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牧民參與人居環境整治意愿及影響因素分析*

李世杰 莊候毛 孫偉

西藏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西藏 拉薩 850000

針對農村人居環境存在的建設亂、環境差、飲水難等問題，我國將改善農村人居環境作為新農村建設的重要內容。2014 年5 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改善農村人居環境的指導意見》；2018 年2 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農村人居環境整治三年行動方案（2018—2020）》，著力推進農村生活垃圾治理、廁所改造、改善村容村貌、加強村莊規劃管理、生活污水處理等多個領域建設；2021 年12 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動方案》，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提升環境基礎設施建設水平，推進城鄉人居環境整治”?？梢娊ㄔO“宜居宜業和美鄉村”要不斷提升農村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充分發揮農民的主體意識。人居環境整治逐漸進入深水區，治理內容涵蓋農村生活垃圾處理、廁所革命、村容村貌提升以及諸多重點領域的協同治理。然而，現階段環境治理仍未走出“政府強制主導，社會及其他市場主體參與有限”的窠臼，環球時報輿情調查中心調查報告顯示，社會公眾對我國的環境政策與發展的關系具有積極的認知、社會公眾參與大氣污染的實際行動相對不足、社會公眾參與意愿較強，但認知和途徑受限。因此，影響居民參與環境治理的關鍵因素是什么？阻礙居民參與意愿的因素有哪些？在具體實踐中有哪些局限？如何才能在各個維度上探究提高居民的參與意愿？

農村人居環境整治事關我國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關系到農牧民的美好生活的獲得感和滿足感。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深入推進，農村宜居宜業和美家園建設成為推進鄉村振興首要實現的目標。然而農村人居環境整治中存在農戶主動性不高、參與意愿不強的現象：一方面，農村人居環境改善具有很強的外部效應，盡管社會規范鼓勵某種助人行為，但并不意味著所有人都具有比較強的被支配性，也會存在“搭便車”的情況；另一方面，農村人居環境改善意味著家庭經濟成本和時間成本的增加，利他行為能否內化為個人規范、社會責任感、信念與價值觀成為關鍵，農戶參與人居環境整治活動面臨著現實條件的約束，此外，個人受限于理念的限制，對不參與環境整治行為的后果意識也一定程度上影響著環境整治的效果。如圖1所示，本文運行Cite Space 6.2.R2 軟件對現有研究文獻進行分析，探究當前該領域的研究熱點、趨勢及前沿動態，為本文假設以及后續研究提供理論支撐，研究發現關鍵詞聚類#0 鄉村振興同#2 生態文明、#5 鄉村建設產生較為密切的聯系，表明人居環境整治對于促進鄉村建設乃至鄉村振興都有重要的意義。#1 人居環境同#3影響因素、#4建設形成較為頻繁的互動關系，如何促進農牧民參與人居環境整治，發揮農戶主體地位，提升農民參與鄉村治理的積極性和內生性問題等，已經成為現階段農村人居環境整治的熱點議題之一。既有研究已經關注到人居環境整治的影響因素，取得一定豐碩的成果，但大多針對的是具體環境治理參與行為，如親環境行為、塑料污染減量化、農戶生活垃圾支付意愿等，并未考慮到不同區位特征對群體參與意愿的規范約束?；诖?，本研究結合西藏農牧民實際情況，結合田野調查的經驗，探索影響農牧民參與人居環境整治意愿的因素。

圖1 關鍵詞聚類圖譜

1 理論分析及研究假設

具體來看，首先，藏族在生活習慣、傳統文化、生活環境與其他省市的農民大不相同，在生產區域劃分上一般分為農區、牧區、半農半牧區，由于生產方式的不同，人們的生活習慣也有很大差異，農業文化和游牧文化在西藏這片土地上交織著，構成了多元的文化背景。其次，西藏海拔比較高，資源稟賦比較薄弱，生態環境抵抗能力差、恢復力弱，這些都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農牧民參與人居環境整治的意愿，因此，需要根據西藏的實際情況，結合相關理論提出相應的假設。

