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區綠色發展組態路徑分析

鄭明貴 顧東明 邱均遠

【摘要】探尋實現綠色發展的有效路徑是有待研究的重大現實問題?；赥OE框架， 采用fsQCA和NCA方法， 從組態視角探究技術、 組織和環境因素耦合對綠色發展的驅動機制。研究發現： 單一因素并非高綠色發展效率的必要條件； 產生高綠色發展效率的組態有4條并可歸結為3種類型， 即以社會關注為主導的外部環境推動型， 以政府注意力和技術創新所構成的技術—組織型， 以技術、 組織和環境所構成的內外聯動型。其中， 社會關注和技術條件在綠色發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本研究揭示了不同地區綠色發展道路中技術、 組織和環境因素間的交互作用， 可以為各地區推動綠色發展提供理論指導。

【關鍵詞】綠色發展；TOE框架；NCA；fsQCA

【中圖分類號】F124.5? ? ? 【文獻標識碼】A? ? ? 【文章編號】1004-0994（2023）12-0124-7

一、 引言

2021年3月12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發布， 該綱要強調了綠色發展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戰略地位。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 要推動綠色發展， 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綠色發展是我國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階段的主旋律， 是實現雙碳目標的重要抓手。但長期以來的粗放式發展， 產生了高能耗、 高排放、 高污染等一系列問題， 根源性生態環境問題在短期內仍難以得到有效緩解（李平瑞，2019）。

基于這一現狀， 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政策， 引導各地區推進綠色發展并作為重點工作落實。然而， 國家政策引導僅是推進綠色發展的外部力量， 在要素鎖定、 優勢鎖定的情況下， 優化內生性結構是各地區推進綠色發展的關鍵因素； 同時， 在復雜環境下， 地區之間資源稟賦、 生態環境及綠色發展水平存在顯著差異（方應波，2022）， 在推進綠色發展的路徑上也必然存在差異。因此， 研究影響綠色發展的多重因素， 基于組態視角識別其協同聯動效應， 深入探究推進綠色發展的差異化路徑是有待解決的重大現實問題。

二、 文獻回顧與分析框架

（一）文獻回顧

1. 綠色發展評價。綠色發展作為新發展理念的重要組成部分， 是我國需要長期堅持的發展方向（張定鑫和張卓文， 2022）。綠色發展是一個綜合性概念， 運用單一指標無法從整體上進行把握， 而綜合指標體系可以更準確地衡量。為搭建理論與實踐之間的橋梁， 構建評價指標體系以測度綠色發展效率是在實踐層面強化靶向施策的重要依據（方應波，2021）。對于綠色發展的評價， 現有研究尚未統一。王勇等（2018）基于《綠色發展指標體系》對30個省份綠色發展狀況進行了評價， 發現經濟發展水平和生態稟賦對綠色發展具有正向作用； 田光輝等（2022）將綠色發展效率定義為社會經濟正向效應與環境負向效應之和與資源要素投入的比值， 并基于非期望SBM模型， 研究發現城市綠色發展效率水平總體不高； 王婧和杜廣杰（2020）則從環境技術效率角度出發， 基于Bootstrap-DEA模型對285個城市綠色發展效率進行測量并考察了空間分異， 指出存在的空間分異主要來自省份內部差異。本文認為， 綠色發展評價需綜合考慮經濟、 社會、 資源和環境保護之間的協調發展態勢， 從投入產出角度測算綠色發展效率。

