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陜北地區自然災害及其防治措施

康 華,任巧文

(延安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陜西 延安 716000)

陜北地處黃土高原向內蒙荒漠草原過渡的邊緣地帶,總體地勢西北高、東南低,地貌形態以黃土丘陵溝壑為主,屬于溫帶大陸性半干旱氣候,降水稀少。受地形影響,唐代陜北地區自然災害頻率高、分布廣、危害大?，F今學界關于災害史研究成果極為豐富,但關于唐代陜北地區(1)陜北地區在唐代屬關內道,包括夏、鹽、銀、綏、鄜、坊、丹、延等州。自然災害研究較少,僅有劉樂等人的《唐代陜西黃土高原中南部地區洪澇災害與氣候特征》[1]以自然科學視角研究陜北部分地區的洪澇災害。至今并無從歷史學角度來研究唐代陜北地區的自然災害,故筆者擬通過對唐代陜北地區自然災害特征及其防治措施進行研究,對唐朝政府在陜北地區救災的實效性進行討論,以求方家指正。

一、唐代陜北地區災害種類及其特征

陜北全區海拔高度在800～1 600米之間,地勢西北高、東南低。陜北地區南北地貌在外力作用下有強烈的差異性,長城沿線以北地區呈風沙灘地貌,長城沿線以南形成黃土丘陵溝壑地貌和黃土高原溝壑地貌。陜北大部分區域屬于中溫帶半干旱氣候,境內河流均屬黃河水系,河流均依地勢高低自西北流向東南。各河流枯水期持續時間長,含沙量大,淤積現象嚴重。因此在自然因素和人為因素的雙重作用下,陜北境內溝深坡陡、土質疏松、植被稀少、水土流失嚴重,災害頻發。

(一)自然災害的種類

陜北地區自然災害有水災、旱災、蟲災、雹災、霜災、風災、雪災、疫病、地震、沙塵暴等多種類型,呈現多樣化特征(詳見圖1)。從唐高祖武德元年(618)至唐哀帝天祐四年(907),289年共計發生自然災害43次,次生災害如饑荒等共發生7次,平均每5.8年爆發一次災害。

圖1 唐代陜北地區各自然災害占比圖資料來源:劉昫《舊唐書》,歐陽修、宋祁《新唐書》,王溥《唐會要》,王欽若《冊府元龜》,溫克剛《中國氣象災害大典·陜西卷》,袁林《西北災荒史》,中國文物研究所、陜西省古籍整理辦公室編《新中國出土墓志·陜西卷》。

第一,旱災。唐代陜北地區旱災受災范圍廣、持續時間長。分春旱和夏旱兩種,春旱共計6次、夏旱共計7次。兩季連發旱災有春夏連旱共計3次,夏秋連旱共計1次。如武則天長安二年(702)“春至六月不雨,關內大旱”[2]9,唐代宗永泰二年(766)“關內大旱,自三月不雨,至于六月”[3]917,由此可知陜北旱災集中在春夏季,且多春夏連旱,持續時間長。

降水稀少是陜北發生旱災最直接的原因。陜北地處內陸,海洋的濕潤空氣難以進入,致使當地氣候干燥少雨。且陜北位于黃土高原上,蓄水性較差,地表蒸發量大,易發生旱災。鄜州刺史楊執一墓志銘記載:“朝論未愜,俄拜金紫光祿大夫、行鄜州刺史。時北郡亢旱,農夫輟耒。既而下車雨降,負臿云趨,邑有箱哥,人無菜色,屬城流詠,鄰郡懷人?！盵4]71可見降雨是當地解決旱災的主要途徑。

第二,水災。唐代陜北地區的水災集中發生在鄜坊地區,多為短時暴雨引發的水災。其特征是破壞性大、波及范圍廣。如唐玄宗開元十五年(727)七月,“洛水溢,入鄜城,平地丈余,死者無算,壞同州城市及馮翊縣,漂居民二千余家?！盵3]931唐敬宗寶歷元年(825)秋,“鄜、坊二州暴水,兗、海、華三州及京畿奉天等六縣水,害稼”[3]934,淹沒城鎮,摧毀屋舍、農田,甚至造成人員傷亡。

