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城鄉要素錯配水平測度及空間分異特征分析*

周 慧,王敏麗

(安徽財經大學 經濟學院,安徽 蚌埠 233030)

改革開放40多年,我國綜合經濟實力不斷提升,經濟社會發生重大變革,城鎮化與工業化建設成效顯著。黨的二十大報告將“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作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必須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則[1]。當前,城鄉差距不僅成為我國目前“發展的不平衡與不充分”中最大的結構性難題,也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必須要突破的障礙。在工業化和城鎮化“雙輪驅動”戰略下,我國已經具備了城市帶動農村、工業反哺農業,城鄉融合發展的物質和技術積累。但在城市的虹吸效應以及城市偏向的政策疊加作用下,鄉村長期處于主體地位缺失、資源要素流出的被動格局,單向的要素流動導致農村“空心化”“老齡化”“農業邊緣化”等現象日益突出,鄉村面臨資源短缺以及發展滯后的困境,城鄉資源配置出現異化,城鄉發展失衡問題凸顯[2]。要素雙向自由流動是城鄉融合的基石。201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正式出臺,文件指出:“堅持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明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推動城鄉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推動四化同步發展,加快推進新型工農城鄉關系的建設?！盵3]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堅持城鄉融合發展,暢通城鄉要素流動,推進鄉村振興發展[4]。因此,對我國當前城鄉要素配置現狀開展深入分析,突破城鄉要素配置瓶頸,促進城鄉要素雙向自由流動,對促進城鄉融合發展和鄉村振興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要素錯配相關研究綜述

當前,緩解我國城鄉要素分配失衡,消除城鄉公共服務設施供給不均衡,縮小城鄉收入分配差距仍面臨較大挑戰。一方面,在集聚經濟和市場邏輯下,大量資源要素向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集聚,城市經濟取得較大發展。另一方面,在城市虹吸效應作用下,資源要素向城市單向流動,鄉村經濟發展相對滯后。如此循環往復,資源要素配置扭曲不斷加劇。因此,當前的任務是實現資源要素的優化配置,進而推動鄉村振興和城鄉融合發展。通過測算城鄉要素配置扭曲程度,分析我國30個省(市、自治區)城鄉要素錯配現狀以及區域層面城鄉要素錯配空間演變規律,旨在為推進城鄉融合發展提供重要的理論支撐,也為制定優化城鄉資源配置和促進城鄉融合發展的政策提供參考。

(一)城鄉要素錯配的成因

學者們從不同角度對要素錯配的原因進行了分析,指出要素市場的內生性原因(市場分割制度)、政府政策管制對要素錯配都產生較大影響[5,6],其中,市場分割制度使得資源要素不能在市場進行自由流動,進而無法及時有效地獲取因市場競爭而產生的“差價”,造成市場中要素價格發生偏差。這種因市場機制不健全造成的要素錯配現象普遍存在。Tobin認為,勞動力市場分割造成勞動力的報酬可能在均衡工資上下浮動,即或高于均衡工資,或低于均衡工資[7]。而由于壟斷因素造成勞動力市場的工資與自然價格之間產生偏離,使得勞動力所獲得工資收入一般高于均衡工資水平。銀行對不同的企業和地區采用“差異貸”的借貸行為,造成資本在企業以及地區間的錯配現象,且不同的金融市場發展階段往往資源錯配程度存在差異[8]。

現有文獻對要素錯配的成因也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討論。城鄉要素錯配主要集中于在勞動力和資本錯配[9,10]。隨著市場化水平的不斷提升,要素配置效率得到顯著改善,要素錯配程度降低,但僅依靠市場機制改善難以從根源上解決要素錯配現象。各級政府為了短期經濟效益,傾向于將生產要素投入到回報率更高的非農業部門,從而造成農業部門和非農業部門勞動力、資本出現供需不匹配的矛盾。此外,在招商引資過程中,政府給予外資企業的優惠待遇往往高于本地企業,使得外資企業在勞動力工資等方面具有議價空間,這加深了要素投入回報與邊際產出之間的扭曲程度[11]。這種由于政府干預造成的農業與非農業兩部門間出現相對報酬結構扭曲和人力資本錯配的現象,對實現資源帕累托改進、化解產能過剩具有門檻效應,資源優化配置作用在政府干預超過門檻之后呈現顯著減弱趨勢[12]。

