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名號入詩看白居易在宋代的接受

洪嘉俊

(廈門大學 中文系,福建 廈門 361005)

人物名號入詩,涉及接受史的問題。因為作者對該人物的認識與評價,必然同時體現在詩中。關于白居易在宋代的接受,學界已作較多研究,但專從名號入詩的角度入手討論的成果至今尚付闕如。不同于史傳、散文、筆記、詩話中的顯意識書寫,詩中述及白居易名號,或是專意而為,或是隨意提及,借由詩歌詩性話語和特殊藝術形式所呈現的人物形象及產生的表達效果,能夠傳達出許多有益的內容?？疾彀拙右酌柸胨卧姷挠嘘P情況,有助于呈現宋人眼中白居易的不同面相和豐富細節,深化對宋代白居易接受的認識。

一、從自述到他述:唐宋詩中的白居易名號

追本溯源,以白居易名號入詩,始于白居易本人及其同時代詩人。白居易共在47首詩中明確述及自己的名號,包括姓、名、字、號、官職等。其中,以字入詩最多,共18首。古人為表謙遜,自稱時通常用名不用字。翻檢其他詩人詩集,在詩句中述及自己的字,一般至多不過一兩處。白居易如此一反常例,頻頻于詩中以字自稱,當有根由可究。

白居易的字,出自《周易·系辭上》中的“樂天知命,故不憂”[1]。如其詩所言,他也確乎達到了樂天知命的境界——“號作樂天應不錯,憂愁時少樂時多”(《少年問》)[2]2188?！皹诽臁彪m是其字,但因寄托了他的精神追求,亦有了“號”的意味。故當其以字自稱時,常常語帶雙關,既指字,也指字中寄寓的樂天知命精神。如“若問樂天憂病否,樂天知命了無憂”(《枕上作》)[2]2388,前一個“樂天”指人名,后一個則可兼指人名和精神?！拔垬诽煸?頭白向江東”(《商山路有感》)[2]1315,此“樂天”字面上當作人名解,但該詩作于他人皆歿而自己獨存的背景下,自己得以比他人長壽,應當與知足通達的心態不無關系,如此,又可與樂天精神聯系起來?；趯诽炀竦耐瞥?白居易在詩中對他的字大加歌詠,如“達哉達哉白樂天,分司東都十三年”“死生無可無不可,達哉達哉白樂天”(《達哉樂天行》)[2]2498。又如《自誨》一詩,“樂天”一詞共出現8次之多[2]2640。這樣如作歌謠般反復呼喚唱誦自己的名號,既是在與自己的內心對話,也是在表達對樂天精神的認同和頌揚。

在詩中自述名號,涉及自我形象定位。每一次提到自己的名號,都是一次現身說法,為自己描摹一種形象。白居易通過名號入詩呈現的自我形象,以閑適、隱逸、放達者居多。如“世間好物黃醅酒,天下閑人白侍郎”(《嘗黃醅新酎憶微之》)[2]1931,描摹出一個中隱閑官的形象。侍郎是其官銜,為官本有公務勞神,這里卻稱閑人,可見其亦宦亦隱,于宦中隱,走的是仕隱兩不誤的折衷之道。又如“時有沉冥子,姓白字樂天”(《香爐峰下新置草堂即事詠懷題于石上》)[2]384,描摹出一個遺世獨立的隱者形象。本來白居易有著豐富的面相,這里先說有一“沉冥子”,再說此“沉冥子”即白居易,而非反之,便是取其“沉冥”一面,舍去其他面,以示強調。

除白居易本人外,一些同時代詩人也在詩中提及白居易名號。他們多與白居易熟識交好,故其提及白氏名號的作品,多是與白居易相關的寄答、酬唱之作。如劉禹錫“傲士更逢酒,樂天仍對花”(《和令狐相公尋白閣老見留小飲因贈》)[3]4031、“一從別樂天,詩思日已沉”(《樂天寄洛下新詩兼喜微之欲到因以抒懷也》)[3]3985,元稹“樂天書內重封到,居敬堂前共讀時”(《酬樂天吟張員外詩見寄因思上京每與樂天于居敬兄升平里詠張新詩》)[3]4599、“好住樂天休悵望,匹如元不到京來”(《酬樂天醉別》)[3]4590等,深厚交誼盡寓詩中。

