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現代化視域下民族地區治理現代化研究

拓俊杰 趙 淵

（內蒙古師范大學，內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提出：“從現在起， 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 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敝袊浆F代化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一個原創性科學概念， 是在深刻總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經驗基礎上提出的重大新論斷、新命題。所謂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 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 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 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 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在民族地區的生動實踐， 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體現出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是科學性、人民性、創新性和實踐性的統一，其包含的核心要義和重要特征在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發展實踐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我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 民族地區的社會治理事關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事關民族地區社會的和諧穩定。 進入新時期，習近平總書記曾多次深入我國各民族地區展開實地調研工作，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為新時代補齊民族地區治理短板、 發揮在國家發展中的戰略支撐作用指明了方向并提供了基本遵循。 加快推進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治理現代化是實現國家善治和做好新時代民族工作的應有之義，亦是實現國家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選擇。

一、中國式現代化視域下民族地區治理現代化道路的優越性

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探索和實踐既是對馬克思、恩格斯現代化理論的堅持和發展，也是對中國具體國情的科學把握。 我國民族地區的歷史背景和發展起點決定了其現代化探索和實踐既要體現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也要符合自身的發展邏輯。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一切成功發展振興的民族，都是找到了適合自己實際的道路的民族。 ”在中國共產黨的帶領下， 我國確立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深刻改變了民族地區貧困落后的社會面貌，實現了全面小康的偉大飛躍， 探索出了一條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v觀歷史，中國式現代化下民族地區的現代化道路， 無論是在領導核心、制度構建、經濟發展、文化認同，還是在生態保護方面，都表現出了巨大的優越性。

（一） 黨的領導是做好我國民族工作的根本保證

中國式現代化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經過不斷發展探索、總結經驗而提出的一條現代化發展道路， 其中黨的領導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保證， 也是中國式現代化下民族地區現代化道路的最大優勢。 習近平總書記曾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指出：“民族工作能不能做好，最根本的一條是黨的領導是不是堅強有力。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民族工作成功的根本保證，也是各民族大團結的根本保證。 ”首先，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的開創者和引領者。[1]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視民族團結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 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作為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被確立了下來， 民族平等成為立國的根本原則之一， 有力地保障了各民族當家作主的權利。 其次，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我們黨始終強調人民至上， 堅持全心全意為各族人民群眾服務。 在黨的領導下，從廢除剝削壓迫制度，實現自由和平等到建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 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性跨越，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正在一步步成為現實?；仡櫄v史，我國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整體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各民族在黨的帶領下團結奮斗，繁榮發展，不斷開創歷史新局面?？偠灾?，在處理民族問題上取得的一切成績，都是在黨的領導下進行的。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民族地區治理現代化邁向光明未來的關鍵，無論什么時候，都要毫不動搖地堅持和發揚這個最根本的政治優勢和制度法寶。[2]

（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保障各族人民共同當家作主

我國作為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 如何在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政治框架內解決民族問題是一個具有全局性意義的問題。 中國共產黨運用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 在結合我國民族地區具體情況的基礎上，吸取了各國民族政策的經驗教訓，創造性提出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既維護了國家完整，又兼顧了民族地區的差異， 是最符合中國國情的制度安排?？紤]到我國多民族“大雜居、小聚居”的現實情況， 我國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實質上是民族自治和區域自治的正確結合， 是經濟因素和政治因素的正確結合， 不僅聚居的民族能夠享受到自治權利， 而且使雜居的民族也能夠充分保證自己的權益。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民族區域自治，既包括了民族因素，又包括了區域因素，民族區域自治不是某個民族獨享的自治， 民族自治地方更不是某個民族獨有的地方”。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不僅完美平衡和協調了聚居的主體少數民族、 其他少數民族、漢族等不同民族群體之間的利益關系，而且恰當地解決了民族群體和民族自治地方整體之間的利益關系， 實現了為維護國家統一和加強民族團結的完美結合。[3]

