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文明倡議：推動構建新型文明關系的中國方案

嚴安林　王公龍　王健　劉軍　毛瑞鵬

【內容摘要】全球文明倡議是繼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之后，中國提出的又一項重要倡議。全球發展倡議致力于構建全球發展共同體，全球安全倡議致力于構建普遍安全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全球文明倡議則致力于推動人類文明的發展與進步。不斷加劇的全球性危機凸顯了重塑人類文明關系的緊迫性，日益崛起的中國把重塑人類文明關系視作為世界作貢獻的重要途徑。為避免文明沖突歷史悲劇的重演，中國主動順應歷史潮流，提出全球文明倡議，積極引導人類文明關系走向正確方向。全球文明倡議是習近平外交思想的有機組成部分，是推動構建新型文明關系、構建人類文明新形態以及推進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同時，文明對話也有助于中國拓展全球伙伴關系。

【關鍵詞】習近平外交思想 ?人類文明新形態??文明對話 ?中國式現代化

【作者簡介】??嚴安林，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學術委員會主任，上海國際戰略問題研究會會長（上海 ?郵編：200233）；王公龍，中共上海市委黨校馬克思主義學院執行院長、教授（上海 ?郵編：200233）；王健，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研究員（上海 ?郵編：200020）；劉軍，上海外國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上海 ?郵編：201620）；毛瑞鵬，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美洲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上海 ?郵編：200233）。排名不分先后。

【中圖分類號】?D8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568-（2023）04-0001-19

【DOI編號】?10.13851/j.cnki.gjzw.202304001

全球文明倡議是習近平外交思想的有機組成部分，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外交與對外關系領域的集中展現。全球文明倡議的提出體現了世界大變局下的歷史必然性。同時，全球文明倡議是應對世界新的動蕩變革期的中國主張，也是推動構建新型文明關系的中國方案。

全球文明倡議將推動構建人類文明新形態

2023年3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發表主旨演講，首次正式提出全球文明倡議。這是自2021年9月22日在第76屆聯合國大會提出全球發展倡議、2022年4月21日在博鰲亞洲論壇提出全球安全倡議之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所提出的有關全球治理的又一項重要倡議，意義重大，將極大推進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構建。

（一）全球文明倡議是應對世界新的動蕩變革期的中國主張

中共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全面推進，持續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特別是在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推進中，中國堅定維護國際公平與正義，倡導并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旗幟鮮明地反對一切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這一時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國際力量對比發生深刻調整，中國的發展面臨新的戰略機遇。這些都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不斷演進的有利條件。

但與此同時，中國所面臨的國際環境中的風險與挑戰也在不斷顯現。這不僅表現在逆全球化思潮的抬頭以及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的明顯上升方面，而且受到世紀疫情等因素的深刻影響，世界經濟復蘇乏力，局部沖突和動蕩頻發。特別是烏克蘭危機的持續對全球政治、經濟等多方面造成沖擊，導致全球性問題加劇，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正是由于國際局勢演變中出現的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的加劇，使人類社會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但是，和平、發展、合作、共贏不僅是人心所向，也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如何主動識變、應變、求變，事關重大。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不斷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類發展進步潮流，積極回應各國人民的普遍關切，為解決人類面臨的共同問題作出貢獻，推動建設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全球文明倡議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以胸懷天下的擔當所提出的新理念、新主張。這一倡議正面回答了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給出了符合時代要求及全球形勢變化的理論成果和科學答卷，必將推進構建人類文明新形態。

（二）全球文明倡議是推進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

二戰結束后形成的國際秩序已歷經近80年，在穩定全球局勢、推進全球治理與發展中發揮了積極作用，這是中方一直主張積極發揮既有國際體系作用的主要原因。當然，面對國際局勢的發展演變，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主要代表，如何完善全球治理體系，特別是如何創新全球治理制度與機制以順應時代發展需要，是中國愿意作出貢獻之處。中國為此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踐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全球文明倡議提出了諸多重要主張，包括要共同倡導加強國際人文交流合作，探討構建全球文明對話合作網絡，豐富交流內容，拓展合作渠道，促進各國人民相知相親，共同推動人類文明發展進步等。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是全人類共同價值，世界各國要以寬廣胸襟理解不同文明對話的價值內涵，不將自己的價值觀強加于人，不搞意識形態對抗。全球文明倡議提出的理念與主張是完善全球治理體系的科學主張，其實踐是一項極具建設性和可持續性的重大事業。尤其是在當今世界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各種風險嚴重威脅全球發展、進步和國際安全的背景下，全球文明倡議的提出具有重大意義。全球文明倡議所提出的理念與主張，事實上也是人類共同的價值追求，更是中國向世界提供的重要公共產品，為解決全球問題提供了寶貴的指導與方向，也必然有助于構建人類文明新形態。