酬唱之作以對方為第一讀者,原唱與和作處在一定的對話語境中。而在非酬唱性質的詩中述及白氏名號,則是一種他述語境,以他者視角為白居易描摹形象。與白居易同時或稍晚的一些詩人便有這樣的作品,這反映了白居易在相應時期的接受情況。如徐夤詩句“賦就長安振大名,斬蛇功與樂天爭”(《偶題二首》其二)[3]8189,借白氏以自矜,雖是夸耀自己所作《斬蛇劍賦》之佳及由此獲得的巨大聲名,實際上也側面夸贊了白居易的登第之作《漢高祖斬白蛇賦》及其文學才能?？梢姲拙右讘囄恼略谥型硖坡曌u昭著,與白居易“禮、吏部舉選人,多以仆私試賦判傳為準”[2]2793的自述相印證。

有學者研究認為,白居易在中晚唐主要“以科場才子的形象為時人所追捧并被流行文化定格”,他以“科場明星”“名士才子”身份被偶像化,直到宋代才向“官場隱士”形象轉變。[4]從總體趨勢上看,確乎如此。但若細究提及白居易名號的詩句,不難發現,在中晚唐時期,白居易“才子”之外的其他形象亦為人們所接受。如唐宣宗“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吊白居易》)[3]49,寫其淡泊豁達、隨遇而安;皮日休“天下皆汲汲,樂天獨怡然”“天下皆悶悶,樂天獨舍旃”(《七愛詩》其六、《白太傅》)[3]7018,寫其怡然自適、不慕榮利;司空圖“不似香山白居士,晚將心地著禪魔”(《修史亭三首》其二)[3]7276,寫其皈依禪門;齊己“且尋風雅主,細看樂天真”(《送僧游龍門香山寺》)[3]9486,寫其悠游風雅。因此,見于唐人詩筆的白居易形象并不單一、固定。隨著時間推移,白居易在詩人群體中接受的差異性和復雜性還會更加明顯。

入宋以來,由于白居易的詩文及生平廣泛傳播、廣為人知,宋人對于白居易有著更加豐富的認識。宋初即有一批詩人追摹白居易,競相創作“白體”詩。而后自蘇軾始,宋人又圍繞“白俗”等問題不斷展開討論。[5]除去具體的褒貶態度不看,有一點可以肯定,即白居易在宋人心目中有著極高的名氣和地位。對于這樣一位極具分量的先賢,詩人們都樂意在詩中提及。據筆者統計,宋代共有855首詩述及白居易名號,涉及作者281人,其中有19人創作了10首以上包含白居易名號的作品(見表1)。

表1 宋代詩人述及白居易名號詩歌篇數

從自述到他述,有一點是一致的,即白居易以自己名號入詩,是在有意或無意地進行自我形象定位及選擇性展示;后世詩人以白居易名號入詩,也是在有意或無意地為其塑造形象并選擇性呈現。對于具體詩人、詩作而言,提到白居易可能僅僅出于偶然。但類似的“涉白”詩句若大量出現,便是一種值得關注的文學、文化現象,它反映出白居易在宋代接受的總體情況。如此,有必要對這些“涉白”詩句做一番梳理分析,對宋詩中白居易一般于何種情境入詩、以何種面目入詩、同誰一起入詩等問題加以揣摩發微。

二、專述與旁涉:名號入詩的若干情境

宋人以白居易名號入詩,或為專述,或為旁涉。專述之作專門圍繞白居易其人、其詩、其言、其事展開,作者用全部或大部分篇幅對白居易進行敘述、評論并抒發相關情感,或與白詩展開互動。有時詩歌雖另有題旨關切,用白居易生平遭際、詩文典故以借題發揮,但字面上通篇不離述白、評白、詠白。旁涉之作則不專為白居易所作,詩中僅一句或幾句提及白氏,占全詩篇幅比例較小。專述之作能對白居易作出直接的、展開式的述評,而旁涉之作中的涉白述評更像無意間脫口說出的、未經充分展開,僅僅蜻蜓點水、一筆帶過,留待讀者自行展開體會。

從詩歌的創作情境看,名號入詩可分為四種類型。第一類情境為:因其地,思其人。詩人來到與白居易相關的地點,駐足瞻仰,睹物思人,追懷前賢,發于詠嘆。這類詩多為專述白居易之作,其名號往往入詩題。如趙抃《江上白樂天祠》[7]4138:

我愛白司馬,有言來謁祠。

才名千古照,忠義一生奇。

諫切寧思祿,讒行卻罪詩。

如何江上客,惟道琵琶詞。

詩人在白居易祠前憑吊其人,贊嘆其出眾的才華與高尚的品格,同情其獲罪左遷的遭遇,感慨時人徒賞其詞華之妙而不道其人格之高。除祠廟外,白居易的墳冢及堂、閣、池、亭等文化遺址,也常引得詩人為之發詠,如蔡襄《過白樂天墳》、韓琦《醉白堂》、董嗣杲《樂天竹閣》《白家池亭》、王十朋《白公草堂》等,皆是詩人身臨白氏遺跡舊址有感而作。

白居易為官、經游之地,也容易引發詩人對他的聯想,從而被寫入詩中。這類詩多非專寫白居易,只是從旁涉及、部分涉及。如郭印“木落荒坡思白傅,草深頹墓憶宣公”(《忠州懷古》)[7]18718。白居易曾任忠州刺史,詩人來到忠州,見人事代謝、草木荒疏,懷想起白居易及曾被貶至忠州的陸贄。又如徐仲謀“風流人物兩相逢,白傅高文紀漢公”(《白蘋洲》)[7]4903。白居易曾作《白蘋洲五亭記》,記述刺史楊漢公在白蘋洲筑園建亭的功績,詩人來到此地,思及白居易及其筆下的楊漢公,因作此詩。有時作者并不親臨,只是提及地名,便想到其人。如梅堯臣“不須歌管唯詩酒,況有余杭白樂天”(《送吉老學士兩浙提刑》)[7]3240,梅堯臣并非身在余杭,只是友人即將赴浙,而白居易曾在當地為官,由此聯想,故在詩中提及。

白居易名號入宋詩的第二類情境為:讀其詩,效其體,和其韻。作為有影響力的大詩人,白居易的作品為后世詩人所廣泛研讀。一些詩人讀罷白氏詩集,作詩以表達閱讀感受,品評其人其詩(見表2)。這類讀后感式的詩,通常是針對白詩的專述之作。如虞儔《讀白樂天詩集》[7]28534:

表2 宋人讀白詩篇數

詳觀白傅一篇詩,長日何須一局棋。

字細縱然勞眼力,理長尤是契心期。

夸張歌酒渾相似,消遣窮愁亦自知。

大節更思公出處,寥寥千載是吾師。

除了記述讀白詩的感受,宋人還通過詩歌創作與白居易遙相互動?；臃绞桨ǚ滦Ш妥泛?。仿效之作通常以“擬……(詩)”“效……(體)”“仿……(作)”為題,主要仿其淺易的語言風格,亦有模仿其閑適心態者。宋人擬白詩今存29家56首(見表3,8頁)。不光是學白之風較盛的宋初,在此之后擬白詩亦屢有人作。北宋中期以來,戲效之作漸多,如黃庭堅《戲書效樂天》、程俱《自寬吟戲效樂天體》、樓鑰《病足戲效樂天體》等,體現出對白居易人生態度的認同和取法。追和之作一般以“和……(韻)”“次……韻”“用……韻”為題,共存9家52首(見表4)。其數量少于擬白詩,且主要集中在南宋,白體流行的北宋初期反倒未留下太多追和白詩之作。

表3 宋人擬白詩篇數

表4 宋人和白詩篇數

白居易名號入宋詩的第三類情境為:評論其人、其詩、其事。有時詩人并非來到白氏遺跡或其生前仕宦經游之地,亦非閱讀了白居易的詩集并欲與之互動,而是由于某種創作動機,在詩中對白居易作出評述。有專述之作,如葛勝仲《白樂天》其一[7]15703:

平生趣操號安恬,退亦恬然進不貪。

何事潯陽恨遷謫,輕將清淚濕青衫。

既肯定其安常處順、恬淡自適的操守,又質疑其既然樂天知命,何以遭遇貶謫時亦復感傷身世、涕淚悲泣。褒貶似未明言,實已暗寓。又如家之巽《和三賢堂詩》其一[7]42597:

孤峰落魄一詩人,白傅何曾號直臣。

較似眉山敢同傳,并祠浙水恐誣神。

人非倫擬終非偶,論貴平和不貴新。

爭似獨尊元祐學,高堂正笏更垂紳。

詩中對白居易的人格與詩論做出負面評價,稱其僅是一“落魄詩人”,算不上“直臣”,不配與蘇軾及浙水水神共祀一堂。

也有宋人在詩中旁涉對白居易的評價。如吳芾《述懷》以“我愛白樂天,千載共稱賢。行年七十五,奄忽遂溘先”[7]21863開篇,這是充滿褒贊、欽崇之義的評價。又如張镃《題尚友軒》,提出“作者無如八老詩”“白傅東坡俱可法”[7]31596,可堪師法的八位詩人,白居易身在其列,相比于“從來白俗不入眼”(張擴《景蕃復和再次韻》)[7]16064之類的藐視性評價,認為白詩可學便是對其之肯定。再如陳造“君不見樂天六筦挽西湖,惠利可容今愧古”(《贈鹽城諸友》)[7]28045,肯定其筑堤浚井的政績。

名號入詩的第四類情境為:用其典故。詩人不會無端將白居易寫入詩中,若非加以記述、評議,則必然伴隨典故入詩。宋人詩中有用其事典者,如“樂天妙語過雞林,平處猶為治世音” (姜特立《戲題》)[7]24160、“鵝頸肯為羅隱笑,雞林能辨樂天詩”(鄭清之《調云岑》)[7]34672。元稹在《白氏長慶集序》中寫道:“雞林賈人求市頗切,自云本國宰相每以百金換一篇,其甚偽者,宰相輒能辨別之?！盵2]3973上述兩聯詩即用此典。

也有用其語典者,如王禹偁《和仲咸除知郡后雨中戲作見贈》[7]792:

明代何人為薦雄,專城猶與眾人同。

徒聞清政如黃霸,尚借緋衫似白公。

我有金章知是忝,君無銀榼信為窮。

不須厭見隨車雨,歲晚當期五谷豐。

用白居易“銀章暫假為專城,賀客來多懶起迎。似掛緋衫衣架上,朽株枯竹有何榮”(《又答賀客》)[2]1132、“金章未佩雖非貴,銀榼常攜亦不貧”(《自詠》)[2]1622等詩典故。又如李昉《牡丹盛開對之感嘆寄秘閣侍郎》首聯“白公曾詠牡丹芳,一種鮮妍獨異?！盵7]185,句后自注“白公樂府有《牡丹芳》一篇”,自報典故出處。再如范純仁《和微之以足疾不赴西湖賞雪》中“心似白公何慮腳”一句[7]7449,亦自注用白詩“但有心情何用腳”(《病中五絕》其五)[2]2389之典。名號伴隨典故入詩,通常是旁涉之作。而典故選取的不同,將造成詩中白居易形象呈現的差異。

三、一體多面:形象呈現的差異化與類型化

提到白居易名號的宋詩甚多,其創作情境不盡相同。詩的篇幅有限,專述之詩亦不能窮其全貌,旁涉之詩更是只能擇一面以寫之。故宋詩中呈現的白居易形象頗有差異。形象差異首先體現為名號差異(見表5,9頁)?！皹诽臁比朐娮疃?“白傅”次之,“白”再次之。相對而言,以字相稱更顯親近,可傳達詩人尚友古人的態度,呈現樂天知命、閑適安然的形象;以官職稱更顯敬重,可傳達詩人欽仰前賢的態度,呈現出仕為官、由官而退的形象;單稱姓,則適應詩歌用字精練的要求,同時說明白居易名聲之大,不必道其全名即可使人明白其指涉何人。此外,以“香山居士”“香山老”等入詩亦多,用白居易自擬之號來呈現其自塑之形象;也有不少以“江州司馬”“白司馬”等入詩,表現對天涯淪落者的共情。

表5 白居易不同名號入宋詩篇數

其次,形象差異還體現在褒貶色彩中。絕大多數宋人在褒揚語境中述及白居易,或是采用正面字眼評價,或是字面上未作評價但援引白居易相關典故以起到雅化詩歌的效果。在詩中貶抑白居易的不多,韓維是其中一個,他的《讀白樂天傳及文集》三首詩,均站在道德制高點上對白居易提出質疑甚至予以否定。如第三首,以孔子和顏回于困厄中不改其志為反襯,發出“何事香山白居士,每嗟衰老亦言貧”[7]5285的質問。不過這類詩為數極少。除了評價其人,評價其詩亦是褒多貶少。盡管蘇軾、惠洪、蔡百衲、陳師道、蘇轍、魏泰、吳聿、陸游、嚴羽、張戒等均曾指出白詩之不足[5],但在詩中述及白詩時,多數人仍作正面評價,像陸游這樣直指詩道“陵遲至元白,固已可憤疾”(《宋都曹屢寄詩且督和答作此示之》)[7]25631的,畢竟不算太多。