2. 綠色發展影響因素?，F有研究對綠色發展影響因素主要從技術和環境層面進行了深入探討， 其中環境條件包括自然與社會因素。首先， 已有研究發現技術創新（曾剛和胡森林，2021）、 數字經濟（魏麗莉和侯宇琦，2022）、 新型基礎設施（孔芳霞等，2022）、 人工智能技術（陳芳和劉松濤，2022）等技術條件能夠減少環境污染、 降低資源消耗、 提高能效水平， 進而提升地區綠色發展水平。其次， 在環境層面上， 現有研究主要針對城鎮化水平（徐倩和陳紅敏，2022）、 環境規制（胡森林等，2022）、 貿易開放（齊英瑛等，2022）以及地區氣溫、 風速、 植被覆蓋等環境因素對推進地區綠色發展的影響作用進行分析。綜合來看， 關于綠色發展影響因素的研究已取得了較大進展， 但仍存在較大拓展空間。一方面， 以往研究主要聚焦于地區環境、 技術等因素， 忽略了組織層面因素， 同時未對各影響因素進行有效整合； 另一方面， 以往研究大多采用回歸分析方法， 在假設因果關系的基礎上， 探究各因素與綠色發展之間的凈效應， 忽略了復雜環境下多重因素并發對綠色發展的影響。

基于此， 本文在TOE框架的基礎上， 探究了綠色發展的主要影響因素； 基于組態視角， 利用fsQCA和NCA（necessary condition analysis）方法， 分析技術、 組織和環境因素與綠色發展之間的復雜因果關系。致力于回答以下問題： 影響綠色發展的核心因素是什么？各地區綠色發展的驅動路徑是否一致？

本文可能的邊際貢獻表現在以下方面： ①將TOE理論框架引入地區綠色發展的研究中， 對影響地區綠色發展的技術、 組織和環境因素進行有效整合， 探究產生高綠色發展效率的組態， 豐富了綠色發展的研究成果； ②采用fsQCA和NCA方法探究前因變量組合對綠色發展的復雜影響路徑， 歸納出3種產生高綠色發展效率的組態， 可以為我國推動綠色發展提供“組合拳”式對策建議。

（二）分析框架

在復雜環境下， 地區綠色發展是技術、 組織和環境相互影響、 交互作用的過程， 可以將TOE分析框架納入研究中（王宛秋等，2022）。TOE最早由Tornatizky和Fleischer提出， 其中T（Technology）指技術， 包括技術資源和能力等要素； O（Organization）指組織， 包括組織結構和制度規定等， 強調主體的主觀能動性（范旭和武永超，2022）； E（Environment）指環境， 包括經濟社會等外部環境。TOE框架能夠根據不同研究選擇不同變量， 具有較強的可擴展性。本文在各維度上選取的變量如下：

1. 技術維度。選取技術創新和數字經濟作為條件變量。首先， 技術創新為綠色發展提供動力和保障， 通過改進生產技術、 降低生產成本、 提高要素資源生產率（Claudia和Francesco，2017）、 促進廢物利用等， 發揮對綠色發展的正向影響； 其次， 數字經濟對綠色發展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 能引發從生產要素到生產力再到生產關系的全面綠色變革， 實現對綠色發展的全方位賦能（韓晶等，2022）。

2. 組織維度。選取政府注意力作為條件變量。政府注意力體現出地方政府對特定事務的關注和重視， 而政府注意力分配是地區綠色發展的重要動機因素。首先， 對地區綠色發展的注意力分配是政府發揮主觀能動性的前提和基礎， 決定是否采取相應發展措施或相關發展規劃； 其次， 對綠色發展的注意力分配影響政府資源配置， 能夠實現資源的傾斜性使用（張坤鑫，2021）， 有助于提升地區綠色發展水平。

3. 環境維度。選取環境規制和社會關注作為條件變量。首先， 環境規制是以保護環境為目的， 對污染公共環境的各種行為進行規制。適度的環境規制能夠有效提升地區綠色發展水平， 而過強的環境規制則會抑制地區綠色發展水平的提升， 即環境規制與綠色發展之間存在顯著的倒U型關系（胡森林等，2022）。其次， 人是社會的主體， 社會對地區綠色發展的關注能夠促進大眾生活消費方式的綠色轉型， 有效推動地區綠色發展； 社會關注也能夠反映當地居民的綠色需求， 有助于營造良好的綠色發展氛圍， 促進全民參與生態治理， 也有利于推動政府部門的決策部署。

