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熟人社會模式的普惠型電商創業
——數字經濟促進共同富裕的路徑探析

錢霖亮,呂 鵬

(1.東南大學 人文學院,江蘇 南京 211189;2.中國社會科學院 社會學所,北京 100732)

一、 共同富裕視野下的數字經濟

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共同富裕不僅關系著黨執政根基的穩固性和社會的和諧安定,也關乎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最終實現。黨和政府對共同富裕的實現路徑已有部署,大體分成“做大蛋糕”(高質量發展)、“分好蛋糕”(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分享蛋糕”(三次分配)三個層次。其中,通過高質量發展來“做大蛋糕”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基礎[1]。學界已就促進高質量發展、實現共同富裕的路徑做了許多探索,其中包括了向數字經濟借力[2]。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政府就高度重視發展數字經濟,將其視為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助推力。黨的二十大報告再次強調,推動高質量發展需要“加快發展數字經濟,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根據工信部的統計,我國數字經濟的規模從2012年的11萬億元增長到2021年的超45萬億元,位居世界第二,數字經濟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由21.6%提升至39.8%,包括電子商務產業在內的數字經濟形態已成為國民經濟增長的新引擎[3]。而商務部的最新數據則顯示,2022年全國電商交易總額達43.83萬億元,從業人員人數達6937.18萬人[4]。雖然近期數字平臺企業的壟斷性引發了國家的警惕,民間也一直存在對數字經濟的批判,認為它會沖擊實體經濟;但它為中國社會創造了大量創業和就業的機會,提高了不同群體的收入水平,這一點也是無法否認的[5]。鑒于當今世界已進入數字經濟的時代,只要能減少或避免其負面效應,我們就依然可以借助它所創造的紅利來實現共同富裕。

學界已在宏觀層面上就數字經濟賦能共同富裕的作用機理展開了討論[6-7]。在實施的具體路徑方面,早前學者們關于農村電商,尤其是淘寶村產業集群的研究也證實了經由數字經濟促進共同富裕的可行性。以電商創業作為農民網商參與數字經濟的基本形式,這些研究發現村莊中掌握專業技術的能人通過勤勞創新率先致富,其后熟人社會的關系網絡將他們的創業經驗與技術傳播給了其他人,這樣不僅使更多的家庭脫貧增收,也令這些村莊建立起規?；臄底之a業集群,實現了工業化與現代化[8-11]。在這些案例中,電商創業不僅以產業的規?；l展做大了蛋糕,創業經驗與技術的傳播也讓農民網商提前經由網絡市場劃分了一部分蛋糕。后續研究進一步發現農村電商帶來的數字紅利涉及更廣的面向,包括促進地方政府有為施政、完善農村市場體系[12-13];吸引年輕人返鄉創業、解決農村空巢老人和留守兒童的問題[14];鼓勵農民參與市場經濟、推動農村生活方式和農民觀念的現代化[15];通過產業集群的規模效應來消弭城鄉差距[16];等等。由此可見,電商創業的普及不僅有助于增加農民多方面的資本要素,還有利于促進其物質與精神生活的雙重富裕。

以往的研究富有開創性,但也為后學留下了不少可探索的空間。首先,既有文獻聚焦于中國鄉村的熟人社會關系如何促進電商創業的擴散,進而幫助農民增收;但在城市或跨區域的生人社會,我們是否也可以通過電商等數字經濟形態來推進共同富裕?有部分學者認為,“在商業模式被復制擴散并形成創業集聚的過程中,農村獨特的地理聚居和熟人社會,是城市創業所不具備的獨特優勢”[9]。這一觀點或許過分對立地看待中國的城市與鄉村。一方面,單位制時代的中國城市一度也是熟人社會,今日社區制體系下的城市社區也仍然保留了相當多熟人社會的傳統,甚至社區工作者都要刻意將陌生關系熟人化以實現治理目標[17]。另一方面,鄉村熟人社會的特質同樣可以被復制到城市中,例如廣州的城中村里仁洞村聚集了眾多來自潮汕地區的網商,同鄉關系促進了這些外來創業者在城市中的商業模仿[18]。在此基礎上,本文想進一步指出,若有完善的市場機制,城市的生人社會還可憑借市場來實現商業模式的擴散和電商勞動力的再生產,且其影響力可以超越城鄉邊界。邱澤奇、喬天宇曾談到數字技能的習得和政策環境的支持有助于鄉村內部農戶的共同發展[19],本文將在經驗上證實和拓展他們希冀但未完成的推論,即市場、國家與社會力量的合力可以將數字經濟創造的紅利推及城鄉之間和地區之間,實現更大范圍區域和民眾的共同發展。

其次,已有部分研究發現,即使在熟人社會中,商業模式和數字技能的傳播以及由此造成的增能效應也會因人而異,部分農民網商的收益遠高于其他人。這一方面是因為不同網商擁有的資源稟賦不同[10],另一方面也和電商市場不同階段的競爭狀況以及網商的入行時間有關。許多研究都提到早期電商創業的進入門檻低、技術難度小、資金需求少,農民在熟人致富的示范下通過既有的社會關系習得技術與經驗,能夠迅速投入市場獲得收益[20-21]。但時至今日,電商平臺的門檻和技術難度已遠超過去,市場競爭的激烈程度也遠勝從前。在這種情況下,熟人社會原本高效便利的知識傳播路徑反而有可能給跟風創業的網商帶來消極影響,如引導他們生產銷售同質性高、技術含量低、品牌化程度有限的產品,相互之間簡單模仿和低價競爭致使內卷嚴重[22]。有研究發現不少早期的淘寶村已逐漸消亡,部分原因即在于市場競爭的激化導致生產銷售上述類型產品的網商收入萎縮,網店經營難以為繼[23]。再加上平臺管控的加劇,不少學者都對農村電商和更大范圍行業發展的前景持不同程度的悲觀看法[24-25]。在這種情況下,如何突破發展的瓶頸,更大限度地發揮數字經濟對從業人員的增能效應和對更廣泛創業人群的溢出效應,推動不同人群和不同區域之間的共同富裕,便成了本文關注的重點。

