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背景下全球要素資源重組趨向及中國策略

□楊志浩

一、引言和文獻綜述

要素資源是維持社會生產的“燃料庫”，打造全球要素資源集聚之高地，是培育中國相對競爭優勢的重要途徑。近年來，數字經濟發展迅猛，已經成為驅動全球經濟發展的擎旗者。2022 年數字經濟占全球GDP 的比重接近58%，相較于2016 年提高了11 個百分點。與此同時，中國數字經濟規模占GDP 比重也高達41.5%①。在此背景下，國務院《“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明確指出：“數字經濟發展速度之快、輻射范圍之廣、影響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推動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深刻變革，成為重組全球要素資源、重塑全球經濟結構、改變全球競爭格局的關鍵力量”。由此引發我們思考：數字經濟為何會影響全球要素資源重組？數字經濟背景下的全球要素資源重組趨向如何？數字經濟時代的全球要素資源重組對中國經濟產生了何種挑戰？該如何應對？解析這些問題對提升中國的全球要素資源配置能力，進而實現中國經濟“保供應”和“穩發展”意義重大。

本文使用法國國際展望與信息研究中心提供的全球雙邊貿易數據、世界銀行提供的各國經濟數據、聯合國提供的國際移民數據，以及格羅寧根大學提供的佩恩表（Penn World Table）等權威數據集，借助社會網絡分析法、線性擬合法和比較分析法等，采用邏輯推理和經驗分析相結合的方式系統解析數字經濟背景下全球要素資源重組趨向?？v觀現有文獻，已有研究關注了數字經濟與要素資源配置問題。部分研究從區域維度考察發現，數字經濟改善了中國區域間的要素資源配置效率。Yang 等（2023）[1]在構造數字技術政策指標體系基礎上研究認為，數字經濟促進了資源配置、產業結構和知識的協同與互動。丁松和李若瑾（2022）[2]使用城市數據研究表明，數字經濟改善了物質資本的配置效率和人力資本的配置效率；劉誠和夏杰長（2023）[3]同樣基于城市數據研究發現，數字平臺有助于緩解城市資源錯配，提升資源配置效率。李慧泉等（2023）[4]使用省份數據研究發現，某一地區的數字經濟發展，改善了本地區的資本和勞動資源錯配，卻加劇了鄰近地區的資源錯配。周祎慶等（2022）[5]基于勞動資源配置視角研究表明，數字經濟總體上有助于改善資源配置，但不同區域的影響迥異。另有文獻從企業微觀視角研究表明，數字經濟提升企業的資源配置效率。[6-7]而且對企業資源配置的影響同樣存在區域異質性，成本降低和技術升級是數字經濟影響企業資源配置的重要機制[8]。進一步區分要素資源類型研究發現，數字經濟對企業的創新資源配置效率[9]、勞動資源配置效率等[10-11]以及企業跨地區資本流動[12]皆有改善。

相較于現有文獻，本文可能的邊際貢獻如下：第一，現有文獻大多關注中國不同區域間的資源要素配置，或企業間的資源要素配置問題，卻鮮少從宏觀維度分析現階段全球要素資源重組的新動態。本文在理論分析基礎上，深度探討了數字經濟背景下的全球要素資源跨境流動趨向，并據此提出中國面臨的挑戰及其應對策略；第二，現有文獻在研究資源要素配置問題時，更多關注勞動和資本要素，對技術要素的探討略顯不足，本文綜合分析了數字經濟背景下，勞動、資本和技術三大關鍵要素資源的重組趨向；第三，現有文獻大多利用因果推斷方法，計量檢驗數字經濟的要素配置效應，相比之下，本文將社會網絡領域的分析方法引入全球要素資源重組問題的研究領域，有助于從全局上把握要素資源重組趨向。

本文的后續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探析數字經濟驅動要素資源重組的理論邏輯；第三部分從資本和技術雙重視角，解析數字經濟背景下的全球要素資源重組趨向；第四部分分析數字經濟背景下全球要素資源重組對中國的挑戰；第五部分提出中國的應對策略。

