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省蔬菜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區域差異與動態演進

梁偉森，儲霞玲，鄭林秀，葉高松，陳俊秋

（廣東省農業科學院蔬菜研究所/廣東省蔬菜新技術研究重點實驗室/廣州粵港澳大灣區菜籃子研究院，廣東 廣州 510640）

【研究意義】中共二十大報告強調樹立大食物觀，構建多元化食物供給體系，發展鄉村特色產業。蔬菜是我國人均消費量最大的農產品，也是國內種植業僅次于糧食的第二大農作物，是多元化食物供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蔬菜產供銷是全國從業人員最多的產業之一，是國內重要的民生產業，產業收益相比糧食作物更高，為促進農民增收做出了重要貢獻［1］。伴隨居民“菜籃子”日益豐富，蔬菜產業發展也發生了一定變化，構建合適的指標體系評價其高質量發展水平，探討其區域差異和動態演進具有重要意義。

【前人研究進展】現有文獻聚焦于農業、糧食產業的高質量發展，關于蔬菜產業高質量發展的研究不多，評價維度主要以“創新、協調、綠色、開發、共享”的新發展理念為主［2-4］，也有基于產業發展現狀及未來趨勢選取維度，整體聚焦于產品供給、生產效率、綠色發展、三產融合、基礎設施、經營主體、市場建設、福利共享等方面［5-8］，研究成果大多支持農業高質量發展水平提高的趨勢。此外，還有從投入產出計算全要素生產率衡量高質量發展水平的研究［9-11］，評價方法涉及DEA 模型、SBM 模型、熵值法及其與TOPSIS 結合、層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等，應用于效率測度、數據降維。隨著區域協調發展的推進，一些學者將研究視角聚焦于農業發展的區域差異、分布演進等問題，研究方法涉及基尼系數、核密度估計、Markov 鏈等。尹朝靜等［12］測度了2010—2018 年我國農業高質量發展水平，并使用多種方法分析其區域差異與動態演進，結果表明我國農業高質量發展水平穩步提高，總體區域差距不斷縮小，但存在兩極分化和空間不平衡現象，內部流動性較差。姬志恒［13］的研究還涉及到農村領域，研究表明2005—2018 年我國農業農村發展質量穩步提升，全域內部相對差異漸趨縮小，區域間差異是主要來源。楊騫等［14］聚焦綠色農業，研究表明我國農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呈先擴大后縮小趨勢，超變密度對其空間分異的貢獻率最高。常艷花等［15］構建我國農業現代化評價體系并分析時空差異特征，結果表明，2009年以來我國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呈上升態勢，各區域的發展水平差異存在“收斂現象”。陳慧卿等［16］基于湖南86 個縣域的研究表明，2011 年以來全省各縣域的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逐年上升，但區域差距顯著，區域間差異是主要來源。

【本研究切入點】現有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對蔬菜產業高質量發展評價、區域差異及動態演進分析具有借鑒意義，相關研究集中于農業、農村、糧食產業的討論，也有涉及畜牧業的研究，而關于蔬菜產業的相關研究較少，前期一些學者探討了產業競爭力的問題，而關乎蔬菜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定量研究仍然欠缺?！緮M解決的關鍵問題】本文以蔬菜消費大省廣東為研究對象，構建蔬菜產業高質量發展評價體系，使用多種方法分析2015—2021 年全省蔬菜產業發展的區域差異與動態演進，揭示其時空特征及演變規律，為進一步提高蔬菜產業發展質量、增強“菜籃子”穩產保供能力提供依據。

1 研究設計

1.1 蔬菜產業高質量發展評價體系

隨著社會發展和需求結構轉變，我國農業不再局限于要素投入、產品供給，更多轉向發揮農業多功能性和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其本質內涵在于保產、高效、減量和增收［17］。蔬菜產業作為農業的重要組成，其高質量發展目標與農業一脈相承，須在要素生產率提升、資源環境保護、農業功能拓寬等方面下功夫。產業競爭力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體現，現有研究從生產端的要素、產品著手［18］，逐步將研究視角轉向全產業鏈，加入硬件設施、流通渠道、聯農增收以及綠色發展等維度［19-21］。2021 年12 月，《山東“菜籃子”高質量發展指數》發布，以新發展理念和“菜籃子”市長負責制考核辦法為依據，從生產加工、市場流通、綠色安全、創新發展、開放合作方面構建評價體系。為此，借鑒現有研究并考慮指標解釋力及數據可得性，本研究結合廣東農業實際，從蔬菜供給、生產效率、綠色低碳、要素支撐、成果共享等5 個維度選取指標：

