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宋四六批評關鍵詞“工”的創作指向與理論意義

陳果

摘要：以“工”作為四六批評關鍵詞，不僅在宋四六話著述中高頻出現，而且廣泛運用于其他著述類型關于宋四六創作的評點中。宋四六批評中“工”的創作指向主要包含三個層面：對偶上語義關聯與施之剪裁之“工整”，用典上融化語典與當人用事之“工巧”以及語言風格上達到從容中和之“工穩”?！肮ぁ弊鳛樗嗡牧u關鍵詞由駢文及駢文理論的發展、文體理論批評之間的互相影響以及時代文化背景三方面因素共同推動生成。在理論意義上“工”形成其應用于四六的闡釋話語建構模式，體現宋人對于四六的細致要求與創作蘄向，在后代駢文批評中得以沿用和闡發。

關鍵詞：工；關鍵詞；宋四六；駢文批評

中圖分類號：Ｉ２０７? ? 文獻標志碼：A? ? 文章編號：1001-862X（2023）02-0１６７-00９

以王铚《四六話》、謝伋《四六談麈》等四六話著述問世為標志，宋代堪為駢文批評發展進程中承前啟后的時期?？v覽學界現有研究成果，尤以四六話著述以及批評家四六理論的個案研究較為突出（1），其中不乏論述具體、見解深刻之作，所憾關于其中批評關鍵詞的歸納總結與理論范疇研究著墨不多。（2）關鍵詞是進行理論概念分析與批評范疇闡釋的重要著力點，以四六話專著為主體，包括詩話、書信序跋與筆記小說等為旁支的宋代四六批評是否形成具有代表性的關鍵詞呢？筆者認為，宋四六批評中“工”字的頻繁出現值得關注，尚存諸多可以深究的空間。本文聚焦于此，結合具體文本對“工”在宋四六批評中的創作指向進行分析，由批評關鍵詞窺見宋人四六創作的共同追求?！肮ぁ弊衷谥袊糯恼撝鲋锌此撇⒉簧僖?，實則應用于駢文乃至移植到宋四六批評，經歷了從無到有、由籠統化概念到具體化闡釋的發展，本文亦將試析“工”字之于宋四六批評關鍵詞的生成原因以及所具有的理論意義。

一、“工”在文學批評中的應用及其向四六批評的移植

從字源來看，許慎《說文解字》釋義“工”曰：“工，巧飾也，象人有規榘也?！保?］95又在工部“巨”字下曰：“規巨也，從工，象手持之?！保?］95楊樹達《積微居小學述林》辯駁該說：“工為器物，故人能以手持之，若工第為巧飾，安能手持乎…以字形考之，工象曲尺之形，蓋即曲尺也?！保?］楊氏認為“工”字的本義是工形尺，此論或有依據，甲骨文的“工”字即以早期先民所用工形尺為依據、以象形之法而創，其后金文、小篆、隸書直至楷書字形皆承襲甲骨文而來。楊氏雖對許慎之說提出異議，但究合二人觀點來看，“巧飾”與“曲尺”在意義表達上實則具有一定的關聯性，以尺為工具背后代表著對特定對象在形式層面所進行的改造與裝飾傾向，二者在字義解釋上并無抵牾。

“工”字引申用以談論文學相關問題淵源甚早，如先秦文獻便見于《墨子》：“凡出言談、由文學之為道也，則不可而不先立義法。若言而無義，譬猶立朝夕于員鈞之上也，則雖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保?］墨家主功利尚實用，認為精巧著文的前提是需先立義法。漢代王充《論衡》亦可得見：“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類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稟，自為佳好。文必有與合然后稱善，是則代匠斵不傷手，然后稱工巧也?！保?］以此討論文人創作的承襲與創作個性的差異。先秦兩漢尚處于駢文萌芽時期，正所謂“詩人偶章，大夫聯辭，奇偶適變，不勞經營”［5］５８８，此時“工”之于文學批評也是針對廣泛意義上的文章而言，并未將駢偶視作文章的特殊語體，自然也難與駢文批評產生直接的對應關系。

魏晉作為文學理論走向自覺的時期，不再偏于強調文學服務于政教的功利性目的，轉而重視審美觀念并開始探討文學內部各種關系。這種文學創作追求的發展變化促進了駢文文體基本要素的齊備，繼而使得駢文方興未艾，跨入南北朝更見繁盛。然而無論是《典論·論文》《文賦》《顏氏家訓·文章》，抑或以“事出乎沉思，義歸乎翰藻”為旨歸的《文選序》，這些頗具代表性的理論文本雖然對文章創作的具體傾向都有一定闡發，但通篇均未見“工”字。再看“體大而慮周”［6］的《文心雕龍》，謝無量從駢文理論角度評價其書：“駢文盛于六朝之際，而論其體制，較其優劣者，以《文心雕龍》之書為最備?！保?］１７９“觀《文心》之持論，則于駢文之秘奧，可以思過半矣?！保?］１８０《文心雕龍》不僅包含較為豐富的駢偶理論，而且各篇本身也堪稱駢文創作實踐的范本。劉勰涉及駢偶創作的篇目諸如《麗辭》《事類》《情采》等，隱約體現出對創作規矩的精細追求，但其間亦難尋明確的“工”字。轉看此時以“工”評論文學則偶見于傳論中，如《宋書·謝靈運傳論》：“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保?］又見《南齊書·陸厥傳》：“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如一邪？”［9］沈、蕭二人歷數并總結自兩漢魏晉至南朝作家各自的文章特點，以開放的態度對文學創作技藝的良窳作以評判，所謂“工”與“拙”也是就作家整體的創作水準而言，并未在不同文體以及駢散的語體形式方面作具體區別。

