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后論治問哲學
——關于疫后精神重建的病理學討論

劉孝廷

北京師范大學哲學學院，北京 100875

引言

2023年春暖花開，隨著疫情控制的解封，所到之處的旅游景點都迎來了人潮洶涌的場面。然而，疫情留下的“精神后遺癥”卻難以一時消除，可能會產生深遠的影響[1-2]?；蛟S，在疫后的修復與重建過程中，哲學的獨特作用也將逐漸展現出來。這不僅源于“密涅瓦的貓頭鷹”常常在黃昏時起飛的觀念①出自德國哲學家黑格爾的名句。密涅瓦是羅馬神話中的智慧女神，棲落在她身旁的貓頭鷹是思想和理性的象征。密涅瓦的貓頭鷹在黃昏起飛就可以看見整個白天所發生的一切，可以追尋其他鳥兒在白天自由翱翔的足跡。這句話的含義是：在歷史進程中，只有到了晚期，當人們回顧已經發生過的事情時，才能洞察，才能理解。也可以說，當事情正在發生的時候，往往很難理解它的意義，理解和反思總是滯后的，這也是形而上學的根本特點。而形而上學(metaphysics)一詞直譯即是“后物理學”，其詞頭“meta”正是“后”的意思。，更因為哲學本質上是研究人的學科，它不僅從人的角度研究人，更從人的視角看待問題，將人的因素放在首要位置。而疫后的重建工作，其重要任務不僅在于恢復社會和經濟秩序，更在于安撫和慰藉人們的心靈。這正是哲學得以大顯身手的廣闊天地。本文將從生命現象學和生命的文明視角出發，挖掘哲學作為守護文明重要參量的精神方式，如何具體地撫慰人類的心靈、引導人類的追求，進而探討哲學在精神病理學的分析和診治過程中所形成的獨特觀念與方法，以期為社會文明的提升和個體自我之拯救提供一定的啟示。

1 以疫為鏡

隨著社會生活的逐漸回歸正常，目前全球對疫情的回望與反思已經呈現出不同于疫情初期和中期的新特征。由于疫情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國際秩序，因此，除了醫學專家和管理人員仍在深入探究和追溯疫情的起源和真相外，其他人則都忙于恢復已被擾亂的社會秩序。然而，正是通過這一方面的表現，我們可以看出疫情的深度和廣度對全球社會產生的深遠影響。雖然諸如疫情中的食品衛生、管理和技術失誤、相關政策的得失、人員素質以及公眾知情權等問題仍然備受爭議[3-5]，也不排除其中許多爭議是特定情境下的言論，但在哲學家眼中，這些可能被視為一種文明意義上的“發展之禍”。多年前也曾討論過“發展問題”這一概念，用來指代由“發展”引發的次生性問題[6]?，F在看來，新冠疫情從根本上說就是發展問題，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文明問題。既然疫情最終被視為一種“文明”病，那么從根本上就還是因為人類的精神層面出現了問題?；蛟S有人會認為，精神并不是空洞的，而是有其“物質”基礎。誠然，這種觀點在一般常識中是普遍存在的，因此已沒有繼續爭論的必要。關鍵在于，“精神”一旦出現，它就成為了一個自我存在、自我目的的“中心”物。冷靜審視一下，在世界各地的疫情防控過程中就經?？梢钥吹礁鞣N怪現象，仿佛世界末日即將降臨一樣[7-8]。如果按照黑格爾《精神現象學》[9]中的邏輯來理解，這些現象都可以被視為人類精神的表征。許多人都將這些現象歸因于文化、傳統或習俗，但實際上這些現象背后都是“精神”在起作用，因此我們必須從精神病理入手進行深入分析。精神病理學作為一門研究精神疾病發生發展的過程與原理的學科，包括了普遍化的精神病灶，即作為整體的人類文明的階段性病灶；還有語境化的精神病灶，這涉及到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政治與國力等因素；以及個體化的精神病灶，即每個人面對問題和危難時的不同心態。如果我們把這些病灶逐一展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層次——文明病、地方病和個體病。當然，這些病灶之間也是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在一定條件下甚至可以相互轉化。[9]

