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焦慮的影響因素、社會效應與積極應對

俞國良,邵 蕾

(1.中國人民大學 心理研究所,北京 100872;2.中國人民大學 教育學院,北京 100872)

全球氣候變化等環境問題的日益凸顯,威脅人類生存的同時,也加劇了世界各國對生態環境問題的擔憂。2021年,一項涉及10個國家共1萬人的大樣本調查結果顯示,84%的人對氣候變化有中度或重度的擔憂,63%的人因氣候變化而感到焦慮[1]。生態焦慮正在席卷全球,成為最大的流行文化潮流之一。2011年,Albrecht首次提出“生態焦慮”(Ecoanxiety)概念,認為這是一種因環境的變化與不確定性而引發的焦慮情緒,并且這種變化通常指危險的氣候變化或生態系統的破壞等消極的環境變化[2]。2017年,美國心理學會將生態焦慮(Eco-Anxiety)定義為對環境災難的慢性恐懼,包括高溫、干旱、暴雨、海平面上升、全球氣候變暖等氣候變化問題,以及空氣污染、水資源短缺、生物多樣性減少等生態危機[3]。概括地說,生態焦慮是個體因對生態環境問題的關心而出現的恐懼與擔憂,屬于一種情境性的焦慮類型。

從個體層面來看,生態焦慮可能降低人們的幸福感,甚至引發失眠、恐慌等心理健康問題;從國家和社會層面來看,生態焦慮是喚醒人們保護環境的基礎,促使人們增加親環境行為,通過行動緩解自身焦慮,以實現改善生態環境的最終目的,是生態文明建設的內在動力。由此看來,生態焦慮不僅是個體對環境變化的知覺,而且反過來也會通過影響個體的心理與行為,進而起到改善生態環境的重要作用。這一過程符合社會生態心理學的核心觀點,即強調自然和社會環境與個體的心理和行為的相互塑造過程?；诖?本文采用社會生態心理學的研究視角,對生態焦慮出現的前因后果進行梳理(見圖1),旨在探究生態環境與人類之間的相互影響和塑造過程,并以此為基礎提出有效的干預手段。

圖1 基于社會生態視角探析生態焦慮前因后果的框架圖

一、 生態焦慮的影響因素

生態系統理論是社會生態心理學發展的重要歷史淵源,主要用于解釋人類的發展過程,強調個體與環境的相互作用最終如何影響個體的發展。因此,生態系統理論可以從前因角度為探究生態焦慮的影響因素提供理論框架,即從微觀系統、中間系統、外層系統、宏觀系統以及歷時系統的各因素出發,并加入對個人因素的考察,以理解生態焦慮出現的原因。

(一) 微觀系統中影響生態焦慮的主要因素

微觀系統包含能夠直接對個體心理和行為產生影響的各種環境因素。對大多數人來說,家庭是微觀系統中最為重要且不可缺少的影響因素。家庭中,父母與孩子的生態焦慮水平呈現相互影響的關系。一方面,父母對孩子未來生存問題的擔憂可能增加父母的生態焦慮。另一方面,父母對待生態問題的態度影響孩子的生態焦慮。例如,父母無法理解孩子面對環境變化所產生的焦慮,或認為這種焦慮是過度的或沒必要時,都會加重孩子的生態焦慮[4]。

在家庭之外,對兒童、青少年和成年早期的大學生來說,學校是最大的微觀系統,學校中的環境教育者對待環境問題的態度是決定他們如何看待環境問題以及是否會出現生態焦慮的重要影響因素。例如,環境教育可能增加學生的生態焦慮。一方面,環境教育的出現是基于全球環境不斷惡化的背景,環境教育者對環境的擔憂很可能會感染學生,使學生出現相似的擔憂情緒。另一方面,環境教育增強了學生對生態環境知識和生態危機現狀的了解,引發他們對生態問題的擔心與焦慮。但是,環境教育者正確的應對方式反而有助于緩解學生的生態焦慮。例如,鼓勵學生正視負性情緒,引導和支持他們采取有效的生態行動,都將有效減少學生的焦慮情緒。