我國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無論是在定位上還是在內容方面都表現出了巨大的優越性。 從基本定位來看， 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我國的三大政治制度之一，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便確立為國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受憲法保護。且不論早期國外的種族主義、同化主義政策，當前許多國家的多元文化主義政策， 仍然只是針對少數族裔權利的一項公共政策， 這種政策遠遠比不上我國通過國家層面的制度性安排來保證少數民族權利的做法。從層次方面來看， 從中央到地方基層， 從各級黨委、人大、政府到政協都設有專門的機構和工作人員來負責民族事務。 經過70 多年的發展，我國民族事務治理體系已經比較完整和成熟。反觀國外，民族工作即便只是作為一項政策， 也僅僅在地方一級實施， 美國的多元文化主義政策就只面向州一級政府，聯邦層面的政策依然缺失。從內容方面來看，多元文化主義并非是一種全面的民族政策，其側重于少數族裔文化的獨特性與平等性， 倡導對不同民族文化差異的包容， 但本質上仍然只是西方國家應對當下民權運動而采取的同化政策的新形式。 而在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指導下的中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及其相關政策在內容上則要豐富得多，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方方面面，這背后體現的是我國對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現代化發展的高度重視。從整體來看，中國式現代化過程中所形成的中國特色民族道路具有無可比擬的優越性。

（三）全面小康社會的實現將有力推動各民族共同富裕

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作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我國少數民族人口有1 億多，民族自治地方占國土總面積的64%，西部和邊疆絕大多數地區是少數民族聚居區。 加快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 是我國解決民族問題的根本任務，關系民族團結、社會穩定和邊防鞏固，關系國家的長治久安。隨著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逐步深入， 黨和國家加快探索創新，不斷加大對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的幫扶力度，對口支援已成為促進民族地區加快發展的重要途徑之一。 早在1999 年，中央做出了實施西部大開發的重大決策， 為加快民族地區發展提供了重大歷史機遇。 2000 年，國家開始實施“興邊富民”行動，進一步加大了對邊疆、邊境民眾的對口幫扶力度。 2016 年，東部9 省13 市分別與中西部14 ?。▍^、市）20 市州建立了結對幫扶關系并簽訂了協作協議， 實現了對中西部民族自治州的幫扶全覆蓋。 據統計，僅2015 年至2020 年間，東部9 個?。ㄊ校┕蚕蚍鲐殔f作地區投入財政援助資金和社會幫扶資金1005 億多元，互派干部和技術人員13.1萬人次。探索出政府援助、企業合作、社會幫扶、人才支持等幫扶模式，形成多層次、多形式、全方位的幫扶協作格局。

經過我國全體人民堅持不懈的努力，2020 年我國民族自治地區的420 個國家級貧困縣全部脫貧摘帽，3121 萬貧困人口全部脫貧， 同全國一道打贏了脫貧攻堅戰，實現了全面小康，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一些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一步跨千年”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直過民族”實現了從貧窮落后到全面小康的第二次歷史性跨越。 這種空前的長時期、跨地域、跨民族的相互幫扶和支援只有在黨的領導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才能夠實現， 全面小康的歷史性成就充分彰顯了中國式現代化發展道路的正確性、科學性和優越性。

（四）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統籌多元一體民族文化發展

做好民族工作關系到國家的統一和社會的穩定?？v觀當前世界各國的民族政策，無論是早期種族主義、自由主義理念，還是同化主義、多元文化主義政策， 始終難以有效解決民族文化認同和國家公民認同二元對立的問題。[4]多元文化主義強調少數族裔文化的獨特和平等， 卻忽略了多民族國家文化上的共性和統一， 產生了族裔邊界的固化甚至是分離主義的弊端， 嚴重削弱了多民族對國家的公民認同， 西方多個國家更是宣布了多元文化主義政策的失敗。 而民族同化政策旨在消除不同民族的差異， 通過打造同一種民族文化來維護國家的統一。 例如美國的“熔爐”政策要求外來移民接受該主體民族的語言、制度、價值觀念與行為方式，在這個混合過程中逐步實現了美國化。但有學者質疑“熔爐” 論夸大了社會的同化和融合能力，存在理想與現實間的悖論。[5]此外，民族同化政策往往伴隨著人類珍貴文化遺產的消亡，對世界文化多樣性的繁榮發展來說也是一筆巨大的損失。