大疫當前，人人都迫切希望盡快找到有效的治療方案，所以采取的行動類似各色“嚴打”運動，這是抗疫中科學和政策的決策。后疫情時代，人類未來可能要被迫與新冠病毒共存，而且即使沒有新冠病毒威脅，其他類型的病毒可能也會不時地出現，引發人們的恐慌和不安，簡單地夢想一勞永逸地根除所有病毒只能是癡心妄想，所以“與毒共舞”無疑是全人類需要面對的挑戰和深思后的選擇。如果將每次病毒的出現視為一個獨立的案例，那么我們應當認識到，這些案例實際上可以構成一個連續的進程或序列。這意味著人類社會面臨的挑戰已經升級到一個新的層次，成為我們必須重視的“臺地”。這些挑戰對人類社會的負面影響可能會以幾何級數的速度擴大。因此，我們必須調整發展的視角和考量，增加關于發展審度的延長線，不僅要考慮短期內的狀況，還需要把這種對事務的短期考量推及長遠，從慢參量或長變量的視角看文明、文化或發展系統運行中的問題。當今的技術時代是一個加速到了“人人心臟狂跳”的時代，因此把控技術更需要有對慢（長）變量的覺知和歸靠，哲學就是要做“長變量”的守護者，而這需要大思維、大格局和大智慧。也許著眼于長遠的“生態文明”的思維能夠發揮重要作用。這種思維模式將關注點放在長期的可持續性和影響上，強調人類與自然環境的和諧共生。通過這種方式，我們或許能更好地應對全球性的挑戰，甚至確保人類未來的可持續發展[10]。

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疫為鏡，可以知人性。然而，對于此次疫情的本質，至今尚無任何組織機構能夠透徹闡述其對于人類文明和發展的深遠影響。是如同西班牙大流感或黑死病一般，疫情過后，生命就能得以重生? 還是對人類文明的毀滅性給予最后的警示? 無論是“環境懸崖”①“環境懸崖”意指環境因持續超強外部壓力推動突破生態臨界點而滑向自我崩潰狀態。[11]還是“文明斷崖”的論述，都尖銳地指出人類面臨的整體物種毀滅的可能性日益增大。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環保問題逐漸受到關注，然而時至今日，環境狀況不僅未能改善，反而日益惡化。許多科學家對社會面臨的問題表達了關切和思考，其中最為突出的是“霍金之憂”②著名物理學家斯蒂芬·霍金對科學與社會所面臨的最大問題的思考和擔憂，包括“人類是否會一直在地球上生存下去? ”“時間旅行是否可能? ”“地球面臨的最嚴重威脅”“未來人工智能可能形成自己的意志”等等。[12]，直接指向了文明的末日問題，對人類未來的生存提出了深刻警告。這種狀況顯然與文明的初衷和本性背道而馳。在此背景下，人類文明若要延緩或解決這一問題，除了通過改善人性來提升文明自身的品質，別無他法。所以，新冠疫情作為人類文明的精神病理學研究對象，即使并非最后的警鐘，也應該是我們所聽到的最震撼人心的警鐘之一，以便喚醒一直“裝睡”的人類，讓我們意識到這場疫情所揭示的深刻問題。

2 生命內化

現代化進程給人類社會帶來了顯著的變化，這些變化既有顯見的益處，也有潛在的負面效應，就像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一樣，許多問題隨之涌現。每個觀察者都可以根據自己的觀點對這些問題進行分類和排序。然而，從生命現象學的角度來看，其中關鍵的問題可能是欲望的釋放。從基本的生理需求到復雜的符號消費，欲望在現代社會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事實上，欲望可以說是推動現代化進程的人性基礎之一?，F在的生命政治學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關于欲望的政治學，特別是通過組織或集體的宏觀欲望來壓制個體的微觀欲望。這種現象與資本的邏輯是相一致的。