綜合上述兩個方面,本文旨在反思以往基于熟人社會背景下數字經濟促進共同富裕模式的局限性。盡管在地方實踐中頗有成效,但我們認為這一以特殊主義人際關系為基礎的模式具有明顯的地域性和時間性。按照社會學家帕森斯的定義,人際關系可以分為特殊主義(Particularism)和普遍主義(Universalism)兩種類型：特殊主義的行動者,其行為標準因人而異,取決于雙方關系的親疏遠近;而普遍主義的行動者則更傾向于采取統一的標準對待他人[26]。具體到熟人社會背景下數字經濟促進共同富裕模式的運作,該模式在地域性上既受益于又受制于特定區域的親緣與地緣關系,區域內的行動者既有可能因為上述關系獲得數字紅利,也有可能因此錯失紅利;而區域外的行動者,在沒有外力(如政府)介入的情況下,大概率會被排除出受益范圍。在時間性上,該模式早期對地方數字產業的培育和數字紅利的擴散有至關重要的作用;但伴隨平臺技術的更新和市場競爭的加劇,它對行動者的影響可能趨向于利弊相抵,甚至弊大于利。鑒于我國市場化改革在不斷加深,未來各地數字產業的發展勢必會面對越來越深的市場卷入,如何在市場經濟以及日趨陌生化的社會環境中探尋更多促進數字紅利傳播的渠道,尤其是更為普遍主義的、有助于更廣泛民眾共享數字紅利的模式,應成為學界探討利用數字經濟推進共同富裕的核心議題之一。

二、 數字紅利普惠化的探索：案例與框架

2021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意見》,以浙江省為試點,開啟了為全國實現共同富裕先行探路的歷史性實踐。其中,浙江義烏的電商創業實踐可以為我們提供諸多數字經濟促進共同富裕的鮮活經驗。在這座被習近平總書記稱為“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縣域經濟發展典型”的商貿城市,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相輔相成,不僅孕育了推動當地經濟持續增長的多樣化產業形態,也創造了無數藏富于民的創業就業機會。2022年,義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78215元,連續15年居全國各縣市首位。與此同時,該市當年電商交易總額達到3907.28億元,同樣蟬聯全國縣市第一[27]。在創業就業人數方面,2020年當地工商登記的電商主體已累計超過28.07萬戶[28]。除此之外,義烏周邊的諸暨、永康、東陽等市也是崛起中的電商重鎮,其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都名列前茅。這些成績的獲得既得益于地方政府的發展策略,也有賴于當地及周邊城市數字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紅利擴散。針對后一方面,我們認為相關經驗至少可以總結出三條路徑,分別是雇傭勞動的創業增殖效應、跨產業的聯動培育效應和跨區域的創業示范效應。雇傭勞動的創業增殖效應指的是已入行的網商在雇用員工時,間接地為后者提供了職業技術培訓、實踐和提升的機會,從而催生了新一代的網商?？绠a業的聯動培育效應指的是電商產業的發展帶動了周邊配套服務行業,形成了規?；纳虡I生態系統,進而為其他創業、就業機會的涌現提供了土壤?？鐓^域的創業示范效應指的是不同區域的電商創業(培育)主體以多種方式學習交流經驗,進而實現電商產業先發區域對后發區域的帶動作用(三條路徑作用機制的總結見圖1)。通過提煉上述數字紅利普惠共享的路徑,本文意在對義烏經由數字經濟促進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經驗做初步的學理總結。

圖1 數字經濟促進共同富裕的作用機制

相較于熟人社會背景下數字經濟促進共同富裕模式的特殊主義取向,上述三條路徑可以將數字紅利普及更廣泛的陌生人群,不再依賴(但也不排斥)先驗的親緣與地緣關系,而是依托市場交易(有時會輔以其他)的方式將不同人群聚集起來進行創業經驗、技術、信息、勞動力等資源的交換,最終實現更廣泛的群體互惠。它們對地域性及其附庸熟人關系的超越令其更具公平性。進言之,以往(農村)電商研究大多聚焦于個案的本地性和電商產業自身,本文則希望將該產業的跨產業和跨地域影響都納入分析范疇之中,由此將分析單位從一地的產業發展上升到更高層面的行業共生與市場整合。而在時間性的超越上,上述三條路徑令數字經濟從業者和更廣泛的創業人群能夠在任何時段入行,繼而把握市場脈搏。他們可以因時因需而動,或追逐風向發掘前沿市場,或通過差異化經營和行業分工的邏輯尋找細分市場,在盡力爭取數字紅利的同時減少同行內耗。盡管個體仍需面對市場競爭,但上述多元的探索形式會有效減輕創業人群整體的壓力,部分創業者甚至還能利用市場競爭來創造新的財富,故而上述路徑在時間上也更具可持續性。綜合地域性和時間性上的雙重超越,我們認為義烏的電商創業模式具有普惠型特征,是更具普遍主義意義的數字紅利共享模式。

