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六大新趨勢

金燦榮

【關鍵詞】新趨勢 全球治理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中圖分類號】D815 【文獻標識碼】A

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樣的大變局不是一時一事、一域一國之變，是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雹龠@是我們黨立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科學認識全球發展大勢、深刻洞察世界格局變化而作出的重大判斷，對于指導我們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21世紀的今天，世界又迎來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的時期，國際格局和國際體系發生深刻調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展現出六大新趨勢。

尋找經濟全球化新路徑是大勢所趨

歷史發展的規律昭示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不會停止，但會有階段性差異。當前，過去40多年由美國主導的、以新自由主義哲學為基礎的經濟全球化即將告一段落，各國紛紛探索經濟全球化的新動力、新思路、新模式。

20世紀80年代，作為持有保守主義社會價值觀的選民、提倡古典經濟學的相關學者、秉持新舊保守主義政治精英的共同代表，里根政府將美國保守主義思潮復興推入“革命”階段。②這一時期，具有鮮明進攻性的冷戰政策成為美國對外政策的主流，除了在政治上實施一系列海外軍事干預、以決不妥協的強硬姿態與蘇聯爭搶勢力范圍外，里根政府還在經濟上對內實施供給學派支持減稅、削減財政開支的財政政策和貨幣學派量化緊縮、自由競爭的貨幣政策，以此降低通脹、提振經濟，對外則推行跨國自由貿易，減少針對進出口的關稅壁壘、政治審查等政府干預。彼時，美國內嵌的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推動世界經濟模式加速朝開放合作的方向轉變。而20世紀90年代頭號科技強國的地位又使美國成為世界經濟運行和發展的領導者，牢牢主導著各類產業鏈的源頭和終端，將各國囊括進世界經濟大分工框架之中，不僅促進全球商品、資本、勞動力市場一體化，還推動各國社會、文化、思想的交流融合。由此，美國主導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在幾十年間快速發展。③

然而，此輪以自由市場為基礎的經濟全球化在加速提升全球生產力的同時，也導致了財富分配不公的問題，各國之間、國家內部的貧富差距均有所擴大。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1年“9·11”事件動搖了相關地區人們對經濟和文化融合的信心；2008年金融危機導致在美國社會暗中生長的逆全球化勢頭集中爆發，引出后續茶黨運動、2017年高呼“美國優先”“本土主義”的特朗普政府上臺等一系列政治現象；2016年英國“脫歐”開啟了歐洲國家“走向大同”這一前進方向的逆轉時刻，此后法國、德國、荷蘭、意大利等國家的右翼勢力蠢蠢欲動，歐盟前景逐漸暗淡；拉美、阿拉伯等世界其他地區也時常出現由學生、工會成員、環保組織、宗教人士等團體組成的游行示威隊伍，抗議美國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只是為大國、跨國公司和富人牟利的工具，嚴重侵犯其他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經濟利益。④風起云涌的逆全球化運動進一步造成了各國民粹主義和極端政治傾向抬頭，鼓吹貿易保護和排斥移民的聲浪不絕于耳，國家間經濟“脫鉤”和全球產業鏈斷裂跡象顯露，越來越多的國家表現出強烈的內顧傾向、低迷的國際合作意愿和愈發極端的單邊主義行為。⑤

盡管如此，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仍不可逆轉。歷史長河滾滾向前，在社會生產力發展和科技創新的驅動下，世界經濟已經進入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新階段，以信息通信技術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數據資源爆炸式增長推動數字化時代到來，正在客觀上打破區域、國際甚至個人間的壁壘，“人類已經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利益高度融合，彼此相互依存”。習近平主席在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中指出：“綜合研判世界發展大勢，經濟全球化是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绷暯街飨?022年世界經濟論壇視頻會議的演講中重申：“經濟全球化是時代潮流。大江奔騰向海，總會遇到逆流，但任何逆流都阻擋不了大江東去?！?/p>

