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標志關聯性的認知真空與糾紛溯源*
——以安徽省祁門紅茶為例

劉 麗,張瀚洋

(1.安徽城市管理職業學院 商貿管理學院,安徽 合肥 230011;2.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公共事務學院,安徽 合肥 230026)

地理標志是農業知識產權的重要類型之一,主要用于解決消費者和生產者之間信息不對稱問題,防止不公平模仿和濫用名稱[1]。2020年9月,歐盟理事會授權正式簽署生效的《中歐地理標志協定》,是中國對外商簽訂的第一個全面的、高水平的地理標志保護雙邊協議。祁門紅茶作為中國歷史名茶,在《中歐地理標志協定》第一批名單中卻沒有入選,究其原因,在于祁門紅茶因地理標志主體不明確、產區地理范圍有爭議。地理標志的來源地區包含現有行政區劃的地理區域,以及歷史上曾經存在過的地理區域的名稱。由于行政區劃的歷次調整,往往造成現有和既往行政區主體部門之間的紛爭。地理標志與原產地名稱、產地標記之間在空間歷史關系、種群擴散、空間交疊等方面各有側重,這使得申報主體對地理標志產品的“關聯性”產生理解上的認知真空,進而引起后續一系列的糾紛。地理標志是我國農業知識產權的一個典型代表,概念比產地標記、原產地名稱更為廣泛。地理標志范圍可以是一個“泛化”的關聯空間,有一定的邊界模糊性。厘清地理標志相關概念的內涵和空間關聯性,有助于推動我國地理標志制度的健康發展。

一、 地理標志關聯性的認知真空

(一)地理標志相關概念辨析

與“地理標志”緊密關聯的兩個概念是“產地標記”和“原產地名稱”。產地標記和原產地名稱最早出現在工業產權中,早在《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簡稱《巴黎公約》)①和《制止商品產地虛假或欺騙性標記馬德里協定》(簡稱《馬德里協定》)中就有使用?！暗乩順酥尽币辉~最早見于歐盟關于農產品和食品原產地名稱中[2]96。產地標記又稱“貨源標記”,是指示一個產品或服務源自某個國家、地區或特定地方的表達和標志[3]。產地標記僅標示商品的來源地,而不強調產品質量與產地的直接聯系,也不具備任何特定的質量、聲譽或特征,因此并不是一個成熟的法律概念,如“中國制造”僅僅表明商品的產地是中國。

原產地名稱是指示產品來源的國家、地區或特定地方的名稱,這種指示使產品質量特征唯一或關鍵性地取決于地理環境(包括自然環境、人文環境或二者兼有)[2]97。原產地名稱的要求規范而嚴格。根據《保護原產地名稱及其國際注冊里斯本協定》(簡稱《里斯本協定》)②,它必須是某個國家、地區或地方的地理名稱,標示某產品來源于該地,并且需要商品與產地存在質量和特征上的聯系。地理標志在《TRIPS協定》里的定義是:“指示某商品來源于某地區,該商品的特定質量、信譽和其他特征,主要是由該地區的自然因素或者人文因素所決定的標志?！盵4]地理標志是用以區分競爭產品的獨特標志,它們為集體共有,具有強大的固有來源基礎。1992年,歐共體為協調歐洲國家在實踐上的分歧,分別基于法國法和德國法的模式,創設了“受保護的原產地名稱(PDO)”和“受保護的地理標志(PGI)”兩類概念。原產地名稱強調商品的生產(原材料)、加工和制備環節必須均在標示的地理范圍內完成;地理標志強調地理來源的質量或是其他特征,往往符合地理商品的聲譽之一即可,不強調與原產地行政區劃范圍一致(見圖1)。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原產地名稱和地理標志里斯本協定日內瓦文本》(簡稱《日內瓦文本》)里指出的原產地名稱與來源地間的聯系比地理標志更加緊密的地理邊界③,可以得出地理標志可以不完全是行政邊界,更為寬泛。