同時,考慮到生態焦慮的特殊性,個體所在地區的環境問題是個體能夠切身感受,并對其生活產生直接影響的重要客觀環境因素。例如,所在城市的空氣污染以及暴雨、高溫等極端天氣。通常當人們所處地區更易遭受環境災難時,他們的生態焦慮水平相對較高。此外,切身經歷過環境災難的人在災難后的生態焦慮水平明顯更高[5]。但是,地區性環境問題與當地人的生態焦慮水平并非呈線性關系。當環境威脅超過某一臨界值或當個體正處于較為嚴重的環境災難中時,個體的生態焦慮感知反而會下降。自我防御機制的啟動會使個體出現對環境問題的否認,以在嚴重的環境壓力面前保護自己[6]。

(二) 中間系統中影響生態焦慮的主要因素

微觀系統之間的相互聯系將構成中間系統。中間系統中最為典型的是由家庭與家庭之間相互聯系所形成的社區。尤其是在面對各地區不同的環境問題時,社區能夠適應不同地區環境和氣候的特異性,因地制宜地提出針對性的應對策略。與此同時,由于社區的重要媒介作用,如果某個社區缺少充足資源以有效應對環境問題,那么這對社區居民生活的影響將是直接且重大的。例如,對于因地理位置或經濟條件限制而出現水資源等生態資源短缺的社區,人們會出現恐懼、擔憂等生態焦慮情緒[7]。除硬性條件外,社區應對環境問題的態度和舉措也會影響居民的生態焦慮。社區開展的環境適應計劃,可以提高人們應對環境問題時的適應能力,這不僅可以緩解女性在面對氣候變化威脅時的心理健康問題[8],而且有助于增強社區居民的認同感,減少焦慮情緒的同時增加環境友好行為[9]。

(三) 外層系統中影響生態焦慮的主要因素

外層系統指的是個體并未直接參與但卻對他們的發展產生重要影響的系統。例如,網絡和媒體上與環境問題有關的資訊,以及國家和政府面對環境問題時的態度與政策。首先,網絡和媒體的快速發展,促進了公眾對氣候變化和生態危機等環境問題的關注。挪威的一項研究發現,當人們在媒體上看到全球氣溫平均升高1.5℃的新聞報道后,他們會強烈地感受到氣候變化的威脅,并增加對氣候變化等環境問題的關注,進而導致焦慮、抑郁情緒的增加[10]。其次,由于氣候變化等環境問題的全球性特點,各個國家和政府的應對態度也將對民眾的生態情緒產生重要影響。在全球性的環境問題面前,不是任何個體的力量能夠改變的,只有各個國家和政府的積極應對和有效的政策支持,才能引領民眾并給予他們安全感。但從Hickman對美國、芬蘭、印度等10個國家(未包含中國)的調查結果來看,人們對于政府的環境政策持較為消極的態度,認為政府并沒有為解決環境問題做出有效舉措,尤其對于兒童和青少年來說,他們感受到的是政府的不作為與對民眾的背叛,由此導致他們出現更嚴重的生態焦慮情緒[1]。

(四) 宏觀系統中影響生態焦慮的主要因素

在微觀系統、中間系統和外層系統之外,是一個更大的宏觀系統,它包含了能夠影響以上三個系統的文化及全球性環境問題。根據格—群文化理論,文化影響人們與自然的距離,并進一步影響人們在面對環境問題時的認知與行為[11]。在某種程度上,生態焦慮被認為是一種文化建構的威脅。例如,原住民文化非常重視人類與自然的相互依賴關系,生態環境的破壞將增加他們對自身生存的擔憂,尤其當個人與土地之間的聯結斷開時,他們的心理健康將嚴重受損,出現焦慮、恐懼等消極情緒[12]。另外,從感到壓力后的社會支持角度來看,集體主義文化可能會給予個體更多的社會支持。個體在環境變化這一巨大而不可預測的環境壓力面前,來自集體的支持會給予個體更多的希望,減少其面對環境問題時的焦慮與壓力[13]。除社會文化的構建外,我們無法否認真實的環境問題正在發生。聯合國2021年統計報告顯示,自前工業時代以來,全球平均氣溫已升高1.1℃,造成干旱、風暴潮等極端天氣頻繁出現[14]?！叭祟愂馈睍r代,人類的活動正在嚴重影響著全球環境,空氣污染、氣候變暖等全球性環境問題與日俱增。雖然對大多數人來說,目前還并未感受到全球氣候變化的強烈影響,甚至會對此感到懷疑,但不管怎樣,正在實際發生中的全球性環境惡化是人們出現生態焦慮的重要客觀因素。