雖然近年來逆全球化趨勢在各國、各領域時有發生，但人們對生產力發展與科技創新的需求使得經濟全球化深度發展的腳步必然不可能停下。商品、資金、技術、人員的流動沒有停止，流通數量和速度還在持續提升。部分國家以鄰為壑、相互掣肘的行為不但沒有形成外溢效應、引起普遍效仿，反而更加激勵其他國家堅定國際合作與經貿開放的信念，證明了一時的波折和逆流不僅不會截斷經濟全球化深度發展的進程，還會促使越來越多的國家共同致力于尋找更加公平合理、高效普惠的經濟全球化新路徑。2022年，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巴厘島峰會宣言重申以世貿組織為核心、基于規則、非歧視性、自由、公平、開放、包容、平等、可持續和透明的多邊貿易體系。2022年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宣言同樣強調打造自由、開放、公平、非歧視、透明和可預測的貿易投資環境的重要性。在中國及世界各國的共同努力下，多邊合作和自由開放的經濟全球化不僅將繼續蓬勃發展，更將朝著國際國內利益分配更加合理、思想文化更加包容、倫理道德更加溫情、機制規則更加公正的方向不斷邁進。

大國間競爭對抗愈演愈烈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地緣政治競爭加劇，大國關系逐漸惡化。當前，烏克蘭危機已歷時一年多，戰場局勢多次經歷震蕩升級。美國出于自身政治目的，借烏克蘭危機重提俄羅斯2014年以來的一系列軍事行動，為俄羅斯的行為冠以“侵略性”和“復仇主義”修辭，鼓動北約和歐盟國家向烏克蘭提供軍事支持，令烏克蘭在實力和意志上維持持續作戰勢頭，迫使俄羅斯投入更多軍事力量并長期陷入消耗巨大的軍事沖突之中，以削弱俄羅斯國家實力，將已漸漸向俄羅斯靠近整合的地區格局再次打散。⑥烏克蘭危機不僅使當事雙方遭受巨大人員傷亡和經濟損失、發展勢頭衰退，還導致歐洲各國因對烏克蘭援助、對俄羅斯制裁以及“北溪”管道遭到炸毀而面臨高通脹和經濟衰退。美國方面，民主共和兩黨因在軍援數目和使用方式上意見分歧加深，國內黨爭極化再添新議題?？梢哉f，烏克蘭危機使傳統地緣政治博弈重回世界舞臺，充斥著利益計算、實力對比、軍備競賽、聯盟對抗的現實主義權力爭奪展露鋒芒，并向其他地區擴散，除了美國注重在全球構建各類聯盟、增加軍備部署、鞏固區域勢力外，伊朗、沙特等阿拉伯國家以及印度、日本等國家都在新一輪地緣競爭中表現出參與意向。⑦

21世紀以來，我國綜合國力飛速發展，與美國的相對差距不斷縮小。對此，早在奧巴馬政府時期美國便提出帶有競爭色彩的“重返亞太”戰略，聯合部分國家簽署具有針對性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等，以此對沖我國不斷增強的區域影響力。2017年12月28日，特朗普政府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將中國明確定位為“競爭者”和“修正型力量”，指明美國已身處“大國競爭”時代。2022年10月12日，拜登政府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延續了特朗普政府的對華負面定位，繼續聚焦中國這一“最嚴峻的地緣政治挑戰”，強調通過團結盟友、組建意識形態聯盟、升級軍事能力與優勢、強化對華科技壓制，對中國實現“競贏”。

美國的種種行為顯示出其對華政策的長期競爭性調整。一方面，美國在發動“新冷戰”、推行“印太戰略”、構筑類似冷戰時期的國家陣營的意圖下，建立針對特定國家的排他性“小圈子”，如聯合英國和澳大利亞組成“三邊安全伙伴關系”（AUKUS），聯合日本、澳大利亞、印度建立“四國安全對話”（QUAD），聯合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英國組建“五眼聯盟”（Five Eyes），聯合印度、以色列和阿聯酋組成“美印以阿四國機制”（I2U2）等。通過這些圍繞自身形成的層層疊疊的區域性經濟、政治、軍事合作組織，美國謀求與盟友形成戰略互通，有效協調整合政治、經濟、軍事等多種手段和各方力量來提升聯盟實力、加強區域防衛，以遏制中國發展，維持美國主導下的區域秩序穩定。⑧