（三）全球文明倡議是習近平外交思想的有機組成部分，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外交與對外關系領域的集中展現

習近平外交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實踐相結合的重大理論成果，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治國理政理念在外交領域的集中體現，是站在時代前沿引領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先進理念，是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根本指針。全球文明倡議是對習近平外交思想中以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為宗旨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為基礎走和平發展道路，以公平、正義為理念引領全球治理體系改革等理念與主張的進一步發展、補充與完善。這也表明，中國始終堅定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站在人類文明進步的一邊，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旗幟，踐行“在堅定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中謀求自身發展，又以自身發展更好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的理念與主張。因此，全球文明倡議必將促進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構建。

（四）全球文明倡議既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實踐的產物與理論結晶，又將推進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順利實施與實踐，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

面對嚴峻復雜的國際形勢和巨大的風險挑戰，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實踐在習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不斷推進。面對國際局勢急劇變化，特別是面對外部訛詐、遏制、封鎖、極限施壓，中國堅持以國家利益為重，保持戰略定力，發揚斗爭精神，展示不畏強權的堅定意志，在斗爭中維護國家尊嚴和核心利益，牢牢掌握了國家發展和安全的主動權。同時，我們又在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實踐中形成和提出了全球文明對話、交流互鑒等科學主張和理念。因此，全球文明倡議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實踐探索的產物，同時又豐富了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理論。這一倡議不僅增強了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動力與活力，而且也將有力指導和推動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實踐，同時還將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推動構建人類文明新形態。

總之，全球文明倡議表明，只有堅持人類文明交流互鑒，才能推動建設一個開放包容的世界，實現黨的二十大報告所強調的“世界各國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促進各國人民相知相親，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共同應對各種全球性挑戰”?的目標。全球文明倡議致力于推動人類文明發展、進步，這一倡議的提出與實踐，呼應了黨的二十大報告所提出的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之一，即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

全球文明倡議：推動構建新型文明關系的中國方案

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共產黨在帶領人民奮力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中，更加自覺地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的歷史契機，積極順應世界歷史發展的大趨勢，致力于為人類文明發展和進步作出新的重大貢獻。全球文明倡議是繼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之后，中國共產黨為推動人類文明多樣化發展，推動構建新型文明關系，推動建設美好世界而提出的又一重大主張。全球文明倡議著眼于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出了世界大變局背景下不同文明互動交往、包容互鑒的新理念，蘊含著不同文明價值共識的最大公約數，是推動構建新型文明關系的中國方案。

（一）“西方中心主義”文明觀的兩重性

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由于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是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所揭示的人類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當下的人類文明秩序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近代以來世界歷史的發展進程中構建的，是資本主義世界歷史發展的產物。這一文明秩序背后的理念基礎是西方文明觀，總體上反映了西方世界看待和處理不同文明關系的基本觀念和價值取向，有其深厚的歷史基礎和文化基礎。這套文明觀和文明秩序確立了全球不同文明的交往規則，推動了西方主導的國際關系的形成和發展。

但是，西方文明觀有其內在的無法克服的弊端，需要我們通過歷史辯證法的透鏡加以審視。這種建立在“西方中心主義”文化理念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實力基礎上的文明觀，把西方的政治價值觀念、利益考量以及看待世界的思維方式體系化、標準化，本質上必然是不平等、不公正、不道義的文明觀。歷史和現實都一再證明，“西方中心主義”文明觀已經成為不同文明間矛盾和沖突的深層理念根源。如何遵循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的基本規律，積極回應世界各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深刻反思近代以來西方世界所建構的人類文明秩序的基礎上提出重塑人類文明關系的新方案，推動構建適應當下世界發展的新型人類文明關系，已經成為人類社會必須正視和回答的歷史性課題。

（二）全球文明倡議的提出是世界大變局下的歷史必然

當今世界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力量對比日益深刻調整。同時，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隨著世界歷史的深度發展，重塑人類文明關系的歷史性課題更加緊迫。全球文明倡議的提出，可謂順勢而為，應運而生。

