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黃河三角洲棉花產銷合作原因探析

李博文,王愛民

(1.濱州市博物館 研究保管部,山東 濱州 256603;2.濱州學院 人文學院,山東 濱州 256603)

棉花產銷合作是民國時期中國農村合作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各級政府、社會組織、金融機構復興農村的重要舉措。當今學者對民國時期山東棉花產銷合作研究成果頗豐(1)李靖莉、王愛民《20 世紀 30 年代中國農村合作運動的典型范例——論魯北的棉花產銷合作》,載于《東岳論叢》2017年第9期;丁濤《民國初期(1912—1937)黃河三角洲棉花生產初探》,載于《西安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6期;高金良《1927—1937山東農村合作研究》,2011年安徽大學碩士學位論文;周婷婷《20世紀上半期山東鄉村互助研究》,2012年山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而以黃河三角洲地域為視角的成果尚不多見。本文試對民國時期黃河三角洲棉花產銷合作原因做一探析。

棉花作為重要的經濟作物,在國民經濟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近代以來,棉紡織業逐漸發展成為工業的象征,并成為近代中國社會經濟變革的重要推動力量。明代以來,以黃河三角洲為主體的魯北棉區借助先天自然優勢,逐漸成為山東植棉核心區域和土布中心之一。鴉片戰爭后,隨著中國卷入國際市場程度的加深,棉花種植更加趨于專業化、商業化和規?；?。同時,受國外棉運合作和烏江棉花產銷實踐的影響,特別是1929年世界經濟大危機波及中國后,國內金融機構資金紛紛向農村經濟作物種植領域流轉,促使棉花產銷合作發展成為一項大規模的全國性運動。

一、黃河三角洲棉花的種植歷史

棉花,古稱木棉、白疊、古貝、吉貝、吉布等,是我國重要的經濟作物之一。關于棉花在山東引種,并無明確的史料記載,但元末賈仲名所撰雜劇《荊楚臣重對玉梳記》中有東平府柳姓商人裝運棉花20載(船)到松江府(上海一帶)出售的情節,可以作為魯西植棉的佐證。[1]明初官方開始有計劃地提倡植棉,并以賦稅的形式開始征收棉花、棉布,從而促進棉花種植范圍的不斷擴大。

就黃河三角洲地區而言,至遲在嘉靖年間已有關于棉花種植的記載。編纂于嘉靖十二年(1533)的《山東通志》載:“綿花,六府皆有之,東昌尤多,商人多貿于四方,其利甚博”[2],說明包括黃河三角洲在內的山東全省(明代山東下轄濟南、兗州、東昌、青州、萊州、登州六府,黃河三角洲各州縣時屬濟南、青州二府)均應種植棉花。嘉靖二十七年(1548)的《武定州志》中雖“民風、土俗、物產之類,偶因所見之不同,姑缺之”,但其《賦役志》中卻有“一曰土地,官民地九千六百八十二頃五十三畝有畸,官民綿花地三十頃四十九畝有畸”[3]的描述,則直接指明了棉花在此地的種植面積。此后萬歷十六年(1588)的《武定州志》則辟有《物產》,且有“草則蘆葦、蒿蓬、茅、稗莠、莎、蔴、蘋、木棉”[4]25的記載。

清代,山東棉花的種植范圍進一步擴大,特別是黃河三角洲區域成為清代山東植棉發展最迅速的地區,以其為主體形成的魯北棉區與魯西北棉區、魯西南棉區并稱為清代山東三大棉花專產區。黃河三角洲沿海的利津在明代到處還是鹽堿灘涂,到清代中后期時已是“種花為生者居其大半”[5],乾隆年間,沾化“通縣所賴惟小麥、棉花兩種”[6]。棉花成為黃河三角洲諸多州縣重要的經濟來源之一,如博興縣“城以北土兼沙壤,故宜棉,商賈之家藉是致小康”[7]。蒲臺縣“土性白沙者宜棉,種植工本較五谷費重,其獲利亦豐。戶勤紡織,布有數種,曰半頭、曰長頭、曰莊布,既以自給,商販轉售,南赴沂水,北往關東,閭閻生計多賴焉”[8]。豐厚的經濟回報,促進了棉花種植面積的進一步擴大。