另一方面，無論是長期對臺軍售、涉臺立法或提案、舉行所謂“2+2安全對話”，還是國會重量級議員竄訪臺灣，都表明近年來美國對中國的疑慮和全新定位使其一直以“切香腸”的方式對臺灣當局表示支持，頻頻試探中美關系的紅線，增加了中美雙方在臺灣問題上出現戰略互疑、誤解、陷入被動反應甚至爆發沖突的可能性。烏克蘭危機爆發以來，國際安全環境更趨復雜，縈繞在臺灣海峽上空的大國博弈迷霧漸濃，中美兩國在彼此行動的螺旋刺激下均加強了對臺政治軍事行動，雙方在臺灣問題上對立甚至對抗色彩加深。⑨

盡管拜登政府口頭宣稱不尋求與中國的“新冷戰”，但美國集結其盟友對個別國家敵我鮮明的態度和行動充分體現出其實現世界“陣營化”的企圖，而烏克蘭危機也并未中斷美國試圖從政治、地緣、軍事方面圍堵中國的戰略布局。此外，美國意圖捆綁中俄，塑造一個在精神道德上與自身陣營不對等，在國家實力上對西方國家的生存、自由、民主、和平構成威脅的“他者”，并以此凝聚自身陣營，復興冷戰話語。⑩而我國一直呼吁與更多國家一道加快推動建設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踐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推動全球治理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

全球科技發展被大國競爭裹挾

大國競爭必然涉及國家間科技競爭。隨著大國競爭日趨激烈，科技發展被賦予了更多的政治、安全和戰略含義，以美國為首的部分西方國家對自身科技創新成果施加嚴格保護，對特定技術和研究領域筑起“高墻”。比如，美國推動中美科技“脫鉤”，干擾正常國際科技合作，不利于管控科技發展的潛在風險。

隨著我國在科學研究和高新技術領域的能力和成就日漸顯著，美國對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引領作用遭到沖擊。由此，美國認為其以科技優勢為支撐的國家安全以及在世界政治格局和經濟運行中的主導地位受到威脅。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接連對保持美國基礎科學研究和高端技術創新優勢、確保新興技術的開發與生產制度體系、研發規范、技術標準符合美國利益和西方價值觀投入巨大關注，以強力國家干預措施掀起中美科技競爭，迫使兩國科技領域由交流合作、共同進步轉變為對新一輪產業變革高地的角逐。11

在自我建設方面，美國“舉全國之力”最大程度地整合國內財政撥款、政策優惠、技術人才、市場活力等各類資源，以高額補貼吸引本土制造商，尤其是高新技術產品制造商回流，調動行政、立法、軍隊、企業、研究機構、個人、社會團體等各方面力量，確保針對科研領域合理、平衡、高效、連續的資源配置與運用。政府與產學研結合增強國內研發與制造創新能力，保障本土和與盟友合作的供應鏈的完整、安全、多元、有韌性。12

在對外遏制方面，對于中國公司提供的5G網絡和通信終端及中國所擁有的在線視頻網站等可以接觸到用戶信息數據的信息科技產品，美國一律施加極其嚴格的市場準入限制和政治審查措施；將本身中立的技術問題政治化，以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為由將通信領域相關企業和產品列入“實體清單”，實施雙向交易、投資和金融封禁，甚至為達到政治目的直接對企業高管的人身自由加以限制。同時，美國還大力限制自身盟友與中國進行科技合作，通過污蔑中國企業存在盜取知識產權、強制技術轉移等不良行為來減少中國與其他國家的合作機會，進而削弱自身盟友及其他國家對中國的依賴，避免中國發展損害美國利益。