(五) 歷時系統中影響生態焦慮的主要因素

在四個環境系統以外,生態系統理論還包含了時間維度上的歷時系統,其將時間作為探究環境影響個體心理和行為的參照體系。首先,環境問題與時間密切相關,依據時間長短,可以將環境問題分為：地震、颶風、洪水等突發性環境問題,干旱、高溫等較為長期的環境問題以及全球氣候變暖、海平面升高等緩慢變化的長期性環境問題。隨時間變化,環境災難的不確定性、多發性以及持久性都可能加重個體對未來生存的擔憂,從而引發生態焦慮。其次,從個體發展角度,環境問題可能會隨著個體的成長帶來持久的影響。尤其對兒童和青少年來說,童年期的環境壓力會對其心理健康產生長期且持續的影響。并且,由于他們正處于身心發展的關鍵時期,長期的環境壓力甚至會影響其大腦結構。

(六) 生態系統外影響生態焦慮的個人因素

在五大生態系統之外,個人因素常被忽視。雖然環境災難是人們產生生態焦慮的客觀條件,但人們對環境災難的感知才是導致生態焦慮出現的根本原因,個人因素調節各生態系統對個體的影響。目前,研究較多的個人因素包括年齡、性別和環境易感性。

首先,人們對環境變化的關心與擔憂程度被認為與年齡呈負相關。相比于成年人,兒童和青少年正處于身體和心理快速發展的關鍵時期,更易受環境因素的影響;而且,年輕人對周圍環境的控制感相對較低,加劇了他們在面對環境問題時的不確定性。因此,在長期的環境變化壓力下,年輕人更易出現生態焦慮。此外,從信息來源上,年輕人往往會通過學校教育以及網絡媒體等渠道接收到更多與環境問題有關的信息,對環境問題的關注也會增加生態焦慮。

其次,從性別角度來看,女性對環境問題的易感性更高,在環境壓力面前更易出現焦慮情緒。女性之所以表現出比男性更高的生態焦慮,一是因為女性本身普遍比男性更易出現焦慮、抑郁和恐懼的情緒體驗[15]。二是女性的生存與自然環境聯系更密切,在面對環境壓力和風險時對災難的想象更生動,導致情緒反應更強烈[16]。尤其是成為母親后的女性,她們往往比男性更擔憂孩子的未來,而對后代的擔憂是生態焦慮產生的重要原因。

除年齡與性別外,個體特質上的環境易感性將直接影響個體對周圍環境變化的感知。根據壓力易感模型,對于環境易感性較高的個體來說,他們平時就會表現出對環境問題的高度關心,在面對生態系統中相同的環境威脅時更易出現生態焦慮情緒[17]。從社會認知取向的視角來看,環境易感性較高者通常持有生態取向。相比自我中心取向和社會—利他取向的個體來說,生態取向者會感知到更多的生態環境壓力,表現出更高的生態焦慮和更多的親環境行為[18]。