我們通過田野調查和扎根理論的方法總結出上述三條數字經濟促進共同富裕的路徑。田野調查要求研究者深入研究對象的生活世界,通過體察其日常生活來認識個體的自在屬性、個體與社會的聯結以及社會的運作機制。尤其針對社會的運作機制,田野調查可以讓研究者借助微觀的日常生活來解讀宏觀的制度與結構[29]。本文體現上述研究進路的一個案例便是通過分析網店員工的高流動性成因以及雇主的應對策略來揭示義烏電商產業內部存在以雇傭勞動帶動創業的機制。這是我們探索數字經濟促進共同富裕路徑的第一步。第二步是用扎根理論來引導我們從田野調查中察知的現象出發,通過對研究素材進行系統的編碼、整理、對比和歸納,進而提煉出理論概念[30]。由此,本文提出的三條路徑(或三種效應)所涉及的現象未必僅限于義烏一地的數字經濟場域,但其概念(或機制)的命名與界定具有一定的原創性,而非從既有的知識體系中演繹而來。當然,在具體論述這些概念機制時,我們也會將其嵌入既有的學術討論中,例如以勞動社會學的分析方式來討論雇傭勞動的創業增殖效應。在更高的層次上,我們將三條促進共富路徑運作機制的總和闡釋為“數字經濟的商業生態系統”(見圖1)?！吧虡I生態系統”這一概念在經濟學、管理學中已有一定的討論,學者們用它來指代以組織和個人的相互作用為基礎的經濟聯合體,強調企業的經營環境是一個緊密聯系的共生系統,在數字經濟的場域中它包含了電商平臺、商家、消費者等諸多市場主體[31-32]。我們從經濟社會學的視角進一步拓展上述概念,強調商業生態系統的社會嵌入性[33],將勞動力再生產、數字產業與其他產業的互構以及超地域的產業聯動都納入這個促成共同富裕的商業生態系統。

為了解義烏數字經濟的發展狀況及其對從業者的具體影響,第一作者自2015年起便開始在當地進行田野調查。2015年3月到2016年2月,我們流轉于三個電商產業聚集的城中村和一家職業院校,調查在淘寶、天貓等平臺開店的網商,總計訪談106人,并對其中10位的店鋪運營和日常生活進行了參與式觀察。2018年7月到10月,在繼續追蹤上述群體的同時,我們開始關注從事跨境電商的網商,總計訪談35人。2020年和2021年暑期,我們又轉向直播電商,在當地網紅直播村中訪談了30位帶貨主播,并對其中12位的直播生意與日常生活進行了參與式觀察。通過上述訪談和觀察,我們留意到了電商創業對當地及周邊區域多產業興旺與創業者普惠增收的積極作用。需要再次強調的是,本文并不否認義烏電商創業的實踐經驗中也包含特殊主義的元素。正如社會學家劉少杰所強調的,市場改革中的中國社會本就處于熟悉關系與陌生關系交織的狀態[34],故而義烏也有基于親友、同鄉、校友等關系形成的特殊主義創業形態。后文將會呈現義烏電商場域中多形態的人際關系、政府力量如何與市場機制協作促進當地數字產業和其他行業的發展,但重點還是在于揭示基于市場運作形成的普遍主義的創業形態如何推進數字紅利的擴散,令更廣泛的共同富裕成為可能。

三、 雇傭勞動的創業增殖效應

數字經濟擴散紅利、促進共同富裕的第一條路徑是雇傭勞動的創業增殖效應。在義烏調查時,我們注意到當地網店員工的流動性非常大,鮮有人能務工超過三個月,離職者大多自立門戶成了新網商。而前雇主們對此習以為常,允許員工來去自由,最多要求離職者提前一周告知。通過訪談我們了解到,許多員工到網店打工的目的就是學習電商運營技術,以便今后自立門戶。另一些員工起初沒有上述規劃,但掌握技術后也會萌生自己當老板的想法?？梢哉f,相當多的義烏網商便是經此渠道培育的。那么雇主們為何會在有可能泄露商業機密甚至制造競爭對手的情況下為那些與他們并無熟人關系的新一代網商提供職業培訓?這一雇傭勞動發揮創業增殖效應的內在邏輯是什么?許多雇主的回答是員工想走,他們想攔也攔不住。也有網商坦言他們自身就有打工“偷師”的經歷,所以能理解員工的想法。這些回答道出了雇主們的無奈,但更深入的田野調查揭示了他們有一系列應對員工高流動性的策略,而員工們在很大程度上也接受了這些策略。我們認為,這些策略的施與受既可以從勞動關系的角度理解為雇主對員工的管理約束,也可以從創業增殖的角度解釋為雇傭雙方達成互惠共識的過程。

