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的幾點思考

金 澤

(中國社會科學院 世界宗教研究所,北京 100732)

2021年,黨中央召開全國宗教工作會議,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強調：“必須深刻認識做好宗教工作在黨和國家工作全局中的重要性……必須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盵1]作為理論研究者,一定要科學把握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的歷史邏輯,明確認識到,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既是宗教生存發展的自身法則和應有之道,也是我國宗教歷史演變的自覺選擇。

一、 堅持宗教中國化方向要著眼于當下和未來

宗教存在的長期性和宗教在特定時間、空間中嬗變的關系,決定了堅持宗教中國化方向要著眼于當下和未來。20世紀80年代初以學生身份進入宗教學領域的這一代人,初入宗教學研究領域適逢學習貫徹中共中央《關于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1982年19號文件,以下簡稱中共中央19號文件)之際,當時的文件內容對我們認識和理解宗教現象刻下了深深的烙印。

中共中央19號文件開宗明義的第一段話,闡述了宗教在人類社會存在的長期性：“宗教是人類社會發展一定階段的歷史現象,有它發生、發展和消亡的過程。宗教信仰,宗教感情,以及同這種信仰和感情相適應的宗教儀式和宗教組織,都是社會的歷史的產物。宗教觀念的最初產生,反映了在生產力水平極低情況下,原始人對自然現象的神秘感。進到階級社會以后,宗教得以存在和發展的最深刻的社會根源,就在于人們受這種社會的盲目的異己力量的支配而無法擺脫,在于勞動者對于剝削制度所造成的巨大苦難的恐懼和絕望,在于剝削階級需要利用宗教作為麻醉和控制群眾的重要精神手段。在社會主義社會中,隨著剝削制度和剝削階級的消滅,宗教存在的階級根源已經基本消失。但是,由于人們意識的發展總是落后于社會存在,舊社會遺留下來的舊思想、舊習慣不可能在短期內徹底消除;由于社會生產力的極大提高,物質財富的極大豐富,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的建立,以及教育、文化、科學、技術的高度發達,還需要長久的奮斗過程;由于某些嚴重的天災人禍所帶來的種種困苦,還不可能在短期內徹底擺脫;由于還存在著一定范圍的階級斗爭和復雜的國際環境,因而宗教在社會主義社會一部分人中的影響,也就不可避免地還會長期存在。在人類歷史上,宗教終究是要消亡的,但是只有經過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長期發展,在一切客觀條件具備的時候,才會自然消亡。對于社會主義條件下宗教問題的長期性,全黨同志務必要有足夠的清醒的認識。那種認為隨著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和經濟文化的一定程度的發展,宗教就會很快消亡的想法,是不現實的。那種認為依靠行政命令或其他強制手段,可以一舉消滅宗教的想法和做法,更是背離馬克思主義關于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的,是完全錯誤和非常有害的?！盵2]54-55

中共中央19號文件出臺的時候,正是改革開放的熱浪一個接著一個讓我們應接不暇之際,雖然我已進入宗教學研究領域,但在很長的時段里,我對宗教存在長期性的理解是很膚淺的。直到2008年前后我們參與不同范圍的宗教調研,我才對“對于社會主義條件下宗教問題的長期性,全黨同志務必要有足夠的清醒的認識”這句話,有了較深刻的理解。為什么這樣說呢?20世紀80年代初,世界宗教研究所老一代學者曾在河北等地宗教調研,調查的結論是,中國的信教者“三多”(老人多,婦女多,文盲多)。2008年前后我們這一代學者又進行了地區性的和全國性的宗教調研,調查的結果依然是“三多”(老人多,婦女多,受教育程度低的多)。除了高學歷和新階層的信教者有所增多之外,似乎沒有什么變化。然而,問題在于,如果我們將55歲以上的算作“老人”,那么20世紀80年代宗教調研時的那一代“老人”,在我們2008年前后的宗教調研時,大多已經不在世了。而20世紀80年代宗教調研時并不構成信教主體的中青年,在二三十年后進入“老人”群體時,卻有一部分人成為信教者。