我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統一多民族國家，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習近平總書記結合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和中國民族問題的實際而提出的民族工作思想， 是我國民族工作進入新時代的顯著標志。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完美調和了公民身份與民族身份， 將公民的國家認同與各民族對傳統文化的認同緊密結合起來， 解決了長期困擾西方國家的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的二元對立問題，進而形成中華民族的強大凝聚力，是中國式現代化下民族地區治理現代化的重大命題。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指出，堅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現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 是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一項顯著優勢?？偟膩砜?，中國式現代化下民族工作方面取得的偉大成就，豐富了馬克思主義關于民族問題的理論學說，充實了世界民族理論體系，也為世界多民族國家解決民族問題和實現共同發展提供了中國方案。

（五）人與自然和諧發展，構建民族地區現代化發展新格局

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現代化，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內在要求，是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必然要求，是關系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根本大計。 我國民族聚居區域的總面積約占我國國土面積的64%， 既是資源富集區,也是生態屏障區、自然災害易發區，是我國構建“兩屏三帶” 生態安全格局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其他地區相比，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與自然生態的聯系更加緊密，民族地區保護自然生態環境的責任也更加重大。 需要注意的是，綠色發展不是簡單要求生態保護，而是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有機統一，在民族地區工業化體系尚不完善、現代化建設尚未完成背景下，資源開發及重化工企業仍然是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主體，民族地區不能簡單效仿發達地區強制關停與異地搬遷的“去工業化”道路，必須因地制宜地探索自己的發展道路。

在綠色發展理念的指導下， 我國民族地區探索并形成了一條以政府為主導、市場為主體、多方社會力量共同參與的環境治理與綠色發展之路，逐漸擺脫了“污染后治理，治理后再污染”的窠臼。騰格里沙漠工業污染是中國環境治理史上的標志性事件之一， 環境治理的開端直接源于當地農牧民長期的環境抗爭， 隨著媒體的持續監督與環境公益組織的參與， 地方政府開始通過政策約束和經濟扶持等手段， 鼓勵并引導企業進行技術革新與產業綠色轉型升級。在此過程中，企業也逐漸意識到加快綠色轉型發展不僅不會影響自身發展，反而能夠產生長期效應， 企業環保自律性和積極性不斷提高。 政府引導、市場為主體、社會參與的環境治理體系的建構，促進了政府、企業與社會環境治理的良性互動， 改變了環境保護有礙經濟增長的傳統發展觀念， 為民族地區平衡經濟發展和生態保護提供了方向和路徑。

二、民族地區治理現代化的價值意蘊

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就“中國式現代化”“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做出了系統的、深刻的論述，闡明了“中國式現代化”的豐富內涵和本質要求，創造性地豐富和發展了現代化理論。進入新時期，從社會管理到社會治理，我國的治理能力、治理體系實現了質的飛躍， 與此同時， 轉型時期的風險和挑戰日益復雜，對治理能力及質效的要求也上了一個臺階。民族地區社會治理既是國家社會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構建社會治理新格局、維護良好社會秩序的重要支撐， 更是實現社會治理現代化的關鍵一環，事關祖國安全、社會穩定和國家富強。 然而受地理區位、經濟發展水平等因素的影響，民族地區是我國治理現代化整體進程中的相對薄弱地區。進一步強化、 提高民族地區治理水平必須建立在理解民族地區治理的價值意蘊基礎之上， 縱觀中國式現代化下民族地區的發展軌跡, 民族地區治理現代化的重要價值主要體現在政治安全、 經濟發展、社會建設、生態保護以及邊疆安全等方面。