二、數字經濟驅動要素資源重組的理論邏輯

供給和需求的非均衡狀態是要素資源跨境流動的邏輯起點。在供需非均衡狀態下，區域間的市場價格呈現非均等化。要素資源在價格信號的引導下傾向于從低回報率地區流向高回報率地區。然而，關稅、制度和運費等多重流動壁壘削弱了價格信號的引導效應，要素資源跨境流動面臨阻礙。數字經濟具備高技術、高滲透、高融合、高增長和高安全屬性[13]，通過重塑全球產業格局、削弱要素跨境流動壁壘等渠道，加劇全球要素資源重組。

（一）數字經濟、產業格局重塑與要素資源重組

要素資源的跨境流動是市場供需關系驅動下自然形成的經濟現象，數字經濟背景下全球產業格局的動態調整改變了要素市場供需關系，進而引起要素資源跨境流動。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形態，數字經濟正在改變全球產業格局。從產業發展水平來看，數字經濟在世界主要國家國內生產總值的占比中，已經居于主體地位。從產業發展增速來看，近年來美國、德國、韓國、日本和英國等國家的數字經濟均實現正增長，中國數字經濟增速位居世界前列。

數字經濟對全球產業格局的影響，源自數據要素、數字技術和數字平臺等數字相關的要件，對產業邊界、效率和相對競爭優勢具有顛覆性作用。首先，數據要素拓展產業的物理邊界，重塑全球產業格局。要素投入組合是創造新產品、形成新產業的微觀基礎。數據要素是區別于傳統生產要素的新型生產要素，一方面，數據要素融入生產要素集合后，結合原有生產要素創造出更多種類的新產品，極大提高產品異質性。另一方面，數據要素“邊際成本幾乎為零”的特性形成明顯的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降低產出的邊際成本。數據要素規模越龐大，可拓展的應用場景越豐富，數據價值越高。在利潤最大化的驅動下，廠商致力于投入更大規模的數據要素，生產更多數量的產品，最終實現社會總產品的倍增。無論是數字產品種類的增加還是數字產品數量的倍增，均催生并壯大了數字經濟相關的新興產業，拓展了數字經濟產業的物理邊界。[14]在全球產業鏈傳導機制的作用下，不斷壯大的數字經濟產業通過上下游投入產出關系改變其他產業的生產格局，影響其他產業對各類生產要素的需求水平，最終造成全球要素資源重組。

其次，數字技術優化傳統生產技術，重塑全球產業格局。內生經濟增長理論強調技術進步在維持經濟持續增長中的決定性作用。數字技術是典型的通用技術[15]，其所具備的高滲透性推動經濟實現跳躍式技術進步，改變原有的產業格局。具體來講，數字技術更容易在產業鏈條上蔓延滲透，并在融入產業鏈各環節的過程中，發揮顯著的技術賦能作用。例如，不斷成熟的互聯網技術融入傳統產業，衍生出“互聯網+”等新型經濟形態，優化傳統產業的生產效率。在同等規模的勞動、資本、數據等要素投入下，數字技術使得傳統生產工序的產出規模成倍增加。由此可見，在數字經濟時代，掌握數字技術即是掌控全球經濟的主導權。具備先進數字技術的經濟體將更加快速、更高質量地完成傳統經濟轉型，經濟轉型引致的發展紅利加劇國別間的產業發展不平衡問題，進而推動全球要素資源重組。

最后，數字平臺改變相對競爭優勢，重塑全球產業格局。在全球產業競爭體系中，各國發展具有相對競爭優勢的領先產業，進而吸引全球要素資源。數字平臺的誕生正改變全球競爭格局，例如，傳統的企業異質性理論強調，跨越一定生產率門檻的企業從事對外貿易。以中小微企業為主體的民營企業理論上難以跨越出口的生產率門檻，不具備出口競爭優勢。然而，民營企業卻貢獻了中國近半數的外貿總值，引發出口貿易的“生產率悖論”。數字平臺對國際競爭優勢的顛覆性影響，是引致出口貿易“生產率悖論”的重要原因。由于中小微企業的商品產量相對較低，如果獨立從事對外貿易，則單位出口產品分攤的出口固定成本非常高昂。在這種背景下，數字平臺集聚數量眾多的中小微企業商品，通過集結出口使得單位出口固定成本大幅下降，促進出口貿易發展。由此可見，數字平臺改變了全球產業競爭中的相對競爭優勢，極大影響全球產業格局，進而引發全球要素資源重組浪潮。