綜上可知， 技術、 組織和環境維度因素對地區綠色發展的影響為本文組態條件的選擇提供了依據， 而QCA方法能夠探究因素之間的協同聯動機制及與結果之間的復雜因果關系， 理論方法適配。因此， 本文從TOE框架出發構建了影響地區綠色發展的理論分析框架， 具體見圖1。

三、 研究設計

（一）研究方法

1. 必要條件分析（NCA）。NCA是一種數據分析方法， 其邏輯基礎是： 對于結果的發生， 條件可能是必要的， 但不是充分的。QCA方法雖然也能識別前因變量是否為結果的必要條件， 但是僅能從定性角度識別， 而NCA則彌補了QCA方法的缺陷。NCA是“程度型”的必要性分析方法， 能夠回答所有充分的組合中必須達到何種水平的條件， 才能確保這些組合確實可以產生結果。NCA通過分析前因條件的效應量和瓶頸水平， 來定量展示實現某一水平結果變量所必須具備的前因條件水平， 是對傳統充分性分析技術的有效補充（張吉昌等，2022）。效應量（d）取值范圍為0 ～ 1， 小于0.1被認為是小效應， 0.1 ～ 0.3為中效應， 0.3 ～ 0.5為大效應， 大于0.5為非常大的效應。

2. 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fsQCA）。QCA作為一種比較分析方法， 通過將案例整體視為條件的組態， 綜合了基于變量和案例方法的優點（杜運周和賈良定，2017）。根據變量類型， QCA可分為三種： 清晰集（csQCA）、 多值集（mvQCA）和模糊集（fsQCA）。本文選取fsQCA方法的主要理由如下： 其一， 綠色發展受技術、 組織以及環境多重因素的影響， fsQCA能較好地探究各因素及其組合對綠色發展的影響； 其二， fsQCA對樣本量要求不高， 適用于大中小樣本的研究， 本文選取我國30個省、 市、 自治區為案例， 不適合做大樣本的定量分析， 適合采用fsQCA方法； 其三， fsQCA可通過0 ～ 1之間任意數值得分反映樣本案例的實際情況， 本文涉及的技術、 組織和環境因素及綠色發展效率均為連續變量， 更適合采用fsQCA方法進行分析。

（二）變量選取與數據來源

1. 前因變量。前因變量主要包括以下五個因素：

（1）政府注意力。政府工作報告是政府注意力的重要體現， 本文參考鈕欽和劉晨（2020）的做法， 對各省政府工作報告進行文本分析， 統計與綠色發展相關的關鍵詞， 以詞頻總數衡量各地區的政府注意力。數據來源于2020年各省政府工作報告。

（2）技術創新。技術創新的衡量指標主要有研發資金投入、 專利申請量和授權量等， 因為專利授權具有1 ～ 2年的滯后期， 而專利申請量更能實時反映一個地區的創新意愿和創新活力（閆華飛等，2022）， 更適合用于衡量地區的技術創新水平。數據來源于2021年《中國統計年鑒》。

（3）數字經濟。參考劉軍等（2020）的數字經濟評價指標體系， 測算出各省數字經濟指數以衡量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數據來源于2021年《中國統計年鑒》及國家統計局官方網站。

（4）環境規制。環境污染治理投資額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能夠較好地反映地區環境規制強度。由于近年環境污染治理投資額未公布， 本文借鑒彭誠（2022）的做法， 以城鎮環境基礎設施建設投資額、 工業污染投資額和林業草原投資額之和作為地區環境污染治理投資額的代理變量。數據來源于2021年《中國環境統計年鑒》以及2021年《中國統計年鑒》。