陜北地區季節性暴雨是發生水害的主要原因。陜北地區屬于溫帶大陸性半干旱氣候,夏季受強對流天氣影響,易產生雷雨、大風、冰雹等氣象災害。強對流天氣產生的降水非常集中,加之陜北地區河道狹小、水土流失嚴重,致使河床偏高,不易排水,導致水災。

水災較之其他災害破壞性強,是因為陜北大部分州縣建在河谷地帶,如鄜、坊兩州治所及縣城均位于洛水及其支流,人口主要聚集于山谷、沿河地區,因此,河水暴漲會導致村莊屋舍摧毀,受災范圍廣。鄜、坊兩地地勢上自北向南逐漸降低,呈口袋狀延伸至下游的同州一帶,因此,暴漲河水到下游地區無遮擋,致使洪水直接淹入下游州縣。如唐玄宗開元十五年七月“二十日,鄜州雨,洛水溢入州城,平地丈余,損居人廬舍,溺死者不知其數。二十一日,同州損郭邑及市,毀馮翊縣”[5]1358。

第三,蟲災。蟲災包括蝗災、鼠災、粘蟲等?；葹亩喟l生于夏秋糧食作物即將成熟時期。唐高祖武德六年(623)“夏州蝗?；戎畾埫?若無功而祿者然,皆貪撓之所生”[3]938。唐德宗貞元元年(785)“蝗,東自海,西盡河、隴,群飛蔽天,旬日不息,所至草木葉及畜毛靡有孑遺,餓殣枕道,民蒸蝗,曝,揚去翅足而食之”[3]939。陜北地區干旱,適宜蝗蟲生長,且捕殺時殘蟲量高,致使蟲源得不到解決。從史料中可以得知,蝗蟲自東海向西,流動性強,對農作物傷害極大,寸草不生。造成糧食短缺,導致饑荒,出現“餓殣枕道”的現象。唐中宗景龍元年(707)“基州(陜西延川)鼠害稼”[3]882,唐代宗廣德元年(763)“關中、陜北、隴東發生粘蟲災害,造成糧食短缺,‘米斗千錢’”[6]245。

第四,雹災。雹災多分布在鄜、坊、丹、綏、延等州。如唐太宗貞觀四年(630),“丹、延、北永等州雹”[3]943,武則天神功元年(697)“媯、綏二州雹”[1]944,唐文宗大和四年(830)“鄜、坊等州雹”[3]945。其原因是:“陜西省地處中緯度大陸內部,由于下墊面的性質和復雜的地形,氣溫差異較大,局部地區易形成強烈的上升氣流,產生強的不穩定層結,在具備適中的水汽含量,適宜的0℃到-20℃大氣層高度,有觸發機制和強的垂直風切變等條件下即可形成冰雹?！盵2]89鄜、坊、丹、延、綏等州為黃土丘陵溝壑地貌和黃土高原溝壑地貌,地形結構復雜,溫差大,易發生雹災。

為了避免霍童古鎮和周邊村鎮各自搭臺唱戲，防止同質化競爭，使古鎮產品形態多樣化，增強區域競爭力，應重視統籌霍童古鎮和周邊區域的整體規劃。寧德市旅游局應從整個寧德市的旅游大盤出發考慮，對霍童古鎮進行精準定位，制定相關發展規劃，并融合周邊其它自然、人文的旅游資源，揚長避短，實現資源互補、互惠互利，增強對旅游者的吸引力。[3]

