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交融視角下廣西族際通婚研究
——基于第五、六、七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分析

廖凌子

廣西民族研究中心,廣西 南寧 530028

人們把族群間的通婚情況看作是測度不同族群相互關系和深層次融合程度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1]。如果一個社會中出現跨民族通婚的普遍行為,至少可以說明兩個民族或幾個民族間的交往互動已經到了比較高級的階段。米爾頓·M.戈登(Milton M. Gordon)認為,研究和度量民族融合有7個方面(或7個變量)[2]65-66,其中族際通婚被視為最重要的一個方面[2]73,共同體的一個最終具有決定性的評判標準就是群體之間的通婚率[2]200。馬戎認為,唯有在兩個民族群體之間語言能夠相通,有大量的日常社會交往、價值觀彼此認同、在法律上和權力分配方面基本平等、相互之間沒有民族偏見和歧視行為這樣的客觀條件下,才有可能發生大規模的民族通婚[3]。由此可見,族際通婚是衡量族際間交往交流交融程度以及民族關系是否和諧融洽的重要指標。廣西是多民族聚居區,各民族和諧共生,建立了團結、平等、友好的民族關系,是“全國民族團結進步示范區”。本研究從民族交融的視角切入,梳理分析廣西各民族族際通婚情況,對進一步鞏固廣西的民族團結成果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有現實的意義。

一、研究緣起

目前,國內已有學者采用統計學或人口學方法對人口普查數據、全國或地方年鑒、婚姻登記檔案等資料進行縱向比較分析,探究族際通婚對族群關系、民族交往互動的影響。相關研究主要關注兩個層面:一是從全國視角這一總體層面出發,對族際通婚現狀及變化趨勢進行宏觀的分析論述;二是對某一地域或特定群體的族際通婚情況進行調查研究。

在全國視角的總體層面,馬戎通過分析2000年人口普查1‰抽樣數據,認為各族群在族際通婚方面的基本態勢雖存在差異,但除藏族、回族等較少數的民族外,大體上具有族際融合的基礎,呈現出族際融合的發展趨勢[4]。李曉霞對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統計數據進行研究,認為漢族與各民族之間的通婚已具有相當規模,這充分體現了漢族與其他民族之間的良好關系[5],且由姻親關系發展至血親關系的族際通婚,實現了血緣的交融,文化的交流與融合隨之進一步發展,這是各民族間隔閡與偏見逐漸弱化甚至趨于消失的現實體現[6]。劉中一等對比了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和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中有關族際婚姻的數據,認為族際之間的通婚融合既是族群關系融洽和諧所帶來的結果,又能反過來增進各族之間的相互交往,成為聯系各族群眾的血親紐帶[7],等等。

在以某一地域或特定群體為研究對象的層面,學界以某一省(自治區)或民族走廊為研究對象,運用人口統計資料、婚姻登記檔案等相關數據分別對這些地方的族際通婚狀況進行分析,認為通婚家庭成員之間的文化差異大小對家庭、家族甚至民族之間團結和諧與否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8],差異不大的人口規模、較好的民族分布格局、日益增強的文化認同、民族成員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各民族人口大量流動等因素促成了融洽的民族關系,從而產生了較高的族際通婚率,而較高的族際通婚率鞏固和推進了各民族的交融發展[9],良好的族際通婚態勢必然推動團結共生族際關系的形成[10],促進民族間的交往交流交融,且族際通婚形成的多民族家庭有利于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培養[11],對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起到鞏固的作用。李吉和、宴月平等將目光投向了某一群體,分別對湖北省城市少數民族人口、云南省流動人口進行統計學、人口學分析,認為城市族際通婚現象普遍且呈現出上升趨勢,這增進了各民族間的交融,促進了民族關系和諧發展[12],流動人口族際通婚率也逐年上升,族際通婚圈進一步擴大,表現出民族交融程度逐漸加深、交融范圍逐漸變寬、交往頻率逐漸增多、交往方式愈加多元化等特征[13],等等。

