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英國和澳大利亞國家技能戰略的比較與借鑒

肖化移 龔靜

摘 要 知識經濟時代，技能人才越來越被認為是社會的寶貴資源和財富，各國紛紛從提高全民技能水平角度出發，制定技能開發政策并將其提升到國家發展戰略高度。經過20多年的戰略安排和制度設計，英澳兩國的技能強國戰略在世界范圍內取得顯著成效。通過梳理新世紀以來兩國技能戰略的演進歷程，發現兩國技能戰略呈現出以構建終身學習、開放靈活的職業教育與培訓體系為核心內容；以提高社會生產力，實現社會和諧、公平、包容為核心價值選擇；以通過明確權責、合作治理、責任共擔確保體系持續運作為核心舉措；以發展復蘇國際職業教育為最新突破口的趨同特征。同時，也為我國技能型社會建設提供以下啟示：做好調查研究為戰略制定奠定基石、國家頂層設計確保戰略穩定銜接、社會共建提升職業教育吸引力理應成為我國技能型社會建設的題中之義。

關鍵詞 技能戰略；英國；澳大利亞；技能型社會

中圖分類號 G719.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8-3219（2023）12-0066-07

20世紀末人力資本理論開啟新篇章，不再將一個人的受教育年限作為其人力資本的基本表征，而開始關注其內核——能力[1]。進入21世紀，在知識經濟推動下，技能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概念，被普遍認為是增強國家競爭力的關鍵要素，技能型人才也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寶貴資源和財富。在此背景下國際教育普遍呈現制定綜合性技能人才培養培訓政策的趨勢，各國紛紛從提高國民技能水平的角度出發，制定社會人力資本技能開發策略并將其提升到國家發展戰略高度[2]。2021年4月，在全國職業教育大會上，我國首次創造性提出建設“技能型社會”的理念和戰略，其核心內涵與國際趨勢不謀而合。本文以英國和澳大利亞為例，探討兩國新世紀以來發布的具有代表性的技能戰略及共同特征，以期為我國“技能中國行動”戰略落地實施和“技能型社會”建設提供經驗借鑒。

一、英、澳兩國國家技能戰略的演進

（一）英國：對自由主義的修正轉為對高水平技術教育的追求

作為典型精英教育國家，20世紀80年代英國撒切爾政府推行的新自由主義在帶來抑制通貨膨脹、恢復經濟增長等顯著成效的同時，也引發經濟質量較低、貧富差距擴大等問題，英國陷入“低技能均衡”的惡性循環[3]。進入21世紀，為解決“技能缺陷”問題，英國政府將技能人才培養提升至國家戰略高度，意圖走上技能強國之路。

為解決撒切爾夫人執政遺留的一系列問題，切實提高英國國際競爭力，20世紀末布萊爾政府在“第三條道路”執政思想下推行“教育優先”發展戰略，并在其第二任任期內以“技能優先”為核心進行教育改革重點調整[4]。經過多方調查咨詢，布萊爾政府在2003年頒布了英國首個以技能為核心的教育改革戰略《21世紀的技能：實現英國的潛能》（21st Century Skills：Realising Our Potential）白皮書，拉開英國技能戰略序幕。為提升社會生產力和國民技能水平，政府以加大對技能培訓投資力度、重點改革成年人技能開發與繼續教育機構、加強青少年教育與技能開發為戰略重點[5]，采取一系列措施搭建起英國技能人才培養培訓實施框架，為21世紀英國技能人才培養培訓政策改革奠定基礎。

2007年，布朗政府繼續以新工黨“第三條道路”執政思想引領教育改革，發布《世界一流技能：英國實施理查德技能評論》（World Class Skills： Implementing the Leitch Review of Skills in England）和《為了發展的技能：國家技能戰略》（Skills for Growth：The National Skills Strategy）兩個教育白皮書，將新世紀英國技能戰略推向高潮[7]。布朗政府任期內以“發展世界一流技能”為戰略目標，在價值選擇上追求社會公平和培訓層次的提升，在內容上更加關注重點領域及弱勢群體的培訓，以促進金融危機后國家經濟的復蘇及可持續增長[8]。這一時期英國政府技能戰略和人才培養政策采用漸進主義的改良以保持政策的延續性，對后來的技能戰略產生深遠影響。