計劃行為理論（TPB）主要是基于理性經濟人基礎上提出的理論，主要體現在利己方面，是解釋個體行為決策過程的社會心理學理論，在社會學、心理學等各種領域被廣泛驗證。其認為行為意愿被認為是個體參與某一行為時，內心對于這一行為的機會成本以及利益獲得的衡量與判斷，行為意愿受到經濟預期、社會規范、資源稟賦、參與渠道等前置變量的影響。

TPB 理論是在理性行為理論（TRA）基礎上提出的，TRA 理論認為人的行為意向是人們打算從事某一特定行為的量度，它是由對行為結果的主要信念以及對這種結果重要程度的估計所決定的。結合理性經濟人假設，農牧民參與人居環境整治可能受到經濟預期的影響，一是通過改善人居環境可能提高經濟收入；二是通過參加人居環境整治獲取補貼獎勵或避免處罰；三是通過對廢棄物的市場化交易或資源化利用回報?；诖?，提出假設H1：

H1：經濟預期對農戶參與人居環境整治的意愿有顯著影響作用。

社會規范是指就某一個體行為受到外部環境的社會壓力，如親戚、朋友、鄰居等人對參與行為的看法。換而言之，個體通常更喜歡與群體的期望保持一致，通常情況下，預測他人行為時，那些對個人行為決策具有影響力的個人或團體對于個人是否采取某種行為所發揮的影響作用大小[1]，與個體關系密切的個人或團體對采取某一行為表現的越積極，個體表現實現該行為的意愿越積極；反之，則會降低個體執行該行為的意愿。從哲學層面來看，和諧的人際觀和和諧的文化一直是藏族傳統的靈魂，公元7 世紀，吐蕃第32 代贊普松贊干布制定了《十善法》和《十六凈法》。這兩個法律既提出了禁止做什么，又提倡應該怎么做，為人們在交往方面更注重社會的惡和善提供了判斷標準，藏族大學者薩迦班智達·貢噶堅贊（1182—1251 年）的一部哲理詩集《薩迦格言》中對個體在處世、識人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張，尤其對如何判定人的思想正誤、行為優劣、取與舍、智與愚、柔與剛、利與弊、事先與事后等有著精辟的論述。綜上所述，藏族農牧民的部分意愿可能會受到周圍人的影響，基于此，提出假設H2：

H2：社會規范對農戶參與人居環境整治的意愿有顯著影響作用。

感知行為控制是指個體采取某一行為時遇到的容易和困難程度，是個體對促進或者阻礙行為發生因素的主觀感知。這種認知一般程度上包括資金、能力、時間、精力等多重成本與采取行為的衡量對比。這其實也反映了當個體效能感隨著自身能力的判斷影響行為意愿，當個人認為自身實現某一行為較為容易時，其就會產生較為積極的效能感；反之，則會影響個體實現某一行為。從西藏實際情況出發，西藏資源稟賦比較薄弱，人均生產總值不高，農業基礎比較薄弱，這些都可能是影響農牧民參與人居環境整治意愿的客觀因素，從主觀層面來看，農牧民文化水平普遍不高，認知能力受到民族語言的限制，對相關政策了解有限，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設H3：

H3：資源稟賦對農戶參與人居環境整治的意愿有顯著影響作用。

在田野調查中發現，部分政府惠民政策得不到村民的理解和支持，如從環境整治行動來看，要求實施開展鄉村清潔、家畜集中養殖，提倡人畜分離，但西藏家畜飼養的方式因草場情況、家庭勞動力的不同，傳統藏族農牧區住宅結構多為單體二三層，一層為圈養牲畜、二三層住人，早在2015年始，國家開始實施農村人居環境改善行動，西藏當地政府認為影響人居環境改善最關鍵的問題是人畜混居[2]，由于歷史原因使然，西藏鄉村基礎設施建設嚴重滯后[3]，公共服務也較為落后，還存在農牧民參與活動單調、服務形式單一等問題[4]。因此，參與渠道可能是影響農牧民人居環境整治意愿的關鍵因素，提出假設H4：