第一，日益崛起的中國把重塑人類文明關系視作為世界作貢獻的重要途徑。新型人類文明關系構建的關鍵取決于實力。當改革開放的中國崛起于世界并日益走近世界舞臺的中央時，世界文明秩序的調整將不可避免。為防止文明沖突歷史悲劇的重演，中國主動順應歷史潮流，提出全球文明倡議，積極引導人類文明關系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

第二，國際力量對比的深刻調整有力推動著人類文明關系的重塑?！皷|升西降”意味著國際力量整體格局中西方力量的相對下降、非西方力量的相對上升，盡管西方力量依然占據著主導地位，但此消彼長的勢頭已經形成。從近代以來的人類文明發展史看，這種變化反映了國際力量增長不平衡的基本規律，全球整個上層建筑和文明秩序也將或快或慢地發生變化，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世界大勢。

第三，應對不斷加劇的全球性危機凸顯重塑人類文明關系的緊迫性。當前，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四大赤字是表象，表象背后所折射的是西方主導的文明理念、文明價值和文明思維已經深陷困境。唯有通過構建新型文明關系，超越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宗教信仰的局限，最大限度調動不同文明、國家、民族的力量，齊心協力、共同努力，人們才能有效應對危機。全球文明倡議的提出和實踐，對于推動全球性文明合作、應對全球性危機，無疑具有重大意義。

（三）構建新型文明關系是全球文明倡議的本質追求

中國共產黨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黨，也是為人類謀進步、為世界謀大同的黨。進入新時代、新征程，中國共產黨更加自覺地把握世界大變局的歷史契機，積極順應人類文明發展和進步的時代潮流，致力于為人類文明發展和進步作出新的更大貢獻。全球文明倡議是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構建新型文明關系的系統性方案，其基本思路在于走出“西方中心主義”文明觀，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引領，致力于為世界上不同的文明創造和諧共生的環境、生態和秩序。

第一，以人類文明多樣性為理論前提。全球文明倡議強調多樣性是文明的天然和本真狀態，多樣性決定了文明的平等性。文明只有特色、地域之別，但無高低和貴賤之分，每種文明都有其獨特魅力和深厚底蘊，都是人類的精神瑰寶。各種人類文明在價值上是平等的，都各有千秋。全球文明倡議強調，唯有堅持平等相待和相互取長補短，才能實現文明的共同進步，任何想用強制手段來解決文明差異、企圖一統天下的做法都不得人心，并將給人類文明帶來巨大災難。

第二，以全人類共同價值為價值追求。價值是文明的內核。西方文明共同體是具有排他性的共同體，除了利益驅動外，西方“普世價值”發揮著思想和精神的聚合功能。價值取向的同質性、價值思維的排他性成為引發西方文明內部以及西方文明與其他文明之間矛盾和沖突的價值根源。從價值取向上破除同質性思維模式，構建起文明多樣性的思維方式，是實現不同文明共同發展的必然選擇。為此，全球文明倡議提出，要共同倡導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是各國人民的共同追求，要以寬廣胸懷理解不同文明對價值內涵的認識，不將自己的價值觀和模式強加于人，不搞意識形態對抗。這一重要論斷對于解構同質性文明思維方式具有基礎性意義。

第三，以“三個超越”為核心理念?！叭齻€超越”是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優越。文明隔閡、文明沖突、文明優越是“西方中心主義”文明觀的基本觀點，也是近代以來西方國家建構人類文明秩序的理論依據。要促進人類文明的多樣性發展，就必須對“西方中心主義”文明觀和思維方式進行深刻批判，構建起全新的人類文明相處之道。為此，全球文明倡議將“三個超越”確立為重塑人類文明關系的核心理念。

第四，以構建人類文明新秩序為本質追求。世間事物既具有特殊性，又具有同一性，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交織，融合發展。全球文明倡議認為，每一種文明都是美的結晶，都彰顯著創造之美。在處理不同文明關系時，既要堅持以我為主、保持自身獨立性，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又要堅持兼收并蓄、博采眾長、取長補短。在文明交流互鑒中，要善于用美的眼睛，發現不同文明的獨特之美，創造條件成就不同文明之美，讓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間形成持久而穩定的和諧局面。我們要讓人類文明呈現理想的新樣態——既有文明的多樣性，又有文明的共識性；在多樣性中有共識性，以共識性促進多樣性；彼此良性互動，形成人類文明新局面。