由上可見，先唐時期的古代文學批評中偶見以“工”作為文學的評價標準，在古代漢字本身的語素特點及其關聯性、衍生性構詞功能的影響下，此時作為批評術語的“工”多以“工巧”“工拙”這樣相近或對立詞的組合范疇形式出現。即使是追求文辭、駢文興盛的六朝時期，以“工”論文從具體的文體指向來看也并未對駢文創作有所偏向。

以“工”作為駢文批評標準大抵由唐代漸彌，在古文運動影響下，關于駢文批評的論述正反兩面皆有以“工”為尺。如時號“燕許大手筆”［10］的張說、蘇颋所撰朝廷公文多用駢體，二人正面突出駢文辭采的作用，提出“是知氣有壹郁，非巧辭莫之通；形有萬變，非工文莫之寫”［11］。而古文運動的先驅獨孤及則對六朝以來駢文所卷挾的浮靡之風予以批判，認為“自典謨缺，雅頌寢，世道陵夷，文亦下衰，故作者往往先文字后比興。其風流蕩而不返，乃至有飾其詞而遺其意者，則潤色愈工，其實愈喪”［12］，他著眼于儒家政治教化的傳統，在駢文批評方面體現出濃重的功利性色彩?？梢钥吹降氖?，在唐代的駢文批評中“工”已有顯現，并開始由“工巧”“工拙”等組合性“子范疇”逐漸回溯向單獨應用的“母范疇”（3），不過此時的“工”就其意義而言只是籠統地指代文辭修飾，文論家并未對“工”所蘊含的創作要旨進行具體闡明。

有宋一代，經歷唐宋兩次古文運動的打擊之后，許多文體回歸古文，面對貫行古道的古文寫作與日常所需的應用文寫作之間的矛盾，駢文不得不退守至實用性較強的制誥表啟、青詞致語等文體。駢散分途的影響下，駢文在宋代擁有了相對限定的創作場域，同時也革除板重之弊，“自廬陵、眉山以散行之氣，運對偶之文，在駢體中另出機杼”［13］6，以“宋四六”為特定指稱，于六朝、唐代駢文之后自成一格。與駢文創作新變伴隨的是駢文批評的發展，以徽宗宣和四年（1122）王铚《四六話》為宋四六話之權輿，其后《四六談麈》《容齋四六叢談》《云莊四六余話》等有關四六批評的著述相繼出現（4），不僅豐富了宋代文學批評的內容，更奠定了宋四六理論的特殊地位。而在這些文本的論述中，“工”的頻繁出現是一個尤可注意的現象：《四六話》63則條目出現10次，《四六談麈》68則條目出現11次，《容齋四六叢談》29則條目出現4次，《云莊四六余話》106則條目出現8次?！端牧挕放c《四六談麈》兩部具有原創性質的著述平均約每六則條目便會使用一個“工”字。楊囦道《云莊四六余話》輯自眾書，屬于匯編性質的四六話，其中如摘《夢溪筆談》“晚唐五代間，士人作賦用事，亦有甚工者”［14］88摘《揮麈后錄》“滕庾破題曰……前作亦頗工致”［14］107等，更能代表宋人四六批評中“工”使用之普遍。

綜上梳理，可較為清晰地洞見“工”應用于中國古代文論批評經歷了從無到有、由稀見到廣泛使用的歷史脈絡。自唐以后以“工”作為評價性詞匯逐漸向駢文批評中移植，并逐漸擺脫組合性范疇開始獨立使用。宋代以“工”為關鍵詞的文學批評不僅在四六話專著中高頻出現，而且廣泛運用于宋人不同著述對于四六創作的評點中。

二、宋四六批評中“工”的創作指向

宋人戴栩云：“夫四六本法，不過句偶，按昔字辭，運今意調，隨其分量，可以稱工，尤者絕出矣?！保?5］212其論顯得頗有些輕描淡寫的意味，但以句偶、字辭、意調“稱工”卻隱約勾勒了一條按圖索驥的線路，宋四六批評中的“工”到底有何具體指向？若不詳加歸納細究，僅僅籠統處之必然在學理上難以周延，“工”作為文學批評關鍵詞所引領的創作指向也始終處于模糊狀態。筆者以四六話文本為中心，輔之以詩話、書信序跋、筆記小說等相關敘述，試為論之。