（5）社會關注。隨著信息時代的發展， 大數據平臺的使用能夠反映公眾關注度。百度作為我國最大的搜索引擎， 用戶數量大、 覆蓋面廣， 其基于公眾搜索行為數據建立的百度指數， 能夠反映社會對某一事物的關注程度。本文選取與綠色發展高度相關的詞語作為百度指數的關鍵詞， 如綠色生活、 可持續發展、 低碳生活等9個相關詞， 統計出2020年各省不同關鍵詞的搜索日均值， 以9個相關詞搜索日均值之和衡量各地區公眾對綠色發展的關注程度。

2. 結果變量。單一指標難以衡量綠色發展， 本文借鑒岳立和薛丹（2020）、 田光輝等（2022）、 王婧和杜廣杰（2020）的做法， 采用考慮非期望產出的SBM模型測算各省份的綠色發展效率， 所構建的綠色發展效率評價指標體系如表1所示。其中， 投入包括勞動力、 資本和資源三個方面； 產出分為期望產出和非期望產出， 期望產出主要考慮經濟收益、 社會收益和環境收益， 非期望產出考察對環境的負面影響。各變量數據來源于2021年《中國統計年鑒》和2021年《中國環境統計年鑒》， 各省份綠色發展效率計算結果如表2所示。西藏自治區部分數據缺失， 故本次研究未包括在內。

由表2可知， 我國各地區綠色發展效率平均值為0.846， 總體水平較好， 其中東部、 中部、 西部地區平均值依次為0.901、 0.775和0.828， 呈現東部>西部>中部的態勢， 與田光輝等（2022）研究結論一致。東部地區綠色發展效率整體優于中西部地區， 主要原因是其擁有更高的經濟發展水平、 更先進的綠色生產體系和技術水平等。但河北省綠色發展效率處于較低水平， 主要原因在于作為工業大省， 其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問題嚴重， 對環境產生了較大的負面影響。

（三）測量和校準

本文運用直接賦值法將數據轉換為模糊集隸屬分數（徐水太和袁北飛，2021）， 將各因素和綠色發展效率的完全隸屬閾值、 交叉點以及完全不隸屬閾值設置為案例數據的95%、 50%和5%分位數。各變量校準錨點及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3所示。由此可知， 我國各地區技術、 組織和環境因素以及綠色發展效率存在不均衡現象。

四、 實證分析

（一）必要性分析

運用fsQCA 3.0軟件探究各因素對綠色發展的驅動機制之前， 需要檢驗單個因素是否為引致高綠色發展效率的必要條件。在NCA分析中， 必要條件須同時滿足兩個條件： 較大的效應量（d>0.1）（Dul， 2018）， 以及蒙特卡洛仿真置換檢驗結果顯示效應量是顯著的（P<0.05）（Dul， 2020）。本文采用R軟件的NCA方法分別對政府注意力、 技術創新、 數字經濟、 環境規制、 社會關注與綠色發展效率做必要性檢驗， 采用上限回歸CR和上限包絡分析法CE兩種方法計算效應量。其中， CR適用于連續型或五級以上的離散型變量， CE適用于二分變量或不到五級的離散變量（王麗洋和孫燕芳， 2022）， 結果見表4。

由表4可知， 政府注意力和社會關注顯著， 但其效應量均小于0.1， 因此不能認為是提高綠色發展效率的必要條件； 而技術創新、 數字經濟和環境規制的檢驗結果都不顯著， 表明它們也不是提高綠色發展效率的必要條件。

進一步采用NCA方法分析瓶頸水平， 結果見表5。瓶頸水平是指在達到結果最大觀測范圍的某一水平時， 前因條件最大觀測范圍內需要滿足的水平值（%）（杜運周等，2020）。由表5可知， 要達到100%的綠色發展效率， 需要19.7%的政府注意力、 1.9%的技術創新、 1.9%的數字經濟、 27.5%的社會關注， 而環境規制不存在瓶頸水平。