第五，以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目標引領。全球文明倡議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組成部分，既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目標導向，也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路徑和著力點。從文明的視野看，人類命運共同體也可以理解為一種新型文明秩序，反映不同文明形態的生存狀態、互動關系和發展圖景。在這種文明秩序中，不同文明和平相處、和諧共生、各美其美、美美與共。

總之，全球文明倡議是推動構建新型文明關系的中國方案，這一重大倡議生成于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深刻互動、相互激蕩的歷史背景下。全球文明倡議堅定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站在人類文明進步的一邊，占據著人類道義制高點，是對近代以來人類文明發展歷史經驗和歷史規律的深刻總結，是人類文明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原創性理念。只要國際社會齊心協力，堅持不懈踐行全球文明倡議，共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人們就有理由期待已經開始的21世紀將成為開啟人類文明新秩序的世紀。

全球文明倡議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的價值引領

全球文明倡議是中國繼2021年提出全球發展倡議、2022年提出全球安全倡議之后，于2023年提出的又一項全球性倡議。連續三年提出三項全球倡議，從關注發展到關注安全，再到關注文明，既是中國對自身現代化道路認識的深化，也必將對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提供價值引領。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全球治理體系也亟待改革。一方面，美國提出維護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搞針對特定國家的陣營化和排他性小圈子，并將此作為全面遏制中國的“力量倍增器”，嚴重破壞了多邊主義的核心價值和基本原則，影響了全球治理的權威性、有效性，破壞了國際合作，導致全球多邊議程受阻，全球治理陷入了失序、失效狀態。在全球日益呈現瞬息萬變和錯綜復雜特征以及相互依存的今天，人類有效應對共同挑戰的協同與整合能力卻在下降。最為典型的就是面對新冠疫情，全球缺乏有效合作，導致疫情一再反復。另一方面，國際力量對比的變化也成為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動力。2018年，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達到80%。這些國家的經濟總量占世界的比重接近40%，而且預計10年后將接近世界總量的一半。但是，目前的全球治理體系未能及時反映這種新變化、新格局，代表性和包容性嚴重不足，不公正、不合理之處不斷增多。

經過不懈努力，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在全球治理體系權力結構中的影響有所增加。例如，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中的投票權，中國從3.65%增至6.07%，巴西從1.72%增至2.22%，印度從2.34%增至2.63%，但這與發展中國家的地位仍極不相稱。更為重要的是，現有全球治理體系的價值系統基本上是基于西方的價值觀建立起來的，其背后隱含著現代化就是西方化，西方化就是全球化的演繹思路。因此，這種全球治理體系在面對以中國為代表、走自己獨特發展道路的新興國際力量崛起時，必然會顯現強烈的對抗性。以美國為首的一些西方大國將中國崛起建構為所謂“威權挑戰民主”的敘事話語，并把西方自由、民主、人權等價值觀嵌入相關體制與機制，企圖對中國發展形成制度性約束。例如，將人權與貿易機制掛鉤，在世界貿易組織（WTO）改革中提出“強迫勞動”問題。又如，在數字技術標準和數字貿易中加入許多西方民主標準，鼓噪所謂“科技民主”。同時，在全球治理體系改革中，以美國為首的一些西方大國也企圖以這種價值話語來妖魔化中國，將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和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污蔑為所謂“債務陷阱”，企圖贏得“全球南方”的信任，與我爭奪發展中國家這一中間地帶。因此，當今時代全球治理體系改革不僅只是權力和利益結構調整，更需要在價值觀層面的轉變。中國參與全球治理體系變革，必須在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同時，以人類文明新形態強化自身在全球治理體系改革中的價值引領，掌握話語權，增強引導力。

中國式現代化不僅立足本國國情，而且深深根植于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并在對其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后，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這不僅體現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先進本質，同時也借鑒、吸收了一切人類優秀文明成果，從而實現了對西方現代化的揚棄。中國式現代化不僅遵循現代化的一般規律，如工業化、城市化等，而且對現代化之問作出了中國回應。中國式現代化努力克服與西方現代化伴生的以資本為中心、兩極分化、物質主義膨脹、對外擴張和掠奪、人與自然關系異化等弊端，代表了人類文明進步的發展方向，展現了不同于西方現代化模式的新圖景，是一種全新的人類文明形態。中國式現代化的文明觀，弘揚平等、互鑒、對話、包容，而全球文明倡議正是將中國式現代化文明演進的理念和實踐作為推動人類文明發展、推進人類現代化進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國方案貢獻給世界，并以此強化對全球治理體系改革的價值引領。

