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化挪用到設計自信
——由“馬面裙”事件引發的設計批評思考

文／何 莎（長沙民政職業技術學院 藝術學院）

近年來，隨著中國文化的國際傳播，西方的服裝設計也開始頻繁使用中國元素作為靈感。2022年Dior早秋成衣系列發布會上，其中一條被介紹為“標志性的Dior廓形” 的中長半身黑色裙子，其結構與中國傳統服飾 “馬面裙”非常相似。該事件引發海內外的一系列爭議，以至于被評論界稱之為“‘馬面裙’事件”。其論爭的焦點主要集中在：第一，稱具有明顯“馬面裙”特征的裙子是“采用標志性的Dior廓形”的“全新”時尚單品，即屬于Dior廓形的原創款式，而不承認是一種跨文化借鑒的款式；第二，品牌發布時秀場選址在韓國首爾梨花女子大學，以示對韓國而非中國奢侈品市場的重視，這又進一步點燃了中韓文化的敏感點；第三，Dior品牌在“馬面裙”事件后僅在中國官網對該裙裝下架，并關閉評論，未對此事件做出正面回應，還以“借鑒了、但不承認” 這種公關處理方式激化了矛盾。筆者認為，關于“馬面裙”事件的討論，不能單純從“文化挪用”抑或“借鑒”來表達此次事件的復雜性和多面性。

一、“馬面裙”的歷史緣起與Dior的經典廓形

事實上，自17世紀末至18世紀末，東西方通過頻繁的交流和互通，在歐洲掀起了一股“中國風”，路易十四非常喜愛身著中國風格的服裝，由服裝引發的自上而下的時尚流行風潮迅速下滲到民眾生活中的各個方面，這股熱潮直到19世紀末才有所消退。自此中國元素被廣泛運用在西方的日用品中，形成一種特有的風格與范式?？v觀兩次中國風在西方引起的關注，其背景一是明清時期的中國對外交流頻繁，中國風作為一種新的藝術審美風格備受關注，以中國風格為切入點成為參與全球化的藝術產物；另一個是新時期快速發展的中國文化、國潮國風等在世界范圍內引發了廣泛關注。

中國傳統服飾中，“裙”是一個核心的產物，在“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中的“裳”便是“裙”?！夺屆吩唬骸吧显灰?，下曰裳。裳，障也，以自障蔽也?！盵1]馬面裙自古是中國古代女子主要裙裝款式之一，屬于漢服的一種形制，最早見于《明宮史》：“曳撒，其制后襟不斷，而兩旁有擺，前襟兩截，而下有馬面褶，往兩旁起?！盵2]宋代出現的旋裙中的門襟結構是馬面裙的雛形，是女子為方便騎行而設計的一種功能性的“開胯之裙”。在明代，吸收胡服服飾并融合前朝服制之后，馬面裙確立了結構簡單的服飾形制。由于清代服飾制作水平嫻熟、織染繡技藝精湛，以及精神文化的疊加，馬面裙出現了百褶裙、襕干裙、鳳尾裙等新形式（見表1）。馬面裙核心結構為兩塊豎長方形的圍布部分重疊，上端被一條白色長腰帶繞身體一圈連接在一起，兩塊長方形的圍布位于身前的交疊量形成裙門襟為光面，稱為“前馬面”，兩塊長方形圍布在身后交疊為“后馬面”，馬面處可以打開而不露褲裝，4塊長方形圍布串聯腰帶。裙門襟之外的圍布根據款式的變化有不同的褶裥，主要區別在其褶裥寬度、褶裥方向、結構和是否出現闌干等。前后4塊圍布重疊，形成了兩個光面，比較方便起居坐臥。坐下時，坐在光面上不至于壓住褶子，行走時褶裥自然垂下，搖曳中透出裙褶的結構，站定后裙褶收斂，若騎馬時，上下馬方便也不妨礙騎蹬且能夠藏裙下褲裝。這樣巧妙的設計結合了使用功能和美感美觀。服裝形制的使用大大增加了男女日常生活的活動空間，結構多元、且群面的裝飾豐富。馬面裙在明清時期達到鼎盛，并影響到中國邊疆地區及東南亞。事實上，馬面裙在中國能夠廣泛流傳的主要原因是在魏晉、唐、遼、元、清等時代，統治階級對“馬”的使用頻率增加，騎馬成為主要的交通方式，馬面裙因其與審美并重的功能被廣泛接納。