圖1 產地標記、原產地名稱、地理標志邏輯關系

(二)地理標志關聯性的內涵

由于國際間地理標志保護并不協調,地理標志關聯性認知存在一定偏差和爭議,主要圍繞地理標志關聯性要素是否要嚴格區分“行政區劃地名(產地標記)”以及“文化因素”是否作為地理標志關聯性判定因素兩個核心問題展開。由于上述問題還沒有完全形成統一見解,因此,在地理標志關聯性方面就存在認知上的真空地帶,而如何正確認識地理標志的關聯性也成為我國地理標志保護亟待解決的問題。

在知識產權體系中,地理標志具有強烈的地源特征和地理指示性,需要國家層面乃至國際層面的保護。早在古埃及,制磚工人就已使用地理標志來標示金字塔建筑中所用磚石之地理來源及其堅固性[5]。在商品交易中,時常出現盜用、假冒和偽造的現象,如在維多利亞時代,商業間諜英國人福瓊盜取中國茶樹和茶葉加工的技術秘密,并在印度種植和加工,改變了世界茶葉貿易的格局[6]。

產地標記被用作商品的地理來源,原產地名稱被用作商品的地理來源和質量標記,早在1883年,歐盟成員國內部締結的《巴黎公約》,就以反不正當競爭法進行了保護。1891年,《馬德里協定》在《巴黎公約》的基礎上,強化了對產地標記的保護,禁止“虛假和欺騙性”④。 1958年,歐盟等國通過《里斯本協定》加強了對原產地名稱的法律保護,禁止侵害原產地名稱的行為⑤。以上國際性條約主要是以法國、德國、意大利、葡萄牙等歐洲大陸國家為主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以美國為主導的地理標志進入全球國際貿易中,地理標志被看作是非獨立知識產權,受商標法管理體系保護。

地理標志關聯性認知的核心問題是產品和產地的關聯性。產品與產地的關聯性(即關聯性要素)是地理標志制度的核心,其重要性好比獨創性之于作品、新穎性之于專利、顯著性之于商標,是地理標志確權的必備要件,也是地理標志保護的靈魂[7]。地理標志的產地關聯性是指商品的優良特性主要取決于商品產地的地理因素或人文因素。地理因素和人文因素中的任一者都是構成產地關聯性特征的充分條件,具備其一即可[8]。其中,優良特征由商品的特定質量、信譽或其他特征構成。歐洲地理標志制度最早強調“產地標記”及其保護手段,有強烈的集體和公法色彩,集體商標保護關聯產地和行政區劃。美國模式認為地理標志不是獨立的知識產權,使用更寬泛的“地理標志”和證明商標來保護;國家層面還包括反不正當競爭法,阻止競爭者在商品貿易中采取盜用地理標志商譽而誤導或欺騙消費者的行為。

“地理標志作為地方傳統特色產品的法律保護形式,更多體現為對傳統集體智慧成果的確認和維護,不僅具有重要的經濟意義,還具有相當的社會人文效益?！盵9]地理標志保護的必要性在于有效阻止未經授權的主體使用地理標志,維護地理標志區域的自然特征和風物人文,禁止誤導性宣傳與“搭便車”的行為。在我國,地理標志產品還具有促進農業發展的功能。如果產品受到消費者的歡迎和認可,有助于形成農業品牌效應及品牌溢價,增強產品的市場競爭力。

(三)地理標志關聯性國別特征

從世界范圍來看,根據地理標志保護傳統和取向,可分為以法國等歐洲國家為代表的專門立法保護和以美國等新世界國家為代表的商標法保護兩大模式,即所謂羅馬法式注冊保護模式和盎格魯—美國證明商標模式[10]。為了擴大在國際上的影響力,1994年,歐盟、美國、瑞士、日本等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國締結了《TRIPS協定》,協調美國和歐盟在地理標志保護上的分歧,“地理標志”概念走入國際視野,既標示了產品來源的地理空間,享有某種盛譽的質量或特征,還代表有價值的商業信譽,表示受到了消費者的歡迎。2015年,世界知識產權成員國通過的《日內瓦文本》強調各國立法實踐的多元化(見表1)。法國之所以誕生出世界地理標志制度,與其數個世紀以來不斷強化對作為其特色經濟支柱之一的葡萄酒產業的地理標志保護密不可分。國家和政府始終強調運用“原產地名稱”的“所有權”實現保護,即集體與個人生產者只享有標志的使用權,并且運用專門立法通過引入公權力的干預提供最佳保護。