（二）數字經濟、要素流動壁壘與要素資源重組

數字經濟改變全球產業格局，影響全球市場的要素供需狀態，因此可以視作全球要素資源重組的邏輯起點。然而，要素實現跨境流動還面臨“過程障礙”，主要包括抑制要素流動的信號失靈、制度壁壘和載體局限等。數字經濟通過削弱要素流動壁壘，加劇了全球要素資源重組。首先，數字經濟破解信號失靈困境，削弱要素流動壁壘。區域間要素供需失衡的直接結果是，不同區域的要素價格出現差距。價格信號如同“磁場”，產生要素跨境流動引力。然而，由于地理距離的局限，不同區域間的價格信號存在傳導障礙，形成信息不對稱。數字技術和數字平臺構建起跨域信息交流網絡，打通“信息孤島”和“信息盲區”，促進價格信息傳導。[16]例如，第五代移動通訊技術極大提升信息傳輸速度和效率，保障價格信號的時效性、準確性和安全性。再如，工業互聯網匯集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等全鏈條的供需信息，為要素實現跨域配置賦能、賦值和賦智。由此可見，對信號失靈困境的破解有助于推動全球要素資源重組。

其次，數字經濟削弱政策壁壘阻礙，削弱要素流動壁壘。政策壁壘是阻礙要素流動的重要因素。對于勞動要素而言，國籍政策是主要的政策壁壘。經濟不平等使得工資率存在明顯的國別差異，然而，受到國籍政策約束，勞動要素通常難以跨境自由流動。對于資本要素而言，關稅、配額、許可證和其他各類綠色政策壁壘，限制實物形態資本的跨境貿易。對于技術要素而言，各國普遍推行的出口技術管制政策限制了技術要素的跨境流動。在數字經濟時代，數字技術將生產要素數字化和數據化，對突破政策壁壘意義重大。例如，盡管勞動要素難以跨境流動，但數字技術將內嵌于勞動者的智力和經驗轉化為數字信號，通過數字信息傳輸網絡實現遠程供給和遠程服務，規避政策壁壘引致的空間限制。再如，數據要素能夠規避關稅、邊境對貿易實物的流動約束，通過信息傳輸網絡實現更高程度的跨境流動。又如，數字技術的高滲透性、強傳播性和非競爭性使得技術限制變得極為困難，技術泄露和技術溢出加劇數字技術的跨境流動。因此，數字經濟通過突破政策壁壘，加劇全球要素資源重組。

最后，數字經濟緩解要素運輸載體局限，削弱要素流動壁壘。在傳統經濟中，實物形態的資本和內嵌前沿技術的中間品等生產要素的跨境流動依賴于班輪、卡車和航機等海陸空運輸載體，運量和運速存在特定的物理邊界，并伴有相當規模的運輸費用。在數字經濟時代，一方面，數據要素以其強替代性特征成為諸多生產要素的有效替代品。例如，通過數字信息傳輸網絡能夠實現技術的跨境傳送，在此基礎上，借助增材制造等技術便可實現高端機械設備等實物形態的資本以及內嵌前沿技術的中間品等生產要素的遠程快速“打印”，緩解甚至規避物理運輸載體的局限性。另一方面，數據要素的跨境傳輸主要借助通信衛星和通信光纜等，對傳統運輸載體的依賴程度較低，在運量和運速等方面具有天然優勢?？傊?，數字經濟通過緩解要素運輸載體的局限性，加劇全球要素資源重組。

綜上所述，數字經濟一方面通過拓展產業的物理邊界、革新傳統生產技術、改變相對競爭優勢等，重塑產業格局，進而影響全球要素資源配置；另一方面通過破解信號失靈困境、削弱政策壁壘、緩解要素運輸載體局限等，破除要素流動壁壘，進而影響全球要素資源配置。