第五,霜災。霜凍是指“在春秋轉換季節,土地表面和植物表面溫度下降到足以使植物遭受傷害甚至死亡的一種氣象災害”[2]89。陜北地區受冬季風控制,冷空氣的入侵引起氣溫驟降,降溫至0℃或零下,易導致霜凍災害。霜災分布于丹、綏、延等州,多發生于春、秋兩季。唐高宗永徽二年(651)“綏、延等州霜殺稼”[3]943,唐玄宗開元十二年(724)八月“潞、綏等州霜殺稼”[3]943。霜凍影響農作物的正常成熟和品質。

此外,其他自然災害如地震、風災、雪災等。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十月,“京師地震,河西、天德、靈夏尤甚,戍卒壓死者數千人?！盵5]625這次地震發生于銀川地震帶上,震級達到6～7級,造成數千人死亡。[6]202因與地震源接近,所以對陜北地區夏州一帶破壞嚴重。唐代邊塞詩中遇大風也不少見,如唐崔融的《西征軍行遇風》“北風摧塵沙,左右不相識”[7]47,體現的便是行軍途中遇大風,能見度極低,加劇了行軍路上的艱難。夏州因地處沙漠邊地,處于高原地區,地勢平坦無遮擋,自然易產生“夏州大風,風沙為堆,高及成堞”[3]901。唐僖宗中和二年(882)因大雪低溫而導致生命傷亡,“丙午夜,賊將尚讓攻宜君砦,雨雪盈尺,甚寒,賊兵凍死者十二三”[5]712。極端天氣會對人民的生命安全產生不利影響,王方翼遷夏州都督時,“屬牛疫,無以營農”[5]4803。 牛疫產生原因是多方面的,韓毅認為:“旱、澇等自然災害的發生,使牛、馬等動物的食物鏈和生存環境發生改變,極易引起動物疫病的發生。而動物尸體若不及時處理,細菌和病毒便會大量繁殖,從而導致疫病的發生和流行”[8]。

造成上述自然災害除了自然地理因素外,當然還有人為因素。

政府鼓勵開墾荒地、大量砍伐樹木種植糧食、屯田等都是造成水土流失的人為原因。因人口不斷增加,人地矛盾突出,所以唐政府鼓勵墾荒。以鄜坊地區為例,鄜州“舊領縣五,戶一千七百三,口五萬一千二百一十六。天寶,戶二萬三千四百八十四,口十五萬三千七百十四”[5]1409,坊州“舊領縣二,戶七千五百七,口一萬一千六百七十一。天寶領縣四,戶二萬二千四百五十八,口十二萬二百八”[5]1401?？梢钥闯鎏瞥跗谥林衅卩~坊地區人數倍增。為解決土地問題,政府鼓勵大規模墾荒,且新墾荒地有“五年不稅”的優待。人口激增,耕地不足,開荒無疑是向山澤進發,“開元天寶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內,高山絕壑,耒耜亦滿”[9]29。由此可知,至天寶時,因耕田的增加和山地植被的破壞,導致自然植被遭到破壞。到唐代中晚期,陜北地區的森林草原遭到嚴重破壞,詩人許棠在《夏州道中》寫道:“茫茫沙漠中,漸遠赫連城”。

戰爭對當時的生態環境也產生了直接、間接破壞。直接破壞,唐代陜北地區發生過數起戰役,如唐前期與梁師都在陜北會戰,貞觀十九年(645)與回紇部族薛延陀夏州之戰,唐中后期征戰黨項、回紇、吐蕃等族的叛亂與攻掠等,這些大大小小的戰爭對當地城鎮、農田產生了嚴重破壞?！坝捞┰?765),吐蕃、回紇、黨項羌、渾、奴刺十余萬眾寇奉天、醴泉等縣,智光邀戰,破于澄城,收駝馬軍資萬計,因逐賊至鄜州。智光與杜冕不協,遂殺鄜州刺史張麟,坑杜冕家屬八十一人,焚坊州廬舍三千余家?！盵5]3369間接破壞,即砍伐樹木做營寨。唐代詩人李昌符《書邊事》詩中講道:“樹盡禽棲草,冰堅路在河?！盵7]137“樹盡”二字描寫了戰地的荒涼,樹木多被砍伐作為營寨。戰爭伐木植被遭到破壞,致使上游地區水土流失嚴重,河流泥沙多,河床增高,下游地區遇暴雨便易河水泛濫。同時戰爭導致農田荒蕪、雜草叢生,也為蝗蟲的生長提供了生長環境。因此,惡劣的生態環境易導致災害頻發。

