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與翻譯：談中國文學“走出去”

陳明媛　鄭詩呈

內容摘要：翻譯是文化傳播的媒介，是文化交流的橋梁。中國的對外文化工作已經從上世紀80年代的“請進來”向如今的“走出去”戰略轉移，而中國文學翻譯在很大程度上肩負著對外傳播中華優秀文化的使命。因此，分析中國文學在“走出去”過程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及應對措施，能更好地幫助中國文學走向世界，進而增強中華文化的國際競爭力。

關鍵詞：文化 中國文學 走出去

“文化走出去”是我國經過30年改革開放之后，為積極應對全球化這一歷史潮流做出的重大戰略選擇，而文學作品是文化傳播最好的媒介和途徑。2012年莫言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他的《豐乳肥臀》、《蛙》、《紅高粱》等一系列文學作品的英譯讓更多的人了解到中國文學和中國文化。翻譯本就是一種跨文化交際活動，因此中國文學翻譯在很大程度上肩負著對外傳播中華優秀文化的使命。本文關注文化與翻譯的關系，探討在“中國文化走出去”語境下中國文學英譯存在的一些問題及如何實現“走出去”這一目標，這不僅有助于中國文學在國外的傳播和影響力，更能幫助中國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促進人們的相互交往、思想交流和文化交融。

一.文化與翻譯

（一）文化與翻譯的關系

文化是一種歷史現象，每個社會都有自己的文化，它與社會的物質生產相呼應，并不斷發展[1]。文化包括一切人類社會共享的產物，包括物質和非物質的。而語言是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是文化的載體，各民族文化的不同直接反映在語言上。而翻譯活動，就其具體操作形式而言，是不同語言的轉換活動，就其實質而言，是一項跨文化的交流活動。翻譯是兩種文化溝通的橋梁，翻譯語言也就是翻譯文化。

（二）文化差異對文學翻譯的影響

由于東西方在各自文化下的生活習性、歷史背景、宗教信仰等方面有較大的不同，因此在翻譯時，譯者應該充分考慮兩種不同的文化，更好地促進兩種文化的交流。

1.生活習性差異

由于不同國家人們的生活習性有所不同，因此在交流中也存在著不同的表達方式。例如，中國文學著作中常出現的一句諺語，“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但要譯成恰當的英文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最常見的譯文是“Even a clever housewife cannot cook a meal without rice”，但這一翻譯沒有考慮到中西方生活方式、飲食等方面的不同，是不太被人所認可的?！皉ice”是中國人的主食，但不是西方人的主食，這就很難使他們產生情感上的共鳴。相比之下，“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make bread without flour”更符合西方人的表達習慣，因為“bread”、“flour”符合西方人的飲食習慣，這樣的意象才更能引起西方讀者的共鳴。

2.歷史背景差異

各民族都有著自己賴以生存的歷史背景，在翻譯時，經常會遇到由于歷史文化差異而出現的翻譯難題。比如，“三個臭皮匠， 賽過諸葛亮”，如果直譯過來就是“three cobblers together have more wit than Zhu geliang ”，而對于那些不了解中國歷史典故的西方人來說，定會一頭霧水，“諸葛亮”何許人也？他與臭皮匠有何聯系？因此，在這種文化背景不熟悉、缺失的情況下，我們需要把文化信息補充完整或解釋清楚，在這兒用直譯加注“Three cobblers with their wits combined surpass Zhu Geliang the master mind”或者意譯“Two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的方法更為合適，讀者才能明白這個諺語傳達的歷史文化信息。

3.宗教信仰差異

宗教文化是人類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許多文學作品中都滲透著宗教文化。例如，大多數歐美人信仰基督教，信仰上帝；而中國佛教文化底蘊深厚，古代大部分人是信佛的?！都t樓夢》中有句表達叫“謀事在人，成事在天”，英國翻譯家霍克斯將其譯為“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而中國翻譯家楊憲益先生的譯文是“Man proposes， Heaven disposes”?！癎od”表示“上帝”，帶有西方基督教色彩，而“Heaven”“老天爺”帶有強烈的佛教色彩，在這兒，學者們更傾向于“God”的歸化翻譯，因為這更符合譯文讀者的宗教文化信仰。