金融危機后全球經濟低迷，英國面臨嚴重國家財政赤字和債務危機，國內社會面臨嚴重技能短缺及失業問題。在此背景下，卡梅倫政府從“大社會”行政理念出發，于2010年發布《可持續增長技能戰略：技能戰略的未來發展方向》（Skills for Sustainable Growth： Future Direction of Skills Policy）[9]，并以此為核心持續推進國家技能戰略及技能人才的培養培訓改革進程?；谏鐣?、責任共擔和公民自由價值觀，卡梅倫政府將政府資金傾斜于難以獲得學習機會的弱勢群體、繼續教育、學徒制等重點領域，致力于為弱勢群體和難以獲得學習機會的人群提供學習和進步的機會，以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提高就業率[10]?？穫愓扇〉囊幌盗信e措在很大程度上保留工黨以技能為核心的教育戰略，同時在具體政策內容和實踐上又進行了一定的創新。

針對國民勞動生產率和技能基礎水平“兩低”現狀及脫歐后帶來的技術技能勞動力人才短缺問題，特蕾莎·梅政府在2016年頒布《16歲后技能計劃》（Post-16 Skills Plan）并以此為核心開展新一輪技能人才培養培訓改革[11]?！?6歲后技能計劃》目的是幫助16歲以上的學生和成年人能夠接受繼續教育，實現就業，增強國際競爭力[12]。同時，通過《學徒制稅法案》強制征收學徒制稅[13]，發布《企業法案》從法律層面確立學徒制法律地位[14]，以一系列強有力的政治手段促進英國技能人才培養培訓政策的深度變革。

2019年7月，約翰遜政府以“高水平技術教育路徑”為特征，更新了英國國家技能戰略和高技能人才培養政策。面對全球突發新冠肺炎疫情以及英國正式脫歐給國家經濟政治帶來的嚴重沖擊，約翰遜政府于2021年1月公布《就業技能：終身學習的機會和成長》（Skills for Jobs： Lifelong Learning for Opportunity and Growth）白皮書，再次更新英國國家技能戰略[15]?！毒蜆I技能》進一步強調高技能人才培養，改革移民政策和國際教育戰略，并制定配套的資金支持法案[16]。在特殊情形下約翰遜政府力圖拓寬高技能人才來源，以緩解英國高技能人才短缺問題，推動英國朝著“高工資、高技能、高生產力、低稅收經濟”的方向前進[17]。

通過對英國歷代政府技能戰略的梳理分析發現，21世紀英國技能戰略的選擇和技能人才的培養以對新自由主義的反思和修正為邏輯起點，在前期政策呈現出明顯延續性和制度依賴的漸進主義改革范式政策邏輯。從2016年起以精英主義為導向，開始重建與學術教育均等認可、以高水平技術教育為目標的改革，實現技能戰略的范式變革。在價值追求上，以職業教育為核心促進經濟發展和實現社會公平；在利益權衡上，以構建終身學習、服務全民、需求驅動的技能人才培養培訓體系為目標；在權力運作上，以追求政府調控、企業主導、教育機構自主與個人選擇間的平衡為動力機制[18]。

（二）澳大利亞：由關注特定技術與專門技能轉向基礎技能的培養

20世紀90年代起，澳大利亞進入經濟持續增長黃金期，快速的技術革新和產業結構變化加劇了澳大利亞對技能型人才的需求。與英國相似的是，經濟快速發展的市場模式導致澳大利亞也陷入“低技能均衡”狀態[19]。為應對“技能短缺”與“技能浪費”的雙重挑戰，解決勞動力短缺及職業發展與培訓問題，澳大利亞走上職業教育戰略發展之路。

1.教育增量期（1992-2005年）

1992年，澳大利亞成立國家技能署（ANTA），在之后的十多年間先后頒布了《邁向技能型國家——職業教育國家戰略》（Towards a Skilled Australia——A National Strategy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通向未來的橋梁——澳大利亞1998-2003年職業教育國家戰略》（A Bridge to the Future——Australia's National Strategy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1998-2003）、《塑造未來一澳大利亞職業教育國家戰略（2004-2010）》（Shaping our Future： Australias National Strategy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2004-2010）等一系列重要國家政策文件，進行職業教育與培訓的全面改革。這一階段ANTA的政策文件意圖通過完善法律和制度擴大職業教育和培訓的覆蓋范圍與面向人群，在教育對象上爭取通過量的全覆蓋來增加勞動力數量以緩解技能短缺問題。此外，明確職業教育發展方向、加強教育部門與行業企業的合作、創建適應學習者與就業者終身技能培訓需求的職教系統也成為此階段任務，最終為實現澳大利亞職業教育與培訓的變革轉型服務[20]。