H4：參與渠道對農戶參與人居環境整治的意愿有顯著影響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樣本與數據

課題組選取西藏自治區為調查區域，調查問卷主要通過問卷星的形式線上調研，調查時間為2022 年12月至2023年2月，受到疫情影響筆者委托當地大學生進行發放問卷，樣本涉及拉薩市、林芝市等多個地市，樣本具有較好的代表性，鑒于本文研究公民參與政治活動的基本情況，課題組將樣本的年齡限定在18歲以上，此外本文對樣本中存在漏題較多樣本進行清理，部分缺失值主要通過線差法補缺。共發放問卷450 份，得到有效問卷447 份，有效率99.8%.問卷信度（克隆巴赫Alpha 系數）為0.896，問卷效度（KMO 值）為0.945，巴赫利特球形度檢驗為0（小于0.05）。本文利用SPSS 23軟件對樣本統計量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及回歸分析，樣本統計量的基本情況如表1所示。

表1 樣本分布情況

2.2 變量設置

2.2.1 被解釋變量。根據馬歆等、劉淩瑜等、胡德勝等的研究，將農牧民參與人居環境整治的意愿設置為5個題項，分別對應垃圾分類、污水處理、村莊清潔、信息關注和信息反饋五個領域，問卷采用6 點李克特量表，選項為非常不符合、不符合、不太符合、比較符合、符合、非常符合，為了方便進行深入地分析，在數據處理階段，將其分別賦值為1～6。

2.2.2 解釋變量。根據前人的研究，本文將經濟預期、個人規范、后果意識、責任歸因、社會規范、稟賦條件和參與渠道7個變量作為分析影響農牧民參與影響人居環境的潛在影響因素。問卷統一采用6點李克特量表，選項為非常不符合、不符合、不太符合、比較符合、符合、非常符合，被訪者可以通過自身的情況進行選擇，為了方面進行深入地分析，在數據處理階段將其分別賦值為1～6。

2.2.2.1 經濟預期。主要考量農牧民對于參與人居環境整治的經濟收益對比是否影響其參與意愿的因素，結合趙曉穎[5]等、劉凌瑜等人的研究，設置3 個題項，其中包括參與人居環境整治可以提高收入、避免處罰、垃圾分類資源回收得到資金回報。

2.2.2.2 社會規范?！叭说谋举|是社會關系的總和”，親朋好友對個體的期望可能會對個體參與人居環境整治造成影響，該變量主要考察個體的親人、鄰居、村組織對農牧民參與人居環境意愿的影響，結合趙曉穎等、汪興東[6]等、李蘇婉[7]、賈麗[8]、馬歆等、張輝等、劉淩瑜、Carrus et al.等人的研究，設置5個題項。

2.2.2.3 稟賦條件。參與人居環境整治需要足夠的知識能力、行動能力、資金支持等，結合趙曉穎等、張輝等、賈麗、萬翼[9]等人的研究，該變量設置5 個題項，主要衡量個體的家庭勞動力、時間、資金、能力以及個體認為該行為的難易程度等因素對參與人居環境的影響。

2.2.2.4 參與渠道。西藏的基礎條件比較差，環境基礎設施的數量、分布狀況等都有可能對農牧民參與人居環境造成影響，結合萬翼等、趙曉穎等、李蘇婉等人的研究，該變量設置4 個題項，主要衡量被訪者所在村莊環境基礎設施分布狀況、數量情況、活動參與渠道等。