美國除了繼續在貿易領域加強政府干預與保護，更主要的是尋求以資金補貼刺激本土芯片科技研發、吸引半導體制造業回流，聯合盟友加快對華實施芯片、光刻機等高端技術產品從設計到制造、從技術標準到人員交往全過程、全方位封鎖，同時通過羅列名單和安全審查，對人工智能、機器人、量子計算等領域關鍵技術和供應鏈實施投資禁令、技術轉讓限制和關鍵零部件出口禁運。美國此舉意欲將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關鍵的創新和生產要素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以科技遏制加碼中美“脫鉤”，助力美國在對華競爭中獲勝。

需要指出的是，科技是一把“雙刃劍”，它既能造福人類，也能給人類社會帶來傷害。各國在提升自身科技水平的同時應積極加強合作交流，這既有利于加速全球科技進步，又能避免科技的潛在危害。若個別國家將科技發展視同于“軍備競賽”，以保守姿態追求對他國的科技壓制，拒絕信息交流與探討，不僅不能“揚長避短”，還可能會忽視科技的倫理風險。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我國充分認識到其背后蘊藏的巨大發展前景，在黨中央對科技工作的統一領導下，以新型舉國體制整合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超大市場規模和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以強有力的統籌協調能力和組織動員能力推動基礎科學研究、跨學科研究、前沿領域核心科技和高端裝備研究，服務國家戰略需求和綜合實力長期發展。

西方與非西方裂痕凸顯

非西方國家與西方國家迥異的思想文化是雙方交往的天然障礙，而這一障礙在后者對前者的長期殖民統治中被進一步加固。二戰后，雖然原西方殖民地紛紛獨立，但當美蘇冷戰的陰云漂到非西方國家時往往演變為熱戰。冷戰結束后，世界各國都在相對和平的國際環境中專注發展本國經濟，然而非西方國家（主要為發展中國家）仍難以擺脫自身優質的工業化與現代化機會被西方國家悄悄挪走的命運。（13） 21世紀以來，非西方國家在世界政治經濟規則構建中的利益和話語權以及在區域和全球公共事務中的權利頻頻被忽視，往往被迫接受西方國家的領導。這些經歷使得非西方國家逐漸認清自身與西方國家之間的客觀鴻溝，也意識到只有非西方國家共同發出一致聲音，才能在國際事務中捍衛權益、發揮作用。

烏克蘭危機爆發后，與美國一道對俄羅斯實施制裁的有40多個國家，美國與其西方盟友呈內聚之態，在俄烏問題上堅定統一戰線；與此同時，大多數國家都表示中立，希望看到俄烏地緣環境維持現狀、和平穩定，中國等亞洲國家、南非等非洲國家、沙特等阿拉伯國家、墨西哥等拉丁美洲國家、奧地利和匈牙利等歐洲國家，以及印度、越南等與美國關系緊密的國家均拒絕跟隨美國制裁俄羅斯，世界出現西方與非西方的明顯分野。比如，印度在俄烏問題上始終保持中立，拒絕加入對俄羅斯制裁行列，即使美國多位官員輪番前往新德里進行游說也不為所動。此外，還有個別國家如白俄羅斯、朝鮮、敘利亞則始終堅定地同俄羅斯站在一邊。

烏克蘭危機爆發以來，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不斷呼吁通過談判結束沖突，中國也和巴西、印度、土耳其、非洲聯盟等國家與組織嘗試在俄烏之間進行調解斡旋，積極為沖突雙方進行談判創造機會，幫助沖突以和平方式快速結束。2023年2月24日，中國外交部發布《關于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中國立場》文件，表明對?；鹬箲?、啟動和談的期待。在西方國家對俄羅斯實施經濟制裁的同時，印度、阿根廷、印尼、南非等新興經濟體始終與俄羅斯保持牢固的外交關系和穩定的經貿往來，大批非洲國家還同俄羅斯保持著非傳統軍事合作，這些國家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俄羅斯維持基本國家能力的保障，甚至能夠為地區局勢起到托底作用。14