（一）政治安全靠得住，是民族地區治理現代化的根本要求

政治安全是國家安全的根本， 決定和影響著經濟安全、社會安全、文化安全等各領域的安全，直接關系到國家的長治久安和民族的興衰存亡。當代中國， 國內政治安全集中表現為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民民主專政、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和社會政治秩序穩定以及確保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6]中國式現代化在民族地區的歷史實踐已經充分證明， 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拯救和解放各民族， 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繁榮各民族， 只有各民族團結互助才能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在加快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背景下， 全力維護民族地區政治安全是加快民族地區現代化建設步伐、 推動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高質量發展的重中之重，既關系到社會安定、邊疆鞏固，也關系到民族團結和國家長治久安，更關系到少數民族同胞的根本福祉。 民族地區首先必須要切實把準政治方向， 把堅持黨的絕對領導作為根本政治原則， 確保始終沿著正確的政治方向推進工作，牢固樹立“四個意識”，自覺做到“兩個維護”，不斷厚植對黨忠誠的紅色基因。 人民立場是我們黨的根本政治立場， 民族地區干部隊伍必須要堅決站穩政治立場，強化政治擔當，牢記民族工作的初心和使命，始終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全心全意為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人民服務。 除此之外，還要注重防范政治風險，搞好民族團結，在各民族共同繁榮發展的過程中進一步增強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二）經濟發展立得住，是提高民族地區治理能力的物質基礎

一個國家現代化的經濟體系和生產能力，是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前提， 判斷一個國家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實現了現代化， 生產力是最直接的衡量標準， 經濟發展是民族地區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物質基礎。改革開放以來，黨和政府通過政策傾斜、 對口幫扶等多種方式來助力發展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攻堅克難，以最高的效率、最優的質量做好基礎建設， 為民族地區治理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黨的十八大以來，民族地區經濟保持快速增長。 從規模來看，2012 年至2021 年的10 年間，民族地區生產總值從5.1 萬億元增長至11.8 萬億元，2020 年提前完成經濟總量翻番的目標， 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從26909 元增長至58197 元。 從增速來看，2012 年至2021 年，民族地區生產總值年均增長7.6%，高于全國同期1.1 個百分點。 同時，民族地區政府依靠自身區位優勢， 對內找準自身戰略定位，借助國家各項優惠政策外力，激發自身發展內生動力，積極融入國內大循環，在與內地城市銜接方面取得了良好的進展。 對外持續擴大開放，積極與周邊國家進行貿易互市、人員交流、文化融通，構建起互利共贏的發展格局，為“絲綢之路經濟帶”提供了完整的國內產業鏈。[7]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使得社會需求日益多樣化， 同時也帶來了治理思想、治理手段的更新和轉變。貴州省搶占大數據發展制高點， 數字經濟增速排名連續七年全國第一， 以大數據助推政府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數字治理持續走在全國前列。