全球文明倡議倡導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重視文明傳承和創新，加強國際人文交流合作。為此，在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價值引領方面，首先，要尊重多樣文明，這是引領全球治理體系改革的價值基礎。習近平指出，“每一種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著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價值?！?而在現有的全球治理體系中，以美國為首的一些西方大國缺乏對文明多樣性的尊重，以“種族優越論”“制度優越論”“文化優越論”等形式嚴重侵蝕其他文明的發展空間。這不僅無法充分挖掘人類各種文明的時代價值，而且還會造成文明對立和沖突，加劇全球治理價值觀念的分歧。全球文明倡議則以文明包容超越文明優越，在豐富和發展人類的文明觀的同時，也將進一步凝聚全球治理的價值共識，匯聚應對全球挑戰的智慧和力量。

其次，要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這是引領全球治理體系改革的價值核心?，F有全球治理體系中的西方“普世價值”觀罔顧不同民族和國家在歷史文化方面的差異，將以西方歷史經驗為主的價值觀打上“普適性”“必然性”的標簽，把西方資本主義的價值核心泛化為全人類共同的價值追求。這實際上是維護西方霸權地位的一種價值敘事，嚴重阻礙了國際關系民主化和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新秩序。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則實現了對西方“普世價值觀”的超越。全人類共同價值是世界各國在價值上的最大公約數，是世界各國人民最基本、最美好的價值追求。值得注意的是，全人類共同價值堅持和平理念和手段，而非殖民、戰爭、掠奪；堅持發展導向，強調公平正義，為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特別是擴大其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的話語權）提供價值支撐。這有助于形成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

最后，要加強文明互鑒創新，這是引領全球治理體系改革的價值動力。馬克思主義的交往理論高度重視文明的交流融合，全球文明倡議倡導加強國際人文交流與合作，并在文明對話中推動文明傳承和創新。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以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是對現有全球治理體系中“西方中心主義”和霸權主義的糾正。只有通過文明對話和交流互鑒，才能推動各種文明在現代化進程中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合力推動人類文明進步。目前，中國已經搭建了亞洲文明對話大會、中非文明對話大會、中阿文明對話研討會等文明對話交流的機制化平臺，今后要進一步深化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聯合國文明聯盟等機制的溝通和對接，與各方共同推動落實聯合國《不同文明對話全球議程》。同時，我們還要為現有的其他合作機制賦能，注入文明對話、交流的新動能，共同探尋全球性挑戰和問題的破解之道。

文明對話與全球伙伴關系的構建

從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到全球文明倡議，是在面臨全球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背景下提出的系列中國方案。這是具有內在的邏輯連貫性，并不斷遞進的體系性、系列化倡議。全球發展倡議致力于構建全球發展共同體，全球安全倡議致力于構建普遍安全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全球文明倡議致力于推動人類文明的發展與進步，以實現人的自由以及全面的發展。

（一）文明對話：踐行全球文明倡議的基礎性路徑

全球文明倡議強調共同倡導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共同倡導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共同倡導重視文明傳承和創新，以及共同倡導加強國際人文交流合作。在共同倡導加強國際人文交流合作部分，提出了要構建全球文明對話合作網絡的倡議，這對于促進各國人民相知相親以及共同推動人類文明發展進步具有重要意義。無論是在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理解不同文明的價值內涵方面，還是在重視文明傳承和創新、加強國際人文交流與合作方面，文明對話都切實可行，都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是實現全球文明倡議中四個“共同倡導”的核心環節，也是踐行全球文明倡議必不可少的基礎性路徑。首先，文明對話意味著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人類文明從產生之日起就具有多樣性，這是人類文明的本色。文明只有先后之分，而無優劣之別。從歷史上看，全球不同地域文明在誕生時是相互隔絕的，只有通過文明對話才實現了不同文明的相互接觸與碰撞，也只有通過對話才能最終形成全球文明的百花園。其次，不同文明之間只有通過對話才能理解各自對于價值內涵的認識，才能實現不同文明對全人類共同價值的認同。全球多樣性文明起源的地理與自然條件、人類活動及生產方式、宗教與社會發展均各具特性，因而具有不同的價值內涵與價值標準。文明對話是了解不同文明價值內涵與價值標準的直接路徑，并在對話基礎上實現全人類共同價值與不同文明價值內涵的有機結合。再次，文明傳承與創新既是不同文明發生、發展與演變過程中的內生行為，也是在文明對話基礎上不斷吸收其他文明的先進文化以發展與豐富自身文明的創新行為。這也是文明交流、文明互鑒與文明包容的生動體現。唯有如此，才能推動不同文明形態所產生的不同優秀傳統文化在現代化進程中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最后，加強國際人文交流與合作更需要通過文明對話來聯結全球多樣性文明。不同文明通過對話實現相互理解，相互親近，進而促進各國人民相知相親，共同推動人類文明的發展與進步。