2.教育提質期（2005-2010年）

通過國家技能署十多年的戰略安排，澳大利亞本土職業教育和培訓有了明顯進步，具體體現在：建立學歷資格框架（AQF）和認證框架（ARF），實現教育體系創新；截至2005年，每年政府資助超170萬人接受系統化職業教育和培訓；4000多家教育機構提供國家認可的資格證書；培訓包（TP）項目能覆蓋80%的行業勞動力培訓等[21]。2005年，澳大利亞成立了新的教育、科學和培訓部（DEST）接任國家技能署職能，職業教育與培訓進入新發展軌道。在面臨嚴重技能型人才危機和人口老齡化挑戰下，提高職業教育與培訓質量成為該階段澳大利亞職業教育和培訓的普遍共識。此外，加強技能基礎、增強勞動力反應能力、完善職業教育質量保障體系也是該時期澳大利亞職業教育發展迫切點[22]。為此教育、科學和培訓部圍繞質量要求在政策上做出一系列改革，包括構建更加靈活的職業教育與培訓體系、對職業教育與培訓法律效力的維護、對質量監督的更高要求、對未來技能需求的預測和滿足等[23]。

3.教育轉型期（2011年至今）

自2011年起，澳大利亞國家技能戰略關注點發生了一些新變化。2012年澳大利亞教育、就業與勞資關系部（DEEWR）將個人工作能力分為技術技能、可雇傭性技能和核心語言、讀寫與數學技能三部分。其中，可雇傭性技能指所在崗位必需的和能夠成為現實的技能和態度，是一種通用能力[24]。澳大利亞技能委員會（Skills Council Australia）研究發現，職業教育和培訓對提升成年人的可雇傭性技能和核心語言、讀寫和數學技能至關重要，這些技能除了有助于提升公民社會就業參與度，更重要的是有助于讓那些想工作的人都能獲得工作，促進社會包容度[25]。為此，澳大利亞發布了《澳大利亞未來勞動力：國家勞動力開發戰略》（Australian Workforce Futures： A National Workforce Development Strategy）、《聚焦未來——2013國家勞動力發展戰略》（Future Focus： 2013 National Workforce Development Strategy）等文件，指出要重點提升成人的可雇傭技能和核心語言、讀寫和數學技能等基礎技能，明確國家職業教育與培訓的教育重點和首要任務。至此，澳大利亞職業教育與培訓的改革重點逐漸發生轉移，為應對中長期技能挑戰，國家職業教育政策和投資重點向提升成人基本技能領域傾斜，增加技能與基礎設施預算專項用于改進成人語言、讀寫和數學技能缺乏的問題；通過公共投資增強技能供給，開展基礎技能培訓包項目，全面覆蓋工作年齡人群，改進限制勞動者職業發展的核心技能，提升勞動者經濟參與度和生產效率[26]。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澳大利亞在面臨高失業率危機下，政府專門成立勞動力市場委員會就勞動力市場情況展開調查，創造性提出通用技能、可遷移技能概念。隨著后工業時代到來，通過調查走訪、學習借鑒提出關鍵能力、可雇傭性技能概念，技能政策也由之前關注某一特定技術和專門技能，逐步轉向更加注重勞動者通用技能的培養。從2012年起，澳大利亞在可雇傭性技能基礎上提出基礎技能發展策略，逐步構建起以培訓勞動者基礎技能為核心的國家技能培養培訓體系。

二、英、澳兩國國家技能戰略的共同特征

對比英澳兩國的國家技能戰略可以看出，盡管兩國走上技能戰略之路的時代背景、目標追求和關注重點不盡相同，但其核心理念是相似的，即充分重視職業教育在經濟發展、國家富強中的作用，將技能人才培養作為振興國家經濟、促進社會發展、提升國際競爭力的核心，試圖通過提高勞動力技能水平解決社會生產率低、就業率低、勞動力缺乏等問題，并把職業教育與培訓體系的建設與改革置于技能戰略中心位置。