這說明,宗教并沒有隨著原有那一代信教者的離世而退出歷史舞臺。雖然不是所有的中青年在進入老年階段后都會成為信教者,但即使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新成員的接續,也表明宗教作為一種信仰系統,是存有代際之間的連續性的。至于宗教在社會主義社會為什么會長期存在,以往人們已經闡述了很多,中共中央19號文件也有概述,但我認為恩格斯在《反杜林論》等論著中說得最為透徹：只有“當社會通過占有和有計劃地使用全部生產資料而使自己和一切社會成員擺脫奴役狀態的時候(現在,人們正被這些由他們自己所生產的、但作為不可抗拒的異己力量而同自己相對立的生產資料所奴役),當謀事在人,成事也在人的時候,現在還在宗教中反映出來的最后的異己力量才會消失,因而宗教反映本身也就隨著消失”[3]。這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進程,短時間內宗教不可能消失,“在這個適宜的、方便的和普遍適用的形式中,宗教可以作為人們對支配著他們的異己的自然力量和社會力量的這種關系的直接形式即有感情的形式而繼續存在,只要人們還處在這種力量的支配之下”[4]。就本文的主要任務而言,認識到宗教存在的長期性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但同樣重要的是要認識到這種長期性不是一成不變的長期性,而是一種動態的辯證的長期性。

21世紀初的老年人所受的科學文化教育,他們的生活經歷、生活條件與經濟狀況,甚至生命預期,已經大大不同于20世紀80年代的老年人。這是社會整體進步的結果。然而我們也從中看到這種“重復”現象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宗教在代際間仍然延續,因為人到中老年以后,各種工作壓力、生活壓力和身體上的各種疾病與日俱增,使人們深感“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的異己力量的主宰作用。這是每一代人都會遇到的問題。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這一代信教者與上一代信教者的不同,他們雖然分屬于不同的宗教系統,也有各自不同的信教機緣,但從整體上看,兩代人的自身成長經歷與個人素質狀態,決定了延續中的宗教系統既是由相同的人(如都是佛教徒或都是天主教徒)組成的,又是由不同社會身份與文化內涵的人組成的(如20世紀80年代的佛教徒與21世紀10年代的佛教徒不同)。

任何宗教都是由具體的人組成的,不同地域的人有不同的社會結構和文化傳統的背景,不同時代的人有不同內容的問題,因而有不同的訴求和認同?；浇探涍^保羅的改革,由一個猶太教的改革教派突破血緣的屏障而成為羅馬人的宗教,最終從一個被迫害的教派變成羅馬帝國的國教,并隨著羅馬帝國的擴張而傳播到其他國度,成為橫跨歐亞非的世界宗教。但是,隨著帝國的分裂,基督教分裂成天主教和東正教,到16世紀以后,基督教又分化出五花八門的新教宗派。時至今日,基督教可以說延續了兩千多年,但它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在不斷的嬗變中延續和擴展的。它通過自身的嬗變,使自身內部具有了豐富的多樣性,使它能夠適應或滿足不同地域、時代、階層的宗教訴求。這不僅僅是基督教的情況,實際上,世界上沒有不變的宗教,凡是在歷史長河中存活下來的宗教,都處于與“地方”和“時代”相“適應”的動態變動中。

我們不知道,當慧能在廣州法性寺(光孝寺)說“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時,當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在德國維滕貝格諸圣堂的大門上貼出“九十五條論綱”時,他們可曾想到要開宗立派;但是我們知道,他們的行動回應了歷史大勢的召喚,于是乎乘天時、借地利、聚人和,開辟出一個又一個宗教的新天地。在宗教演變史上,與時俱進的慧能和馬丁·路德分別被看作佛教中國化與基督教德國化的代表人物。當我們討論堅持宗教中國化方向時,我們既要回顧歷史,又要前瞻未來。來路的經驗值得總結和繼承,歷史為我們提供了經驗和教訓,而在當下和未來的路途上的復雜性,才是整個社會與各個宗教和宗派都要面對的挑戰。正是在不斷調適與社會文化的互動關系中,宗教得以長期存在。既然宗教還會長期存在,那么今天的宗教和宗派與既往的宗教和宗派有何不同?這些“不同”(變化)給社會文化帶來了什么問題和挑戰,又給宗教和宗派自身帶來了什么?今天的社會文化格局已發生重大改變,今天的宗教信眾素質和宗教需求也與以往有所不同。就今天的社會和文化而言,就現存的各大宗教與宗派而言,所有這些“不同”又都可以為我們今天和明天面對挑戰思變的時候,提供多種多樣的可能性,提供這樣那樣的合法性依據,提供宗教調適和演進的選項。