（二）在文明對話中走向伙伴關系

從長期的歷史來看，東西方文明的相遇、碰撞與對話貫穿著過去500多年的歷史。其間，有文明沖突，也有文明對話。兩者交織與并行，文明對話中有文明沖突，文明沖突中也有文明對話。世界上沒有絕對不變的文明沖突，一切文明沖突最終都會走向文明對話。從1500年到1800年，是中國對歐洲乃至整個世界產生較強影響的時期；而1800年之后的約兩個世紀則恰好相反，西方文明向中國施加影響。在中華文明的強盛時期，中華文明作為世界先進文化的代表，給歐洲乃至整個世界打下了深刻的烙印。而西方文明崛起之后，對中國也產生了巨大影響。這一方面是先進科技、宗教文化的影響，另一方面則是暴力、掠奪與極端的文明沖突。

然而，19世紀以來的東西方沖突，在大方向上仍然走向了文明對話，東西方的敵對最終還是走向文明和解。進入20世紀以后，人類取得了輝煌的歷史成就，既實現了前所未有的大和解，也見證了其中最殘酷的世界大戰、冷戰對抗，包括后冷戰時期地區沖突的再爆發等。人類社會發展及文明互動的歷史表明，文明對話與文明沖突始終相伴隨，文明對話中有文明沖突，文明沖突需要通過文明對話去實現文明和解，最終走向伙伴關系的構建。

進入21世紀，尤其是進入21世紀的第三個十年，西方文明的相對沒落較為明顯，后發國家及新興經濟體群體性崛起，國際力量對比與格局發生重大變化，國際社會再次面臨文明沖突的風險。此外，無論是從歷史還是現實來看，文明內部沖突造成的破壞也十分明顯。譬如，兩次世界大戰是西方文明內部沖突的結果，俄烏沖突是斯拉夫文明內部的沖突。一切沖突最終都要通過對話來解決，國際社會應努力把文明對話作為不同文明之間相處的一種常態。同時，從文明內部看，文明對話也同樣非常重要，文明內部的和諧共處也需要文明對話。國際社會不僅要在文明對話基礎上努力實現文明之間的相互尊重與相互借鑒，也要通過對話在文明內部實現和諧共處，以利于在此基礎上形成良好的伙伴關系。從世界外交史的實踐看，一切外交對話在本質上都是文明對話，只有通過文明對話才能形成良好的外交關系并走向伙伴關系。中美戰略對話、中俄戰略對話、中沙伊北京對話等的背后都是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

（三）通過文明對話拓展中國的全球伙伴關系

文明對話不僅是全球文明倡議四個“共同倡導”中的核心環節與基礎路徑，而且也是推進中國外交構建全球伙伴關系網絡的關鍵。目前，與中國建交的國家總數達到182個，中國同世界各國和地區組織建立伙伴關系113對，形成了緊密而廣泛的全球伙伴關系網絡。中國堅持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同各國發展友好合作，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深化拓展平等、開放、合作的全球伙伴關系，致力于擴大同各國利益的匯合點。在新時代的新征程上，如何進一步深化、拓展全球伙伴關系，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當代中國外交新的核心使命。