總體來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的敵意和對自由民主價值觀的鼓吹，并沒有被廣大非西方國家認同。非西方國家紛紛回歸理性審慎，基于國家實際利益處理國際關系，對西方的“價值觀同盟”保持冷靜克制，以不結盟的立場與具體行動避免自身落入“冷戰陣營”之中。非西方國家不愿為了西方國家所宣揚的虛幻理想切斷與其他國家的經貿聯系，對美國此前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等中東國家、經濟制裁古巴和委內瑞拉等國家也持否定態度，后者還使非西方國家將當下美國對俄羅斯的貿易、金融、國際結算、能源、物流等各方面的制裁行為聯想為美國為達政治目的的霸權主義行徑，從而拒絕與其統一步調。此外，在非西方國家看來，以國際競爭為首要外交目標的大國必然以自身利益為先，這不免令非西方國家對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國際責任感與領導力產生懷疑?？梢哉f，烏克蘭危機比以往任何事件都更凸顯出西方國家與非西方國家之間的裂痕。

國際與各國內部多元思想激烈交鋒

曾經，國際上有強大的經濟全球化和多邊開放共識，西方國家內也基本能就新自由主義政治經濟政策達成一致，但當下這些共識均明顯減弱，國際國內更多競爭性思想涌現，甚至在部分西方國家內部左派右派思想尖銳對立，黨爭極化已經對國家內政外交的良好運轉產生阻礙。美國主導下的經濟全球化所蘊含的結構性矛盾逐漸顯現，國家實力對比變化推動大國競爭激化，導致首要關注國家利益的現實主義思想回歸，部分西方大國內顧傾向嚴重。

當下已蔓延至美國國內各社會階層、各議題領域，對政府正常運轉、國內外政策制定和民主制度存續造成威脅的黨爭極化，是不可忽視的典型現象。受經濟衰退、族裔群體數量增加和主流文化地位下降的沖擊，美國白人藍領階層表現出對自身生活的焦慮感，驅使其通過政治出口尋找解決方案。失落絕望的社會情緒催生極端右翼的種子，啟發部分政治精英借助簡潔易懂的大眾宣傳為自身貼上“回應選民經濟與認同訴求、拯救陷落的白人身份地位”的標簽，依靠廣泛的選民基礎獲得州長、國會議員等職位，攜“美國優先”“白人至上”等民粹主義一同進入國家決策過程。15雖同屬共和黨，但美國國會極右翼勢力與黨內建制派矛盾日益激化，直接造成國會眾議院議長“難產”、涉及債務上限等重要議題的法案遲遲無法通過等政治“鬧劇”。與此同時，通常偏向意識形態光譜左端的民主黨除了在政府支出、社會福利、行政管理、移民改革、槍支管控、對烏援助、與中東國家關系等內政外交事務上與共和黨分歧對立外，內部也矛盾重重。民主黨在國內政策上采用的行動主義使其并不能如共和黨一般形成統一的價值觀目標，因自由主義理念來到民主黨的群體不一定認同其“大政府”的政治哲學，而受民主黨貿易和社會政策吸引的群體則反對民主黨被貼上自由主義標簽。

歐洲國家也一改20世紀80年代以來“左右趨同”的政治溫和走向，左右翼競爭格局顯現。比如，近年來法國國內右翼民粹主義風起云涌，左翼民粹主義亦有所抬頭，形成對政治中間派的夾擊之勢。從2018年的“黃背心”運動到瑪麗娜·勒龐多次進入總統選舉“決賽圈”，從法國右翼政黨逐步走向政壇中心到2022年法國總統選舉投票棄權率創50年來新高，都昭示著法國社會在左右派別的爭斗下走向撕裂。16此外，英國、德國、西班牙、意大利、匈牙利，以及日本、澳大利亞等國家的民粹主義、激進保守主義、右翼勢力，甚至種族主義、排外主義甚囂塵上，加劇了這些國家內部在各政策議題上的分歧與矛盾。