表1 清代馬面裙種類

相對比之下，Dior品牌自1947年成立后，其經典的“New Look”（新風貌）服裝廓形開啟了服裝的新時代，主要以突出女性線條的“X”型。服飾款式延續歐洲宮廷的女裝傳統，主要為上小下大的正三角造型，此服飾讓細腰身與胸部線條的自然曲線形成強烈對比，用女性身體的自然形態塑造服飾的本來面目。裙子長及小腿，細致均勻的打褶，不僅凸顯女性柔美，也適應了女性新形勢下的審美追求，呈現出19世紀上層婦女高貴、典雅的服裝風格（見圖1）。

圖1 Christian Dior 經典廓形：新風貌

進一步分析，作為時尚巨頭的Dior公司為什么設計一款形制和馬面裙一致的半身裙？根據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詢）數據顯示可以看到，2022年以來漢服愛好者的數量呈快速增長趨勢，數量達850.7萬人，市場規模已達125.4億元，且大部分為“九五后”“〇〇后”群體，這個群體的消費者逐漸成為“國潮”的消費主力人群，且不再受商家流行趨勢指南的影響。Dior向來看重中國消費群體龐大的消費力量，作為商業化程度最高的時尚品牌之一，其根據用戶需求進行設計，投其所好投放產品也是符合市場需求的。

可見，中國的傳統馬面裙是中國歷史發展中不斷革新、承繼前朝的服飾形制，是兼具功能與審美為一體的文化符號。而Dior的經典服飾款式起步較晚，是“二戰”后歷經軍裝的婦女極度渴望新服飾樣式來呈現出女性的自然形態、女性特征，Dior的新面貌使服裝線條更流暢，款式恰好讓女性找回了自信、自由和優雅。其不同之處在于：首先，源起不同，一種基于功能，另一種基于審美需求；其次，歷史沉淀時間不同，馬面裙形制沉淀時間更長，歷經千年不斷與其他文化交融，直至騎馬不再成為社會生活中的主要交通方式，馬面裙才真正失去其語境，而Dior的服裝形制符合新時代女性特點，自1946年來經典廓形從簡單到延續擴展X，H，A等廓形，整體風格典雅簡潔。最后，兩者的落腳點不同，馬面裙體現古典和多姿之美，后者呈現出女性自然之美。但回到此“馬面裙”事件來看，引起爭議的服裝具有中國傳統服飾中馬面裙的諸多特征。從結構上看，形成了交疊的馬面區域；從功能上看，馬面處的交疊打開方便行走，又非常具有現代感?？梢钥闯?，所謂“Dior廓形”的主體設計部分根本并非原創。

二、中國傳統文化的國際傳播與中國元素的文化挪用

2.1 中國傳統文化的國際傳播

“馬面裙”事件被西方誤認為靈感來自韓國傳統服飾，一方面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不了解，同時也對古代東亞文化知識的欠缺。一方面，早期韓國高句麗時代貴族陵墓中的壁畫里婦女著裝痕跡可以看到當地受中國北方游牧民族的影響較大；另一方面，明朝為了彰顯皇威，“賜服” 成為一種政治工具，頻繁向藩國朝鮮“賜服”以示安撫?！睹魇贰ね鈬鴤鳌分杏涊d:“帝嘉其能慕中國禮，賜金印、誥命、冕服、九章、圭玉、珮玉、妃珠、翠七翟冠、霞帔、金墜及經籍彩幣表里?！盵3]其中有“馬面裙”賜予朝鮮，而朝鮮王朝內部為了鞏固政權的合法性，維持穩定，也樂于接受明朝賜服，朝鮮王朝心甘情愿 “襲大明衣冠，禁胡服”[4]。同時期，明朝女性服飾中主要的裙裝以馬面裙為主，裙子形制被流傳至朝鮮半島。韓國出土的李氏朝鮮申景裕墓朝服裳采用前3副、后4副的方式連綴，前后片相掩，四周有緣，與馬面裙在形式上有相似之處，但是馬面的光面部分未突出，因此不能稱之嚴格的“馬面裙”，而民間以百褶密褶為主，馬面裙沒有成為他們的一種典型服飾，非朝鮮本土原創或來源于朝鮮半島。因此，2022年秋冬Dior的發布會在韓國梨花大學舉行這一事件本身，僅僅是看重其當代奢侈品消費市場而做出的商業行為，而并不能夠據此推斷其靈感來源于韓國傳統服飾。

事實上，西方文化語境下普遍對東亞文化有刻板印象，作為“他者”的中國風近年來出現中、日、韓3種不同文化的服飾元素混淆情況，別國的誤導與宣傳也難辭其咎。再加上中國文化在近代真正走向世界是在改革開放以后，彼時中國政府邀請法國服裝設計師皮爾·卡丹（Pierre Cardin）來到中國，并聯合外貿部、紡織部、輕工部，在北京的民族文化宮主辦了第一場內部時裝表演，從而打破了中國時尚的寒冰，同時也打開了中國與世界交流的通道?？梢哉f，中國是在最近40年才開始借助時尚的力量，真正與世界進行交流、溝通，并逐步讓世界認識中國傳統文化的。這也是西方觀眾常常無法分清中日韓各自文化傳統的一個客觀原因。