(二)自然災害的特征

第一,頻率高。對陜北地區自然災害發生時間進行統計,結果表明,唐代陜北地區自然災害持續時間長、發生頻率高。災害常發的王朝是唐高宗、唐玄宗、武則天和唐憲宗時期,頻率高的王朝是唐僖宗、唐高宗、唐文宗、唐穆宗、唐憲宗、唐高祖、武則天、唐中宗、唐憲宗、和唐敬宗。以天寶末年為分界線,將唐代劃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前期618—756年,共計139年;后期757—907年,共計151年。唐代前期自然災害較后期爆發頻次和頻率普遍較高,分別是28次、每4.9年發生一次和22次、每6.9年發生一次?？傮w而言,唐代自然災害呈現出前期比后期災害多且頻率高的特點。

第二,空間分布不均衡。以州為單位對自然災害發生頻次的空間分布進行統計,結果表明,受災面積廣,不同州域災害發生頻次較為明顯。因陜北地域狹長,南北地勢、地貌差異明顯,鄜、坊、延、綏、夏五州是相對高頻區域,麟、銀、鹽、丹、宥五州是相對低頻區域,因此各州自然災害呈現明顯的差異性。唐穆宗長慶二年(822)“夏州大風,風沙為堆,高及成堞”[3]901,唐敬宗寶歷元(825)年秋“鄜、坊二州暴水”[3]934,唐憲宗元和十年(819)“鄜、坊等州風、雹,害稼?！盵3]945唐太宗貞觀四年(630)秋“丹、延、北永等州雹”[3]943,唐高宗永徽二年(651)“綏、延等州霜殺稼。黃陵霜殺稼”[2]169。據統計,鄜坊地區在陜北自然災害中占比最重,以水災和雹災為主;夏州地處陜北北部,與沙漠接壤,沙塵暴災害最為明顯;丹州、延州、綏州為霜雹災。因此,不論是災害爆發頻次還是不同災害種類,唐代陜北地區的自然災害在空間分布上表現出不均衡的特征。

第三,人畜傷亡大。將唐代陜北地區自然災害分為四個等級進行統計(如表1所示),突發性自然災害會導致大量城郭、廬舍毀壞,大量農作物和農田毀棄及家禽生病死亡,對當時社會經濟發展產生嚴重破壞。如唐高宗麟德二年(665)六月“鄜州大水,壞居人廬舍”[3]928,永隆中“屬牛疫,無以營農”[5]4803,唐憲宗元和十年(815)“鄜、坊等州風、雹,害稼”[3]945。大災、特大災占比雖少,但破壞性極強,威脅人民的生命安全、加劇社會動蕩。如水災、地震突發性強,災害強度大,當時對災害的防御手段弱,因此造成嚴重損失,動輒“漂居民兩千余家”“戍卒壓死者數千人”。

表1 唐代陜北地區自然災害等級表

第四,災害群發。據不完全統計,有多起連年災害,如武德六年(623)至七年旱蝗災害,開元十二年(724)至十三年霜旱災。一年內多起災害,“朝論未愜,俄拜金紫光祿大夫、行鄜州刺史。時北郡亢旱,農夫輟耒。既而下車雨降,負臿云趨,邑有箱哥,人無菜色,屬城流詠,鄰郡懷人”[4]71,可知是由旱災引起饑荒。饑荒往往是天災人禍的結果,易引發社會動蕩,出現“人相食”的恐怖現象。災害群發持續時間長,多災疊加出現,對當時百姓危害更大,沒有修養生息的機會。