2.2.3 控制變量。選取已有研究成果對樣本進行系統地評估，主要考察被訪者的性別、學歷、政治面貌、民族，性別包括男性和女性，分別賦值1 和2；學歷包括文盲、小學、初中、高中及中專、大專、大學、研究生及以上7 個選項，分別賦值1～7；政治面貌設置為群眾賦值1，共青團員為2，中共黨員（包括預備黨員）為3；民族變量設置為藏族賦值1，回族為2，漢族為3，其他民族為4。

2.3 變量的描述統計分析

本文運用SPSS 23 軟件定量分析變量之間的描述性分析，統計結果如表2所示，不同的變量的相關統計量可以反映改變了的離散程度，即數據樣本統計量與均值之間的偏差程度。責任歸因離散程度最大，這表明被訪者在該變量的選擇上的差異化比較大。社會規范離散程度最小，表明被訪者對該變量的看法差距不大。此外，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的偏度為負值，表明在變量選擇上問卷的問題都比較符合被訪者的實際感受，峰度為正值表示分布具有比正態分布更大的尾部，峰度，表明被訪者對該變量的選擇比較多樣化，統計量分布陡峭?？刂谱兞康钠群头宥葎t表明了不同被訪者的基本特征，如民族選項上，偏度為正值，樣本值分布右偏，表明被訪者是藏族和回族的人數多于漢族和其他民族，這比較符合西藏農牧區實際，進一步反映了樣本的合理性。

表2 變量統計量分析

2.4 農牧民人居環境整治影響因素的Logistic 回歸分析

2.4.1 模型構建。Logistic 回歸是研究觀察結果為分類變量與多個影響因素之間回歸關系的多變量統計方法。Logistic回歸模型是一種概率模型，結果發生的變量必須是二分類或者是多分類，自變量可以是分類變量也可以是連續變量。由于本研究主要討論經濟預期、社會規范、稟賦條件、參與渠道4 個變量影響農牧民參與影響人居環境的基本情況，且解釋變量都是采用6 點李克特量表。針對這種解釋變量，一般采用有序Logistic 回歸模型來進行研究。下面利用Logistic回歸模型來分析農牧民參與人居環境整治的意愿具體影響因素及其影響程度，具體建模過程如下：

Logistic 模型是邏輯概率分布函數，是分析個體決策行為意愿的理想模型，基本形式：

公式(1)中，Z是變量X1，X2，……Xi的線性組合:

公式(2)在數據統計分析過程中，把農牧民參與人居環境整治的意愿概率設為P(Y=1)，不愿意參與人居環境整治的意愿的概率為1-P(Y=1)，Xi是影響居民參與農牧民人居環境整治意愿的諸多因素，a0為常數項，表示截距，ai是偏回歸系數，表示影響因素Xi對P 的貢獻率。記Y 為被解釋變量，ε為誤差，對上式取自然對數并整理得：

公式(3)，經過Logit 變換后，得到概率的函數與自變量之間的線性表達式:

公式(4)在分析過程中，借助SPSS 23 軟件中的Logistic回歸模型進行數據的分析處理和建模。

2.4.2 模型檢驗。對調查樣本中447 份數據進行Logistic回歸分析，模型系數的綜合檢驗顯示模型擬合似然比檢驗的顯著性P 值為0.000（小于0.05）表明模型有效，平行線檢驗顯著性P 值為1.000 大于0.05 不拒絕原假設，說明模型通過平行線檢驗，可進一步進行分析?？妓箍?斯奈爾偽R 方為0.700，內戈爾科偽R 方為0.704，均大于0.1，說明模型擬合度較好。此外，本研究進行了各變量的多重共線性檢驗，得出方差膨脹因子（VIF）均小于5，據此可以判斷本研究納入回歸的各變量之間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

2.4.3 回歸結果分析。為了實證檢驗農戶個體特征等各種因素對農戶參與人居環境整治的意愿影響，基于模型進行有序Logistic 回歸。如表3 所示，經濟預期對農牧民人居環境參與意愿的影響較不顯著，假設H1不能得到驗證。個人規范、后果意識、社會規范、稟賦條件、參與渠道等對農牧民參與人居環境整治的影響比較顯著。