現代性賦予我們諸多力量，包括精神力量、智力力量、產業力量和社會調整力量等，然而，對欲望的過度放縱和對生命本真需求的忽視，特別是對精神更高需求的漠視，卻使得人性在不斷的“自我解放運動”中變質走樣，迷失了方向。災疫中的人學狀況、生命意識與精神展現，都明確地顯示出人類尚未成為一個健全、合格的物種。特別是此次疫情，它不僅僅是一種個體疾病，更是一種人類疾病，病毒所針對的正是人類這個物種或“類”體。如果我們不能從物種層次和生命文明的尺度來對待這一問題，那么我們就像在“林中找路”，極有可能會背道而馳[13-14]。當人類文明觸及底線時，“第三邏輯”開始興起，那就是自然的邏輯，也就是自然的平衡原理。就生命現象而言，在病毒與生命面前，“肢體——生命——精神”的范圍似乎是逐級包含的，但發揮的作用卻又是能獨自體現更大的主動性和普遍意義。我們可以依據圖1中的三角關系來進行一次簡便的形上學分析。通過這種分析，或許會看到在生命的政治里面有一個“頑固”的精神內核，而它可能改寫我們以往的“三觀”。

圖1 肢體、生命、精神三者關系圖Figure 1 Diagram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ody, life, and spirit

從圖1的三角關系可以清晰地看出，肢體與精神的健康平衡是保持生命特征的關鍵，而生命的活力則是以肢體和精神的和諧共存為基礎的。過去，我們多關注于肢體的疾病，對精神層面的關注則很少，以實體為基礎的欲望不斷擴張，導致精神空間被擠壓，人的精神自主性逐漸消失，從而只能被欲望所驅使，失去了自我決定的能力。如果繼續這樣下去，我們將在“環境的懸崖、文明的斷崖”前無法回頭，最終走向毀滅。然而，悲哀的是，目前還沒出現任何一股力量能夠解決這個問題，即使此前出現過許多杰出的領袖人物，也沒能改變人類文明的這一走向。如果我們從太空用“文明”的望遠鏡和過濾鏡觀察地球，則可能會看到地球表面的生態崩壞出現不可遏制之趨勢，更何況自從人類現代化進程加速，地球環境惡化的程度和速度也是人們有目共睹的。如，冷兵器時代的戰爭傷亡雖也血腥殘酷，但死亡人數畢竟有限，可自從有了熱兵器，僅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就造成了數以千萬計的死亡，如今又有上萬枚具有極大致毀性的核武器，一旦引爆和釋放，則足以多次摧毀地表生態。如此，人類的自我毀滅還是天方夜譚嗎? 特別是透過一直籠罩在俄烏沖突①俄烏沖突中我國始終堅持勸和促談，為盡快止戰?；?、恢復和平作出努力，受到國際社會廣泛關注和積極評價。中的核恐嚇現象，不難體會到所謂“文明的絕境”絕非危言聳聽。如果仔細回顧地球過去200年的變遷史，我們可以深刻感受到“霍金之憂”并非空穴來風，現今的所有學者都有義務和責任關注這個問題。而關注文明就需要回到關注生命、關注精神的角度去關注每個人類個體的精神狀況，一方面提升每一個體的生活質量，另一方面提升個體的精神境界與運行層次，從而使普遍化的精神“落地生根”成為共識和自我約束的準則。個體精神共同組成人類精神，個體精神的公共部分形成人類的公共精神，所以個體精神、人類精神和公共精神是密不可分的，這是一個嵌套結構。推而廣之，中國和世界及各國的關系也是如此，認識不到這一點就不可能在思想上認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這促使我們對精神問題進行全面研究，以重建其內部關系。根據黑格爾的理論，精神在總體性展開中大體遵循著“主觀精神——客觀精神——絕對精神”的循環順序[15]。這也可以看作是精神的構成方式（圖2）。

圖2 精神的總體性展開關系圖Figure 2 Relationship diagram of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spirit