二、唐代陜北地區災害防治措施

唐人對自然災害的認識深受秦漢以來“天人感應”思想的影響,認為自然災害是“失德天譴”的結果。唐太宗《以旱減膳詔》曰:“朕以寡德,衹膺寶命。而政慚稽古,誠闕動天。和氣愆于陰陽,亢旱涉于春夏。靡愛斯牲,莫降云雨之澤。詳思厥咎,在予一人。今避茲正殿,以自克責,尚食常膳,亦宜量減。京官五品以上,各進封事,極言無隱,朕將親覽,以答天譴?！盵9]84由此可見唐人對自然災害的認識是上天對于皇帝為政失德的警告,這對當權者有一定的警示作用。唐代君王也深知自然災害帶來的危害性和救災的重要性,唐太宗指出:“國以民為本,人以食為命。若禾黍不登,則兆庶非國家所有”[10]。因此唐朝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來賑濟災區、恢復生產,例如唐代具體規定了“凡水災蟲霜為災,十分損四已上免租,損六已上免調,損七已上課役俱免”[5]2089。根據災害的種類、受災程度來制定減免賦稅的標準,用以穩定民生、恢復生產。因此,唐朝救災呈現積極的應對態度。

(一)朝廷應對措施

自然災害會引發饑荒,引起地方混亂。當現有糧食無法滿足災民生存時,草木、觀音土、樹根、蝗蟲、石粉等成為百姓不得已的“糧食”。唐文宗大和四年,鄜州水災,“云、代、蔚三州山谷間石化為面,人取食之”[5]538。當上述這些“糧食”也無法滿足生存時,便會產生賣妻鬻子、燒殺搶掠甚至是“人相食”的現象。因此積極防災、救災是朝廷維護地方穩定必不可少的舉措。

第一,遣使救災。遣使救災是指朝廷派遣使臣到災區代皇帝安撫、賑濟百姓,以維護災區統治秩序,這是唐代中央參與地方救災的一個重要方式。

唐前期,遣使救災最為頻繁,中央選派使者的標準以與皇帝的親疏遠近,依據官員個人性格、品質、工作能力來選擇。救災使者從三省或御史臺眾臣中選擇,沒有固定官稱,是臨時委派到地方賑災。至武后時期,擔負救災職能的使職開始出現,玄宗時一些高品宦官也會參與地方救災。唐中后期,使職差遣逐漸成熟。如唐玄宗開元十五年(727),鄜、同二州河溢,“宜令侍御史劉彥回乘傳宣慰”,此次派遣的官員是侍御史,從六品下,授以宣慰使。

陸贄曾言:“分道命使,明敕弔災,寬息征徭,省察冤濫?！盵9]4822明確了使者的三種職能:一是代表皇帝巡撫災區,宣布賑災詔令。如唐文宗《遣使宣慰諸道詔》:“今故臨遣使臣,詳問病害,紓其墊溺之苦,申以勞來之方。勉諭師徒,安存孤老,將我惠澤,冀蘇疲人?！盵11]可以看出使者代表皇帝的意志,借此穩定災區。二是賑濟災民。唐代地方使用義倉救災需上報尚書省,經審核批準后才可開倉賑濟,這其中繁雜的程序耽誤救濟,因此中央派遣的使臣有一定“量事處置”的權力,可直接動用義倉救濟,事后上奏朝廷,提高效率。如唐玄宗開元十五年(727)七月,鄜、同二州河溢,“漂居民二千余家”,后唐玄宗遣使救災?！巴?、鄜州,近屬霖雨稍多,水潦為害,念彼黎人,載懷憂傷。宜令侍御史劉彥回乘傳宣慰,其有百姓屋宇田苗被漂損者,量加賑給?！盵12]1260三是監察地方。救災使臣親臨災區,了解實際災情,防止地方欺瞞。如唐玄宗開元二十一年,“以久旱,命太子少保陸象先、戶部尚書杜暹等七人往諸道宣慰賑給,及令黜陟官吏,疏決囚徒?！盵5]199