首先,考慮到員工的高流動性會給自身造成損失,雇主們會刻意降低用工成本,不與員工簽訂勞動合同,不繳納五險一金,相互之間不構成制度化的雇傭關系,以便減少損失。如果有員工提出福利訴求,有的雇主會放棄招聘,聲稱自己的網店不是工商登記的企業,無法為員工繳納五險一金,甚至他們自己都沒有。有的雇主則會和員工簽一個試用期合同,申明在短則一個月、長則三個月的試用期內不會為員工繳納五險一金,只有過了試用期且雙方協商續聘的情況下才會提供上述福利。之所以這么做,是因為雇主們相信絕大多數雇員待不滿三個月。有的雇主還會壓低試用期的工資。盡管政府和學界都在呼吁重視數字經濟勞動者的社會保障權益[35],但勞動者與雇主在實際的電商勞動力交易中達成了妥協：在不簽勞動合同或只簽試用期合同的情況下,雇傭雙方都默認了員工的“臨時工”身份,員工放棄福利,在物質收益和技能學習之間達成了一種雙方都可接受的平衡。

其次,相當多的雇主設置了激勵機制來管理員工,以便使后者的勞動價值最大化。盡管也有一些雇主錄用員工后只讓他們運營原有的網店,更多的人會讓員工用他們自己的身份證開一家新網店賣雇主的產品,員工的收入構成包括基本工資和銷售提成。之所以這么做,一方面在于雇主希望借此擴大銷售,但更重要的是以此激勵員工努力工作,創造更高的銷售業績。鑒于新網店屬于員工自己,好的銷售業績既能讓他們在當下獲得更高的提成,也為他們今后自立門戶打下網店銷量基礎。由于雇傭雙方對后一點心照不宣,雇主這一策略實際上在員工中引發了一場類似鄭廣懷等學者所說的“老板游戲”,即每個人既是雇主的員工,又是自己(未來)生意的老板,因而更有奮斗的動力[36]。而在雇主一方,他們雇用的不僅是員工,也可能是未來長期合作的代理商。用網商何先生的話來說,“員工遲早要單干,如果怕他們跟你競爭,那你就把他們發展成你的下線,那么他們單干后還能幫你賺錢”(訪談資料,20150525)。在我們的案例中,確有不少員工離職后還會繼續銷售原雇主的產品,直到他們找到更合適的選擇。也是在“老板游戲”的引導下,網店的雇傭雙方在利益上達成了一定的平衡。

最后,雇主在員工入職后雖然都會傳授電商運營技術,但會采取分層化的策略。從客服技巧到平臺自動回復設置,這些都屬于網店運營的基本技術,員工完成工作必須掌握,因而雇主都會教。選品、圖文制作、產品營銷、平臺活動申報等較高階的運營技術則會針對不同崗位的員工專門傳授,但細心學習的員工仍有機會接觸相關技能。更高階技術的交流通常僅限于雇主和其團隊的核心成員,雇主們會盡力降低后者跳槽或自立門戶的概率。而對于那些入職不到三個月就想單干的員工,雇主們通常并不擔心他們能“偷師”到核心的運營技術進而威脅到自己的生意,故而對他們的離職采取寬容的態度。在這種情況下,員工便需要發揮個體能動性,依據自身的能力于在職期間盡己所能地學習相關技能,同時評估自身離職創業的時機。由此,雇傭雙方會在電商技術傳授程度和工作時限上達到一種微妙的平衡。除此之外,有的雇主還會嘗試和離職的員工形成君子協定,除非成為前者的代理商,否則后者應避免銷售同類產品。少數雇主甚至會暗示自己掌握不少打擊同行的手段,以此勸說那些不愿成為代理商的離職員工達成協定。網商劉先生對此解釋道：“只要員工單干后不賣同類產品,就不會對我們構成實質的競爭。技術學就學了,我們就當先富幫后富,做好事了”(訪談資料,20160111)?？紤]到義烏市場上的產品很多,除非雇主的產品確實熱銷,否則不做代理商的離職員工通常都會另擇其他,以減少熟人之間的沖突。

綜上所述,盡管每位創業者通過受雇于其他網店來習得電商運營技術的程度有所不同,但網店的雇傭體制顯然已成為義烏當地最重要的電商勞動力再生產機制之一(電商培訓機構是另一發揮此功能的機制)。這一機制對經濟條件不佳的創業者來說尤為重要,使他們能以更低的成本掌握電商創業所需的技能。來自河南農村的周小姐的經歷具有相當的典型性。2010年,她從河南一所大專院校畢業后來義烏打工,先在別的網店工作了五個月,學會技術后離職創業。到2016年,她的兩家淘寶店利潤達到了25萬元。在講訴自身經歷時,周小姐談到了經由雇傭勞動積累創業經驗的優勢,“我剛開始找過培訓機構,問了幾家覺得價格有點貴,還沒賺錢先貼錢。后來想想要不就去別的網店打工,學了技術后再自己干,順便也賺點錢,解決吃飯住宿問題”(訪談資料,20160203)。

然而雇傭勞動的創業增殖效應并不僅限于周小姐這樣的新手,我們在調研期間還遇到過幾位有多年創業經驗卻回到大網店當員工的電商老手。他們中有的人因為冒進而創業失敗,希望通過到大網店工作來積累東山再起的資金和經驗;有的則是想利用大網店實驗一些新的運營方案,借此避免由自身來承擔實驗的成本與風險。大網店的雇主清楚這些電商老手來打工的原因,但卻十分歡迎,因為他們極有可能帶來雇主自身未掌握的技術。羅先生是一位擁有一家天貓店和數家淘寶、拼多多店的網商,我們就曾私底下問過他是否介意電商老手拿其店鋪做實驗,他回答只要店鋪管理的最終決定權掌握在自己手里就不用擔心,“做實驗其實很正常,想賺大錢終歸是要冒風險的。而且這本身就是摸索的過程,做成了也是我的寶貴經驗,哪怕他們以后自立門戶我也是受益人”(訪談資料,20180825)。

