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記》對中國共產黨形象的還原

董中鋒

(華中師范大學,湖北 武漢430079)

在《西行漫記》發表前,由于國民黨反動派的新聞封鎖和肆意歪曲,加上國外一些媒體的負面報道,中國共產黨的形象被嚴重扭曲、污損甚至妖魔化?！段餍新洝钒l表后,中國共產黨的形象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因為《西行漫記》將一個被貶損的 “赤匪”形象還原為了一個真實的 “救星”形象,特別是將讀者心目中被妖魔化了的反面形象轉化為了真實的正面形象。這種“還原”之所以能夠獲得巨大成功,雖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文本無疑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以至于我們今天還在學習它、紀念它、研究它;《西行漫記》還在不斷再版發行,仍有不少讀者。通過文本所蘊含的價值取得多元文化的最大公約數,通過故事達成某種理解和共識,這是《西行漫記》成功的重要方面。從這個角度來說,對《西行漫記》的文本研究,還可以進一步深入;文本對政黨形象的塑造和刻畫,也可以做進一步探討。因此,本文主要從文本的角度來闡述《西行漫記》對中國共產黨形象的還原。

一

《西行漫記》面世前,中國共產黨的形象實際上有三種:第一種是被反動派妖魔化了的媒介形象;第二種是受眾(包括斯諾)心目中的形象;第三種是客觀存在的真實形象。為了強調作品的客觀性,這三種形象在《西行漫記》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描述,也就是說,斯諾在《西行漫記》中把這三種形象都呈現出來,通過故事講述出來,讓讀者進行感受、感悟和判斷,最后在不知不覺中感知到真實形象,并且接受真實形象,從而成功地實行“形象轉換”。

在《西行漫記》中,斯諾對中國共產黨的三種形象都有描述,且在描述中不斷地從多個角度加以呈現,讓讀者自然而然地認知,最后形成一個真實可感的形象。在作品中,首先呈現的是被妖魔化了的形象,因為“多年來關于共產黨暴行的恐怖故事層出不窮地充斥于中國那些領津貼的本國報紙和外國報紙”[1]。妖魔化形象中,有總體形象的妖魔化,還有個人形象的妖魔化?？傮w形象的妖魔化有如“留著長胡子”“喝湯的時候發出咕嘟咕嘟的響聲”“在皮包里夾帶土制炸彈”,他們“不是‘純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赤匪或共匪”,等等。個體形象的妖魔化很多,如周恩來是蔣介石懸賞八萬元要他的首級的“赤匪”;賀龍在國民黨報紙上被稱為“劣跡昭著的”“土匪頭子”;毛澤東“有著各種各樣關于他的奇怪傳說”“南京曾經一再宣告他死了”,等等。至于受眾心目中的形象,始終存在“一些未獲解答的問題”:

“在世界各國中,恐怕沒有比紅色中國的情況是更大的謎,更混亂的傳說了?！?/p>

“哪怕是最簡單的事情,也是有爭議的。有些人否認紅軍的存在,認為根本沒有這么一回事。只不過有幾千名饑餓的土匪罷了。有些人甚至否認蘇維埃的存在。這是共產黨宣傳的捏造。然而,親共的人卻稱頌紅軍和蘇維埃是中國要擺脫一切弊害禍患的唯一救星?！?/p>

實際上,斯諾心目中同樣存在諸多疑惑:

“中國共產黨人究竟是什么樣的人?他們同其他地方的共產黨人或社會黨人有哪些地方相像,哪些地方不同?”

“共產黨怎樣穿衣?怎樣吃飯?怎樣娛樂?怎樣戀愛?怎樣工作?他們的婚姻法是怎樣的?他們的婦女真的像國民黨宣傳所說的那樣是被‘共妻’的嗎?中國的‘紅色工廠’是怎樣的?紅色劇團是怎樣的?他們是怎樣組織經濟的?公共衛生、娛樂、教育和‘紅色文化’,又是怎樣的?”