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在邁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上，我們將面對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如何鞏固、深化、拓展中國的全球伙伴關系，是中國外交面臨的艱巨任務。中國的全球伙伴關系網絡在當前嚴峻的國際形勢下也面臨較大挑戰。從周邊來看，中日關系、中印關系、中國與部分東盟國家的關系距離我們希望的伙伴關系還相差甚遠，美英澳三方聯盟（AUKUS）、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QUAD）、五眼聯盟、北約涉足亞太、美日韓“小圈子”新動向等對中國周邊安全的威脅與挑戰不容忽視。此外，美國的霸權、霸道與霸凌行為嚴重，客觀上對中國全球伙伴關系的構建帶來了嚴峻挑戰。無論是在中國的周邊地區、亞歐大陸，還是全球范圍，如何使既有的伙伴關系行穩致遠，如何拓展伙伴關系的新空間，如何應對百年變局等的影響，需要中國外交的智慧、耐心與定力。

無論面臨多么大的困難與挑戰，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都是中國外交的核心使命。深化拓展中國的全球伙伴關系網絡，對于中國外交的上述兩個“構建”具有重要意義。踐行全球文明倡議，通過文明之間的對話與交流增進理解與互信，減少分歧，努力形成共識，是深化拓展全球伙伴關系的有效路徑。就中國周邊大的文明范疇而言，相關地區都在中華文化圈的輻射范圍內，歷史上的文明交往與文化交流為相互認知與理解提供了便利，這是通過文明對話深化與拓展周邊伙伴關系的良好基礎。從全球范圍看，當前西方文明本身所抱持的優越論、中心論使文明對話面臨挑戰，但是中國仍然努力以中華文明的包容性去積極開展對話和交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優越，在世界文明百花園姹紫嫣紅、生機盎然的背景下，中國的全球伙伴關系網絡必將進一步得到深化和拓展。

全球文明倡議助推聯合國文明對話

全球文明倡議與聯合國的價值基礎高度契合，均主張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倡導開展文明對話和推動文明和解。落實全球文明倡議是維護發展中國家自主發展權利和推動世界多極化的重要路徑。在西方強化意識形態對抗的背景下，中國應積極參與和塑造全球文明對話機制，與聯合國攜手推動落實全球文明倡議。

（一）全球文明倡議具有重要的世界意義

全球文明倡議倡導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重視文明傳承和創新，加強國際人文交流合作。尊重文明多樣性和倡導文明交流互鑒，是中國一貫的立場，具有重要的世界意義。

第一，順應廣大發展中國家維護自身文化特性和爭取自主發展權利的訴求，是對西方國家干涉發展中國家內政和輸出價值觀及治理模式的否定。世界現代化是既有統一性又有多樣性的歷史過程。全球文明倡議主張尊重文明多樣性，維護各國自主選擇發展道路的權利，反對將本國的價值觀和發展模式強加于人。

第二，全球文明倡議是推動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客觀需要。冷戰結束后，西方國家以勝利者自居，認為冷戰的結束是西方意識形態的勝利，尋求在世界范圍內推動所謂弱勢文明的轉型，即開啟所謂“普世價值—文明轉型”式的世界文明對話模式。?尊重文明多樣性是后西方國際秩序的文化支柱，是對西方文明優越論的深刻批判。落實全球文明倡議有利于推動世界多極化進程。

第三，在當前大國戰略競爭加劇的背景下，全球文明倡議及其實踐，是應對以美國為代表的一些西方國家渲染所謂制度性挑戰和反制以意識形態劃分陣營的冷戰思維的積極作為。為維護霸權地位和打壓競爭對手，美國渲染所謂“民主國家”和“威權國家”間的大國競爭時代已經到來。這一意識形態敘事背離世界發展潮流，對國際合作構成嚴重挑戰。全球文明倡議主張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優越，是對西方意識形態敘事的有力反擊。

（二）全球文明倡議與聯合國的價值基礎高度契合

國際層面關于文明多樣性的討論由來已久，至少在20世紀30年代就已經開始興起，而且從一開始就與西方文明優越論和所謂最高文明形態的歷史觀相對立。20世紀六七十年代，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斗爭打破了歐洲文明優越論下的歷史觀，在批判地接受西歐文明的同時，走上了民族獨立發展的道路。?第三世界國家獲得民族獨立和進入聯合國系統后，推動國際社會摒棄文化殖民主義和文化帝國主義。冷戰結束后，為應對所謂“文明沖突論”和“歷史終結論”的消極影響，國際社會有志之士積極推動將文明多樣性作為指導國家間關系的基本國際規范。在這一過程中，聯合國發揮著重要作用。