通過回顧和梳理相關研究發現,基于人口普查數據、抽樣調查結果、婚姻登記檔案等相關統計資料,將族際通婚狀況與廣西整體民族關系結合進行闡述的研究成果還較少,多數研究是在論述民族間交往互動時,將族際通婚作為衡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深度的其中一個指標進行定性的探討,且大多數成果集中在某一特定地域內或者兩個民族之間通婚情況的個案研究。如,徐杰舜、宋興烈通過對桂林龍勝里排壯寨苗、瑤、侗、壯、漢5個民族的族際通婚情況的研究,總結出該村寨的通婚關系具有族際性、普遍性、多元性、原始性四大特征[14],并認為族際通婚是影響民族關系的一個重要因素,族際間的通婚率越高證明民族間的交往與交流越多、認知程度越深、感情基礎越牢靠[15]。羅彩娟對來賓象州納祿村進行考察,指出該村各姓氏之間、壯族與漢族之間的通婚是精神維度互嵌最深層次的表現形式,是互嵌式民族關系構建的精神基礎之一[16]。袁麗紅認為在壯族與客家雜居地區,隨著通婚的普遍,兩個族群之間的關系更加密切,同時也促進了族群之間的融合,既有客家人壯化,也有壯族人客家化的情況[17],等等。此外,還有學者對影響廣西族際通婚的原因進行分析,認為民族政策的實施[18-20],文化差異[21],婚姻形式[22-23],戶籍管理松動,婚姻對婦女影響的改變[23],社會交往范圍擴大及經濟發展[21,23]等因素對族際通婚情況、通婚圈嬗變造成了影響。

綜上所述,前期的研究成果為本研究提供了扎實的學理支撐、視角啟發和方法創見,但這些成果從民族學、人類學、社會學學科視角探討廣西民族關系時,人口學相關數據的支撐和校驗有待進一步完善,此外,目前尚未有學者利用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的相關數據分析廣西族際通婚情況,這為本研究提供了進一步探索的空間。因此,本研究將突破既往成果只對廣西某兩個民族(族群)或某一縣域、村屯內族際通婚進行微觀、定性研究的狀況,從“五普”“六普”“七普”三次人口普查中廣西人口統計數據和世居民族人口資料著手,結合全國人口普查中的民族人口資料,對廣西族際通婚狀況進行定量的共時性和歷時性比較,分析梳理全區宏觀層面、各地區中觀層面以及單一民族微觀層面的族際通婚情況,呈現近20年來廣西族際通婚的現狀和特征,探究影響族際通婚的多元因素,以期為制定進一步鞏固團結和諧民族關系的相關政策提供準確的數據支撐,亦為穩固和增進其他多民族聚居地區跨民族婚姻關系和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提供參考與借鑒。

二、廣西族際通婚狀況及特征

雖然廣西各地區的族際通婚情況存在差異性,但大體上呈現出頻繁、穩定、多元的特征。族際通婚現象普遍存在,族際通婚率高于全國水平,漢族成為其他民族主要的通婚對象,且某些民族僅限族內婚或只與個別、某幾個民族通婚的舊俗婚制已被打破,形成了以漢族和壯族為中心、瑤族和苗族為次中心的通婚圈層。這為促進民族交融,穩固和諧共生的民族關系,鞏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打下堅實的基礎。

(一)宏觀層面的族際通婚特征

1.族際通婚率高于全國水平

族際通婚率是一定時期內,某一民族所有有配偶(包括初婚和再婚)人口中,與其他民族通婚的人口所占的比重[24],是測度不同民族相互關系和深層次融合程度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25]。

“五普”“六普”“七普”三次人口普查資料顯示,2000年,廣西民族混合戶有1 173 530戶,族際通婚率為10.13%;全國的族際通婚率為2.96%。2010年,廣西民族混合戶有1 279 950戶,族際通婚率為9.73%;全國的族際通婚率為2.74%。2020年,廣西民族混合戶有1 636 588戶,族際通婚率為10.09%;全國的族際通婚率為2.91%(1)根據《廣西壯族自治區2000年人口普查資料》《廣西壯族自治區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廣西壯族自治區人口普查年鑒:2020》及《中國2000年人口普查資料》《中國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中國人口普查年鑒:2020》相關數據整理。。在廣西全區家庭戶總數不斷增加的情況下,各民族之間的通婚率維持在10%左右,且均高于全國同期水平。