第二,開倉賑濟。唐朝建有倉儲體系,有專門應對災害的義倉。此外,常平倉、正倉、轉運倉、太倉等也具有災荒賑貸的作用。義倉在陜北地區災害賑濟中起主要作用,常平倉起輔助作用。

唐代設置的義倉是專門為積谷救災而設置的,貞觀二年(628)唐太宗“初詔天下州縣并置義倉”[5]34,但自高宗后“公私窘迫,漸貸義倉支用。自中宗神龍之后,天下義倉,費用向盡”[5]2123。至唐玄宗時期義倉“漸復修崇”,在救災中重新發揮重要作用。如唐玄宗《發諸州義倉制》:“且義倉元置,與眾共之,將以克濟斯人,豈徒蓄我王府。自今已后,天下諸州,每置農桑,令諸縣審責貧戶應糧及種子,據其口糧貸義倉,致秋熟后,照數征納,庶耕者成業,嗇人知勸”[9]270,詳細制定關于義倉的具體職能。義倉有賑給和賑貸兩種職能:賑給是無償將糧食給予災民;賑貸是將一定數量的糧食借貸給災民,一般秋收之后歸還。如唐玄宗《賑給同鄜等州詔》:“同州、鄜州,近屬霖雨稍多,水潦為害。念彼黎人,載懷憂傷。宜令侍御史劉彥回乘傳宣慰,其有百姓屋宇田苗被漂損者,量加賑給?！盵12]1260唐文宗時,“其浙西、浙東、宣、歙、鄂、岳、江西、鄜、坊、山南東道,并委觀察使與所在長史,據淹損田苗,漂壞廬舍,及蟲螟所損,節級矜減,指實奏聞。如沒溺甚處,亦以義倉量事賑救”[9]782。這些都體現了義倉的賑給職能。

常平倉的主要功能是平抑物價、調節市場,在糧食豐收時收糴以備荒年,但常平倉有一定賑濟災區的職能。唐玄宗開元七年(719),“赦關內、隴右、河南、河北五道及荊、襄、楊、夔、錦、益、彭、蜀、資、漢、劍、茂等州,并置常平倉?！盵5]2124開元十六年(728)十月敕:“自今歲普熟,谷價至賤,必恐傷農。加錢收糴,以實倉廩,縱逢水旱,不慮阻饑,公私之間,或亦為便?！盵5]2124唐憲宗元和六年(811)二月制:“如聞京畿之內,舊谷已盡,宿麥未登,宜以常平、義倉粟二十四萬石貸借百姓?！盵5]2126上述可知,常平倉除了調節物價外,也有在荒年賑貸糧食于百姓,幫助其恢復生產的作用。

第三,和糴、折糴。和糴、折糴是唐朝重要的防災措施,用儲備救災糧的方式防御自然災害對百姓造成的傷害。

和糴指官方出錢收購百姓的谷物,是非強制性官方收貯糧食的方式。唐代一般情況下是豐年和糴,和糴時的糧價高于時價。如唐憲宗元和七年(812)“冬,諸州和糴貯備粟,澤潞四十萬石,鄭滑、易定一十五萬石,河陽一十萬石,太原二十萬石,靈武七萬石,夏州八萬石,振武、豐州、鹽州各五萬石,凡一百六十萬石。以今秋豐稔,必資蓄備。其澤潞、易定、鄭滑、河陽,委本道差判官和糴,各于時價每斗加十文,所冀人知勸農,國有常備”[9]5516。

折糴指官府使百姓用谷物折納青苗稅錢,以免百姓賤賣谷物繳納青苗稅錢而造成的損失。唐德宗“貞元二年九月,度支奏,京兆、河南、河中、同、華、陜、虢、晉、絳、鄜、坊、丹、延等州府。夏秋兩稅青苗等錢物,悉折糴粟麥,所在儲積,以備軍食。京兆府兼給錢收糴,每斗于時估外,更加錢納于太倉,詔可之”[13]1636。其中折糴粟除用以軍糧外,還要納于太倉,以備荒年。