（三）社會治理穩得住，是民族地區治理現代化的基本前提

民族地區的治理成效與各族人民自覺凝聚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有機關聯，相互影響。千百年來的歷史經驗證明：人心定，長治久安；人心亂，禍起蕭墻。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國家統一之基、民族團結之本、精神力量之魂。推進民族地區治理現代化,維護我國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必須要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深化文化認同,形成各民族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的強大精神紐帶。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我國新時代民族工作的主線，與推進民族地區治理現代化互構互通。從兩者的區分來看，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強調的是社會意識與觀念層面， 治理現代化強調的是當前我國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提高，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作為中華民族的基本意識認同， 支撐并決定著我國國家治理現代化。[8]反過來，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體系與能力又會進一步推動并鞏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社會化。構建“民族互嵌式社會結構和社區環境” 是黨的民族工作理論和實踐的智慧結晶，是中國特色民族工作的一項創新舉措，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拓展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路徑， 從理論和實踐兩個維度深化對民族關系的發展現狀和未來趨勢的認識。通過引導性嵌合，主動性包容，各族居民互惠互補，由空間嵌入拓展到經濟、社會和文化方方面面，不是簡單拼湊，而是相互信賴、依靠和包容，強調在感情和生活中融合發展，在長期的社會交往和文化交流中實現多元共存和融通。 總而言之，民族互嵌式社會結構和社區環境為民族和諧交往提供了新場域，為民族互動交流提供了新可能，為民族理解交融創造了新契機，有助于形成各民族休戚相關、榮辱與共的命運共同體。

（四）生態環境保得住，是民族地區治理現代化的必然要求

民族地區生態環境是我國中西部地區乃至全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 其生態系統關系著全國經濟社會的總供給。 在全國生態文明統籌建設中， 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生態文明建設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和示范效應。當前，民族地區發展的重點和核心就在于解決好當地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問題，加強自然生態保護，以綠色發展理念貫穿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的發展， 對貫徹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需要注意的是，綠色發展不是簡單要求生態保護， 而是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有機統一， 綠色發展在推進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關系平衡的同時， 也在創造具有綠色發展理念的地方政府、產業形態與生態文化，進而在實踐過程中推動民族地區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綠色的發展。生態環境是民族地區最大的責任、最大的財富和最大的優勢， 要因地制宜實現民族地區的高質量發展， 其基本要義就是先保護好民族地區的生態環境， 在綠色發展理念的引導下全面系統地開展經濟社會建設，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任何不從綠色發展角度、 不考慮生態環境負面影響的民族地區經濟社會建設， 不論產生了多大的經濟社會效益，都是低質量和不可持續的。

（五）興邊固邊守得住，是民族地區治理現代化的安全保障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治國必先治邊” 的論述， 充分體現了黨中央對邊境地區發展的高度重視。一直以來，邊疆安全就是民族地區工作的一個重要方面，同國家發展聯系密切，是當前我國推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所要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9]我國共有2.2 萬公里陸地邊境線，其中有1.9 萬公里都分布在民族地區， 全部邊境縣（市、區、旗）面積達190 多萬平方公里，跨界居住的少數民族有35 個，占民族數量的一半以上。當前，全面開放新格局的加速形成， 意味著我國對外開放的廣度、深度進一步提升，全面開放帶來的機遇前所未有，特別是“一帶一路”這樣的國際交流與合作平臺，對充分發揮沿線各國比較優勢、深入推動區域經濟合作、 重構全球價值鏈體系等具有深刻意義。同時，政治、經濟、文化全方位的密切交流也帶來了一些安全隱患， 邊疆安全問題和民族團結進步事業交織重疊， 使得邊疆安全在國家總體安全格局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 加快民族地區治理現代化的一個重要價值體現就在于可以有效保障我國的邊疆安全。 邊疆安全，國家才能安全，人民才能夠幸福，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才能夠順利實現。 邊疆民族地區要把守土護邊作為邊疆安全治理的常態化任務， 邊疆民族地區各級黨委政府要強化政治擔當，自覺做到守土有責、守土負責、守土盡責， 同時積極動員邊疆各類社會組織及邊疆民眾的參與，完善邊疆建設，筑牢安全屏障，保證邊疆地區的平穩安定。

三、民族地區治理現代化過程面臨的挑戰

國家治理現代化與民族地區的治理現代化是整體與局部的關系， 不能脫離局部來實現整體治理的現代化。 美國學者塞繆爾·亨廷頓認為，現代化孕育著穩定，但現代化過程卻滋生著動亂。民族地區社群關系、 社會文化以及自然環境等多重因素疊加導致發展不均衡不充分的問題突出， 依然是當前我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最大短板”。 此外，還有個別國家在我國邊疆民族地區不斷試探，企圖挑起爭端與分裂。如此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對我國民族地區的各級黨委和政府提出了新的時代要求， 如何抓住時代的機遇來繁榮發展，如何應對新形勢下的嚴峻挑戰，成為亟需解決的重要問題。