2.族際通婚情況普遍,民族關系融洽

如表1所示,2010年和2020年,除漢族外,廣西其余11個世居民族的族際通婚率均高于10%。2010年,仫佬族、回族、彝族、京族、水族等5個民族的族際通婚率高于族內通婚率;2020年,族際通婚率高于族內通婚率的民族個數上升至7個,增加了毛南族和仡佬族。在這10年間,廣西世居民族族際通婚率均呈現出不同程度的上漲趨勢,其中增長最快的是仡佬族,由2010年的41.41%增加到2020年的62.38%,上升了20.97個百分點;其次是京族,族際通婚率也上升了9.81個百分點;毛南族、仫佬族、彝族的通婚率也增長較快,分別上升了8.38個百分點、7.20個百分點、7.19個百分點;漢族與其他民族的通婚情況也有所增加,族際通婚率增長了1.44個百分點。在廣西12個世居民族中,回族在2010年和2020年與其他民族通過婚姻締結組成家庭的比率分別高達83.73%和86.01%;其次是水族,為77.40%和79.95%;彝族、京族、仫佬族的族際通婚率在這10年間也均超出50%。王希恩認為,只有民族關系處于較為和諧的發展狀態,族際通婚才有可能普遍發生,良好的民族關系必然產生族際通婚,而族際通婚反過來促進民族關系的良性發展[26]。由此可以推斷出,廣西世居民族族際通婚情況越來越普遍,民族之間長期保持著和諧穩固的互動關系,民族交融程度不斷向深度和廣度拓展。

表1 2010年和2020年廣西世居民族族內通婚和族際通婚情況(2)根據《廣西壯族自治區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和《廣西壯族自治區人口普查年鑒:2020》相關數據匯總整理。

3.民族混合家庭構成穩定,漢族是各民族族際通婚的主要對象

2000年,2個民族混合家庭戶有1 157 254戶,占民族混合家庭戶的98.61%,其中其他民族與漢族混合家庭戶占民族混合家庭戶的86.80%;3個及以上民族混合家庭戶占比為1.39%。2010年,2個民族戶有1 256 601戶,占民族混合家庭戶的98.18%,其中其他民族與漢族混合家庭戶占民族混合家庭戶的88.69%;3個及以上民族混合家庭戶占比為1.82%。2020年,2個民族家庭戶有1 602 476戶,占民族混合家庭戶的97.91%,其中其他民族與漢族混合家庭戶占民族混合家庭戶的89.12%;3個及以上民族家庭戶占比為2.09%(3)根據《廣西壯族自治區2000年人口普查資料》《廣西壯族自治區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廣西壯族自治區人口普查年鑒:2020》相關數據整理。。由上述數據可知,近20年間,由2個民族組成的家庭占絕大部分比例,是民族混合家庭戶的主要組成部分。此外,其他民族與漢族通婚的比例不斷攀升,20年間其他民族與漢族混合戶占民族混合家庭戶比例增加了2.32%。這與漢族人口數量在民族總人口中占有絕大比例且分布范圍廣、與其他民族交錯雜居等因素密不可分。綜上,我們也可以認為,廣西民族間交往互動越來越融洽和諧,族際通婚越來越頻繁。

(二)中觀層面的族際通婚特征

1.各地區族際通婚情況有較大差異,柳州、防城港、來賓、河池、南寧、桂林的族際通婚率高于其他地區(4)來賓、崇左2個市原分別屬于柳州地區、南寧地區,2000年的統計資料中將其劃分在這兩個地區內,后分別于2002年、2003年撤縣設市,至此廣西形成了14個地市的行政規劃格局。為了更好地對統一劃分區域的數據進行比較,故此部分的分析采用2010年和2020年人口普查相關資料。