二、 堅持宗教中國化方向不能忽視“結構”及其多樣性

宗教存在的群眾性和信眾的歸屬與身份的非等同關系,決定了堅持宗教中國化方向不能忽視“結構”及其多樣性。中共中央19號文件指出：“解放以后,經過社會經濟制度的深刻改造和宗教制度的重大改革,我國宗教的狀況已經起了根本的變化,宗教問題上的矛盾已經主要是屬于人民內部的矛盾;但是宗教問題仍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有一定的群眾性,在許多地方同民族問題交織在一起,還受到某些階級斗爭和國際復雜因素的影響。因此,我們在宗教問題上能否處理得當,對于國家安定和民族團結,對于發展國際交往和抵制國外敵對勢力的滲透,對于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設,仍然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意義?！盵2]56-57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多宗教的國家,除了個別地區的個別時段外,在歷史上基本沒有一教獨大的情況。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這種狀況雖然依舊存在,但是“經過社會經濟制度的深刻改造和宗教制度的重大改革”,我國宗教的存在格局和屬性,有了根本的改變。在社會主義社會的新中國,宗教問題“仍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宗教具有“一定的群眾性”。除此之外,宗教問題上的矛盾已經主要屬于人民內部的矛盾,宗教在許多地方同民族問題交織在一起,同時宗教問題還受到某些階級斗爭和國際復雜因素的影響。中共中央19號文件對社會主義社會中國宗教的基本特征做出的這些重要判斷,構成我國現階段宗教的基本國情。

宗教具有一定的群眾性,首先表現在數量上。據統計,截至2018年,中國五大宗教(道教、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現有信徒近2億人[5],而民間信仰的信徒總量甚至比五大宗教信徒的總和還要多。這兩大類相加,中國有宗教信仰的人數約有4億之眾。如果考慮到這4億人都是成年人,那么當代中國有宗教信仰的人數比例還是很高的。當然,這4億信徒分屬于不同的宗教,信仰的虔誠度也深淺不一。就不同的宗教或教派而言,有的宗教整體上歸屬感較強(如天主教),有的宗教整體上歸屬感較弱(如民間信仰),有的宗教(如佛教和道教)是宗教職業者歸屬感較強,一般信眾歸屬感較弱。然而,無論是宗教職業者還是一般信徒,其中都有虔誠度較高的,也都有虔誠度較低的。

如果我們將宗教信仰的虔誠度(A)作為一個指標,再將信徒的身份歸屬(B)作為一個指標,我們會看到信教群眾可以由此大致歸類于4個象限(詳見圖1)：

圖1 信教群眾的宗教信仰虔誠度與身份歸屬象限圖

由此可見,第1類是虔誠度高歸屬感也強,第2類是虔誠度高而歸屬感弱,第3類是虔誠度低而歸屬感強,第4類是虔誠度低歸屬感也弱。這種對信教群眾的一般理論結構性分類是跨宗教的,是就整個宗教信仰者群體而言的。在宗教學研究中,將虔誠度與歸屬感看作既有關聯又有區別的兩個維度,無論哪個宗教或教派,一個人的宗教虔誠度與他或她的身份標志(如穿什么樣式或什么顏色的“制服”或有什么頭銜)之間不是必然的因果關系。在中國民間信仰中,鮮有正規的入教儀式(宗教身份的明確歸屬),但信眾的虔誠度并不一定比其他宗教信徒或宗教職業者的虔誠度低。我們不能說宗教生活一定要以組織制度化的身份歸屬為前提,也不能說只有身份歸屬(成為一個組織制度化的集體成員)明確的宗教生活才是健康有益的。宗教是由人組成的,信仰者間形成的結構關系,卻不是只有一種單一的模式。而且,我們不能執著于這樣一種想法：組織制度性越強就越是先進的,組織制度性越弱就越是落后的。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要實事求是,不能“一刀切”。宗教虔誠度與宗教歸屬感的辯證關系揭示了組織的強度和樣態之間關系的多樣性和復雜性,當我們認識和理解宗教的群眾性時,這是“心中有數”的一個重要方面。

我們要對宗教群眾性做到“心中有數”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信教群眾的組織結構。如果說“群眾”二字中的“群”字是數量,那么“眾”字可以說是結構(3個“人”字是并列的還是形成上下分層的金字塔)。不同的宗教或教派的信眾的組織樣態,是有不同結構的。宗教徒之間、宗教團體之間有不同的結構關系：有的是金字塔結構的(有明確的分層或等級和明確的上下從屬關系),有的是分散獨立的(個體與宗教職業者之間沒有等級或從屬關系,教團是地方的或者說屬地的),有的是半金字塔半獨立(屬地)的。世間的物體是由原子組成的,同樣的原子因不同的關系結構而造就不同的物體(如人們熟知的碳原子既構成鉛筆芯也構成金剛石),而不同的結構又使物體具備不同的物理特征(如鉛筆芯軟金剛石硬)和功能。這個道理可以啟發我們理解宗教信徒的組織結構與宗教團體的特征和功能之間的關系。