進一步借助fsQCA3.0軟件對樣本案例進行必要性分析， 結果如表6所示。由表6可知， 各個條件的一致性均小于0.9， 不存在產生高綠色發展效率的必要條件， 與NCA分析結果一致。這表明綠色發展是一個綜合指標， 單一因素無法獨立實現高綠色發展效率， 可見對綠色發展前因組態進行分析是必要的。

（二）組態分析

采用fsQCA 3.0軟件構建真值表， 將組態分析的一致性閾值設置為0.8， pri一致性設置為0.7； 案例頻數設置最少不低于總案例數的75%， 本文研究案例為我國30個省份， 因此將案例頻數閾值設置為1。在進行fsQCA分析之后會得到三種簡化程度不同的結果， 分別為復雜解（complex solution）、 簡約解（parsimonious solution）和中間解（intermediate solution）。參考已有研究， 本文選取中間解進行分析， 并結合簡約解區分核心條件與邊緣條件， 得出驅動綠色發展的組態路徑有4條， 結果如表7所示。

由表7可知， 總體一致性和各組態的一致性均大于0.8， 且總體覆蓋率為0.6546， 表明具有較好的解釋力。根據核心條件， 歸納出產生地區高綠色發展效率的3種類型， 即外部環境推動型， 技術—組織型和內外聯動型。

1. 外部環境推動型。該類型以社會關注為核心條件， 對應組態H1a和H1b。組態H1a表明， 當政府對地區綠色發展的注意力分配較低時， 公眾對地區綠色發展的關注程度較高， 輔以較高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也能夠催生較高的綠色發展水平。組態H1b表示， 公眾對地區綠色發展的關注程度較高， 輔以較高的技術創新能力和較高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 能夠有效提升地區綠色發展水平。外部環境推動型的典型省份為廣東。首先， 其社會對地區綠色發展的關注程度處于全國領先地位， 能夠有效促進社會生產和生活方式的“自我革命”， 全力打造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 其次， 廣東是我國經濟和人口第一大省， 擁有良好的技術條件?？梢?， 社會關注的主導作用有效地推動了廣東省的綠色發展。

2. 技術—組織型。該類型以政府注意力和技術創新為核心條件， 對應組態H2。組態H2表明， 對于技術創新能力較高和政府對綠色發展較為重視的地區， 輔以較高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 即使環境規制強度較低， 也能夠保持較高的綠色發展水平。以山東為例： 首先， 山東省2020年專利申請量位列全國第三， 體現出較高的技術創新能力； 其次， 當地政府高度重視綠色發展， 先后推行了《關于統籌推進生態環境保護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意見》《山東省土壤污染防治條例》等政策條例， 將經濟和環境同時納入區域發展評價指標體系， 有效引導各行業的綠色轉型； 再次， 山東省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較高， 其中數字基礎設施、 數字技術應用和數字科研發展較為突出（李蕾，2022）， 較好地實現了數字經濟對地區綠色發展的全方位賦能。技術與組織的有效結合催生了山東省較高的綠色發展水平。

3. 內外聯動型。該類型以政府注意力、 技術創新和社會關注為核心條件， 對應組態H3。組態H3表明， 擁有較高技術創新能力的地區， 當社會廣泛關注綠色發展時， 政府能夠將更多的注意力投入地區綠色發展中， 從而有效推動綠色發展。以上海為例， 上海是我國重要的科技中心， 擁有較高的技術創新能力， 為綠色發展提供基礎保障； 同時， 綠色發展已成為社會共識和共同行動， 推動上海市政府作出相關的決策部署。上海制定了“一個核心、 一個重點、 四個支持”的綠色發展戰略規劃， 是我國首個進行垃圾分類的城市， 它不斷改善生態環境， 促進社會生產生活方式的更新， 內外聯動催生了上海較高的綠色發展水平。

