以節約、限度、高效為導向，通過集聚效應對自然資源要素的總量管理、優勢整合、網鏈搭建、科學配置來實現生態效益、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相統一。比如，對某區域水資源的集約化利用，既能充分掌握該地水環境特征以更好保護、修復水生態，又能在水生態的承載限度內依托其攜附的天然優勢發展水產、旅游、科技、文化等鏈式產業，亦可帶動當地水務治理、交通運輸、投資就業的生態化提升，真正向水而為、親水而美、倚水而興。實踐證明，對資源的集約化利用無疑是徹底扭轉“高投入、低效益、高消耗、低產出”粗放發展方式的必行之舉。再次，資源利用的市場化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運用市場化機制優化資源環境要素配置和提高節約集約安全利用水平的有效手段，其核心是構建一套“資源確權—初始分配—余缺評估—調整生產—增強競合”資源高效利用的反饋調控系統，涵涉強化資源能源總量剛性約束，科學配額；樹立資源環境有價的理念，有償使用；豐富交易主體、交易品種和交易方式，增強價格發現；動態配置排污權、用能權、用水權、碳排放權的有限指標，良性流動等。［2０］由此在改善環境質量、提升資源利用效率、推動技術進步上彰顯正向杠桿效應。

三是生產消費系統的超循環化鏈接。生產和消費是社會經濟活動的核心環節，二者具有直接的同一性，彼此決定、創造。作為社會經濟活動的生產（勞動），“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間的過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動來中介、調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間物質變換的過程”［2１］。以此相伴隨，作為社會經濟活動的消費也展現為人與自然之間物質變換的過程。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提出“加快構建廢棄物循環利用體系”“推動形成綠色低碳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１］50，其指向就是將生產系統、自然系統、消費系統鏈接為良性物質變換的超循環系統。

在生產系統層面，揚棄傳統的“資源—產品—消費—廢料”的線性開環模式，推行綠色技術主導的“資源—產品—消費—廢料—再生資源”的閉路循環模式，追求自然物能的高效轉化、充分利用，促進人造物能的生態處理、綠色加工，從而實現物能的良性轉換。對于取自天然的自然物能，由于其廢棄物依舊保有一些有序結構、有效能量、有用信息，對之需要在剝除“異物”的基礎上最大限度再利用，以減少廢料和節省資源；對于技術合成的人造物能，由于其廢棄物相對內質穩定、不易降解、品類豐富，對之需要在深層凈化的基礎上進行生態化再設計，以求巧用妙用和變廢為寶，這是發展方式綠色轉型中廢棄物綜合利用和污染物無害處理的技術方法論。在自然系統層面，“整個自然界被證明是在永恒的流動和循環中運動著”［1２］18，正如摩萊肖特在《生命的循環》一書中指出：“人的排泄物培育植物，植物使空氣變成堅實的構成要素并養育動物。肉食動物靠草食動物生活，自己成為肥料又使植物界新的生命的胚芽得到發展?！保?２］因而，人作為“直接的和能動的自然存在物”［３］209，其一切生產活動和消費方式就必須著眼自然界物質流、能量流、菌流、信息流的循環交匯，擯棄對自然資源環境的無度消耗和恣意攫取，自覺把維護自然系統物質變換的多樣性、穩定性和持續性與追求正反過程的平衡性、物能利用的高效性和物質構成的宜人性［2３］放在首位。在消費系統層面，各種方式的消費活動不僅確證著產品的使用價值，同時也可能為生產創造出新的需要，“創造出生產的觀念上的內在動機”，“創造出生產的動力”［2４］。人們通過對既往非生態消費方式所造成的環境危機和發展弊病的深刻省思，愈益普遍地認識到各種消費方式的共性特征應是切合于真實的“人的需要”，簡約適度、綠色低碳、文明健康，而非攀附于虛假的“物的欲求”，揮霍浪費、攀比炫耀、恣縱無度。這不僅會帶來社會整體消費生態素養的日益提高，而且可以轉化為生產的“內在動機”和“動力”，倒逼生產系統改進技術工藝、提供綠色產品，助推供給側和需求側的良性互動循環。在生產循環、自然循環、消費循環的基礎上，進一步將三者有機鏈接在一起，便是良性物質變換的超循環系統。它呈現為社會生產、生活過程與自然過程的復合體，意味著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關系的和諧重塑，理當成為發展方式綠色轉型的運作航標和價值追求。