三、數字經濟背景下的全球要素資源重組趨向

為了明確數字經濟背景下的全球要素資源重組趨向，本節著重從資本要素和技術要素切入，探討全球要素資源重組的基本走勢。

（一）全球資本要素的重組趨向

1.數字經濟與資本要素流動的相關性分析

資本的逐利性特征決定了資本要素傾向于流入利率相對較高的國家或地區。數字經濟的迅猛發展，提高各國在數字基礎設施投資、數字技術研發投入和數字產品生產投入等方面的資金需求，形成強烈的市場需求信號，影響國際資本流動趨向。不僅如此，數字經濟衍生出新的市場需求，形成新的市場盈利點，進而驅動國際資本大量流入數字經濟發展迅猛的經濟體。為了檢驗數字經濟與資本水平之間的相關關系，本文使用Shahbaz 等（2022）[17]基于熵值法測算的各國數字經濟指標，衡量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使用佩恩表提供的各國資本存量指標，衡量資本水平。進一步地，擬合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和資本水平，結果見圖1。結果表明，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和資本水平的擬合線斜率為正，結果表明二者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因此，數字經濟正成為驅動全球資本要素流動的重要動力。

圖1 數字經濟與資本水平的相關關系

2.全球資本要素流動趨向

資本要素主要包含實物資本和貨幣資本兩種形態，實物資本主要指代用于最終生產的中間產品，跨境貿易是中間產品主要的流動方式。[18－19]貨幣資本主要指代金融資產，通過外商直接投資等方式實現跨境流動。

首先，在以中間品為載體的資本要素流動網絡中，中國居于核心樞紐地位，美國僅次于中國。為了進一步探究數字經濟時代資本要素的重組趨向，本部分使用全球中間品貿易網絡刻畫全球資本要素貿易網絡。進一步地，借鑒楊志浩和洪俊杰（2023）[20]、楊志浩（2023）[21]使用基于PageRank 算法測度的各國中間品貿易網絡中心度，衡量各國對全球資本要素的捕獲能力。近年來，發展中經濟體的數字經濟發展相較于發達經濟體更為迅速。2021 年發展中經濟體數字經濟同比增長22.3%，然而發達經濟體數字經濟平均增速僅為13.2%。發展中經濟體高速增長的數字經濟吸引了大量的國際資本要素。圖2 對比分析了1996 年與2022 年全球主要經濟體在中間品進口網絡中的地位演變。結果發現，與1996 年相比，2022 年中國、印度、巴西和俄羅斯等新興經濟體在中間品進口網絡中的地位有所上升，其中中國的貿易網絡地位攀升幅度最大；美國、德國、英國、法國和加拿大等發達經濟體的地位有所下降，其中美國的貿易網絡地位降幅最為明顯。因此，隨著近年來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以中間品為代表的全球資本要素傾向于流向中國和印度等新興經濟體，對美國和德國等傳統工業強國的相對流入量有所下降。

圖2 1996 年和2022 年主要國家在中間品貿易網絡中的地位演變

為了更加清晰地觀察雙邊及多邊資本要素流動狀況，圖3 進一步展示了1996 年和2022 年主要數字經濟國家在全球中間品貿易網絡中的地位演變。顯然，1996 年全球中間品貿易網絡呈現美國“一家獨大”的格局，德國和英國在全球中間品貿易網絡中位列第二名和第三名，二者貿易網絡中心度分別為美國的60.4%和56.6%。中間品要素主要從日本、加拿大和墨西哥等國大量流入美國。彼時的中國居于貿易網絡的邊緣地帶，主要從日本和韓國獲取進口中間品。然而，2022 年全球中間品貿易網絡逐步演變為“雙星相伴”新格局。在“雙星相伴”的新格局下，中國居于貿易網絡的核心樞紐地位，美國僅次于中國。德國的樞紐地位排名有所下滑，位居全球第三位。來自加拿大、墨西哥、中國和日本的中間品源源不斷地供應給美國，中國的進口中間品主要依賴于美國、韓國、日本等，而德國主要從中國、法國和荷蘭等國家獲取進口中間品。