作為國際關系中的重要行為體，國家尤其是世界大國內部思想混亂、左右派別對立，會對國際關系產生負面外溢效應。一方面，一些國家在內部出現問題后容易將目光轉向國際，以期轉嫁矛盾；另一方面，各國自身行為失序會瓦解當下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和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阻礙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

全球氣候變化挑戰持續

全球氣候變化挑戰將在未來較長一段時間內持續存在，自然災害發生頻率增加，對全人類的生存發展構成威脅。17自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全球環境問題顯現至今，氣候變化已成為世界共同關注的重大問題。全球氣候變化由燃燒化石燃料、開墾土地、垃圾填埋、城市活動等人類活動共同造成，其所引發的全球氣候變暖、極端干旱和洪澇、海平面上升、海洋暖化酸化、極地冰層融化、災害風暴、生物多樣性減少等威脅著整體地球環境，對全人類的生命健康、糧食生產、住房、工作、環境衛生和可持續發展能力產生了負面影響。部分島嶼國家、低地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一些沿海社區已經因海水倒灌而被迫搬遷，氣候干旱使得許多非洲國家面臨嚴重饑餓，世界各沿海區域強臺風、高溫熱浪、風暴潮等極端天氣高發，墨西哥、巴西、美國中西部、印度、澳大利亞等國家的糧食作物也在愈發頻繁的海水溫度異常、海洋氣壓變化等影響下減產。未來，全球“氣候難民”的數量將持續增加。

氣候變化及其帶來的危機需要世界各國團結合作、共同應對。世界絕大部分國家在聯合國框架下達成了一系列協議，包括可持續發展目標、《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巴黎協定》等，以在節能減排、適應氣候變化、各國相互幫助等方面作出切實行動。然而，全球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威脅是相對慢性的，其對國家利益和國民健康的損害不會快速劇烈地顯現，也不會對國家實力、國際地位和與其他國家關系造成實質影響；針對氣候變化的解決方案和行動又帶有國際公共物品的固有集體行動困境，即對其進行治理需要各類資源長期大量投入，短期內不能形成可見收益，同時在此過程中，容易出現國內產業鏈價值變動、經濟生產活動成本增加、產品創新與生產周期拉長、出口減少導致國內矛盾和國家利益受損等問題，碳泄漏（carbon leakage）等則可能引發國際矛盾。出于本國利益考慮，針對氣候變化的全球治理合作時常陷入僵局。相比下大力氣親力親為，一些國家更希望搭其他國家的“便車”。18

全球氣候變化對地球和人類社會帶來的威脅不會憑空消失，當下的不作為只會讓未來付出更大代價。作為負責任的大國，我國高度重視氣候變化問題，在國內踐行綠色發展理念、作出切實行動，在國際力推多邊氣候談判、開展氣候外交，協調各方意見，為全球氣候治理拿出中國方案、貢獻中國智慧、提供中國力量?！吨泄仓醒?國務院關于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見》明確提出，到2025年，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經濟體系初步形成，重點行業能源利用效率大幅提升。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比2020年下降13.5%；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0年下降18%；非化石能源消費比重達到20%左右；森林覆蓋率達到24.1%，森林蓄積量達到180億立方米，為實現碳達峰、碳中和奠定堅實基礎。到2030年，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取得顯著成效，重點耗能行業能源利用效率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到2060年，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經濟體系和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體系全面建立，能源利用效率達到國際先進水平，非化石能源消費比重達到80%以上，碳中和目標順利實現，生態文明建設取得豐碩成果，開創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新境界。19