從給新手進行職業技能培訓到給老手回爐再造的機會,義烏每個有雇傭關系的網店實際上都在扮演創業孵化器的角色,且總體上并不介意員工的社會關系、入行時間與離職時間。雇主與員工之間基于利益平衡達成的默契令電商主體猶如細胞分裂般不斷增長。在更宏觀的層次上,這一雇傭勞動的增殖機制與下文將要論及的其他市場配套機制一起構成了義烏吸引和培育電商創業者的商業生態系統,令不同背景的人都有機會創業(或就業),進而有更多的機會實現不同程度的收入增長。

四、 跨產業的聯動培育效應

數字經濟擴散紅利、促進共同富裕的第二條路徑是跨產業的聯動培育效應,其作用機制在于以電商創業帶動周邊產業,創造出其他類型的創業、就業和更廣泛意義上獲得財富的機會?？偟膩碚f,這些周邊產業可分為兩類,我們概括成“電商配套產業”和“生活服務產業”。前者與網商們的生意直接相關,如快遞物流、網貨超市、網店設計、產品攝影、電商培訓等;后者則與他們的日常生活聯系更為緊密,如餐飲外賣、休閑娛樂等。

電商產業催化周邊產業的過程可以說是市場邏輯作用于網商和其他產業人員的結果,尤其是差異化經營的邏輯和行業分工的邏輯。部分電商配套產業直接脫胎于電商產業,如網貨超市、網店設計、產品攝影。我們在義烏接觸到的許多上述行業從業者都做過網商,或曾在網店任職,在經營或工作過程中意識到網店經營本身蘊含了一個大市場,可以細分成產品采購、攝影、美工、運營等領域?？紤]到網店競爭的加劇,這部分人便嘗試憑借自身專長另立門戶,如此既可以避免卷入競爭,又可以利用上述競爭來牟利。曾經開過網貨超市,現在經營為帶貨主播供貨的“供應鏈”商店的余先生就指出,“網貨超市和供應鏈名頭不同,實際上都是給不同類型網商供貨的批發商。我有幫大網店采購的經驗,知道哪些產品有成為爆款的潛質,知道如何找廠家以及如何跟廠家討價還價。網商們到我這里拿貨就可以避免到批發市場上瞎逛,我等于幫他們篩選好了產品。他們買一件我也給批發價,還能代發快遞,這樣他們就不用囤貨了,減輕了資金和庫存壓力”(訪談資料,20210726)。

顯而易見,余先生的網貨超市和供應鏈商店實際上是從網店經營的分工中剝離出了一部分采購業務。這種做法一方面幫助他進入競爭相對較小的細分市場,更精準地定位客戶,提高收益;另一方面賦予了他巨大的商業靈活性——從面向本土的傳統電商到跨境電商,再到直播電商,無論風口轉向何處,他都可以給新平臺的網商供貨。換言之,對細分市場的探索看似縮小了他的銷售對象,實則增強了其生意的可持續性,令他超越了市場競爭的時間性,能以不變應萬變。

差異化經營的邏輯同樣也引導了一部分網商和其他創業者去從事快遞物流這一獨立于電商卻又緊密聯系的產業,促成更廣泛的行業分工與協作。義烏的職業院校A學院是全國知名的網商培育基地,大多數學生的創業方式是在各大平臺開網店,但也有少數人租教室辦起了快遞網點。這一跨產業的創業實踐得以實現,一方面有賴于該校為數眾多的電商創業人口和龐大的出貨量,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大部分中國民營快遞企業所采取的商業外包策略。除了順豐和京東,我國的民營快遞企業多采用加盟制,將收件和派件業務外包給加盟商,企業自身主要承擔干線運輸和分揀中心的運營,其收入主要來自向加盟商收取的面單費、中轉費和派送費[37]。而加盟商只要能招攬到足夠的客源,便可以憑借快遞企業的物流基礎設施來實現收益。收發客源的高度聚集使A學院成了快遞企業在義烏的一個獨立核算片區,不少創業學生通過承包這一片區內不同快遞的收發業務初步實現了致富夢想。等到畢業后,這些加盟商進一步將業務拓展到其他區域,尤其是各大淘寶村和網紅直播村。業務量的劇增使得原本單干或小規模合作的加盟商開始進一步外包業務,雇用快遞員或招募下級加盟商,由此創造出更多的創業、就業機會。2019年從電商轉投快遞行業的金先生便向我們指出,“電商產業的風口變化很快,這幾年淘寶、微信、拼多多、快手一個比一個火爆,每個平臺都去嘗試太累了,所以我轉做快遞。不管哪個平臺火,最后發貨都得靠快遞,快遞業才是最經得起時間考驗的”(訪談資料,20210723)。