（1）蔬菜供給。保證產量供給是農業高質量發展的首要條件，蔬菜產品也如此。土地要素投入、農業產出、產品供給穩定，是供給層面的直觀衡量，因此指標選取蔬菜播種面積、菜籃子基地、人均蔬菜供給量、蔬菜供給穩定和自給率；產業鏈延伸、產業收益是供給持續性的保證，參考韋禮飛等［22］、田璞玉等［23］的研究選取蔬菜加工、產業收益作為衡量指標。

（2）生產效率。效率提升是農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構件。從主要生產要素的投入產出效率進行衡量，包括土地生產率、勞動生產率、資本利用率，同時參考姬志恒［13］的研究，加入蔬菜規?；磫挝幻娣e所需勞動力）衡量創新效率。

（3）綠色低碳。伴隨氣候風險加劇，農業生產領域的綠色發展、低碳減排備受重視。首先是農業化學投入的減少，包括農藥、化肥，以及設施農業發展下農用薄膜的合理使用，促使農業碳排放整體減少。此外，農業資源的節約使用、廢棄物的有機利用均有利于促進綠色農業發展，生態環境保護和修復同樣不可或缺。

（4）要素支撐。蔬菜產業高質量發展離不開現代生產要素的支撐。農業機械化、農機化服務有利于促進蔬菜種植規?；?，提高生產效率。企業作為市場組織單元，是蔬菜產業的重要參與主體，社會化服務可促進適度規模經營。此外，更高的耕地保有量和更強的防災減災能力均有利于蔬菜產業高質量發展。

（5）成果共享。共享是農業高質量發展的價值導向，蔬菜產業發展需要發揮聯農帶農效應。一方面是促進農民收入增長［24］，尤其是農業生產收入，在指標上表現為收入增長率及經營性收入占比提高，同時帶動消費增長（消費支出增加），改進消費結構（農村恩格爾系數降低）并提高生活質量［12］；另一方面是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以城鄉收入比的減小作為衡量指標［13］，促進共同富裕。

本研究構建的廣東省蔬菜產業高質量發展評價體系共有31 個具體指標（表1）。某些蔬菜產業數據無法從公開數據庫單獨獲取，在要素投入方面，借鑒閔銳等［25］、李明文等［9］的研究，設置兩個系數將廣義農業中用于蔬菜種植的生產要素剝離出來：

表1 廣東省蔬菜產業高質量發展評價體系Table 1 Evaluation system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vegetable industry in Guangdong Province

在農業產出方面，借鑒華堅等［26］的研究，設置系數計算蔬菜產出及排放相關指標：

1.2 研究方法

1.2.1 基于熵值TOPSIS 的評價分析 蔬菜產業高質量發展評價包括多個指標，需要使用數據降維的方法合成單一指標，以對不同地區的發展水平進行比較。以往的研究多使用熵值法，依據研究對象各個指標的變異離散程度計算指標權重，屬于非主觀賦權法，但有可能因為某個指標的數值離散程度較大導致指標權重偏誤［27］。為此，可利用逼近理想解的技術，通過測度各指標與其最優（劣）解之間的相對距離判斷優劣水平［8］，以提高評價結果精準度，具體的計算步驟為：