（一）對偶之“工整”：語義關聯與施之剪裁

四六在對偶方面達到“工整”首先表現為語義的關聯，即強調偶句之間在表意上的完整與連貫?！端牧挕吩疲骸八牧窬?，須襯者相稱，乃有工，方為造微。蓋上四字以喚下六字也，此四六格也?！保?6］23此處“相稱”并非傳統形式上所簡單規定的一聯之內上下句的對偶關系，而是對于“造微”這樣更為精妙的標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僅前后兩個四六句式之間需要呼應，同時也強調一個四六句內部四字句與六字句之間的語義連貫。王铚首先以一個反面教材說明：“元厚之作王介甫再相麻，世以為工，然未免偏枯。其云：‘忠氣貫日，雖金石而為開；讒波稽天，孰斧斨之敢闕。上句‘忠氣貫日則可以襯‘雖金石而為開，是以下句‘讒波稽天則于‘斧斨了無干涉，此四六之病也?！保?6］7王铚對“世以為工”的元絳所作提出了相左意見，認為“饞波稽天”與襯句在語義之間缺乏聯系，不似出句那般上下相通。所謂“偏枯”，即是由人體半身不遂之疾引向詩文批評，通過身體之喻表達上下失協、輕重難衡的情狀。謝伋《四六談麈》中亦舉一例：“王初寮作《宣德門成賞功制》云：‘閣道穹窿，兩觀搴翔于霄漢；闕庭神麗，十扉闔辟于陰陽。時謂工則工矣，但喚下句不來?！保?7］3７所謂“工則工矣”指兩句之間對仗看似工整，但究合內部關系，以“喚下句不來”指出無論“閣道”與“闕庭”兩句，抑或“閣道”與“霄漢”，“闕庭”與“陰陽”之間的銜接都并不緊密。對于上述問題，《云莊四六余話》所載一則不僅指瑕，更是提出了修改意見：“《瓜州賀誅虜亮表》曰：‘蓋瓜步既應童謠，那無天道；棘門或如兒戲，將屈帝尊。時有詔親征，猶未啟行，亮已就戮。又曰：‘詎容去腹以實鹽，政可漆頭而為器。俱語壯而對切，與親征詔檄相為伯仲。但上聯意若未順，如曰‘恐棘門或如兒戲，將屈帝尊；而瓜步果應童謠，那無天道，則尤為全美?！保?4］116論者先以“語壯而對切”肯定了兩句之間對仗的工整，而“上聯意若未順”同樣將問題引向兩句之間的銜接，認為兩句的順序或可通過前后置換的方式達到語意順暢。

四六在對偶方面達到“工整”的另一講求是對駢句進行剪裁，《四六談麈》有此一問：“四六之工，在于裁剪，若全句對全句，亦何以見工？”［17］34這里的所謂“全句”針對的是“多用全文長句為對”的現象［17］34，那么剪裁的對象又有哪些呢？謝氏緊接其后便給予具體說明：“四六經語對經語，史語對史語，詩語對詩語，方妥帖。太祖郊祀，陶榖作赦文，不以‘籩豆有楚對‘黍稷非馨，而曰：‘豆籩陳有楚之儀，黍稷奉惟馨之薦。（5）。近世王初寮在翰苑，作《寶箓宮青詞》云：‘上天之載無聲，下民之虐匪降。時人許其裁剪?！保?7］34可見謝氏不僅贊成經對經、史對史所達到的“妥帖”效果，而且強調在此基礎上對經史之語進行“裁剪”所形成的更加工整的對偶形式。不妨借謝伋所舉兩例說明，前一例經語分別源出《詩經·賓之初筵》篇“籩豆有楚，殽核維旅”句與《尚書·君陳》篇“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句，后一例經語分別出于《詩經·文王》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句與《詩經·十月之交》篇“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句。加工之后的偶句較之原有經句不僅在詞性上對仗更為工整，而且多將典源兩句合為一句，取消停頓使語意更加順暢，“時人許其裁剪”也體現了當時文人對這一方式的普遍認可。

（二）用典之“工巧”：融化語典與當人用事

用典是駢文又一重要的修辭方式，宋人四六多用語典，如《辭學指南》載葉適語：“荊公取經史語組綴有如自然，謂之典雅。自是后進相率效之?！保?8］947文壇領袖可供借鑒的寫作技巧自然會引領同一時期后學文人的創作風尚，然而并非人人都能像王安石一樣達到“自然”“典雅”的高超技藝?？v有文人皓首窮經、知識底蘊深厚，但施之四六創作卻未必能學以致用，南宋以后劉克莊便一分為二揭示問題：“四六家以書為料，料少而徒恃才思，未免輕疏；料多而不善融化，流為重濁，二者胥失之?！保?9］日常學識的積累是規避文章淪于炫技、內容空疏的前提，而對所學的融合化用方為達到“工巧”的有效路徑。