再次,形象差異還體現在地域聯結中。詩人與地域、山川名勝之間關系密切,前者受后者滋養,后者因前者而聞名,并獲得生生不息的文化生命,故地名及地方名勝常伴隨人名入詩。白居易曾在長安、江州、忠州、杭州、蘇州、洛陽等地為官。與白居易名號一同入詩的地名,以江州(60首)、杭州(42首)、洛陽(33首)為多,其余地名較少。以杭州為例,白居易任職杭州,頗著聲名,幾乎已成當地形象代言人。宋人寫下“卻羨樂天詩里道,皇恩曾許住三年”(趙抃《別杭州》)[7]4223、“白公睡閣幽如畫,張祜詩牌妙入神”(林逋《孤山寺》)[7]1213、“千古清風白樂天,昔時曾此飽談禪”(姚勉《題西湖竹閣寺》其二)[7]40463等詩句,側重表現其為官主政卻悠游自在的形象。

復次,形象差異還體現在被引用和提及的作品中。白居易自己較為重視的作品是“覽仆詩”、可“知仆之道”的諷喻詩和閑適詩[2]2795,但宋人詩中絕少述及他的新樂府詩,呈現其閑逸自適形象時也多是直接描摹而非引述其詩。宋詩中提及較多的是《琵琶行》,如“樂天當日最多情,淚滴青衫酒重傾”(葉桂女《琵琶亭》)[7]45041、“白樂天,白樂天,平生多為達者語,到此胡為不釋然”(戴復古《琵琶行》)[7]33463等?！堕L恨歌》與《琵琶行》為同類作品,白居易稱“今仆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已下耳”[2]2795,甚至只提《長恨歌》而不提《琵琶行》。到了宋人詩中,涉及《長恨歌》反倒僅有6首,涉及《琵琶行》的則有37首之多。蓋因《琵琶行》為白氏貶謫時作,具身世之感,后世詩人更易與之產生共鳴并對之發表議論。

宋人對白居易形象的接受,既有差異性也有趨同性。某些特定的形象類型,一經多人書寫便慢慢固定下來,成為宋人對白居易的一般印象。宋詩中的白居易形象主要有以下八類:

(一)閑適隱逸形象

這是白居易自我定位的形象,也是宋詩中描摹得最多的白居易形象。有些詩徑直以“閑”字稱之,如“游客賈生多感概,閑官白傅足篇章”(蘇轍《次王適韻送張耒赴壽安尉二首》其二)[6]580、“閑如白傅不飲酒,窮似虞卿懶著書”(李正民《自嘲》)[7]17492。身心閑適需擺脫勞冗事務的羈縛,故有些詩以“抽身”“退身”稱之,如“西都尚有名園處,我欲抽身希白傅”(范仲淹《和葛閎寺丞接花歌》)[6]400、“吾愛白樂天,退身家履道”(司馬光《獨樂園七題》其七《澆花亭》)[7]6058。有時并不明說閑適、隱退,僅寫其醉酒吟詩、陶然山水,而閑、隱之意畢現,如“已是醉吟輸白傅,雪霜頭上更相催”(虞儔《呈吳守》)[6]1179、“盤桓松菊陶元亮,俯仰山泉白樂天”(姚勉《題胡景顏雙清堂》)[7]40441。此外,還有“放達有唐惟白傅,縱橫吾宋是黃州”(林逋《讀王黃州詩集》)[7]1230這樣寫其豪放豁達者,“頗愛樂天齊物我,夢隨吟賞洛中橋”(趙崇鉘《頗愛》)[7]38087這樣寫其逍遙自在、物我齊一者。宋人偏愛安閑自適的生活狀態,白居易恰有與之相符的形象,又有較大的名氣和較突出的歷史地位,該形象遂屢屢入詩,成為其最重要的面相。

(二)才子詩人形象

白居易甫一登第便以才子形象聞名天下,至宋代這一形象依然屹立。作為才子,他少時便有過人的稟賦,所謂“居易生七月,已能指無之”(陳著《次韻張子開次子試晬》)[7]40266;作為詩人,他是詩情風雅的代表,“丹青迥壓王摩詰,騷雅仍兼白樂天”(郭祥正《子中修撰疊嶂樓致酒》)[7]8951正是此謂。宋人肯定白居易諸體兼擅,故稱“升平頌聲還大手,白傅才力兼諸長”(王之望《次韻陳庭藻赴天申燕詩二首》其二)[7]21690;肯定其享有詩名,故有“固無政術效前賢,又乏詩名繼樂天”(蘇頌《次韻楊立之十一官府館二篇》其一)[7]6379之句;其詩名甚至流傳海外,如范純仁言“白傅詩傳海外名”(《和張掞侍郎見寄》)[7]7432。