（1）數據標準化。使用極值法對正向指標、負向指標進行無量綱化和同向化處理。

正向指標的計算公式為：

負向指標計算公式為：

由此獲得歸一化矩陣X’=（x’ij）m×n。

（2）計算比重矩陣。計算第i個地區第j個蔬菜產業高質量發展水平評價指標x所占比重，獲得比重矩陣P=（pij）m×n。

（3）計算熵值ej與差異性系數dj。

（4）計算第j個指標權重wj。

（5）計算各個樣本的綜合得分Ci。

以上5 步是熵值法的計算過程，進一步使用TOPSIS 修正綜合得分Ci。

（6）計算加權規范化矩陣。

（7）擬定正、負理想解S+、S-。

（8）計算各個方案與理想解的歐氏距離。

（9）計算修正后的綜合得分Fi，即蔬菜產業高質量發展指數，F1～F5 指數分別為蔬菜供給、生產效率、綠色低碳、要素支撐、成果共享指數。

1.2.2 基于Dagum 基尼系數的區域差異分析 本研究使用Dagum 基尼及其分解方法分析廣東省蔬菜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區域差異。Dagum［28］將基尼系數分解為組內差異貢獻（Gw）、組間差異凈值貢獻（Gnb）和組間超變密度（Gt）三部分，有效解決樣本數據間交叉重疊等問題。計算的總體基尼系數為：

式中，yji、yhr為第j(h)組內市域i(r)蔬菜產業高質量發展評價值，μ為所有研究市域蔬菜產業高質量發展評價值的均值。n為研究市域個數，k為研究組的總數，本研究分組為珠三角、粵東、粵西和粵北四大區域。j和h為組下標，i和r為市域下標，nj(nh)為j(h)組內部市域數量。組內差異貢獻（Gw）、組間差異凈值貢獻（Gnb）和組間超變密度（Gt）計算公式如下：

1.2.3 基于核密度估計和Markov 鏈的動態分布演進分析 核密度估計是一種非參數檢驗方法，它對數據分布不附加任何假定，是一種從數據樣本本身出發研究數據分布特征的方法。因此，它對數據的依賴性較弱，結果更加具有穩健性［29］。設定隨機變量X的密度函數為f(x)，其表達式如下：

式中，N、Xi、h和K(x)分別為觀測值個數、獨立同分布觀測值、帶寬和核密度函數。K(x)是一種加權函數或平滑轉換函數，使用常見的高斯核函數。Kernel 核密度估計對帶寬較為敏感，一般多選擇較小帶寬以提高估計精度。Markov 鏈通過構建Markov 轉移概率矩陣，探討各地區蔬菜產業高質量發展隨時間變化的動態轉移趨勢［30］，將同時期的數據離散為不同等級，計算每種等級的概率分布，并分析隨時間變化各種概率分布的變化。不同時刻的Markov 概率轉移矩陣λ×λ為：

式中，pij表示某地區在t時刻屬于i等級而在t+1時刻屬于j等級的概率，其表達式為表示t時刻i等級轉移到t+1 時刻j等級的地區數量之和，zi表示研究期內屬于i等級的地區數量之和。若轉移中等級上升，則稱為向上轉移；若等級下降，則稱為向下轉移。

進一步引入“空間滯后”概念，分析鄰域城市的蔬菜產業高質量發展水平對本地區轉移概率大小的影響，空間Markov 鏈則將轉移矩陣變化成λ×λ×λ的矩陣?？臻g滯后類型考慮了地理上與該地區臨近的單位，地區a的空間滯后值Laga是該地區周邊地理單位觀測值的加權平均，公式為：

式中，Yb為地區b的觀測值，n為城市總數，空間權重矩陣Wab表示地區a和地區b的空間關系。研究中使用鄰接原則定義空間關系，即地區相鄰值為1，否則為0。另外，使用以下公式檢驗空間滯后效應的統計學意義：

式中，k為蔬菜產業高質量發展等級數量，mij為傳統Markov 轉移概率，mij（S）為鄰域狀態類型S的空間Markov 轉移概率，nij（S）為鄰域狀態類型S的空間Markov 轉移的城市數量，Qb服從自由度為k（k-1）2的卡方分布。

經過長時間轉移以后，系統內的各等級數量分布趨于穩定，呈現“穩態”，不受時間變化影響。用公式表示為其中π 為Markov過程演變的穩態矩陣。

1.3 數據來源

選取廣東省20 個地級市（除深圳）為樣本進行分析，深圳的蔬菜種植面積較少，且農業產業占比很低，為避免異常影響而將其剔除。研究期限為2015—2021 年，可展示“十三五”以來廣東蔬菜產業的發展狀況，因此共有140 個觀察值。數據來源于2016—2022 年《廣東統計年鑒》《廣東農村統計年鑒》《中國住戶調查年鑒》《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及“開放廣東”數據庫（https://gddata.gd.gov.cn）。