二、 生態焦慮的社會效應

生態焦慮效應指的是在生態環境問題的作用下,生態焦慮對個體心理和行為的持續影響,最終反作用于生態環境。生態焦慮的社會效應包括心理效應與環境效應。

(一) 生態焦慮的心理效應

生態焦慮是生態環境變化影響個體心理與行為的內在機制。生態焦慮的心理效應包括對個體心理健康和親環境行為的雙重影響。

1.生態焦慮與心理健康的關系。目前,關于生態焦慮與心理健康之間的關系存在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生態環境的變化是一種真實存在的威脅,因此個體對生態環境的擔憂是理性的,生態焦慮不會導致病理性的心理健康問題[19]。另一種觀點認為,生態焦慮會導致人們的認知、生理和行為功能受損,引發病理性的焦慮、抑郁、恐慌、食欲不振、睡眠障礙等心理健康問題,降低個體的幸福感[20]。雖然,《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DSM-5)還未給出生態焦慮的具體診斷依據,但通常將因對環境問題的關心而表現出的驚恐發作、失眠、強迫思維或食欲減退等癥狀作為生態焦慮的診斷標準[21]。由此也可以看出,生態焦慮暫不屬于一種精神障礙,但是依據生態焦慮的大小可能會對心理健康產生程度不同的負面影響。例如,在面對真實存在的環境變化威脅時,適度的生態焦慮是“健康的”,具有適應性意義。但是,當這種焦慮變得過度而難以控制,并且對人們的睡眠、工作和社會生活產生影響時,這種原本針對生態環境而出現的特定焦慮,則會轉化為臨床意義上的一般性焦慮障礙,并伴隨其他的心理健康問題。

2.生態焦慮與個體行為的關系。綜合已有研究發現,生態焦慮既可能激發個體的親環境行為,也可能抑制親環境行為,甚至導致一些與環境無關的行為的出現。

多數研究者認為生態焦慮對于改善生態環境具有積極的建設性作用。2019年,美國心理學會的調查結果顯示,在所有表現出生態焦慮的人之中,87%的人表示愿意通過親環境行為減少環境變化等問題的發生[22]。其中,親環境行為指的是能夠盡可能減少對環境的危害,甚至做出對環境有益的行為。生態焦慮之所以能增加親環境行為,可能是因為生態焦慮本質上反映了一個人的生態共情能力[4]。生態共情能力高的人會認為自己與地球、其他人或其他物種的聯系非常緊密,當生態環境問題出現時會產生更多焦慮或痛苦的情緒,并且,這種共情能力可以促使個體做出利于環境可持續發展的行為。

此外,也有研究并未發現生態焦慮與親環境行為之間存在明顯的相關關系。這可能與個體面對環境問題時的自我效能感有關。環境認知壓力模型認為,在面對全球變暖等環境問題時,人們對于自己應對威脅時的能力評估將決定個體的行為表現,包括問題解決行為、自我保護行為和情緒反應行為[23]。而這種對自身應對能力的評估屬于一種特定于生態環境的自我效能感,自我效能感低的人更少出現親環境行為。這也說明,生態焦慮對個體親環境行為的影響受到個人因素的調節。

除與環境直接相關的行為外,生態焦慮還會影響人們的出行方式、女性的生育意愿等與生態環境無直接關系的行為或行為傾向。2018年,瑞典曾暴發一項“飛行羞恥”運動,出于對生態環境的擔憂,人們會減少乘坐飛機出行[24]。此外,《紐約時報》的一項調查顯示,由于對氣候變化的焦慮導致的對孩子未來生存環境的擔憂,11%的女性表示不想或不確定是否生育,33%的女性表示會比理想狀態下要更少的孩子[25]。

(二) 生態焦慮的環境效應

不同于其他的情緒研究,對生態焦慮研究的最終目的,不僅僅是提升個體的心理健康水平和幸福感,更重要的是如何利用生態焦慮實現對生態環境的改善。

1.個體行為與生態環境。如前所述,在生態焦慮效應的影響下,個體所做出的與生態環境直接相關的行為被稱為親環境行為或環境友好行為,是個體為改善生態環境所做出的直接行為,包括騎自行車、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改變飲食習慣、節約空調和照明等方面的能源。根據有限的實證研究結果,某些親環境行為確實能對生態環境起到一定的改善作用。例如,有研究者通過綜合評估模型計算出,當人們在飲食中減少肉食時,不僅二氧化碳排放量會減少,而且將會有更多的牧場和農田用來種植植物吸收二氧化碳,有效緩解全球氣候變化[26]。另外,在各種出行方式中,自行車被認為是最低碳的交通方式。研究顯示,內燃機汽車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自行車的30倍,電動汽車是自行車的10倍,甚至騎自行車時個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步行時還要少;如果一個人將自己的出行方式從汽車改為自行車,那么,他每天可以減少3.2千克的二氧化碳排放[27]。這也使得生態焦慮者會優先選擇自行車作為出行工具,以促進生態環境的友好發展。