相較于網貨超市、快遞物流這類電商配套產業,生活服務產業雖與網商們的生意距離相對較遠,卻是其日常生活所必需的。以餐飲外賣行業為例,在義烏的電商村里參觀,我們很少能看到各類網店的招牌,但卻一定能看到眾多餐館和路邊攤的招牌,它們招攬的消費群體便是村里的各類網商。此外,堂食只是這些商家的一部分業務,其更大的銷量來自外賣。根據美團的數據,義烏的外賣交易額在全國所有縣級市中排第一,而電商村又是該市外賣交易額最高的區域[38]。這些村莊內餐飲外賣行業之所以興盛,原因至少有兩個方面。首先,絕大部分在這里創業的網商是熱衷于“夜經濟”、習慣外出聚餐和點外賣的年輕人,這一消費人口的偏好是當地餐飲外賣行業形成的基礎。其次,不同類型的電商生意對從業者的日程安排有極強的影響,包括他們的飲食活動。例如網店生意要求店主長時間蹲守電腦接單,傍晚4點到7點更是通行的打包發貨時間,他們無暇自己做飯,外賣便成了最便捷的飲食選擇。而帶貨主播的工作時間通常是晚上7點到11點,凌晨0點到2點則是他們的夜宵時間,因此電商村中許多餐飲店的營業時間都極長,迎合了這類網商晝伏夜出的日程安排。筆者接觸過多位由電商轉行餐飲業的商家,他們對服務群體的特征喜好都頗為了解。曾做過主播的餐館老板王先生便談到了差異化經營的邏輯對其轉業的影響,“北下朱的網紅直播火了以后,很多人從全國各地跑到義烏來淘金,東北來的也很多。老鄉見老鄉都喜歡去東北菜館,我覺得這是個商機,就盤了一家店。不過我時不時地還會在快手上發些我們餐館的視頻,做做營銷”(訪談資料,20210728)。就此,王先生以自身的職業進路展示了電商經濟跨產業的培育功能和整合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跨產業聯動培育效應一開始是以電商產業孵化周邊產業,但當周邊產業成形后,它們也會反作用于電商產業。一個顯著的例子是在義烏電商經濟騰飛后,當地鄉鎮政府興辦了不少電商產業園。就我們調查所及,這類產業園并不受網商歡迎,空置率很高。究其原因,這些園區坐落于市郊甚至遠郊,在配套服務設施的齊全上遠不如以城中村和城郊村為主體的電商村。曾經短期進駐產業園的盧先生便向我們細數了青口電商村的優勢和產業園的不足,“產業園各方面條件都不如青口。網店裝修、產品攝影這些服務,有經驗的服務商不會去產業園,在青口客源更多。村里快遞價格也便宜。更不用說創業論壇這些了。產業園雖然也有交流活動,但次數少,并且公開活動大家不會說真正的商業技巧。青口這邊集中了很多電商人才,隔一段時間就有聚會,我們甚至可以在小吃攤上交流。大家都比較放松,交流起來更深入”(訪談資料,20180817)。

盧先生針對電商村和產業園的對比揭示了電商創業跨產業聯動培育效應的理想結果,那便是形成以電子商務為中心的商業生態系統?；谛袠I分工和差異化經營的市場邏輯,電商村中不同的商業主體通力合作,圍繞電商產業孵化了周邊各類配套產業,它們構成的商業生態系統持續吸引著更多的人來此創業和就業,以長時段螺旋式發展的方式催生更多的新業態,由此激發的生命力便遠大于電商產業園這類內部各產業未形成有機合作的基礎設施。此外,在電商村中工作生活的人群本身也成為這些村莊商業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人才的匯集進一步擴大了虹吸效應,看似平凡的餐飲娛樂場所都可以作為產業孵化和電商勞動力再生產的連結點,令大眾創業和數字紅利的普惠傳播成為可能。

五、 跨區域的創業示范效應

數字經濟擴散紅利、促進共同富裕的第三條路徑是跨區域的創業示范效應。以往關于淘寶村形成機制的研究揭示了村莊內部創業成功者的榜樣引領作用[20],但這樣的示范效應往往受到地域性因素的限制,呈現由內到外逐漸遞減的差序格局[39]。而義烏電商創業的跨區域創業示范效應超越了上述限制,從兩個方向實現了陌生人之間的數字紅利共享：一是人們從其他區域出發到義烏學習電商創業經驗;二是人們從義烏出發到其他區域傳授相關經驗,或者兩者的混合。如果說雇傭勞動的創業增殖效應僅限于義烏區域內的電商勞動力再生產,跨產業的聯動培育效應是在同一區域內擴大電商創業的溢出效應,那么上述雙向的跨區域示范效應則是將電商經濟帶來的數字紅利普及其他區域,實現先發先富區域對后發后富區域的帶動作用。而由于網商群體能夠緊跟市場風向,生發新的創業經驗與技術,這種跨區域的帶動作用便具備了長期性和可持續性。

自從當地的淘寶村、直播村成名,每年全國各地到義烏考察學習的人數不勝數,既有民間的創業者,也有官方考察團。個體創業者希望在義烏找到創業靈感和商機,官方考察團的目的則是汲取義烏的電商發展經驗,以便應用到其當地的產業規劃中。個體創業者的實現路徑大體是通過在其他網店打工獲得經驗,前文已有討論;而官方考察團則試圖通過規?；漠a業效仿和人才引進來實現數字紅利的跨區域共享。在A學院調查期間,我們曾遇到江蘇北部某縣派出的考察團,A學院聲譽卓著的電商人才培養模式以及它與一些電商村之間的產學結合模式吸引了考察團到此訪問。由此,A學院接待蘇北考察團的座談會便圍繞義烏電商產業發展、電商人才培養和創業人才經驗分享三方面展開,前兩項由校領導介紹,第三項則由幾位蘇北籍優秀創業人才來介紹。通過觀察他們的互動,我們發現考察團的核心目標之一就是要將這些年銷售額過百萬元的創業人才引回去,以義烏經驗助力當地電商產業發展。從后續的追蹤調查中我們了解到,這些人才返鄉后創辦了新企業,帶動了近百人的就業;同時他們還在當地的中專學校兼任創業導師,復制義烏的電商人才培養模式。