2 結果與分析

2.1 蔬菜產業高質量發展評價結果的時空特征分析

2.1.1 時間趨勢分析 將樣本數據通過熵值TOPSIS 運算可得2015—2021 年廣東各市（除深圳）蔬菜產業高質量發展的評價結果，將某一年份各地區的評價指數通過均值運算獲得該年份廣東省的具體評價結果（圖1）?！笆濉币詠?，廣東蔬菜產業高質量發展水平呈波動上升態勢，由2015 年的0.3210 波動提高到2021 年的0.3819，整體漲幅18.96%，年均增速接近3%。其中，各維度指數均不同程度上漲：

圖1 2015—2021 年廣東蔬菜產業高質量發展指數及其各維度指數變化趨勢Fig.1 Trend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dex of vegetable industry and its various dimensions in Guangdong from 2015 to 2021

（1）蔬菜供給維度，研究期內F1 指數呈波動上升態勢，由2015 年的0.3442 減小到2017 年的0.3105，隨后逐步增加到2021 年的0.3844，整體漲幅11.67%。在政策引導下，菜籃子基地的認證數量逐步提升，2021 年已超過500 個。得益于種植結構優化，蔬菜產值穩步提升，研究期內漲幅接近25%。蔬菜產量及價格波動有所下滑，供給穩定性逐步提升。蔬菜播種面積小幅波動，變化不大。

（2）生產效率維度，研究期內F2 指數呈穩步上升態勢，由2015 年的0.2165 逐步提高到2021 年的0.2796，漲幅較大，接近30%。得益于蔬菜育種、栽培技術的提升，各要素生產率均不同幅度提升，有利于提高蔬菜產量，增強“菜籃子”保供能力。

（3）綠色低碳維度，研究期內F3 指數呈波動上升態勢，由2015 年的0.3163 增加到2021 年的0.3891，漲幅23.02%，年均增速超過3.5%。在農業減排固碳的倡導下，農藥和化肥使用強度均顯著降低，前者減少11.64%，后者減少27.61%；在推進設施農業的情況下，農用薄膜的使用強度降幅較小、為2.20%；伴隨農業硬件提升，節水灌溉面積具有較大提升、超過50%。

（4）要素支撐維度，研究期內F4 指數呈波動上升態勢，由2015 年的0.2455 減小到2017 年的0.2410，隨后逐步增加到2021 年的0.3134，整體漲幅27.65%，年均增速超過4%。其中，防災減災漲幅最大，由39.82%增加到79.75%，超過1 倍；以涉農服務業為衡量的社會化服務，占蔬菜產值的比重由2015 年的3.61%增加到2021 年的4.85%，漲幅接近35%；經營企業單位數的漲幅也超過30%，多種要素支撐蔬菜產業的高質量發展。

（5）成果共享維度，研究期內F5 指數逐步提升，由2015年的0.3657增加到2021年的0.4767，在5 個維度中漲幅最大、超過30%，年均增速接近4.5%，蔬菜產業在聯農帶農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從指標來看，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5年的13 360 元增加到2021 年的22 306 元，增長率在7%～10%的區間波動，經營收入占比則在22%～27%的區間波動。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由11 103 元增加到20 011 元，漲幅超過80%，超過收入60%的漲幅，收入提高和生活改善的需求促進了農村消費。研究期內農村恩格爾系數呈“先降后升”態勢，由2015 年的40.63%減小到2018年的36.60%，伴隨宏觀經濟增速下行，恩格爾系數又逐步上升到39.31%。在共同富裕的倡導下，城鄉收入差距由2.60 逐步減小到2.46，仍有改善空間。

2.1.2 空間分布分析 將研究期內某市的F指數及其5 個維度指數通過均值運算獲得該地區的評價結果，并使用Arcgis 軟件通過自然間斷點分級法進行梯隊分級，具體見表2。廣東各市蔬菜產業高質量發展水平分為5 個梯隊，第一梯隊至第五梯隊的F指數分別介于0.4054～0.4474、0.3218～0.4053、0.2981～0.3217、0.2605～0.2980、0.2559～0.2604 之間。

表2 廣東各市（除深圳）蔬菜產業高質量發展及其各維度指數Table 2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dex of vegetable industry and its various dimensions in various cities of Guangdong (excluding Shenzhen)