（一）經濟基礎的薄弱性與高質量發展要求的矛盾

當前， 我國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近年來出現了增長相對放緩的問題。數據顯示，在國家“輸血式”的經濟政策扶持下，雖然平均增速高于全國，但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與全國其他地區的橫向對比中可以看出， 民族地區在產業結構、區域發展平衡、營商環境等方面仍然存在一些突出問題。第一，民族地區長期存在著產業結構不合理問題。一些地區長期以能源、原材料等初級產品為主, 發展階段存在著嚴重的低級化狀態。 薄弱的工業基礎和市場競爭力使得現有的經濟發展模式和產業生態不足以支撐當地的經濟發展轉型，經濟社會發展相對滯后的狀況并未得到根本改變。 第二，作為國家的重要生態屏障，民族地區的生態地位十分重要，同時還處于現代化和城市化的進程當中，既要發展經濟，又要保護好脆弱的生態環境。民族地區的相對落后狀態使其容易對自然資源過度開發，對環境造成不可逆轉的破壞，容易陷入災害—貧困相互影響的惡性循環之中。 此外，地域差異和城鄉二元分割結構的長期存在,使得城鄉區域間的資源汲取能力差異明顯,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斷加大。 以上諸多問題的疊加出現影響了邊疆民族地區治理現代化進程。

（二）法治化建設的滯后性與提高治理法治化的矛盾

“人類社會發展的事實證明，依法治理是最可靠、最穩定的治理?！币婪ㄖ卫?，推進民族事務治理的法治化水平， 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建設的題中之義和核心要旨， 是一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體現和基本特征。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必然要加強國家整體法治化建設水平。 而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由于各方面綜合原因，法治化程度較低，無法適應社會治理現代化需求。一方面，一些民族地區的立法進展遠遠滯后于經濟社會的發展需要， 部分自治條例還是改革開放初期乃至計劃經濟體制時期制定的原則規范性內容， 可操作性較差，難以回應社會生活實際發展的需要，甚至有些領域還存在立法空白的情況，導致無法可依。另一方面，依法行政體制不暢，行政執法人員法治意識淡薄， 執法不知法的現象仍未完全消除， 執法方式、方法粗暴，執法過程不規范等問題也損害了黨和政府形象，制約著治理水平的提高。在推進民族地區治理現代化的過程中， 需要更好發揮法治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作用，打造高水平、高質量的法治政府。

（三）社會矛盾的復雜性與日益增長的多樣化需求的矛盾

我國民族地區各種資源儲量豐富， 但自然災害頻發，生態系統脆弱，加上由于民族聚居、雜居而形成的復雜人文和社會環境， 使得該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相對落后。 總體來說，目前我國民族地區存在著社會問題復雜化、公共服務供給不足、結構失衡、效率低下等諸多問題。 首先，民族地區大多處在山地、高原、戈壁等位置偏遠、災害多發的地方，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滯后，社會發展緩慢。同時受自然環境影響，邊疆民族地區信息閉塞、交通不便，政府的公共服務遞送困難，居民難以享受到應有的公共服務。其次，民族地區治理理念轉換不到位，社會組織的行政色彩濃厚，地區政府更多的是將社會組織視為治理對象而不是合作伙伴,主體之間缺乏雙向互動交流， 這種治理方式缺乏針對性和有效性， 在一定程度上導致邊疆民族地區治理主體性的弱化，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難以形成。最后，邊疆民族地區跨境交流和人員流動頻繁，在促進社會經濟文化交流的同時，也使得各種社會問題不斷增多并日益復雜， 尤其是在防范“三股勢力”的破壞以及打擊販毒、詐騙等犯罪活動方面面臨著極大挑戰， 這些都給邊疆地區的政治安全和社會穩定帶來了很大的威脅。