和糴、折糴增加國家的糧食儲備,有儲糧備災的作用,如唐穆宗長慶四年(824)八月,“詔于關內及關外,折糴和糴粟一百五十萬石,用備饑歉”[13]1637。

(二)地方官吏應對措施

災害引發饑荒會使百姓無法生存、背井離鄉,造成當地勞動力減少、政局不穩定,因此地方官吏的治理尤為重要。地方官依據中央政策和災區現實情況采取積極的防治措施,如募捐財物、報災救災、修建水利工程等,以此來維護社會穩定。

第一,官員募捐。中國具有歷史悠久的救濟觀念,尤其是“仁”“義”理論中所蘊含的倡導發揚仁義互助互利觀念,官員的慈善事業便體現出“仁”和“義”的道德要求?！罢賳T是中國古代公益募捐的主體之一”[14],在災后重建過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如王方翼出錢賑濟災民,“河西蝗,獨不至方翼境,而它郡民或餒死,皆重繭走方翼治下。乃出私錢作水硙,簿其贏,以濟饑瘵,構舍數十百楹居之,全活甚眾,芝產其地”[3]4134。地方官員募捐有助于緩解國家財政壓力,及時救助災民。

第二,糧食救助、修建房屋。災害發生后,地方官員積極的應對態度對災后治理至關重要。在唐代典籍中,地方官吏積極抵御災害不在少數,這也是受朝廷褒獎和后人稱贊的政績之一。如唐高宗永隆中,王方翼遷夏州都督時,“屬牛疫,無以營農”“施關鍵,使人推之,百姓賴焉”[3]4135。唐文宗《賑恤諸道水災德音》曰:“其浙西、浙東、宣、歙、鄂、岳、江西、鄜、坊、山南東道,并委觀察使與所在長史,據淹損田苗,漂壞廬舍,及蟲螟所損,節級矜減,指實奏聞。如沒溺甚處,亦以義倉量事賑救?！盵9]782地方官吏通過糧食救助和修建房屋等方式賑濟災區。

第三,興修水利。防范水旱災害,其有效的辦法便是興修水利。旱時可以開渠放水、灌溉農田,澇時可以及時排洪、減少損失。地方上水利建設由刺史和縣令負責,在防洪防旱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如坊州的中部縣“州郭無水,東北七里有上善泉,開成二年,刺史張怡架水入城,以紓遠汲。四年,刺史崔駢復增修之,民獲其利”[3]970,夏州“貞元七年八月庚戌,夏州奏開延化渠,引烏水入庫狄澤,溉田二百頃”[5]372。

由此可見,唐朝政府在中央通過派遣御史巡查災情、開倉賑濟、儲糧備災等方式積極應對自然災害,在地方通過官員募捐、糧食救助、修建房屋和興修水利等方式救濟災區,具有及時性和有效性,對維護地區穩定起著重要作用。

三、余論

唐代陜北地區自然災害種類多樣,水旱災害最為顯著,其次是霜雹等其他自然災害,這些災害對陜北地區社會經濟、百姓生命安全和社會秩序造成重大傷害。但從人口戶數增長來看,唐朝政府對陜北地區自然災害的治理是有效的。貞觀年間鄜州戶數為1 703戶,到開元末暴增至30 185戶,戶數增長近30倍。[15]因此從急劇增長的人口來看,陜北地區的環境承載力強,政府的救災措施是比較有效的。同時,唐代陜北地區無記載災民暴亂事件也證實了災害治理的效果是顯著的。唐朝政府的防災救災措施是較為成熟的,從中央到地方有一套行之有效的防災救災體系。雖然到唐后期,因國家實力減弱、財政困難,對地方的控制減弱,使得救災效果有所下降,但整體而言唐朝政府對陜北地區的災害防治呈現積極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