2.2 中國元素的“文化挪用”

千年傳統的“馬面裙”再次閃耀在聚光燈下，是“挪用”還是“原創”？文化挪用（cultural appropriation）最早是人類學家提出的概念，這種相互借鑒、雜糅、融合的現象是“二戰”之后人類學家在殖民地進行田野考察時將非西方元素的“挪用”。加拿大哲學家詹姆斯·歐·揚（James O Young）出版《文化挪用與藝術》（Cultural Appropriation and the Arts）中，“文化挪用”被定義為“某文化背景的人使用源于其他文化的事物的行為”。他認為，一種文化的成員對另一種文化的產品所有使用行為都應該被視為文化挪用，他區分了文化挪用是否被接受的類別，同時將藝術中的文化挪用細分為5種類型：物品挪用（object appropriation）、內容挪用（content appropriation）、風格挪用（style appropriation）、主題挪用（motif appropriation）、題材挪用（subject appropriation）及聲音挪用（voice appropriation）[5]。他將題材挪用類型中題材的完全拿走，稱為是一種有害的挪用，也是不能被接受的類型，但是內容的挪用如果促成了藝術作品的闡述，如把觀念和風格從一種文化轉移到另一種文化的過程中產生了珍貴的藝術品，則屬于作者支持的類型。作者也提出了文化挪用有兩個理解層面，一個是美學層面，一個是道德層面[5]。道德層面的挪用事實上被解釋為強勢文化對弱勢文化的挪用，這種挪用可能對于強勢文化來說只是一種霸權主義或者文化多元性的征服，但并未完全理解弱勢文化中深刻的文化內涵，而弱勢文化中一些元素一旦被誤用，很容易陷入西方中心主義的話語權中，從而無法辯解。比如在2018年Gucci的秋季發布會上，錫克教的頭巾被作為服飾元素成為了模特的配飾，對錫克教徒來說，頭巾是比生命更加重要，因為代表著他們的精神信仰，而設計師在使用元素時完全忽視錫克教教徒的信條。以Gucci品牌在全球的影響力，錫克教頭巾的佩戴方式和用途很容易被誤解。類似的挪用在設計領域尤為多見，設計師在進行創作時經常會使用其他文化的藝術作品和視覺現象來作為設計元素，在服裝設計中提倡使用“靈感版”設計方法，把抽象的感官具化為視覺圖形來呈現，同時反復刺激靈感，常常用“剪切和粘貼”手法將挪來之物異化、變形、解構、重組，以完成設計。這是否屬于“挪用”？在快節奏的時尚圈中，每個季度大量的服裝設計創作產出，需要汲取源源不斷的服裝元素，設計師并不能精準地了解每個元素背后的深刻文化含義。

再來看當代服裝設計中對少數民族或少數群體特有的民族元素使用。設計師與藝術家深入到土著人的社區中，往往是拋開參與式觀察，直接進行參與式設計創作。這不僅挪用了當地文化，也常常使得設計與藝術造成了一種符號式的“樣式主義”。這種離開其文化語境的案例有幾個是在了解其背后的文化故事之后所作？文化人類學家桑德拉·尼森在《時尚、犧牲區和可持續性》 一文中把這種土著人看作是“犧牲區”，其特殊的文化元素被搬上T臺之后，將面臨原始的文化閉環被打破的境遇，因工業時尚的擴張而被破壞。事實上，當代對于“文化挪用”的關注點在于是否改變傳統文化格局。弱勢群體若在“文化挪用”中被卷入全球經濟發展的進程并隨之帶來天翻地覆的變化，就會在完全陌生的外來文化中迷失方向，而需要尋求解決文化失衡的有效方法就是保持自身與眾不同的特性。

顯而易見，文化挪用不僅容易被當代服裝設計介入，其他藝術形式也難免都會涉及。畢加索在《阿維尼翁少女》畫作中受到了非洲雕刻的影響，分離的軀體所產生的侵略性與暴力性的表現在畢加索風格中融入了多元文化。事實上，跨時間、空間、事物的設計融合每一季服裝發布會都會形成輿論點。在“馬面裙”事件中，品牌方的處理方式是帶著西方中心主義的優越感來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符號?；貧w其設計本身，筆者認為這甚至不能構成“文化挪用”，原因是追求效率的設計師根本不會去了解各元素背后的文化內涵，而是簡單地把精神與形式剝離，簡單借用其表面形式。因此，也更不構成Dior在申明中所提及的“全新的原創設計”。