（一）構建終身學習、開放靈活的職業教育與培訓體系是技能戰略的核心內容

縱向貫通、橫向融通、層次完善的職業教育與培訓體系建設能促進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以兩國技能戰略發布歷程來看，從學校職業教育和企業職業培訓出發，強調建設終身化、全民性、層次完善的職業教育與培訓體系一直是兩國技能戰略的基本追求[28]，即站在個人一生技能獲得、使用、更新的長遠角度將技能培養作為人力資本內核融入現代職業教育與培訓體系建設中，從終身學習視角出發努力通過完善融會貫通、靈活開放、層次完善的制度體系解決限制公民就業發展的技能問題，提高技能水平[29]。兩國構建職業教育與培訓體系的關鍵制度設計包括：一是設計開放靈活的技能人才培養制度和項目，考慮受教育者多元來源和多樣需求，讓受教育者隨進隨出、隨取隨用，澳大利亞培訓包項目（TP）就是這一理念的最優秀成果；二是面向全民、人人參與建設包容公平的職業教育技能人才培養體系，鼓勵有需要者根據自身水平接受職業教育，實現就業創收，關注低技能群體和弱勢群體一直以來都是兩國技能戰略中的傾斜重點；三是重視關鍵技能和基礎技能的培養，追求職業教育和培訓體系的運行效率和實施質量，針對不同技能水平人群提供差異化技能培養與訓練，提高職業教育經濟效益[30]。

（二）提高生產力，實現社會和諧、公平、包容是技能戰略的核心價值選擇

英、澳兩國在國家勞動力和技能人才雙短缺的“低技能均衡”狀態下選擇了技能強國之路，將技能人才視為提高社會生產力、增進就業和提升國際競爭力的重要人力資源儲備。首先，兩國普遍將技能人才視為經濟發展和社會繁榮的基礎，將技能供給與產業升級轉型、企業發展相聯系，根據行業企業發展需要，發展關鍵領域技能，提高勞動生產率以滿足不同產業和地域的勞動力需求，確保國家在國際競爭中保持有利地位。其次，兩國普遍將技能戰略和技能人才培養政策與人口變化、健康衛生、社會公平等公共政策聯系起來，從大社會視野出發要求教育機構、勞動力市場和社會共同參與，從整體上促進社會終身學習、創新進取、可持續性發展[31]。最后，兩國的技能戰略意圖為所有人提供改善經濟狀況的職業教育與培訓機會，尤其是處于不利地位的勞動者和弱勢群體，保障每個人具備就業和自身發展所需必要技能，通過提供層次完善、類型多樣、靈活機動的職業教育和培訓機會，彌補公民之間的技能差距，從而形成一個更加和諧、公平、包容的社會。

（三）通過明確權責、合作治理、責任共擔確保體系持續運作是技能戰略的核心舉措

政府、企業、機構和個人等利益相關者的權益分配和權責明晰是保障技能戰略運作的重點。從兩國的實施舉措看，基于雇主和企業對技能人才需要，明確個人、機構、組織和政府權責關系，加強各方合作伙伴關系，提升人才勞動力市場適應性和響應性是技能戰略運作的核心策略[32]。英國在布萊爾政府時期就明確了“責任”和“合作伙伴”概念，后來更是充分發揮企業或雇主在技能開發中的主導作用。兩國在權責分配中呈現出以下共同特征。首先，政府集權化調控趨勢增強。英國政府在戰略中簡化撥款、減少官僚，弱化地方政府權力的同時，進一步加強了中央政府權力。澳大利亞政府作為技術與繼續教育（TAFE）學院資金的主要提供者，在職業教育質量監控與保障上擁有相當大的話語權。其次，由供給驅動走向需求驅動，強調市場本位和自愿原則，行業企業及社會多元主體積極主動參與技能人才培養培訓成為技能戰略核心目標[33]。最后，不斷增強學習者自主選擇權，為學習者提供更充分的培訓信息和生涯指導，使學習者做出正確生涯選擇成為兩國技能戰略趨同特征。

（四）發展復蘇國際職業教育成為技能戰略的最新突破口

職業教育國際化是教育國際化在職業教育領域中的具體體現，其內涵中第三個層次，也就是最高層次即通過國際合作與交流活動、過程和直接結果帶來國際化的政治、經濟、學術和文化或社會的結果[34]。英國是世界第二大留學國，國際教育給英國帶來的經濟收益到2019年已達252億英鎊[35]；國際教育也是澳大利亞第四大出口產業，2019年國際教育為澳大利亞創造了403億澳元收入和約25萬個工作崗位[36]。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各國留學教育和跨國教育都受到不同程度影響。2021年2月，英國發布《2021國際教育戰略：支持恢復，驅動增長》（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trategy 2021 Update：Supporting Recovery， Driving Growth）用來應對疫情給英國國際教育帶來的影響和挑戰[37]；同年澳大利亞發布《澳大利亞國際教育2021-2030戰略》（Australian Strategy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21-2030）亦秉持同樣目的。兩國最新國際教育戰略呈現以下共同特點：一是以增加留學生數量和國際教育帶來的經濟收益為兩大目標；二是基于提供高質量的國際教育產品和職教產品，提升職教留學生能力和對學習質量的滿意度，獲得更多國家、政府和雇主認可，形成國際社會對職業教育高度認可；三是政府通過提供實際支持降低教育風險，鼓勵本土職教機構走向國際社會；四是通過改革職業教育課程和教學，實現課程多樣化，推動國際學生來源多樣化[38]。為此，兩國分別采取了相應措施，包括開發并營銷教育產品、聚焦國際學生服務、提供專項經費支持、注重研究國際教育市場等。