二、近代黃河三角洲棉花的商品化生產

黃河三角洲棉花的商品化生產歷史悠久,明朝后期武定州的棉紡織業就頗為發達,“富者多挾資貿數升之布,至千百出都城塞上”[4]85。清代中期,黃河三角洲所有州縣均有商品布輸出的記錄,尤其是大小清河流域的州縣,植花紡布已成為當地重要的經濟來源之一。如大清河流域的齊東縣,“婚喪之費莫無所藉,惟恃紡花、織布。而男婦晝夜之所作,自農工而外只此一事,是以遠方大賈往往攜重資購布于此,而士民賴以活?！盵9]在小清河沿線的博興縣亦是如此,“女勤紡織,故布貨充韌”[10],商人多以販布、販花為業。

近代以來,大量洋紗、洋布的輸入對黃河三角洲原有的紡織業尤其是紡紗業造成了嚴重沖擊,造成大量手工紡織業者歇業,促使傳統的耕、紡、織三者結合的經濟結構逐漸分離。受市場經濟的影響,紡織業生產的自給性質發生了變化,整個行業從生產到成品商品化趨勢日漸明顯。黃河三角洲的手工紡織者開始采用洋紗織布,且所織土布主要是通過布行遠銷各地。如蒲臺縣不僅將“棉花由陸運運至濰縣等處”銷售,而且所織土布“各縣商人至本境購買,每年約銷十萬余疋”[11]?；菝窨h,“土布為大宗,陸運則由車發往泰安、濰縣、穆陵關等處銷行,亦赴天津、蘆臺、平谷等處銷售;水運則由海豐縣埕子口即大沽河口裝船渡海,赴東三省銷行”[12]179。壽光所產的梭布,“昌邑、掖縣巨商在上口鎮收買,陸運至京師,每歲約銷八萬疋”[13]。

除銷售棉紡織品外,黃河三角洲還對外大量輸出棉花,特別是優質高產的美棉在此地引種后,非常受市場青睞,進一步促進了美棉種植面積的擴大和棉花產量的增加。如青城縣,“近有柘里斯棉,系美國種,莖枝花葉皆大,絨亦長,近種者頗多”[14];陽信縣,“近漸試種美棉,收數較佳”[15];沾化縣,“棉有土棉、美棉二種,產量頗富,除境內自用外,并出口”[16];博興縣,“棉分土棉、洋棉二種,近年種植者多,獲利亦厚”[17]。據1936年《山東棉業調查報告》記載,以黃河三角洲為主體的魯北棉區,“棉田面積約在百萬畝以上。其中,中棉棉田為七十萬余畝;美棉棉田約在三十五萬畝左右,為中棉棉田之半”[18]53,而該區所植棉花除極少自用外,大部分用于外銷。茲就其運銷情況列表如下:

通過表1可知,黃河三角洲的棉花銷售市場主要集中在膠濟鐵路沿線的張店、濟南等專業化商品集中交易地?！皬埖隇轸敱敝匾藁ㄊ袌?為小清河流域及黃河以北濱縣、蒲臺等縣棉產之集合地。每年集中該地之棉花約13萬包”[18]72,然后“以火車直運青市”[18]75。此外,該區每年約有四十余萬擔棉花因河運費用低廉運售至濟南中轉,“濟南為山東陸路交通中心,鐵路、公路均以該地為聯系站,山東主要農產物之銷售于外地者,亦先集此,再轉運各縣”[18]133。黃河三角洲轉運至此的棉花,“除銷售本市各紗廠外,大部運銷青島及上海,平均計全年進花120萬擔,其中運銷青島者約占80萬擔,運銷上海者約占20萬擔,本地各紗廠銷售20萬擔”[18]117。

表1 1935年黃河三角洲棉花運銷情形表

交通的不斷完善為黃河三角洲農產品的商品化提供了便利。隨著各種新式交通的發展,特別是各縣域之間便捷公路的不斷建立,擴大了以棉花為代表的農產品的銷售市場,為黃河三角洲農產品輸出提供了條件,加速了農產品的商品化步伐。