2.群體行為與生態環境。雖然生態焦慮首先作用于個體行為,但是個體行為畢竟有限,尤其在生態危機、氣候變化等巨大的環境問題面前,個體作用的渺小,以及可能付出的昂貴而看不到回報的代價,都會阻礙人類的行動。因此,在面對環境變化問題時,群體的力量要遠遠大于個人的力量。在個人的短期利益和社會的長期利益面前,只有通過人類合作將個體行為轉變為群體行為,才可能對改善生態環境產生實質性的影響。

結合生態系統理論模型,出現生態焦慮后,除個體行為對生態環境的直接作用外,個人還可以通過反作用于家庭、學校、網絡、政府等,從更大的系統層面改變更多人對待生態環境時的行為,從而形成群體性的親環境行為。例如,根據聯合國對氣候變化的統計數據,以家庭為單位的能源消耗占世界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的1/4。家庭通常作為最小的群體單位,父母的消費決策將影響整個家庭的環保行為,對生態環境產生超過個人的重要影響。由此,家庭可以放大每一個家庭成員的個體行為,并將其轉化為環保效應更強的群體行為。此外,在氣候變化等重大的環境問題面前,政府的力量是至關重要的。例如,國家以人民福祉和未來發展為起點,堅持生態文明建設,政府通過制定相關政策法規,以盡可能降低人們在環保和非環保物品中權衡的難度,實現生產方式的綠色變革[28],將環保行為從個人意識提升到助力國家發展的群體層面。相比于從下向上地改變每一個人的環保觀念,從上向下地改變一個群體的生活方式,可能是更為有效且快速的方法。

(三) 生態焦慮的社會生態模型

基于社會生態心理學的視角,在微觀系統、中間系統、外層系統、宏觀系統和歷時系統以及個人因素的影響下,生態焦慮的心理效應與環境效應又會反過來影響各系統中的社會生態因素,即本研究提出生態焦慮的社會生態模型(見圖2),從宏觀視角展現和拓展了生態焦慮效應。

圖2 生態焦慮的社會生態模型注：同一圈層內,有* 標志的因素屬于同一系統,如社區屬于中間系統,文化和全球性環境問題屬于宏觀系統。

首先,從該模型可以看出,個體的生態焦慮被各個環境系統和多種社會生態環境因素層層包圍,無論是對于個體還是群體,生態焦慮都不過是人們日常生活中需要面對的多種焦慮中的一種。相比生態環境問題的影響,來自日常生活中家庭、學校、同伴等微觀系統的壓力,具有更高的緊急性和更近的心理距離,使得個體對環境問題的焦慮很可能會被其他更近端的焦慮掩蓋。因此,在心理咨詢和心理學研究中,生態焦慮的潛在影響應得到更多關注。其次,從社會生態的各系統來看,目前對歷時系統的研究相對較少,尤其是環境變化的長期性和不確定性將如何影響生態焦慮的長期效應,有待未來研究的進一步關注。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生態系統理論所強調的各系統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絕不僅僅是圖中各箭頭所示的幾種關系,而是各個圈層之間更為復雜的相互影響、相互塑造的過程。

三、 生態焦慮的干預與應對

相比于一般性的焦慮障礙和其他的焦慮類型,生態焦慮最為特殊的一點在于,它不僅直接關系到人類的身心健康,而且會對環境健康產生重要影響。因此,在干預生態焦慮問題時,我們應始終堅持人類健康和生態文明之間的均衡發展,既不能為了人們的心理健康而忽視環境問題,也不能為了保護環境而忽視心理健康問題。為此,首先,我們應從理論層面加強對中國社會背景下的生態焦慮研究,“摸清家底”才能“對癥下藥”。其次,從實踐角度,我們基于生態焦慮的社會生態模型,從個人、家庭、學校、社區、媒體、政府和國家等多層面提出干預和應對舉措[29],致力于提高人類社會應對生態環境問題的整體能力,由“心”而治,推進生態文明建設。