圖3 1996 年（左）和2022 年（右）全球資本要素（中間品）貿易網絡圖

綜上所述，在數字經濟時代中國吸引了大量以中間品為表現形式的資本要素，居于全球中間品貿易網絡的核心樞紐地位。

其次，在以外商投資為載體的資本要素流動網絡中，中國是資本要素的重要流入國，并面臨印度和印度尼西亞等毗鄰市場的激烈競爭。外商直接投資是金融資產跨境流動的重要方式，2000 年以來，發展中經濟體外商資本流入量整體保持穩定增長態勢，然而，發達經濟體外商資本流入量波動幅度較大。2022 年，發展中經濟體外商資本流入量增長速度大幅超越發達經濟體。因此，從總體趨勢來看，全球外商資本對發展中經濟體的流入傾向，逐漸超越對發達經濟體的流入傾向。數字經濟規模的持續擴張增加了對資本要素的需求水平，進而會促進資本要素跨境流動。由于近年來發展中經濟體的數字經濟增長速度遠超發達經濟體，因此發展中經濟體正成為吸引全球資本要素的熱土。

進一步地，分國別探究全球外商資本重組趨向。中國是全球數字經濟增勢最為強勁的國家之一，因而吸引了大量外商資本。新冠疫情暴發以來，全球外商投資整體下滑，但中國的外商資本流入規模卻逆勢增長近7.8%，是全球最大的外資流入國。從一個更長的發展周期來看（見圖4），相較于2000—2007 年，2008 年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的年均外資凈流入量增速有小幅降低。在增速上升梯隊中，德國、愛爾蘭、法國和韓國等老牌經濟強國保持著強勢的引資增速；與此同時，毗鄰中國市場的印度尼西亞成為引資隊列的新起之秀。在增速下降梯隊中，澳大利亞、印度、俄羅斯和新加坡等國的引資勢頭略有衰弱。需要關注的是，盡管印度在金融危機后的引資勢頭有所降低，但年均引資增速仍略高于中國。作為毗鄰中國市場的新興經濟體，在吸引外資上，印度正成為中國重要的競爭對手。

圖4 2000—2022 年各國外商直接投資凈流入量增速變化

綜上所述，在數字經濟時代中國充當著全球外商資本的聚集池，但同時，毗鄰中國市場的印度尼西亞和印度等國，對中國引資形成明顯競爭。

（二）全球技術要素的重組趨向

1.數字經濟與技術要素流動的相關性分析

技術要素跨境流入是提升一國技術水平的重要渠道。為了檢驗數字經濟水平與技術水平之間的相關關系，本文使用各國生產率水平衡量技術水平。進一步地，擬合數字經濟水平和技術水平，結果見圖5。由圖5可知，數字經濟水平與技術水平的擬合線斜率為正，這意味著二者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二者存在正相關關系的潛在的作用機理為：隨著數字經濟規模的持續擴大，經濟體內部對數字技術的需求水平進一步提高。在需求信號的引導下，國際技術要素實現跨境流動，最終提升技術要素流入國的技術水平。制度信號是促進技術要素跨境流動的另一動因，近年來主要經濟體頒布了一系列發展規劃和實施計劃，吸引全球技術要素。例如，作為全球第二大數字經濟體，中國高度重視國際前沿技術要素資源的賦能作用。國務院《“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明確提出，“有效拓展數字經濟國際合作，加強國際創新資源‘引進來’”。再如，德國積極推行“藍卡計劃”，通過給予永久居留許可等舉措吸引高等專業人才和高精尖技術人員。因此，在數字經濟時代，市場需求和制度規劃雙輪驅動，共同推動全球技術要素資源重組。

圖5 數字經濟與技術水平的相關關系

2.全球技術要素流動趨向

技術要素包括以商品形式進入生產領域的技術和以復雜勞動形式進入生產領域的技術，前者廣泛內嵌于物質資料，后者主要凝結于人類大腦。據此，商品貿易和國際移民成為技術要素跨境流動的主要方式。