宋人四六用典之“工巧”首先在于講求典源出處，妙用語典?！端牧挕酚休d：“元厚之取古今傳記佳語作四六，‘雖金石而為自開，《西京雜記》載揚雄全語也?！杖A明潤，李德?！短莆渥诋嬒褓潯芬?。四六尤欲取古人妙語以見工耳?！保?6］7王铚此處先舉元絳一例，說明用典見“工”的基本途徑為“取古人妙語”，由此王铚提出了著名的“伐山語”與“伐材語”之論：“伐材語者，如已成之柱確，略加繩削而已；伐山語者，則搜山開荒，自我取之。伐材，謂熟事也；伐山，謂生事也。生事必對熟事，熟事必對生事。若兩聯皆生事，則傷于奧澀；若兩聯皆熟事，則無工。蓋生事必用熟事對出也?！保?6］8王铚主張篇章之中一定要生事與熟事搭配使用，不能全用生事，亦不能全用熟事。與王铚同時代的陳鵠于其《西塘集耆舊續聞》所錄《溫氏雜志》語云：“古人作文，多為伐山語。蓋取諸書句要入之文字中，貴其簡嚴?！保?0］即指出了“伐山語”對經典語句的融化貫通，強調裁剪概括而不是生搬硬套，要注意語典的靈活運用和嚴謹用法，反映了論者主張求新求變的用典態度。

如果說以上探討的是用典的使用方式，那么宋四六用典“工巧”的另一追求則是要注意使用語境，強調“當人可用”。其說源自王铚之父王莘之言：“四六須只當人可用，他處不可使，方為有工?！保?6］12所謂“當人可用”指向于用典的特定性，無論事典還是語典，都需時時留意典故的特定所指，講求往昔文辭與當下具體情境的匹配，使得典故有助于說明時人時事（6）。早自《文心雕龍》，劉勰就曾指出“凡用舊合機，不啻自其口出；引事乖謬，雖千載而為瑕”［5］616，其中“用舊合機，不啻自其口出”即是在說雖用舊典，也要用得精當如所用之人己出。

宋四六尤重于此，在諸多創作實例之中，范仲淹登第后作表乞還姓典一事最得稱道，王铚《四六話》即載：“唐鄭準為荊南節度使成汭從事。汭本姓郭，代為作《乞歸姓表》云：‘居故國以狐疑，望鄰封而鼠竄。名非伯越，浮舟難效于陶朱；志在投秦，出境遂稱于張祿。未遑辨雪，尋涉艱危。其后范文正公以隨母冒姓朱，以朱說既登第后，《乞還姓表》遂全用之，云：‘志在投秦，入境遂稱于張祿；名非伯越，乘舟偶效于陶朱。議者謂文正公雖襲用古人全語，然本實范氏當家故事，非攘竊也?！保?6］13-14唐代鄭淮代成汭所作《乞歸姓表》所摘二句，前句“難效于陶朱”用春秋時期范蠡事，后句“遂稱于張祿”用戰國時期范雎事。范仲淹《乞還姓表》完全襲用唐人文中舊語，議者不僅未以剽竊視之，更以典故中二人都本姓范，都有改名易姓之舉，與范仲淹經歷近似而認為此二典似為其量身打造。此事于宋人筆記中多有記載，如《中吳紀聞》綴評曰“范蠡、范雎事，在文正用之尤為切當”［21］，吳處厚《青箱雜記》補添一筆，載偽蜀翰林學士范禹偁曾改張姓，其謝啟“昔年上第，誤標張祿之名；今日故園，復作范雎之裔”，其中只化用范雎一事，認為“然不若文正公之精切”［22］?？梢娝稳俗非蟆爱斎丝捎谩彼_到的理想效果就是用典的精切，“今時士大夫論四六，多喜其用事精當，下字工巧，以為膾炙人口”［23］，這在文人群體中成為普遍傾向，繼而成為創作批評中的衡量標準。

（三）語言風格之“工穩”：“語勝”與“氣勝”的“從容中和”

除去對偶、用典這些在四六技法上所提出的對“工”的要求，對四六語言風格的倡導亦當歸入其中，《四六話》有所論說：“四六貴出新意，然用景太多，而氣格低弱，則類俳矣。唯用景而不失朝廷氣象，語劇豪壯而不怒張，得從容中和之道，然后為工……凡此之類，皆以氣勝與語勝也?！保?6］18推而論之，四六在語言風格上追求“工”的理想效果就是“從容中和”，這種“中和”的實質是協調“語勝”與“氣勝”的平衡，“語勝”偏重對文章辭采的追求，“氣勝”則強調中正典雅的文氣，只有二者兼顧而無偏廢，方能達到四六語言的“工穩”。