三、英、澳兩國技能戰略對我國技能型社會建設的啟示

面向2035和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技能人才和技能供給將在我國勞動力人力資本開發、經濟社會發展、產業結構變化等方面發揮至關重要作用，借鑒英澳兩國在技能戰略方面的經驗，對我國技能型社會建設有重要啟示。

（一）調查研究為技能戰略的制定與實施奠定基石

英澳兩國頒布技能戰略前對本國職業教育情況進行學術研究和調查研究，對勞動力市場、教育質量、技能缺乏狀況等進行評估審查，從而提出一系列有針對性的建議，為技能戰略制定和技能人才培養培訓政策頒布提供堅實基礎。早在1882年英國皇家委員會就發布了《技術教育報告》（The Samuelson Report）得出英國技術技能發展薄弱的結論；1988年Finegold和Soskice在關于英國職業教育的研究中提出著名的“低技能均衡”（Low-Skill Equilibrium）概念描述英國技能疲軟現狀[39]；從布萊爾政府后歷屆政府專門成立技術研究小組，對國家技能發展狀況、國民技能缺陷進行審查評估并發布政策咨詢報告。布萊爾政府《國家技能戰略開發和實施計劃：進展報告》、布朗政府《里奇技能報告》、卡梅倫政府《沃爾夫報告》和《理查德報告》、特雷莎·梅政府《技術教育獨立小組報告》等多份咨詢報告，無一不是從技能發展重要性、現有國家技能供給不足和技能人才培養培訓不足，以及未來技能人才改革方向上進行論述，為技能戰略制定提供學術支撐和實際背景[40]。澳大利亞通過《勞動力市場調查報告》《教育質量報告》等一系列報告發布，完成了技術技能（Technical Skills）—通用、可遷移技能（Generic or Transferable Skills）—關鍵能力（Key Skills）—可雇傭性技能（Employability Skills）—基礎技能（Foundational Skills）等核心概念的確定，從而為構建國家技能培養體系提供理論支撐。

教育戰略是國家在教育發展到一定階段要達到的主要目標和為實現該目標所做的計劃和布置[41]。教育戰略制定是一項龐大復雜的工作，需要多方合力。調查研究是社會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教育戰略學研究的基本方法，大量調查研究以及多方面論證是教育戰略制定準備階段最重要的環節，調查是否全面準確關系到教育戰略制定是否科學可行[42]，只有通過調查掌握全面情況，才有制定教育戰略的基礎，才能夯實戰略制定基石。目前，我國針對技能戰略制定前調查工作實際展開不足，尚未有一個科學、全面、合理的調查報告明確就我國目前職業教育發展情況及技能狀況進行總體評估，同時“技能戰略”“技能型社會”等核心概念也未明確，理論供給嚴重不足，不利于技能戰略的推動和實施。學習英澳兩國在戰略制定之始，就要做好組織準備、思想準備及資料準備，成立精干研究隊伍，精選研究人員從本國實情出發對我國技能發展情況進行調查研究，在弄清楚國家教育資源、實際教育情況、今后發展趨勢、內部教育矛盾等重要問題基礎上，分專題進行深入研究論證，將各方面因素綜合分析，用充足的數據和事實為技能戰略的設想、制定和實施給出切實性建議。

（二）國家頂層設計保證技能戰略長遠穩定與銜接

進入21世紀，英澳兩國技能戰略之路呈現共同特征，即持續從國家發展戰略高度推進職業教育變革，將技能人才培養培訓置于經濟社會發展及教育改革的核心議題，并制定一系列重大戰略與政策。英國技能戰略與時俱進、提綱挈領，涉及主體包括政府、學校、雇主、家長及學生、研究人員等，戰略內容涉及終身技能培訓體系建立、學徒制、基礎技能水平提高等，覆蓋內容廣泛。這既是英國政府長久以來對技能培訓缺乏重視和認可的歷史和制度因素的糾正，也是響應國際教育發展趨勢的一種積極適應和作為[43]。澳大利亞政府重視整合各種社會利益集團觀點，特別鼓勵行業、企業部門等各個利益相關者參與技能戰略制定與實施，經過討論與協商制定澳大利亞職業教育技能政策。