(三)文人雅聚形象

文人交游、雅集,是入詩的好素材。宋人或寫白居易與友人的交往,如“樂天不幸逢元稹,季友而來有彥升”(陳造《再次韻贈張德恭》其一)[7]28152、“又不見白居易,饋茶喚醒禹錫醉”(白玉蟾《茶歌》)[7]37656;或寫其晚年退居洛陽時的文會結社,如“為言白傅有高躅,九君結社真可師”(王拱辰《耆英會詩》)[7]4839、“九老未應多白傅,四明何止一黃公”(史浩《寄居為諸鄉老慶壽致語口號》)[7]22189,展現詩友雅客間的往來交誼。

(四)為官有為形象

獨善與兼濟,在白居易身上均有體現。自遭貶以來,前者愈顯,后者漸匿。宋人詩中寫其積極入世、抗顏進言者較少,但并非沒有。如周紫芝《次韻劉元亢讀白樂天與劉夢得書》中說:“香山天下士,直道可事君?？谡Z作奇禍,后來成積薪”[7]17123,張镃《雜興三十九首》其三十九中說:“樂天未歸時,極口獻忠鯁。十上九不行,回身避機阱”[7]31528,均寫其早年危言直諫、耿介事君的一面,并都進而寫其由“進”到“退”的變化。也有夸贊其為官賢良的詩句,如蔡肇便稱“郡守誰如白傅賢”(《杭州次周大夫韻》其二)[7]13653。有的詩句夸贊其在地方主政期間的具體政績,如“函開函閉管年豐,白傅能方夏禹功”(董嗣杲《石函橋》)[7]42691、“欲識白公惠,堂堂勒翠珉”(郭祥正《和楊公濟錢塘西湖百題》其六《白公石函》)[7]9007,均寫其在西湖修砌石函的功績。

(五)學佛參禪形象

白居易趣禪向佛,自稱“吾學空門非學仙”“歸即應歸兜率天”(《答客說》)[2]2541。在文人三教皆通已成普遍現象的宋代,白居易作為親近佛教的前賢,常以習禪者形象入詩。如蘇軾詩句“樂天不是蓬萊客,憑仗西方作主人”(《吊天竺海月辯師三首》其二)[7]9181、姜特立詩句“樂天兜率墮渺茫,徐福神山更遼邈”(《晨起信筆》)[7]24150等,皆就白居易《答客說》而言。司馬光以“近來朝野客,無坐不談禪”詩句描述當時學佛風氣盛行,并對邵雍戲稱“只恐前身是,東都白樂天”(《戲呈堯夫》)[7]6213,可見白居易在宋人眼中已成為文人學禪的代表。

(六)多情風流形象

白居易有小蠻、樊素兩侍妾屢入詩中,為后人所津津樂道。如蘇軾有“我甚似樂天,但無素與蠻”(《次京師韻送表弟程懿叔赴夔州運判》)[7]9429、“樂天雙鬢如霜菅,始知謝遣素與蠻”(《再用前韻》)[7]9512等詩句。有時遣蠻素與賣駱馬一并入詩,表現其依依惜別的多情形象,如“不似樂天歸老日,柳枝駱馬兩堪傷”(陸游《試筆二首》其二)[7]25039。

(七)多病長壽形象

白居易身患多種疾病,其本人詩中有諸多體現,宋詩中亦多有提及,如“多病樂天悲老近”(俞德鄰《泊閻橋有懷》)[7]42442、“白傅病多空自嘆”(陳造《寄鄉中親舊》)[7]28125等。宋人在詩中表現的身體意識和生命意識較之前代更強,他們感慨衰病難堪、老之將至,有時借白居易以寫之。如劉敞自稱“今年四十一,發白牙齒脫”,他“偶尋樂天詩,往在江州日”,只因“年幾與我同,哀疾與我埒”(《雜詠》)[7]5684的同病相憐。陸游亦因齒發凋零想到“樂天悲脫發,退之嘆墮齒”(《齒發嘆》)[7]25673,因而嘆喟。然而,這樣一位自小多病痛的文人卻得以年逾七秩、安享遐齡,故宋人亦有“貧閑略比陶元亮,老壽將過白樂天”(方回《醉題二首》其二)[7]41864等詩句,視其為長壽文人的典型。