（四）宗教問題的敏感性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矛盾

縱觀歷史，宗教與民族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我國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 大多數少數民族群眾選擇了信仰不同的宗教，一些民族更是全民信教，宗教既是民眾日常生活重要組成部分， 也是民族文化重要組成部分。正確看待宗教信仰，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相適應，對維護人民利益、維護民族團結、維護祖國統一至關重要。隨著我國全面開放格局的加速形成， 境外勢力借機通過各種途徑對民族地區進行滲透，擾亂我國穩定有序的宗教生態，給維護地方穩定、促進社會治理帶來了挑戰。正確引導宗教問題與處理好民族關系緊密相關。 如何發揮宗教信仰的積極作用， 有效引導宗教為民族團結、社會主義建設服務是一個重要問題。并且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西方的多元文化、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與原有的文化、 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形成并存之勢，各種非馬克思主義、歷史虛無主義紛紛涌現， 對我國民族文化認同提出了嚴峻考驗。 如何消解宗教極端勢力和分裂主義的不利影響， 使邊疆民族地區接受正確的文化和思想教育是教育工作者和政府的重要職責， 也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必然要求。

四、民族地區社會治理現代化的路徑選擇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開幕會上做的報告，明確了新時代新征程中國共產黨的使命任務，也為我們進一步推進民族地區治理現代化提供了邏輯遵循。 中國式現代化下的民族地區治理現代化既需要強大的經濟基礎， 通過不斷整合優化現有條件和資源，提高治理能力，還要有配套的長期制度建設做保障。此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植根于中國大地， 具有深厚的中華文化根基， 高度的文化認同感更是我們不斷前進的動力。為此，可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推進民族地區治理能力現代化。

（一）內外形成合力，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發展是解決民族地區各種問題的總鑰匙”，民族地區的發展需要國家和社會等多方面的強力支持，關鍵是要立足于提高內在動力和活力上，緊緊依靠自身力量加快發展速度，增強發展后勁。內外力量緊密結合， 形成強大的合力， 發展才能快速、持續和穩固。 第一，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要樹立新發展理念，對內深入推進“放管服”改革，加快優化營商環境，建立機構設置科學、職能優化、權責協同的工作體系， 對有利于推進經濟社會加快發展的改革，就應當大膽探索、大膽改革、大膽創新。 對外要加大改革開放力度，充分把握“一帶一路”倡儀的歷史機遇，找準自身定位，加快融入國內大循環，暢通內外雙循環，打造我國民族地區新的增長極。第二，要緊密結合當地實際加快調整產業結構，承接沿海地區產業轉移，形成產業集群效應和規模集群效應， 延長產業鏈， 增加產品附加值，建立相配套的產業基礎設施服務。 第三，加快打造地區特色優勢產業，轉變傳統經濟發展業態，形成一批具有民族特色、 地區特點的產業品牌和旅游景點。在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方面，針對發展滯后地區，一方面要繼續出臺優惠政策，改善交通、環境等基礎設施。另一方面要注重培育當地市場“造血”能力，發展優勢產業，著眼于資源的優化升級與高效配置，以促進民族地區社會、經濟健康發展。

（二）增強文化認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在中國文化、 馬克思主義與現代化、全球化的融合中構建起來的，是凝聚人心、促進民族團結、維護邊疆穩定、推進邊疆治理現代化的重要精神力量。[10]要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維護各民族大團結、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等重大問題上提高思想認識和工作水平。教育，是立國之本，也是民族振興、社會進步的基石。要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加強少數民族地區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 加強培育各民族學生對民族文化的認同感， 切實增強各民族學生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充分利用網絡、電視、廣播、文藝團體等媒介資源，滿足人民群眾的日常文化需求，結合當地民族文化特點，融入鮮活案例和先進人物以及群眾喜聞樂見的文體活動形式，以滿足人民群眾的文化生活需要。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擁有豐富的文化遺產，要引導民族傳統文化與社會主義文化相適應，探索少數民族文化的特色文化發展路徑， 整合各地區獨特的文化資源，創造性實現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