三、近代黃河三角洲棉花的專業化生產

農產品的商品化促使種植區域專業化。以黃河三角洲為主體的魯北棉區就是在經濟利益的不斷刺激下逐漸發展而來的。近代以來,隨著實業救國思潮的興起,眾多民族紡紗廠如雨后春筍般成立,加之眾多外商紛紛在我國投資興建棉紡廠,直接帶動了植棉業的興盛,促使黃河三角洲棉花種植面積的增加。

1926年,省立齊東棉花改良場的設立,不僅使該區棉花品質年有增進,而且產額亦逐年增加。特別是成功選育出的脫字36號、47號、57號等美棉新品種,使黃河三角洲的棉花品質日益優良。如黃河三角洲南部的“齊東、鄒平一帶為美棉新種之試驗區域,成績良好,故棉田日漸增加,且氣候適合,土壤肥沃,收獲豐富,品質優良,為全省棉花之冠”[18]63。在齊東各處“均有棉作之試種,尤以石店、吳莊以南為最多,棉田均在六萬畝左右,占耕地百分之五十以上”[18]64;鄒平的棉花種植以小沽河為界,“小沽河以前美棉最多,中棉極少。小沽河以北除接近高苑、田鎮一帶外,他出無多。棉田總計約六萬八千余畝”[18]64。

黃河南岸的博興縣也是重要的產棉區,“以博昌鎮為最多,通濱鎮次之,純化鎮以迄圍城一帶更次之,棉田總計約在十萬畝以上”[18]64。蒲臺棉田計二十萬九千余畝,“耕地面積為五十六萬七千七百三十四畝”[18]54,約占耕地面積的51%。黃河以北的“濱縣棉田面積居魯北區之冠,為二十三萬余畝,實握黃河下游北岸一帶棉產之重心”[18]64,該縣“耕地面積六十五萬七千一百九十七畝”[18]53,故棉田約占耕地總面積的35%。為便于更好地了解民國時期黃河三角洲各縣棉田種植情況,茲就《山東棉業調查報告》中各縣棉田數量摘錄如下:

通過表2可以清晰看出,黃河三角洲各縣的棉花種植面積總體呈上升趨勢,且各縣中美棉的種植面積逐年增加,相較而言,中棉的種植面積則在減少。值得注意的是,在1933年一部分縣區的棉田面積大幅下降,主要是該年黃水為災,故諸多沿黃州縣的棉田深受其害。

表2 1931—1934年黃河三角洲各縣棉田統計表 (單位:萬畝)

棉田面積的擴大,特別是美棉的廣泛種植,直接導致了棉花產量的增加?！棒斒∶尢?除因蒙受特殊不利于洋棉之災害外,洋棉收貨量多較中棉為高,普通每畝相差10斤至30斤”[18]12,“鄒平之美棉產量,且超過中棉產量1倍至3倍”[18]14。為便于更直觀地了解,現將1926—1933年黃河三角洲各縣棉花產量列表如下:

通過表3可以發現,濱縣、蒲臺、鄒平、高苑等縣在民國時期的棉花產量遠高于其他各縣,反映出這些縣區棉花生產在黃河三角洲地區乃至山東境內的重要地位。棉產量的增加為黃河三角洲地區棉花的對外銷售提供了較為充足的貨源,在為廣大棉農帶來經濟收益的同時,棉花的商品化進一步促進了黃河三角洲棉花種植的專業化。

表3 1926—1933年黃河三角洲各縣棉花產量表 (單位:擔)

四、國內外合作思潮和合作運動的影響

合作運動最早發源于19世紀歐洲的社會主義運動。1844年羅虛代爾在英國蘭開夏郡成立了著名的“羅虛代爾公平先鋒社”,這是世界上公認的第一個合作社。鑒于英國合作運動的成功經驗,遂于1895年在倫敦召開了國際會議,宣告了國際合作社聯盟的成立,從而推動合作運動進入了全球發展的新階段。