(二)城鄉要素錯配的測度方法

由于研究視角不同,國內外學者對要素錯配的測度方法并不統一,總體上分為一般均衡法、局部均衡法、扭曲指標代替法。學術界目前最常用且應用最廣泛的局部均衡法是生產函數法。其中,以C-D生產函數為基礎函數進行的拓展性研究最為常用。假定兩種生產要素投入所產生的邊際產出與市場要素所獲得的實際報酬的比值之和為1,即產出彈性為1,則判斷存在生產要素錯配。陳永偉等、鄧翔等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對微觀要素錯配進行估算和研究[13,14]。部分學者通過使用時變彈性生產函數對要素錯配進行測算,以便客觀呈現不同時期的生產要素收入份額。由于時變彈性生產函數仍處于探索初創階段,因此使用頻率較低。李程基于時變彈性函數對我國資本要素進行估算,實證發現,產業間資本深化程度呈現明顯的差異性,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分別表現為負向扭曲、不明顯的倒U型、明顯的倒U型[15]。而王寧等運用此模型對中國勞動力和資本雙要素扭曲程度進行研究,發現在長期內,中國要素配額具有相對穩定的特性,且兩個生產要素均存在負向扭曲[16]。在生產函數中,遵循利潤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原則設定利潤函數和成本函數。郝楓等通過將要素市場全局、局部、產品市場三種市場價格扭曲放在同一研究框架中,利用隨機前沿技術測算中國市場扭曲程度[17]。趙自芳等和姚戰琪等基于投入產出視角采用數據包絡分析法(DEA)對因要素市場扭曲所造成的中國制造業產出效率損失進行測算[18,19]。

(三)要素錯配對城鄉發展的影響

隨著城鄉關系變遷,城鄉要素流動研究成為政府與學界關注的重要議題,研究趨勢從靜態單一要素分析向動態多要素綜合分析方向發展。Temple以發展中國家為研究背景,提出要素市場機制不健全、農業和非農業兩部門之間的要素無法進行充分自由流動,可能對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產生負面影響的觀點[20]。王頌吉等通過實證研究證實,由于中國二元經濟結構轉化帶有明顯的滯后性,使得非農部門配置過多資本、過少勞動力,而農業部門正好相反,城鄉要素錯配對我國二元經濟結構產生負向的影響效應[21]。曹飛認為,我國的生產要素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城鄉市場分割,這種由市場分割導致的要素配置損失成為我國城鄉融合發展的重大阻礙[22]。地方政府過度干預要素市場的交易活動,相較于商品市場,要素市場改革具有明顯的滯后性,城鄉要素自由流動性受到要素市場改革滯后性的制約,進一步使得城鄉經濟發展收斂機制失效[23]。此外,城鄉居民享有的基本權益不平等和城鄉市場行政分割進一步加劇了我國城鄉發展的不平衡[24]。因此,改善城鄉要素錯配的狀態,必須加快構建城鄉要素雙向自由流動的體制機制,為城鄉融合發展提供要素支撐。

二、模型構建、數據來源及變量說明

(一)要素錯配模型設定

πij=PijYij-PKijKij(1+τKij)-

PLijLij(1+τLij)

(1)

當追求利潤最大化時,得:

(2)

(3)

對C-D生產函數兩邊取對數,得:

lnYij=lnAij+αijlnKij+βijlnLij

(4)

參考Aoki的方法[26],計算扭曲狀態下要素投入量的均衡解:

(5)

(6)

根據完全競爭市場存在要素價格扭曲稅,可以將資源要素錯配分為絕對錯配和相對錯配。其中,要素相對錯配指數是指要素實際投入份額與要素產出貢獻度的比值,即要素投入實際情況與理論之間的比值。因此,可以將部門i的勞動力、資本錯配表示為:

(7)

(8)

其中,?Li表示勞動力要素錯配指數,?ki表示資本要素錯配指數。

(二)變量說明及數據來源

一是產出變量?？紤]到中間產品消耗值的影響,選擇2002—2018年我國30個省(市、自治區)的非農產業增加值代表非農部門,用第一產業增加值代表農業部門作為產出指標,以2002年為基期,分別用一二三產業增加值指數對不同產業增加值進行平減處理。二是勞動力投入變量。選擇二三產業就業人員作為非農部門勞動力投入指標,用第一產業就業人員作為農業部門勞動力投入指標。三是物資資本投入變量。目前我國并沒有對資本存量進行統計且對于固定資產投資指數也沒有進行分產業統計?，F有文獻對于分產業資本存量進行估算主要集中在全國層面的時間序列數據,并且省際層面資本存量在部分年份存在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的偏差[27]。因此,采用永續盤存法對我國三次產業的資本存量進行估算,其中,二三產業資本存量作為非農部門資本投入,第一產業資本存量作為農業部門資本投入。采用徐現祥等的方法構建投資縮減指數Pit,同時考慮到數據可得性原則[28],以三次產業固定資產投資額(Iit)作為固定資本形成額來衡量當年投資的合理指標。而初始投資Kit-1則采用與Young等類似的方法進行估計[29],用基年固定資產投資除以10%,其中,折舊率δ取9.6%。

(9)

基于數據可得性,選擇2002—2018年我國30個省、市、自治區(不包括西藏自治區和港、澳、臺地區)省級面板數據作為研究樣本,對于樣本期內缺失的數據采用插值法進行補充,原始數據來源于EPS數據庫、《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勞動經濟》以及各省、市、自治區的統計年鑒和國民經濟發展與社會統計公報等。

三、要素錯配測度結果

根據生產規模報酬不變原則,即α+β=1,同時,考慮到時間趨勢影響,各省份的經濟和技術水平等存在差異,這可能會對各省份的資本和勞動的產出彈性系數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因此引入虛擬變量與解釋變量的交互項作為要素投入,其交互項系數表示資本要素彈性系數。對上述理論模型進行變化,得出:

(10)

采用2002—2018年的數據,分別以農業部門和非農業部門的人均資本存量作為投入要素、人均生產總值作為產出,且以2002年為基期進行折算。

從表1中可以看出,測量結果與Brandt等提出的勞動和資本要素彈性系數0.67和0.33基本相符[30]。且根據國際標準值,勞動要素彈性系數的取值范圍為0.2～0.4,而資本要素彈性系數的取值范圍為0.6～0.8。上述資本、勞動力要素彈性系數均在1%顯著性水平下顯著,表明城市資本產出彈性系數絕大多數大于農村資本產出彈性系數,而農村勞動力要素彈性系數大于城市勞動力要素彈性系數。這也說明城市資本配置程度高于農村,而農村勞動力配置大于城市。