首先，在以商品貿易為載體的技術要素流動網絡中，呈現以美國為核心的美、中、德“三足鼎立”的發展格局。商品貿易是跨境技術轉移的主要方式之一。本部分借鑒洪俊杰等（2021）[22]將商品劃分為高技術、中技術和低技術三類，進一步地，通過觀察不同技術類型商品的貿易流向，考察技術要素依托商品貿易實現全球重組的基本走勢。圖6 刻畫了2022 年主要經濟體在不同技術類型商品的貿易網絡中的網絡地位演變。圖示結果表明，在高技術要素方面，美國居于網絡樞紐地位，流向美國的高技術要素規模和來源國數量居于全球首位；中國的網絡地位僅次于美國，德國位列世界第三。從雙邊技術要素流向來看，加拿大、德國、中國、墨西哥等國是對美輸送高技術商品的主要國家。同樣地，墨西哥和加拿大也承接了大量源自美國的高技術商品。日本、韓國和澳大利亞是中國高技術商品的主要來源地，也是對華凈輸出高技術商品的主要國家。大部分國家對源自中國的高技術中間品依賴程度較低，中國主要充當高技術商品的流入國，但高技術商品的對外供給能力有所欠缺。在中技術要素方面，美國居于要素貿易網絡的核心樞紐地位，中國和德國僅次于美國。美墨、美加和美中貿易是美國獲取中技術要素的主要渠道，其中，墨西哥是美國最重要的中技術要素供給國。中國在中技術商品領域高度依賴日本和德國，同時充當著美國最大的低技術要素供給國。在低技術要素方面，美國是全球最大的低技術要素集聚地，在進口網絡中居于絕對的核心樞紐地位，中國和墨西哥對美國輸送大量低技術要素。德國位列第二，吸引大量來自中國和荷蘭的低技術中間品。位列第三的中國，在低技術要素方面的進口依賴程度整體較低，主要承擔低技術要素出口角色。

圖6 2022 年高技術、中技術和低技術商品貿易網絡圖

綜上所述，在以商品為載體的技術要素全球重組格局中，美國充當了最大的技術要素集結地。中國在高技術和中技術要素領域僅次于美國，大量源自美國、韓國、日本、德國和澳大利亞等國家的技術要素流入中國。

其次，在以國際移民為載體的技術要素流動網絡中，美國是最大的要素流入國，中國則充當要素輸出國。移民是跨境技術轉移的另一重要方式。近年來，全球移民數量維持上升態勢，絕對數量由1970 年的8.45 億人上升至2020 年的28.06 億人，占全球總人口的比例由1970 年的2.3%上升至2020 年的3.6%。2020 年，世界移民遷移方向主要從發展中國家指向發達國家（見表1）。美國是全球最大的移民輸入國，移民來源地主要包括墨西哥、中國、印度和菲律賓。印度是全球最大的移民輸出國，移民主要輸往阿聯酋、美國、沙特阿拉伯和英國。中國的移民輸出數量位居全球第四，美國是中國最主要的移民輸出目的國（見表1 和表2）。

表1 世界主要移民輸入國和輸出國

高質量移民是國際技術轉移的主力軍。為了吸引高質量移民，世界主要國家頒布了一系列優秀人才引進政策，釋放人才需求的政策信號。例如，美國拜登政府上臺后，支持擴大高技能簽證數量，甚至擬為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等相關領域的在美博士畢業生直接發放“綠卡”。再如，歐盟借鑒美國舉措，于2009 年5 月實施歐盟“藍卡”計劃，對技術移民提供在歐工作和居留許可證。在政策信號的引導下，大量國際人才跨境流動，加劇全球技術要素資源重組。2019 年澳大利亞、英國和加拿大等主要數字經濟體的高等教育機構中，國際學生比例分別高達28.38%、18.68%和16.22%；相反，印度、巴西和中國高等教育機構中的國際學生比例位居后三，分別為0.14%，0.25%和0.43%。