（三）增加制度供給，強化法治支撐

法治政府建設是全面依法治國的重點任務和主體工程， 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支撐， 民族地區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的提升需要法治化、制度化、現代化協同推進。 制度供給能力是地區政府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標志，也是提高法治化水平的基礎。 首先，必須嚴格遵循民主法治的原則， 在行政立法中充分征求群眾意見，結合當地發展實際和民眾的利益訴求，加快完善地方性法律法規及部門規章的執行程序、實施細則，做到接地氣，易操作，可執行。 其次，加快政府各部門行政復議制度和行政賠償制度的建設，暢通群眾維權渠道，完善自我糾錯以及執法過錯追究制度，提高執法質量和效率。 此外，推動政務信息進一步公開， 通過群眾監督促進政府部門和人員的依法行政和法治思維建設。進入新時期，推進民族地區法治政府建設， 一方面既要依據現行的法律法規、 規章制度來保證我國公民和各類組織權益不受侵害。 另一方面要結合當前社會熱點、 痛點及難點問題， 通過多種渠道收集群眾意愿，針對政府在立法、執法過程中的不足和問題不斷調整改進，從而建設高質量、高水平、高效率的法治政府。

（四）整合治理資源，提高治理效能

政府治理現代化要求轉變治理格局， 創新治理體系和方式。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加強社區治理體系建設， 關鍵在基層， 要明確群眾所需及所求，將各種資源下沉到基層，彌補基層基礎工作的短板。發揮基層組織熟悉區情的優勢，實現精細化治理，及時化解重大風險。 第一，加快推進基層流動性公共服務制度化建設。 流動性公共服務是結合我國民族地區的實際情況， 適應當地居民多樣化社會需求而探索的一種新的服務方式， 是民族地區社會治理發展的有益嘗試。[11]流動性公共服務可以提高政府公共服務的供給效率， 實現資源利用的最大化， 可以部分地實現公共服務資源的公平配置，推動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 第二，積極引導社會力量參與。 社會組織對于政府治理效能提升具有重要作用， 可以減少政府與公眾之間溝通的成本， 為政府的決策部署提供有力的組織保障。 政府要加快自身職能轉變，簡政放權，將部分社會管理事務從黨委和政府管理職能中剝離出來，建立政府部門向社會力量購買服務制度，建立企事業單位履行社會責任、支持公益事業的制度和機制，切實發揮各類社會組織的協同治理作用。[12]第三，積極推進社會治理方式的創新發展，堅持重大行政決策事項風險評估工作的前置， 嚴格落實“三重一大”①事項的上會討論，越是與民生相關的重大決策越要透明化、公開化，邀請群眾代表建言獻策，提升群眾的接受度，做好重點群眾的安撫工作，防止因事態擴大而產生的不利的社會影響，真正做到為民謀福祉、辦好事、辦實事。

結 語

為了維護民族地區的穩定與發展， 進而實現國家長治久安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必須加快推進民族地區治理現代化。 要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工作主線， 不斷增強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當前階段， 發展仍然是解決民族地區各種問題的總鑰匙，要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促進共同富裕的切入點和發力點。 此外，還要加強法治思想教育，建立符合民族地區特色的法律保障體系。要整合現有治理資源，推廣、利用新的技術手段以不斷提高治理效能，逐步實現民族地區的治理現代化。

注釋：

①“重大事項決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項目安排、大額資金的使用，必須經集體討論做出決定”的制度，簡稱“三重一大”制度。 最早源于1996 年第十四屆中央紀委第六次全會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