概言之，經濟增長的綠色低碳化變革所側重的是發展方式綠色轉型的社會經濟基礎方面，資源利用的節約集約市場化轉向所強調的是發展方式綠色轉型的自然條件方面，生產消費系統的超循環化鏈接則突出了發展方式綠色轉型在人與自然、自然與社會之間的系統整合，三者涵蓋了發展方式綠色轉型的主要方面，展現為發展方式綠色轉型的核心意涵。

三、發展方式綠色轉型的實踐路徑

發展方式綠色轉型的重要特征是其系統性，經濟綠色低碳化增長、資源節約集約市場化利用、生產消費系統超循環化鏈接是協同聯動、互嵌耦合的系統性發展過程。這一過程受到諸多內外因素的影響，其中產業結構的源頭牽引、制度體系的保障作用、技術創新的驅動支持至關重要。因此，從影響因素方面思考，發展方式綠色轉型在實踐路徑上要以優化產業結構在其源頭突破、以完善制度體系為其提供保障、以創新綠色技術對其注入動力。

一是優化產業結構，帶動能源和交通運輸結構綠色變革。實踐表明，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是經濟社會綠色發展的核心引擎［2５］，其對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具有一定的正向效應［2６］，是提升能源效率和改善能源結構的主要因素［2７］，而交通運輸結構和能源結構的綠色變革對產業結構調整無論是“量”的提升還是“質”的轉換又均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由此，要把握三者的互動效應，“加快推動產業結構、能源結構、交通運輸結構等調整優化”［１］50，著力解決我國經濟社會長期發展過程中存在的產業結構偏重、能源結構偏煤、交通運輸結構偏公路等造成資源環境約束趨緊的源頭性問題。這對于推動經濟綠色低碳化增長、資源節約集約市場化利用、生產消費系統超循環化鏈接具有源頭牽引作用。其關鍵就在于通過構建科技含量高、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的產業結構，發展綠色低碳高效的能源結構和交通運輸結構。一方面，要改造升級傳統產業。按照市場績效、環保技術、發展潛力、能耗排放、供需形勢等多樣性標準淘汰嚴重耗費資源能源和污染生態環境的落后產能，化解存在結構性缺陷和煤炭鋼鐵為主的過剩產能，并通過運用新一代綠色低碳循環工藝技術、環保支持配套政策、集成運營管理系統等對之進行有效回收、兼并重組和生態化改造，形成源頭減量、過程控制、縱向延伸、橫向耦合、末端再生的綠色生產方式，轉向覆蓋生產、流通、消費環節的“清潔原料—智能設計—高端制造—生態產品—多聯運輸—綠色消費—循環回用”的閉環模式，最大程度減少對資源環境的損耗污染，增加切合綠色增長需求和符合人們消費意愿的綠色公共產品供給。另一方面，要培育綠色低碳戰略性新興產業。當前，新一輪以技術密集、附加值高、能源資源消耗少為特征的科技革命正蓬勃興起，而“科技革命必然引發產業革命”［2８］。因此，要準確把握科技創新和綠色產業發展趨勢，“構建新一代信息技術、人工智能、生物技術、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裝備、綠色環保等一批新的增長引擎”［１］30，推動新興產業與先進制造業、現代服務業和農業的深度融合，賦能綠色材料、綠色工廠、綠色園區、綠色物流、綠色產品的綠色循環供應鏈示范創建，以帶動整個經濟社會綠色低碳發展。同時，要聚焦類腦智能、量子信息、深?？仗扉_發、氫能與儲能等前沿科技突破，布局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未來綠色業態，大力推動新興產業賽道由少許“跟跑”到全面“并跑”再到局部“領跑”的蝶變。此外，要“綠化”現代服務業。積極引導現代服務業依托于綠色低碳實體經濟，向具有節約集約效益的精細化、智慧化、生態化、高效化方向延伸。尤其是交通運輸領域，要加強與綠色智能產業和清潔環保能源的同頻共振。比如，加快融入“區塊鏈+物聯網”技術產業，增強倉儲、包裝、裝卸、搬運、加工、配送、回收、信息服務等運輸諸環節的集成傳感、全面分析、即時處理以至自我調整，達成資源“協同共享”的高端綜合性物流系統；加快大宗貨物和中長途貨物運輸“公轉鐵”、“公轉水”，減少公路運輸量，增加鐵路運輸量，提高沿海港口集裝箱鐵路集疏港比例［２９］，發展多式聯運，加快新能源交通基礎設施建設，打造智慧生態港和綠色交通網。同時，推進零售批發、健康養老、餐飲住宿、文化旅游等行業向服務主體生態化、服務過程清潔化、消費模式綠色化轉變，進一步使節能降耗增效貫穿于社會生產和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