表1 地理標志關聯性國別特征

我國地理標志產品保護制度起源于20世紀90年代,借鑒法國原產地專門保護制度,依據我國產品質量法和標準化法,出臺了《原產地域產品保護規定》。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本著與國際組織保持一致性的原則,廢止了原產地域產品相關規定。知識產權保護主要通過修訂《商標法》和制定《地理標志產品保護規定》,與TRIPS協定的要求保持一致。值得注意的是,我國統一使用“地理標志”概念,過去僅階段性使用過“原產地域產品”的概念,但從未使用過“原產地名稱”的表述。

目前,我國采用兩種保護模式并存的知識產權體系:一是通過以集體商標、證明商標注冊的地理標志保護路徑,二是通過部門規章實行專用標志保護路徑,即并行的雙軌制(見表2)。從法律效力等級來看,《商標法》高于《地理標志產品規定》和《農產品地理標志管理辦法》。在公法和私權方面,當地理標志的權利主體不明確時,通過專門法保護路徑實現地理標志的賦權,推動相應程序的履行,較之商標法路徑,公權力介入保有了正當的余裕,這是知識產權在國家治理中工具性質的體現。2018年3月,我國重新組建國家知識產權局,由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管理,以解決因多頭管理導致的效率低下、主體沖突等問題。

表2 我國關于地理標志保護的基本規定和區別

二、“安徽省祁門紅茶地理標志”糾紛溯源

(一)“祁門紅茶”農業地理標志糾紛始末

2004年9月28日,祁門縣祁門紅茶協會向原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提出注冊申請地理標志證明商標,產區范圍限定在祁門縣。位于池州市貴池區的安徽國潤茶業有限公司提出異議,認為“商標使用范圍不應限于祁門縣內,還包括與之毗鄰的東至、石臺、黟縣、貴池等地”⑥。2011年12月,國潤有限茶業公司對爭議商標提出無效宣告申請。2015年10月,原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評審委員會經審理采納國潤茶業公司申請,裁定爭議商標無效⑦。2015年12月,祁門紅茶協會不服裁定,向北京知識產權法院提起訴訟。2017年4月,一審法院判決撤銷被訴裁定⑧。2017年6月,國潤茶葉有限公司不服一審判決向北京高院上訴。2017年12月,北京高院二審認為:“就地理標志證明商標而言,其限定的產區范圍與實際不一致,對于這種限定范圍不準確的地理標志證明商標,依法不應予以注冊?！背蜂N一審判決⑧。隨后,祁門紅茶協會不服北京高院行政判決,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請再審。2018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經審查駁回祁門紅茶協會的申請⑨。

回顧祁門紅茶地理標志既往糾紛,祁門紅茶協會和池州市國潤茶業公司兩個主體長達14年的矛盾都主要是圍繞“祁門紅茶地理標志的標示范圍”“祁門縣行政區劃以外的地區出產的同類紅茶品種是否有權使用祁門紅茶地理標志”等問題展開。祁門紅茶協會通過商標法路徑積極主張的原產地產品相關權利,池州市國潤茶業公司等祁門縣行政區劃范圍外的商品生產者主張從公法視角下以地理標志相關權利納入保護范圍。祁門也是祁門縣行政區的名稱,祁門紅茶是以“地理區域名稱+產品通用名稱”命名組成的產品。祁門紅茶地理標志的糾紛重點在于不同利益主體對于產地關聯性以及地名標識經濟價值壟斷追求的排他性認識不一致,沒有正確區分地名商標和地理標志之間的關系。

(二)“祁門紅茶”地理標志關聯性分析

1.自然環境產區為“祁門縣、東至、石臺、黟縣、貴池等地”