表3 有序Logistic回歸結果分析

具體來看，假設H1在P 小于0.01 的水平下顯著，這表明經濟預期對農牧民人居環境整治具有一定的影響，但并沒有社會規范、稟賦條件、參與渠道等變量顯著，從深層次來看，現有研究一種思路認為：藏民族對精神信仰的排序為生命崇拜、國家主義等等，其中金錢崇拜排列最后，這主要是因為藏民族以農牧業為主，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十分有限，因此對自然生命的崇拜排第一，而相應的從藏文化的本質來看，藏文化是一種出世文化，信奉來世和出世，因此在金錢的追求上更加重視來世，不會有太多的追求[10]。另外一種思路認為：藏族并非不適應市場經濟，也沒有“貧困文化”，兩地農民的不同行為都是基于自身條件和市場機會的理性選擇，是在市場經濟中對比較優勢的靈活運用[11]。

社會規范對藏民族對于人居環境整治的影響（P小于0.001）最大，藏族農牧民可能受到文化的約束更大，具體表現為：一是傳統藏族文化對本民族的生態環境有著較為清醒的認知，在其宇宙觀有深刻的體現，在藏民族原始的神話歌謠《斯巴問答歌》和著名說唱《格薩爾王傳》中都有古代藏民族深刻的自然保護觀[12]，加之重視精神追求，貶物質享受，減輕了人類活動對自然的壓力。二是藏民族傳統文化的自然崇拜，如降邊嘉措提到萬物有靈和自然崇拜,以及由此產生的對神山神湖的膜拜,在藏族社會是根深蒂固的[13]。學者馬成富對藏族自然崇拜與生態保護意識的關系,從山神崇拜、水崇拜、土地崇拜、動物崇拜、鳥類崇拜到樹崇拜等方面都做了細致的歷史考察[14]。三是村規民約作為維護農村社會公共秩序的社會規范之一，在鄉村社會環境治理中發揮重要的作用，村規民約認知——村規民約認同——環境整治意愿等內化模式將對農牧民參與人居環境整治具有一定的影響[15]。

參與渠道是影響農牧民參與人居環境整治另一大因素，通過本文的研究可以發現，參與渠道的便利性、分布數量、基礎條件等都是制約農牧民參與人居環境的因素，結合訪談發現主要是因為當前西藏所有鄉村都有垃圾集中處置點，也有較為固定的垃圾回收時間節點，部分鄉村村兩委班子會定期組織村民撿垃圾、清掃村道，居民在利己和利他的選擇中，由政府主導的這一影響越來越大。

稟賦條件對農牧民參與人居環境整治的影響最小，通過分析發現，家庭勞動力、家庭資金、精力等對農牧民參與人居環境有一定影響，但效果并不顯著，可見在調查中的被訪者對人居環境整治的調查，社會規范、參與渠道對影響人居環境整治意愿的影響更大。

2.4.4 穩健性檢驗。為了進一步驗證logistic 回歸模型結果的穩健性，本研究運用STATA16.0 輔助完成回歸模型的穩健性檢驗，在穩健性檢驗中為了避免異方差的問題，在檢驗中利用多群組分析。如表4所示，核心解釋變量中的社會規范、稟賦條件、參與渠道均對農牧民參與人居環境整治意愿產生影響。經濟預期的影響效果并不顯著。對比模型M1 和模型M3 可以發現，女性的參與意愿受到社會規范的約束更大，男性參與人居環境整治的意愿則受到稟賦條件和參與渠道的影響比較大。這主要是由于西藏特殊的區情導致的，通過實地調研發現，西藏農牧區近年來農牧民增收渠道逐漸多元化，大多數農牧民會采用勞務輸出、農機租賃等方式增加家庭收入，男性居民大多數會外出打工，而女性居民則因為需要照顧家庭的老人小孩一般會留在家里，因此男女性群組對于參與人居環境整治意愿的影響因素感知不同。