（1）處于第一梯隊的地區有清遠、廣州和湛江，它們在省內的蔬菜種植面積較大，位居前3 名，是廣東主要的蔬菜種植地區，種植投入是蔬菜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保證。其中，清遠的F指數最高、為0.4474，得益于蔬菜產品的大規模、穩定供給，以及生產過程的綠色低碳；廣州的F指數居第2 名、為0.4459，雖然蔬菜種植面積居全省第2 位，但其人口規模巨大使得人均供給量較少、波動性較大，供給維度指數較低，而作為省會城市具有高水平的農業科技能力，其綠色低碳和要素支撐水平較高；湛江的F指數居第3 名、為0.4420，得益于自身在粵西地區較強的蔬菜供給能力，北運菜種植規模較大，蔬菜產值提升為農村居民增收、消費提升作出貢獻。

（2）處于第二梯隊的地區有惠州、韶關、梅州、肇慶和茂名，大多數毗鄰高水平城市，呈現一定程度的空間集聚特征，重點圍繞人口數量較多的珠三角，鮮菜需求及運輸時效的要求一定程度上成就了這一局面?；葜莺蜕仃P的F指數分別為0.4053 和0.4048，分居第4、第5 名，前者的蔬菜種植面積居于全省前列，后者的“菜籃子”基地數量較多、同時蔬菜供給穩定性較大，蔬菜生產也較大促進了農村居民增收、縮小城鄉差距，使得蔬菜供給和成果共享水平較高；梅州和肇慶的F指數分居第6、第7 名，兩者的多個維度指數均在中上水平，尤其是蔬菜供給、生產效率和綠色低碳指數；茂名的F指數為0.3877、居第8 名，茂名是粵西北運菜的主要區域之一，蔬菜種植面積居全省第5 位，供給維度指數居全省第3 名，但其要素支撐和成果共享水平較低。

（3）處于第三梯隊的地區有揭陽、汕尾、陽江，分布于粵東和粵西地區。揭陽的F指數為0.3217，居第9 名，得益于較高的土地生產率，其生產效率水平高居全省第2 位，要素支撐也處于中上水平區間，而蔬菜生產的綠色低碳及成果共享有待加強；汕尾的F指數為0.3200，居第10名，各個維度指數均在中等水平區間波動；陽江的F指數居第11 名，其蔬菜種植的成果共享效應顯著，但其生產效率水平處于全省末端。

（4）處于第四梯隊的地區有佛山、潮州、中山、珠海、汕頭、河源和江門，共7 個市，F指數分居第12～18 名，大多數城市位于珠三角地區，城鎮化推進一定程度上擠占了蔬菜種植空間，對蔬菜產業高質量發展形成抑制。潮州和汕頭位于粵東地區，其蔬菜生產效率較高，但土地投入和產出供給較低；河源位于粵北山區，其生產效率、要素支撐均處于全省較低水平，有待提升。

（5）處于第五梯隊的地區有云浮和東莞，F指數分別為0.2604 和0.2559，約為清遠F指數的58%，省內各市之間的蔬菜產業高質量發展水平差距仍在可接受范圍之內；云浮位于粵北地區，只有綠色低碳維度指數處于中間水平，其他4 個維度指數均較低；東莞的F指數名列全省最后一名，其產業構成以工業為主，農業生產占比很低，蔬菜供給、生產效率、綠色低碳水平均處于全省末端。

2.2 蔬菜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區域差異分析

為進一步探討廣東蔬菜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區域差異，使用Dagum 基尼系數及其分解方法，結果見表3。其中，珠三角地區包括廣州、珠海、佛山、惠州、東莞、中山、江門、肇慶等市，深圳在初始樣本中已剔除；粵東地區包括汕頭、汕尾、潮州、揭陽；粵西地區包括陽江、湛江、茂名；粵北地區包括韶關、河源、梅州、清遠、云浮。