三、從“中國元素”到“中國風格”的當代服飾創新之路

無論如何，“馬面裙” 事件也帶給中國服飾設計諸多思考，對此筆者謹從設計批評的視角提出3點意見。

首先，堅定立場，探索中國風格的設計主體性表達。當下新時代中國向前邁進的歷史節點，民族文化意識覺醒的催動下，“中國元素” 成為新的文化要素在西方設計語境中反復被提及，堅定正確的文化立場，挖掘文化自信，探索中國風格的設計主體性表達。中國服裝設計先鋒一直在嘗試進行中國本土設計，但是無論是整體設計的審美水平還是制作水平與西方還是有一定的差距。大部分的設計是在西方的設計中添加中國元素，運用元素堆砌、工藝繁瑣，色彩對比度高，整體缺乏美感。特別是鄉村旅游興起之后，以龍鳳紋刺繡、色彩不均的蠟染扎染、棉麻服飾等，各個少數民族聚居地以民族特色元素售賣同質化強的旅游紀念品，沒有差異化，缺乏思考設計中國化，缺少挖掘本土文化基因，只能“挪用”“抄襲”在西方強勢之下生存。然而，近年來中國原創設計師的力量呈井噴式增長，對于中國文化的堅定自信，在現代的西方語境中基本實現了從中國元素的個案到中國風格的形成。一方面，對內“中國風格”是中國設計師對中國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的一種探索，是中國元素基于國際視野的中國文化提煉與升華，是發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載體之一；另一方面對外設計師需要堅定中國優秀文化，理解優秀文化，傳承優秀文化，闡釋中國文化內涵，凝練自身優勢，堅持中國設計主體性，探索當代服裝設計的中國風格的在國際場中的設計新秩序。

其次，承嬗離合，建立設計基因庫及評價標準。面向中國傳統文化元素，龐大的設計材料和基礎亟待整理和推廣，同時需要建立中國自由的評價標準。事實上，在“馬面裙”事件發生之前，作為中國主流的服飾形制，馬面裙具體的形式、風格了解的人較少。在西方服飾知識體系的沖擊下，中國傳統服飾文化被懸置在歷史空間中，已經成為過去的記憶，需要以時間為脈絡，溯本逐源，梳理中國歷朝服飾文化，解讀其蘊含的審美與哲學思想，提煉當代設計基因。面對當代服裝設計話語權仍然掌握在四大服裝周的大品牌手中的歷史現狀，借助數字化來儲存和繼承優秀文化，高效提煉設計基因，熟練掌握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認知，合理利用好中華民族這個巨大的知識寶藏，形成中國主體設計評價標準來反擊西方。

最后，融貫中西，完善當代服裝設計產業路徑。從設計實踐和設計產業上來看，中國市場目前已成為國際時尚產業最重要和最具發展前景的消費市場，西方服裝設計把目光重新投向了中國。對于中國元素的直接“挪用”，西方設計師對中國文化存在較深的誤解，“文化挪用” 除了事件本身引起的輿論，也反應了所帶來的殖民批判、跨文化交流、民族身份認同、本土知識再建構等拒絕接受西方是設計的中心，挑戰其權威。立足本國服裝設計產業和國民需求，馬面裙的形制能夠不受流行的影響，傳承千年，其原因就在于堅守從實用出發，才能兼具實用與美觀。當代設計行業與設計師也提倡從用戶出發，只有認真分析中國服裝市場需求，在學習西方立體裁剪的服飾制作工藝基礎上加強中國傳統服飾制作方法，才能形成以審美、技術、內涵三方交互的中國服飾設計自信。

四、結語

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增強和西方民眾對于中華民族認識的不斷加深，對于中國傳統設計的應用與傳播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文化自信本質上是對于國家核心價值觀的認同，文化自信也是國家軟實力發展的源泉和動力?；诖?，設計實踐需要強調傳統造物思想和時代精神的融合，當代服裝設計的發展更需要吸納中國傳統造物思想和現代技術的融合。近年來，當代服裝設計實力不斷增強，中國服飾在國際設計舞臺上嶄露頭角，吸引了更多的西方設計師和消費者關注中國傳統文化、中國設計。從設計批評角度來審視，“馬面裙”事件不僅是一場“文化挪用”的討論，更需要大家以此為警戒，從而認真審視和總結中國服裝設計的未來之路。中國傳統服飾文化、中國文化捍衛者亟需利用輿論在國際時尚界的發聲，設計批評領域對此負有重要的責任。對中國設計界來說，也應該正視傳統文化內涵，深入了解傳統文化，更加堅定文化自信，從而加快形成有文化自信的中國主體性設計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