從宗教發展的歷史進程看,最早的原始宗教是氏族—部落宗教,氏族—部落宗教的信徒與氏族—部落成員的身份是重合的。氏族—部落社會的宗教信仰既是統一的也是唯一的(不同氏族—部落的宗教之間是有區別的),但在人類社會進入文明時代后,出現了跨血緣群體的宗教,而且伴隨著帝國的出現,某些宗教也開始形成類似帝國式的組織結構。當然,并非每一種宗教都能借助帝國形成宗教的“帝國”,基督教是在羅馬帝國的政治勢能下形成天主教的金字塔結構的,佛教雖然也得到阿育王的大力扶植,然而歷史的結果是佛教由此走出印度半島,傳播到中亞、東南亞、中國及東亞其他國家,并在這些地方生根開花結果,形成了多個具有地方特色的佛教宗派。在中國歷史上,如早期道教的天師道,隋唐時代的某些漢地佛教寺院,明清之際的某些藏傳佛教寺院和西北某些地區的伊斯蘭教宗派,都曾有過這樣或那樣的政教合一的金字塔結構,但都在與整個社會或者說國家的互動中,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以或快或緩的進程,不同程度地消解了。需要強調的是,“消解”后的宗教信仰依然存在,只是原有的組織制度被改造了。在幾千年的中華文明史中,除了近現代才大規模傳入中國的基督教(尤其是天主教)外,其他宗教整體上都沒有了組織上的金字塔結構。

宗教的“群眾性”是一個概念。當我們將“群”和“眾”分開來時,一個是說群眾的數量,另一個是說群眾的結構,這就細化并深化了我們對宗教群眾性的理解和把握。從歷時性角度看,整個宗教世界是一個又一個宗教或宗派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然后又有分化和重組、有生有滅的演進歷史;從共時性角度看,各大宗教及其宗派猶如同一個又一個的點,分布在有如鐘擺在4點到8點間劃出的扇區中。它們各有各的社會地位和功能,各有各的歷史使命。

三、 堅持宗教中國化方向重在“自覺”

傳承宗教傳統與調適變革的內在動力的關系,決定了堅持宗教中國化方向重在“自覺”。宗教存在的長期性與群眾性決定了宗教堅持中國化方向的必要性。宗教存在若沒有長期性,只是一兩代人的事情,很快就會退出歷史舞臺,我們沒必要花大氣力推動宗教中國化;宗教存在若沒有群眾性,只是個別人或極少數人的事情,我們也沒有必要花大氣力推動宗教中國化。正是因為宗教存在的長期性和群眾性,決定了中華大地上的各個宗教和宗派必須堅持宗教中國化方向。這就涉及既要持守傳統、延續香火,又要與時俱進、調適改良的辯證法。

特定的宗教總是相互有別的,人們無論是采用呂大吉先生的“四要素”說(宗教觀念、宗教情感、宗教行為與儀式、宗教的組織制度)[6],還是采用尼尼安·斯馬特(Ninian Smart)的“七要素”說(實用性和儀式性、經驗性和情感性、敘述性和神話性、教條化和哲學性、倫理性和律法性、社會性和組織性、物質性)[7],都有兩個需要關注的問題。一是將宗教與其他社會文化形態區分開來的東西,這是宗教之所以為宗教的東西,即所有宗教都不可或缺的東西,人們可以說它是顯是隱,是濃是淡,但不能是無。二是無論是四個要素還是七個要素,我們要明白的是,宗教的每個要素在具體的宗教或宗派中既不是等量分布的,也不是關系位置一致的。也就是說,每個宗教的不同要素既有“量”的不同,也有“結構”的不同。這個宗教與那個宗教的區分,這個宗派與那個宗派的分別,往往是由這些要素的量和結構關系的不同造成的。比如有的宗教注重經典,有的宗教注重儀式,有的宗教強調個體的宗教體驗,有的宗教凸顯超凡魅力(Charisma)人物的領導作用。在人類歷史上,新宗教、新宗派的產生,并不是無中生有、完全憑空產生的,而是在對舊有的宗教或宗派進行改革與調整,特別是對宗教諸要素重新配置,即有所揚棄并有所創新中孕育而生的。