(八)后嗣艱難形象

詩人私事,常成為后世文人的談資。白居易久無子嗣,年近六旬方得一子卻早早夭亡。宋人在娶妻納妾、老來得子、幼子夭折等語境下,有時會援引白居易的典故?！扒蚁仓欣尚掠信?豈容白傅老無兒”(姜特立《致政張教授晚而買妾有女戲贈》)[7]24162、“君不見白居易,五十八歲方得嗣”(王子俊《賀彥澤新得子》)[7]31497、“樂天無子留孫在,多少龍門客淚揮”(何夢桂《挽方中立同舍》)[7]42187等詩句,皆如是。

四、并稱與對舉:比較中的形象定格

在許多“涉白”宋詩中,白居易并非孤立入詩,而是與其他人物一同被寫及。一些人物若頻頻與白居易搭配入詩,便不只是出乎偶然的個例,而成為一個值得重視的現象,可傳達出關于白居易接受的有益信息。共同入詩主要有并稱和對舉兩類。

白居易與他人并稱入宋詩,主要有“韋白”(6處)、“劉白”(15處)、“元白”(91處)三種。這些并稱在唐代已有。白居易本人就提過“劉白”“元白”之稱。他曾談及《元白往還詩集》[2]2796、《劉白唱和集》[2]3711,寫過“聞道洛城人盡怪,呼為劉白二狂翁”(白居易《贈夢得》)[2]2297的詩句,并曾稱“江南士女語才子者,多云元白”[2]3711?！绊f白”并稱始見于姚合詩句“半醉思韋白,題詩染彩翰”(《和裴令公游南莊憶白二十韋七二賓客》)[3]5697。韋應物、劉禹錫、元稹三人與白居易時代同、關系近、聲名著,生平遭際又相似,故能并稱。宋人將白居易與他人并稱入詩,基本因循唐代已經形成的組合(另有“韓白”“蘇白”各一處,屬個例)。

宋人以“韋白”“劉白”入詩,多取其擅風雅、有詩名的共同點,如“風騷揖韋白,術業駕龔黃”(強至《上致政蔣侍郎二十六韻》)[7]7047、“不數劉白輩,一斗真百篇”(李處權《退老堂》)[7]20384,均拿他人與之相衡以示褒崇;或取其共同的地域聯結,如“吳門韋白舊推賢,文雅相望數百年”(張耒《次韻黃汝器與君謨唱和三首》其二)[7]13404、“登臨豈劉白,滿目見詩情”(范仲淹《蘇州十詠》其九《觀風樓》)[7]1895,將其推為姑蘇一帶的前賢;或著眼于詩酒雅聚,如“劉白老來忘世味,只思詩酒伴裴公”(陸游《葉相最高亭》)[7]24502等,寫其風流優雅、陶然忘機。

“元白”并稱是涉及白居易最廣泛的并稱,含義也最豐富。尚永亮先生在《“元白”并稱與多面元白》一文中指出:“元白”一詞包含“膠漆元白”“唱和元白”“輕俗元白”“才子元白”等相互關聯又各自獨立的多元義項。[8]宋人詩中取“才子元白”一項最多。如“嚴吳侍從臣,元白才名子”(田錫《寄宋白拾遺》)[7]473,直言其為才子;又如“狂才意度若元白”(田錫《酬陳處士詠雪歌》)[7]489,在稱賞其才華的同時也強調其狂放。更多的則如“炙地聲華壓元白”(陳襄《送鄭洙赴舉》)[7]5070、“蚤伏詩名壓元白”(呂頤浩《次朱通判敦儒韻》其一)[7]15395,以勝過元白來稱許他人之詩,暗含元白詩極佳這一前提。有時并不籠統地夸贊其才,而是如“歌行元白辭濤壯”(晁補之《和二叔父少監入館見賜詩》)[7]12852、“句法追元白”(吳芾《和范遷善見寄三首》其三)[7]21881、“絕唱者何人,清新壓元白”(康衛《七星巖》)[7]7840這樣,具體到某一體裁、層面、風格。至如“元白鄰封且唱酬”(范仲淹《依韻酬光化李簡夫屯田》)[7]1902、“媟語淫言漫元白”(李洪《和鄭康道探梅十絕句》其二)[7]27190等,則涉及“唱和元白”“輕俗元白”等其他面相。不過,其數量明顯少于“才子元白”。