倡導文明對話與和解是聯合國的價值基礎?！堵摵蠂鴳椪隆窂娬{：各國力行寬恕，彼此以善鄰之道和睦相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明確，在整個人類歷史中，對彼此習俗和生活方式的無知一直是世界各國人民之間猜疑和不信任的常見原因，這種分歧常常引發戰爭。為此，開展文明對話以促成相互包容，一直是國際社會的普遍期待。

一般認為，冷戰結束后，在聯合國有關“文明對話”的主張最早由時任伊朗總統哈塔米在1997年提出。1998年11月，聯合國大會首次通過決議，將2001年確定為“聯合國文明對話年”。時任聯合國秘書長安南為此設立了“不同文明對話知名人士小組”。2001年11月，聯合國大會通過了題為《不同文明對話全球議程》的第56/6號決議，指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作為開展文明對話的牽頭機構。2005年10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以壓倒性多數通過《保護和促進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公約》，成為世界文化多樣性保護領域的重要指導性文件。2004年，在安南公開表示美國入侵伊拉克為非法行為的背景下，西班牙請求秘書長成立高級別小組推動文明對話。2005年7月，安南提議創立聯合國文明聯盟，土耳其和西班牙成為正式的共同發起國。?2008—2022年，聯合國文明聯盟先后舉辦了九屆大會。

綜合而言，聯合國層面的文明對話呈現三個突出特點。首先，高度認可文明多樣性的價值。聯合國大會第60/1號決議《2005年世界首腦會議成果》強調，承認各種文化和文明都為人類的豐富多彩作出貢獻，必須尊重和理解世界各地的宗教和文化多樣性。?從安南到潘基文，再到古特雷斯，聯合國歷任秘書長都公開支持文明多樣性。其次，認識到文明多樣性不限于文化領域，而是應當拓展到政治、經濟、安全、可持續發展等各領域。例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98年發布的《世界文化報告》指出，堅持文明多樣性，是反對政治和經濟壓迫的需要。再次，文明對話具有面向國內治理的傾向。例如，聯合國文明聯盟就將青年、媒體、教育、移民、婦女作為其工作的五個優先領域。

盡管推動文明對話已經取得一系列成果，但是在西方國家與非西方國家之間仍然存在若干重要分歧。例如，關于“文明多樣性”與“普世價值”的關系問題。有學者在聯合國知識平臺上提出了關于文明對話應建立在三個基礎之上的有益認識：一是不解決社會正義問題的對話最終毫無意義；二是沒有和平承諾的對話本身就是一個矛盾；三是不能在國際上宣揚文化對話的同時，卻在國內拒絕多元文化主義。另一個重要分歧在于對文明多樣性主體的認知不同。發展中國家傾向于從主權國家的角度出發強調文明的多樣性和平等性，而發達國家則更強調國家內部的多元性和包容性。

（三）關于推動全球文明倡議實踐與落實的思考

中國高度重視全球文明對話，已經參與和創設了多個文明對話機制。例如，2003年，中國主辦亞歐會議進程中的第一屆文化與文明對話。從2005年起，中國每兩年舉辦一屆“中阿關系暨中阿文明對話研討會”，迄今已連續舉辦九屆。2006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批準《保護和促進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公約》。2007年6月，中國加入聯合國文明聯盟。2010年起，中國創辦以弘揚中華文化、促進中外文化交流為目的的尼山世界文明論壇。2019年5月，亞洲文明對話大會在北京召開，為構建亞洲命運共同體提供了積極的推動力。盡管如此，中國參與世界文明對話仍有較大空間，特別是對聯合國文明對話機制的參與還可以更加深入。

在世界動蕩變革期，中國應進一步與聯合國攜手，推動落實全球文明倡議和加強全球文明對話。首先，弘揚《聯合國憲章》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相關文件和決議所體現的關于文明對話與文明和解的精神，進一步夯實全球文明倡議的國際認同基礎。其次，將聯合國文明聯盟作為推進全球文明對話的合作伙伴，引導各方在該聯盟活動中加入更多關于東方文明的討論，包括關于中國式現代化內容的討論。再次，推動將南北對話作為文明對話的重要組成部分，把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討論作為文明對話的核心內容之一。最后，強調文明對話的多維度性，將文明對話與發展知識、治理經驗等主題緊密銜接。

[責任編輯：孫震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