受歷史、地理位置及民族分布等因素的影響,廣西各片區、地市的族際通婚情況有所不同。2010年和2020年廣西人口普查相關資料顯示,在14個地市中,柳州、防城港、來賓、河池、南寧、桂林6個地市的族際通婚率均高于10%;而玉林、梧州、北海3個地市的族際通婚情況較少,族際通婚率分別為1.49%和1.45%、2.16%和2.29%、1.91%和2.99%。這10年間,民族混合家庭戶戶數占家庭總戶數比例增長最多的是北海市,增長了1.08個百分點,其余各地有略微波動,但幅度均不超過±1個百分點,總體保持在較為穩定的狀態。2010年和2020年廣西各地區家庭戶中民族混合家庭戶戶數見表2。

表2 2010年、2020年廣西各地區家庭戶中民族混合家庭戶戶數一覽表(5)根據《廣西壯族自治區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和《廣西壯族自治區人口普查年鑒:2020》相關數據匯總整理。

2.城區的族際通婚率高于鎮區和鄉村地區,農村地區的民族混合戶戶數有所下降

根據人口普查數據,2010年和2020年廣西城區、鎮區、鄉村的通婚率均遠高于全國的城區、鎮區、鄉村,詳見表3。此外,城區的民族混合家庭戶占家庭戶戶數的比率分別為15.39%、14.49%,均高于同期鎮區和農村的比例,這意味著相較于鎮區和農村,城區中的不同民族更容易發生族際通婚的現象;且2020年城區民族混合家庭戶戶數較2010年增加了305 758戶,增長率為80.11%。鎮區的族際通婚率高于鄉村,民族混合家庭戶在10年間增加了79 351戶,增長率為26.41%。鄉村族際通婚率分別為7.60%和7.34%,民族混合家庭戶減少了28 441戶,呈現出負增長的態勢。

表3 2010年和2020年城區、鎮區、鄉村家庭戶中民族混合家庭戶戶數一覽表(6)根據《中國2000年人口普查資料》《中國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中國人口普查年鑒:2020》相關數據整理。

(三)微觀層面的族際關系特征

1.族內通婚或不與某些民族通婚的舊俗婚制早已被打破

在歷史上,由于民族婚俗等原因,廣西一些民族不與外族通婚或不與某一個或某幾個民族通婚,隨著經濟發展、人口流動日益頻繁及民族成員文化素質的提高等因素的影響,民族成員在選擇婚姻對象時,破除了民族成分方面的禁忌。如表4所示,2020年,仡佬族與苗族的通婚率為8.61%,彝族、侗族與苗族通婚率分別為5.97%、4.69%,水族與瑤族、苗族也保持著婚姻締結,通婚率都為3.85%,這說明“仡佬族在婚姻上與漢族、壯族、彝族通婚,但不與苗族通婚”[27]170,“彝族新中國成立前不與外族通婚”[27]115,“水族多與當地的壯、漢族通婚,但不與瑤族和苗族通婚”[27]243,“苗族一般只與本民族通婚,而不與別的民族通婚”[28]等以往與部分民族或僅族內通婚的婚俗已被打破,且這些民族之間還形成了相對穩固的通婚關系。

2. 單一世居民族的通婚情況存在差異性

一個民族內有配偶人口中,與另外某一個民族通婚的人口在其所有有配偶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即為該民族的單一族際通婚率[29]。廣西各民族之間的單一族際通婚率有較大差別。以戶主的民族成分來看,回族與漢族的通婚率最高,接近70%,且除苗族(與漢族通婚率為9.79%)外,其他世居民族與漢族的通婚率均在10%以上;瑤族、仫佬族、毛南族、回族、彝族、京族、水族、仡佬族等8個民族與壯族的通婚率也均在10%以上。有一些民族雖然發生了通婚關系,但單一通婚率較低。如侗族、毛南族、回族、彝族、水族、仡佬族之間的通婚率均未超過1%。也有些民族之間未產生通婚,如仡佬族與京族、水族,京族與仫佬、彝族。