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世界各國人民前途所在。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只有各國行天下之大道，和睦相處、合作共贏，繁榮才能持久，安全才有保障?！贝笞匀皇侨祟愘囈陨姘l展的基本條件，中國將與世界各國同心協力，妥善應對氣候變化挑戰。必須承認的是，隨著參與行為體數量的增加和涉及議題范圍的擴大，全球治理的內涵、理念、范式、機制、內部管理與外部運行日趨復雜，要在此艱難環境中找到出路，各國必將進行一定的談判并作出一定的妥協。20為最終達成協同合作，各國一方面應保持危機感和緊迫感，提高化解氣候變化風險的外交優先級，另一方面也要盡力避免將全球治理視為權力博弈，真心實意地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付出盡可能多的努力。

世界局勢風云詭譎，六大趨勢復雜多變，但黨的二十大報告已經為我國發展提出系統完善、創新有效的應對方案和執行規劃，那就是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斷豐富和發展人類文明新形態。中國式現代化之所以能夠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根本在于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共產黨扎根中國大地，切合中國實際，探索出了一條符合國情和國家實際需要的現代化道路。中國式現代化的基礎是高質量發展，高質量發展的保障是科技自主。因此，應實施科教興國戰略，提高教育質量，增加新型人才儲備，激發科技創新活力，同時落實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推動高水平對外開放等各方面工作，為中國式現代化加速推進持續賦能?？傊?，雖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世界局勢紛繁復雜，但只要我們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堅定信心，心無旁騖，踔厲奮發，勇毅前行，中國必將攻堅克難、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推動國際秩序和國際格局沿著正確健康的軌道向前發展。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甲級A崗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2022級博士研究生申欣鈺對本文亦有重要貢獻）

【注釋】

①習近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必然要求構建新發展格局》，《求是》，2022年第17期。

②陳東曉：《保守主義外交理念與里根政府的對外軍事干預政策》，《美國研究》，2003年第2期。

③盛斌、黎峰：《逆全球化：思潮、原因與反思》，《中國經濟問題》，2020年第2期。

④[美]賈格迪什·巴格沃蒂著，海聞等譯：《捍衛全球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2—72頁。

⑤熊光清：《“逆全球化”阻擋不了全球化進程》，《人民論壇》，2019年第14期。

⑥倪峰、達巍、馮仲平等：《俄烏沖突對國際政治格局的影響》，《國際經濟評論》，2022年第3期。

⑦胡偉星：《俄烏沖突、大國競爭與世界地緣政治格局的演變——以地緣政治學為研究視角》，《亞太安全與海洋研究》，2022年第4期。

⑧張景全、羅華婷：《拜登政府對華圍堵復合聯盟戰略及中國應對》，《東北亞論壇》，2022年第6期。

⑨仇朝兵：《拜登政府執政以來美臺關系的演變及走勢》，《當代美國評論》，2022年第2期。

⑩王立新：《重申例外主義：里根對美國國家身份的塑造及其影響》，《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6期。

11黃日涵、高恩澤：《“小院高墻”：拜登政府的科技競爭戰略》，《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2022年第2期。

12陳文鑫：《美國“全政府”對華戰略探析》，《現代國際關系》，2020年第7期。

13[美]埃里克·S·賴納特著，楊虎濤、陳國濤等譯：《富國為什么富，窮國為什么窮》，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29—162頁。

14卓振偉、武斌：《俄羅斯與非洲的軍事合作：混合戰爭的視角》，《西亞非洲》，2023年第2期。

15林紅：《美國右翼民粹主義浪潮中的白人身份政治》，《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9年第6期。

16李濟時、楊懷晨：《從左右之爭到民粹主義與技術官僚主義之爭——基于2022年法國選舉政治的分析》，《歐洲研究》，2022年第5期。

17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Summary for Policymakers”in Climate Change 2022：Impacts，Adaptation and Vulnerability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22），p.8.

18Marc A. Levy，“Is the Environment a National Security Issue？，”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0，No.2，1995，pp.43-46.

19《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見》，新華網，2021年10月24日。

20李慧明：《全球氣候治理制度碎片化時代的國際領導及中國的戰略選擇》，《當代亞太》，2015年第4期。

責編/孫渴 美編/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