一個宗教或宗派一經產生并在代際傳承中延續了“香火”,它就有了一定意義上的“傳統”。維護這個傳統,傳承這個傳統,就成為這個宗教或宗派作為一個社會文化有機體的使命,而傳統本身在傳承中逐漸固化,從而具有了一定的保守性。然而,無論是社會的延續還是文化的延續,從來都不是簡單的再生產。道理很簡單：一個宗教或宗派是因天時地利人和的特定組合應運而生的,但社會歷史的時鐘并不因為這個宗教或宗派的產生而停擺和定格在那里,而是繼續前行。而且這個宗教或宗派也會在開啟自己的人生后邁開自己的腳步,進入新的地域和新的時代。古希臘哲人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曾說“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這句話對宗教也適用。即使一個人踏入河中順水而行,也是如此。因為速率不同,河床也不同,河岸背景更是不同。所以任何宗教或宗派,都有如何與自己生存于其中和延續于其中的社會文化互動的問題。這種互動不是一勞永逸的,因為社會文化本身是個動態的演進過程。即使一個宗教或宗派是應對這個時代的挑戰而新產生的,它也一樣在鐘擺的行進中面臨新的挑戰。

這是歷史的辯證法,也是宗教演進的辯證法：任何宗教或宗派都要傳承自己的傳統,維護自己的宗教特色,同時,任何宗教或宗派都需要不斷調整自己從而與變動的社會文化相適應。我們可以根據調適的壓力與回應來自不同的方面而區分出兩種整體與局部的互動。一種是整個社會與整個宗教領域的互動。外在的社會變化給整個宗教領域帶來新的挑戰,形成新的壓力(特別是在人類社會進入21世紀后,智能手機的普及給人們帶來全新的獲得信息、傳播信息的方式,網絡宗教千姿百態,而人工智能的出現,更使傳統宗教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推動整個宗教領域發生變革。整個宗教領域對這種外在的壓力和挑戰肯定是有回應的,但不同的宗教面對外在社會的壓力和挑戰的回應,肯定會因各自的宗教特點不同、利益關切不同而各有不同。社會外在變化的壓力和挑戰是共有的,可是宗教或宗派特質的不同,與社會及社會文化的結構性關系的緊密度也不同,各個宗教或宗派所感受到的壓力和挑戰可能差別很大,它們作出回應的方式、價值取向及其強度也可能相去甚遠。這是由各個宗教或宗派的內因所決定的。外因相同,內因不同,互動會形成不同的組合。另一種就是宗教內部的——整個宗教領域與個別宗教或宗派間的互動。在這種情況下,整個宗教領域相對于特定的宗教或宗派而言構成外在的環境,各宗教或宗派間的關系和作用力形成一種結構,特定的宗教或宗派是在這個結構中與其他宗教或宗派相互作用的。而雙重的整體與局部互動——社會文化整體與宗教界的互動,宗教界整體與個別宗教或宗派的互動(以及個別宗教與宗派之間的互動)——在某種意義上,又使我們看到外因與內因的互動關聯：整個社會文化變化是外因,宗教界自身變化是內因;整個宗教領域是外因,個別宗教或宗派是內因。每個宗教或宗派的內因有所不同,對其他宗教或宗派作出的回應也不同,作用的結果自然也不同。

各大宗教和宗派都有自己的傳統,它們從歷史的長河中走到今天,已經經歷了無數個大大小小的嬗變,但是許多問題一直積累在傳統中,使傳統中有許多包袱,也使原本復雜的宗教問題變得越來越復雜。從以上討論的兩層內外互動關系看,宗教的生存與延續必然會對社會文化的演變作出這樣或那樣的回應,但一個宗教或宗派自身究竟會發生怎樣的調適和改變,在很多情況下,取決于具體的宗教或宗派自身有怎樣的“自覺”。2021年,在黨中央召開的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宗教工作的“九個必須”：必須深刻認識做好宗教工作在黨和國家工作全局中的重要性;必須堅持黨對宗教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必須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宗教理論;必須堅持黨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必須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必須堅持把廣大信教群眾團結在黨和政府周圍;必須構建積極健康的宗教關系;必須支持宗教團體加強自身建設;必須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提出宗教工作關鍵是要在“導”上想得深、看得透、把得準,做到“導”之有方、“導”之有力、“導”之有效[8]。

宗教工作的本質是群眾工作。信教群眾和不信教群眾在政治上經濟上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都是黨執政的群眾基礎。既要保護信教群眾宗教信仰自由權利,最大限度團結信教群眾,也要耐心細致做好不信教群眾工作。宗教與所在社會相適應,是宗教生存演變的趨勢和規律。我國宗教的歷史,是一個不斷適應我國國情、融入中華文化的過程。無論是本土宗教還是外來宗教,都要不斷適應我國社會發展進步,充實時代內涵,促進宗教和順、社會和諧、民族和睦。只有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實現了中國化的宗教,才能有利于我國社會穩定、有利于人民生活改善,才能在推動我國社會發展中發揮積極作用。應當說,方向已經指明,艦船也已經起航。作為理論研究者,要想為推動宗教界在堅持中國化方向上實實在在地有所作為而助力,還需要多做認認真真的調查研究和理論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