吳覺農在其編著的《茶經述評》中考證紅茶的傳播途徑指出:“至于福建紅茶的向外傳播,則可能是由崇安開始的,其傳播的主要路線,可能是先由崇安傳到江西鉛山的河口鎮,再由河口傳到江西的修水,后又傳到景德鎮(過去的浮梁縣),后來又由景德鎮傳到安徽的東至,最后才傳到祁門?！盵11]陳椽在《安徽茶經》中有佐證:“祁紅產區不只是祁門一地,在昔日包括至德(東至)和浮梁。后來產區擴大,在安徽發展到石臺、東流和黟縣漁亭以北的地區,在江西發展到鄱陽、樂平等縣。在安徽省除祁門縣外,還包括東至、石臺、貴池、黟縣和太平等地,但產量以祁門的最多,品質亦以祁門的優異?！盵12]陳椽、吳覺農、莊晚芳、陳宗懋、朱世英、王鎮恒、詹羅九等學者在文獻中均載明:“祁門紅茶的產區范圍不僅限于祁門縣,還包括了東至、石臺、黟縣、貴池等地?！盵13]因此,祁門紅茶在歷史上有“大產區”的地緣基礎。即按現今行政區劃,隸屬黃山市的祁門縣、黟縣與與之毗鄰的隸屬池州市的東至縣、石臺縣、貴池區(見圖2)。

圖2 祁門紅茶種植區域行政隸屬關系

根據產地標記的概念,祁門紅茶是貨源標記,也是原產地名稱。按此標準,在祁門縣行政區劃以外使用“祁門紅茶”地理標志的同類紅茶商品,并不能享有產地標記和原產地名稱的權利。但是地理標志比原產地名稱的條件更為寬泛,可以享受地理標志制度的保護。而我國現行的知識產權制度中只使用了地理標志這一典型知識產權保護,沒有產地標記和原產地名稱的相關制度和實踐。因此,祁門紅茶地理標志的標示范圍應該按照現行地理標志的制度時間,除了祁門縣行政區劃范圍內,還包含了祁門縣行政區劃之外的東至縣、石臺縣、黟縣、貴池區等地。

2.“祁門紅茶”文化遺存包含“祁門縣、黟縣、池州市等地”

祁門紅茶是中國茶業發展的一個縮影,經歷了初創、興盛、衰落、改良和振興的發展歷程。祁門茶業改良場是近代中國茶業經濟改革的一個重要舉措,扭轉了中國紅茶業技術落后的局面。同時作為一個重要的科研機構,也為后來其他茶業研究提供了示范[14]。進入經濟發展導向的時代之后,祁門紅茶在發展過程中形成了若干個共生的社會利益主體。由于各方利益主體分別追求商標品牌壟斷化和經濟最大化而產生了祁門紅茶地理標志排他性的考量,并將該糾紛隱性地融入地理標志的申報中,加劇了矛盾糾紛的深度和調解難度。但是,為振興中國茶葉、用茶葉打破鴉片戰爭的陰霾、追上世界潮流的種種變革,百年茶廠的大膽嘗試和改革,為近代中國茶業發展做了重要的貢獻(見表3),培養了一大批茶業專家和人才。因此,祁門紅茶在歷史發展中形成的人文遺存作為地理標志關聯性“文化因素”的考量也不可忽視。

三、地理標志保護對策:以祁門紅茶為例

(一)引導利益相關者對“祁門紅茶”地理標志產生共識

目前由于地理標志體系復雜,不同立場的申報主體及其利益相關者對基本概念存在“認知真空”。在我國,地理標志保護的宗旨是為實現農業政策和公共利益服務,這也體現了我國農業生產特點和公有制的制度文化。祁門紅茶具有地理標志顯著的特征,包括有雨量充沛的自然環境、祁門工夫紅茶的拼配精制工藝以及百年歷史變革等。因此,同樣為歷史名茶,祁門紅茶與西湖龍井“小產區”劃分路徑不同,有“大產區”基礎,即祁門紅茶創制范圍較廣。從這個意義上說,地理標志的產地關聯性既不能割裂至德、浮梁等地重要產區的貢獻和影響(后浮梁紅茶單列出去),也不能忽略在歷史的不同時期,生產者與消費者有制作、運輸、銷售、消費等環節形成的極具價值的人文因素。