“語勝”原本是四六創作的優勢所在，但如果片面傾向“語勝”，過度通過景物描寫彰顯辭采、在文辭達意方面缺乏實質性寄托會導致文章氣格的弱化，其結果就是使得四六駢句淪為淺薄的文字游戲而近似“俳體”（7）。宋人的四六批評中多有摘句歸以“類俳”的條目，其中不乏一些突破傳統認識的新見，如《邵氏聞見后錄》載：“王勃《滕王閣記》‘落霞孤鶩之句，一時之人共稱之，歐陽公以為類俳，可鄙也。然‘天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窮；樂極悲來，識盈虛之有數。亦記其意義甚遠。蓋勃文中子之孫，尚世其學，一時之人不識耳?！保?4］“落霞孤鶩”一聯在王勃《滕王閣序》中歷來為人稱道，可早在宋代歐陽修就已經提出了與主流觀點不同的看法，其理由也正是站在與王铚“則類俳矣”相同的立論基礎之上，認為讀者沉湎于“落霞孤鶩”之句所勾勒的夕陽佳景，就意義表達而言，相較“天高地迥”一聯所寄寓的宇宙宏觀思考，在內涵的深厚程度上不可并論。

宋初文體受西昆體影響遺有綿密細弱之流弊，歐、蘇深惡之：“國朝接唐、五代末流，文章專以聲病對偶為工，剽剝故事，雕刻破碎，甚者若俳優之辭?！保?5］四六文風伴隨詩文革新運動的發展而有所變化，其后也時時存在撥亂反正的過程，《老學庵筆記》載：“紹興中，有貴人好為俳諧體詩及箋啟，詩云：‘綠樹帶云山罨畫，斜陽入竹地銷金?！渡贤魞认鄦ⅰ吩疲骸L楸脫卻青羅帔，綠蓋千層；俊鷹解下綠絲絳，青云萬里。后生遂有以為工者。賴是時前輩猶在，雅正未衰，不然與五代文體何異。此事系時治，忽非細事也?！保?6］陸游對后輩習染五代文氣，盲目以俳體為工可能形成的不良導向表示擔憂，希冀前人所建立的文章雅正之風能夠得到重視并長期保持。

通過“氣勝”所要彰顯的“朝廷氣象”就是典雅中正的風格。王铚在立論之后分別以王珪、滕元發、呂惠卿三人表文為例，所摘之句雖同樣寫景卻有言外之意，如滕元發《乞致仕表》“云霄鴻去，免罹矰繳之施；野渡舟橫，無復風波之懼”［16］18一聯，兩句的前半部分亦為“鴻雁”“舟楫”的景物描寫，但重點卻落在各自后半句所對應的避免為流矢所害、不再有風浪之憂的語意表達，借此隱蓄地說明自己辭官歸野、遠離紛擾的意愿。當宋四六的文體種類被壓縮到以章表奏啟為代表的應制之文，其應用場域也基本被限定在朝堂規典、百官酬酢的范圍內，這樣特定的使用場合所承載的是對禮儀性的要求，因此四六行文也召喚著典雅流麗的表達，盡可能在華詞藻飾所帶來的浮靡感與文辭“怒張”所帶來的尖銳感之間求得“從容中和”，四六創作在語言風格上的“工穩”便由此得以體現。

三、“工”作為四六批評關鍵詞的生成原因

以上筆者以四六話文本為依托，對“工”在宋四六中的創作指向進行了具體分析與闡釋，那么問題隨之而來，為何“工”字得以在宋代四六話中高頻出現，且能夠成為代表四六批評的關鍵詞呢？筆者認為，“工”作為四六批評關鍵詞的生成至少由駢文史的發展、文體理論批評之間的互相影響以及時代文化背景三方面原因共同推動形成。

其一，從駢文及駢文批評史發展的角度看，四六話關鍵詞的形成是駢文由一般文章之學向專門性文體批評轉變的結果。魏晉南北朝時期駢文從萌芽發展至興盛，“凡君上誥敕，人臣章奏，以及軍國檄移，與友朋往還書疏，無不襲用斯體”［27］。與創作上的整體繁榮形成對比的是理論批評方面的滯后，駢文批評仍處于一般文章學層面的分析，且僅以零散形式出現。唐宋古文漸盛，駢文在其排擠下逐漸退守至應用領域的公文，出現在詔書、奏議、制誥、表狀、書啟等公私書牘中并以“四六”指稱，這種文章應用場域的“退守”另一方面卻帶來體制層面文體批評的“前進”。北宋時期駢文理論逐漸完成由六朝隋唐一般文章之學向專門性文體批評的轉變，其源流、性質、特點在此時得到集中性論述。與此同時，創作成果的累積為理論上的進一步總結提供了條件，一系列以四六摘句為主要批評形式的四六話出現也必然需要建構一定的理論批評標準?！肮ぁ弊志蛷V義而言意在對文章進行精巧地打磨，且如前文所述在先代的文學批評應用中已作為一個可以衍生諸多“子范疇”的“母范疇”概念出現，其含義的豐富性與概括性便易于進入文人的視野，南唐徐鍇《說文解字系傳》云：“為巧必遵規矩、法度，然后為工?！保?8］四六因其特有的文體特征在創作方式上須有法可依，批評家言簡意賅地闡述其創作的理想標準，“工”字便不失為一個極好的選擇。