3.以漢族、壯族為中心、瑤族和苗族為次中心的族際通婚圈已逐漸形成

一般情況下,一個民族會與另一個民族或幾個民族更頻繁地產生通婚關系,長此以往,通婚圈便逐漸形成。李曉霞認為,以2.0%的通婚率作為進入通婚圈的值數較為合適[6]。根據表4世居民族通婚率數值可以看出,11個世居民族分別與壯族、漢族的通婚率均超過2%,壯族與漢族之間也保持密切的跨民族通婚關系;毛南族、回族、京族、水族與瑤族,侗族、彝族、水族、仡佬族與苗族的通婚率也達到2%以上。因此可以認為,廣西世居民族之間形成了以漢族和壯族為中心、瑤族和苗族為次中心的族際通婚圈,如圖1所示。

圖1 通婚率在2%以上的廣西世居民族族際婚姻關系

三、廣西族際通婚的促發因素及機制

在經濟互助共生、文化交流互動、人口流動遷移、生活空間互嵌、受教育水平提高、語言互通等多重因素相互作用下,廣西各民族相互交往了解、彼此包容認同,進而實現血緣交融,促進了頻繁、穩定、多元族際通婚關系的形成。

(一)經濟互助共生

經濟交往是民族生存的第一需要,是最重要的交往[30]。持續而緊密的經濟聯系是族際通婚的重要紐帶,經濟利益的共享可使族際婚姻更為牢固[24]。廣西各民族在長期接觸過程中,經歷了以物易物的初始經濟交往、生產技術交流、雇傭勞動、合作生產、商貿往來等幾種經濟互助形式。

早在秦漢時期,隨著嶺南的統一,中原地區的漢族商販進入廣西地區經商,以中原出產的金屬工具換取嶺南地區的紡織品、藥材、珠璣、水果及其他土特產品,使得嶺南生產的水果、土布馳譽中原[31]56。從他們的經濟生活上看,瑤族群眾主要是通過把林木給漢族承包或自己砍伐木材販賣給漢族的方式,同時也在野外采集竹筍、香菌、木耳、獸皮等,跟漢族群眾換取生活所需之物[32]。京族以淺海捕撈和雜海漁業為主要的傳統經濟生活方式,約在明末清初,受居住在周邊漢族的影響,京族人開始在旱地種植玉米、紅薯等農作物,但由于土地貧瘠,耕作粗放,缺乏水利灌溉的設施和種植技術,故農作物的產量極低。新中國成立后,當地政府和京族群眾共同努力,先后多次采取了開展拓荒造地,攔海治灘造田,改良水土,改良生產工具,引進優良品種,變更生產方式等一系列措施,使京族的糧食作物的效益和產量都有了數倍乃至數十倍的增長。又如壯族、瑤族、侗族、仫佬族等有農忙時節相互幫忙插秧和搶收水稻等合作生產經濟互助的方式,等等。從古至今,族際經濟關系的持續維系,促使各民族間交往接觸愈發頻繁,進而形成了各民族之間互利共生的關系,提升了各民族之間的相互協作和經濟依賴,為各民族之間的婚姻締結提供了條件和保障。

(二)民族文化交流與認同

文化交流與相互認同是族際通婚的前提和基礎。廣西各民族的文化并非獨立發展或是一開始就相互認同的,而是經歷了交流、磨合、互鑒、互融的階段。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文化的互通與認同極大地縮小了各民族之間的隔閡、差異和差距,各民族的文化由異質性逐漸向同質性轉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廣度與深度得到延伸和拓展,從而極大增強了族際通婚的可能性。