2.2.1 總體及區域內差異 2015—2021 年廣東蔬菜產業高質量發展水平的總體基尼系數均值為0.1088，呈先升后降的波動下滑態勢。其中，2015—2016 年由0.1109 上升到0.1266，隨后逐步降低到2018 年的0.1022，經歷2018—2019 年的小幅上升，又逐步下滑到2021 年的0.0992。研究期內，總體基尼系數下滑10.55%，表明“十三五”以來廣東蔬菜產業高質量發展水平的總體區域差距有所縮小。從區域內差異來看，研究期內珠三角、粵東、粵西和粵北地區的基尼系數均值分別為0.0709、0.1138、0.1127、0.0267，粵東四市的蔬菜產業高質量發展水平的區域內差異最大，其次是粵西三市，再次是珠三角，區域內差異最小的是粵北五市。從區域內差異的演變趨勢來看，珠三角的基尼系數呈波動上升態勢，由2015 年的0.0599 增加到2021 年的0.0694，漲幅15.92%，城鎮化步伐下區域內發展差異水平有所增加?；洊|地區的基尼系數呈波動下滑態勢，由0.1277 減小到0.1102，降幅13.67%，區域內蔬菜產業高質量發展水平的差異有所縮小?；浳鞯貐^的基尼系數呈先升后降的波動態勢，由2015 年的0.0978增加到2016 年的0.1387，隨后波動減小到2021年的0.1015，研究期內整體漲幅3.75%，區域內發展不平衡水平略有提高?；洷钡貐^的基尼系數呈“V”型波動下滑態勢，由2015 年的0.0383 減小到2018 年的0.0113，隨后逐步提高到2021 年的0.0313，研究期內整體降幅18.11%，區域內蔬菜產業高質量發展水平趨于均衡。

2.2.2 區域間差異 從區域間差異來看，2015—2021 年基尼系數均值由大至小排序為：“粵東-粵西”＞“粵東-粵北”＞“珠三角-粵西”＞“珠三角-粵北”＞“珠三角-粵東”＞“粵西-粵北”，數值分別為0.1239、0.1219、0.1154、0.1147、0.1048、0.0939。其中，前四者的區域間差異高于全省平均水平0.1088。從區域間差異的演變趨勢來看，2015—2021 年所有區域間差異均有所下降。降幅最大的是“粵東-粵北”，由0.1468 減小到0.1078，降幅超過25%；其次是“粵東-粵西”和“珠三角-粵北”，分別由0.1317 減小到0.1129、由0.1201減小到0.1056，降幅均超過10%；再次是“珠三角-粵西”和“珠三角-粵東”，分別由0.1089減小到0.0989、由0.1110 減小到0.1032，降幅均超過7%；降幅最小的是“粵西-粵北”區域間，由0.0887 減小到0.0855，降幅3.61%，兩個區域的蔬菜種植面積較大，其區域間差異的基數較小，產業高質量發展的不平衡程度降幅相對有限。

2.2.3 區域差異貢獻 從區域差異貢獻來看，研究期內廣東蔬菜產業高質量發展水平的總體差異主要由超變密度貢獻，其次是區域間差異，再次是區域內差異，貢獻率均值分別為41.96%、31.81%、26.23%。從區域差異貢獻的演變趨勢來看，超變密度貢獻由2015 年的38.53%波動增加到2021 年的44.86%，區域內差異則由24.77%波動增加到27.03%，區域間貢獻則由36.70%波動減少到28.11%。蔬菜產業高質量發展的總體差異主要來源于區域間差異、超變密度貢獻，伴隨省內城鎮化加速及產業結構調整，區域間差異的貢獻有所弱化，逐漸趨平于區域內差異，而超變密度貢獻率有所提高。不論是珠三角還是粵東西北地區，每個區域內均有部分城市的蔬菜產業高質量發展水平相對較高，同時有部分城市的發展水平相對較低，導致不同區域之間存在非常明顯的交叉重疊現象，不同城市之間蔬菜產業高質量發展水平的相對提高或降低均有可能導致總基尼系數增加。

2.3 蔬菜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動態演進分析

2.3.1 基于核密度估計的動態分布 為進一步探究廣東蔬菜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動態分布特征，使用MATLAB R2022a 軟件構造Kernel 核密度三維分布圖。由圖2 可知，廣東蔬菜產業高質量發展具有以下顯著特點：（1）蔬菜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分布曲線整體呈現“先左后右”移動態勢，表明“十三五”以來廣東蔬菜產業高質量發展水平先降后升，與描述性統計中的“波動上升”相匹配；（2）核密度圖存在“右拖尾”現象，表明省內某些城市不斷重視和提高蔬菜產業發展水平，尤其是蔬菜主產區，與其他城市逐漸拉開差距；（3）研究期內，波動整體分布呈“雙峰”及“單峰”分布交替呈現的格局，2021 年呈“單峰”形態，產業兩極分化趨勢在弱化。