新文化運動后,面對日益嚴重的內憂外患,越來越多的國人加入探索挽救中國農村經濟之路。在這一背景下,合作主義被引入中國,并涌現出薛仙舟、朱進之、戴季陶等一批合作運動的理論倡導者。受合作思潮影響,上海國民合作儲蓄銀行、成都農工合作儲蓄社、寧波第一消費社等一批合作實踐社在各地迅速開展。此外,華洋義賑會還在1922年8月于河北香河縣基督教福音堂創辦了中國第一個農村信用合作社,進行合作運動實踐?！坝扇A洋義賑救災會組織的農村合作制度在河北的嘗試,拉開了中國農村合作運動的序幕,其實踐經驗、方式方法對于以后農村合作的發展影響巨大?！盵19]7

受農村合作運動的影響,1923年金陵大學農林科棉作改良部計劃在安徽烏江推廣美種愛字棉,但當地百姓熱情不高。經過金陵大學的不懈努力,直到1926年在烏江種植的愛字棉才大獲豐收,然而商人收購價錢頗低,于是金陵大學派駐此地的徐澄借鑒美國棉運合作經驗成立了棉花運銷合作社,組織棉農將收獲的棉花運至無錫的申新紗廠銷售,除去費用外,每擔竟比當地多得六至七元,此為中國棉花產銷合作之嚆矢。[20]86

山東美棉產銷合作事業肇始于1932年黃河三角洲域內的鄒平縣。1930年,曾在河南任職的韓復榘調任山東省政府主席,故其在河南支持的鄉治學院停息,以梁漱溟為首的學院骨干遂轉移至山東繼續開展相關運動。由于鄒平符合“地點比較適中,縣份不過大,不甚苦亦非富庶,不太沖繁而交通又非甚不便者為合適”[21]15的選址要求,遂于1931年6月梁漱溟在鄒平成立了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

1932年9月,研究院為解決棉業所系的試驗縣農村經濟,“改良品種以適應紗廠細紗原料之需要,改善產銷情形以提高棉產品質而期農家收益之增進”[18]185等問題,遂選取孫家鎮219戶棉農表證試種,分發脫里司美棉種4 000余斤,入秋即以前項表證棉農家為社員,分村組織美棉運銷合作社15處,取古梁鄒之地名,命名為“梁鄒美棉運銷合作社”,社址即設在鄒平棉花集散中心的孫家鎮,舉行棉苗貸款及運銷貸款。

1934年山東建設廳合作事業指導委員會在全省開始推廣美棉生產運銷合作計劃,從這年春季開始,全省采取統制方針,集中時間、人力和空間,在章丘、齊東、青城、高苑、博興、蒲臺、濱縣、惠民、邱縣、高唐、清平、夏津等12縣推行;后又應高密、歷城、商河三縣之請,增加推廣計劃為15縣,調動全省業務指導員80余人,集中力量指導推廣,切實提高了合作運動中農民的生產技術,深受棉農百姓的歡迎。至1935年3月,山東共成立合作社1 235處,社員34 686人,棉花種植面積達269 580畝,借領棉種1 570 562余斤。

在這一背景下,黃河三角洲植棉各縣的美棉產銷合作事業便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先后有鄒平、齊東、青城、高苑、博興、蒲臺、濱縣、惠民等8縣進行推廣,占全省半數之多。僅鄒平的梁鄒美棉運銷合作社,1934年“申請加入者,風起云涌,社數之擴充達128處,社員人數3 016人,約為1988年之9倍;棉田面積21 341畝,約為7倍。運銷花衣數量共計274 189.5斤,售價151 788.48元,盈余總額15 947.88元,連特別公積金2 477元,共18 424.88元,俱較去年大有進展”[18]185。產銷合作社的諸多好處逐漸被廣大棉農所享受,故激發了棉農加入合作社的積極性。

五、金融資金向農村經濟作物領域流轉

1929年世界經濟大危機在美國爆發后隨即席卷全球,危機影響之處工農業生產銳減、企業停產、銀行倒閉、失業人口劇增。由于工農業產品之間的價格剪刀差迅速擴大、美國“白銀政策”的出臺以及出口市場的不斷萎縮,使中國都市和農村之間金融市場失去常態,現金大量流入經濟發達的上海、武漢、天津、廣州等大中城市,僅上海一地,據當時銀行家張公權估計就集中了當時全國二分之一的現金。