(一) 關注中國社會背景下的生態焦慮現狀

目前,生態焦慮研究存在較大的國家間差異,發達國家對生態焦慮的研究要遠多于發展中國家,國內學者對生態焦慮的研究還處于接近空白的狀態。這可能受到以下幾個方面的影響。第一,受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中國還處于經濟高速發展的階段,人們對學業、就業、住房等生活壓力的焦慮可能要遠高于生態環境問題。第二,政府對生態環境的高度重視,對生態文明建設的政策支持,給予人們較強的心理安全感。因此,對環境問題的焦慮水平較低。第三,受集體主義文化的影響,在環境災難面前人人互幫互助,來自他人的支持以及應對環境問題時的集體意識,能有效緩解個體的生態焦慮情緒。盡管如此,從長遠來看,生態焦慮對改善生態環境具有重要的建設性意義,未來研究有必要了解中國社會背景下的生態焦慮現狀,并加快開展中國特色的生態焦慮研究。

首先,了解中國人的生態焦慮現狀。雖然生態環境問題是全球性問題,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逃避,但是由于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在環境災難面前更易受到負面影響[30],環境不正義現象嚴峻[31]。根據研究者對25個國家的生態焦慮與心理健康問題的調查發現,中國人因氣候變化問題而出現失眠和心理健康問題的檢出率均處于較低水平[32],這可能與中國人的生態焦慮水平較低有關。不過,也有研究發現中國人對環境的關心水平并不低,但存在不同經濟發展水平、地理位置、教育水平等方面的差異[33],以及這種對環境的關心是否等同于生態焦慮,還需實證研究的進一步檢驗。未來應首先建立有效的生態焦慮測量工具,并盡可能在實測過程中涵蓋各個地區、不同階層等各類人群,以全面了解中國的生態焦慮現狀。

其次,分析生態焦慮的地區差異。當前對生態焦慮的地區間比較主要以國家層面的比較為主,包括不同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影響。比較之下形成兩種假說,一是“富裕假說”,即在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國家或地區,人們有更多的資源去關注環境問題,生態焦慮水平相對較高;二是“惡化假說”,即人們對環境問題的擔憂與當地環境問題的惡化程度呈正相關。但是,考慮到中國的實際情況,地域遼闊、氣候多樣、地區間經濟發展不平衡以及多樣的地理位置上各地區環境問題的巨大差異,使得不同地區人們的生態焦慮問題差異巨大。因此,未來研究還需細化不同地區人們的生態焦慮情況,并檢驗兩種假說的適用條件。

最后,關注環境教育中的生態焦慮。我國的環境教育始于新中國成立初期,從起初為了環境保護的教育,到為了可持續發展的教育,再到現在的為了生態文明的教育,環境教育始終是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途徑[34]。但是,當前環境教育往往只注重對環境知識和環保行為的學習,很少有教育者會關注人們內在的情緒狀態,甚至對自身的情緒狀態也不甚了解。此外,教育者不僅要能夠識別環境教育中的情緒問題,還應適當地激發受教育者的焦慮情緒。因為個體的情緒狀態是決定個體行為的內在動機,當個體發自內心地為環境問題感到擔憂和緊張時,更可能達到“知行合一”,主動地增加環境友好行為。綜上,未來環境教育應將生態情緒的識別與干預作為重要部分,教育者面對生態焦慮應形成正確的應對態度,對適應性的生態焦慮保持開放態度,對病理性的生態焦慮及早干預。

(二) 形成系統性的生態焦慮干預網絡

鑒于生態環境問題的全球性和持久性特點,對由此衍生的生態焦慮情緒也必須樹立整體觀和系統觀。依據生態焦慮的社會生態模型,下面分別從個體、群體、社會和國家四個層面提出應對生態焦慮的有效舉措。