在黑格爾的哲學體系中[9，15-16]，主觀精神為一種“虛體動在”，與物質的“實體動在”形成對照。就表現層面而言，相比于物質，精神中的“動”更具有本體論的特征，它必須始終處于運動狀態。今天順此思路深化研究可以發現，精神的存在和運行遵循著一系列基本原理，包括自在原理、外動原理、協進原理、感通原理和意義提升原理等。自在原理表明，當精神出現時，它便成為一種自為的存在[9]。這一原理構成了后續關于精神能動性的討論的基礎。外動原理則是指精神活動的基本方式是外向運動，也就是黑格爾所謂的“外化”或“異化”[15]。這一原理為后續關于異化的各種討論，特別是異化的倫理學與價值論的討論提供了基石。協進原理指的是精神與外在的事物和環境協同進化、相互滲透，后續關于人與自然協同進化的討論，實際上是這種關系的表象[15]。感通原理表明，精神能夠感受外在的物質世界并與之建立密切聯系，因為精神本身是在物質的神經網絡的基礎上產生的[16]。這一原理為后續各種知識論、認識論、實踐學及“人天關系”問題的討論提供了基礎。意義提升原理則是指精神是一種意向性目的性的存在，追求意義和價值是它的存在形式和使命[16]。這一原理也是后續各種境界論、超越論得以展開的基石。而按照黑格爾的觀念，絕對精神是真正且全部的精神的目的和靈魂。在絕對精神的構成中，黑格爾提出了三個板塊：藝術、宗教和哲學（圖3）。如果這個構造結構具有普遍性，我們就會發現，在中國文化中確實存在明顯的精神弱項，因為至少在我們這里，這三個板塊并沒有在相互關系中完整展開，甚至在某些方面想要有一個較為完整的體現也異常困難。

圖3 藝術、宗教和哲學的相互關系圖Figure 3 Relationship between art,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以上的討論可以歸類為生命的內在化過程，也就是為生命注入一種絕對精神作為主宰和支撐，從而維系主觀精神和客觀精神的平衡。生命不斷地面臨著外在客觀精神的壓力，如果沒有絕對精神的維系，很容易導致主觀精神的內在崩潰。當前，中國乃至全世界都正面臨著一場世俗化浪潮引發的絕對精神流失的危機，因而必須考慮如何應對這一處境。本文所討論的只是在大疫面前，哲學應如何針對個體做出抉擇的問題，尚未論及傳統哲學思維的治國策略等。哲學一般包括理論哲學和實踐哲學兩個部分，后文之第5節中我們將具體探討這兩者在現代社會中的重新定位和分工。

3 守住長量

實際上，無論新冠疫情如何兇猛，只要人類能夠挺過這一關而沒被滅絕，它就終將會過去。然而，后疫情時代的治理和療愈道路卻是漫長而艱難的。人們通常將由疫情引發的后續精神問題稱為“次生災難”，“次生災難”往往具有漫長的時間跨度和深遠的影響范圍，因此可以利用前述長（慢）參量原理來應對，更何況預防并及早采取行動以降低或減輕次生災難也是應用慢參量原理的體現。

人類文明是一個復雜巨系統，我們所從事的知識文化工作，亦屬于文明復雜系統的慢變量工作，而且事關文明的本性，因而也是文明的衛道士。在文化這個大系統里，精神元素亦是慢變量。這是因為，只要系統的持續時間足夠長久，精神作為一種“恒常的”量就會逐漸體現出其根本性的作用，比如，決定中國特色的關鍵因素是其源遠流長的文化或文明，而不僅僅取決于個別人、個別朝代的興衰。歷史歸根結底是由“全體人”“共同精神”塑造的。而當代中國知識人的社會人格大多尚未健全，缺乏足夠的啟蒙理性與文化的支撐，這在互聯網時代體現的愈發明顯，許多人成為“粉絲”和“流量”的從屬品。這一點不僅讓我們想起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和維特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在面對類似問題時所提出的“治療哲學”策略來。

疫情過后，當生理醫生的工作暫時告一段落，“次生災難”的療愈需要文化的醫生和精神的醫生陸續登場。而在隨后登場的醫生中，心理學家顯然是不可或缺的，但還有一群人，常常被大眾忽視，那就是哲學家（盡管有時他們被誤認為是道德學家或宗教學家）。歷史上的哲學家們，如蘇格拉底、老子、孔子等，在當時的社會中都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和地位，他們的思想和建議也沒有得到廣泛的認可和回應。相反，他們常常被邊緣化，有的甚至遭到排斥和貶低。所幸的是由于“慢參量”的作用，這些哲學家留下的思想和文化遺產卻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們的思想深刻地影響了人類社會的發展和精神進步，成為人類文明最重要最核心的組成部分。雖然現實中的很多人受到“快參量”的影響熱衷于根據自己的利益和喜好做出判斷，但真正的哲學家則能“守?！倍鶕奥齾⒘俊眮砼袛嗍挛?，因而自然會在“次生災難”的療愈中發揮特有的作用。