二.中國文學“走出去”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優秀譯者的匱乏

中國文學“走出去”，譯者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對于中國文學的翻譯，本土化譯者不僅要具備超高的母語的理解和處理能力，而且要能熟練地運用目的語表達，更要具備文化差異的意識，了解兩種不同的文化底蘊。王佐良先生曾指出：“譯者處理的是個別的詞，他面對的卻是兩大片文化”，“翻譯者必須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文化人”[2]。不可否認，我國的的確確存在著一些優秀的翻譯家，單就語言能力方面而言，無論是對原文的正確理解，還是文字處理方面都很有見解。但在對譯入語國家細微的用語習慣、思維方式、宗教信仰、生活習慣還是歷史地理等因素的考慮和處理不會像國外譯者那么具有優勢，因此譯文的質量總是差強人意。

此外，隨著中國老一輩的翻譯家相繼辭世，如錢鐘書、楊絳、楊憲益，后繼的優秀翻譯人才屈指可數，甚至處于一種青黃不接的狀態。這也造成了中譯外優秀翻譯人才的缺失和不足。而現如今的很多譯者為追求經濟效益，追求優厚的報酬，急于求成，只是將我們的文學作品忠實地譯成外文，達到形式上的通順，字面上的對應，不顧作品背后的文學和文化價值，不惜降低譯文的質量。由此可見，譯者的修養和專業素質也亟待提高。

（二）中國文學作品的甄選問題

中國文學作品內容豐富，題材多樣。近年來，中國文學出版呈現出勢不可擋的態勢，每年都有成千上萬部長篇小說出版。專家們普遍認為，應該選擇代表國家文學創作水平的優秀作品進行對外推廣[3]。旅英女作家薛欣然說，國內通俗文學比嚴肅文學作品更易飛入外國尋常百姓家。而在中國，嚴肅文學卻被認為是主流。她還說很多外國人認為中國文學作品，尤其在現當代來說，感覺它所描繪的文學，與目前所經歷的世界脫節。原文作者所經歷的那個久遠的歷史、社會、政治、文化大環境，對于外國讀者來說是非常陌生，不易理解的，他們更愿意去關注那些具有時代氣息，體現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文學作品[4]，了解現當代中國人的文化和價值觀。因此，選擇什么樣的風格、題材及內容去翻譯是中國文學“走出去”應該考慮的問題。

三.中國文學“走出去”的實現途徑

（一）優秀的譯者

1.本土化譯者的培養

雖然在強調翻譯的“透明”和“譯者的隱形”方面，譯者的角色一直被人們忽視，但譯者在翻譯中卻的的確確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一部文學作品要想得到目標讀者的接受和歡迎，很大程度上是取決于譯者對語言的精通、翻譯能力的熟練運用、對待翻譯文本的態度以及目標讀者喜好和需求的把握。因此，優秀的譯者對于翻譯作品的成功來說是具有決定意義的。要想讓中國文學完整而純粹地“走出去”，中國本土譯者必然是責無旁貸的中堅力量[5]。我國在對專業翻譯人才的培養過程中要加大力度和支持，不僅要訓練譯者的翻譯能力，語言能力，還要幫助他們深入了解語言背后的文化知識。高校在對于翻譯專業人才的培養中不僅要開設必要的翻譯理論課和翻譯實踐課，而且還要增設中西方文化課，開展語言、文化之類的講座，并帶領學生進行社會實踐。國家要深化譯者的培養模式，給譯者創造積極的環境和條件，可以多輸送一些翻譯人才到國外進行培養，深入學習了解外國語言、文化、習慣等，為譯者今后從事中國文學翻譯打下良好而堅實的基礎。

2.漢學家的培養

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要想走向世界少不了一位精通中西文化的漢學家。許多漢學家不僅了解中國文化、精通中國語言，而且由于英語是他們的母語，其最終的譯文也是地道且流暢的，能夠很好地滿足外國讀者的審美、興趣及閱讀需求。我國可以設立一些翻譯獎來激勵漢學家、外國翻譯家從事中國文學的外譯；定期舉辦中外翻譯論壇，翻譯交流會之類的活動，吸引外國翻譯家的熱情與參與度，共同探討翻譯經驗及文學“走出去”的現實問題；在國外設立的孔子學院可以開設更多關于中國文學和中華文化的課程，將漢語的教育與文學、文化的傳播結合起來，發展更多的漢學家。