正是前面這兩種形象的呈現,自然而然地引出了第三種真實的形象,即通過真實地反映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的路線、綱領和政策,生動地再現各類中國共產黨人的英勇事跡、生活面貌和性格特點,將一個被污化的“赤匪”形象還原為受人稱道的政黨形象,且得到廣大受眾的認同。這種效果,正是通過故事講述獲得的。正如斯諾自己所說:

“從字面上講起來,這一本書是我寫的,這是真的?？墒菑淖顚嶋H主義的意義來講,這些故事卻是中國革命青年們所創造,所寫下的。這些革命青年們使本書所描寫的故事活著。所以這一本書如果是一種正確的記錄和解釋,那就因為這是他們的書?！盵2]

從故事的層面來說,的確如此。

二

一篇報告文學,能將一個被污化為“赤匪”的政黨形象還原為受人稱道的政黨形象,并得到廣大讀者的認同,為什么有這么大的魅力?為什么可以達到不同文化之間的融通?這是需要我們研究的問題。實際上,文學表達不同于政治表達,也不同于學術表達,很多時候,文學可以進行跨文化傳播。文學是作者對現實世界進行感知、感悟以后的心靈表達,具有人類情感的廣泛性和普適性,它可以跨越時代、民族的阻隔,達到心靈的相通、情感的相融,讀者閱讀作品,也是和作者的一種心靈溝通。而報告文學作為一種獨立的文體樣式,除了具有文學的一般特性以外,它的文學政論更具獨特性,即作者可以在作品中直抒胸臆,發表議論。斯諾充分運用這一文體優勢,不時發表自己的觀點和看法。諸如寫周恩來時,作者就有這樣的議論:

“他頭腦冷靜,善于分析推理,講究實際經驗。他態度溫和地說出來的話,同國民黨宣傳九年來誣蔑共產黨人是什么‘無知土匪’、‘強盜’和其他愛用的罵人的話,形成了奇特的對照?！?/p>

寫到毛澤東,斯諾寫道:

“毛澤東開始向我談到他的一些個人歷史,我一個晚上接著一個晚上,一邊寫著他的個人歷史,一邊開始認識到,這不僅是他的個人歷史,也是共產主義——一種對中國有實際意義的適合國情的共產主義,而不是像有些作者所天真地認為的那樣,不過是從國外領來的孤兒——如何成長,為什么能贏得成千上萬青年男女的擁護和支持的記錄。這種個人歷史,我后來在紅軍許多其他領導人身上也會不斷聽到,只是細節上有很多的不同?！?/p>

這樣的議論,把個人置于歷史之中,把個人和政黨聯系在一起,讓讀者對所寫形象有很好的認知。

精彩的議論,滲透于故事之中,這是《西行漫記》常用的手法。這種手法,對形象的塑造往往具有畫龍點睛的作用?！段餍新洝烦擞霉适滤茉煨蜗笸?還用議論強化形象,一張一弛,使得形象更具立體化和鮮活性。

三

《西行漫記》對中國共產黨的形象塑造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被稱為“20世紀永恒的紅星”。形象塑造的成功,除了故事講述、議論精彩外,還與現場實感密切相關。

“報告文學不光要求事實真實,而且要通過語言文字生動傳神地寫出現場感,它要求造成鮮明的視覺現象,使人產生身歷其境、如臨現場的真實感受。它在選擇典型細節、描寫人物和環境時,都要求造成這種現場實感,要求白描那樣的簡潔、鮮明,而不允許像小說那樣過多地進行藝術渲染?！盵3]《西行漫記》可謂成功地寫出了現場實感。

斯諾通過現場的觀察和感受,再通過場景的描述和細節的描寫,把他和共產黨員在一起的日子所看到、所聽到而且所學習的一切,作了公平的、客觀的報告,因而給人以身臨其境之感。當斯諾見周恩來時,他是這樣描述的:

“我到屋子里以后看到里面很干凈,陳設非常簡單,土炕上掛的一頂蚊帳,是唯一可以看到的奢侈品?？活^放著兩只鐵制的文件箱,一張木制的小炕桌當作辦公桌。哨兵向他報告我的到來的時候,周恩來正伏案在看電報?！?/p>

這樣的描寫,一下就把讀者帶入了現場。有一次采訪毛澤東,斯諾這樣描述:

“時間已經過了早晨兩點,我精疲力盡,但在毛澤東的蒼白有點發黃的臉上,我卻找不出一些疲倦的表示。在吳亮平翻譯和我記錄的時候,他一忽兒在兩個小房間之間來回踱步,一忽兒坐下來,一忽兒躺下來,一忽兒倚著桌子讀一疊報告。毛夫人也還沒有睡。忽然間,他們兩個都俯過身去,看到一只飛蛾在蠟燭旁邊奄奄一息地死去,高興得叫起來?！珴蓶|打開一本書,把這片彩色的薄紗般的羽翼夾了進去?！?/p>

這種個性化和人性化的細節描寫,感染力是顯而易見的,以至于作者情不自禁地感嘆:“這樣的人會是真的在認真地考慮戰爭嗎?”

現場實感既能增加作品的感染力,又有利于文學傳播甚至是跨文化傳播。因此,它對于立體地塑造中國共產黨的真實形象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