二是完善制度體系，健全綠色低碳約束和激勵機制。制度作為“倫理關系、價值關系及其評判尺度的現實凝結物”［3０］，在實踐中以制度運行、政策設計與文化涵育為主要內容約束激勵著相關主體行為，對經濟的綠色低碳化增長、資源的節約集約市場化利用、生產消費系統超循環化鏈接具有保障作用。加快發展方式綠色轉型，就必須以最嚴格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與最優化的綠色低碳市場環境、支持政策為驅動“雙輪”，輔之以生態文化的社會扎根，謀求生態和發展的“最大公約數”，進而保障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行穩致遠。依據實踐成效顯著的生態環境保護“四梁八柱”制度，一方面要遵循“制度體系—制度執行—制度效能—制度自信”的閉環運行邏輯：在制度體系上，就是要最嚴格地實行貫穿“源頭預防、過程控制、損害賠償、責任追究”全過程的生態保護制度，建立全面覆蓋自然資源產權和監管、國土空間開發保護格局優化、清潔低碳安全高效能源體系構建的資源高效利用制度，健全以統籌地上地下、山水林田湖草沙一體化保護和修復、國家公園保護等為指向的生態保護和修復制度，嚴明生態文明建設目標評價考核、領導干部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環境保護全程督察和生態環境損害責任終身追究的生態環境保護責任制度［1８］86-87；在制度執行上，就是要提升“黨委領導、政府主導、企業主體、社會組織和公眾共同參與”［1８］89，法治規約與諸要素一體謀劃、部署、推進、考核的現代化生態環境治理能力；在制度效能上，就是要按照“綠水青山”與“金山銀山”雙向良性轉化，“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協調臻善，“資源高效利用、環境質量改善、生態系統穩定、經濟綠色增長、生活低碳節約”等進行評價，以生態環境狀況監測數據、“三大紅線”［1７］185、排放與治理標準、綠色發展指標等靜態表現和動態發展進行調控；在制度自信上，就是要在中西現代化發展范式對比中增強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道路的政治認同、文化認同、理論認同、歷史認同、情感認同、行動認同，避免陷入西方生態治理的話語陷阱、生態烏托邦和資本邏輯之中。［3１］另一方面，要大力營造加快發展方式綠色轉型的市場環境：首先，健全資源環境要素市場化配置體系。就是要通過對資源能源的調查、評估、監測，進行確權登記、權責劃屬，建立覆蓋全面、科學規范、管理嚴格的資源能源總量管理、初始額度分配、有償使用、全面節約、代際補償制度；構建智慧高效的資源環境管理信息化網絡和資產交易平臺，圍繞排污權、用能權、用水權、碳排放權等重要資源環境權益全面實行排污許可和動態配置；依據資源耗費、生態效益、市場績效等多樣性指標，進一步豐富交易主體，拓展交易品種，創新交易方式；發揮生態環保信用在獲取資源環境權益過程中的激勵和懲戒長效作用。其次，優化支持綠色低碳發展的財稅、金融、投資、價格政策和標準體系。就是要對資源耗費少、環境損害小、生態效益好的市場主體給予多領域、多層級、多樣化的政策支持，比如，在中央和地方公共預算中增大生態保護修復治理專項資金投入，提供覆蓋支持環境保護、促進節能環保、鼓勵資源綜合利用、推動低碳產業發展的稅費優惠；培育綠色金融生態，增強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綠色保險、綠色基金、綠色租賃、綠色信托等綠色金融產品創新供給；推行切合綠色發展的“ESG（Environmental，Social ａｎｄ Governance）”投資理念，以國家綠色低碳轉型“母基金”、環保產業利好信號、政府綠色投資信用擔保、“雙碳”戰略機遇等引導綠色環境資本、綠色人力資本、綠色社會資本進行投資，著力提高綠色投資回報率；建立體現資源稀缺程度、生態損害成本、環境污染代價的價格機制，通過科學核算、市場確定、改進調控，完善差別化、階梯化的資源價格標準等。與之偕行，要在全社會深植、扎根生態文化。通過黨和政府、學校、企業、社會組織、公眾等多方力量的整合，各種社會、教育資源的調動和集聚，構建行之有效和覆蓋社會各界的生態文化培育普及、教育指導機制，以汲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涵的生態智慧，弘揚新時代綠色發展理念，宣傳黨的十八大以來生態文明建設的偉大成就，進而將人與自然的循環相濟、和諧共生確立為人對自然的基本價值取向和行為規范，塑造生態人格、生態倫理、生態精神、生態美學、生態制度［3２］，促使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在全社會蔚然成風，同心致力勞動對象、勞動工具、勞動環境、勞動產品的生態化［3３］，普遍崇尚簡約適度、綠色低碳的文明健康生活，彰顯生態文化對政治經濟制度的導向和引領作用。如此，制度、政策、文化便能為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保駕護航。