表3 祁門紅茶歷史沿革中文化遺存地理關聯性

(二)上一級行政機構牽頭建立地理標志協調機制

作為原產地名稱的“祁門紅茶”,與“祁門紅茶”地理標志的產地關聯性并不一致;需要考量的是被保護的地理標志的公共利益。因此,應發揮社會治理功能,建立農業地理標志申報協調機制。依法由上一級政府協調黃山市、池州市兩地聯合,指定相關機構、協會和企業作為主體,重新向國家知識產權局申請“祁門紅茶”地理標志產品保護和地理標志商標。正是循此合法路徑,2022年7月,安徽省政府向省農業農村廳下達《關于同意申報“祁門紅茶”地理標志證明商標的批復》,宣告了兩地糾紛和解。將地理標志保護納入相關發展規劃,開展農業知識產權相關培訓,加快地域融合發展,共創祁門紅茶地理標志的美譽度。

(三)做好地理標志全鏈條保護和品牌管理

在我國,地理標志保護是維護公共利益、助力鄉村振興的一條重要途徑。從祁門紅茶產區競合關系來看,黃山市、池州市兩地合作遠遠大于競爭。借助兩地互補優勢,合力發展祁門紅茶非常必要。實踐中,市場主體往往重視地理標志產品的注冊,而忽略地理標志產品的運用、保護、管理、服務等全鏈條運營。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宣傳教育,促進地理標志全鏈條運營,推進“地理標志+”發展模式,培育特色農業品牌,助力鄉村振興惠農惠民。

(四)積極推進我國農業地理標志國際化發展道路

地理標志承載維護公平競爭秩序、實現政策目標、保障公共利益的功能,公法色彩較其他類別的知識產權權利更為濃厚。換言之,地理標志應做社會化的權利觀,即地理標志有實現社會利益之義務。知識產權保護是一個系統工程,當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時,需要綜合運用法律、行政等多種手段協同實現保護格局,知識產權保護體現了一個國家高質量的治理水平。因此,地理標志保護特別是農業地理標志的保護,對我國特色農產品品牌培育有重要作用。從全球發展格局考慮,中國農業地理標志走國際化發展道路,需要及早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要求布局,把握宗旨和規則,使得我國地理標志農產品在國際市場脫穎而出。

注釋：

①《巴黎公約(1883年文本)》第10條規定,禁止惡意使用其他特定地理名稱,即以虛假標識為產品的原產地名稱。

②參見里斯本協定(1958年文本)第二條第一款。

③根據該協定文本第二條第一款規定,原產品名稱形式上“由一個地理區域的地名構成”,或“包含該地名的任何名稱”,或“眾所周知指稱該地理區域的另一名稱”,且實質上的產品質量或特征也必須“完全或主要取決于地理環境”,這導致該作為知識產權客體的原產地名稱與地理來源的關系達到一種高度緊密的關系。

④《馬德里協定》的規制對象即針對具有“虛假或欺騙性”產地標記的商品,內容主要明確了其締約國對此類商品的沒收、扣押、禁止進口、禁止銷售及許諾銷售、制裁、補救措施等方面的義務。

⑤根據該協議第三條規定,協議之宗旨即在于“防止任何假冒和仿冒”,并規定即使產品標明產品的真實來源,或者使用名稱的翻譯形式,或是附加“類”“式”“樣”“仿”等字樣,行為同樣為協議所禁止。

⑥北京知識產權法院行政判決書,(2015)京知行初字第6629號。

⑦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評審委員會無效宣告請求裁定書,商評字[2015]第84747 號。

⑧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行政判決書,(2017)京行終3288號。

⑨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書,(2018)最高法行申4767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