然而由官方考察團出面引進人才并非義烏電商經驗跨區域流動的唯一方式。實現電商創業示范效應的路徑既可以是外來者走進來學習(包括引走人才),也可以是立足義烏的網商(包括非義烏籍但在此地成就事業者)自發走出去傳授。2017年鄉村振興戰略提出后,各地政府出臺了一系列鼓勵年輕人返鄉創業的政策,經濟社會環境的變化和故土情懷掀起了一股青年返鄉創業潮。在我們熟識的網商中也有一批返鄉創業或在義烏與其家鄉兩邊跑的年輕人。來自贛浙交界某縣的邱先生是半返鄉創業的佼佼者。他在義烏創業小有成績后自覺有責任幫助家鄉發展,便有意識地回鄉挑選當地產品上網銷售,但銷路一般。此后,他又嘗試在義烏市場上找一些工藝不算復雜的產品,委托其家鄉的工廠代工。由于生產成本低,邱先生能以低于網上同類產品10元的價格銷售,加上平臺活動的助推,其網店一夜走紅。源源不斷的訂單令其家鄉親友的子弟爭相求教于他,邱先生便決定回鄉組建數十人的電商團隊,并且頻繁地回去傳授經驗,也鼓勵團隊成員到義烏取經。在訪談中,邱先生坦言他之所以選擇兩邊跑而非徹底返鄉,主要還是因為市場變化太快,“義烏是電商市場信息的聚集地,在這里我才能緊跟市場動向,了解最新的運營技術,然后把這些經驗傳授給老家的人。如果徹底返鄉,不要說幫老家發展了,估計自己一兩年內也就落伍了”(訪談資料,20180902)。他的這番話強調了返鄉創業的必要性,同時也揭示了徹底返鄉有可能造成的瓶頸。正是這一具有前瞻性的考慮給他的鄉親帶來了更大的數字紅利。2019年義烏的直播電商興起后,邱先生同時在兩邊團隊啟動了直播項目,利用義烏直播行業的信息與技術引導家鄉的團隊,繼而在2020年直播經濟爆發后獲得了不菲的收益。也是在半返鄉創業的過程中,他承擔起了義烏經驗與家鄉發展實踐之間的中介角色,努力放大義烏電商市場的輻射效應,令兩地形成了更為持久的互利關系。

邱先生的跨區域創業示范既考慮了自身的利益,也充滿了鄉土情懷。與此相對,義烏還有一批脫胎自網商的電商培訓師在以更為商業化的方式跨區域批量傳播創業經驗。作為電商創業跨產業聯動培育效應的另一類典范,電商培訓機構首要的目標還是贏利,但其商業活動客觀上也促進了跨區域的電商勞動力再生產。在2015年調研時,我們曾參加一家義烏電商培訓機構在鄰縣舉辦的推廣活動,聽眾擠滿了四百人規模的會場。機構創辦人李先生先通過分享一些電商運營技術和營銷手段來吸引聽眾,接著介紹了其機構優良的師資。他強調其機構課程的主要特色是“實操式教學”,每位學員入學后都要開一家自己的網店,每堂課都圍繞網店經營的核心環節展開,導師手把手教如何注冊店鋪、選品、設計文案、選擇物流、申報平臺活動等。作為面向義烏以外新手網商的課程,李先生強調他們還有一個賣點,就是推薦優秀學員到義烏的知名網店實習,進一步學習大型網店的運營經驗。針對已有一定經驗的學員,機構還提供高階課程,內容包括大數據分析、平臺推廣策劃、網店風險管理以及平臺公關服務等,引導中小網商成長。這些課程吸引了近百人現場報名。按李先生在活動最后略帶調侃的說法,他的機構主要是通過幫學員賺錢的方式來給自己賺錢,同時也把義烏的成功經驗傳送到周邊縣市,“這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田野資料,20150723)。到了2020年,筆者在義烏的網紅直播村調研時發現李先生又新辦了一個培訓機構,專門教授直播電商的運營技術,并在周邊縣市巡回宣講。市場風向和熱點平臺的變化不僅沒有給其生意造成障礙,反而持續創造著新的商機。而其營銷活動亦將義烏經驗源源不斷地輸出到周邊地區,讓那里的創業者也能跟上市場的步伐。

從民間自發或官方組織的通向義烏的考察活動,到立足義烏的網商和電商培訓機構走出去傳授經驗,這些能動的個體和組織基于自身利益或更高遠的志向所采取的行動使得跨區域的創業示范效應成為可能。相比于個體網店在義烏區域內的創業孵化器角色,義烏的電商主體在此情境中扮演的是跨區域產業孵化器的角色,因而具有更大范圍的創業帶動作用。與此同時,盡管也包含熟人關系的作用,這些主體的跨區域創業示范效應更加嵌入于市場經濟背景下的生人社會,個體既可以利用已有的社會關系,也可以僅依靠市場機制來實現跨區域學習。開放的市場環境降低了電商行業的準入門檻,這也是義烏及其周邊縣市近些年電商主體迅猛增長的原因之一。當然,巨量的商家涌入不可避免會加劇市場競爭,但個體若能在掌握技術的基礎上發揮所長,打造出自身網店與產品的特色,便仍有可能從市場中脫穎而出[40]?？鐓^域的創業示范效應由此將義烏吸引和培育電商創業者的商業生態系統進一步放大,令不同地區有意愿和潛力創業的人群皆可獲得相關經驗,并結合自身實際加以實踐,從而推動了不同區域數字經濟更均衡的發展,為更大程度上實現共同富裕創造可能。