圖2 2015—2021 年廣東蔬菜產業高質量發展水平的動態演進Fig.2 Dynamic evolu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level of vegetable industry in Guangdong from 2015 to 2021

2.3.2 基于Markov 鏈的動態分布 進一步使用Markov 鏈探討廣東蔬菜產業高質量發展分布的內部流動性，分析其隨空間變化的演進規律。采取四分位分類法，將蔬菜產業高質量發展指數劃分為低水平、中低水平、中高水平、高水平共4 個等級，分別對應小于25%、25%～50%、50%～75%、大于75%的分位數。通過MATLAB R2022a 軟件運算，獲得廣東各市（除深圳）蔬菜產業高質量發展分布狀態轉移的概率。由傳統Markov 鏈的計算結果（表4）可知：（1）對角線的概率值均大于非對角線的概率值，說明廣東各市（除深圳）蔬菜產業高質量發展水平的等級轉移具有穩定性，維持原有狀態的概率較大，此外，中高水平和高水平兩個等級在下期維持原有狀態類型的概率更大，分別為74.07%和92.59%，其“俱樂部收斂”現象相比低水平、中低水平更為明顯；（2）樣本城市蔬菜產業高質量發展實現跨等級轉移的概率均小于3%，例如由低水平跨越到中高水平和高水平的概率分別為2.94%和0，其發展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跳躍式”向上轉移的概率較??；（3）向上轉移的概率普遍大于向下轉移的概率，如從低水平向上轉移到中低水平的概率為29.41%，大于從中低水平向下轉移到低水平的概率12.50%，有利于全省蔬菜產業的高質量發展。

表4 廣東蔬菜產業高質量發展水平的傳統Markov 轉移概率矩陣Table 4 Traditional Markov transfer probability matrix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level of vegetable industry in Guangdong

空間Markov 鏈的計算結果見表5。首先檢驗空間滯后效應的統計學意義，在自由度為36、a=0.005 的置信水平下，Qb=126.10，統計P=0，因此拒絕接受廣東各市（除深圳）蔬菜產業高質量發展水平的等級轉移在空間上相互獨立的假設，認為空間滯后效應具有統計學意義。分析表5 可得：（1）地理空間對廣東蔬菜產業高質量發展的等級轉移具有重要作用。對比傳統Markov 轉移概率矩陣，在不同的地理空間上，蔬菜產業高質量發展的轉移概率發生顯著變化；（2）無論鄰域等級是何種水平，各對角線的概率值整體均大于非對角線的概率值，各市蔬菜產業高質量發展水平偏向于“等級鎖定”，這與傳統Markov 鏈的分析類似，且跨等級轉移的概率仍然較小，例如當鄰域等級為中低水平時，從低水平跨越到中高水平的轉移概率為6.67%，數值較??；（3）隨著鄰域等級提升，低水平、中低水平地區保持原始狀態的穩定性趨于下降，向上轉移的概率整體趨于提高，例如隨著鄰域等級“低→中低→中高”走向，低水平地區轉移到中低水平地區的概率呈現“20.00%→33.33%→44.44%”向上變化，有利于全省蔬菜產業高質量發展；（4）當鄰域等級為高水平時，低水平地區和高水平地區均保持原有狀態，基本不會發生轉移。

表5 廣東蔬菜產業高質量發展水平的空間Markov 轉移概率矩陣Table 5 Spatial Markov transfer probability matrix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level of vegetable industry in Guangdong

進一步計算Markov 轉移的“穩態”，初始狀態下低水平、中低水平、中高水平、高水平地區的數量占比分別為40.00%、20.00%、25.00%、15.00%；達到穩定狀態后，低水平和中低水平的數量占比均趨于0（具體分別為7.27E-16、5.59E-16），中高水平、高水平的數量占比分別為22.22%、77.78%。從長期來看，廣東各市（除深圳）蔬菜產業高質量發展水平隨時間推移而逐步由低等級狀態轉向高等級狀態，呈現“由低往高”的演變態勢。