表4 按照性別分群組回歸結果分析

3 研究結論

本文通過計劃行為理論，采用實證分析對西藏農牧民參與人居環境的意愿展開了討論，分別測算了農牧民的經濟預期、社會規范、稟賦條件、參與渠道等對農牧民參與人居環境整治意愿的影響，結論如下：

（1）經濟預期對農牧民參與人居環境整治參與意愿的影響效果不顯著。通過實地調研可以發現，這主要是由于受到民族傳統文化的影響，當地農牧民的金錢觀和財富觀有很大的不同，促進農牧民參與意愿并不能僅僅依靠補貼、激勵、處罰等政策的出臺，還需要對其他變量進行深入地探究。

（2）社會規范對農牧民參與人居環境整治參與意愿的影響效果最大。數據顯示，農牧民受到社會規范影響在P=0.00顯著水平下，社會規范影響參與意愿的標準系數為1.544，是三個影響變量中影響水平最高的一個變量。主要原因是藏族傳統生態觀對農牧民影響頗深，這也給提高人居環境整治參與意愿提供了良好的文化氛圍。

（3）稟賦條件對農牧民參與人居環境整治參與意愿的影響效果最小。通過對447 份問卷分析，發現農牧民的稟賦條件（P=0.00）對人居環境整治參與意愿的影響標準系數為0.747，是影響水平最小的一個變量。隨著近年來國家通用語言的普及、人才素質的提升，人居環境整治是在家庭場域內完成的，大部分家庭成員有大量的精力和時間進行人居環境的整治。

（4）參與渠道對農牧民人居環境整治參與意愿的影響較為顯著。數據顯示農牧民在參與渠道方面（P=0.00）對人居環境整治的影響標準系數為1.094，主要原因在于，當前宜居宜業和美鄉村、鄉村振興等的有效實施，加上“雪亮工程”等一系列數字化技術革新給西藏的美麗鄉村建設提供了基礎條件保障，參與渠道也對農牧民人居環境整治參與意愿顯著影響。

4 討論

農村人居環境整治直接關系到農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踐行“兩山理論”，探究農民參與人居環境整治意愿的影響因素研究、改變鄉村發展面貌、改善農民生產生活條件、補齊鄉村建設短板，有助于建設宜居宜業和美鄉村，對努力建設團結富裕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新西藏意義重大。本文首先通過文獻梳理，探究當前在該領域學術界研究的重點以及熱點問題，結合計劃行為理論，并在此基礎上提出假設，通過實地調研，獲得447份西藏農牧區的問卷。并對其進行了回歸分析和穩健性檢驗，研究發現，經濟預期對農牧民參與人居環境整治的影響并不顯著，社會規范、資源稟賦以及參與渠道對農牧民參與人居環境的影響比較顯著?；诖?，本文提出如下建議：

一是要加強村規民約等制度的建設，深入推進移風易俗，加強在道德層面和法律制度層面對農牧民進行約束和引導，引導其主動參與人居環境整治，改變農牧民的主體認知差異［16］，重視西藏傳統生態觀的開發與傳承，深入實施“人畜分離”工程，打造宜居宜業和美鄉村。

二是要繼續加強農村人居環境整治設施的建設，堅持農業農村有限發展，推進農村廁所和生活污水、垃圾處理設施設備及村莊保潔設施等一體化設施進行運營維護，強化需求導向，構建上下協同、內外協同的協同機制［17］，加強市場參與和科技賦能，鼓勵相關企業參與西藏農村人居環境整治的建設中，建設西藏的美麗鄉村。

三是要拓寬農牧民參與人居環境整治的渠道，加強基層黨建引領，通過黨組織建設、組織嵌入和組織動員等階段實現基層自治，將基層黨組織將黨建引領的組織優勢和群眾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18］，積極組織開展各類趣味活動、特色活動等，努力為西藏的鄉村振興打下堅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