六、 結 語

我國的數字經濟歷經近20年的高速發展,不僅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之一,而且造就了全球第二大規模的數字產業。細數這近20年的發展歷程,杭州、義烏等浙江城市一直站在中國數字經濟的潮頭浪尖,發揮著產業引領的角色;而其自身不斷擴大的產業規模在推動當地經濟增長的同時,也創造出了無數富民的創業就業機會。到了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黨和政府選擇了浙江作為探索我國實現共同富裕路徑的試驗點,《關于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意見》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多次強調要發展數字貿易、尋找消除不同群體數字鴻溝進而實現數字紅利共享的有效方式,希望將數字經濟整合成為促進共同富裕的驅動力之一?；趯αx烏數字產業近8年的田野調查,本文初步提煉了三條當地數字產業從業者實現數字紅利普惠共享的路徑,以期為學界和政府部門總結浙江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經驗提供學理和經驗支持。

本文認為,數字經濟在義烏經驗中主要通過高質量發展和在此基礎上市場的初次分配來促進共同富裕。數字經濟驅動的高質量發展是以市場為導向的,做大的蛋糕再經由市場的初次分配來提高相關產業從業者的收入水平。已有研究指出,要在當下中國社會實現共同富裕,關鍵在于通過市場的發展奠定共富的物質基礎,然后借助初次分配來實現民眾的普惠增收,這兩者的主導機制都是市場,政府和社會則在實現共富的后續階段參與調節市場分配造成的不均衡[1]?；谖覀兪占牟牧?本文主要聚焦市場主導發展和初次分配的第一階段共富實踐,歸納出雇傭勞動的創業增殖效應、跨產業的聯動培育效應和跨區域的創業示范效應三條路徑,三者分別通過市場機制來實現產業內部的勞動力再生產、產業之間的交互影響以及區域之間的經驗分享,最終促成數字紅利在更廣泛人群中的普惠擴散。與此同時,這三條路徑共融所形成的商業生態系統也令義烏當地涉及數字經濟的各類市場機制更為完整高效,吸引和培育著更多的數字產業從業者在此創業和就業。

那么義烏何以能探索出上述三條路徑并建立起具有強大輻射帶動效應的數字經濟的商業生態系統?它為何會走上一條與以往農村電商產業集群地相當不同的數字經濟促進共同富裕之路?限于篇幅,我們無法在本文中追溯義烏電商產業的發展歷程,但該市自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建立的批發市場體系與基礎設施條件為21世紀后電商產業在當地的崛起提供了貨物、人力、信息、物流等多方面的支持[41]。這些具體的資源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向網商們源源不斷供應上述資源的市場機制。如果說許多農村電商產業集群地的成功之處在于當地農民網商抓住了網絡銷售的機遇,以自身的生產能力對接線上市場的需求,但其線下的生產與生活組織形式仍然依賴鄉村既有的熟人關系網絡,以至于數字紅利的擴散都受制于親緣和地緣因素的限制[39];義烏的網商則不僅在銷售環節面向市場,其生產與生活的方方面面皆鑲嵌在市場之中,包括以出賣勞動力或付費的方式學習電商創業的經驗技術,其網店經營和飲食生活高度依賴其他配套產業的服務商,等等。這種全面擁抱市場機制的生計與生活模式既顯示了市場對義烏當地數字產業的高滲透度,同時也揭示了基于市場運作成型的商業生態系統具有高社會嵌入性的特征,它將勞動力再生產、不同產業之間的共生聚集和超地域的產業聯動都整合進了自身的體系,實現了市場與社會更大范圍的互構。

以市場機制主導構建起的商業生態系統對數字產業從業者生產生活的全覆蓋由此成為義烏區別于許多其他農村電商產業集群地的顯著特征,也是這一特征導致了義烏與后者在數字經濟促進共同富裕路徑上的差別。我們認為這一研究發現同時具備學理和實踐意義。在學理上,既有的文獻聚焦于中國鄉村的熟人社會關系如何促進數字經濟的發展和數字紅利的擴散,但這一以特殊主義人際關系為基礎的模式有著明顯的局限性,僅在特定時期有助于促進特定區域內特定人群的共同富裕。以雇傭勞動帶動創業、以數字產業帶動周邊產業、以先發區域帶動后發區域為特征的義烏經驗突破了上述模式的局限性,借助市場機制來實現生人社會中更廣泛的數字紅利共享,更大程度地發揮數字經濟對從業人群的增能效應和對更廣泛創業人群的溢出效應,從而創造更具普遍主義意義的數字經濟促進共同富裕的模式。在實踐上,通過歸納總結普惠型電商創業的義烏經驗及其經濟社會影響,本文亦希望啟發我國其他地區善用數字經濟來實現更全面的區域發展,增進更廣泛民眾的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