過去廣西壯族、漢族、瑤族、苗族、侗族、仫佬族、毛南族等大部分民族傳統經濟生產方式以農耕稻作為主。在水稻生產中,各民族相互汲取水稻種植的經驗與技術,久而久之這些稻作民族便有了相似的居住、服飾、飲食、田間耕作、農事節慶等文化習俗。如:采取干欄式結構的居住建筑,以便底層飼養牲口家禽、放置農具,中層家庭成員居住,上層晾曬和貯藏糧食;身著深色、寬松型服飾便于田間耕種和勞作;以大米、糯米為主食,輔以玉米、紅薯等,并以這些為原材料做成糍粑、酒飲等特色飲食;根據水稻的生長周期和農事的繁忙程度開展有關耕作文化活動;為祈求五谷豐登,產生了嘗新節、牛神節等節日活動;以歌代言、以歌傳情,通過歌圩守望相助、締結姻緣[33];等等。這些相似的文化習俗加強了民族之間的認同,縮小了文化差異,為族際通婚奠定了基礎。相似的民間信仰也促進了各民族之間的通婚。廣西大多數民族的民間信仰主要由早期的原始宗教發展而來,以祖先崇拜、英雄崇拜、自然崇拜、圖騰崇拜、動物崇拜等為主,相似的民間信仰能促進對共同族源、祖先的認可,為締結婚姻關系打牢基礎。

(三)人口流動遷移

廣西各民族呈現出“大雜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宏觀上各民族交錯雜居,微觀上表現出一兩個民族在相對固定地域上占主體地位。因此,空間成為限制民族之間交往互動的首要因素。打破空間局限和地理環境的區隔,加速人口流動,從而促成族際間的交往與互動,為族際通婚提供了有利的條件。這包括政府主導的扶貧搬遷、水庫及生態移民促使的大規模人口遷徙,還包含了在城鎮化大背景下農村人口向城鎮流動。2000年至2020年,城鎮化率和流動人口數量增長表明人口流動為族際通婚創造了良好條件。2000年,廣西的城鎮化率為28.15%,2020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54.20%;2020年較2010年的流動人口增加3 954 123人,增長71.01%(8)數據來源于《廣西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公報》和《廣西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公報》。。這些向城鎮流動的人口大多以外出務工、求學或政策性搬遷為主要目的,且中青年占大部分,這就導致了城鎮中婚姻適齡人口的增長,不同民族之間男女婚姻締結的可能性也大幅度提高。

(四)民族成員受教育水平提高

文化素質的提升是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和通婚的重要因素之一。2000年至2020年間,15歲及以上人口中,文盲人口由1 755 333人下降至1 186 492人,文盲率由5.30%下降至3.10%,下降了2.2個百分點(9)根據《廣西壯族自治區人口2020普查年鑒:2020》和《廣西壯族自治區2000年人口普查資料》相關數據匯總整理。;平均受教育年限由2010年的8.76年提高至9.54年(10)數據來源于《廣西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公報》。。表5顯示,近10年間,15歲及以上世居民族人口呈不斷增長的趨勢,但其中的文盲人口下降了61 209人,占15歲及以上人口的比例下降了0.36個百分點;除了瑤族、仫佬族,其余10個世居民族的文盲人口占本民族15歲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均有所下降;漢族的文盲人口下降最多,減少了46 066人;仡佬族的文盲比例下降最快,降幅為7.48個百分點。一方面,教育可以提高群體素質,改變人們固有的認知,消解民族偏見,增強不同民族之間的文化認同;另一方面,外出學習需要人們暫時離開從小生長生活的“熟人社會”,融入新的群體環境中,重新結識不同的民族成員,拓展交流圈層,擴大交往群體的范圍,這增加了各民族之間的相互接觸、交流、互動,提高了各民族之間通婚的概率,促進形成頻繁穩定的通婚關系。

表5 2010年、2020年廣西世居民族15歲及以上文盲人口的變化(11)根據《廣西壯族自治區2010年人口普查廣西世居民族人口資料》和《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廣西世居民族人口資料》相關數據匯總整理。