三是加快技術創新，提高綠色技術研發和轉化水平?？萍紕撔率前l展方式綠色轉型的關鍵，綠色技術創新向生產力的轉化及其廣泛應用能夠有效平衡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兩大目標，對經濟綠色低碳化增長、資源節約集約市場化利用、生產消費系統超循環化鏈接具有驅動作用。國家發展改革委、科技部于2019年發布的《關于構建市場導向的綠色技術創新體系的指導意見》（發環資［２０１９］６８９號）將綠色技術定義為：降低消耗、減少污染、改善生態，促進生態文明建設、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新興技術，包括節能環保、清潔生產、清潔能源、生態保護與修復、城鄉綠色基礎設施、生態農業等領域，涵蓋產品設計、生產、消費、回收利用等環節的技術。破解掣肘發展方式綠色轉型的現實難題，加快形成資源高效、排放較少、環境清潔、生態安全的高質量發展格局，建立健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必須從多維度加快綠色技術研發和加速科技成果轉化。在綠色技術創新標準上，要加快建設與完善對接國際化、符合我國經濟社會實際狀況且體現生態性、創新性、可靠性、經濟性、適用性的咨詢、設計、評估、監測、審計、認證和跨行業耦合能效提升等領域的技術標準體系，構建有效的標準化支撐能力。在綠色技術創新類型上，要穩固于高端基礎元器件、核心零部件、基礎裝備、關鍵材料等奠基性創新，聚焦于智能綠色制造技術、生態綠色高效安全的現代農業技術、安全清潔高效的現代能源技術、資源高效利用和環保技術等集成性創新，著眼于節水循環技術、可再生能源發電技術、綠色公共交通技術、垃圾回收處理技術、智慧綠色建筑技術、碳捕集利用封存技術等關鍵性創新，瞻望于量子科技、類腦智能、合成生物、再生醫學、超高效光伏、新型核能、電力多元轉化等顛覆性創新。在綠色技術創新主體上，要師法自然的生態位本性，活化“產學研金介”之間的節點和鏈接，讓企業發揮對接市場需求、精準“出題”、成果轉化的創新主體作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扮演基礎研究、前沿技術突破、培育人才的角色，金融機構提供多元化的綠色投融資服務和風險規避機制以引導天使投資、創業投資、私募股權投資等注入，中介機構則通過專業化綠色技術經紀人、綠色技術驗證服務、綠色技術交易平臺等提升綠色技術中試、檢測、評價、轉化和推廣效率，政府部門側重于配套政策和基本科技資源的聚類供給，由此，保障各類創新主體各得其宜、各展所長、并育互利。在綠色技術創新孵化上，要積極打造基于空間位勢和技術優勢的高新科技產業示范性基地、國際綠色技術聯盟、零碳技術生態島、環?？萍籍a業園、區域綠色企業集群、智慧生態農場等，謀劃籌辦社會廣泛參與的綠色技術創新創業大賽、綠色眾創空間、創新論壇沙龍等，并為之提供優先承租場地、科研項目申立、技術產權保護、獎補貼息政策等必要性支持。在綠色技術創新理念上，要堅持整體思維，既注重技術前端的研究開發，也要強化技術后端的市場化推廣應用，既加快實現對傳統產業的生態化改造，又要著力培育綠色低碳技術渾然自成的新業態，一體化推進產業綠色化和綠色產業化；要樹立國際化思維，推動構建全球綠色技術大市場，加大參與國際標準制定的力度［3４］，統籌綠色技術創新國際交流合作和自主原創攻關；要強化“人民性”思維，充分激發人民主體參與綠色技術創新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唯此，推動綠色技術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鏈、人才鏈深度融合，才能助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質量發展新格局加快形成。

概言之，優化產業結構是發展方式綠色轉型的源頭突破路徑，完善制度體系是發展方式綠色轉型的“約束－激勵”保障路徑，創新綠色技術是發展方式綠色轉型的驅動支持路徑，三者展現出發展方式綠色轉型實踐路徑的主要方面。沿著這些路徑奮力前行，便能迎來發展方式綠色轉型的輝煌，進而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呈現廣大人民共創高質量發展、共享高品質生活的美好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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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吳 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