其二，從文體之間互相影響的角度看，四六話關鍵詞的形成受詩話之“工”的影響。作為詩話誕生的標志，歐陽修于北宋熙寧四年（1071）首創《六一詩話》，在相隔短短51年后的徽宗宣和四年（1122），第一部四六話即王铚的《四六話》問世。詩話的產生發展不僅開創了詩歌批評的新形式，同時也對四六話批評產生影響。（8）以《六一詩話》為肇始，其后宋代詩話中便多見以“工”為評價標準的條目，以何文煥《歷代詩話》所輯15部宋代詩話為例作統計，除《溫公續詩話》以外，其余14部均有以“工”作為評價性詞匯的條目，其中出現較多者如《韻語陽秋》出現21次，《后山詩話》出現18次，《石林詩話》出現18次等。雖然文體不同使得詩歌之“工”與四六之“工”在具體指向上必然存在一定差異（9），但詩與四六作為諸多文體形式當中最為需要反復推敲、字斟句酌的文體，在創作技法等方面上也存在著共通性，如《蔡寬夫詩話》載王安石語：“詩家病使事太多，蓋皆取其與題合者類之，如此乃是編事，雖工何益？若能自出己意，借事以相發明，情態畢出，則用事雖多，亦何所妨?！保?9］王安石點明詩歌創作中堆砌典故的問題，并相應提出作詩用典需善于融合化用、借他事以表己意的解決途徑，而這正與四六用典所存在的問題以及達到隸事之“工”在具體方式上如出一轍。詩話與四六話之間的互相影響也帶來理論批評術語之間的互相借鑒。其間尤可注意，詩話中亦有談及四六之“工”的論述，如陳師道《后山詩話》云：“國初士大夫例能四六，然用散語與故事爾。楊文公刀筆豪贍，體亦多變，而不脫唐末與五代之氣。又喜用古語，以切對為工，乃進士賦體爾。歐陽少師始以文體為對屬，又善敘事，不用故事陳言而文益高，次退之云。王特進暮年表奏亦工，但傷巧爾?！保?0］這里的“工”雖然是以反向批評為鵠的，但從側面可見宋人在文學批評上之于詩與四六所帶有的兼及性，王志堅《四六法?！穼τ诖祟惉F象便有評說：“大抵四六與詩相似，唐以前作者韻動聲中，神流象外。自宋而后，必求議論之工，證據之確，所以去古漸遠，然矩矱森然，差可循習?！保?1］兩種文體形式由先唐至唐宋經歷相似的創作風格轉變，由主“意”到主“議”的過渡雖然規矩有別，但總體而言都各自形成了新的創作法式，可謂異曲同“工”。

其三，從社會文化背景的角度看，四六話關鍵詞的形成與北宋設立詞科的應試環境不無關聯。首先《四六話》的成書便與北宋哲宗紹圣元年（1094）始設詞科有直接關系。北宋后期科舉考試罷詩賦而改習王安石新經義，同時又另立宏詞科，《文獻通考》有載：“紹圣元年，罷制科。自朝廷罷詩賦、廢明經，詞章記誦之學俱絕，至是而制科又罷，無以兼收文學博異之士，乃置宏詞，以繼賢良之科?！保?2］雖然詞科的考試形式有所革新，但朝堂之上應制之文以四六為體的客觀需要依然存在，因而使得四六創作在科舉考試中繼續保有一席之地：“宋之四六，承唐之后，而能獨立，刊去浮詞，獨標經義，其上者，能以古文義法納諸偶語之中，次亦不失其矜靡式廓之旨，而駢文應用之多，實為前代所未有，上自朝廷命令詔冊，下而移書祝疏，無不沿用。紹興時，設科乃增至十二體，當時之崇尚可知?！保?3］四六創作對于文人步入仕途的重要意義自不待言，應試文章多需為駢體，且考試時必須符合規定的寫作程序，“不者，弗得稱人士”［3４］。那么如何使所作四六達到標準以求得進身之階，便需要廣大學子對四六之“工”加以琢磨，因而“習者益聚，格律精嚴，一字不茍措”［35］，圍繞應試所出現的寫作指導類著作在此問題上也多有精解，如王應麟《辭學指南》引真德秀語：“制詞三處最要用工：一曰破題，要包盡題目而不粗露；二曰敘新除處，欲其精當而忌語太繁；三曰戒辭……用事欲其精切?！保?8］942考生只有恪守制詞之“工”，在對偶與用典上深諳其道，進而在文章中體現“朝廷氣象”，才能為最終脫穎而出增加更多保障。