綜上所述，在以移民為載體的全球技術要素重組格局中，中國和印度等新興經濟體充當著技術要素輸出國的角色，美國和澳大利亞等發達經濟體充當著技術要素輸入國的角色。

四、數字經濟背景下全球要素資源重組對中國的挑戰

邏輯上，中國經濟發展的體系框架主要包含制度設計和生產實際。所謂制度設計是指立足全局視角的制度規范和戰略規劃。數字經濟時代的全球要素資源重組沖擊了原有的經貿制度規則，從制度設計上影響中國經濟發展。所謂生產實際是指在一定的制度規則約束下，生產部門的實際運行狀況和生產能力。數字經濟時代的全球要素資源重組影響中國傳統的要素稟賦優勢和“中國制造”的全球價值鏈地位，從生產環節影響中國經濟發展。本部分將基于上述邏輯，分析數字經濟下的全球要素資源重組對中國經濟的挑戰。

（一）沖擊現行的經貿制度規則

數字經濟背景下的全球要素資源重組改變了傳統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使得現行的部分經貿制度和規則無法滿足經濟運行需要，亟需探索并推出適合數字經濟發展的制度規則。國際上，美國、歐盟和新加坡等發達經濟體相繼推出了數字貿易規則的“美式模板”“歐式模板”和“新式模板”，甚至謀求通過“聯盟化”搶占國際數字貿易規則的話語權。[23-25]與此同時，國內在數據相關的法律制度建設方面尚未有效對接國際標準，制度型開放力度尚待提升[26]，在國際上強行推行數字貿易規則的“中式模板”極易招致既得利益集團的排斥和針對。

（二）削弱傳統的要素稟賦優勢

勞動成本優勢是中國傳統的要素稟賦優勢。在數字經濟的引力下，全球勞動要素，尤其是高質量勞動要素大量流入美國和德國等數字經濟強國。盡管中國在數字經濟規模上居于全球前列，但由于相對于發達經濟體的勞動成本優勢和國內移民政策約束等，中國始終充當著勞動要素輸出國角色。在此背景下，近年來中國的勞動成本優勢正在減弱。不僅如此，數字經濟時代的數字化和智能化生產對具備數字技能的勞動力需求大幅提升，但降低了對傳統技能和低技能勞動力的需求量，使得中國以傳統技能和低技能為主的勞動成本優勢進一步縮小，加快國內要素稟賦優勢升級迫在眉睫。

（三）誘致“中國制造”低端鎖定

在數字經濟時代的全球要素資源重組浪潮下，中國主要充當資本要素的“集聚池”，卻尚未充分打造起國際前沿技術集聚之高地。要素密集度決定著產品質量和價值鏈地位，現階段的要素資源流動特征使得國內在資本要素的供給方面相對充沛，但在技術要素的供給方面嚴重不足，前沿技術和先進工藝仍然存在“卡脖子”問題。進一步地，國內生產部門的比較優勢偏向于資本密集型產品，而非技術密集型產品，從長期來看不利于提高國內產品的增加值。這將縮小生產部門利潤空間，進而降低自主研發的投入強度，誘使“中國制造”陷入“低端鎖定”困局。[27]在數字經濟時代，掌控數字技術時間越早的經濟體，在國際競爭中越容易產生壟斷優勢，形成“贏者通吃”的局面。[28]因此，一旦數字產品領域的“中國制造”無法在先期形成國際領先優勢，那么隨著“滾雪球”效應的不斷擴大，“中國制造”的“低端鎖定”問題將會更加嚴重。