根據要素相對錯配系數計算公式,可以測算出農業部門和非農業部門勞動和資本要素錯配的程度,同時為更加清晰地表示城鄉二元經濟要素錯配程度,在Brandt的基礎上,用1/2作為調節勞動和資本兩大要素扭曲程度,對我國農業與非農業部門之間的勞動力與資本配置扭曲程度進行測算,結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我國城鄉勞動力要素錯配程度大致呈現西部>中部>東部的特征(由于頁面限制,數據沒有逐年列出)。東部地區,北京、上海、天津、福建等沿海城市勞動要素錯配程度相對較低,2002年到2012年,北京、上海、江蘇、浙江地區的勞動要素扭曲程度處于緩慢下降階段,而海南、廣東、遼寧、河北地區勞動力要素配置扭曲程度處于緩慢上升階段。中部地區,2002年到2006年,山西、安徽、河南地區的勞動要素錯配程度相對較高。除了黑龍江和安徽外,2006年之前勞動力要素錯配程度呈現下降趨勢,但2006年以后出現跳躍式上升。在西部地區中,新疆、內蒙古、重慶的勞動力要素配置扭曲程度相對較低,其他地區要素扭曲程度相對較高,且上升趨勢較顯著。其中,除了云南要素扭曲程度處于緩慢上升之外,西部其他地區勞動力要素錯配水平呈緩慢下降趨勢。

表1 農業部門與非農業部門勞動和資本要素彈性

由于東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城鎮化水平相對較高,農業占有資源相對較少,除部分地區出現錯配程度上升外,大部分地區勞動錯配程度處于緩慢下降的趨勢。而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市場化程度、教育水平等相對比較滯后,使得生產要素流動無法按照市場供求關系自由流動,進而加劇了城鄉勞動力要素錯配的程度。同時,部分地區受到金融危機的沖擊,如安徽、湖北、寧夏、青海,勞動力要素配置扭曲程度在金融危機過后出現短暫上升期,這可能與部分地區災后重建、過度投資造成非農部門產能過剩有關,同時這些地區存在大量不同體制的經濟單位,加上民營經濟發展能力不足等因素,進一步加劇了城鄉部門間勞動力資源配置扭曲程度。

我國城鄉勞動力錯配存在一定程度時空分異特征。通過ARCGIS自然斷點法將我國城鄉勞動力錯配分為低、較低、中等、較高和高五個等級。從空間分布圖中可以看出,較高與高融合水平區主要分布在我國西部地區,其中以貴州、四川、陜西、云南等地區為主,中等融合水平區主要分布在中部地區,有河南、湖北等地,而較低和低融合水平區主要分布在中東部地區,主要有湖南、廣西、浙江、福建等地區?？傮w上,我國城鄉要素錯配程度空間分異呈現由東向西逐步遞增的態勢,且從2002年到2018年,城鄉勞動力要素錯配程度逐漸向中東部轉移。

我國城鄉資本要素配置扭曲程度存在顯著的區域差異。在東部地區,北京、天津、上海的資本配置扭曲水平相對較低;2002—2006年遼寧資本錯配程度逐漸上升,但是在2006年之后,遼寧勞動力資源錯配程度轉而下降,呈現倒“U”型錯配曲線;河北、福建則以2016年為拐點,資本要素錯配程度呈現“U”型演變趨勢,即2016年之前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2016年后則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而廣東資本錯配程度在逐年上升,海南在2014年之前資本錯配程度上升速度極快。在中部地區,除河南省資本要素配置扭曲程度在2016年后上升外,其他省份皆是以之不同速度下降。黑龍江、湖北、安徽、吉林以2006年為轉折點,在此之前資本要素錯配程度呈現上升態勢,之后呈現短暫的下降趨勢。受到金融危機的沖擊,地方政府為改善經濟環境,大量資本投入市場且部門間資本投入結構不均衡,非農部門資本回報效率明顯降低,而農業部門的資本供需不匹配,造成城鄉資本錯配程度提升。山西、河南資本要素配置扭曲程度在2006年之前呈現下降趨勢,2006年之后資本要素配置扭曲程度以較慢的速度上升。在西部地區,城鄉資本要素錯配程度在2012年以后逐漸趨于平穩狀態,而新疆資本要素配置扭曲程度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其他省份在2006年出現不同程度的轉折,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態勢。