四、“工”作為四六批評關鍵詞的理論意義

近年來“關鍵詞批評”作為一種新興的理論范式，為中國古典文論研究提供了獨到的研究視角和開闊的理論視野，其背后所依靠的探究基礎，則是中國古典文論中長期積淀所形成的關鍵詞批評實踐傳統。系統梳理包括“工”在內的古典文論批評關鍵詞話語資源，有利于本民族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聚焦本文所闡釋的對象，宋四六批評中“工”成為關鍵詞是文學文體內部因素與社會文化外部因素共同推動的結果，在其生成之后作為宋代四六批評中的高頻術語便具有其相應的理論意義。結合前文所述加以總結，“工”字在四六批評中的理論意義既具有其橫向的延展性，也具有其縱向的歷史性：延展性體現在對某一具體時期的創作內涵進行剖析所呈現出的多重指向；歷史性體現在以宋代為中心，對其發展變化進行前后勾連與相互比照。分而述之，主要可以歸納為以下三個層面。

首先，以“工”作為關鍵詞形成其應用于四六的闡釋話語建構模式。通過先前梳理可以看到，自唐以后以“工”作為評價性詞匯逐漸向駢文批評中移植，并逐漸擺脫組合性范疇開始獨立使用，但在宋代以前“工”運用于駢文批評只是籠統地指代文辭修飾，并未對具體的創作指向進行說明，即僅僅在批評層面上以這樣一個單字含混概括一種創作標準，但到底何以為“工”？如何才能達到“工”？均顯得語焉不詳，其結果就使得其具體內涵流于泛化。四六話作為宋代專門性的四六批評著述，在駢文理論史上的開創之功自不待言，《四庫全書總目》評價《四六話》與《四六談麈》二書時稱：“然就其一時之法論之，則亦有推闡入微者。如詩家之有句圖，未可廢也?！保?6］所謂“推闡入微”即體現其往往在論點之處亦能具體闡說，對批評術語“工”的話語闡釋即是一個突出代表。宋代批評家通過“方有工”“乃為工”等話語形式，結合文人創作摘句，從正面直接回答了四六創作上何以為“工”、如何達到“工”兩個重要問題。就邏輯常理而言，從唐代以前“工致”“工拙”等組合形式的評價性術語演化到唐宋以后的“工”字單獨使用，在概念范疇上屬于由“子范疇”退回至“母范疇”，其結果可能導致理論內涵的籠統化與模糊化，宋人卻反其道行之實現了概念范疇的具體化與明確化，通過以四六話為中心的相關著述，以“關鍵詞+內涵闡釋+摘句例證”的闡述模式為理論批評核心詞的意義闡釋提供了一種話語范式。

其次，以“工”作為關鍵詞體現宋人對于四六的細致要求與創作蘄向。宋四六“工”的批評范疇集中于兩個層面、三重指向：形式特征上，講求對偶的語義關聯與施之剪裁達到“工整”，用典上融化語典與當人用事達到“工巧”；語言風格上，中和“語勝”與“氣勝”達到“工穩”。形式特征方面側重于對四六修辭技法的要求，正是以此為基，才有利于促進語體風格的形成，最終促成宋四六典雅流利這一總體特征的具現。宋人多借古人語言形成對偶，增加自然典雅的藝術效果，這種路徑看似取巧，實則更加考驗才識的日積月累與語言的運化能力，一方面需要根據古語的原始樣態加以融化，另一方面又要另尋一句意義與之呼應的古語形成對偶，殊為不易，誠如程杲在《四六叢話序》中所言：“四六中以言對者，惟宋人采用經傳子史成句為最上乘。即元、明諸名公表啟，亦多尚此體。非胸有卷軸，不能取之左右逢原也?！保?3］7可見宋代文人樹立了融合經傳古語入四六的典范，即使在后世元明時期也受到推崇承襲。劉克莊在面對南宋四六漸衰的困境時，總結出創作遇阻的不同種類：“故有字面突兀不安者，有對偶偏枯者，有蹈襲陳腐者，有堆故事泥全句而乏氣骨者，有渙散不相貫屬者?！保?７］對照來看，對于這一系列問題宋人早以“工”為標準逐一提出過針對性解決方法，而晚宋以后四六趨于沒落的走勢也恰恰說明達到四六之“工”需要顧及的因素非常之多，創作者往往顧此失彼，非高手難以完全駕馭。一個“工”字看似單薄，卻代表著“工”由一個語言詞匯向一種文學思想的轉換，蘊含著宋人對于四六創作的極高旨趣。