(五)語言互通

語言是維系民族之間交流溝通的重要媒介。廣西是多語言、多方言地區,民族地區語言種類覆蓋范圍廣、方言復雜且呈現多樣化。近年來,隨著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推廣普及,廣西的語言使用情況呈現出其他民族掌握漢語程度較高、漢族與其他民族語言互通、一個民族掌握多種語言的特點。民族語言互通,民族文化互動頻繁,在歌謠或山歌傳唱上表現得尤為明顯。由于漢族長期與當地其他民族雜居和交往,其山歌多受到當地民族山歌的影響,如:受壯族山歌影響的帶有明顯的“壯味”;流傳于侗族地區的六甲山歌帶有濃厚的“侗味”;流傳于柳州、河池一帶的百姓山歌因受壯族、仫佬族山歌的影響而帶有明顯的“壯味”和“仫佬味”;三江侗族自治縣同樂鄉和融水苗族自治縣四榮鄉一帶的苗族,都唱侗語民歌;廣西苗族有的也唱漢語西南官話民歌,融水苗族自治縣有的苗族還唱漢語平話方言“土拐話”民歌。近年來,京族借用“哈節”宗教歌的曲調,根據漢族的《琴仙》《金桃姑娘》等一些長篇敘事詩和白居易的《琵琶行》、蘇東坡的《念奴嬌·赤壁懷古》等唐詩宋詞改編成“哈歌”。仡佬族的勞動歌隨著工種的變換而有不同的內容和調式,20世紀60年代后,受當地漢族山歌的影響,多唱漢語仡佬歌[31]232。語言的互通掃除了各民族之間交流溝通障礙,促使各民族成員之間在認知、情感、行為等方面產生共鳴和同質性,為族際通婚創造了有利條件。

四、結語

受到經濟交往、文化交流、人口流動、民族成員文化素質、語言溝通等因素的影響,現階段廣西各民族族際通婚的現狀和特點主要表現為:族際通婚率較高,總體呈現出增長趨勢,且柳州、防城港、來賓、河池、南寧、桂林高于其他地區,城區高于鎮區和農村;世居民族的族際通婚率接近甚至絕大多數超過10%,民族之間交流互動較為頻繁,民族關系和睦穩固。以單一民族為單位,仫佬族、回族、彝族、京族、水族等部分民族的族際通婚率遠高于族內通婚率;在與外族通婚時,漢族是締結婚姻的首要選擇對象,絕大多數世居民族與漢族的通婚率均超過10%,與漢族通婚成為進一步鞏固民族關系的重要紐帶;壯族是族際通婚的第二選擇對象,瑤族、仫佬族、毛南族、回族、彝族、京族、水族、仡佬族等8個少數民族與壯族的通婚率也均在10%以上;侗族、彝族、水族、仡佬族與苗族、毛南族、回族、京族、水族與瑤族也保持了較為穩定的通婚關系,以壯族、漢族為中心,瑤族、苗族為次中心的通婚圈已經形成。城鎮化、政策性搬遷、外出務工求學等因素打破了原有地理空間的區隔,民族人口跨區域流動越來越頻繁,城區的族際通婚率已高于鎮區和農村,族際通婚的范圍得以擴大,民族交融的廣度得到拓展。在新組建的多民族家庭中,不同民族的家庭成員相互交流本民族文化習俗,對民族文化的交流交融有直接的推動作用,且基于血緣關系家庭的建立,其更有助于鞏固民族交融的深度和民族互助共生的關系,有利于民族共同體的形成與構建。

族際通婚可以增強民族關系的韌性,促進民族交融;民族交融反過來也會大大增加族際通婚的概率和可能性。王希恩認為,交融承載的指導思想是:尊重民族關系的發展規律,不能無視民族共性放棄引導,也不能超越歷史階段,忽視民族差異用行政手段強行推進[34]。因此,要充分考慮民族之間的差異性和共性,遵循民族關系發展的自然規律,依靠政策輔助、搭建交流平臺等方式來促進民族交融,穩固跨民族婚姻關系。首先,當地政府或民間組織應當依托民俗傳統節慶舉辦多民族參與的文化活動,以此加強民族之間的交流和對他族文化的認知。其次,加快發展民族地區經濟,通過推動民族之間頻繁經濟往來促進民族日常生活的交往互動,進而鞏固經濟互利共生關系。再次,通過政策傾斜、拓寬各民族在職提升學歷渠道等途徑提升民族成員整體的文化素質和受教育水平,提高民族成員對異文化和觀念的接受度與包容程度,為跨民族通婚提供良好的人口基礎,也對已有的由多民族組建的家庭起到鞏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