表2 城鄉勞動力(L)與資本(C)要素錯配指數

我國城鄉資本錯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時空分異特征。通過ARCGIS自然斷點法將我國城鄉資本錯配分為低、較低、中等、較高和高五個等級。從空間分布圖可以看出,較高與高融合水平區主要分布在我國中西部地區,其中以貴州、四川、陜西、河南、寧夏等為主,而較低和低融合水平區主要分布在東北部地區,主要有黑龍江、吉林、遼寧、內蒙古等地區?？傮w上,我國城鄉資本要素錯配程度空間分異呈現由東向西逐步遞增的態勢,且從2002到2018年,城鄉資本要素錯配程度逐漸向中東部轉移。

四、結論與對策

從我國農業與非農業兩部門來說,資本、勞動力要素彈性系數均在1%顯著性水平下顯著,非農業部門資本產出彈性系數絕大多數大于農業資本產出彈性系數,而農業部門勞動力要素彈性系數大于非農業部門勞動力要素彈性系數,這說明非農業部門資本配置程度高于農業部門,而農業部門勞動力配置大于非農業部門。從城鄉要素錯配系數來看,我國城鄉勞動力、資本錯配指數存在地域差異,西部地區要素錯配強于中東部地區。隨著時間的推移,在我國城鄉資本要素錯配中,中東部地區開始向高高集聚區靠攏,說明我國中東部部分省份城鄉資本要素錯配程度在不斷上升。根據以上結論,提出以下對策:

(一)加強政府引導,帶動城鄉要素雙向自由流動

優化城鄉要素配置,需要“有為政府+高效市場”。政府引導彰顯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但要在效率觀的市場邏輯下,找到符合價值訴求的政策供給方式。各級政府應當通過宏觀調控手段,制定發展要素資源向鄉村傾斜的策略,引導城市生產要素向農村傾斜,進一步激發農村內部生產活力,使得農民與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福利待遇。此外,當城市發展到一定階段會產生“擴散效應”,鄉村依靠自身“內生動力”形成引力,利用農業現代化、生態旅游等生態優勢產業,吸引要素自發性地從城市流向鄉村,實現城鄉要素自由雙向流動,促進城鄉融合發展。

(二)加大政策扶持,增強對農村投資力度

當前農村基礎醫療、教育培訓、生態文化旅游、社會服務等事業具有廣闊的發展空間,不同行業、社會團體參與農村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有助于形成城鄉經濟發展新格局。針對農村金融供給結構性失衡和總量不足的問題,政府應充分發揮財政資金的杠桿作用,逐步放寬金融服務業進入市場的政策,降低金融行業進入市場的門檻,引導社會資本對農村農業進行投資。加大對農村新型金融機構的扶持力度,為金融機構增量改革提供前提保障,為各類經濟主體提供充足的金融信貸。完善金融服務體系,提高農村金融機構資本配置效率,降低農村居民融資成本,緩解城鄉資本配置扭曲程度。

(三)破除城鄉要素流動的制度障礙

根據生產效率原則,生產要素由低效率流向高效率的部門并沒有違背經濟發展原則,即高投入高回報率促進我國經濟增長;反之,生產要素從高效率部門很難回流到低效率部門,這種單向流動嚴重阻礙著城鄉經濟一體化,加劇了城鄉二元結構固化。城鄉二元結構體制是阻礙城鄉要素雙向自由流動的關鍵。因此,應打破城鄉二元結構,構建城鄉統一的要素市場,為城鄉內部各類經濟主體提供平等交易生產要素的市場環境,發揮市場在資源有效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此外,我國現行的二元戶籍制度已經滲透到經濟社會各個領域,伴隨戶籍差異,城鄉居民的醫療、社會保障、公共服務等也存在較大差距。因此,應改變當前二元戶籍制度,從制度層面瓦解城鄉間自由流動障礙,賦予農村居民與城市居民平等獲得各種社會保障和公共務服務的權益,以勞動力自由流動為先導,帶動其他要素流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