最后，以“工”作為關鍵詞在后代駢文批評中得以沿用和闡發。由宋入元的陳繹曾在《四六附說》中談及“四六之本”，認為于“唐人四六之故規”之外更有“宋人四六之新規”［3８］1266-1267，將之分為二法：“一曰剪裁，二曰融化”，剪裁之下細分“熟、剪、截”三步，“融化”之下細分“融、化、串”三步，相較之下實則與宋人“工”的作法極其類似，如其中“融”的目的是“使與題中本事相合為一”［３８］１２６８，串則強調“一段數聯，又須融化相串。篇串數段，仍須融化相應。脈絡貫通，語意瀏亮，渾然天成”［3８］1268，可以說是對宋人四六“加之工致，又欲新奇”的進一步總結與繼承。又有如明人蔣一葵《堯山堂八朝偶雋》評點六朝至元代不同時期駢文創作特點，對于宋人四六多以“工”作為肯定，如評學士陳循《釋罪謝恩表》稱“語亦工而有味”［３９］1620，評侍御史李光為蔡京父子所作謝表“工而有致”［３９］1653。及至清代，處在駢散之爭激烈博弈中的古文家與駢文家也常以“工”為標靶進行辯駁，如魏際瑞《書所作四六》云：“文章之可藏拙與能應急者，莫如四六。然不惟藏拙可以見巧，不惟應急可以給多也。嘗謂四六之工，如匠人砌亂石，橫或配直，短或儷長，以至方員全缺，信手置之，無不妙合?！保?０］而作為駢文理論專著集大成者的《四六叢話》，程杲在序中言及“四六主對，對不可以不工?！兜颀垺匪?，言對事對，反對正對，盡之矣”［13］6，進一步佐證了劉勰在《麗辭》篇中所述是在圍繞“工”來立論的實質。但遺憾的是，明清駢文批評中對“工”的使用某種程度上似乎又退回到宋代以前的寬泛化論述，而這再次從側面凸顯出宋代四六理論中“工”作為批評術語所具有的關鍵意義以及特殊價值。

五、結 語

對駢文批評中關鍵詞的發掘與探討，有助于總結特定時期駢文創作者的寫作觀念與理論批評家的思想認識。誠然，本文以宋代具有代表性的四六話著述作為一個整體來探討術語“工”，于此之外或存其他四六批評中關于“工”的零散之論，不免掛一漏萬。筆者意在通過梳理以“工”作為批評術語向四六批評的移植，闡述三種不同創作指向以及分析其生成原因與理論意義，為駢文理論關鍵詞的研究作初步嘗試。除“工”以外，諸如“警策”“類俳”等關鍵性術語也常常在四六批評中為文論家所使用，這些批評術語往往詞約義豐，倘若細究加以發散則可洞見宋四六理論主張的不同側面，體現宋人四六創作過程中的共同追求與理想范式，進而突破時空限制，傳遞這一時期駢文背后所蘊藏的古典文學思想乃至社會文化信息，彰顯其在構建中國民族特色話語體系中的獨特價值。

注釋：

（1）關于宋四六話著述的研究，其研究對象主要集中于《四六話》《四六談麈》以及與四六創作密切相關的《辭學指南》，研究方式或針對其中一部專著從版本、體例到四六創作思想進行論述，或總體闡述這些著述的產生、意義與影響。關于四六批評思想的個案研究，主要涉及歐陽修、蘇軾、洪邁、朱熹、楊萬里、劉克莊等批評家。

（2）李建中指出“所謂‘關鍵詞是一種比喻性的說法，喻指核心的、重要的術語、概念、范疇和命題”，參見李建中、胡紅梅：《關鍵詞研究：困境與出路》，《長江學術》2014年第2期，第70頁。

（3）關于概念范疇的涵蓋與衍生關系問題可參看汪涌豪：《中國文學批評范疇與體系》，該書論及“范疇的位序與元范疇的界定”問題時提出“上位范疇”（又稱“種范疇”或“母范疇”）與“下位范疇”（又稱“子范疇”或“后序范疇”），其中上位范疇有意義上的統攝籠蓋作用，擴展衍生出下位范疇（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377-378頁）。

（4）其中《容齋四六叢談》是以《容齋隨筆》中四六批評條目為輯錄對象所形成的一部具有獨立書名的四六批評著述。后世何人所輯、輯于何時確難稽考，但《容齋隨筆》確成書于宋代無疑，因此《容齋四六叢談》能夠代替《容齋隨筆》更為集中地反映洪邁的相關四六批評思想。

（5）謝伋《四六談麈》此條記該句作者為陶榖，或為誤記歸其名下。據李勇考證，此句實為盧多遜《幸西京詔》中語，具體依據可參看李勇：《<四六談麈>校注》，南寧師范大學2020年碩士論文，第19-20頁。

（6）陶熠指出，作家使用語典一方面傾向于詞或短語，而非完整句子，另一方面由于出典的原始語境正式語典表意時依賴的重要因素，作家往往有意識地暗示出典的具體語境。參見陶熠：《從別調到主流——駢文“用成語”觀念在宋代的成立》，《文學遺產》2021年第３期，第66-67頁。

（7）宋人關于四六“類俳”的批評涉及對偶、用典、篇章整體氣格與俳優身份等多個層面。參見張炳文：《論宋四六的“類俳”批評》，《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4期，第53-62頁。

（8）參見莫道才：《宋代“四六話”產生與“詩話”關系考》，《廣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3期，第108-112頁。

（9）關于宋代詩話批評中“工”的闡述，參見黃愛平：《論宋詩話中的“工”》，《文藝理論研究》2009年第2期，第109-1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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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黃勝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