五、中國的應對策略

（一）加快完善數字制度規則體系

中國加快完善數字制度規則體系。一是提升中國在全球數字貿易規則領域的話語權。數字貿易規則“中式模板”的發展壯大應積極依托國際上相對成熟的多邊數字經濟合作協議，在多邊合作中貢獻中國智慧、推廣中國規則、釋放中國主張。[29]2021 年11 月中國正式申請加入《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EPA），拉開中國參與多邊數字經濟合作協議的帷幕。DEPA 的三大創始國新加坡、智利和新西蘭并非數字經濟大國，數字經濟規模僅占中國的3%左右。因此，借助DEPA 提供的國際平臺積極發出中國聲音，有助于更快提升中國在全球數字規則領域的話語權。二是加快推進中國國內數據基礎制度建設。中國市場龐大的數字應用場景和數字經濟規模為建設國內數據基礎制度提供現實基礎。政府應積極評估數字經濟關鍵領域的基礎制度，明確制度短板清單。例如，大數據時代數據要素的價值歸屬和利益分配規則仍未明確，政府應重視并推進數據確權制度。進一步地，基于數字基礎制度短板清單，組織法律理論和業界專家加快完善數據基礎制度。采用先行先試和漸進式制度試點方案，逐步推廣制度規范，并在獲取市場反饋基礎上，對制度規范進行優化升級。三是積極促進國內數字制度規則與國際數字規則的標準連通。規則差異是國際合作過程中產生經濟摩擦和爭端的重要原因，數字經濟的發展前景必然遵循全球化發展之趨勢[30]，這意味著，若要在未來數字經濟全球化中降低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之間的經濟摩擦和爭端，就必須在推動國內外統一制度標準方面加強協調合作。在實際操作中，中國可借助多邊數字經濟合作協議開展嘗試性的制度標準合作，由點及面，逐步形成全球范圍內具有影響力的數字經濟統一制度標準。

（二）加快國內要素稟賦優勢升級

中國加快國內要素稟賦優勢升級。一是積極培育數字技能人才，加快傳統要素稟賦優勢升級。短期來看，應加大對成熟勞動力的數字技能培訓，借鑒歐盟《工業5.0：邁向可持續、以人為本、富有韌性的歐洲工業》的勞動力發展理念，著手短期加快提升數字產業相關崗位從業人員的數字技能。長期來看，應加大基礎教育階段的數字知識普及力度，借鑒美國《先進制造業國家戰略》的勞動力發展理念，著眼長遠培育未來勞動力。二是應積極探索新型人才特區試點工作，打造國際人才集聚高地。未來，中國應積極探索新型人才特區試點，深化人才特區“放管服”政策，最大程度賦予人才特區試點單位在人才招考、培養、評審和待遇等方面的自主權；在人才特區試點相對寬松的移民政策，推動外籍居民與本國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和社會保障公平化建設。三是探索“以人為中心”的技術發展理念?！耙匀藶橹行摹钡募夹g發展理念強調把對工人的物質、精神、健康、隱私、自主和社會價值等各方面權利的保護意識融入技術研發和生產工序的各個環節，即技術研發和工序設計應適應人力水平。這一理念由歐洲《工業5.0》提出，從長期來看，推動傳統的“勞動者適應技術”向“技術適應勞動者”轉變，有助于實現要素稟賦升級。

（三）構建由自主創新和國內需求支撐的國家價值鏈體系

中國構建由自主創新和國內需求支撐的國家價值鏈體系。突破潛在的“中國制造”低端鎖定困局，關鍵在于強化科技自立自強，構建以國內市場需求為支撐的國家價值鏈體系[31]。一是增強自主創新能力。誠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關鍵核心技術是要不來、買不來、討不來的”，實現國家科技進步必須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政府繼續推進核心技術研發的揭榜掛帥方略，加大對科研院所和技術攻關企業的政策扶持力度和資金支持強度，加大對科技成果發明單位和個人的獎勵力度，深化科技領域的“放管服”改革。二是充分挖掘國內市場需求潛能，尤其是數字需求潛能。從需求側施力，重視數字消費的區域統籌發展，拓展農村地區的數字消費群體，在農村地區推廣數字消費理念、培育數字消費習慣；調整政府采購偏向，加強政府對數字產品的采購力度；推動產品消費稅改革，制定并完善鼓勵數字產品消費的政策法規；鼓勵數字產品出口，拓展海外數字需求市場。從供給側施力，充分發揮“供給創造需求”效應，拓展數字產業邊界，積極打造數字消費新場景和新業態；增大政府對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力度，為消費者的數字消費和便捷支付打造循環暢通的公共環境；加快培育統一的數據要素大市場，暢通要素流通渠道，推進數據要素市場化進程。

①數據來源于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布的《全球數字經濟白皮書（2023 年）》和《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研究報告（2023 年）》。