與城市金融的過度膨脹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農村經濟,這一時期農村金融異常奇缺,幾近破產的邊緣。加之戰亂、天災以及經濟危機的影響,直接催生了農產品價格降低、農村金融枯竭、高利貸猖獗等諸多問題,致使農村經濟走向崩潰的邊緣。從1932年開始,中國農產品價格開啟了滑鐵盧式降低,以1931年的產品價格為基數,到1934年則下降至70%,平均每年下降10%。與此同時受天災人禍的影響,農產品產量也不斷減少,農村流亡人口數量卻呈遞增趨勢,1921年沾化縣農民離村率雖為山東省最低,但卻已達8.7%。[22]882僅1928年山東災民數量高達近千萬人,去往外省乞討者就有300萬之巨,勞動力的銳減嚴重影響了農業生產。

為挽救農村經濟和尋找都市資金出路,各級政府和社會團體紛紛大力支持農村合作運動的開展,銀行也通過各種途徑向廣大農村發行貸款,向合作組織輸送資金。商業銀行對于農村放款,以1931年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與華洋義賑會訂立合同,以兩萬元貸于成績較優良之信用合作社為嚆矢。[22]178除此之外,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在同年還獨自給金陵大學在安徽烏江倡導的農村合作社發放貸款。1933年,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在上海開設農村貸款總部,在南京、鄭州、長沙開設分部,專門從事農村貸款事宜。1935年,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與山東建設廳簽訂合同,向臨朐、臨淄、益都、壽光、高密五縣的農村發放40萬元貸款,支持各縣合作組的發展。

中國銀行繼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之后,在1931年與華洋義賑會合作放款,先期投入兩萬元,后在年底增加至五萬元。同年,又向山東的平陵、新成、寶鎮三鄉的合作社發放貸款兩萬元。1935年,該行與山東省建設廳訂立合同,向齊東、章丘、高苑、青城等12縣棉農發放貸款,共計百萬元。自1933年以來,“各商業銀行對農貸的經營,類多變更方式,轉趨積極,論數量則由數萬元突增至千余萬元,論地域則由一省擴展至十余省,論方式則亦多由間接趨于直接?！盵22]179

“由于農村貸款的復雜性、高成本性和不安全性,所以銀行一開始就放款對象主要放在經濟作物區,尤其是棉產區,從事棉花產銷合作?！盵20]87“商貿之流入農村,大多限于棉區”。據1934年吳承禧統計,“各行農貸范圍,總計似僅有12省,即江、浙、豫、鄂、皖、贛、秦、閩、冀、湘、晉、魯等省。這些省份,除福建外,均以產棉著稱”。1932年起中國銀行開始對山東鄒平鄉村建設研究院梁鄒美棉運銷合作社發放貸款,是年貸出3 774元,輔助合作社進行棉花運銷。[20]871934年中國銀行分別在齊東、鄒平兩縣為棉農辦理棉苗貸款、棉花運銷貸款、軋花貸款共計155 063和130 577元。

除中央等國家銀行將資金投入農村外,地方金融機構也積極參與。如黃河三角洲還特別成立了地方金融機構,如鄒平縣金融流通處、齊東縣農民貸款所、蒲臺縣立農民貸款所等,以與中國銀行大致相當的利息比率為棉農發放貸款,促進棉花生產運銷。大量低息貸款成為黃河三角洲地區棉花產銷合作社得以存在、發展的重要支撐與保障。

綜上所述,黃河三角洲棉花產銷合作的興起,是該區傳統優勢植棉業在市場因素的刺激下,生產的專業化、商品化程度不斷提高,進而為產銷合作提供了物質基礎;合作思潮與合作運動在國內的傳播和實踐,為棉花產銷合作提供了理論依據;而在經濟危機影響下,銀行資本大量流入農村經濟作物產區,則為其提供了資金保障。黃河三角洲的棉花產銷合作首開民國山東棉花產銷合作之先河,對山東省乃至全國的棉花產銷合作都產生了重要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