3.“本土譯者+漢學家”模式

在中國文學“走出去”的進程中，不能僅憑漢學家的一己之力，本土譯者的作用也不可忽視，真正好的翻譯需要漢學家與中國學者的通力合作。本土譯者與漢學家相結合的模式實現了雙方的互補，彼此相得益彰。比如，漢學家葛浩文和中國太太林麗君的組合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他們合譯了畢飛宇的《青衣》、《玉米》，以及臺灣女作家朱天文的《荒人手記》等作品。瑞典翻譯家陳安娜是一位漢學家，她翻譯了莫言的《紅高粱》《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勞》等優秀譯作，她丈夫萬之是一位通外文的中國詩人，陳安娜的翻譯事業也離不開她丈夫的幫助和支持。

（二）合適的文本

關于翻譯文本的選擇，美國翻譯家葛浩文認為，“翻譯最重要的任務是挑選，不是翻譯”。因為文本選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翻譯成品所塑造的文學形象與國家形象或正面、或負面的讀者評價[6]。2016年，在北京舉辦的“2016中外文學翻譯研修班”上，北京語言大學教授李玲認為，作品甄選首先應考慮中國當代文學自身的經典性。她認為翻譯時應該選擇能夠“張揚人類的各種美好精神，同時彰顯優秀的民族品質或對其劣根性進行深刻反思”的文學作品[3]。此外，譯者在挑選一個作品進行翻譯的時候，還要考慮到國外讀者對于中國文學的真實需求，選擇能夠反映中國現實，反映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現當代文學作品，使讀者了解現當代中國人的思想和文化。

（三）著名的出版商

中國文學作品“走出去”離不開出版商的助力。以莫言的英譯本為例，其作品多由大型著名出版集團出版，如《紅高粱》等七部作品由企鵝集團出版，《豐乳肥臀》等五部作品由英國聯合出版集團出版。這些跨國出版集團擁有悠久的歷史，龐大的規模，雄厚的編輯出版力量，豐富的市場運作經驗，成熟的銷售網絡，這使得他們的翻譯作品在當地具有很大的影響力。然而，國外這些主流出版機構卻很少參與中國文學作品的翻譯與推廣。著名漢學家藍詩玲指出：“中國小說欲在英語出版中取得一席之地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8]。由于文學翻譯很難引起廣告資金充裕的大商業出版社的興趣，如何有效的出版宣傳，如何借助成熟廣泛的譯介渠道幫助中國文學真正地“走出去”還需要進一步地探討。當然，多與國外著名出版社聯系，了解他們的喜好及風格，通過著名漢學家向出版社推介中國優秀文學作品不失為有效的解決辦法。

習近平主席說要提升我國文化軟實力，就要“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示好中國形象，讓中華文化‘走出去”?！爸袊膶W走出去”是“中華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組成部分，而翻譯則是傳播中華文化的必經之路。從當前中國文學外譯的形勢來看，盡管還存在許多問題，但這些都是可以通過各方努力得到改善和解決的。政府、高校在對于翻譯人才的培養上要多下功夫，各級文化部門也應積極采取措施，大力推動中國文學的對外譯介。正如葛浩文所說：“中國文學今后的發展方向不會是退步，一定是進步；不會走向封閉，一定是更加自由”[9]。中國文學在“走出去”的這條道路上，困難是有的，但前景還是光明的，我們要對中國文學的未來充滿信心。

參考文獻

[1]孫瑞梅.語言、文化與翻譯[J].臨沂師范學院學報，2003，25（4）：14-16.

[2]張金玲.英漢口譯中的文化傳遞[J].遼東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6）：110-113.

[3]馬逸珂.中外專家為中國文學走出去支招[N].中國文化報，2016-09-05.

[4]黃梨.中國文學翻譯出版“走出去”：問題與對策[J].出版廣角，2016（2）：44-46.

[5]王啟偉.“中國文學走出去”之翻譯機制與策略——以莫言作品和《紅樓夢》翻譯為例[J].出版發行研究，2014（8）：89-92.

[6]鮑曉英.中國文學“走出去”譯介模式研究[D].上海：上海外國語大學，2014.

[7]胡安江.中國文學“走出去”之譯者模式及翻譯策略研究——以美國漢學家葛浩文為例[J].中國翻譯，2010（6）：10-16.

[8]高方.許鈞.現狀、問題與建議——關于中國文學走出去的思考[J].中國翻譯，2010（6）：5-9.

[9]季進.我譯故我在——葛浩文訪談錄[J].當代作家評論，2009（6）：4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