為全面提高技術技能人才培養質量，持續推進“技能中國行動”助力技能型社會建設，我國應深刻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站在教育強國、科技強國、人才強國一體推進的高度，做到教育部門與相關部門相結合、研究專家和實際工作者相結合、戰略研究者和戰略決策者相結合[44]，構建合理技能戰略組織結構。在弄清本國資源、地理、人口、政治、經濟、文化傳統等各因素之間相互關系的基礎上，總結歷史、把握當下、展望未來、明確優劣，擬定工作方案、明確戰略目標、研究戰略重點、做好戰略實施步驟安排，制定既面向國家又面向世界、既關注近期工作又瞄準長遠目標、既動態平衡又相對穩定、既相互銜接又局部重點推進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技能戰略。

（三）社會共建提升職業教育社會聲譽和吸引力

新世紀以來英國政府一改對職業教育保持自由主義態度，持續推進技能人才培養培訓變革，其核心目標之一就是提升職業教育的社會地位和重要性。澳大利亞在20世紀末引進“技能生態系統”理念，將職業教育與培訓改革政策建立在包括商業環境、工作環境、市場環境以及制度環境更為全面的社會背景下，目標是突破職業教育內部體系，形成社會多主體與職業教育之間積極互動的良好氛圍[45]。

建設技能型社會的核心內涵是技能人才得到普遍關心重視，使尊重技能、尊重勞動的社會氛圍更加濃厚，形成勞動光榮、技能寶貴、創造偉大的時代風尚。當前，我國已經出臺一系列提升職業教育社會影響力和吸引力、提高技術技能人才地位的政策文件，如《“技能中國行動”實施方案》、《關于加強新時代高技能人才隊伍建設的意見》等，重點明確技能人才是支撐中國制造、中國創造的重要力量，要建立健全高技能人才表彰獎勵與激勵制度，大力宣傳職業教育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和貢獻，支持職業教育發展，提高全社會對技能人才和職業教育的認可認同。下一步，我國需要將技術技能人才培養與職業教育體系改革放到更加廣闊的社會環境中，引入“大社會”理念將技能戰略、技能人才培養和人口變化與流動、社會公平與包容、經濟綠色與健康發展等社會領域聯系，突出技能使用和技能人才在社會變革中的作用和地位，提升職業教育社會影響力和吸引力，助力“技能中國行動”實施和技能型社會建設。

參 考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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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and Reference of the National Skills Strategies of the UK and Australia in the New Century

Xiao Huayi， Gong Jing

Abstract? In the era of knowledge economy， skilled talents are increasingly regarded as valuable resources and wealth of society，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have formulated skills development policies and elevated them to the height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proving the skill level of the whole people. After more than 20 years of strategic arrangements and institutional design， the strategies of Britain and Australia to strengthen the skills have achieved good results in the world. Taking the changes of successive British governments and the changes in the focu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Australia as the timeline， and combining the changes in the skills strategies of the two countries in the new century，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skills strategies of the two countries present the core contents of building a lifelong learning， open and flexible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ystem for the whole people. To improve social productivity and achieve social harmony， fairness and inclusiveness as core value choices; the core measures are to ensure the continuous operation of the system through clear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cooperative governance and shared responsibility; the convergence feature of the latest breakthrough is the development and revival of international vocational education.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makes important enlightenment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skill-based society”. Doing a good job in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lays the cornerstone of strategy formulation; having the top-level design of the country ensures the stable connection of strategy; and making the social co-construction enhances the attractivenes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ll of them should become the meaning of Chinas“skill-based society”construction.

Key words? skills strategy; The United Kingdom; Australia; skill-based society

Author? Xiao Huayi， professor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00）; Gong Jing， master student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作者簡介

肖化移（1968- ），男，湖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職業教育原理（長沙，410000）；龔靜（1998- ），女，湖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職業技術教育理論與教學論

基金項目

2020年度湖南省社科基金教育學專項課題“行業企業參與的產教深度融合的政策比較研究”（20YBJ07），主持人：肖化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