3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在測度廣東蔬菜產業高質量發展水平的基礎上，通過描述統計、基尼系數、核密度估計，以及Markov 鏈分析產業發展的區域差異與動態演進規律，得到以下結論：

（1）“十三五”以來，廣東蔬菜產業高質量發展水平呈“波動上升”態勢，高水平地區以蔬菜種植面積較大的地區為主。各維度指數均不同程度上漲，漲幅由大至小排序為成果共享（30.37%）＞生產效率（29.12%）＞要素支撐（27.65%）＞綠色低碳（23.02%）＞蔬菜供給（11.67%）?？臻g分布上，處于第一梯隊的是蔬菜種植面積較大的清遠、廣州、湛江；處于第二梯隊的是毗鄰第一梯隊地區的惠州、韶關、梅州、肇慶、茂名；處于第三梯隊的是揭陽、汕尾、陽江；處于第四梯隊的是佛山、潮州、中山、珠海、汕頭、河源和江門，大多位于珠三角；處于第五梯隊的是云浮和東莞。

（2）2015 年以來，廣東蔬菜產業高質量發展水平的總體區域差距先升后降、有所縮小，差距主要來源于不同區域之間的交叉重疊。從區域內差異來看，珠三角和粵西地區的基尼系數均有上漲，而粵東和粵北的發展差距則有所減小。從區域間差異來看，研究期內各個市域之間的產業發展差距均有減小，粵西和粵北的蔬菜種植面積較大，發展差距較小，而它們與珠三角、粵東則存在更大程度的差距。從區域差異貢獻來看，界定不同區域之間交叉重疊現象的超變密度貢獻最大，均值為41.96%；其次是平均貢獻率為31.81%的區域間差異；區域內差異的貢獻最小，均值為26.23%。

（3）廣東蔬菜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動態演進整體呈現逐步向好態勢。從分布動態來看，分布曲線呈“先左后右”的移動態勢，產業發展水平波動上升，波峰高度下降、寬度拓寬反映了一定程度的絕對差異擴大趨勢，蔬菜產業專業化逐步顯現。從空間動態來看，廣東各市（除深圳）蔬菜產業高質量發展水平的等級轉移具有穩定性，存在“俱樂部收斂”現象，較低等級的城市向上轉移的概率普遍大于向下轉移的概率。長期來看，各市域均有從低等級狀態轉向高等級狀態的趨勢，有利于促進全省蔬菜產業的高質量發展。

根據上述研究結論，提出以下政策建議：第一，針對蔬菜供給維度漲幅較小的研究結果，有必要多舉措提高供給水平。在確保蔬菜種植面積比較穩定的條件下，相關部門可聯合種植大戶、農業企業等多方市場主體共建省級蔬菜產業信息平臺，實時公布各類蔬菜供需信息及市場指導意見，為種植戶提供及時的生產信息，減少供給大起大落。因地制宜推進冷鏈建設，包括田頭冷庫和運輸冷鏈，延長蔬菜保鮮期，優化冷鏈運輸管理模式，重點提升設施使用效率。加大蔬菜精深加工力度，延長產業鏈、提升附加值，支持蔬菜品類的預制菜技術研發與商業應用。第二，綠色低碳維度的漲幅不大，在“碳達峰碳中和”目標驅動下，亟需加大力度推進農業減排固碳、綠色發展。根據廣東氣候特點，加大蔬菜品種選育力度，由豐產型逐步向優質、豐產、多抗、廣適應性等綜合發展［31］，針對主產區連作障礙等問題開展綠色防控技術研究與示范推廣。重視蔬菜質量安全，推行綠色生產方式，以綠色健康產品開拓粵港澳大灣區高端品牌市場，在綠色發展的同時提高產業收益。第三，著力推進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結合省內各市域的資源稟賦，針對不同地區的薄弱項進行差異化、精準化改進，提高蔬菜產業高質量發展水平。如對珠三角推進冷鏈建設、加大設施化程度，對粵東地區推進精深加工，對粵西、粵北地區的蔬菜主產區推進適宜的農業機械化，優化蔬菜栽培技術（水肥一體化等），提高農藥化肥的使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