進一步對組態進行分析， 發現在4條組態中， 社會關注在3條組態中均作為核心條件存在， 體現出公眾參與對地區綠色發展的重要性。同時， 技術條件在4條組態中作為核心條件或者邊緣條件存在， 說明技術條件在地區綠色發展中同樣也發揮著重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 環境規制在4條組態中并未作為核心條件或者邊緣條件存在， 說明較強的環境規制在本研究中并未產生良好效果， 原因可能在于環境規制與綠色發展并非是簡單的線性關系， 而是先抑制后促進的U型關系（賴小東等，2022）。

（三）穩健性檢驗

為保證研究結論的可靠性， 本文對產生高綠色發展效率的前因組態進行穩健性檢驗。參考張明等（2019）的研究， 首先采用調整一致性水平（將一致性閾值調高至0.81）進行穩健性檢驗， 結果顯示必要條件分析結果變化不大， 產生高綠色發展效率的組態不變； 其次， 將案例頻數閾值由1提高至2， 結果如表8所示， 組態S1、 S2與組態H1b、 H3基本一致， 存在子集關系?？梢?， 本文研究結論是穩健的。

五、 結論與啟示

（一）結論

本文基于我國地區綠色發展現狀， 將TOE理論納入地區綠色發展研究框架?；诮M態視角， 運用NCA和 fsQCA研究方法， 選取我國30個省、 市、 自治區為研究案例， 深度剖析了技術、 組織、 環境與綠色發展的復雜因果關系。主要研究結論為：

第一， 我國各地區綠色發展效率平均值為0.846， 總體水平較好； 地區綠色發展效率呈現東部>西部>中部態勢， 東部地區整體優于中西部地區， 說明經濟發展水平、 綠色生產體系等因素能夠有效推動綠色發展； 處于東部地區的工業大省河北綠色發展效率較低， 主要原因是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問題嚴重。

第二， 技術、 組織和環境因素均無法構成高綠色發展效率的必要條件， 高綠色發展效率背后是多條件共同作用的結果， 各條件相互結合以“殊途同歸”的方式產生高綠色發展效率。

第三， 各條件通過協同聯動作用產生了4條提高綠色發展效率的組態， 具體歸納為3種類型， 即外部環境推動型， 技術—組織型和內外聯動型。其中， 社會關注在3條組態中均作為核心條件存在， 技術條件在4條組態中作為核心條件或邊緣條件存在， 說明社會關注和技術條件在地區綠色發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 環境規制在4條組態中并未作為核心條件或者邊緣條件存在， 說明較強的環境規制并未產生良好效果。

（二）建議

根據上述研究結論， 本文提出如下建議：

第一， 鑒于我國綠色發展效率地區差異較大， 建議低效率地區尤其是中西部地區重點關注并持續推進綠色發展。即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 應兼顧生態文明建設， 加快經濟社會的綠色轉型， 實現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的協調發展。

第二， 從產生高綠色發展效率的路徑可以發現， 地區綠色發展受技術、 組織和環境多重因素的協同聯動作用影響， 揭示出地區綠色發展水平的提升是一個復雜過程。各地區應該基于“組態視角”并結合當地情況， 選擇合適的綠色發展路徑， 多措并舉。

第三， 各組態之間存在重疊關系， 社會關注以核心條件存在于大多數地區的綠色發展路徑中， 說明社會關注的作用不可忽視。因此， 要積極宣傳綠色發展相關知識， 讓綠色發展觀念進一步普及， 發揮公眾在社會發展中的主體作用。同時技術條件在4條組態中作為核心條件或邊緣條件存在， 體現出技術條件在綠色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地區綠色發展需要技術支撐， 為此應加強技術設施的建設， 提高技術創新能力； 發展數字經濟， 為綠色發展提供新動能。較強的環境規制并不能有效推動地區綠色發展， 各地區應制定符合自身發展規律的環境規制政策， 把握綠色發展和環境規制之間的平衡點， 提升環境政策治理精度， 有效促進地區綠色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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