4 多路并療

關于后疫情時代的文化和精神介入大體可以按照圈層理論和從發展問題到次生災難的順序，來制定以下幾種實踐或“療愈”路徑：

首先，進行深思熟慮的“大治療”。這涉及到對整個文明本身進行深入反思，拓展和推動現有的生態哲學和生態倫理研究，與治術交叉。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在其《哲學論稿》中提出的“第二開端”思想，為我們解決災疫問題提供了有價值的視角[17]。這個視角不僅關注宏觀的生態問題，也深入探討微觀的生態問題。比如，我們需要更深入地討論人體生態和食品安全之間的關系。以前我們只關注“舌尖上的中國”，卻忽略了“舌尖上的倫理”和“吃的道德”。特別是當前的文明面臨著生態斷崖、核武威脅、基因編輯、AI超越和替代等多方面的危機，我們正日益臨近根本轉折或坍塌的“奇點”。如果我們不果斷采取行動，就將難以自救。[18]

其次，關注“中治療”。這涉及到對災疫面前人們的精神狀態給予整體關注和普泛性研究，屬于災疫與精神或心靈的“一般性”或社會系統性的探索，大體相當于社會學層面的工作。學術界的大多數普泛性探索都集中在這里。

最后，重視“小治療”。這涉及到針對具體的人和事情進行特向性的實踐治療活動。比如，可以建立哲學診所、心理咨詢室等機構進行咨詢和安撫，積極防范，從而遏止次生災難的蔓延。目前在歐美發達國家已經形成了運作系統并逐步完善，在國內還處于剛剛起步的狀態，但也正在顯示出旺盛的生命力。

“小治療”具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即格外關注大背景下個人的命運。因為只有個人才是真實而具體的。這里有一個最基本的立場問題：如果不站在啟蒙之后的立場上理解人，則其對現代人的理解就遠遠不到位。無論啟蒙有多少悖謬和困難，但它是一道“門檻”，如果不能跨越這一“門檻”，就無法建立“現代人”的概念。啟蒙最大的特點就是尊重個人，因為每個人都是具體實在的，有他自身生命的感受和對生命的理解，其人格必須得到充分尊重。比如，人的死亡也是要講尊嚴的，讓逝者在離世時感受到世界給他的最后一絲溫暖是生命倫理的底線。由于只有個體才會直接面對尊嚴，把整體的尊嚴上升到高不可攀的程度，因此對個體的真實狀況視而不見或使用雙重尺度是絕對不應該的，這也是時下需要反思和審視的根本問題。在這個背景下，現代哲學應該也能夠發揮重要的作用。

過去，廣泛的哲學教育主要發揮了培養“三觀”的思想政治教育作用，這種治療方式主要是從宏觀和整體的角度來面對普羅大眾，不太重視個體存在的具體性和真實性。如今，哲學治療更注重與個體的單獨對話，這種交流是平等而深入的。與生理學、心理學以“治療”為重點不同，哲學更注重心性的修養和涵養，其形式和方法相對較為“柔軟”，因此雖然大多無法立竿見影，而其普遍性和廣譜性卻使之在災后重建和消除次生災難過程中能夠發揮更廣泛的作用。特別是真正的哲學治療雖然離不開心理治療，卻與后者完全不同，因為它不以病者為病，而采取蘇格拉底平等對話的方式，重在解決對象的觀念和倫理問題[19]。它在思維層次上遵循現象學的理路，因此能夠在近年持續推進堅挺不衰。