人物并稱,基于他們的共性與關聯。當人們使用并稱時,人物間的差異被暫時忽略,共同的一面被聚焦、強調乃至放大,甚至僅屬其中一方或在一方身上體現得更加明顯的特點也會延伸到另一方。因而,人物以組合形式被接受,與單個接受效果不同?！霸住辈⒎Q,其詩才詩名、詩風特點被高度聚焦,推動了宋人眼中白居易一般形象的定型。然而,人物并稱的形成并不容易,且其數量十分有限。并稱的人物,通常關聯密切,成就不相伯仲,往往還需處在相同的時代。與之相比,對舉是一種更靈活且同樣有效的共同入詩方式。

人物對舉入詩,古體、近體詩中均有出現,而以律詩頷、頸聯中尤多。對舉入詩的人物,有時彼此間并無直接聯系,只是分別與詩的主題或表現對象相關。如“妃子和親瞻馬首,樂天送客駐江皋”(洪皓《彥清彈琵琶有感》)[7]19169一聯,王昭君與白居易本無干系,但均有與琵琶相關的典故——一個“千載琵琶作胡語”[3]2511,一個“為君翻作琵琶行”[2]686,故可對舉入詩。但更多時候對舉入詩的兩個人物另有一層聯系,他們需要在某方面具有潛在的相似之處才能一同入詩。這層關系往往不會明示,需另加揣摩。如“聽訟初承召公后,遞詩須繼樂天才”(褚珵《送程給事知越州》)[7]4281,看似白居易與召公兩不相干,實則該聯暗示了作者眼中白居易的文學成就與召公的政治成就堪為匹配。二者若不相稱,則難以一同入詩。

據筆者統計,宋人筆下與白居易對舉入詩的人物共有123人。他們多數為知名詩人文士,或思想、精神、人格上較突出的人物,總歸是特定領域造詣高、影響大的歷史名人。其中,陶淵明、杜甫、韓愈、蘇軾、裴度等人頻頻與白居易搭配出現(見表6),暗示白氏主要以詩人、閑人、名人的身份被接受。

表6 不同人物與白居易對舉入宋詩篇數

宋人詩中,陶淵明與白居易對舉頻次最高,遠高于其他人物。試看幾例:

陶令歸來為逸賦,樂天謫宦起悲歌?！窊础杜猛ぁ?/p>

茅屋歸元亮,霓裳醉樂天?！K軾《至真州再和二首》其二

白氏草堂元自葺,陶公三徑不教荒?！S庭堅《題司門李文園亭》

前代樂天今復見,后身元亮更何疑?！髁寄堋洞雾嵧醮朴螙|坡留題十一絕》其七

樂天已貴杯常把,元亮雖貧飲亦豪?！盍髦t《偶成》其七

鼎敗香山往,官輕靖節休?！跞睢渡暇沤粕崛?文若)一首五十韻》

白傅松猶在,陶潛菊未零?！犁妗兜乐兴紡]山》

上述詩句對于對舉的兩個人物的描述,多數并非互文。即,“為逸賦”與“起悲歌”,“歸茅屋”與“醉霓裳”,“不荒三徑”與“自葺草堂”,基于陶淵明和白居易不同的生平與典故,各自的措辭不可置換。然而,對舉的詩句雖各述其異,實則基于其同。陶、白二人存在交集的部分,正是白居易接受中最為重要的部分。

陶、白二人淵源頗深。自稱“異世陶元亮”[2]837的白居易,“充分接受并強化了陶詩精神中的閑適情趣”[9]162。從他開始,陶詩精神成為“一種自覺的藝術追求和人生追求”[9]160。進入宋代,陶淵明接受史達到高潮,陶氏“不僅作為詩人,而且作為一種文化象征全面影響著宋人”[9]192。在這樣一個士人普遍關注、重視、推崇、追摹陶淵明的時代,陶、白對舉入詩成為慣用搭配,說明二者之間的精神聯結得到了應有的認識,也說明白居易被賦予了與陶淵明相近的文學、文化地位。對舉,這一詩中的特殊陳述結構,透露出宋人不經意間對白居易形象的體認。樂天知命的閑適隱逸形象,作為白居易最重要的形象,逐漸定格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