第一,增強個體自身的情緒調節能力。面對相同的環境問題,不同個體的情緒和行為反應存在明顯差異。從影響生態焦慮的個體因素來看,無論是年輕人還是女性,本質上都屬于環境易感性較高的易感人群。因此,從個體層面,應以增強高環境易感性者面對環境壓力時的主觀情緒調節能力為主,緩解生態焦慮對心理健康的負面影響。例如,通過認知行為療法,增強個體在面對環境壓力或經歷環境災難后的心理復原力和自我調節能力;通過正念訓練提高個體的生命意義感[35]。此外,未來研究還應關注其他保護因素,培養更多專業人士,幫助人們提高自身應對環境問題的能力。

第二,加強家庭、學校和社區的環境教育。環境教育是當前應對生態焦慮問題的重要干預策略之一,其主要目的是讓人們通過學習環境知識,了解當前的環境問題,并能從自身做起,為改善生態環境付出行動。目前,環境教育主要集中在學校和家庭,作為聯系學校與家庭之外的中間系統,社區在環境教育中的作用日益凸顯但并不完善[36]。未來應在堅持以學校環境教育為主體、家庭環境教育為情感支持的基礎上,在社區投入更多的環境教育和環境治理資源。例如,為社區提供更多的環境教育專業人員,通過宣傳、培訓等方式,提高居民以及整個社區在面對環境壓力時的復原力;加強社區中與環境保護有關的基礎設施建設,確保充足的外部資源支持。

第三,發揮網絡媒體的正向引導作用。在網絡媒體信息逐漸“侵占”人類生活的當下,媒體對環境災難的報道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人們的風險感知。當媒體報道通過夸大氣候災難來增加流量的同時,很可能會擴散恐慌和擔憂情緒,形成“媒介傳染病”,不利于人們的心理健康和激發有效的生態保護行為。為此,媒體從業者應樹立社會責任意識,了解生態焦慮等生態情緒的引發機制。例如,通過減少一味強調環境災難的“鏡像風險事實”的客觀報道、增加告知民眾“面臨風險如何行動”的解釋性報道等方式[37],在社會營造適度的生態焦慮氛圍,保證人類健康和環境和諧的平衡發展。

第四,以環境政策實現國家和政府的引領作用。在全球化時代,國家和政府在環境問題面前起著決定性的重要作用。尤其對于長期且不可預知的氣候變化等生態問題,國家和政府的關心與支持,最能給予民眾安全感,緩解人們的生態焦慮情緒。自黨的十八大以來,生態文明建設始終被置于國家發展的重要戰略位置,這在很大程度上緩和了中國人對環境問題的過度擔憂。未來在此基礎上,國家和政府還需進一步權衡社會幸福感和個人幸福感之間的關系,既不能完全地以問題解決為導向而忽視人們的心理健康問題,也不能一味地為保護人們的心理健康而掩蓋環境問題,而是要始終秉持人類健康與環境健康“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健康中國建設新理念。

四、 結 語

在全球生態環境威脅加劇的時代背景下,生態焦慮反映了人們對生態環境問題的關注與擔憂,既是影響人們能否將意識轉化為行動的重要心理因素,也是生態文明建設的內在動力。本文基于社會生態心理學的研究視角,以生態系統理論為指導框架,概述了生態環境與個體心理和行為反應之間的相互影響過程。人們的生態焦慮情緒不僅受氣候變化等客觀環境問題的影響,而且還與家庭、學校、社區、媒體和國家政策等社會生態因素以及性別、年齡等個人因素密切相關。生態焦慮作為個體內在的認知與情緒反應,一方面可能會損害個體的心理健康,使其因過度擔憂而出現失眠、抑郁等心理健康問題;另一方面,適度的生態焦慮可以促進個體或群體的環境友好行為,通過綠色出行、節能減排等方式助力生態環境保護。為此,應對生態焦慮問題應平衡個人健康與生態文明兩方利益,既要通過了解當前國人的生態焦慮現狀及分布特點,加強環境教育中的情緒覺察和心理支持,以保護個體在環境惡化問題下的心理健康;又要通過增強個體的情緒調節能力,補充學校、家庭和社區的環境教育資源,監管媒體對環境問題的報道規范,以及國家明確的環境政策指引等,在社會營造適應性的生態焦慮氛圍,以激發個體的環境友好行為,促進生態文明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