5 重回實踐

欲使哲學在后疫情時代的精神療愈中發揮應有作用，必須重視哲學實踐。目前國際上的哲學學科和教學在整體上包括理論與實踐兩個方面，而我國則把關于哲學的理論學習與教學體系設置為一個一級學科即“哲學”，下有八個二級學科。學界普遍認為這一設置從建制上嚴重地束縛了哲學學科的發展和實踐功能的發揮，也直接導致近年來關于學科設置的很多熱烈爭論，比如同濟大學孫周興教授就曾明確提出將哲學分為哲學、宗教學、邏輯與科學哲學三個一級學科[20]。雖然筆者不太贊同這種劃分，因為他忽視了哲學的實踐維度和特性，但這個問題討論卻很有價值。2018年底復旦大學設立了全國第一個科學哲學與邏輯系（簡稱“科羅系”），成為學科發展的一個重要事件[21]。而筆者認為，將哲學分為理論哲學、實踐哲學、哲學史三個一級學科可能更具學理依據，因為關于理論和實踐的分割早有先例，比如經濟學就是這樣劃分的；而且，也確實存在許多無法在理論哲學的框架內討論和解決的應用哲學問題，特別是作為實踐哲學核心的哲學實踐，本身就有超越理論的內涵。關于哲學史的設置也有先例，比如科學史就是一個單獨的一級學科；特別是歷史學中盡管也有歷史哲學部分，但它并不關心哲學史。至于其他劃分，因多不是按照哲學的存在特性來進行的，因而難以在學理上說得通。當然，這樣的分類方式也只是多樣性討論中的一種觀點，至于其是否被采納，則遠非一個純學理問題。

其次，關于哲學的實踐或實踐的哲學，也有三個關鍵部分[22]：一是亞里士多德式的交往實踐，即面對他者，參與社會互動和交流的社會實踐；二是物質實踐或自然實踐，這涉及到我們人類與大自然的互動和交往；三是自我實踐，即把自身作為對象，在客觀世界中改造和提升自身的主觀世界，實現自我改變（圖4）。

圖4 自我實踐、社會實踐和自然實踐關系圖Figure 4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 practice, social practice, and natural practice

對于“自我”實踐，過去的反思是很不夠的，流行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只不過是這一過程的一個狹窄側面。而根據現代成功教育的原理，表揚和自我表揚比批評和自我批評更能促進個人的進步，因為更符合心理學原理，也是我們今天更需要理解和接受的角度。自我實踐的核心在于人有一種與生俱來的使命，也就是人必須不斷尋求自我實現和提升。人與動物不同，比如馬生下來就是馬，狼生下來就是狼，它們的本性和命運已經注定。但人可以并且需要通過后天的努力去尋求自己內在的規定性，也就是去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自己。因此，“成人”不僅是人的天命，也是他的具體生存和遭遇?！俺扇恕本哂心康男?、系統性、個性化和實踐性四個基本特質[23]。這個“成-人”作為筆者20余年考察各種事物的普遍化之主體性基點，也可以稱之為“成學”或“成論”，它是基于對實踐特別是精神實踐的深入挖掘而推出。當今的大多哲學工作者更重視討論理論哲學，喜歡坐而論道，忽視自我實踐。因此，我們必須回歸到“愛智慧”的本質上去，理解并實踐它的真正意義，這樣才能真正從哲學受益，進而去引導我們的生活和實踐。

最后，我們發現，沿著“文明——文化——個體”的路線進行考察，雖然這是一個“下降”的過程，但卻是一條通向真實的路徑，它能夠帶起許多被抑制和遺忘的哲學資源并回歸到愛智本真。哲學是有情感的，古希臘人并沒有把愛智僅僅當作談資，而是將其視為一種行動和生活。這說明哲學從一開始就是實踐的，就像希臘哲學的治術一樣，也可以看作是對后續馬克思關于哲學“改造世界”理念的一種預表[24]。

6 結語

中國有句古語叫“既來之則安之”。我們雖然并不喜歡疫情，但其既然已經發生，就需要正視并努力消化它帶來的影響。我們應該特別重視這場疫情為人類提供的考察機會，由此洞察人性，思考如何將其轉化為人類自我提升和文明轉型的契機。哲學處于人類思想的巔峰，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而實踐哲學的作用日漸顯現更彰顯一種古老智慧的返本開新。我們需要正視每一個真實的個體，并按照某種對應性原理建構起人文或文化，充實人們的內心。只有這樣，后疫情時代的哲學才能夠真正發揮實際作用。如果這場疫情能夠讓人類在精神和品格上有所提升，則至少部分地預示著我們的文明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獲得救贖。對此，馬克思在其博士論文《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自然哲學的差別》中曾預言“世界的哲學化同時也就是哲學的世界化”，因為說到底哲學就是愛，未來的世界必將是哲學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